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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腾堡计划中的托尔斯泰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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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托尔斯泰
作者：罗曼·罗兰
译者：伯纳德·米奥尔
发布日期：2015年7月13日 [电子书编号#49435]
最近更新时间：2024年10月24日
语言：英语
更多信息及格式：www.gutenberg.org/ebooks/49435
制作人员：克莱尔·格雷厄姆与马克·德霍格
*** 古腾堡计划托尔斯泰电子书开始 ***

罗曼·罗兰
《让·克里斯托弗》的作者

译者：
伯纳德·米亚尔、T.费舍尔·昂温

出版地：伦敦，阿德尔菲露台；莱比锡，因塞尔大街20号
出版年份：1911年

目录
前言

对于我这一代人而言，那不久前才熄灭的光芒，曾是照亮他们青春的最纯净的光。在19世纪末那昏暗的暮色中，它如一颗慰藉之星，其光芒吸引并安抚着我们正在觉醒的心灵。作为法国众多将托尔斯泰视为远不止是一位值得钦佩的艺术家的人之一——对他来说，托尔斯泰就是朋友，最亲密的朋友，整个欧洲艺术界中唯一真正的朋友——我愿向这份珍贵的记忆表达我的感激与爱意。

我认识他的那些日子，是我永远无法忘怀的时光。那是在1886年。经过数年的默默孕育，俄罗斯艺术的奇葩开始在法国的土地上绽放。巴黎的所有出版社都争相加速出版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从1885年到1887年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童年与少年时代》、《波利库什卡》、《伊凡·伊里奇之死》、高加索系列小说以及《民间故事集》相继问世。在短短几个月甚至几周的时间里，我们便得以目睹一个庞大而陌生的世界，其中折射出一个新的民族、一个新的世界。

我那时刚进入师范学院。同学们们的观点各不相同。在我们的小圈子里，有像哲学家乔治·杜马斯这样的现实主义者和讽刺家；有像苏阿雷斯那样热衷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诗人；有忠实于古典传统的学者；还有司汤达的追随者、瓦格纳的崇拜者、无神论者以及神秘主义者。这是一个充满讨论与分歧的世界；但在那几个月里，几乎所有人都因对托尔斯泰的共同喜爱而团结在一起。的确，每个人喜欢他的原因各异，因为每个人都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但这种爱为人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生命真谛、通往广阔世界的大门。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故乡，这来自欧洲的声音总能唤起人们同样强烈的情感，尽管这些情感往往出人意料。我记得，当我听到家乡尼韦尔纳地区的某些中产阶级人士——那些对艺术毫无兴趣、几乎不读书的人——以极其真挚的感情谈论《伊凡·伊里奇之死》时，我感到十分惊讶。

我在一些著名评论家的著作中读到过这样的观点：托尔斯泰最优秀的思想源自法国浪漫主义者，比如乔治·桑和维克多·雨果。认为托尔斯泰——那个根本无法忍受乔治·桑的人——会受她的影响，这种想法实在荒谬可笑；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让-雅克·卢梭和司汤达对他的影响。然而，如果我们将托尔斯泰的伟大及其魅力归因于他的思想，那就低估了他的价值。艺术发展的思想范畴其实相当狭窄。他的力量并不在于那些思想本身，而在于他对这些思想的表达方式，在于他个人的风格、作为艺术家的独特印记，以及他生活中的色彩与韵味。

托尔斯泰的思想究竟是否借鉴了他人之作——这是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但至今还从未有像他那样的声音在整个欧洲回荡。否则，又如何解释我们所有人在听到那段令人震撼的音乐、那首我们长久以来期盼并亟需的和谐之音时所感受到的激动之情呢？在我们看来，风格其实并不重要。包括我在内，我们大多数人在读过托尔斯泰的小说之后，才接触到梅尔基奥尔·德·沃盖关于俄罗斯小说的著作[1]；在他眼中，我们对托尔斯泰笔下人物的赞赏显得微不足道。德·沃盖本质上只是以一个纯粹的文人的视角来谈论问题。而对我们而言，仅仅欣赏对生活的描绘是不够的：我们亲身经历着生活，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与青春的气息；而他的作品则带有讽刺、幻灭感、无情的洞察力，以及对死亡的深刻意识。我们的生活充满着对兄弟之爱、人类和平的梦想；而他的作品则揭露了文明的谎言；我们的生活是现实主义的，而他的作品则带有神秘主义色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对自然的向往、对无形力量的感知，以及对无限的敬畏。

对许多人来说，托尔斯泰的小说就如同《维特》对于上一代人而言那样：它们是我们情感、力量、弱点的镜子，是我们希望、恐惧与沮丧的反映。我们并不急于调和这些矛盾；更不会试图将这位充满着整个世界回声的复杂而多面的天才，束缚在宗教或政治的框架之中——就像近年来许多研究托尔斯泰的人所做的那样：他们无法摆脱党派之争的束缚，将托尔斯泰拖入自己情感的战场，用他们所在的社会主义或教派的标准来衡量他。难道我们的党派标准就能用来衡量一位天才吗？如果托尔斯泰属于我的党派，那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在我沉浸在莎士比亚或但丁作品的魅力之中之前，我还需要去追问他们属于哪个党派吗？

我们并不像如今的批评家们那样认为存在两个托尔斯泰：危机前的托尔斯泰和危机后的托尔斯泰；一个才是伟大的艺术家，另一个则根本算不上艺术家。对我们而言，只有一个托尔斯泰，我们爱他的全部；因为我们本能地感觉到，在像他这样的灵魂中，一切都是紧密相连的，每样事物都有其应有的位置。

[1] 俄罗斯小说。

目录

前言
一、童年
二、少年时代与青年时期
三、青年时期：军队生涯
四、早期作品：高加索故事集
五、塞巴斯托波尔：战争与宗教
六、圣彼得堡
七、“家庭的幸福”
八、婚姻
九、《安娜·卡列尼娜》
十、危机
十一、现实
十二、艺术与良知
十三、科学与艺术
十四、艺术理论：音乐
十五、《复活》
十六、宗教与政治
十七、晚年
十八、结论
索引

托尔斯泰

第一章 童年

那时，我们的直觉就已经领悟到了如今理性才得以证明的道理。
如今，完成这项任务已成为可能，因为漫长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真相终于显现出来。

它以无与伦比的坦诚与无比真诚，展现在所有人面前。今天，我们不禁为那种从始至终都保持不变的生存状态所震撼——尽管有批评家们试图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尽管托尔斯泰本人也如此：像所有充满激情的人一样，每当他陷入爱河或怀有某种信念时，他总以为自己是在第一次体验爱情或信仰，认为自己的真正人生从那一刻才开始。 “开始——重新开始！”他的内心何曾不是那些同样的挣扎与危机的舞台？我们无法谈论他思想上的统一性，因为根本不存在这种统一性；我们只能说他的思想中始终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元素，这些元素有时相互关联，有时则彼此对立，更多时候是敌人而非盟友。在托尔斯泰的精神与思想中都找不到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只存在于他内心情感的冲突之中，存在于他艺术与人生所构成的悲剧之中。

对他而言，生活与艺术是一体的。从未有过哪部作品能如此紧密地与艺术家的生活融为一体；它几乎始终具有自传的性质，让我们能够一步步跟随这位作家，从他25岁那年开始，了解他那充满矛盾的冒险生涯中的种种经历。他在20岁之前就开始写日记，并一直坚持到去世，[1]再加上比鲁科夫先生提供的笔记，[2]让我们不仅能几乎逐日了解托尔斯泰内心的变化，还能重现他才华得以成长的世界，以及那些为他提供灵感的思想源泉。

他拥有丰厚的遗产。托尔斯泰家族和沃尔孔斯基家族都是历史悠久的贵族家族，可追溯至留里克时代；他们的祖先中有彼得大帝的同伴、七年战争的将领、拿破仑战争中的英雄、十二月党人以及政治流亡者。这些遗产包括家族传统以及各种古老记忆，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塑造的一些最具原创性的角色正是得益于这些记忆。比如他的外祖父——老沃尔孔斯基王子，他是个伏尔泰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堪称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贵族制度的最后代表；还有他母亲的表兄尼古拉·格里戈罗维奇·沃尔孔斯基，他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受伤，和安德烈王子一样，在拿破仑的注视下被带离战场；至于他的父亲，则具有尼古拉的一些特征。

罗斯托夫；[3]还有他的母亲玛丽公主——那位相貌丑陋却充满魅力的女人，她有着美丽的双眼，其善良的品质为《战争与和平》的篇章增添了光彩。他几乎不记得自己的父母。因此，《童年与少年时代》中的那些动人故事其实并不真实：因为作者的母亲在他两岁之前就去世了，他无法回忆起那个被泪水遮掩着的、令人难忘的面容——那张面庞上带着灿烂的笑容，洋溢着欢乐……“啊！如果在艰难时刻我能看到那笑容，我就不会知道什么是悲伤了。”[4]不过，她无疑将自己那种坦诚的性格、对他人意见的漠视，以及讲述自己编造的故事的奇妙天赋传给了他。至于父亲，他则还有些印象。他的父亲性格温和却又带点讽刺意味，是个眼神忧郁的人，一直生活在自己的领地上，过着独立而无所追求的生活。托尔斯泰九岁时失去了父亲。父亲的去世让他“第一次明白了残酷的现实，让他的心灵充满了绝望”[5]。这是这个孩子最早遭遇恐惧的经历；从那时起，他一生的一部分时间用于与这种恐惧作斗争，另一部分时间则用于颂扬它、将其美化。这种痛苦的痕迹在他的《童年与少年时代》的结尾章节中有所体现，那些回忆被融入了对母亲去世和安葬过程的描述之中。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旧宅里，有五个孩子成了孤儿。[6]1828年8月28日，列奥·尼古拉耶维奇就在那里出生，八十二年后，他也在那里去世。五个孩子中最小的是个女孩，也就是后来的玛丽——她后来成为了一名宗教信徒。当托尔斯泰逃离家庭时，他正是投靠在她身边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在四个儿子中，谢尔盖性格迷人却又自私，“诚实到了我从未见过的程度”；德米特里则充满激情、以自我为中心、善于思考，后来作为学生时，他热衷于宗教活动，毫不在意公众的看法，他会禁食、帮助穷人、照顾病人；但突然之间，他又会以同样的激烈态度陷入放荡之中；随后又因懊悔而赎救了一个女孩。

他曾在一家公共妓院相识，并将她带回家中；最终在29岁时死于肺结核。[7] 长子尼古拉斯是父母最宠爱的孩子，他继承了母亲丰富的想象力以及讲故事的能力；他性格讽刺、神经质且富有教养；后来在高加索地区担任军官，养成了酗酒的习惯。和哥哥一样，他也充满基督教的仁慈之心，住在简陋的住所里，将自己拥有的一切都分享给穷人。托尔斯泰评价他说：“他将那种谦逊的生活态度付诸实践，而他的哥哥列奥则只满足于在理论上发展这种态度。”

这些孤儿们由两位心胸宽广的女性照顾着，一位是他们的塔蒂亚娜阿姨，[9] 托尔斯泰说她“拥有两种美德：宁静与爱”。她的一生都在为爱而活，那份奉献从未动摇。“她让我明白了爱的道德乐趣。”另一位则是亚历山德拉阿姨，她总是乐于帮助他人，自己却从不接受别人的服务，也不需要仆人的帮忙。她最喜欢的活动就是阅读圣徒的传记，或是与朝圣者或智力有缺陷的人交谈。在这些“纯真”的人当中，有一些男女住在家里。其中有一位年老的朝圣女，她是托尔斯泰妹妹的教母。还有那个白痴格里沙，他只会哭泣和祈祷……

“格里沙，伟大的基督徒啊！你的信仰如此强烈，以至于你能感受到上帝的存在；你的爱如此炽热，以至于话语从你口中涌出，那些话语甚至超出了你的理智控制。当你无法用言语表达时，当你泪流满面地跪在地上时，你是如何颂扬上帝的荣耀的！”[10]

谁又能不明白，所有这些谦逊的灵魂对托尔斯泰成长所起的影响呢？在他们身上，我们似乎能看到后来托尔斯泰的影子，仿佛是一种预言。他们的祈祷与关爱一定在孩子的心中播下了信仰的种子，而这位老人则收获了这些种子的果实。

除了那个白痴格里沙之外，托尔斯泰在描述自己的童年时并未提及那些帮助他成长的谦逊之人。不过，通过这本书，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看到那个孩子的纯真心灵——“那颗纯净而充满爱的心，宛如一道清澈的光芒。”

“总能发现他人身上最优秀的品质”——这真是超乎寻常的温柔啊！他很幸福，却会为唯一一个他知道不幸福的生物而忧心；一想到此便落泪，渴望为那生物的幸福付出自己的一切。他会拥抱、亲吻那匹老马，请求它的原谅，因为自己伤害了它。即使自己没有得到爱，他依然乐于去付出爱。从那时起，我们就能看到他未来才华的萌芽：他那极其丰富的想象力，甚至会为自己的故事而落泪；他那始终处于活跃状态的大脑，不断试图揣摩他人的心思；他那过人的记忆力和观察力；他那双专注的眼睛，即使在悲伤之中也会仔细观察周围人的面容以及他们悲伤的真实程度。他告诉我们，五岁时他就第一次意识到“生活并非娱乐的时光，而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幸运的是，他很快忘记了这一认识。那时，他常常用那些民间故事来安抚自己的心灵——那些在俄罗斯被称为“bylines”的神话与传说故事、《圣经》中的故事，尤其是《约瑟夫传》，他在晚年将其视为叙事艺术的典范；此外还有《一千零一夜》，在他祖母家，每晚总会有盲人讲故事的人在窗边为人们讲述这些故事。

[1] 除了几次中断之外——其中一次中断的时间相当长，发生在1865年至1878年间。
[2] 关于列昂·托尔斯泰的杰出传记《生平与作品、回忆录、信件、私人日记摘录以及各种传记资料》，由P.比鲁科夫整理、协调并加注解说，列昂·托尔斯泰亲自进行了修订，J.W.比恩斯托克根据手稿将其翻译成法文。
[3] 他也曾参加拿破仑战争，1814年至1815年间被囚禁在法国。
[4] 《童年》，第二章。
[5] 《童年》，第二十七章。
[6] 雅斯纳亚波利亚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开阔的林间空地”，是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小村庄，距离图拉有几里格远，位于最具俄罗斯特色的地区之一。勒罗伊-博利厄先生说道：“在这里，俄罗斯的两个重要区域——森林地带和农业地带——相互交汇、融为一体。在周边地区，我们看不到芬兰人、鞑靼人、波兰人、犹太人或小俄罗斯人。图拉地区则位于俄罗斯的中心地带。”
[7]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将他描绘成莱文的兄弟。
[8] 他写了《猎人的日记》。
[9] 实际上，她只是托尔斯泰的远亲。她曾爱过托尔斯泰的父亲，也得到了他的爱；但她像《战争与和平》中的索尼娅一样选择了隐退。

[10] 《童年》，第十二章。
[11] 在他写于1878年的自传笔记中，他声称自己仍能回忆起婴儿时期被包裹着的感受以及洗澡时的情景。参见《最初的记忆》。
[12] 《最初的记忆》。

第二章　少年时代与青年时代

他在喀山求学。[1] 他并非出类拔萃的学生。人们常这样评价那三兄弟[2]：“谢尔吉乌斯想做且能做到；德米特里想做却做不到；利奥既做不到也不想做。”
他曾经历一段被他称为“青春的荒漠”的时期——那是一片荒芜的沙地，被愚蠢的狂风不断吹拂着。在《少年时代》一书中，尤其是《青年时代》部分，有许多关于这些岁月的真实倾诉。
他是个孤独的人。他的头脑始终处于一种焦虑状态。有一年时间，他完全迷失了方向，不断在各种哲学体系之间徘徊。作为斯多葛主义者，他自我施加身体上的折磨；作为伊壁鸠鲁主义者，他又沉溺于放纵之中。后来，他开始相信灵魂转世的说法。最终，他陷入了一种近乎疯狂的虚无主义状态；他总觉得，只要能足够快地转身，就会面对一片虚无……他不断剖析自己：“我不再去思考事物本身，而是思考自己对事物的看法。”[4] 这种持续的自我剖析，这种在虚空中不断运转的思维方式，成了他的一种危险习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种习惯“常常对我的生活造成损害”；但他的艺术创作却因此获得了巨大的益处。[5] 由于这种自我剖析，他失去了所有的宗教信仰——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16岁时，他就不再祈祷了；他开始……

他不再去教堂了；[6]但他的信仰并未熄灭，只是处于潜伏状态而已。
“尽管如此，我确实相信着什么——但相信什么？我说不上来。我仍然相信上帝；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没有否认祂的存在。但究竟是怎样的上帝呢？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否认基督及其教义，只是无法准确说出那些教义的内容。”[7]
他时常被关于善良的梦想所困扰。他希望卖掉自己的马车，把钱送给穷人，给他们自己财富的十分之一；他希望不用仆人的帮助生活，因为“他们和他一样也是人”。在生病期间，[8]他写下了若干“生活准则”。他天真地认为自己有责任“学习一切知识，掌握所有学科：法律、医学、语言、农业、历史、地理和数学；并在音乐和绘画方面达到最高的境界”，等等。他“坚信，人类的命运就是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
在少年时期的各种欲望、强烈的感官冲动以及极度的自尊心的压迫下，这种对完美的追求逐渐偏离了正轨，失去了无私的特质，变得功利化。如果他仍然希望完善自己的意志、身体和心灵，那也是为了征服世界并让世人接受自己的爱。[10]他希望取悦他人。
然而，取悦他人并非易事。那时他的相貌极为丑陋：脸庞又长又宽，显得粗野不堪；头发剪得很短，仅覆盖在额头上；眼睛很小，目光冷峻而具有威慑力，深陷在阴暗的眼眶中；鼻子很大，嘴唇厚且突出，耳朵则巨大无比。[11]由于无法改变这种丑陋的外表——这种外表甚至在他还是孩子时就让他陷入绝望之中——他便假装自己已经成为了理想中的完美男人，也就是所谓的“得体的人”。[13]这种理想使他做出了与其他“世故之人”相同的举动：赌博、愚蠢地负债，过著极度放荡的生活。[14]不过，有一样品质始终拯救着他：那就是他绝对的真诚。
涅赫鲁多夫对他的朋友说：“你知道为什么我比喜欢其他人更喜欢你吗？因为你有一种珍贵而难得的品质——诚实。”

“是的，我总是说一些连自己都觉得羞愧的话。”[15]
在情绪最失控的时候，他会以无情的视角审视自己。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过着极其野蛮的生活，已经跌到了最低谷。”随后，出于对分析的狂热，他详细记录了自己犯错的种种原因：
“1.优柔寡断或缺乏精力。2.自欺欺人。3.傲慢无礼。4.虚伪的谦逊。5.脾气暴躁。6.放荡不羁。7.模仿心理。8.多才多艺。9.缺乏反思。”
还是学生时，他就运用这种独立的判断力来批判社会惯例与思想迷信。他嘲笑大学里的正统学术，认为历史研究毫无价值，还因大胆的思维方式而被捕。就在那时，他发现了卢梭，并阅读了《忏悔录》和《爱弥儿》。这一发现对他而言犹如精神上的惊雷。
“我将他视为值得崇拜的对象，把他的肖像挂在脖子上，就像对待圣像一样。”[16]
他最早写的哲学文章便是对卢梭作品的评论（1846–47年）。
然而最终，由于对大学以及那些“聪明人”感到厌恶，他回到了雅斯纳亚·波利亚纳，隐居在乡村中（1847–51年），再次与普通民众接触。他自称是他们的恩人及导师，要帮助他们。他在这一时期的经历被记录在他最早的作品之一《一个俄罗斯地主》（1852年）中。这是一部杰出的小说，其中的主人公涅赫鲁多夫也出现在《少年时代与青年时代》（1854年）、《与敌人的交锋》（1856年）、《一个运动员的日记》（1856年）、《卢塞恩》（1857年）以及《复活》（1899年）等作品中。需要记住的是，同一个名字下其实有着不同的角色形象。托尔斯泰并没有始终让涅赫鲁多夫保持相同的相貌特征；在《一个运动员的日记》的结尾，涅赫鲁多夫选择了自杀。这些不同的涅赫鲁多夫其实代表了托尔斯泰的不同侧面——既有他最糟糕的特质，也有他最好的品质，他们其实就是托尔斯泰本人的不同化身。

涅赫鲁多夫二十岁。他离开大学，决心为农民们服务。一年来，他一直在努力为他们带来好处。在访问村庄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他正在与人们的冷漠、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惯性、漠不关心、恶习以及忘恩负义作斗争。然而他的所有努力都徒劳无功。他沮丧地回到屋里，回想起一年前的梦想——那份慷慨的热情，以及“爱与善良等同于幸福与真理：这是世间唯一的幸福与真理”的信念。他感到自己失败了，既疲惫又羞愧。

“他坐在钢琴前，手不由自主地在琴键上移动。一个和弦响起，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他开始演奏。这些和弦的节奏并不总是完美，往往显得十分平庸，也看不出他有什么音乐天赋；但它们却给他带来一种难以名状的忧郁而愉悦的感觉。每当换调时，他都会心潮澎湃地期待着接下来的旋律；他的想象力则弥补着实际音效中的不足。他仿佛听到合唱团和管弦乐队的声音……而他最大的乐趣，就来自于自己活跃的想象力——它无需逻辑关联，就能以惊人的清晰度将过去与未来各种不同的场景和画面呈现在他面前……”

他再次看到了那些农民——那些凶狠、多疑、善于撒谎、懒惰、固执且反复无常的人，也是他最近一直在与之交流的对象；但这一次，他看到了他们身上的优点，而没有看到他们的恶习；他用爱的直觉洞察了他们的内心，看到了他们的耐心、对压垮他们的命运的顺从、对过错的宽容、对家人的关爱，以及他们为何会虔诚而机械地坚守过去。

他想起了他们那些诚实劳动的日子，那些既健康又充满艰辛的日子……

“‘真美啊，’他低声说道……‘为什么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呢？’”[17]

托尔斯泰的全部思想早已体现在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身上——他那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始终不渝的理想。他能以极其真实的视角观察男女众生；但一旦闭上眼睛，他的梦想又会重新占据主导地位——那些梦想，以及他对人类的热爱。

[1] 1842年至1847年期间。当时的科学尚未形成体系；即便在西欧，那些科学教师们也没有勇气面对自己所教授的真理。人们仍在试图从各种哲学体系中寻找答案。

古人的观念。本世纪初提出的进化论已逐渐被遗忘。科学显得枯燥、教条化、缺乏协调性，且毫无价值。或许正因如此，托尔斯泰一生都对科学抱有轻蔑态度，而这种态度也造就了后来的托尔斯泰。——译者注
[2] 尼古拉斯比列奥大五岁，于1844年完成了学业。
[3] 英文译本名为《童年、少年期、青年期》。
[4] 《青年期》，第六卷。
[5] 主要体现在他的早期作品《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中。
[6] 那段时间他喜欢阅读伏尔泰的著作，并从中获得乐趣。
[7] 《忏悔录》，第一卷。
[8] 1847年的3月和4月。
[9] 内赫卢多夫在《少年期》中写道：“人类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自尊心。”1853年，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最大缺点就是骄傲——一种毫无根据的极度自我崇拜……我如此野心勃勃，以至于如果在荣耀与美德之间选择（而我热爱的是美德），我肯定会选择前者。”
[10] “我希望所有人都能认识我、爱我。我希望只要听到我的名字，每个人都会心生钦佩与感激。”
[11] 根据1848年的一幅肖像画，那一年他20岁。
[12] “我觉得，那些鼻子太大、嘴唇太厚、眼睛太小的人，是绝不会幸福的。”
[13] “我将人类分为三类：只有‘得体’或‘聪明’的人才值得尊敬；那些不‘得体’的人只配受到蔑视与仇恨；至于普通人，则根本不存在。”（《青年期》，第三十一章）
[14] 尤其是在1847至1848年于圣彼得堡度过的那段时期。
[15] 《少年期》。
[16] 1901年8月28日，与保罗·博耶先生的对话（《时代报》）。
[17] 一位俄罗斯地主。
[18] 与《童年》同期创作。

第三章　青年期：军队生涯

1850年的托尔斯泰已没有内赫卢多夫那样的耐心。雅斯纳亚波利亚纳让他感到幻灭与失望。他对人们以及世俗的世界都感到厌倦；以慈善家自居的态度也让他疲惫不堪；他

他再也无法忍受了。此外，他还饱受债主的骚扰。1851年，他逃到了高加索地区，加入了他的兄弟尼古拉斯已经担任军官的军队。他刚到那里，还没来得及享受山区的宁静，就再次找回了自己，重新找到了上帝。
“昨晚我几乎没睡着。我开始向上帝祈祷。那种祈祷时产生的美好感受实在难以用言语表达。我诵读了常规的祷文，但还继续祈祷了很长时间。我渴望着某种极其伟大、极其美好的东西……是什么？我说不上来。我想要与那无限的存在合而为一，融入祂之中。我恳求祂宽恕我的过错……但不，其实我并没有真正恳求；因为祂赐予了我那段美妙的喜悦时光，我就知道祂已经原谅我了。我在祈祷，但同时又觉得自己无法、也不敢继续祈祷。我以心灵而非言语向祂表达感激之情……”
不到一个小时，我又被欲望的声音所诱惑。我沉沉睡去，梦到了荣耀与女人——那些欲望比我自己更强大。没关系！我感谢上帝赐予我的那段幸福时光，因为它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渺小与伟大。我想祈祷，却不知道该如何做；我想理解，却又不敢。我将自己交托给您的旨意吧！
肉体并未被征服——那时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上帝与人类欲望之间的斗争仍在他内心的寂静中持续着。托尔斯泰在日记中提到了吞噬他的三个恶魔：
1. 赌博的欲望。这种欲望尚可与之抗争。
2. 感官上的欲望。这种欲望极难对抗。
3. 虚荣心。这是最可怕的。
就在他梦想着为他人而活、自我牺牲的时候，各种淫荡或无意义的念头又会袭扰他：某个哥萨克女人的形象，或者“如果自己的胡子一侧比另一侧高会感到的绝望”——“没关系！”上帝就在那里，他不会抛弃我。即便是在与欲望的斗争中，也蕴含着意义：所有的生命力量因此而得到提升。
“我认为，当初产生去高加索旅行的念头，尽管当时看来很荒谬，但实际上是上天赋予我的启示。那是上帝的旨意。”

指引着我。我永远感激他。我觉得自己在这里变得更好了；我坚信，无论发生什么，都只会对我有益，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3]
这是春天大地的感恩之歌。大地被鲜花覆盖，一切如此美好。1852年，托尔斯泰的天才创作出了他的早期作品：《童年》、《俄罗斯地主》、《入侵》、《少年时代》；他感谢那赋予他创作能力的生命之灵。[4]

[1] 1851年6月11日，高加索地区的斯塔里尤尔特要塞中。
[2] 日记。
[3] 1852年1月写给姑妈塔蒂亚娜的信。
[4] 一幅1851年的肖像画已显示出他内心正在发生的变化：头颅抬起，表情更为明亮，眼眶的阴影也减少了；不过眼睛依然保持着那种严肃的神情，而张开的嘴巴则因日益浓密的胡须而显得阴郁；虽然仍带有倔强的傲气，但多了许多青春气息。

第四章

早期作品：高加索故事集

《我的童年》[1]始于1851年秋天，在第比利斯开始写作，1852年7月2日在高加索的皮亚季戈尔斯克完成。有趣的是，尽管托尔斯泰沉浸在大自然的美景之中，过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身处充满危险的战争环境，还要去探索那些陌生的角色与情感世界，但在他的第一部作品中，他却回到了对过去生活的回忆之中。实际上，《童年》是在他生病期间写的，那时他的军事生涯突然中断了。在漫长的康复期间，他独自一人，心境变得多愁善感；[2]在那种时刻，过去的一切便在他眼前浮现，而他心中也充满了温柔之情。在经历了前几年令人疲惫的压力之后，能够再次在脑海中重温童年那“奇妙、纯真、欢乐且富有诗意的时光”，实在是一种慰藉。

托尔斯泰试图为自己重建“一颗纯真、善良、敏感且充满爱心的孩子之心”。凭借着青春的激情与无限的可能，以及他那具有循环特征的诗意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很少着眼于单一的主题，其宏大的叙事其实只是漫长历史链条中的环节而已。那些他始终未能完成的庞大构想碎片，让托尔斯泰将《童年》视为《四个时代的历史》的开篇章节，而这部作品本应涵盖他在高加索地区的经历，最终或许以自然对上帝的揭示作为结尾。

晚年时，托尔斯泰对自己所著的《童年》评价极为严厉，因为正是这部作品让他获得了部分声誉。“它实在太糟糕了，”他对比鲁科夫说，“写作时毫无文学素养可言！根本没什么可取之处。”不过只有他持这种观点。这份手稿在未标注作者姓名的情况下被寄给了俄罗斯著名杂志《当代人》，很快便于1852年9月6日发表，取得了巨大成功，欧洲各国的读者也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尽管这部作品具有诗意的魅力以及细腻的情感表达，我们仍能理解为何它会令晚年的托尔斯泰不满。它让他不悦的原因，恰恰也是它让他人满意的原因。我们必须坦诚承认：除了对某些地方人物的描写，以及少数因宗教情感或真实的情感刻画而引人注目的段落之外，托尔斯泰的个性几乎无处体现。整部作品充斥着温柔多情的 sentimentalism风格，而这正是托尔斯泰后来一直厌恶的特质，他也刻意避免在自己的其他小说中出现这种风格。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泪水与多情的情感其实源自狄更斯——在托尔斯泰14岁到21岁期间，狄更斯是他最喜爱的作家之一。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影响极大。”他在高加索地区时又重读了这本书。另外，托尔斯泰自己也承认还有斯特恩和托普费尔对他的影响。“那时，”他说，“我正受到他们的启发。”

谁会想到，《日内瓦新闻》竟会成为《战争与和平》作者的最初创作范本呢？尽管我们知道这是事实，但在托尔斯泰的童年作品中，我们依然能看到那种戏谑、做作的友善态度，只不过这种态度被置于更为贵族化的背景之中。因此，他早期作品的读者们会觉得这位作家的风格很熟悉。不过不久之后，他的个性便开始得以展现。他的《少年时代》虽然不如《童年》那样纯粹完美，但却展现了更为独特的心理学洞察力、对自然的敏锐感知，以及充满苦恼与矛盾的内心世界——这些都是狄更斯或托普费尔难以表达的。在《俄罗斯地主》（1852年10月）中，托尔斯泰的性格特征显得十分鲜明：他无所畏惧的真诚以及对爱情的信念。在这部小说中，他对农民形象的描绘堪称精彩，其中就有他后来创作的民间故事中最出色形象的雏形：那个养蜂的老人；还有那棵白桦树下的小老头，他伸出双手，仰望着天空，光秃的脑袋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周围环绕着金色的蜜蜂，它们从不蜇他，仿佛为他形成了一个光环……但这一时期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还是那些直接反映他当时情感的小说，也就是关于高加索地区的小说。第一部作品《入侵》（1852年12月完成）以其壮丽的风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山间的日出、河岸边的景象；令人惊叹的夜景描写，各种声音和阴影都被生动地呈现出来；傍晚时分，远处的雪峰消失在紫色的雾气中，军团歌手们清脆的歌声在透明的空气中回荡。在《战争与和平》中出现过的许多人物形象，在这里都有了具体的体现：真正的英雄克洛波夫上尉，他作战并非因为喜欢战斗，而是因为这是他的职责；他有着“典型的俄罗斯面孔，平静而质朴，那双眼睛让人看着很舒服”。他笨拙、迟钝，还有点可笑，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但在战斗中却始终如一，而其他人则都发生了变化；“他仍然和我们以前看到的那样：动作依旧从容，声音依旧平稳，那张质朴的脸上依旧带着单纯的表情。”接着是那个试图模仿莱蒙托夫笔下英雄形象的中尉——他是个非常善良、充满爱心的男孩，却宣称自己极其残忍。还有那个可怜的小下级军官，一想到即将参加第一次战斗就兴奋不已，满心欢喜，急于拥抱自己的战友；他是个既可笑又可爱的男孩，就像佩佳一样。

罗斯托夫愚蠢地丧生了。画面中央是托尔斯泰的形象，他作为旁观者，在心灵上与同伴们保持着距离；我已能听到他对战争的抗议之声：“在这个充满美丽、有着无边星空的世界里，人类难道就不能和平共处吗？他们怎还能心怀敌意、复仇之心以及毁灭同类的欲望呢？人类心中的一切邪恶，都应在大自然——那美好与善良的最直接体现——的感召下消失殆尽。”[7]

此后还有更多关于高加索地区的故事被记录下来，尽管这些故事并非当时就写成，而是直到后来才被记录下来。1854年至1855年间，《伐木工》问世了；这本书以其精准而冷峻的现实主义风格著称，其中充满了关于俄罗斯士兵心理状态的有趣描述，这些描述日后可被加以利用。1856年，《与敌人的接触》出版，书中描绘了一个世故的人、一个堕落的士官、一个失败者、一个懦夫、一个酒鬼以及一个骗子——他无法接受自己像那些他所鄙视的普通士兵一样被杀的命运，因为那些士兵中最差的一个也比他强百倍。

在所有这些作品之上，堪称这一系列作品的巅峰之作的是托尔斯泰笔下最美丽的抒情小说：他青春时代的作品，也是关于高加索地区的诗篇——《哥萨克人》。雪山上雄伟的轮廓在璀璨的天空映衬下显得格外壮丽，整个作品充满了音乐般的韵律。这本书独一无二，因为它出自天才的巅峰时期，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是“无所不能的青春之神”，是“永不复返的狂喜”。多么汹涌的激情啊！多么澎湃的爱意啊！

“我爱——我如此深爱着！……多勇敢啊！多美好啊！”他不断重复着这些话，同时感到自己仿佛要流泪。为什么呢？谁才是勇敢的人？他又爱着谁呢？他自己也不清楚。[9]

这种心灵的陶醉持续不断。主人公奥列宁，就像托尔斯泰一样来到高加索，试图沉浸在大自然与冒险生活中，他爱上了一名年轻的哥萨克女孩，于是沉溺于各种矛盾的渴望之中。有时他认为“幸福就是为他人而活，牺牲自我”；有时他又觉得“自我牺牲不过是愚蠢之举”；最终他……

他倾向于与那位老哥萨克人埃罗赫塔一样认为：“一切都是宝贵的。上帝创造万物都是为了让人类享受。没有什么是罪过。与美丽的女孩一起娱乐并非罪过，那只是健康的表现罢了。”但何必再去思考呢？只要活着就好。生活就是一切美好与幸福；生命是无所不能且无处不在的；生命就是上帝。强烈的自然主义情感激励着他的灵魂，也吞噬着它。身处森林之中，周围是茂密的树木、成群的飞鸟与动物、昏暗的绿色环境中飞舞的蚊虫，还有温暖而芬芳的空气，以及从树枝间流淌而下的小溪流；距离敌人的埋伏点仅几步之遥时，奥列宁突然被一种无缘由的幸福感所笼罩，出于孩童般的习惯，他划着十字开始向某人感恩。就像印度教的苦行僧一样，他欣喜地告诉自己，自己独自一人，迷失在这充满活力的世界中；那些隐藏在各个角落的无形生物正在那一刻试图将他杀死；那些在他周围飞舞的成千上万只小昆虫也在呼喊：“来吧，兄弟们，这里有可以咬的人！”他渐渐意识到，自己已不再是莫斯科上流社会中的俄罗斯绅士，而只不过是像蚊子、野鸡、雄鹿那样的一介生物——就像那些此刻在他周围生活的动物一样。“我会像它们一样活着，也会像它们一样死去。而我身上将会长出草来……”他的心中充满了幸福。托尔斯泰在这段青春时光里，沉浸在生命的活力与对生活的热爱之中。他拥抱大自然，将自己融入其中。他将自己的悲伤、喜悦与爱意倾注于大自然之中，让它们在那里得到安息。然而，这种浪漫的陶醉并未掩盖他清晰的感知力。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没有哪一部能像这首热情洋溢的诗那样生动地描绘出风景，也没有哪一部能如此真实地刻画人物形象。自然与人类世界的对比构成了这本书的基础，这一主题贯穿了托尔斯泰的一生，也是他最钟爱的主题之一，更是他信仰的一部分。这一主题让他产生了《克鲁采尔奏鸣曲》中所体现的那种苦涩情绪，用以批判这个世界。但对于那些喜爱他的人来说，他依然是真实的自我；而那些大自然中的生灵——那位美丽的哥萨克女孩及其朋友们——则被真实地呈现出来。

在严厉的审视之下，他们的自私、贪婪、腐败以及种种恶习无所遁形。此时，正有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让人们展现这种英勇的诚实品质。

[1] 该文作为《童年、少年时代、青年时代》的一部分以英文发表。
[2] 他这一时期写给塔蒂亚娜姨妈的信中充满泪水与感伤之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是“爱哭的利奥”（1852年1月6日）。
[3] 《俄罗斯地主》其实是作者计划创作的关于俄罗斯地主的小说的片段；而《哥萨克人》则是关于高加索地区的大部头小说的第一部分。在作者看来，《战争与和平》只不过是一部当代史诗的序章而已，而《十二月党人》则应是这部史诗的核心内容。
[4] 可参阅有关朝圣者格里查及其母亲之死的段落。
[5] 给比鲁科夫的信。
[6] 该作品直到1855–56年才完成，名为《两位老人》（1885年出版）。
[7] 《入侵》。
[8] 尽管这部作品的主体部分是在1860年才完成，并于1863年才出版，但其内容大多源自这一时期。
[9] 《哥萨克人》。
[10] 例如，可参阅奥列尼尔恩写给他在俄罗斯的朋友们的信。

第五章

塞巴斯托波尔：战争与宗教

1853年11月，俄国对土耳其宣战。托尔斯泰被派往罗马尼亚军队，之后又被调往克里米亚军队。1854年11月7日，他抵达塞巴斯托波尔。他满怀热情与爱国情怀，勇敢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常常面临危险——尤其是在1855年的4月和5月期间，他每隔一天就要在第四堡垒的炮台执行任务。

在持续的恐惧与兴奋中度过数月，面对死亡的威胁，他的宗教神秘主义情怀再度觉醒。他开始了解上帝。1855年4月，他在日记中记录下对上帝的祈祷，感谢上帝在危难中的保护，并恳求上帝继续庇护他，“好让我能够达到那光荣而永恒的生命终点——虽然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已有所预感。”此时，他生命的目标已不再是艺术，而是宗教。1855年3月5日，他写道：“我萌生了一个伟大的理念，我觉得自己有能力为实现它而奉献一生。这个理念就是一种新宗教的基础；那是基督的宗教，但去除了各种教条与神秘元素……以清白的良心行事，通过宗教将人们团结起来。”[1] 这便是他晚年的奋斗目标。

然而，为了转移自己对周围种种恐怖景象的注意力，他又开始写作。在那种枪林弹雨的环境中，他究竟如何才能获得足够的心理自由来完成回忆录的第三部分《青春》呢？这本书结构混乱，其混乱状况可归因于写作时的恶劣环境，以及那种抽象分析的枯燥风格，而斯丹达尔式的分段方式更加剧了这种状况。[2] 尽管如此，我们仍能欣赏到他对那些充斥在年轻头脑中的迷雾与模糊想法的深刻洞察力。他的作品极其真实自然，有时还展现出惊人的诗意——比如对城市春景的生动描绘，或是关于忏悔以及因遗忘罪过而前往修道院的故事。那种充满激情的泛神论为某些段落增添了抒情的美丽，其风格让人联想到高加索地区的传说。例如，他对一个春夜的描述：“皎洁的新月散发着宁静的光辉；池塘波光粼粼；古老的桦树，其长长的枝条一侧被月光染成银色，另一侧则投下黑色的阴影，遮住了小路和灌木丛；池塘那边有鹌鹑的叫声；两棵古树相互摩擦时发出的微弱声响；蚊子的嗡鸣声；苹果落在干枯树叶上的声音；还有青蛙跳到露台台阶上，它们的背部在月光下呈现出绿色……月亮渐渐升高，悬挂在清澈的天空中，用它的光芒照亮一切；月光下的水面愈发明亮，阴影则愈发黑暗，光线则愈发……”

透明……对我这个渺小而卑微的生物而言，我早已被各种人类情感所玷污，却仍拥有爱情那强大的力量。在那一刻，我觉得整个大自然、月亮以及我自己其实是一体的。[3]
然而，现实的力量远比过去的梦想更为强大。青春尚未结束；托尔斯泰上尉在堡垒的掩体后，在炮火的轰鸣声中，或是与战友们在一起时，观察着那些垂死之人与活着的人，将他们的苦难以及自己的经历记录在《塞巴斯托波尔》这部令人难忘的著作中。
这三部作品——《1854年12月的塞巴斯托波尔》、《1855年5月的塞巴斯托波尔》以及《1855年8月的塞巴斯托波尔》——常常被混为一谈，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许多差异。尤其是第二部，在情感表达与艺术手法方面都远远优于其他两部。前两部作品充满了爱国主义色彩，而第二部则充满了毫不妥协的真实性。
据说，沙皇皇后在读完第一部作品后哭了，而沙皇则因深受感动而下令将该作品翻译成法文，并让作者脱离危险。这确实可信。这些作品中处处都在歌颂战争与祖国。当时托尔斯泰刚刚抵达战场，他的热情依旧高涨，沉浸在英雄主义的浪潮之中。他还没有在塞巴斯托波尔的防御者们身上看到任何野心或虚荣心，也没有发现任何不值得称道的情感。对他来说，这场战争就是一部崇高的史诗，其中的英雄们“堪比希腊的英雄”。另一方面，这些文字中没有任何想象的痕迹，也没有试图进行客观的描述。作者只是在城市中漫步，以极其清晰的方式观察一切，但他描述事物的方式缺乏自由度：“你看到……你走进去……你注意到……”这属于一流的报道，充满了令人赞叹的印象。
而《1855年5月的塞巴斯托波尔》则截然不同。在开篇几行中，我们便读到：“在这里，成千上万人的自我爱慕与虚荣心相互冲突，或者在对死亡的恐惧中得到平息……”

“既然有那么多人，那么虚荣的表现形式也就多种多样……虚荣，到处都是虚荣，甚至就在坟墓的门口！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有病症……为什么荷马和莎士比亚会谈论爱情、荣耀与苦难，而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却只是关于势利鬼和自大狂的无尽叙述呢？”
这部作品已不再是简单的叙事，而是将人们及其情感展现在我们面前，揭示了那些被英雄主义面具所掩盖的东西。托尔斯泰那清醒而充满幻灭的目光深入到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士们的心灵深处；在他们身上，如同在他自己身上一样，他看到了骄傲、恐惧，以及那些即便身处死亡边缘仍继续虚度人生之人的可笑行为。尤其是恐惧，被彻底揭露出来，毫无掩饰地展现出来。这些心理危机、对死亡的执念，都被以一种毫不掩饰的真诚态度加以分析，既不羞愧也不怜悯。正是在塞巴斯托波尔，托尔斯泰学会了摒弃那种他称之为“模糊、女性化且充满哀怨的情感”的多愁善感；而他那分析的天赋——这种天赋早在少年时代就已显现，有时甚至带有近乎病态的特质——在描述普拉斯库欣之死的那段文字中达到了最为震撼人心的程度。整整两页的篇幅用来描述那颗炮弹落下后、引信即将爆炸的那一刻，那个不幸的人心中所经历的一切；还有一页则描述了炮弹爆炸之后发生的一切，当时“他被一块碎片击中胸部，当场丧生”。
就像戏剧中的间隙里会听到管弦乐的旋律一样，这些战斗场景也被大自然的景象所打断：深邃的光影、绚丽风景中渐渐破晓的景象，而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其中痛苦挣扎。作为基督徒的托尔斯泰，忘却了早期作品中的爱国情怀，诅咒着这场不虔诚的战争：“这些自称信奉爱与牺牲之伟大法则的基督徒，当意识到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时，却不会跪下来向那位赋予他们生命、并在每个人心中同时植入对死亡之惧以及对美好事物的爱的神明忏悔。他们不会流着喜悦与幸福的泪水，像兄弟一样相拥！”

在完成这部充满苦涩气息的小说时——这种苦涩感是他以往作品中从未有过的——托尔斯泰陷入了困惑。他怀疑自己是否说错了话：“一种痛苦的疑虑困扰着我。也许这些话本不该说出口。也许我所讲述的，正是那些潜藏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不应被说出的‘有害真相’，就像葡萄酒中的沉淀物，一旦搅动就会破坏酒的品质。如果是这样，那么何时应该避免表达邪恶？何时又该去宣扬善良？谁是恶人，谁又是英雄？其实，所有人都是善良的，同时也是邪恶的……”但他很快又恢复了自信：“我小说中的主人公，我用全部心灵去爱她，试图展现她的美丽，她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都是美丽的，她就是真理。”读完这些文字后，《现代人》杂志的编辑涅克拉索夫给托尔斯泰写道：“这正是俄罗斯社会今天所需要的：真理，自果戈里去世以来，俄罗斯文学中已几乎不再有这样的真理了……您为我们的艺术带来的这种真理真是前所未有。我只担心一点：时代的风气、生活的懦弱以及周围一切的麻木，会让你变成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的样子——会扼杀你身上的那股力量。”不过，这种担忧并无必要。那些会消耗普通人精力的时代环境，反而让托尔斯泰的意志更加坚强。然而，祖国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让他对自己或许过于直率的性格产生了些许后悔之情，同时也怀有深深的忧虑与眷恋。在他的第三部作品《1855年8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中，他在描述一群军官打牌争吵的场景时突然中断叙述，说道：“不过，还是快把这一幕翻篇吧。明天——或许就是今天——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会欣然走向死亡。在他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蕴藏着高尚的火花，那火花将使他们成为英雄。”尽管这种羞愧感丝毫不会削弱作品的感染力与现实主义色彩，但人物选择却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立场。

作者的同情之情。关于马拉科夫的史诗及其英雄式的陨落，是通过两个独特而动人的形象来讲述的：一对兄弟，其中哥哥科泽尔托夫具有托尔斯泰的一些特征。谁能忘记那个弟弟——胆小却又充满热情的沃洛迪亚呢？他总有那些狂热的独白、梦想与泪水；因为一点小事就会流泪，那是出于柔情的眼泪，也是屈辱的眼泪——他在堡垒里度过的最初几个小时里一直很害怕（这个可怜的男孩仍然惧怕黑暗，睡觉时还会用斗篷遮住头部）；孤独感以及他人冷漠态度给他带来的压抑感；而当战斗时刻到来时，他又会因面临危险而感到喜悦。他属于那种充满爱意的年轻人物群体（《战争与和平》中的佩季亚以及《入侵》中的少尉都属于这一类），他们心怀深情，以笑容面对战争，却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被死亡的轮盘碾碎。兄弟俩都在防御战的最后一天负伤倒下。小说以这样几行文字结尾，从中可以听到充满爱国怒火的低语：“军队正在离开这座城市；每一位士兵在望着空无一人的塞巴斯托波尔时，心中都充满了难以言表的痛苦，他们向敌人挥舞着拳头。”[9]

[1] 期刊。
[2] 在同一时期完成的《伐木工》中也能看到这种写作风格。例如：“爱情有三种类型：1. 审美之爱；2. 忠贞之爱；3. 主动之爱”，等等。（《青春》）“士兵也有三种类型：1. 温顺服从的；2. 专横的；3. 自夸的——后者又可细分为：(a) 冷静懒散的温顺者；(b) 认真顺从的人；(c) 喝酒的温顺士兵”，等等。（《伐木工》）
[3] 《青春》，第xxxii页。
[4] 被寄往《当代人》杂志并立即发表。
[5] 托尔斯泰在后来与朋友特涅罗莫的对话中再次提到了他们。他告诉对方，有一晚他躺在城墙内挖掘出的掩体里时，曾陷入极度恐惧之中。关于塞巴斯托波尔围城战的这段故事收录在《革命者》一书中。
[6] 不久之后，德鲁吉宁给他写了一封友好的信，劝他警惕这种危险：“你有过度分析的倾向，这可能会成为一种严重的缺陷。有时你似乎要说出某人的小腿就表明他想要去印度旅行……你必须克制这种倾向，但绝不要完全消除它。”（这封信的日期为1856年，引自P.比鲁科夫的著作。）
[7] 被审查员删改过。

[8] 1855年9月2日。
[9] 1889年，托尔斯泰在为《塞巴斯托波尔战记》（作者为炮兵军官A.J.埃尔乔夫）撰写序言时，又回忆起了那些场景。所有英勇的记忆都已消失，他只能记得那持续了七个月的恐惧——两种恐惧：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对耻辱的恐惧——还有那种可怕的道德折磨。对他而言，围城战中的所有壮举都简化为这样一点：自己不过是“大炮的牺牲品”。

第六章 圣彼得堡

当托尔斯泰终于离开这个让他经历了人类种种极端情感、虚荣与悲伤的地狱之后，1855年11月，他来到了圣彼得堡的文人群体之中。这些人让他感到鄙视与幻灭——在他们眼中，这些人全都显得卑鄙、心肠恶劣且不诚实。那些看似拥有艺术光环的人，甚至包括他曾钦佩并不久前还将《伐木工》献给他的图尔盖涅夫，近距离看来也让他大失所望。1856年的一幅肖像画中，他出现在这些人中间：图尔盖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里戈罗维奇、德鲁金宁。在其他人轻松自在的氛围中，他那严肃刻板的神情、瘦削的头部、布满皱纹的脸颊以及紧握的双臂，使他显得与众不同。他身着制服，笔直地站在这些文人背后，用苏阿雷斯的话来说，他看起来“更像是负责看守这些贵族的人，而非他们中的一员；仿佛随时准备把他们送回监狱。”[1]

然而，他们还是聚集在了这位年轻的同行者周围——他带着作为作家以及塞巴斯托波尔英雄的双重荣耀来到他们中间。图尔盖涅夫在阅读《塞巴斯托波尔战记》时曾“哭泣着高呼‘万岁！’”，他伸出了兄弟般的手。但这两个人却无法理解彼此。尽管他们都以同样清晰的视角看待世界，却在其中加入了各自敌对的观念色彩：一个是讽刺的、多情的、充满幻想的、追求美的理想主义者；另一个则是骄傲的、内心充满痛苦的、心中怀有隐秘上帝信仰的人。

托尔斯泰无法原谅这些文人的地方在于，他们自认为是精英阶层，是人类的佼佼者。他对他们的厌恶中，包含着贵族与军官的傲慢情绪——那种居高临下地看待自由派及中产阶级作家的态度。这也是他的特点：他本能地反对一切被普遍接受的推理方式与结论。对人类的不信任以及对人类理性的潜意识里的轻蔑，使他始终警惕着自身或他人身上的欺骗行为。

“他从不相信任何人的真诚。在他看来，一切道德上的激动都是虚假的；他会用那双极其锐利的目光，紧紧盯着那些他怀疑在说谎的人。”[4]

“他是多么专注地倾听啊！他会用那深陷眼眶的灰色眼睛，凝视着与他交谈的人！他的嘴唇总是紧闭着，带着讽刺的神情！”[5]

“屠格涅夫曾说，他从未经历过比那种锐利的目光更痛苦的事情了——再加上两三句充满恶意的评论，就足以让任何人愤怒不已。”[6]

他们初次见面时，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距离稍远一些后，他们才冷静下来，试图互相理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托尔斯泰对周围文人的厌恶愈发加深。他无法原谅这些艺术家：他们既有堕落的生活作风，又有着虚伪的道德姿态。

“我逐渐确信，他们几乎全是道德败坏的人，心理不健全，没有品格，远远不如我在军队生活中遇到的那些人。而他们却充满自信、自满，仿佛是那些完全健全的人一样。这让我感到厌恶。”[7]

他便与他们断绝了关系。不过，他们对于艺术的热爱并未因此消失。[8]

他的自尊心因此得到了满足。这种信仰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女人、金钱以及名声。

“在这种‘信仰’体系中，我就是领袖之一；这真是个既愉快又极为有利的位置。”

为了能更全身心地投入这一宗教，他于1856年11月提交了辞呈，退出了军队。但像他这样性格的人无法长久地闭目不看现实。他相信——而且迫切地希望相信——进步的存在。在他看来，“‘进步’这个词必定意味着什么。”1857年1月末至7月底，他前往法国、瑞士和德国旅行，这次经历却摧毁了他的这种信念。1857年4月6日，在巴黎，他目睹了一场公开处决，这让他明白了“所谓‘进步’的迷信其实毫无意义”。

“当我看到头颅从身体上分离并落入篮中时，我深刻意识到：没有任何关于事物现状成因的理论能够为这样的行为辩护。即便全世界的人都以某种理论为依据而认为这种行为是必要的，我自己也知道那是错误的；因为决定善恶的并非人们的话语或行为，而是我自己的内心。”[9]

7月时，在卢塞恩，他看到有个流浪歌手在街头乞讨，而那些住在施韦策霍夫酒店的富有英国游客却拒绝给他施舍，这让他在对涅赫鲁多夫王子的日记中表达了对自由主义者所信奉的一切幻想的蔑视，以及对那些“在善与恶的海洋上画出虚幻界线的人”的鄙视。

“对他们来说，文明就是好的，野蛮就是坏的；自由就是好的，奴役就是坏的。而这种虚幻的知识会破坏那些最美好的、与生俱来的渴望。谁来为我定义自由、专制、文明和野蛮呢？哪里没有善与恶共存？在我们内心深处，只有一位不可错的指引者：那就是那引导我们彼此靠近的普世之灵。”

回到俄罗斯后，他再次开始关注农民的问题。不过，他对农民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他写道：“那些为农民及其智慧辩护的人说再多也是无用的；群众或许是由一些优秀的人组成的，但如果真是如此，他们也只是在他们那野蛮又可鄙的一面团结在一起，而那一面所体现的不过是人性的弱点和残忍罢了。”[10]因此，他并不面向群众，而是面向每一个人的良知，每一个普通人的内心。因为唯有在那里才有光明。

他创办了学校，却并不清楚自己应该教授什么内容。为了学习，他再次出国旅行，时间从1860年7月3日持续到1861年4月23日。[11]他研究了当时各种教育体系。不用说，他全都予以否定。两次前往马赛的经历让他意识到，真正的人民教育并非在学校里进行（他认为学校是荒谬的），而应通过杂志、博物馆、图书馆、街道以及日常生活来实现，他将这些视为“自发学校”。与他认为愚蠢且有害的强制学校相比，他希望并试图在回到雅斯纳亚·波利亚纳后建立这种“自发学校”。自由是他的原则；他绝不允许某个特权阶层——“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自由主义者”——将自己的知识与错误强加给“对他们而言陌生的普通民众”。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利。这种强制教育的方式从来无法培养出人类真正需要的人才，反而只会造就堕落社会所需要的那种人：官员、大学教授、文人，或是那些被从原有环境中强行拉出来、青春被毁掉、生活毫无目标的人，还有那些易怒又软弱的自由主义者。[13]应该去了解民众的需求；如果他们不重视“知识分子强加给他们的读写能力”，那一定有他们的理由——他们有其他更迫切、更合理的心理需求。应当努力理解这些需求，并帮助他们实现它们！这些理论属于革命保守主义者的观点，而托尔斯泰始终都是如此。他在雅斯纳亚波利亚纳试图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在那里他与其说是学生的老师，不如说是他们的同僚。[14]同时，他还努力将新的精神理念引入农业生产中。1861年，他被任命为克拉皮奥纳地区的地方仲裁员，成为民众对抗地主和国家权力滥用的捍卫者。我们不应认为这些社会活动就能让他满足，或完全填满他的生活。他依然被各种矛盾的情绪所困扰。尽管他曾遭受过世间的苦难，但他始终热爱这个世界，并觉得离不开它。偶尔，享乐会吸引他，或是对行动的热爱。他会冒险去猎熊，也会参与高风险的赌博，甚至……

在圣彼得堡文坛的影响下——他对那个文坛充满蔑视——他陷入了种种异常状态，随后便出现了强烈的厌恶感。这一时期的作品明显带有艺术与道德上的混乱痕迹。《两名轻骑兵》（1856年）充斥着做作与浮华的气息，以及一种势利而世俗的色彩，这样的风格出自托尔斯泰之手实在令人震惊。《阿尔伯特》写于1857年的第戎，内容空洞且怪异，完全看不到这位作家一贯的深刻与精准。《一个运动员的日记》（1856年）虽然较为出色，但写作仓促，似乎暴露出托尔斯泰内心的幻灭感。他的“分身”涅赫鲁多夫在赌场中自杀了。“他拥有一切：财富、名声、智慧以及远大的抱负；他没有犯过任何罪行；但他犯下了更严重的错误——他扼杀了自己的勇气与青春；他迷失了方向，甚至没有激烈情感作为借口，仅仅是因为缺乏意志力。”死亡的临近也未能改变他：“依旧是那种奇怪的漫不经心、犹豫不决以及轻浮的思维方式……”死亡！在这一时期，它开始萦绕在他的心头。《三重死亡》（1858–1859年）已经预示了《伊万·伊里奇之死》中那种阴郁的叙事风格：垂死之人的孤独、他对生者的憎恨，以及他那绝望的追问——“为什么？”这三起死亡事件——富妇之死、患肺病的老马车夫之死，以及被杀的狗之死——确实具有某种庄严感；人物形象刻画得不错，场景也十分生动，不过整部作品虽然备受赞誉，但其结构却有些松散，而狗之死的描写则缺乏作者在那些优美风景描写中所展现出的诗意精准度。总体而言，我们很难判断这部作品究竟是纯粹为艺术而创作的，还是具有某种道德意图。托尔斯泰本人也不清楚。1858年2月4日，当他在莫斯科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面前宣读自己的论文时，选择的主题便是为艺术而艺术进行辩护。[16]该协会的主席霍米亚科夫称托尔斯泰为“纯粹艺术文学的代表”，随后则开始为具有社会与道德意义的艺术辩护。[17]

一年后，他深爱的弟弟尼古拉斯于1860年9月19日在伊耶尔因肺结核去世，这一打击彻底击垮了托尔斯泰；它使他“对一切美好事物的信念都破灭了”，甚至让他开始否定自己的艺术：“真理是可怕的……毫无疑问，只要人们还有追求和表达真理的愿望，他们就会继续这么做。这是我道德观念中仅存的痕迹。这是我唯一会做的事，但不会以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你们的艺术。艺术就是谎言，我再也无法爱上那些美丽的谎言了。”[19]然而不到六个月后，他又通过《波利库什卡》重新回到了“美丽的谎言”之中。这部作品或许是他所有作品中道德意图最淡薄的，当然其中也隐含着对金钱及其邪恶力量的谴责；这是一部纯粹为艺术而写的作品，堪称杰作，唯一的缺陷或许是观察细节过于丰富，素材之多足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而且作品开头充满幽默感，而结尾却极其残酷，两者之间的反差实在太大。[21]

[1] 苏阿雷斯：《托尔斯泰》，道德行动联盟出版社，1899年出版（后重印于《十五日刊》上，标题为《活着的托尔斯泰》）。
[2] 图尔盖涅夫曾在一次谈话中抱怨过“那个愚蠢的贵族的傲慢，他那自大的 Junker习气”。
[3] “这是我的性格特点，或许好或许坏，但它始终是我所特有的——尽管我不愿承认，但我总是会抵制外界的种种影响……我厌恶那种普遍的趋势。”（致P.比鲁科夫的信）
[4] 图尔盖涅夫。
[5] 格里戈罗维奇。
[6] 尤金·加尔丹：《关于图尔盖涅夫的回忆》，1883年。另可参阅比鲁科夫所著的《托尔斯泰的生平与作品》。
[7] 《忏悔录》。
[8] “我们和一群疯子没什么两样。当时我就隐约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像所有的疯子一样，我认为除了自己之外，其他人都是疯子。”——《忏悔录》。
[9] 《忏悔录》。
[10] D.涅赫卢多夫王子的日记。
[11] 在德累斯顿旅行期间，他结识了奥尔巴赫，正是奥尔巴赫首先让他产生了教育民众的想法；在基辛根，他遇到了福禄贝尔，在伦敦则遇到了赫尔岑。

在布鲁塞尔，普鲁东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2] 尤其是在1861–1862年期间。
[13] 教育与文化。参见比鲁科夫所著的《生平与作品》第二卷。
[14] 托尔斯泰在1862年出版的《雅斯纳亚·波利亚纳》一文中阐述过这些原则。
[16] 《论文学中艺术元素相较于所有当代趋势的优越性》一文。
[17] 他以自己笔下的例子来反驳托尔斯泰的观点，其中包括《三重死亡》中的那个老马夫。
[18]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另一个兄弟德米特里早在1856年就因同一疾病去世了。托尔斯泰本人认为自己在1856年、1862年和1871年都患过这种病。正如他在1852年10月28日所写的那样：“我体格强健，但健康状况不佳。”他经常遭受寒战、喉咙痛、牙痛、眼睛发炎以及风湿病的困扰。1852年在高加索时，他“每周至少有两天不得不待在房间里”。1854年在从西利斯特里亚前往塞瓦斯托波尔的途中，疾病让他卧床数月。1856年在雅斯纳亚，他因肺部疾病而病重。1862年，由于担心患上肺结核，他在萨马拉接受了库米斯疗法，当时他与巴什基尔人一起生活；1870年后，他几乎每年都会回到那里。他与费特的通信中充满了对自身健康的担忧。正是这样的身体状况，使得人们更能理解他对死亡的执着。晚年时，他将这种疾病视为自己的“挚友”：
“当人患病时，仿佛正走在一条非常平缓的斜坡上，而在某个地方有一道帘子阻隔着——那是一层轻薄的丝质帘子；这边是生命，那边则是死亡。从道德层面来看，患病状态远远优于健康状态！别跟我谈那些从未生病过的人！他们很可怕，尤其是女人！从未经历过疾病的女人简直就是野兽！”（摘自1901年8月27日《勒泰姆报》上的《与M.保罗·博耶的对话》）
[19] 1860年10月17日写给费特的信（更多信件见法文版《未发表的信件》，第27–30页）。
[20] 写于1861年的布鲁塞尔。
[21] 这一时期创作的另一部小说是一部关于旅行的简单叙事作品——《暴风雪》——它唤起了作者的个人回忆，充满了诗意与音乐般的优美意境。托尔斯泰后来在《主人与仆人》（1895年）中几乎使用了相同的背景设定。

第七章 “家庭幸福”

在这段过渡时期，这位天才的作品创作显得茫然无措，对自己缺乏信心，似乎已筋疲力尽，“没有强烈的激情，也没有明确的意志”，就像《日记》中的涅赫卢多夫一样。

这位作家在这段时期创作了一部充满温柔与魅力的作品：《家庭幸福》（1859年）。这堪称爱情的奇迹。多年来，托尔斯泰与贝尔斯一家关系融洽，他先后爱上了那位母亲和她的三个女儿。[1]他最终选择了第二个女儿，但却不敢表露心意。索菲·安德烈耶夫娜·贝尔斯还只是个孩子，只有17岁，而托尔斯泰已经30多岁了；他认为自己是个老人，没有资格将自己的污秽生活与一个纯真的少女的生活混为一谈。于是他拖延了三年时间。[2]后来，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描述了自己如何向索菲·贝尔斯表白，以及她又是如何回应的：两人都在桌下用手指划出那些他们不敢说出口的词语的首字母。就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一样，他极其诚实，将自己私密的日记交给未婚妻，这样她就不会知道他过去的种种过错；而索菲也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基蒂一样，因读到这些日记而深受伤害。两人于1862年9月23日结婚。在艺术家的想象中，这场婚姻其实早在《家庭幸福》写成时的三年前就已经实现了。[3]在那段时间里，他一直生活在未来之中——经历着尚未被认知的爱情的美好时光，经历着已经认清彼此的爱情的狂喜时刻，还有那些神圣而令人期待的誓言被轻声说出的瞬间；那时会流下“永远消失、再也不会回来”的幸福的泪水；还有婚姻初期那种美好的现实；恋人们之间的自私行为、“无止境且无缘由的喜悦”，随后则是逐渐出现的疲惫、隐约的不满、单调生活的无聊感，还有那两颗渐渐分离、越来越遥远的灵魂；年轻妻子会被世俗所吸引——出现暧昧关系、嫉妒心、致命的误解；爱情被隐藏起来，最终消失；最后则是心中那悲伤而温柔的“秋天”；爱情的面容再次出现，虽然更加苍白、苍老，但因泪水与岁月的痕迹而显得更加动人；回忆起曾经的烦恼，为做过的错事以及逝去的岁月感到懊悔；夜晚的宁静；从爱情走向友谊的庄严过程，以及母性之爱的浪漫……所有这些即将发生的事情，都是托尔斯泰所梦想并体验过的。

为了更生动地度过那些日子，他选择沉浸在爱情之中。这是他所有作品中第一次——或许也是唯一一次——故事发生在一位女性的内心世界，并由她来讲述；其描写之细腻、精神之美令人惊叹！那是一种被最纯粹的谦逊所掩盖的灵魂之美。这一次，作者的分析不再带有粗俗的色彩，也没有那种急于展现赤裸真相的冲动。内在生活的秘密是通过暗示而非直白表述来呈现的。艺术家的艺术技巧与心灵都得到了升华，思想与形式之间达到了和谐的平衡。《家庭幸福》堪称拉辛式作品的典范。

托尔斯泰以如此深刻而清晰的方式描绘了婚姻的甜蜜与苦涩，而婚姻最终成了他的救赎。他感到疲惫、身体不适，对自己及自己的努力感到厌恶。早期作品所带来的巨大成功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评论家们的沉默与公众的冷漠。[4]他傲慢地装作并不在意：“我的名声已经大不如前，这让我很难过。但现在我满足了；我知道自己有话要说，而且有能力用有力的声音说出来。至于公众，让他们想什么就想吧！”[5]但实际上他在自夸：他自己也不确定自己的艺术造诣如何。虽然他确实擅长运用写作技巧，但他并不知道该如何运用它，正如他在谈到《波利库什卡》时所说：“那不过是一个懂得如何握笔的人，随便写点关于手头主题的内容罢了。”[6]

他在社会事业方面的尝试也以失败告终。1862年，他辞去了地区仲裁员的职务。同年，警察搜查了雅斯纳亚·波利亚纳，把一切都弄得乱七八糟，还关闭了学校。当时托尔斯泰因过度劳累而不在场，他担心自己会患上肺结核。

“仲裁工作让我痛苦不堪，学校的工作也毫无头绪，而因为想要教导他人却又对自己该教什么一无所知而产生的疑虑，更让我心灰意冷，最终生病了。如果当时没有生活中那个能带来救赎的未知领域——家庭生活的话，也许我就会陷入十五年后才会面临的绝望境地。”[7]

[1] 年少时，他因嫉妒心作祟，将当时九岁的小女孩从阳台上推了下去——那个女孩后来成了贝尔斯夫人，因此双腿残疾多年。
[2] 可参阅《家庭幸福》中塞尔吉乌斯的表述：“假设有位名叫A的老人，他已经度过了一生；还有位名叫B的年轻女子，她充满幸福，还不了解男人与生活。由于种种家庭变故，他开始像爱女儿一样爱她，却并未意识到自己还能以另一种方式去爱她……”等等。
[3] 这部小说或许也记载着一段始于1856年莫斯科的浪漫恋情，他的恋人是与他截然不同、极其世故轻浮的年轻女孩，尽管两人彼此深爱，最终还是分道扬镳。
[4] 1857年至1861年。
[5] 1857年10月的日记。
[6] 1863年写给费特的信（载于《生平与作品》）。
[7] 《忏悔录》。

第八章 婚姻

起初，他以满腔热情投入新生活。[1] 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的个人影响对他的艺术发展而言简直是天赐之福。她在文学方面极具天赋，正如她所说，是“真正的作家妻子”——她极为重视丈夫的作品，与他一起工作，按照他的要求进行创作，还会重新抄写他的草稿。[3] 她试图保护丈夫免受那种宗教上的“恶魔”的侵害，那种强大的力量有时会灌输一些会摧毁艺术的观念。她还试图阻止一切社会层面的乌托邦幻想。[4] 她激发了丈夫的创作天赋，不仅如此，她还为这种天赋带来了女性特有的柔美气质。在托尔斯泰早期的作品中，除了《童年与少年时代》中那些迷人的女性形象外，出现的女性角色寥寥无几，而且往往只是次要角色。在受对索菲·贝尔斯的爱意影响的《家庭幸福》中，才出现了女性形象。而在后续作品中，则出现了众多充满活力的年轻女孩和女性角色，她们的形象甚至比男性角色更为出色。人们不禁会想到，托尔斯泰伯爵夫人……

她为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塑造的娜塔莎形象[5]，以及《安娜·卡列尼娜》中凯蒂的形象[6]提供了原型；同时，凭借自己的洞察力与独特见解，她成为了托尔斯泰得力的合作伙伴。在我看来，《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某些段落尤其体现了女性的细腻笔触。得益于这段合作关系，托尔斯泰在十二到十四年间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宁与平静[7]。在爱的庇护下，他能够从容地构思并创作出那些堪称19世纪文学瑰宝的巨著——《战争与和平》（1864–1869年）和《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年）。《战争与和平》堪称我们这个时代最宏大的史诗，一部现代版的《伊利亚特》。书中描绘了一个充满各种面孔与激情的世界；在这片由无数“波浪”构成的人类海洋之上，有一个卓越的智慧之脑，它能够平静地平息一切风暴。过去，每当我阅读这部作品时，总会想起荷马与歌德，尽管这两部作品的风格与所处时代截然不同。后来我发现，撰写这些作品时，托尔斯泰实际上是在以荷马与歌德的作品为精神养料[8]。此外，在1865年所写的关于各类文学体裁的笔记中，他将《奥德赛》、《伊利亚特》以及“1805年”的作品归为同一类[9]。随着思维的不断发展，他从对个体命运的描绘转向了对军队与民族的描写——那些由数百万人组成的庞大群体，其中无数人的意志融为一体。他在塞巴斯托波尔围城战中的悲惨经历帮助他理解了俄罗斯民族的灵魂及其日常生活。按照最初的计划，《战争与和平》本应只是一系列史诗性作品的中心部分，通过这些作品来展现从彼得大帝到十二月党人时期的俄罗斯历史[10]。1863年6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正在阅读歌德的作品，许多想法在我心中诞生。”1863年春天，托尔斯泰再次阅读歌德的作品，并将《浮士德》描述为“思想世界的诗歌；那种用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无法表达的诗歌”。

后来，他像对待莎士比亚一样，也将歌德献给了自己的神明。但他对荷马的推崇始终如一。1857年8月，他以同样的热情阅读着《伊利亚特》与《圣经》。在他最新的作品——那本抨击莎士比亚的小册子（1903年）中，他将荷马作为真诚、平衡与真正艺术的典范，与莎士比亚相对立。

要真正领会这部作品的魅力，我们必须认识到它内在的统一性。太多读者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它，只能看到成千上万的细节，这些细节的繁杂令他们惊叹却又分心不已，他们迷失在这片“生命的森林”之中。读者必须站在高处，俯瞰无障碍的地平线，那片由森林与草地构成的广阔天地；唯有如此，才能领悟到作品中的荷马精神、永恒法则的宁静、命运之息的庄严节奏，以及每个细节都是整体组成部分的那种整体感；同时还能感受到艺术家那超越一切的天才，就像《创世记》中那位俯视水面的神明一般。

起初是海洋的宁静，是战前俄罗斯的和平与安宁。前一百页以一种冷静而精准的方式，反映出世俗心灵中的冷漠与空虚。直到第一百页左右，我们才会听到那些“活死人”之一的呼喊——其中最恶劣的便是巴希尔王子：“我们犯下罪孽，互相欺骗，可我们为何要这么做呢？朋友，我已经六十多岁了……一切终将归于死亡……死亡——真是可怕！”

在这些人中，有许多无聊、愚蠢、虚伪的灵魂，他们能做出各种反常行为与罪行；但也有一些较为理智的人：有些因天真的诚实而显得真挚，比如皮埃尔·贝索乌霍夫；有些因根深蒂固的独立意识及古老的俄罗斯特质而与众不同，比如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还有些因青春的活力而充满生机，比如罗斯托夫家的孩子们；还有一些人则充满善良与顺从，比如玛丽亚公主；还有像安德烈王子那样并非善良，而是骄傲自大，被不健康的生活所折磨的人。

此时，海浪开始发出最初的声响。俄罗斯军队已进入奥地利境内。命运至高无上：在战争这种释放原始力量的过程中，它的支配力表现得最为明显。真正的领导者并非那些试图指挥或掌控一切的人，而是像库图佐夫或巴格拉季昂那样，让人们相信他们的个人意图与现实情况完全一致的人。

“其实，这一切不过是环境压力、下属的意愿以及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罢了。”顺从命运的安排有何好处啊！简单生活的幸福，那种理智而正常的状态……那些不安的心灵重新找回了平静。安德烈王子开始呼吸，重新活了过来……而在遥远的地方，远离那神圣风暴带来的生机，皮埃尔与玛丽公主正受到他们所处世界的种种威胁以及爱情的欺骗；而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受伤的安德烈，在行动的激情之中，突然领悟到了宇宙的浩瀚与宁静。他仰卧着，此刻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高悬在头顶上那无边无际的天空，灰色的云朵在其中缓缓飘动。“多么宁静啊！多么平和啊！”他自言自语道，“我之前奔跑呼喊时可没注意到这些……我怎么以前没有发现这无垠的深度呢？能最终找到它，我真是太幸福了！没错，一切都是虚无，一切都是欺骗，唯有此地除外。愿上帝保佑这份宁静！……”但生活又将他拉回现实，波涛再次袭来。那些不安、沮丧的灵魂再次被抛回到城市里那令人沮丧的氛围中，在黑暗中盲目徘徊。有时，大自然、爱情与春天的芬芳气息会穿透那污浊的世界空气，将安德烈王子与迷人的娜塔莎紧紧相连，却又在片刻之后将她推入第一个引诱她的人的怀抱。如此多的诗意、温柔与纯真，都被这个世界玷污了！而那广阔的天空依旧高悬在人间的丑恶与卑微之上。但人类却看不到它。就连安德烈也忘记了奥斯特利茨战役时的光明。对他而言，天空如今只不过是覆盖在虚无之上的“一片黑暗而沉重的穹顶”。战争的风暴即将再次席卷这些腐朽的心灵。祖国俄罗斯遭到了入侵。接着就是博罗季诺之战，那充满庄严与威严的一天到来了。仇恨消失了。多洛霍夫拥抱了他的敌人皮埃尔。受伤的安德烈则为自己最憎恨的人——救护车里的邻居阿纳托尔·库拉金所遭受的苦难而感到怜悯与同情。人们的心终于团结在一起，为祖国做出热情的牺牲，并服从于神圣的法则。

“必须严肃而认真地接受战争这一可怕的必然性……对人类自由而言，战争便是向神圣法则屈服的最痛苦的行为。心灵的纯朴，就在于顺从上帝的意志。”俄罗斯民族的灵魂及其对命运的顺从，都体现在总司令库图佐夫身上。这位老人已没有激情，只有作为激情结果的阅历；他那本应用于整理事实并从中得出结论的智慧，已被对事件的哲学性思考所取代。他不会策划任何行动，也不会采取任何举措；但他会倾听并记住一切，懂得在适当时机加以利用；他不会阻碍任何有益之事，也不会允许任何有害之事发生。他能从士兵们的脸上看到那种被称为“征服意志”的无形力量——那是潜在的胜利。他承认还有比自己意志更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在他眼前发生的种种事件的必然发展轨迹；他观察着这些事件，跟随它们的发展，同时在精神上能够保持超然的态度。简而言之，他拥有俄罗斯人的心灵。俄罗斯人这种冷静而英勇的宿命论，也体现在普拉顿·卡拉塔耶夫这个普通的农夫身上——他单纯、虔诚且顺从，在苦难与死亡中依然保持着友善而耐心的微笑。经过苦难与经历，在国家废墟之上，在国家遭受的种种恐怖之后，书中的两位英雄皮埃尔和安德烈，通过爱与信仰获得了道德上的解脱以及神秘的喜悦，从而得以看见活着的上帝。托尔斯泰并未就此止步。故事结尾部分设定在1820年，描述了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过渡：从拿破仑时代到十二月党人时代。这部分内容给人一种连续性的感觉，仿佛生命在继续。托尔斯泰没有在危机之中开始或结束故事，而是像开头一样，在一场巨浪平息、另一场巨浪正在形成的时刻结束故事。我们已然可以预见到未来的英雄们、他们之间即将发生的冲突，以及那些在生者中重获新生的人。[11]我试图勾勒出这部小说的概要，因为很少有读者愿意去仔细探究它。但是，究竟用什么言语才能形容这些数百位英雄的非凡生命力呢？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被以令人难忘的精湛手法描绘出来：有士兵、农民，也有贵族。

俄罗斯人、奥地利人、法国人！这些文字中没有一处是即兴创作的痕迹。为了创作出这一在欧洲文学中绝无仅有的群像画，托尔斯泰绘制了无数草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将数以百万计的构思融合在一起”；他潜心研究各种文献，还动用了自己家的档案、之前的笔记以及个人回忆作为素材。如此细致的准备保证了作品的扎实性，却并未扼杀他的创作灵感。托尔斯泰以满腔热情投入创作，那种热忱与愉悦之情也传递给了读者。最重要的是，《战争与和平》的魅力在于它所蕴含的青春气息。托尔斯泰的其他作品里，很少有能如此充分地展现童年与青春的特质；而每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角色都如同纯净如泉的乐曲，洋溢着动人而深刻的优雅，宛如莫扎特的旋律。尼古拉·罗斯托夫、索尼娅以及可怜的小佩佳都是这样的角色。

其中最为出色的当属娜塔莎。可爱的小女孩啊！她充满幻想，总是欢声笑语不断，心中充满爱意。我们仿佛能看到她在我们眼前成长，跟随她走过人生道路，怀着对妹妹般的温柔去感受她的一切——读过她故事的人，谁不会觉得自己已经认识了她呢？……那个美好的春夜，娜塔莎站在窗前，沐浴在月光之下，疯狂地做梦、说话，而安德烈则在一旁聆听……第一次参加舞会的激动心情、对爱情的期待、那些纷至沓来的梦想与欲望、乘雪橇的情景、在被冰雪覆盖的森林中度过的夜晚，到处都是奇幻的光芒；大自然，以及她那朦胧而温柔的怀抱：在歌剧院度过的夜晚，那个让理智变得混乱的艺术世界；心灵的愚昧，以及身体对爱情的渴望；充斥着灵魂的痛苦；还有守护着垂死恋人的神圣怜悯……提及这些令人心疼的往事，人们不禁会感动不已，那种情感就如同谈论一位挚爱的女子时所感受到的那样。这样的创作足以显示出当时几乎所有戏剧和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弱点！托尔斯泰成功地捕捉到了生活的真谛——那种变化多端、灵活多变的生活，让我们仿佛能看到它在每一行文字中跳动、变化。

玛丽公主虽然相貌丑陋，但她的善良使她显得美丽动人，她的形象同样堪称完美。不过，那个胆小又笨拙的女孩，以及所有与她相似的人，一旦看到那颗极力隐藏自己内心秘密的心被彻底揭露，一定会脸红不已吧！

总体而言，正如我所说，女性角色的刻画要比男性角色精致得多；尤其是托尔斯泰赋予了自己独特见解的那两位英雄——性格软弱、易受影响的皮埃尔·贝索霍夫，以及性格坚强、充满热情的安德烈·博尔孔斯基。这些角色缺乏稳定的性格核心，始终处于摇摆不定状态，无法真正成长；他们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徘徊，却从未取得进步。当然，有人可能会说，这正是俄罗斯人的典型特征。不过，我发现俄罗斯人也用类似的话来批评这些角色。图尔盖涅夫在抱怨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缺乏发展时，无疑也是指这些角色。“没有真正的成长，只有永恒的犹豫与情感的摇摆。”[13] 托尔斯泰自己也承认，有时他会为了整体叙事而牺牲个别角色的个性。[14] 实际上，《战争与和平》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再现了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包括其中的民族迁徙与战争。真正的英雄就是那些民族；而在他们背后，就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背后有神灵引领一样，还有那些无形的力量、“微不足道却能引导大众的力量”，也就是“无限”的气息。在这些巨大的冲突中，隐藏的命运将各个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展现出一种神话般的壮丽景象。我们的思绪超越了《伊利亚特》，让人联想到印度的史诗。

[1] “家庭的幸福完全占据了我的心”（1863年1月5日）。“我太幸福了！真的非常幸福！我如此爱她！”（1863年2月8日）。参见《生平与作品》。
[2] 她写过几部小说。
[3] 据说她曾七次抄写《战争与和平》。
[4] 结婚后，托尔斯泰立即停止了教学、写作评论以及办学的工作。
[5] 她的妹妹塔蒂亚娜聪慧且富有艺术天赋，其机智与音乐才能深受托尔斯泰的赞赏，她也成为了托尔斯泰创作中的灵感来源。托尔斯泰常说：“我以塔蒂亚娜为原型，再结合索菲娅·贝尔斯的特点，最终塑造出了娜塔莎。”（引自P.比鲁科夫）
[6] 多莉被安置在那座破旧的乡间别墅里；多莉与孩子们；许多关于服饰和妆容的细节；更不用说那些女性心理的秘密了，即便是有天才的直觉，若非有女性将其透露出来，或许也无法理解。
[7] 这是托尔斯泰被自己的创作天赋所束缚的一个典型例子：从1865年11月1日开始，《战争与和平》的创作进入高潮阶段，他的日记便中断了13年。艺术家的自我主义让良心的声音消失了。——这一时期

那段时期也是他身体最为健康的阶段。托尔斯泰“酷爱打猎”。“打猎时，我会忘记一切……”（1864年的信件）。1864年9月，他在一次骑马打猎时摔断了手臂，正是在康复期间，他开始口述《战争与和平》的最初部分——“当我从昏厥中恢复意识时，我对自己说：‘我是个艺术家。’的确如此，只是个孤独的艺术家罢了。”（1865年1月29日写给费特的信件）。此时写给费特的所有信件都洋溢着创作带来的喜悦。“我认为自己迄今为止所发表的一切作品，”他说，“都只是对我写作能力的初步考验而已。”（同上）

[8] 在这个日期之前，托尔斯泰曾列出过在20岁至35岁间对他产生影响的书籍，其中包括：“歌德：《赫尔曼与多萝西娅》——影响极大。”“荷马：《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俄文版）——影响极大。”
[9] 《战争与和平》的前两部于1865年至1866年以《1805年》为名出版。
[10] 托尔斯泰于1863年开始创作这部作品，最初写了《十二月党人》的三段片段。但他意识到自己的计划基础并不牢固，于是回到拿破仑战争时期，开始撰写《战争与和平》。该书于1865年1月在《俄罗斯信使报》上开始连载，第六卷则于1869年秋季完成。之后，托尔斯泰又构思了以彼得大帝为题材的史诗性小说，以及另一部以18世纪女皇及其宠臣们为题材的小说。他从1870年到1873年一直致力于这些作品的创作，收集相关资料并撰写各部分的初稿；但由于现实主义的顾虑，他放弃了这些计划——他明白自己永远无法以足够真实的方式再现那些遥远时代的风貌。后来，在1876年1月，他又想到了以尼古拉一世时期为背景的另一部小说；随后他再次回到《十二月党人》的创作上，搜集幸存者的证词并走访相关地点。1878年，他写信给自己的姑妈A.A.托尔斯泰伯爵夫人说：“这部作品对我而言非常重要！你无法想象它对我意味着什么；它对我来说就如同你的信仰对你而言一样重要。甚至可以说更重要。”（书信集）但随着他对这一主题的深入研究，他逐渐失去了兴趣，心不再属于它。早在1879年4月，他就写信给费特说：“《十二月党人》？如果我真的要写它，我会希望自己的思想氛围会让那些为了人类利益而杀人的家伙们无法忍受。”（同上）在这一时期，他面临着宗教危机，准备抛弃那些旧日的信仰。
[11] 与娜塔莎结婚的皮埃尔·贝索霍夫后来成为了十二月党人。他创建了一个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的秘密组织，类似“图格尔同盟”。娜塔莎则满怀热情地支持他的计划。杰尼索夫无法想象和平革命的可能性，却愿意为武装起义而战。尼古拉·罗斯托夫则保持着军人般的忠诚。那个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前说过“我们只有一件事要做：战斗，不要思考”的人，现在对皮埃尔很生气，他喊道：“我发过誓！如果有人命令我带领部队去攻打你，我一定会去，并且一定会取胜。”他的妻子玛丽公主也同意他的看法。安德烈王子的儿子，15岁的尼古拉·博尔孔斯基，虽然体弱多病，但长得十分可爱，有着大大的眼睛和金色的头发。他全神贯注地听着大家的讨论；他所有的爱都给了皮埃尔和娜塔莎，对尼古拉和玛丽则不太关心；他崇拜从未见过面的父亲，梦想着能像父亲一样，长大后做出一些了不起的事情，尽管他自己也不清楚那是什么。“无论他们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是的，我一定会做到。他一定会为我感到骄傲的。”——这本书以一个孩子的梦作为结尾，他在梦中看到自己变成了普鲁塔克笔下的英雄之一，身边有叔叔皮埃尔，前面是荣耀，后面则是一支军队。——如果当时真的写了《十二月党人》，小博尔孔斯基无疑也会成为其中的英雄之一。
[12] 我已经指出，《战争与和平》中的罗斯托夫家族和博尔孔斯基家族在许多特征上都与托尔斯泰父母所在的家族相似。同样，在关于高加索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小说中，也有许多出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士兵、军官及普通人的形象。
[13] 1868年2月2日的信件，引自比鲁科夫的著作。
[14] 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了第一部中的安德烈王子。

第九章

《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卡列尼娜》与《战争与和平》一同标志着托尔斯泰创作成熟期的顶峰。《安娜·卡列尼娜》是更为完美的作品，它出自一个对艺术创作更有把握、拥有更丰富阅历的作家之手；对于这样的作家而言，心灵的世界已不再有任何秘密。不过，这部作品缺乏《战争与和平》中的青春激情与蓬勃活力。托尔斯泰已经失去了部分创作时的快乐。婚姻初期那种短暂的宁静已然消逝。在托尔斯泰夫人为他营造的充满爱与艺术的美好世界中，道德上的顾虑开始侵入。

甚至在《战争与和平》的早期章节中——这些章节写于他结婚一年之后——安德烈王子向皮埃尔倾诉的关于婚姻的感受，也显示出他的幻灭感：他在心爱的女人身上看到了陌生人、无辜的敌人，以及阻碍自己道德成长的障碍。1865年的一些信件预示着宗教困扰即将再度出现。那时这些还只是暂时的威胁，尚不足以破坏生活的乐趣。但在1869年托尔斯泰正在完成《战争与和平》的那几个月里，更严重的打击降临了。

他曾离开家几天，去拜访一处遥远的庄园。一天夜里，他正躺在床上，当时刚好两点钟：
“我极其疲惫，想睡觉，感觉也很舒适。突然间，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与恐惧之中。我会详细地告诉你们，那真是可怕极了。我立刻从床上跳起来，让他们准备马匹。他们在备马的时候，我又睡着了，醒来时已经完全恢复了。昨天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不过程度要轻得多。”

由妻子的爱精心构筑起来的幻想之屋正在摇摇欲坠。在完成《战争与和平》之后的精神空虚状态下，这位艺术家又被自己的哲学与教育方面的思考所占据；他想要为普通人编写一本拼写书；他……

他花了四年时间拼命写作；他对这部作品的骄傲甚至超过了对《战争与和平》的骄傲。作品完成后（1872年），他又写了第二部（1875年）。随后，他对希腊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早到晚研究拉丁语，放弃了所有其他工作。他发现了“令人愉悦的色诺芬”，以及真正的荷马——而非那些译者所理解的荷马，那些“用各种怪声、刺耳的声音或矫揉造作的语调来演唱的朱霍夫斯基和沃斯之流”，而是“那个尽情高声歌唱、却从不考虑是否有人正在聆听的人”。[3]

“没有希腊语知识，就谈不上真正的教育！我确信，直到现在我才真正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美，以及人类语言中的朴素之美。”这其实是一种愚蠢的想法，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以极大的热情重返学校，结果因此生病了。1871年，他不得不前往萨马拉接受库米斯疗法，住在巴什基尔人中间。除了希腊语之外，没有任何事物能让他满意。1872年，在一场诉讼结束后，他认真地考虑过卖掉在俄罗斯的所有财产，然后移居英国。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感到极为绝望：“如果你一直沉迷于希腊语，就永远无法康复。正是它导致了你现在的痛苦与冷漠。我们称希腊语为‘死语言’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它会让人的心灵陷入死亡状态。”[4]

最终，令伯爵夫人极为高兴的是，在经历了许多未能实施的计划之后，1873年3月19日，他终于开始撰写《安娜·卡列尼娜》。在他写作期间，他的生活却因家庭变故而充满悲伤——他的妻子生病了。他在1876年写信给费特时说：“家里没有幸福可言。”[7]

在某种程度上，这部作品体现了这些令人沮丧的经历以及那些破灭的激情。[8]除了那些描写莱文订婚的动人段落外，爱情已不再带有那种青春与诗意的气息，而这种气息曾让《战争与和平》中的某些篇章跻身于有史以来最优美的抒情诗之列。爱情如今呈现出另一种面貌：苦涩、感官化且充满强制力。笼罩在这段爱情故事上的宿命，也不再像《战争与和平》中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既残忍又宁静的克利须那式的存在。

帝国的命运，还有爱情的疯狂——“维纳斯本人”。正是在那美妙的舞会场景中，当激情在安娜与渥伦斯基身上突然爆发时，正是她赋予了安娜那纯真的美貌——安娜头戴勿忘我花环，身着黑色天鹅绒服饰，却散发出“近乎恶魔般的诱惑力”。当渥伦斯基刚刚表达爱意时，也是她让一束光照在安娜的脸上；但这光“并非喜悦之光，而是黑暗夜晚中燃烧的火焰所散发出的可怕光芒”。正是她在这位忠诚而理智的女性、这位年轻而充满母爱的女人体内注入了难以抗拒的欲望之流，然后驻足在她的心中，不离开直至将其摧毁。任何接近安娜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个隐秘恶魔所带来的吸引与恐惧。基蒂是第一个发现它的人，她顿时惊愕不已。渥伦斯基去见安娜时，喜悦之中也夹杂着神秘的恐惧。列文在安娜面前则完全失去了意志。安娜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不再属于自己。随着故事的发展，那无情的激情逐渐摧毁了这位高贵女性的全部道德准则。她身上所有美好的品质，她那真诚而勇敢的心灵，都逐渐崩塌；她再也没有力量去牺牲自己的世俗虚荣心；她的生活唯一的目标就是取悦爱人；她因羞愧与恐惧而拒绝生孩子；嫉妒折磨着她；那种束缚她的感官欲望迫使她用动作、声音和眼神来诱惑他人；她沦落到了那些只追求让所有男人都关注自己的女人的境地；她用吗啡来缓解痛苦，直到那些难以忍受的折磨让她意识到自己的道德沦丧，最终将她推入火车轮下。“那个胡子凌乱的农夫”——那个一直出现在她梦境以及渥伦斯基梦中的邪恶形象——“从车厢的站台上俯身看着铁轨”；正如预言中的那样，“他弯腰抱着一个袋子，里面藏着曾经拥有过生命的东西的残骸，那些生命曾经历过痛苦、背叛与悲伤。”“主说：‘复仇在我手中。’”[9]在这段关于被爱情吞噬、被上帝法则压垮的灵魂的悲剧——一幅色调单一且极为阴郁的画卷——托尔斯泰如同在《战争与和平》中一样，编织出了其他人的爱情故事。遗憾的是，这些平行故事以一种有些生硬且刻意的方式交织在一起，未能达到《战争与和平》那种有机统一的艺术效果。

可以说，书中某些场景所展现的极致写实风格——比如圣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及其无聊的谈话内容——有时显得多余且没有必要。与《战争与和平》相比，托尔斯泰更直接地将自己的道德观念与哲学思想融入对生活现实的描绘之中。尽管如此，这部作品依然具有惊人的丰富性：书中的人物形象与《战争与和平》一样众多，而且每一个形象都极为生动逼真。在我看来，书中对人物的刻画甚至更为出色。托尔斯泰以极大的兴趣描绘了善良又自私的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任何人看到他那充满爱意的微笑都会被感染；还有卡列宁，他则是高级官员的典型代表，既是杰出的人物，又是平凡的政治家，总是试图用持续的讽刺来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情感——他既有着尊严，又充满怯懦，既有法利赛式的虚伪，又有基督徒般的情怀，是人为世界孕育出的奇特产物。尽管他聪明且心怀真诚的慷慨，却始终无法完全摆脱这个世界的束缚；他害怕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种恐惧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一旦屈服于内心，他就会陷入荒谬的神秘主义状态。

不过，这部小说最引人入胜之处，除了安娜的悲剧以及1860年左右俄罗斯社会的各种景象——沙龙、军官俱乐部、舞会、剧院、赛马等之外，还在于它的自传性质。在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中，康斯坦丁·莱文无疑是最能体现作者本人形象的角色。托尔斯泰不仅将他自己的思想——既保守又民主——以及那些鄙视“知识分子”的地方贵族的反自由主义观念赋予了他，还将自己生命中的部分经历投射到了这个角色身上。莱文与基蒂之间的爱情以及他们婚姻初期的生活，其实都是作者自身家庭生活的再现；而莱文兄弟的死亡，则是对托尔斯泰兄弟德米特里之死的悲痛回忆。虽然这部分内容对小说情节并无帮助，但却让我们得以了解当时困扰着作者的种种烦恼。《战争与和平》的结尾是为了过渡到另一部计划中的作品，而《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尾则是一种自传式的过渡，为两年后体现在《忏悔录》中的道德革命做了铺垫。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一再对当代社会进行激烈的批判或讽刺，而这些批判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也一直存在。他向欺骗宣战，向谎言宣战，同时也向那些自以为有美德的人宣战。

恶毒的谎言；空洞的闲谈、表面的慈善行为、所谓的“客厅宗教”以及伪善的博爱。这是一场针对整个世界的战争，它扭曲了所有真实的情感，必然会扼杀人们心中那份慷慨的热情！死亡让社会习俗暴露出其真面目。在安娜去世之前，刻板冷漠的卡列宁也变得柔和起来。在这个一切都是虚假的灵魂中，出现了一缕爱与基督式宽恕的光芒。丈夫、妻子和情人这三个人都发生了变化，他们都变得单纯而忠诚。但当安娜康复后，他们三人都意识到了现实：他们面临着一种近乎神圣的道德力量在引导着他们，同时还有另一种残酷却无所不能的力量在操控着他们的生命，不让他们安宁。从一开始，他们就明白，在即将到来的斗争中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将不得不去做那些被世界视为必要之事的恶事。[11]
如果莱文也能像他所代表的托尔斯泰一样，在小说的结尾获得净化，那是因为他也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此前，他“既无法相信，也无法彻底怀疑”。[12]在目睹兄弟死去之后，他对未知的恐惧便笼罩了他。有一段时间，婚姻让他暂时忘记了这种痛苦；但当第一个孩子出生时，这种痛苦又重新出现了。他不断在祈祷与否定之间挣扎。他阅读哲学著作却毫无收获。在心神不安的状态下，他开始害怕自杀的诱惑。体力劳动成了他的慰藉——那里没有疑问，一切都很清晰。莱文与农民们交谈，其中一个人提到了那些“不为自我而活，只为上帝而活的人”。这对他来说犹如一道启示。他看到了理性与心灵之间的对立：理性宣扬的是为生存而进行的残酷斗争；而爱邻人则毫无合理性可言：“理性什么也没教会我；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心灵赋予我的。”[13]从那时起，平静再次降临到他身上。那位心灵才是他唯一指引的谦逊农民的话语，将他引回了上帝身边……至于是哪位上帝？他并不想去了解。此时他对教会的态度，就像托尔斯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态度一样，是谦逊的，绝没有违背其教义的意味。

“即便在苍穹的幻象与星辰的表观运动之中，也存在着真理。”[14]

[1] 遗憾的是，托尔斯泰在作品中加入的种种哲学论述常常破坏了其作品所具有的诗意美，尤其是在后半部分。他执意要阐述自己关于历史宿命论的观点，可惜的是他不断重复同样的内容，固执地反复论述。福楼拜在阅读前两卷时发出了由衷的赞叹，称其“崇高”且“充满莎士比亚式的风格”，但读到第三卷时却因厌烦而将其丢弃：“写得糟糕透顶，反复啰嗦，还满篇哲学论述。我们看到了贵族、作家以及俄罗斯人的形象，而此前我们所看到的只有自然与人性。”（1880年1月写给图尔盖涅夫的信。）

[2] 1869年夏天，在完成《战争与和平》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叔本华，并为之倾倒。“我确信叔本华是最伟大的人。在他的著作中，整个宇宙都以极其清晰而美丽的姿态呈现出来。”（1869年8月30日写给费特的信。）

[3] 他再次说道：“在荷马与其译者之间，存在着煮沸的水与蒸馏水之间的差异，也存在着从岩石上流出的泉水——后者虽然会带着沙子流动，但却因此变得更加纯净清新。”

[4] 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的著作集（《生平与作品》）。

[5] 该书于1877年完成，除尾声外，已发表在《俄罗斯信使报》上。

[6] 三个孩子的去世（1873年11月18日、1875年2月、1875年11月）；养母塔季扬娜姑妈的去世（1874年6月），以及佩拉吉亚姑妈的去世（1875年12月）。

[7] 1876年3月写给费特的信。

[8] “女人是男人事业道路上的绊脚石。很难既爱上一个女人，又不出力做任何有意义的事；而避免因爱情而无所作为的唯一办法就是结婚。”（出自《安娜·卡列尼娜》）

[9] 本书开头的座右铭。

[10] 在尾声中，还可以看到对战争、民族主义以及泛斯拉夫主义的批判态度。

[11] “对这个世界而言合理的东西，其实就是邪恶。牺牲与爱则是疯狂的行为。”

[12] （《安娜·卡列尼娜》，第二卷）

[13] 《安娜·卡列尼娜》，第二卷。

[14] 同上。

第十章 危机

压迫着列文的痛苦，以及他试图隐藏在基蒂面前的自杀念头，托尔斯泰在这一时期也对其妻子隐瞒着这些。但他尚未达到自己笔中主人公所拥有的那种平静状态。说实话，这种心理状态很难让读者体会得到——我们感觉它只是一种渴望而非现实，列文很快就会再次陷入疑虑之中。托尔斯泰并没有被自己的欲望所蒙蔽。他在完成《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作品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在完成之前，这部作品就已经让他感到疲惫不堪。[1] 他再也无法继续写作了，只能停滞不前，毫无意志力，沦为自我恐惧与自我厌恶的牺牲品。在生活的空虚之中，一股来自深渊的巨大力量涌现出来——那就是死亡的眩晕感。

托尔斯泰是在后来从深渊中逃脱之后，才讲述那些可怕的岁月。[2] “我那时还不到五十岁，”他说，“我有爱人，也有爱我的人；我有优秀的子女、广阔的庄园、名声、健康，还有精神和体力的充沛；我可以像普通农民一样劳作，能够连续工作十个小时而毫不疲倦。突然间，我的生活陷入了停滞。我能呼吸、进食、饮水和睡觉，但这已算不上真正的生活。我再也没有任何欲望了，因为我知道根本没有什么值得渴望的。我甚至不想知道真相。真相就是：生活本身就是一场疯狂的闹剧。我已身处深渊，清楚地看到面前只有死亡。我这个曾经幸运又健康的人，却觉得无法继续活下去了。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驱使我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不会说我想自杀。那股将我推向死亡的力量比我自己还要强大；它是一种渴望，一种与我对生活的渴望相反的欲望。我不得不自我欺骗，以免过早屈服于它。我曾经是个幸福的人，却要藏起绳子，生怕夜里独自脱衣时用房间里的横梁上吊自杀。我也不再拿枪出去打猎，以免受到诱惑。[3] 在我看来，生活不过是一场在我眼前上演的乏味闹剧。四十年的努力、艰辛与进步，最终却发现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死后只会留下腐烂的尸体和虫子……人只有在为生活所陶醉时才能活下去；但一旦这种陶醉消失，就会发现一切不过是欺骗，是拙劣的骗局……我的家庭和艺术已经无法再让我满足。我的家人都是些不幸的人。”

就像我一样。艺术是生活的镜子。当生活不再有任何意义时，使用这面镜子也就不再有趣了。最糟糕的是，我无法放弃——我就像一个迷失在森林中的男人，因迷路而惊恐万分，不停地四处奔跑却无法停止，尽管他知道每走一步都会越陷越深。

救赎来自普通人。托尔斯泰对他们始终怀有“一种极其真挚的独特情感”，[4]而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幻灭经历也无法动摇这份情感。晚年时，他如同列文一般，与他们走得越来越近。[5]他开始思考那些被排除在学者、富人和游手好闲者这一狭小圈子之外的数百万人：他们要么自杀，要么试图忘记自我，又或者像他一样，继续过着毫无希望的生活。他问自己，为何这些成千上万的男女没有陷入绝望，为何不选择自杀。于是他意识到，他们并非依靠理性来生活，甚至根本不去考虑理性；他们是凭着信仰生活的。这种与理性毫无关系的信仰究竟是什么？

“信仰是生命的动力。没有信仰就无法生存。宗教的观念是在人类思想的遥远深处形成的。信仰对生命这个谜题所给出的答案，蕴含着人类最深刻的智慧。”

那么，只要了解宗教典籍中所记载的那些智慧之言就足够了吗？不够，因为信仰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行动；除非付诸实践，否则它便毫无意义。托尔斯泰对那些将信仰视为一种“享乐主义安慰”的富人和自以为正确的人感到厌恶，这使他彻底站在了那些唯一按照自己的信仰生活的普通民众一边。

“他明白，劳动人民的生活本身就是生活本身，而这种生活的意义就是真理。”

但是，要如何成为普通人的一员并分享他们的信仰呢？仅仅知道别人是正确的还不够，我们是否和他们一样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向神祈祷也是徒劳的，我们向神伸出渴望的手臂也是徒劳的——神是遥不可及的，我们又能在哪里找到他呢？

然而有一天，恩典降临了：

“早春的一天，我独自一人在森林中，聆听着那里的种种声响……我回想着过去三年里的痛苦经历，回想着自己对上帝的追寻，回想着自己不断在喜悦与绝望之间摇摆的处境……突然间我意识到：只有当我相信上帝时，我才真正活著。只要一想到祂，生命中的美好情感就会在我心中涌动；我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生机，一切都有了意义。而一旦我不再相信上帝，生命便立刻消失了。

‘那我还在寻找什么呢？’一个声音在我心中响起。‘是为了祂——没有祂，人就无法生存！认识上帝与活著其实是一回事！因为上帝就是生命……’

从那以后，这束光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6]

他得救了。上帝向他显现了。[7]但由于他并非那种满足于狂喜状态的印度教神秘主义者；在亚洲人的梦想之外，他还怀有西方人对于理性的渴望以及行动的需求，因此他决心将自己的领悟转化为具体的信仰，并从神圣的生活中汲取日常生活的准则。他没有任何先入之见，真心希望相信自己所处群体的信仰，于是开始研究自己所属的东正教的教义。[8]为了更深入地融入这个群体，他接受了为期三年的所有仪式：忏悔、领圣餐；不对那些令他震惊的事物妄加评判，对那些难以理解的事物尝试给出解释，通过信仰与所有他所爱的人——无论在世还是已故的人——融为一体，始终怀揣着这样的希望：总有一天，“爱会为他打开真理之门”。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他的理智与心灵都产生了反感。洗礼和领圣餐之类的仪式在他看来简直荒谬至极。当他被迫承认圣体就是基督的真实身体和真实血液时，“他感觉仿佛有一把刀刺进了自己的心脏”。然而，真正在他与教会之间筑起无法逾越的墙的，并非那些教条，而是那些实际的问题，尤其是两个问题：教会之间相互间的仇恨与不容忍[9]，以及对于杀戮、战争和死刑的正式或默许。

于是他彻底挣脱了束缚，而这种挣脱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为他此前三年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思考能力。他不再谨慎行事，而是愤怒而粗暴地践踏着前一天还坚持信奉的宗教。在《对教条神学的批判》（1879–1881）中，他称其为“疯狂之举，更是出于私心的谎言”。在《四福音书对照译本》（1881–1883）中，他将之与新约相对照。最终，他在福音书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信仰（《我的信仰是什么》，1883）。他的信仰可概括为以下话语：“我信奉基督的教义。我相信，只有当所有人都能实现幸福时，人间才有可能拥有幸福。”这一信仰的基石是《登山宝训》，托尔斯泰将其核心教义概括为五条诫命：“1. 不要发怒；2. 不要通奸；3. 不要起誓；4. 不要以恶制恶；5. 不要与人为敌。”这些是该教义的否定性内容，而肯定性内容则包含在这样一条诫命中：“爱上帝，也爱人如己。”基督说过，违背其中哪怕最微小的诫命的人，在天国里也会处于最卑微的地位。托尔斯泰天真地补充道：“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在经历了十八个世纪之后，我仍不得不将这些规则视为新事物来发现。”托尔斯泰相信基督的神性吗？绝不。那他是以何种身份来尊崇基督的呢？将他视为诸位圣贤——梵天、佛陀、老子、孔子、琐罗亚斯德、以赛亚——中最伟大的一位，因为他们向人类揭示了人类所追求的真幸福以及应当遵循的道路。[11]托尔斯泰正是这些伟大的宗教创造者——那些印度教的……

中国的半神与先知，以及希伯来的半神与先知们。他为他们辩护，以自己所擅长的方式——通过攻击那些被他称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人，通过攻击那些既定的教会以及傲慢的科学代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科学哲学”的代表来为他们辩护。他并非诉诸理性而非启示。一旦摆脱了《忏悔录》中所描述的困境之后，他本质上依然是一个理性的信徒；甚至可以说，他是个理性的神秘主义者。“太初有道，”他与圣约翰一同说道，“那道，也就是逻各斯，即理性。”他于1887年写了一本名为《生活》的书，该书的题词正是帕斯卡尔的著名诗句：“人不过是自然界中最脆弱的东西，不过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我们所有的尊严都在于思考……因此，让我们努力好好思考吧：这就是道德的原则。”整本书其实都是一首对理性的颂歌。的确，托尔斯泰所说的理性并非那种科学意义上的理性，也非那种将整体视为整体、将物质生活视为全部生活的狭隘理性，而是支配人类生活的至高法则，是理性存在者，也就是人类，必须遵循的生存法则。“这是一种类似于调节动物营养与繁殖、植物生长与开花、地球与行星运动的法则。只有遵循这一法则，让我们的动物性本能服从于理性的法则，从而获得善良，我们才能真正地生活……理性是无法被定义的，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定义它，因为我们不仅了解它，而且除此之外一无所知……人类所知道的一切都是通过理性而非信仰获得的……真正的生命始于理性显现之时。唯一真实的生活就是理性的生活。”那么，我们所拥有的这种可见的生活，也就是个体的存在，又是什么呢？托尔斯泰说：“那不是我们的生活，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的动物性活动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完成的……人类已经摒弃了将生活视为个体存在的观念。对于每一个拥有理性的人而言，否定个体幸福的可能性始终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真理。”

接着是一长串的假设，此处就不赘述了。不过这些假设足以表明托尔斯泰是多么执着于理性的理念。实际上，这是一种激情，其盲目性与嫉妒心并不亚于他早年所经历的其他激情。一种激情正在熄灭，另一种则正在燃起；或者更确切地说，那始终是同一种激情，只不过得到了不同的“燃料”来维持。

进一步凸显这种“个人化”的激情与这种“理性”激情之间相似之处的是：两者都无法仅通过爱来得到满足。它们渴望行动，渴望实现目标。

“基督说过，我们不应空谈，而应付诸行动。”

那么，理性的行为是什么呢？——就是爱。

“爱是人类唯一合理的行动；爱是灵魂最合理、最崇高的状态。人类所需要做的，就是不让任何事物遮蔽理性的光芒，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帮助他成长……爱才是真正的善，是能够解决生活中所有矛盾的至高善；它不仅能消除对死亡的恐惧，还能驱使人为他人牺牲自己：因为只有那种能让人为所爱之人献出生命的爱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爱；除非是一种自我牺牲，否则就不配称为爱。而真正的爱，只有在人们明白自己不可能获得个人幸福时才能实现。那时，人生命中的所有力量都会为这颗真正的爱的种子提供养分；而这颗种子则会吸收动物性个体性中所蕴含的所有能量来茁壮成长……”[15]

因此，托尔斯泰并非像一条筋疲力尽、在沙洲中迷失方向的河流那样寻求信仰的庇护。他带着在充满活力的一生中积累起来的强大能量来到了信仰面前。我们稍后将看到这一点。

这种将爱与理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炽热信仰，在他回复那些将他逐出教会的神圣会议时的回应中得到了最庄严的体现：[16]

“我信仰上帝，对我来说，上帝就是爱，是精神，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我相信他存在于我之中，正如我存在于他之中一样。我相信，上帝的旨意从未像在基督的教诲中那样得到如此清晰的表达；但我们不能把基督视为上帝，也不能向他祈祷。”

这是最严重的亵渎行为。我相信，人类真正的幸福在于遵行上帝的旨意；我认为上帝的旨意就是让每个人都能爱自己的同伴，并始终以希望别人对待自己的方式去对待他们，正如《圣经》所说，这便包含了所有的律法与先知之言。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意义就在于不断增进内心的爱；我相信，这种爱的力量的发展会让我们在今世获得日益增长的幸福，而在来世则获得更为完美的幸福。我相信，这种爱的增长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能有助于在世上建立上帝的国度——也就是用和谐、真理与兄弟情谊为主导的新秩序，取代那些充满分裂、欺骗与暴力的旧有生活秩序。我相信，只有通过祈祷才能让我们的爱更加丰富：不是那种基督明确反对的在庙宇里进行的公开祈祷（《马太福音》6:5-13），而是他亲自为榜样所示范的那种独自祈祷，它能够让我们更加明确生命的意义，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完全依赖于上帝的旨意……我信仰永恒的生命；我相信，人会根据自己的行为在今世及来世得到相应的奖赏。我对这些信念坚信不疑，以至于在我这个年纪、即将面对死亡之际，还常常需要努力不去祈求自己肉体的死亡，也就是不再重生。

[1] “现在我又开始着手处理那部令人厌烦又庸俗的《安娜·卡列尼娜》了，唯一的愿望就是尽快完成它。”（1875年8月26日写给费特的信）“我必须结束这部让我疲惫不堪的小说。”（同上，1876年3月1日）
[2] 见《忏悔录》（1879年）。
[3] 参见《安娜·卡列尼娜》。 “而列文，尽管拥有女人的爱，还是一个家庭的父亲，他却将各种自杀手段都收起来，不敢轻易屈服于结束自己痛苦的诱惑。”这种心态并非托尔斯泰及其笔下人物所独有。托尔斯泰对整个欧洲，尤其是俄罗斯上层社会中日益增多的自杀现象感到震惊，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经常提到这一点。1880年，仿佛有一股巨大的神经衰弱浪潮席卷了欧洲，淹没了成千上万的受害者。当时还年轻的人应该还记得那段经历；对于他们而言，托尔斯泰对这一人类经历的记录具有历史价值。他记录下了那一代人的隐秘悲剧。
[4] 《忏悔录》。
[5] 他这一时期的肖像作品便体现了这种平民化的倾向。克拉姆斯科伊在1873年创作的一幅画中，托尔斯泰穿着农夫的衬衫，低着头，看起来就像德国的基督像。

两鬓的头发已经脱落，脸颊上长满了胡须。在另一幅1881年绘制的肖像中，他穿着周日服装，看起来像是个正派的工匠：头发剪得很短，胡须和八字胡向两侧散开；脸的下半部分比上半部分宽得多；眉毛紧锁，眼神忧郁；宽大的鼻孔给人一种类似狗的感觉；耳朵则非常大。[6]《忏悔录》。[7]说实话，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在高加索地区的年轻志愿者、塞巴斯托波尔的军官、哥萨克人奥列宁、《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王子以及皮埃尔·贝祖霍夫，都曾有过类似的体验。但托尔斯泰太过热情，每次发现上帝时都以为这是第一次；他认为在此之前只有黑暗与虚无。他对自己的过去只看到阴影与耻辱。我们通过阅读他的日记，比他自己更了解他内心的情感历程，也知道即便在他最迷失方向的时候，他的心灵依然是多么虔诚。不过他在《对教条神学的批判》的序言中也承认：“上帝啊！我犯了错，我在不该寻找真理的地方去寻找它，而且我也知道自己错了。我知道自己的欲望是邪恶的，却仍纵容它们；但我从未忘记过你。即使在我迷失方向时，我也始终记得你。”1878–79年的危机只是比其他危机更为激烈罢了；或许是由于接连的失败以及年龄的增长所致。唯一不同的是，当狂喜之火熄灭后，上帝的形象并没有消失，而是依然与他同在。受到过往经历的警示，这位忏悔者赶紧“在还有光明的时候走在光明之中”，并从自己的信仰中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生命准则。其实他之前也尝试过这样做。（还记得他学生时代写的《生活准则》吧。）但到了五十岁，他的欲望已不太可能让他偏离正道。[8]《忏悔录》的副标题为《对教条神学的批判及基督教教义的探讨》。[9]“我在爱的统一性中看到了真理，但却震惊地发现，宗教本身反而摧毁了它试图创造的东西。”（《忏悔录》）[10]“我确信，从理论上讲，教会的教义是一种狡诈而邪恶的谎言；而从实践上看，它不过是各种荒谬的迷信和巫术的混合物，在这些东西的掩盖下，基督教教义的真正含义早已消失殆尽。”（1901年4月4日至17日给神圣议会的回复）[11]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人类历史中宗教真理的统一性，以及基督与从佛陀到康德、爱默生等所有圣贤之间的亲密关系的认识愈发深刻。到了晚年，托尔斯泰甚至否认自己“有任何偏爱基督教”。在这方面，1909年7月27日至8月4日写给画家扬·斯蒂卡的信尤为重要，该信最近被刊登在《哲学家》杂志上（1911年1月16日）。按照他的习惯，满怀着新信念的托尔斯泰有些忘记了自己曾经的思维方式，以及他宗教危机的起点——那完全是基于基督教的：“耶稣的教义，”他写道，“对我来说只不过是我们从埃及、以色列、印度、中国、希腊等古代文明那里继承来的诸多美好教义之一而已。耶稣所倡导的两大原则——对上帝的爱，也就是对绝对完美的爱，以及对邻人的爱，也就是无差别地关爱所有人——其实早已被世上的所有圣贤所宣扬：克里希纳、佛陀、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爱比克泰德、马可·奥勒留，而在现代人中，则有卢梭、帕斯卡尔、康德、爱默生、钱宁等等。道德与宗教上的真理，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样的……我对基督教并无偏爱。如果我特别被耶稣的教义所吸引，那是因为：（1）我出生并生活在基督徒中间；（2）我从将纯粹的教义从教会制造的种种谬误中解放出来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精神愉悦。”[12]托尔斯泰强调，他并不攻击真正的科学，因为真正的科学是谦逊的，也明白自己的局限。（《人生》，第四章。托尔斯泰伯爵夫人还为此写了法文版。）

[13] 在《忏悔录》成书之前的那段危机时期，托尔斯泰经常阅读《思想录》。他在写给费特的信中（1877年4月14日、1879年8月3日）也提到了帕斯卡尔，并建议他的朋友去阅读《思想录》。
[14] 在1894年11月26日写给X男爵夫人的信《论理性》中（该信收录于1906年的《革命者》一书中），托尔斯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人类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了一种认识自我以及自己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工具：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种工具就是理性。理性源自上帝，它不仅是人类最高的品质，也是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
[15] 《生活》，第xxii–xxv章。与大多数引文一样，我仅用几句话来概括这几章的含义。
[16] 我希望将来当托尔斯泰的全集出版后，能够进一步研究这一宗教观念的各种表现形式——显然，这一观念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关于来世的概念上。
[17] 摘自1901年5月1日《时代报》上的译文。

第十一章 现实

他以为自己已经抵达了港湾，找到了让不安的灵魂得到安宁的避风处。但实际上，他才刚刚进入一个新的活动阶段。他在莫斯科度过了一个冬天（由于家庭责任，他不得不随家人前往那里）[1]，而人口普查的工作让他有机会亲眼目睹大城市的贫困状况。这一景象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他第一次接触到这种隐藏在文明背后的灾难的那一天晚上，当他向一位朋友讲述所见所闻时，“他开始大喊大叫、哭泣，还挥舞着拳头”。“人们不可能那样生活！”他哭着说，“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陷入了极度绝望的状态，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几个月。1882年3月3日，托尔斯泰夫人给他写信说：“你曾经说过，‘因为缺乏信仰，我甚至想上吊自杀。’现在你有了信仰，那为什么还会如此不开心呢？”

因为他没有法利赛人那种虚伪而自满的信仰；
因为他没有那些“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救赎之中，而无暇顾及他人救赎”的神秘主义者的自私心态；[2] 因为他懂得什么是爱；因为他再也无法忘记那些他所见过的悲惨之人，在他充满激情的温柔之心中，他觉得自己应该为他们的苦难与凄惨负责；他们是那个他亦享有特权的文明的受害者，是那个让精英阶层不断牺牲数百万人的邪恶偶像的牺牲品。接受这种罪恶带来的好处，就意味着成为共犯。如果他不揭露这些罪行，他的良知将永远无法安宁。

《我们该怎么办？》（1884–86）正是这场第二次危机的体现——这场危机比第一次更为悲剧，其后果也更为严重。在人类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之中——那些物质上的痛苦，而非那些由懒惰的人脑所制造的痛苦——托尔斯泰个人又经历了怎样的宗教上的折磨呢？他不可能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既然已经看到了，他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阻止它。唉！这真的可能吗？

有一幅令人钦佩的肖像画，[3] 看到它我就不禁感慨万千，它清楚地展现了当时托尔斯泰所承受的痛苦。画中的他正面对着镜头，坐着，双臂交叉，穿着农夫的衬衫。他看上去疲惫不堪。他的头发仍然是黑色的，但胡子已经变灰，长长的胡须和络腮胡则完全是白色的。他那张英俊的面庞上有着深深的皱纹。那张类似狗脸的脸上充满了善良与温柔，那双眼睛以如此真诚、清澈且充满悲伤的目光注视着你，仿佛能读懂你的心思。它们流露出怜悯与恳求之情。他的脸上布满皱纹，显露出痛苦的痕迹，眼睛下方也有深深的褶皱——他曾经哭泣过。但他很坚强，准备迎接挑战。

他的逻辑十分坚定：
“我总是对那句反复出现的話感到惊讶：‘没错，理论上听起来不错，但实际操作起来会怎样呢？’好像理论只是些用于交谈的漂亮话语而已，根本不需要与现实相符合！一旦我理解了某件事，我就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行事。”[4]

他首先以极为精确的描述，展现了他在访问莫斯科的贫民区或夜总会时所看到的贫困景象。[5]他坚信，金钱并非像他最初设想的那样，是能够拯救这些被城市腐败所侵蚀的不幸之人的力量。于是他勇敢地探寻罪恶的根源，逐一剖析那条可怕的因果链条：首先是那些富人，他们那种令人厌恶的奢侈生活会诱惑并腐蚀人的灵魂。[6]接着是那种无需劳动就能享受生活的诱惑；然后是国家——这个由暴徒们创建出来的杀人机器，他们利用它来掠夺和奴役其他人类。再就是教会，它也是同谋；科学与艺术同样也是同谋。一个人要如何对抗这支邪恶的军队呢？首先，就是要拒绝加入他们，拒绝参与对人类的剥削，放弃财富和对土地的所有权，[7]同时拒绝为国家服务。但这还不够，人们“绝不能说谎”，也不能害怕真相。人们“必须忏悔”，摒弃教育所带来的傲慢心态。最后，还必须用自己的双手去劳动。“你当凭自己的汗珠得食”是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诫命。[8]托尔斯泰预先回应了那些人的嘲笑，他认为体力劳动丝毫不会削弱智力，相反，它还能提升智力，而且符合自然的规律。健康状况因此会得到改善，艺术也会因此而进步。更重要的是，它能够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之后的作品中，托尔斯泰进一步完善了这些关于道德修养的准则。他渴望治愈人们的灵魂，恢复其活力，为此他禁止那些会麻痹良知的恶习，以及那些会摧毁良知的残酷行为。[9][10]他自己也以身作则。1884年，他放弃了自己最珍视的爱好——狩猎。[11]他坚持自律，因为自律能够增强意志力。就像运动员需要接受一些痛苦的训练，以此来战胜困难一样。托尔斯泰在《我们该做什么？》一书中指出了他即将开始的这段艰难旅程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离开宗教带来的相对安宁状态。

为应对社会混乱而进行的沉思。就在那时，那场持续二十年的战争开始了——那是雅斯纳亚波利亚纳的那位老先知以福音的名义，独自一人、在所有党派之外发动的战争，他谴责一切；这是一场针对文明中的罪恶与谎言的战争。

[1] “迄今为止，我一直在城市之外度过一生。”（我们该怎么办？）
[2] 托尔斯泰多次表达过对那些“只为自己而活、与他人隔绝的苦行者”的厌恶。他将这类人与那些自大又无知的革命者视为同一类人——这些人假装在为他人做好事，却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对这两类人怀有同样的厌恶之情，但我也同样憎恨他们的理念。唯一的正确理念，就是倡导持续的行动，过一种符合灵魂渴望的生活，并努力为他人带来幸福。这就是基督教的教义。它既不同于那种宗教上的消极主义，也不同于那些试图改变世界却不知真正幸福为何物的傲慢革命者。（载于1895年出版的《残酷的享乐》一书中。）
[3] 一张1885年的达盖尔照片，收录在法文版《我们该怎么办？》一书中。
[4] 《我们该怎么办？》
[5] 本书的前半部分（前十五章）。
[6] “贫穷的真正根源在于财富集中在那些不从事生产的人手中，而且这些财富都集中在城市里。富人聚集在城市里，只为享受生活并保护自己，而穷人则不得不靠吃富人的残羹剩饭为生。他们被轻易获利的诱惑所吸引，要么通过摆摊、乞讨、诈骗来谋生，要么为不道德的行为服务。”
[7] “邪恶的根源在于财产。财产只不过是享受他人劳动成果的手段罢了。”他进一步指出，财产其实就是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它代表着其他人。“人们把自己的妻子、孩子、奴隶以及财产称为自己的财产，但现实却揭示了他们的错误；他们必须放弃自己的财产，否则就会遭受痛苦，也会让他人受苦。”托尔斯泰当时已经在呼吁俄国进行革命：“三四年以来，人们在路上诅咒我们，称我们为懒汉和逃避者。那些受压迫的人对我们的仇恨与轻蔑越来越强烈。”（《我们该怎么办？》）
[8] 农民革命家邦达列夫希望将这一法则视为普遍的义务。当时托尔斯泰受到了他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另一位农民苏塔耶夫的影响。——“在我的一生中，有两位俄罗斯思想家对我产生了巨大的道德影响，他们丰富了我的思想，也帮助我明确了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他们就是两位农民，苏塔耶夫和邦达列夫。”（《我们该怎么办？》）在同一本书中，托尔斯泰还描绘了苏塔耶夫的形象，并记录了与他的对话。
[9] 《邪恶的享乐》，法文译名为《酒精与烟草》，1895年出版。
[10] 《残酷的享乐》（包括《食肉者》、《战争》、《狩猎》），1895年出版。
[11] 奉献是艰难的，而欲望则是与生俱来的。他并非多愁善感之人，也从不怜悯动物。在他看来，万物可分为三类：“1. 有理性的生物；2. 动物和植物；3. 无生命的物质。”他身上也存在着一定的残忍倾向。他曾讲述过自己观看自己杀死的狼挣扎时的快感。悔恨则是后来才产生的。

第十二章 艺术与良知

托尔斯泰的这场道德革命并未得到他身边人的理解与支持；他的家人和亲戚们都对此感到震惊。长期以来，托尔斯泰夫人一直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这一现象的发展，而她为阻止这一现象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成效。早在1874年，她就对丈夫在教育事业上投入的大量时间和精力感到愤怒：“这些拼写书、算术题、语法书——我实在看不起它们，也根本无法假装对它们感兴趣。”当教育理念被宗教取代后，情况则完全不同了。托尔斯泰夫人对丈夫信奉宗教的举动极为反感，以至于托尔斯泰在信中谈到上帝时不得不道歉：“请不要像我提到上帝时那样生气；我实在没办法，因为上帝正是我思想的基础。”[1] 毫无疑问，托尔斯泰夫人被触动了，她试图掩饰自己的不耐烦，但她并不理解丈夫的行为，只是忧心忡忡地注视着他。“他的眼神很奇怪，一动不动，几乎不说话，看起来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她担心他生病了。“据他说，列夫一直在工作。唉！他在撰写一些关于宗教的论述。他不停地阅读和思考，直到头痛不已，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教会与福音书的教义并不一致。在俄罗斯，恐怕找不到十几个人会对这种事情感兴趣。不过也没办法，我只有一个希望：希望他能尽快结束这一切，让这一切像疾病一样过去。”然而，这种“疾病”并没有消失。夫妻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他们彼此相爱，都对对方怀有深深的敬意，但却无法相互理解。

他们彼此折磨着对方。他们试图互相让步，但正如通常情况那样，这反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相互折磨。托尔斯泰强迫自己随家人前往莫斯科。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月份。我们在莫斯科安顿下来，大家都在努力适应新环境。可是，他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开始过上正常的生活呢？做这一切并非为了生活本身，而只是因为别人也在这么做罢了。真是一群不幸的人！”[2]
在这些日子里，伯爵夫人写道：“莫斯科。明天我们就在这里待满一个月了。最初的两周里，我每天都哭泣，因为利奥不仅很悲伤，而且几乎崩溃了。他既不睡觉也不吃饭，有时还会哭泣；我觉得自己快要疯掉了。”[3]

有一段时间，他们不得不分开生活。他们为给对方带来痛苦而请求对方的原谅。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始终深爱着彼此。他写信给她：“你说‘我爱你，但你不需要我的爱’。可那正是我所需要的……你的爱带给我的快乐远远超过世间的一切。”但一旦他们再次相聚，同样的矛盾又会出现。伯爵夫人无法理解托尔斯泰那种想要跟随拉比学习希伯来语的宗教狂热。“他不再对其他任何事物感兴趣，只是在浪费精力做些愚蠢的事。我实在无法掩饰自己的不耐烦。”[4] 她则写信给他：“看到他把宝贵的智力精力浪费在砍柴、烧水壶或修补靴子上，真是令人难过。”她还以一种充满慈爱又略带讽刺的语气说道，就像母亲看着孩子玩愚蠢的游戏一样：“最后，我只好用一句俄罗斯谚语来安慰自己：‘只要孩子不哭，就让他随心所欲地玩吧。’”[5] 在寄出信件之前，她脑海中浮现出丈夫读到这些文字时的情景——他那善良而坦率的眼睛会因信中的讽刺语气而变得忧伤；于是出于深情，她又重新打开了那封信。

“突然之间，我如此清晰地看到了你，心中涌起了强烈的柔情。你身上有着智慧、纯真与坚韧，这一切都被善良的光芒所照亮；而你那直击灵魂的眼神……那是只属于你的独特之处。”
就这样，这两位彼此深爱的恋人也互相折磨着对方，因为他们有能力造成痛苦却无法避免它，于是陷入了无尽的苦难之中。这种状况持续了近三十年，直到年迈的李尔在极度绝望之下逃离草原，最终走向死亡，这场苦难才得以终结。
评论家们并未充分认识到《我们该怎么办？》中所蕴含的对女性的动人呼唤。托尔斯泰并不认同现代女权主义。[6] 但对于他所说的“母亲型女性”——那些懂得生命真正意义的女性，他却怀着虔诚的敬意来描述她们；他高度赞扬了她们的痛苦与喜悦、怀孕与生育的历程、那些可怕的苦难、那些没有休息日的岁月、那些无人知晓且令人精疲力尽的付出，以及当身体完成使命后，灵魂所感受到的幸福。他描绘出了那种勇敢的妻子形象：她是对丈夫的帮助而非障碍。她明白“男人的使命就是为他人而默默奉献，不求回报。”
“这样的女性不仅不会鼓励丈夫去做那些只为从中获利、享受他人劳动成果的虚伪行为，反而会以恐惧和厌恶的态度看待这类行为，认为它们可能会诱使自己的孩子走上同样的道路。她会要求伴侣付出真正的努力，那种需要勇气且不惧危险的努力……她知道，孩子们、后代是男人最神圣的使命，而她的存在就是为了全力以赴地完成这一神圣任务。她会在自己的孩子和丈夫身上培养出牺牲的精神……正是这样的女性才能引领男人，成为他们的指路明灯……哦，母亲型女性们！世界的救赎就在你们手中！”[7]
这声充满希望的恳求，难道不会被听到吗？几年后，最后的希望也消失了。

“也许你不会相信我；但你无法想象我有多么孤独，也无法想象我真实的自我在周围人眼中被轻视到何种程度。”[8]
如果那些最爱他的人都无法理解托尔斯泰所经历的道德蜕变的伟大意义，那么就更不用指望其他人能有所领悟或给予更多尊重了。图尔根耶夫试图与托尔斯泰和解，其出发点是出于基督教的谦逊态度，而非因为对托尔斯泰的感情发生了变化，[9]他讽刺地对托尔斯泰说：“我非常同情他；但毕竟，正如法国人所说，每个人都是用自己的方式来消灭自己的‘跳蚤’的。”[10]
几年后，临死之际，他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著名的信，恳请这位“俄罗斯世界的伟大作家”重新回归文学创作。[11]
欧洲的所有艺术家都与垂死的图尔根耶夫有着同样的忧虑与祈愿。梅尔基奥尔·德·沃盖在1886年完成的关于托尔斯泰的研究著作中，描绘了这位作家身着农民服装、手持农具的形象，并以此为引子发表了充满深意的感慨：“工匠啊，杰作的创造者，那不是你的工具！……我们的工具是笔，我们的领域是人类的心灵，我们必须守护并滋养它。让我们想起一位俄罗斯农民的话，也是莫斯科的第一位印刷工在被遣回田地时所说的话：‘我的职责不是播种谷物，而是将精神的种子播撒到世间。’”
仿佛托尔斯泰真的放弃了自己作为精神种子传播者的使命似的！在《我所信仰的》一书的序言中，他写道：“我相信，我的生命、我的理智、我的光明，都是专门为了启迪他人而赋予我的。我相信，我对真理的了解是一种为这一目的而赋予我的才能；这种才能只有在被消耗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火焰’。我相信，我生命的唯一意义就是依靠内心的光明来生活，并将那光明展示在人们面前，让他们能够看到它。”[12]
然而，这束光明、这团“只有在被消耗时才算真正的火焰”，却让托尔斯泰的大多数艺术同行感到忧虑。那些更聪明的人不禁怀疑，他们的艺术将会面临巨大的风险。

它们将成为这场灾难的第一批牺牲品。他们声称，整个文学艺术都面临着威胁；俄罗斯人就像普洛斯佩罗一样，正在永远埋葬那能创造幻象的魔法戒指。但事实远非如此；我希望能够证明，托尔斯泰非但没有毁掉自己的艺术，反而唤醒了那些一直沉睡的力量，而他的宗教信仰也并未扼杀他的艺术天赋，反而使其得到了彻底的复兴。

[1] 1878年夏天。
[2] 1881年10月8日。《生平与作品》。
[3] 10月14日。《生平与作品》。
[4] 1882年。
[5] 1884年10月23日。《生平与作品》。
[6] “所谓妇女的权利，不过是想参与上层阶级的虚幻劳动，从而享受他人劳动的成果，过上满足感官欲望的生活罢了。真正的劳动者妻子从不会要求分担丈夫在矿山或田地里的劳动。”
[7] 这是《我们该怎么办？》一书的最后几行，写于1886年2月14日。
[8] 这是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以《信仰宣言》为题，收录在1895年出版的《残酷的享乐》一书中。
[9] 两人于1878年春天和解。托尔斯泰写信向图尔盖涅夫请求宽恕。图尔盖涅夫于1878年8月前往雅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则于1881年7月回访了他。所有人都对他态度上的变化、他的温和与谦逊感到惊讶——他“仿佛获得了新生”。
[10] 给波隆斯基的信（引自比鲁科夫）。
[11] 1883年6月28日写给布吉瓦尔的信。
[12] 我们发现，德·沃盖在指责托尔斯泰时，不知不觉地用到了托尔斯泰自己的话。“无论对错，或许是为了惩罚我们，上天赐予了我们这种美好却又极其有害的东西：思想……抛弃这个十字架就是一种不敬的反抗。”（《俄罗斯小说》，1886年）而托尔斯泰在1883年写给他的姑妈A.A.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时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我的十字架就是思想的折磨，那是充满傲慢与诱惑的邪恶。”（书信集）

第十三章 科学与艺术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在谈论托尔斯泰关于科学与艺术的见解时，那些最能体现这些见解的著作——也就是《我们该做什么？》（1884–1886年）——却常常被忽视。正是在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首次展开了对艺术与科学之间矛盾的探讨；此后出现的所有冲突，其激烈程度都不及那第一次交锋。令人惊讶的是，在最近法国那些批判科学与知识分子的虚荣行为的言论中，竟没有人想到要引用这些文字。这些文字堪称有史以来对“科学的阉人”以及“艺术的强盗”的最猛烈的抨击；它们针对的是那些摧毁了教会、国家及军队等旧有统治阶层后取而代之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既无力也不愿为人类做任何有益之事，却要求人们盲目崇拜他们，还将那种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愚蠢信仰奉为教条，以此作为自己极端利己主义与空虚行为的借口。

“请不要让我说，”托尔斯泰继续说道，“我否认艺术或科学。我不仅不否认它们，反而正是以它们的名义，我才试图将那些盗贼赶出圣殿。”

“科学与艺术就像面包和水一样不可或缺，甚至更为重要……真正的科学，就是关乎全人类真正福祉的科学；真正的艺术，则是对全人类真正福祉的认识的表达。”

他还赞扬了那些“自古以来就通过竖琴或钹声、通过图像或文字，表达自己对虚伪的反抗、在斗争中的痛苦、对正义胜利的希望、对邪恶得势的绝望，以及对自己对未来先知式愿景的热忱”的人。

接着，他在充满神秘与忧郁色彩的文字中描绘了完美艺术家的形象：

“只有当科学与艺术不妄自宣称拥有任何权利，只专注于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它才能结出果实。正因这种活动的本质就是牺牲，人类才会尊重它。那些被召唤以精神工作来服务他人的人，在履行这一使命时总会遭受痛苦；因为精神世界唯有通过这样的牺牲才能诞生。”

在痛苦与折磨之中。牺牲与苦难——这就是思想家与艺术家的命运，因为他们的使命就是为人类谋福祉。人类不幸、受苦、死亡，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闲逛或娱乐。思想家或艺术家并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能生活在宁静的高处，他们始终处于矛盾之中，始终充满情感波动。他们必须做出决定，必须说出什么才能让人类获得幸福，什么才能将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而如果他们未能做出决定、未能说出口，那么明天可能就为时已晚，他们也将死去……那些在培养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机构中接受训练的人（说实话，这样的地方只会造就艺术的破坏者与科学的破坏者），那些获得文凭和养老金的人——他们不会成为艺术家或思想家；而那些希望不必思考、不必表达内心想法的人，却无法抑制自己的思考与表达欲望：因为他们被两种无形的力量所驱使——内在的需求以及对人类的爱。没有哪个艺术家是肥胖的、热爱生活且自我满足的。”[1]
这段精彩的文字揭示了托尔斯泰天才背后的悲剧性，它是在莫斯科的贫困给他带来的痛苦压力之下写成的，同时他也深信科学与艺术其实是整个现代社会不平等与虚伪残酷制度的帮凶。他始终坚守着这一信念。然而，他对世间苦难的最初感受逐渐消退，那种强烈的痛苦与愤怒也慢慢消失了；伤口愈合了，[2] 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我们再也找不到那种痛苦与愤恨的情绪，也找不到他对那些“属于思想家命运的牺牲与苦难”的崇高颂扬，更找不到他对那种“奥林匹斯式艺术”的蔑视。在他后来那些批判艺术的著作中，他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变得更加注重文学性，而非神秘主义色彩；艺术问题不再与那种令托尔斯泰无法保持冷静的人类苦难背景联系在一起，就像他那次参观夜总会的夜晚一样，回家后他悲痛欲绝，大声哭泣。
我并非想说这些具有说教性质的著作毫无情感。托尔斯泰根本不可能如此冷漠。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依然是那个给费特写信的人：

“如果他不爱自己的角色，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那个，那他必定会以极其恶劣的方式侮辱他们，甚至要嘲笑他们到让自己气得吐血为止。”[3] 在他关于艺术的著作中，他从未忘记这么做。这种充满侮辱与讽刺的负面观点表达得极为激烈，也因此成为唯一令艺术家们印象深刻的部分。这种方法严重伤害了那些艺术从业者们的迷信心理与敏感情绪，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将自己艺术的敌人视为所有艺术的敌人。不过，托尔斯泰的批评从来都带有重建的意图。他并非为了破坏而破坏，而是为了重新建设。出于谦逊，他甚至不宣称自己在创造什么新事物；他只是捍卫艺术——那种曾经存在、也将永远存在的艺术——使其免受那些利用它、玷污它的虚假艺术家的侵害。

“真正的科学与真正的艺术一直都存在，而且将会永远存在；攻击它们既不可能，也没有任何意义，”他在1887年写给我的信中如此说道。这封信比他后来那部著名的艺术批判著作《什么是艺术？》早了十多年。[4] “当今所有的邪恶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所谓的文明人，以及科学家和艺术家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就像许多牧师一样；而这个阶层拥有着所有阶层的种种缺陷。它贬低并扭曲了其形成之初所依据的原则。我们这个世界里所谓的科学和艺术，其实不过是巨大的骗局，是严重的迷信罢了。一旦我们从教会那种古老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就会陷入这种迷信之中。要想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我们就必须从一开始做起——我们必须摘下那些虽能让我们保持温暖却会遮蔽视线的面罩。诱惑实在很大。我们出生时或是在人生的阶梯上不断向上攀登，而在这个特权阶层中，就有所谓‘文明’或‘文化’的牧师们，就像德国人所说的那样。与婆罗门或天主教牧师一样，在质疑那些确保我们处于优势地位的原则之前，我们必须具备极大的真诚以及对真理的热爱。但是，一个认真思考人生奥秘的人是不会犹豫的。要想看清楚真相，他就必须摆脱自己的迷信，无论这些迷信对他来说有多么有利。这是不可或缺的条件……那就是不能有迷信，必须让自己回到孩子或笛卡尔那样的心态。”托尔斯泰在《什么是艺术？》一书中谴责了现代艺术中的这种迷信，也就是那些特权阶层所信奉的“巨大骗局”。

他以尖锐的讽刺态度揭露其虚伪、贫乏与根本性的腐败。他将一切彻底摧毁，其破坏行为中充满着孩子拆毁玩具时的那种快感。这段批判性文字往往充满幽默，但有时也显得不公——这其实是一场战争。托尔斯泰动用了手中的一切武器，不顾后果地发动攻击，却从不考虑自己会伤害到谁。就像所有战斗一样，他常常伤害了那些本应受到保护的人：如易卜生或贝多芬。这是他热情过度的结果，使他没有时间在行动前思考；也是他激情的体现，这种激情常常让他忽视自己论点的弱点。此外，这也源于他并不完善的艺术素养。抛开他的文学研究不谈，他对当代艺术又能了解多少呢？这位在莫斯科乡村度过了四分之三人生的乡下人，自1860年以来就未曾去过欧洲，他何时有机会学习绘画？他又能了解多少关于欧洲音乐的知识呢？他在旅行时看到的，也只有学校而已，因为只有学校才能引起他的兴趣。他对绘画的了解仅限于道听途说，随意列举诸如普维·德·沙万、马奈、莫奈、伯克林、施图克和克林格等所谓“颓废派”画家；他因朱尔·布勒东和莱尔米特高尚的情操而对他们赞不绝口，却鄙视米开朗基罗，而在那些“心灵画家”之中，他甚至从未提到伦勃朗的名字。在音乐方面，他的了解稍好一些，但实际上知之甚少；他仍停留在童年的印象之中，只认可1840年左右就已成为经典的作品，对后来的作曲家则一无所知（除了让他感动得落泪的柴可夫斯基）；他把布拉姆斯和理查德·施特劳斯视为同一类人，还试图去评判贝多芬，却认为只需看一场《齐格弗里德》的演出就够了——他是在幕启之后才入场，又在第二幕进行到一半时离开。在文学领域，他的见识自然要好一些。但奇怪的是，他能够避开对那些他极为熟悉的俄罗斯作家的批评，却对那些性格与他截然不同、他只是以轻蔑的态度随便翻阅其作品的外国诗人指手画脚！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那无畏的自信愈发强烈。最终，这股力量驱使他写了一本书，旨在证明莎士比亚“并非艺术家”。“他或许曾经是艺术家——但无论如何，他都不是艺术家。”[9]他的坚定态度实在令人钦佩。托尔斯泰从不怀疑，也不愿讨论；在他看来，真理只属于他自己。他会这样说道：“《第九交响曲》是一部会引发社会分裂的作品。”他还说：“除了巴赫那首著名的小提琴曲、肖邦的降E大调夜曲，以及从海顿、莫扎特、韦伯、贝多芬和肖邦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十几首甚至还不算完整的作品之外，其余的所有作品都可以被摒弃，视为那些会引发社会分裂的艺术作品的典范。”他又说：“我要证明，莎士比亚甚至连四流作家都算不上；至于作为人物刻画者，他更是毫无价值。”其他人持有不同意见并不妨碍他坚持自己的观点，相反，他更加坚决。“我的观点，”他自豪地说，“与整个欧洲关于莎士比亚的普遍看法截然不同。”由于对谎言的极度厌恶，他处处都能察觉到虚假之处；某种观念越是广为流传，他对待它的态度就越是激烈；他会拒绝接受这种观念，因为他认为，就像莎士比亚的声誉那样，这些不过是人们总是会受其影响的“流行病”。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对巫术的信仰、对哲人石的追求以及对郁金香的狂热，都是这样的例子。人们只有摆脱了这些影响之后，才会意识到它们的愚蠢之处。随着印刷术的发展，这类“流行病”变得更加明显。他以最近发生的德雷福斯事件作为例证——作为一切不公正的敌人、所有受压迫者的捍卫者，他却对此表现出轻蔑的态度。[10]这充分体现了他对虚假事物的极度怀疑以及他对“道德流行病”的本能厌恶所导致的极端行为。

他承认自己就是这种状况的受害者，且无法掌控它。这是一种美德的反面——那种作为灵魂洞察者、情感力量激发者的他竟会陷入如此难以理解的盲目状态，以至于他将《李尔王》称为“一部糟糕的作品”，还将高傲的科迪莉亚视为“一个没有性格的人”[11]。值得注意的是，他能够清楚地看到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某些缺陷——那些我们却不愿承认的缺点：所有角色身上都存在的那种刻意造作的表达方式，以及那些关于激情、英雄主义乃至纯朴的夸张描写。我完全能够理解，像托尔斯泰这样文学素养最差的作家，怎么会不对这位最富有才华的文学家的艺术作品产生共鸣。但为何要浪费时间去谈论那些他根本无法理解的东西呢？对于一个对评判者而言是封闭的世界来说，这样的评判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我们试图从这些评判中找到通往那些陌生世界的途径，那它们就毫无价值；但如果我们从中寻找理解托尔斯泰艺术风格的钥匙，那它们的价值就不可估量了。我们不应要求一位创造天才具备批评家的公正态度。当瓦格纳或托尔斯泰谈论贝多芬或莎士比亚时，他们实际上谈的并非贝多芬或莎士比亚本人，而是他们自己；他们在展现自己的理想。他们甚至不会试图掩饰这一点。托尔斯泰在批评莎士比亚时，并没有试图让自己变得“客观”。相反，他还指责莎士比亚的艺术过于客观。这位《战争与和平》的作者，这位擅长客观艺术的大师，对那些追随歌德脚步、“虚构莎士比亚形象”的德国批评家们极为蔑视，因为正是这些人提出了“艺术应当客观，也就是说，应当不考虑道德价值来描绘人类——而这其实是否定了艺术所具有的宗教意义”这一观点。因此，托尔斯泰是从其信仰的顶峰出发来发表他的艺术评判的。我们在他的批评中找不到任何个人化的想法；他对自己的作品与其他人的作品一样毫不留情[12]。那么，他真正的意图是什么？他所提出的宗教理想具有怎样的艺术意义呢？这一理想确实十分伟大。“宗教艺术”这一术语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其内涵十分狭隘。实际上，托尔斯泰非但没有缩小艺术的范畴，反而将其扩大了。他说，艺术无处不在。

艺术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所称的艺术——比如剧院、音乐会、书籍、展览——其实只是艺术中极小的一部分而已。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艺术表现形式，从儿童的游戏到宗教仪式皆是如此。艺术与语言是人类进步的两大工具：前者有助于心灵之间的交流，后者则有助于思想之间的沟通。一旦这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出现扭曲，社会就会陷入病态。而当今的艺术已经发生了扭曲。

自文艺复兴以来，就再也无法谈论基督教国家的艺术了。各个阶级彼此分离，富人和特权阶层试图垄断艺术，还将自己的喜好视为美的标准。随着艺术与穷人越来越远离，艺术也变得贫乏起来。

那些不劳而获的人所体验的情感范畴，远远比那些辛勤工作的人的情感要有限得多。现代社会的情感可归纳为三种：傲慢、欲望以及对生活的厌倦。这三种情感及其衍生出的种种表现，几乎构成了富人艺术的唯一主题。

艺术污染着世界，扭曲着人们的心灵，传播着性道德的堕落，成为实现人类幸福的最大障碍。它毫无真正的美感可言，既不自然也不真诚，只是一种做作、虚假、脱离现实的艺术。

面对这种美学上的谎言，面对这种富人的消遣方式，让我们高举真正有生命力的艺术之旗——那种能够团结所有阶级和所有国家人民的艺术。历史上就有许多这样的艺术典范。

人类中的大多数人都理解并喜爱着我们视为最高级的艺术：《创世记》中的史诗、福音书中的寓言，以及民间流传的传说、故事和歌曲。

最伟大的艺术，就是能够体现那个时代宗教意识的艺术。托尔斯泰这里所说的并非教会的教义。“每个社会都有其关于生活的宗教观念，那是该社会所追求的最高幸福理想。”在某种程度上，所有人都能意识到这种倾向，只是少数先驱者能够明确表达出来。

“宗教意识始终存在，它就像河流流淌的河道。”

我们这个时代的宗教意识，就是追求通过人类之间的友爱来实现幸福。没有真正的艺术，唯有那些致力于实现这种团结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最崇高的艺术，是凭借爱的力量直接实现这一目标的艺术；而另一种艺术则通过蔑视与愤慨的武器来打击一切阻碍这种友爱的因素。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以及米勒的画作都属于此类。即便无法达到如此高度，所有以同情与真实的态度描绘日常生活艺术作品，都能让人们更加亲近彼此。《堂吉诃德》以及莫里哀的戏剧便是如此。的确，与《约瑟夫传》这样的古老经典相比，后者的现实主义风格过于细致，主题也较为贫乏，因此不断犯错。过度的细节描写会对这类作品造成损害，使其无法成为普世的艺术形式。

“现代艺术作品被一种实主义所破坏，这种实主义其实更应被称为艺术的乡土气。”托尔斯泰毫不迟疑地谴责了自己天赋所遵循的原则。对他而言，牺牲自己却让自己的作品毫无留存，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未来的艺术不会是现存艺术的发展，而是建立在其他基础之上的。它将不再属于某个特定阶层。艺术并非一种职业或行业，而是真实情感的表达。只有当艺术家不孤立自己、过上符合人类本性的生活时，才能体验到真实的情感。正因如此，那些远离现实生活的人，根本无法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未来，“所有的艺术家都将具备创作能力”。通过在学校里教授音乐和绘画知识，让孩子们在掌握基本语法的同时学习这些技能，艺术创作就能为所有人所掌握。此外，艺术不再需要像现在这样复杂的技巧，而是会朝着简洁、清晰的方向发展，而这正是健全的、古典的艺术以及荷马式艺术的特征。能够将普遍的情感融入未来艺术的纯净作品中，该有多么美好啊！为数百万人创作故事或歌曲、绘制画作，真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这比创作小说或交响乐重要得多，也困难得多。这是一个广阔且几乎尚未被探索的领域。正因有了这样的作品，人们才能学会体会兄弟般团结所带来的幸福。“艺术必须抑制暴力，唯有艺术才能做到这一点。它的使命就是创造上帝的国度，也就是爱的国度。”[14]我们当中有谁会不赞同这些崇高的话语呢？又有谁会看不出，尽管托尔斯泰的理念带有乌托邦色彩且略显幼稚，但它本质上却是富有成效且充满生命力的呢？的确，我们的艺术整体上只是某个阶层的表达方式，而这个阶层不仅因国籍不同而分裂，而且在每个国家内部也存在着狭隘且相互敌对的派系。在欧洲，没有一位艺术家能够真正实现不同群体与种族之间的团结。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有普遍视野的人，就是托尔斯泰本人。在他身上，来自各个民族和各个阶层的人们实现了兄弟情谊；那些体验过这种博大之爱所带来的愉悦的人，再也无法满足于欧洲各派艺术所呈现出的那些零碎不堪的人性片段了。

[1] 我们该怎么办？第378–379页。
[2] 久而久之，他甚至开始为苦难辩护——不仅是自己的苦难，还有他人的苦难。“减轻他人的痛苦才是理性生活的本质。那么，劳动的对象怎能为劳动者带来苦难呢？这就好比劳动者说未开垦的田地会让他感到悲伤一样。”（《人生》，第三十四章至第三十五章）
[3] 1860年2月23日，《更多书信》第19–20页。正因如此，屠格涅夫那种“忧郁而消极”的艺术风格令他不满。
[4] 这封写于1887年10月4日的信发表在1902年的《Quinzaine杂志》以及1907年的《更多书信（未发表的信件集）》中。《什么是艺术？》一文则发表于1897–1898年；但实际上托尔斯泰思考这个问题已有多达十四年之久。
[5] 在讨论《克鲁采尔奏鸣曲》时，我会再谈到这个问题。
[6] 1886年后，他的偏执情绪愈发严重。在《我们该怎么办？》一书中，他还不敢批评贝多芬或莎士比亚；此外，他还指责同时代的艺术家竟敢提及他们的名字。“伽利略、莎士比亚、贝多芬的创作风格与廷德尔、维克多·雨果或瓦格纳截然不同；就如同教皇会否认与东正教教皇有任何关联一样。”（《我们该怎么办？》）
[7] 事实上，他希望在第一幕结束前就离开。“对我来说，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不再有任何疑问。一个能够想象出这种场景的作家，根本不可能写出任何好的作品。”
[8] 为了从法国新派诗人中选出优秀的作品，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在每一卷中都复制第28页上的诗句！

[9] 莎士比亚，1903年。这本书是为回应欧内斯特·克罗斯比关于莎士比亚与工人阶级的文章而写的。
[10] “这就是那种经常发生却无人关注、也毫无趣味可言的事件——我并非说全世界如此，但就连法国军界也不例外。”他进一步写道：“直到几年后，人们才从那种迷梦中醒来，意识到他们根本无法判断德雷福斯是否有罪，而且每个人都有比德雷福斯事件更为重要、更为紧迫的兴趣。”（莎士比亚）
[11] “《李尔王》是一部极其糟糕的戏剧，结构松散，只会让人感到厌烦和反感。”至于《奥赛罗》，托尔斯泰则对其抱有某种同情，无疑是因为这部作品与他当时关于婚姻与嫉妒的观点相契合；“而莎士比亚所有作品中相对较好的那部，也不过是一堆华而不实的辞藻罢了。《哈姆雷特》则完全没有人物形象：‘他不过是作者的复读机，只是重复着作者的所有想法。’至于《暴风雨》、《辛白林》、《特洛伊勒斯与克瑞西达》等剧作，托尔斯泰只是因为它们的‘拙劣’才提及它们。在莎士比亚的所有角色中，只有法斯塔夫是他认为自然的角色，‘正因如此，莎士比亚那种充满虚伪客套话及低级双关语的写作风格，与这个令人厌恶的酒鬼虚假、虚荣、放荡的性格十分契合’。”托尔斯泰并非一直持这种观点。在1860年至1870年间，他很享受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尤其是在他打算创作一部关于彼得大帝的历史剧时。他在1869年的笔记中甚至将《哈姆雷特》视为自己的榜样和指导。在提到自己已完成的作品，并将《战争与和平》与荷马式的理想相比较之后，他补充道：“《哈姆雷特》以及我未来的作品，都是浪漫主义作家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的典范。”
[12] 他将自己的“想象作品”归类为“有害的艺术”（《什么是艺术？》）。在这种批判中，他并未将自己的戏剧排除在外，因为这些戏剧“缺乏作为未来戏剧基础的宗教观念”。
[13] 早在1873年，托尔斯泰就写道：“随你怎么想，但必须确保每个字都能被所有人理解。用清晰简单的语言是无法写出糟糕作品的。不道德的内容若能被清晰表达，就会显得如此虚假，以至于肯定会被删除。如果作家真心希望与大众交流，就必须努力让自己的作品易于理解。如果没有任何一句话能吸引读者的注意，那这部作品就是好的；如果读者无法理解所读内容，那这部作品就毫无价值。”
[14] 在托尔斯泰看来，人类之间的兄弟情谊与团结绝非人类活动的极限；他那永不满足的思维还构想出了一个超越爱的更高理想：“或许有一天，科学会为艺术提供更崇高的理想，而艺术也会将其实现。”

第十四章 艺术理论：音乐

最优秀的理论，其价值唯有通过它所体现的作品才能显现出来。在托尔斯泰看来，理论与创作始终是密不可分的。

信仰与行动。在阐述他对艺术的批判观点的同时，他也在创造他所谈论的那种新艺术的形式：有两种艺术形式，一种更为高尚，另一种则稍逊一筹，但两者都具有最纯粹的“宗教性”。在一种艺术形式中，他追求通过爱来实现人类之间的团结；而在另一种艺术形式中，则以战争来对抗作为爱情之敌的世界。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那些杰作：《伊凡·伊里奇之死》（1884–1886）、《民间故事集》（1881–1886）、《黑暗的力量》（1886）、《克雷采尔奏鸣曲》（1889）以及《主人与仆人》（1895）。[1] 在这一艺术创作的巅峰期与尾声阶段，就像一座拥有两座尖塔的大教堂——一座象征永恒之爱，另一座象征对世界的仇恨——《复活》（1899）应运而生。

所有这些作品都因新的艺术特质而区别于之前的作品。托尔斯泰的理念发生了变化，不仅体现在艺术的对象上，也体现在艺术的形式上。阅读《什么是艺术？》或《莎士比亚》时，我们会感受到托尔斯泰在这两本书中所阐述的艺术原则；而这些原则大多与他之前的一些重要作品相矛盾。《什么是艺术？》中写道：“清晰、简洁、简明。”物质层面的表现被忽视，细致的现实主义风格也被批判；而在《莎士比亚》中，则推崇完美与比例的古典理想。“没有平衡感，艺术家就无法存在。”尽管在他的新作品中，那些天性狂野、善于分析的人并未完全消失，甚至有些方面的特质还被加以强调，但他的艺术在某些方面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情节更加清晰，重点更加突出；人物心理被高度概括，被简化处理；内在冲突更加激烈，如同即将扑击的猛兽一般；情感具有普遍性，摆脱了所有琐碎的局部现实主义细节；最后，其语言富有表现力，生动且充满乡土气息。

他对人民的热爱使他很早就开始欣赏通俗语言的美妙之处。童年时，他就曾被流浪说书人的故事所抚慰。成年后成为著名作家之后，他与农民们交谈时也能感受到艺术上的愉悦。“这些人，”他在晚年对保罗·博耶说道，“才是真正的大师。过去，每当我与他们或那些背着钱袋穿过我们乡村的流浪者交谈时，我总会仔细记下他们……”

那些我初次听到的表达方式，那些常被现代文学语言所遗忘的表达方式——但它们依然是俄罗斯语言中宝贵的财富，有着动听的韵律……没错，语言的精髓就在这些人身上。”他之所以能更敏锐地感知到语言中的这些元素，是因为他的心灵没有受到文学的束缚。[3]由于长期生活在远离城市的乡村里，与农民们在一起，他开始以他们的方式思考问题。他拥有那种缓慢而严谨的思维方式，那种一步步、费力地推理的常识，偶尔会有出人意料的跳跃；一旦确信某个观点，他就会不厌其烦地、用同样的话语反复阐述它。[4]但这些其实算是缺点而非优点。过了许多年之后，他才意识到通俗语言中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其生动的意象、朴素的诗意以及丰富的传奇智慧。甚至在创作《战争与和平》时，他就已经受到了这种语言的影响。1872年3月，他写信给斯特拉科夫：“我改变了自己的表达方式和写作风格。民间语言拥有足以表达诗人所有想法的词汇，我非常珍视它。它是最好的诗歌表达工具。如果你试图使用任何多余、夸张或错误的语言，它不会允许的。而我们的文学语言则没有固定的结构，可以随意扭曲，结果往往只是些类似文学的作品罢了。”他从人们那里不仅获得了写作范本，还获得了许多灵感。1877年，有个讲故事的人来到雅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记下了他讲的几个故事。其中就有《人靠什么活着？》和《三个老人》这两个故事，后来它们成了托尔斯泰几年后出版的最优秀的民间故事集中的两篇作品。[5]这是一部在现代艺术中独一无二的作品。它甚至超越了艺术本身：因为读它的时候，谁还会想到文学呢？福音书的精神与对人类兄弟情谊的纯粹热爱，与民间智慧所带来的温和友善融为一体。它充满了纯真、清澈以及难以言喻的善良之心；还有那种超自然的光辉，不时自然而然地笼罩着整个画面——就像光环一样环绕着老以利亚，或是悬浮在鞋匠米迦勒的小屋里。

他通过地面上的天窗，能看到经过的人的脚步；主会以那些被善良的鞋匠帮助过的穷人的身份去拜访他。[7] 有时，这些故事中会融入福音书中的寓言元素，以及托尔斯泰自童年起就钟爱的《一千零一夜》式的东方传说气息。[8] 又有时，那些奇幻的景象会呈现出阴森的一面，为故事增添一种令人恐惧的庄严感。比如《农夫帕霍姆》这个故事：有个人为获得尽可能大的土地而拼命奔跑，试图用一天的时间走完能覆盖的所有土地，最终在完成旅程后死去。

“山丘上，那个女人坐在地上，注视着他奔跑的背影；他双手抱住肚子，发出怪笑。帕霍姆倒下了。‘啊！干得好，我的好朋友！你得到了一大片土地！’那女人站起身来，把一把锄头扔给帕霍姆的仆人。‘把他埋了。’仆人独自一人挖了一条从帕霍姆的脚到头的深沟——两码长——然后把他埋了起来。”

几乎所有这些故事都在其诗意的表象之下，蕴含着同样的福音道德：舍弃与宽恕。“不要向冒犯你的人报仇。”[10] “不要抵抗那些对你作恶的人。”[11] “复仇在我手中，”主说。[12] 而在一切故事的结尾，都是爱。

托尔斯泰渴望为所有人创造一种艺术形式，他一举便实现了这种普世性。他的作品在全世界都取得了永恒的成功，因为其中已剔除了艺术中所有易逝的元素，只剩下永恒的东西。《黑暗的力量》则无法达到这种高尚的纯朴境界：它甚至不试图这么做。它只是另一面的景象。一边是神圣之爱的梦想，另一边则是可怕的现实。我们……

在阅读这部戏剧时，请判断托尔斯泰的信仰与对人民的关爱是否曾让他将人民理想化，或是背离了真相。托尔斯泰在大多数戏剧作品中都表现得很笨拙，[13]但在这部作品中却展现出了高超的写作技巧。剧中人物与情节的处理极为娴熟：愚蠢的尼基塔、安妮西娅那充满欲望且任性的性格、老妇人马特雷娜那种冷嘲热讽却又带着母性自豪的态度，还有那个口吃的老哈基姆——仿佛上帝寄居在了一个荒谬的躯体之中。随后尼基塔走向堕落，他本并不邪恶，却因自己的罪孽而陷入困境；尽管他努力想要自我克制，但还是一步步陷入了犯罪的深渊，而他的母亲和妻子则不断将他拖向更深的黑暗……
“农民们没什么价值……但那些女人！她们简直就是野兽……什么都不怕！……姐妹们，像你们这样的俄罗斯人成千上万，可你们全都像鼹鼠一样盲目。你们什么都不懂，真的什么都不懂！……至少农夫还能在酒馆里，或者别的地方，或者在监狱、军营里学到点东西；但那些女人——她们能知道什么呢？她们什么都没见过，什么都没听过。她们就这样活着，然后也会这样死去……她们就像一群瞎眼的小狗，到处乱跑，用头去撞各种脏东西……她们只会唱那些愚蠢的歌：‘吼——哦——哦！吼——哦——哦！’那是什么意思呢？它们根本不知道！”[14]
接着便是杀害新生婴儿的可怕场景。尼基塔并不想杀死孩子。为了他而杀死了丈夫的安妮西娅，因为自己的罪行而一直饱受心理折磨，此刻变得疯狂暴躁，威胁要告发他。她喊道：“至少我不会再孤单了！他也会变成杀人犯的，让他也体验一下是什么滋味吧！”尼基塔把婴儿压在两块木板之间。在犯下罪行的同时，他惊恐万分，威胁要杀死安妮西娅和他的母亲；他哭泣着，祈祷着：
“亲爱的母亲，我实在无法继续下去了！”他仿佛听到那个被毁掉的婴儿在哭泣。“我该去哪儿才能安全呢？”
这具有莎士比亚式的风格。虽然暴力程度较低，但依然十分令人心痛的是，那个小女孩与老女仆之间的对话——深夜里，她们独自待在屋子里，听到了舞台上正在发生的罪行，并猜到了其中的真相。

结局是自愿的赎罪。尼基塔在父亲的陪伴下——那位年迈的哈基姆——赤着脚走进正在举行的婚礼现场。他跪下来，向所有人请求宽恕，并承认自己犯下的所有罪行。老哈基姆鼓励他，用一种充满痛苦与喜悦的微笑注视着他。“上帝啊！看看他吧，上帝！”
由于使用了农民方言，这部戏剧更具独特的艺术风格。
托尔斯泰对M·保罗·博耶尔说：“我翻遍了自己的笔记本，才写出《黑暗的力量》。”
那些源自俄罗斯人抒情而幽默的灵魂的独特意象，充满了活力与激情，相比之下，那些更为文雅的意象则显得乏味而单调。托尔斯泰非常喜爱这些意象；在阅读这部戏剧时，我们会感觉到，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正是通过记录这些表达方式、这些思维方式来获得乐趣的；即便在剧中人物于人类心灵的黑暗深处哀伤之时，他也没有忽视其中的喜剧元素。[15]
在研究人们的同时，他也在他们所处的黑暗中投射出一束光，同时他还为中产阶级和富人那更加黑暗的生活写下了两部悲剧小说。在这一时期，戏剧形式在他的艺术理念中占据主导地位。《伊万·伊里奇之死》与《克雷采尔奏鸣曲》都是关于内心世界的真实描绘，是关于那些将自我作为关注焦点的灵魂的描写；而在《克雷采尔奏鸣曲》中，则是由戏剧中的主人公自己通过叙述来展现这一切。
《伊万·伊里奇之死》（1884–1886）给法国读者带来的震撼，是少数几部俄罗斯作品所能做到的。在本文开头，我提到过，我亲眼目睹了这本书在法国各省的中产阶级读者中所引起的轰动，而这一阶层似乎对文学与艺术并不感兴趣。我认为，其原因在于这本书以极其真实的笔触描绘出了那种平庸之人的形象：他们是没有宗教信仰、没有理想、几乎没有任何思考能力的勤恳官僚；他们一直沉浸在自己的职责与机械式生活中，直到死亡来临的那一刻，他们才惊恐地意识到自己其实从未真正活过。伊万·伊里奇正是1880年代欧洲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阅读左拉的作品，去观看贝尔纳哈特的音乐会，却没有任何信仰，甚至……

毫无宗教信仰可言；因为它既不愿去相信，也不愿去否定；
它根本不会去思考这类事情。
《伊凡·伊里奇之死》以极其激烈的方式批判整个世界，尤其是婚姻制度，其风格时而尖刻，时而又近乎荒谬，它是新系列作品的起点，也为后来更为阴郁、更为超脱现实的《克鲁采尔奏鸣曲》与《复活》奠定了基础。这种生活充满了可悲却又可笑的空虚（成千上万的生活都是如此）：有着荒谬的野心，有着对虚荣心的可悲满足——“总比和妻子一起度过夜晚要好”；有着对官场生活的厌倦与憎恨，有着各种特权以及它们带来的痛苦；而唯一真正的乐趣就是打惠斯特牌。这样荒谬的生活因为一个更荒谬的原因而终结——一天，伊凡想要在客厅的窗户上挂窗帘，结果从梯子上摔了下来。生活的谎言，疾病的谎言，那些只考虑自己利益的富有的医生的谎言，那些对疾病感到厌恶的家庭的谎言，那些表面上表示忠诚、实则盘算着丈夫死后如何生活的妻子的谎言。到处都是谎言，唯有那个富有同情心的仆人的真实存在，他不会向临终的人隐瞒自己的处境，而是出于兄弟般的善意来帮助他。伊凡·伊里奇“对自己充满无尽的怜悯”，他为自己的孤独以及人性的自私而哭泣；他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直到有一天他意识到自己过去的生活其实是个谎言，而他可以弥补这个谎言。就在他去世前一小时，一切变得清晰起来。他不再考虑自己，而是开始为家人着想，同情他们；他必须死去，从而让他们摆脱自己的负担。“痛苦啊，你在哪里？在这里……嗯，你只需坚持下去就行了。那么，死亡呢？他找不到死亡。取而代之的只有一道光亮。‘一切都结束了，’有人说道。他听到这些话后便重复着它们。‘死亡已经不存在了，’他告诉自己。”在《克鲁采尔奏鸣曲》中甚至没有这道“光亮”。那是一部极其激烈的作品；托尔斯泰像一只受伤的野兽一样猛烈地抨击社会，为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复仇。我们不应忘记，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杀人犯的忏悔，他被嫉妒的情绪所吞噬。托尔斯泰将自己隐藏在主人公背后。在这些对虚伪行为的激烈谴责中，我们确实能找到他自己的观点，只不过表达得更为激烈罢了；这些虚伪行为包括教育领域的虚伪行为。

女人、爱情、婚姻——婚姻，那种“家庭中的卖淫行为”；这个世界、科学以及医生的虚伪——他们都是“罪恶的播种者”。但书中的主人公迫使作者采用极其残酷的表达方式，描绘出种种色情的场景——所有与欲望相关的极端表现——进而又引发出对欲望的恐惧与憎恨；这就像是一个被欲望所吞噬的中世纪僧侣对生活发出的诅咒。写完这本书后，托尔斯泰自己也感到震惊：“我在《克鲁采尔奏鸣曲》的结尾中写道：‘我完全没预料到，通过严谨的逻辑推理，我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起初，我自己得出的结论让我感到恐惧，甚至想要拒绝它们；但我无法忽视自己的理智与良知的声音。’”他发现自己不得不以更为平静的语气重复着杀人犯波斯德尼切夫对爱情与婚姻的激烈批判。“那些以欲望的眼光看待女人——尤其是自己的妻子的人，其实已经在与她通奸了。” “当欲望消失之后，人类就不再有存在的理由了；那时，人类的法则就已经得到实现，人类的结合也将完成。”他依据《马太福音》的观点来证明：“基督教的理想并非婚姻；基督教式的婚姻是不可能存在的；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婚姻非但不是进步的象征，反而是衰落的根源；而爱情，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都是通往真正人类理想的障碍。”不过，直到波斯德尼切夫说出这些话之前，他甚至从未明确地表达过这些想法。正如许多伟大的艺术家所经历的那样，作品的力量超越了作者本人；艺术家的创造力超过了其思考能力，而艺术本身却因此毫无损失。就其影响力、激情的浓度、生动的描写，以及形式的完整性与成熟度而言，托尔斯泰所写的任何作品都无法与《克鲁采尔奏鸣曲》相媲美。我还没有解释书名的问题。实际上，那个书名是错误的，它给人们带来了错误的印象，因为在书中音乐只是起辅助作用而已。如果去掉那首奏鸣曲，一切都不会有任何变化。托尔斯泰犯了一个错误，他把……混为一谈了。

有两件事让他深感忧虑：音乐的腐蚀力以及爱情的腐蚀力。关于音乐的危害，本应单独成篇论述；托尔斯泰在作品中为这一主题所分配的篇幅实在不足，无法充分体现他想要揭示的危险性。我必须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我认为人们至今仍未完全理解托尔斯泰对音乐的态度。

他其实并不讨厌音乐。正如托尔斯泰所惧怕的那样，只有那些人深爱的东西才会让人感到恐惧。试想，《童年》以及《家庭幸福》中所描绘的音乐记忆占据了多么重要的地位——在书中，从爱情萌芽到最终消逝的整个过程，都是通过贝多芬的《奏鸣曲·如幻想曲》来展现的。此外，还有涅赫鲁多夫在想象中听到的那些美妙的交响乐，以及临死前的小彼得。尽管托尔斯泰对音乐的学习态度并不认真，但音乐仍常常让他落泪，在他生命的某些阶段，他甚至全身心地沉浸在音乐的影响之下。1858年，他创立了一个音乐协会，后来这个协会发展成了莫斯科音乐学院。

“他非常喜爱音乐，”他的姐夫S.A.贝尔斯写道。“他会弹钢琴，也喜欢古典音乐大师的作品。他常常在开始工作之前先坐下来弹钢琴，或许正是这样才获得了灵感。他总是为我最小的妹妹伴奏，因为他很喜欢她的歌声。我注意到，音乐在他心中引发的感受会伴随着一丝苍白和难以察觉的痛苦表情，似乎是在表达恐惧。”

他所感受到的确实就是恐惧——那种由那些未知力量带来的、足以动摇他内心根基的恐惧。在音乐的世界里，他觉得自己的道德意志、理性以及生活的所有现实都在消逝。让我们来看看《战争与和平》第一卷中的那个场景：尼古拉·罗斯托夫在打牌时输得一塌糊涂，满怀绝望地回来。他听到妹妹娜塔莎在唱歌，于是忘却了一切。

“他急切地等待着下一音符的出现，那一刻，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那段四三拍的旋律：‘哦！我残酷的爱人啊！’”

“我们的生活真是荒谬至极！”他心想。“不幸、金钱、仇恨、荣誉——这一切都毫无意义……这才是真相，才是现实！……娜塔莎，我的小鸽子！……让我们看看她能否到达那个B点吧？……谢天谢地，她已经做到了！”
为了强调那个B音，他还用比它低三个八度的音调来伴奏。
“太棒了！我也唱过这个音调！”他欢呼道。那个音调的振动唤醒了他灵魂深处最美好、最纯净的东西。与这种超凡的感受相比，那些损失和荣誉承诺又算得了什么？不过是愚蠢的东西罢了！人完全可以杀人、偷窃，却依然能快乐！”
尼古拉斯既不杀人也不偷窃，对他而言，音乐只不过是一种短暂的影响而已；而娜塔莎则即将失去自我控制。在歌剧院度过了一个夜晚之后——在那个被艺术迷醉、扭曲的世界里，与现实世界相去甚远；在这个世界里，善与恶、奢侈与理性混杂在一起——她听进了疯狂爱着她的阿纳托尔·库拉金的爱之告白，于是同意与他私奔。
随着年龄的增长，托尔斯泰越来越害怕音乐。[22]1860年他在德累斯顿遇到的奥尔巴赫，对托尔斯泰有着很大的影响，显然也加剧了他的偏见。“他认为音乐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娱乐，是导致堕落的诱因。”[23]
在那么多音乐家中，有一些人的作品至少是道德上不可取的，那为什么托尔斯泰要选择贝多芬呢？卡米耶·贝莱格问道。[24]因为贝多芬的音乐最具力量。托尔斯泰从小就喜爱贝多芬的音乐，而且一直都喜欢它。他童年时最美好的记忆都与《悲怆奏鸣曲》有关；而在《复活》中，当涅赫鲁多夫听到C小调交响曲的行板部分时，他几乎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他为自己以及所爱的人充满了柔情。”然而我们在《什么是艺术？》一书中看到，托尔斯泰是以多么充满敌意的态度来谈论贝多芬的“有害作品”的；甚至在1876年，他仍然热衷于诋毁贝多芬、质疑他的才华，这一行为让柴可夫斯基感到反感，也降低了他对托尔斯泰的敬佩之情。《克雷采尔》

《奏鸣曲》让我们得以深入探究这种充满激情的不公现象。托尔斯泰究竟在贝多芬身上抱怨什么？是他所拥有的强大力量。他让人想起歌德：在聆听C小调交响曲时，他被其震撼，于是愤怒地指责那位违背他的意愿就对他施加影响的强大艺术家。[26]

“这种音乐，”托尔斯泰说，“能立刻将我带入作曲家创作时的心境……音乐应当像在中国那样成为国家事务。我们不应让普通人拥有如此强大的催眠力量……至于这类作品（即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只应在特殊且重要的场合才允许演奏……”然而，在这次反抗之后，我们却看到他最终还是屈服于贝多芬的力量之下，而且他自己也承认，这种力量其实是一种纯粹而高尚的力量。听到那首曲子后，波斯德尼切夫陷入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心境，他无法分析这种心境，但内心却充满了愉悦。“再也没有嫉妒的余地了。”他的妻子也同样发生了变化：在演奏时，她脸上带着“威严而严肃的表情”；演奏结束后，则露出“充满同情与幸福的微笑”。这一切有什么不正常的吗？问题在于：人的精神被奴役了，那种未知的声音力量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人，甚至摧毁他。

这确实如此，但托尔斯泰忽略了一点：大多数创作音乐或聆听音乐的人其实都很平庸，缺乏生命力。对于那些毫无感受力的人来说，音乐是不会构成威胁的。在《所罗门王》演出期间，歌剧院里的景象就足以证明，听众并不会被音乐所引发的那些反常情绪所影响。只有像托尔斯泰那样充满生命力的人，才会面临危险。事实上，尽管托尔斯泰对贝多芬有偏见，但他对贝多芬音乐的感受却比现在那些推崇他的人更为深刻。至少，他了解那种通过贝多芬的音乐表现出来的狂暴激情与野蛮暴力，而如今的管弦乐队和演奏家们则与这些毫无关系。或许，贝多芬宁愿承受托尔斯泰的仇恨，也不愿面对那些崇拜他的人的狂热。

[1] 就其出版日期而言，甚至可能是完成日期而言，这部作品其实创作于他订婚以及婚姻初期的幸福时光里：那就是那部关于一匹马的故事《霍尔斯托米尔》（1861–1886年）。托尔斯泰在1883年写给费特的信中提到了它（见《更多书信集》）。该作品的开头部分，以其优美的风景描写、深刻的心理刻画、幽默感以及充满青春气息的风格，与托尔斯泰成熟时期的作品风格——《家庭幸福》《战争与和平》——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而结尾部分的阴郁氛围，以及将老马的身体与其主人的身体相比较的那些描写，则充满了1880年以后作品所特有的现实主义残酷性。

[2] 《时代报》，1901年8月29日。

[3] “至于写作风格，”他的朋友德鲁吉宁在1856年对他说，“你简直毫无文采可言；有时像一位创新者、一位伟大的诗人；有时又像一名军官给战友写的信。你那些真正用心写出来的作品确实令人赞叹。一旦你变得漠不关心，你的文风就会变得混乱不堪，极其糟糕。”（见《生平与作品》）

[4] 《生平与作品》——1879年夏天，托尔斯泰与农民们建立了极为亲密的关系。

[5] 在1860年至1870年间所写的阅读笔记中，托尔斯泰写道：“那些署名——真是令我印象深刻。”

[6] 《两位老人》（1885年）。

[7] 《有爱的地方，也有上帝》（1885年）。

[8] 《人靠什么活着？》（1881年）；《三位老人》（1884年）；《教子》（1886年）。

[9] 这个故事的副标题是《人需要多少土地？》（1886年）。

[10] 《永不熄灭的火焰》（1885年）。

[11] 《蜡烛》（1885年）；《愚人伊万的故事》。

[12] 《教子》（1886年）。

[13] 他对戏剧的热爱是在晚年才出现的。这是他自己的发现，发生在1869–1870年的冬天。按照他的习惯，他立刻被这种兴趣点燃了。“整个冬天我都在专心研究戏剧；就像那些直到四十岁之前从未考虑过这类题材的人一样，当他们突然开始关注这个被忽视的领域时，他们会觉得有许多新奇而奇妙的东西……我读了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果戈理和莫里哀的作品……我还想读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因为生病，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卧床不起——而当我生病时，各种喜剧或戏剧角色就会在我内心争斗着生存……而且它们做得相当成功。”——1870年2月17日至21日写给费特的信（见《更多书信集》）。

[14] 第四幕的一个变体。

[15] 创作这部令人心碎的戏剧必定让他付出了巨大努力。他在给特内罗莫的信中写道：“我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创作我的剧本，现在它已经完成了。”（1887年1月，见《更多书信集》）

[16] 马尔佩兰-卡明斯基先生将这篇尾声的法文译本收录在《邪恶的乐趣》一书中，标题为《两性关系》。

[17] 需要指出的是，托尔斯泰从不天真地认为，我们所熟知的那种独身与绝对贞洁的理想能够被人类实现。不过……

对他而言，理想从定义上就不可能实现：它只是对灵魂中英雄气概的一种呼唤。
“基督教理想所追求的——即让所有生灵在兄弟之爱中团结在一起——与现实生活中的行为方式是相悖的；现实生活要求人们不断努力追求那个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却并不期望真的能够实现它。”
[18] 出自《一个俄罗斯地主》。
[19] 《战争与和平》——我这里不提《阿尔伯特》（1857年），那是一部关于天才音乐家的故事；这本书实在糟糕至极。
[20] 所说的时期是1876–77年。
[21] S. A. 贝尔斯，《托尔斯泰回忆录》。
[22] 但他始终没有停止对它的热爱。他晚年的朋友中有一位名叫戈尔登赖泽的音乐家，1910年夏天他住在亚斯纳亚附近。在托尔斯泰病重期间，他几乎每天都会去为他演奏。（《辩论报》，1910年11月18日）
[23] 1861年4月21日的信件。
[24] 《托尔斯泰与音乐》（《高卢人报》，1911年1月4日）。
[25] 不仅是贝多芬的后期作品如此；即便是他那些被自己视为“具有艺术价值”的早期作品，托尔斯泰也抱怨其“人为的形式”。在给柴可夫斯基的信中，他将贝多芬、舒伯特和柏辽兹与莫扎特、海顿相提并论，指出后者的风格“人为，只是为了制造某种效果而已”。
[26] 比如保罗·博耶所描述的场景：“托尔斯泰坐下来弹奏肖邦的作品。弹完第四首叙事曲后，他的眼中充满了泪水。‘啊，这个怪物！’他喊道。然后他突然起身离开了。”（《时代报》，1902年11月2日）

第十五章　“复活”

《复活》与《克鲁采尔奏鸣曲》之间相隔了十年。[1] 这十年里，托尔斯泰越来越专注于道德宣传工作。同样，这部作品也与他渴望达到的终极目标相距甚远——因为他内心深处一直渴望着永恒。从某种意义上说，《复活》是作者的艺术遗嘱。它构成了他生命最后的巅峰，就如同《战争与和平》代表了他人生的成熟阶段一样。这或许是最后的顶峰，甚至是最令人惊叹的顶峰——只不过它的顶端隐藏在迷雾之中，难以触及。当时托尔斯泰已经七十岁了。他审视着这个世界、自己的生命、过去的错误、自己的信仰以及内心的愤怒。

他从高处审视着这些人。我们依然能看到他以往作品中的那些理念——对虚伪的批判；但与《战争与和平》一样，这位艺术家的精神已超越了其所描绘的主题。在《克雷采尔奏鸣曲》与《伊万·伊里奇之死》中所体现的阴郁讽刺与内心动荡之外，他又增添了一种宗教般的宁静与超脱尘世的态度，这种态度在他自身身上得到了忠实体现。有时，人们会联想到一位信奉基督教的歌德。他在后期作品中所展现的所有文学特征在这里都能找到，尤其是叙事上的集中性，这在长篇小说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整部作品具有极强的统一性，这一点使得它与《战争与和平》及《安娜·卡列尼娜》有显著不同。书中几乎没有任何枝节性的旁支内容，只有一个主线情节被细致地展开到每一个细节。书中依然有着如《克雷采尔奏鸣曲》中那样的生动刻画，以及流畅而饱满的叙事风格。他的观察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敏锐、有力，极其现实地揭示了人性的兽性——“人心中那种可怕的兽性，当这种兽性并非显而易见、而是隐藏在所谓的诗意外表之下时，那就更加可怕了”。比如那些仅仅为了满足生理需求而进行的谈话：“通过活动舌头和食道肌肉来促进消化的需求”；他对人性的粗鄙看法，没有放过任何人——无论是那个“戴着两颗假牙、肘部骨骼突出、指甲又长”的漂亮女人，她那令人产生“羞耻与厌恶”感的露胸装束；还是那个堕落至极的玛斯洛娃，她那过早显老的面容、邪恶卑劣的表情、挑逗性的微笑，以及身上弥漫着的白兰地气味，还有她那红肿的脸庞。书中充满了自然主义式的残酷细节：比如有个女人蹲在马桶上交谈的场景。青春与诗意的想象早已消失，唯有那些关于初恋回忆的段落还保留着那种令人沉醉的韵律；圣周六的夜晚、逾越节的夜晚；解冻时的情景，浓密的白色雾气“以至于在离房子五步远的地方，只能看到一片模糊的阴影，只有灯光的红光从中透出”；夜里的鸡鸣声；冰面破裂时发出的声音，还有像碎玻璃一样的叮当声；还有那个从窗外望着屋内、而女孩却没注意到的年轻人。

他坐在桌子旁，身处小灯摇曳的微光之中——卡图莎，若有所思，沉浸在幻想中，对着自己的梦想微笑。
作者的抒情才华并未得到充分展现；他的艺术风格愈发缺乏个人色彩，与他的现实生活也渐行渐远。他所描述的罪犯与革命者世界对他而言本是陌生的；[2]他只是出于自愿的同情才进入那个世界；他甚至承认，在近距离了解他们之前，那些革命者让他产生了难以克服的厌恶感。然而，他那无懈可击的观察力实在令人钦佩——简直就像一面完美的镜子。书中有着如此丰富的角色形象与细致入微的描写！他对一切事物的刻画都极为精准：无论是卑劣还是高尚，都没有刻板或软弱之处，只有平静的理解与兄弟般的怜悯……书中那些在监狱中的女性形象真是可怕至极！她们彼此间冷酷无情；但艺术家却如同仁慈的神明一般，能够看到每个人内心深处隐藏在屈辱之下的痛苦，以及伪装在厚颜无耻外表下的泪水。在马斯洛娃那邪恶的心灵中，逐渐透出的一丝纯净微光，最终以牺牲之火照亮了她的内心，这景象宛如伦勃朗笔下那些能美化平凡场景的阳光光芒般动人。即便是对狱卒和刽子手，书中也毫无严厉之处。“主啊，请宽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最糟糕的是，他们往往其实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们饱受悔恨之苦，却仍无法改变自己的行为。整本书笼罩着一种沉重的、不可避免的宿命感，这种宿命既压迫着那些受苦的人，也压迫着那些造成苦难的人：那位充满善良本性的监狱长，既厌倦了狱卒的生活，也厌倦了那个脸色苍白、眼圈发黑、不停地弹奏李斯特乐曲的女儿；还有那位聪明而善良的西伯利亚小镇总督，为了逃避自己想要行善与不得不作恶之间的矛盾，从35岁起就一直酗酒；即便喝醉了，他依然能够保持镇定，维持表面的体面。在这些人物之中，我们还能看到他们对妻子儿女的普通亲情，尽管他们的职业使他们对其他人显得冷酷无情。
在这本书中，唯一没有客观真实性的角色就是涅赫鲁多夫本人；这是因为托尔斯泰将自己的理念赋予了他。这也是《战争与和平》中若干重要角色的缺陷所在。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例如安德烈王子、皮埃尔·贝索霍夫、列文等人。不过，在这些早期的作品中，这种缺陷并不那么严重；因为那些角色由于所处的环境与年龄关系，更接近作者当时的心理状态。但在《复活》中，作者却将一个70岁老人的灵魂注入了一个35岁的享乐主义者的身体里。我并不是说涅赫鲁多夫所经历的道德危机完全是不真实或不可能发生的；甚至也不是说它不可能如此突然地出现。[3]但是，按照托尔斯泰所描绘的那样，这个男人的性格、性情以及过往经历中，并没有任何迹象能够预示或解释这场危机；而一旦危机开始，就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它了。的确，托尔斯泰以敏锐的观察力展现了最初与牺牲念头混杂在一起的种种复杂情感——自怜与钦佩的泪水，以及后来当涅赫鲁多夫面对现实时所产生的恐惧与厌恶。但他的决心却从未动摇过。这场危机与他之前经历过的那些激烈但仅持续短暂的危机截然不同。[4]从此以后，再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个软弱且优柔寡断的人了。他本是个富有的王子，深受尊敬，享受着世间的一切美好，即将娶一个爱他且他也喜欢的美丽姑娘为妻，但他却突然决定放弃一切——财富、世俗生活以及社会地位——去娶一个妓女，以此来赎罪。他的这种坚定信念持续了数月之久，即便面对各种考验，甚至听到他想要娶的那位女子仍在继续放荡的生活的消息，也丝毫没有动摇。[5]这里展现出的是一种圣洁品质，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学则会试图从主人公良心的深处或其生理结构中找到这种品质的根源。然而，涅赫鲁多夫绝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种英雄。他只是普通人，平凡而理智，正是托尔斯泰惯常塑造的英雄形象。准确地说，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个极其唯物主义的性格与另一种人的道德危机并置在一起，而那个“另一种人”就是年迈的托尔斯泰本人。在书的结尾，同样的二元对立印象再次出现：一部分内容充满了极为现实的观察，另一部分则是带有福音式色彩的结论，而这部分结论其实并非不可或缺，它只是个人信仰的体现，[7]并不能从所描述的生活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托尔斯泰的宗教观念成为……

这与他的现实主义风格有关；但在他之前的作品中，这两种元素融合得更为融洽。在这里，它们并未融为一体，只是并存而已；而这种对比更为显著——托尔斯泰的信仰越来越重视证据，与此同时他的现实主义手法也日益精炼，愈发摆脱传统束缚。这并非疲倦的迹象，而是年龄的体现；可以说，是思想上的某种僵化。那种宗教性的结论并非作品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人为添加的成分。我个人坚信，在托尔斯泰的内心深处——尽管他有种种肯定之辞——他那两种截然不同的天性之间始终未能完全融合：即艺术家所追求的真理与信徒所信奉的真理之间无法实现统一。

虽然《复活》没有他年轻时作品那样的和谐完美，而且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战争与和平》，但它依然是人类同情心最美好的体现之一，或许也是有史以来最真实的作品。在这本书中，我能比在任何其他作品中都更清晰地看到托尔斯泰那双明亮的眼睛——那双淡灰色的、锐利的双眼，“那种能直击心灵的目光”，[8]在每个人的心中都能看到属于自己的上帝。

[1]《主人与仆人》（1895年）在那些阴郁的小说与充满神圣慈悲之光的《复活》之间起着过渡作用。它更接近于《伊凡·伊里奇之死》和《民间故事集》，而非《复活》——后者直到书末才展现出在牺牲冲动驱使下，一个自私且道德懦弱的人所经历的崇高转变。全书大部分内容都是对一个毫无善心的主人以及一个满心顺从的仆人的极为真实的描绘：某夜，他们在草原上遭遇暴风雪，迷失了方向。起初试图抛弃同伴逃走的主人后来又返回，发现仆人几乎冻僵，便用自己的身体覆盖住他，将自己的体温传递给他，出于本能而自我牺牲；他不知道为何会如此做，但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眶；他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自己想要拯救的那个人——尼基塔——自己的生命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尼基塔。“尼基塔还活着，那么我也还活着。”他几乎忘记了自己瓦西里是谁。他想：“瓦西里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我知道！”他听到了那个他一直在等待的声音（这里的梦境让人联想到《民间故事集》中的情节），正是那个不久前命令他趴在尼基塔身上的声音。他高兴地呼喊：“主啊，我来了！”他感到自己获得了自由，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了。其实他已经死了。

[2]另一方面，他在作品中融入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哥萨克人》以及《塞瓦斯托波尔》中所描绘的各种场景：贵族的沙龙、军队、乡村庄园的生活。他只需回忆起来即可。

[3]“每个人体内都蕴含着所有人类特质的萌芽，它们时而显现出来，时而又隐藏起来，因此人们常常看起来并非真正的自己——也就是他们惯常展现出来的样子。有些人身上这种变化较为罕见，而有些人则变化得更快。属于后一类人的人……”

涅赫鲁多夫。在各种物质或道德因素的影响下，他内心不断发生着突如其来且彻底的变化。（《复活》）
[4] “在他的一生中，他曾多次试图净化自己的良心。他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些道德危机——在这些危机中，他决心清除充斥在灵魂中的道德污秽。每次危机过后，他都会为自己定下一些规则，并发誓始终遵守它们。他会写日记，开始新的生活。但没过多久，他又会回到与危机之前相同甚至更糟糕的状态。”（《复活》）
[5] 当得知马斯洛娃与一名医院工作人员有染后，涅赫鲁多夫更加坚定了“为拯救这个女人的罪孽而牺牲自己自由”的决心。
[6] 托尔斯泰从未像在《复活》的开头那样，以如此精准、生动的笔触塑造过一个角色。试看他对涅赫鲁多夫在法庭审判前一天早晨的装扮及行为的精彩描述吧。
[7] 文本中出现的“行为”一词，如“信仰的行为”“意志的行为”，其含义源自天主教和东正教的观念。忏悔者被要求通过履行某种“信仰的行为”作为赎罪方式，通常就是重复一些类似信条的祷文。简而言之，“行为”其实就是重复、诵念或冥想——绝非真正的行动。——（译者注）
[8] 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所写的信，1884年。

第十六章 宗教与政治

托尔斯泰从未放弃他的艺术事业。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即便愿意，也无法抛弃自己存在的理由。出于宗教原因，他可以停止出版作品，但却无法停止写作。托尔斯泰从未中断过他的艺术创作。曾在雅斯纳亚波利亚纳见到他的保罗·博耶尔说，托尔斯泰有时会专注于创作福音类作品，有时则专注于虚构作品；他会通过一种作品来放松另一种作品的创作压力。当他完成了一些社会评论或致统治者或被统治者的呼吁书之后，他就会继续讲述那些他一直在心中构思的故事，比如那部歌颂高加索战争以及沙米尔领导下山民抵抗斗争的军事史诗《哈吉-穆拉德》。艺术依然是他的消遣与乐趣，但他认为炫耀艺术是一种虚荣行为。除了1904–1905年出版的《一年365天的阅读集》（其中收录了多位作家关于生活的思考）之外，他并未再发表其他作品。

而《真理》则是一部汇集了世界各地诗歌智慧的真正选集，内容涵盖了从东方圣典到当代作家作品的各种文学作品。实际上，他所有在1900年之后创作的所谓艺术作品都仍以手稿形式存在。[3]另一方面，他则大胆而热情地将自己的神秘主义与批判性著作投入社会斗争之中。从1900年到1910年，这类作品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当时俄罗斯正经历着极其严重的危机；沙皇帝国似乎随时都会崩溃瓦解。日俄战争、随之而来的种种灾难、革命动乱、军队与舰队的叛变、屠杀以及农业领域的混乱，仿佛都在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用托尔斯泰某部作品的标题来形容的话就是如此。危机在1904年和1905年达到顶点。在这几年里，托尔斯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作品，如《战争与革命》《巨大的罪恶》《一个时代的终结》。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所处的处境在俄罗斯乃至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他孤立无援，与所有党派、所有国家都格格不入，同时也被教会所排斥，甚至被逐出教会。[4]他的理性逻辑与信仰中的革命性特质使他陷入了两难境地：要么成为与他人格格不入的人，要么与真理为敌。他想起一句俄罗斯谚语：“说谎的老人，就如同偷窃的富人。”为了说出真相，他选择与人类断绝关系。他向所有人讲述全部的真相。这位揭露谎言的猎手始终不懈地批判一切迷信、宗教或社会上的陋习，以及各种怪象。唯一的例外就是那些邪恶的力量——迫害者、教会以及专制政权。或许，既然现在大家都在指责它们，他对它们的敌意也有所减轻了。因为这些事物他早已熟悉，所以也就不再那么可怕了！毕竟，教会和沙皇也在做他们自己的事情，至少他们并不具有欺骗性。在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中，[5]托尔斯泰虽然以一种对君主极为不客气的方式陈述事实，但对作为人的沙皇却充满了温和的态度；他称沙皇为“亲爱的兄弟”，恳请他“如果无意中伤害了他，请原谅他”，并在信末署名“希望您获得真正幸福的兄弟”。托尔斯泰最无法原谅的，也是他以最强烈的仇恨加以谴责的，就是那些新的谎言；而非那些已经不存在的旧谎言。

能够欺骗人；那并非专制，而是自由的假象。很难说，在那些新偶像的追随者中，他更厌恶谁：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他对自由主义者一直怀有深深的敌意。这种敌意是在他作为从塞巴斯托波尔归来的军官，进入圣彼得堡的文人圈后突然产生的。这也是他与屠格涅夫产生误解的原因之一。这位傲慢的贵族、属于古老血统的人，无法忍受那些自以为能通过将自己的乌托邦计划强加于国家之上——无论国家是否愿意——来让国家幸福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典型的俄罗斯人，且属于老派类型，他本能地不信任一切自由主义改革以及来自西方的宪政理念；而他的两次出国经历更是加剧了他的偏见。第一次出国归来后，他写道：“为了避开自由主义的野心。”第二次回国后则写道：“一个享有特权的阶层根本无权以自己的方式去教育那些他们根本不了解的民众。”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毫不掩饰地对自由主义者全体表示蔑视。莱文拒绝参与地方上的民众教育机构的工作，也反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改革措施。关于地方议会选举的描写揭示了国家用自由主义政权取代传统保守主义政权的荒谬交易——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改变，只不过多了一个谎言，而掌权者却是低等血统的人。“我们或许并不怎么样，”贵族代表说道，“但至少我们已经存在了一千年。”托尔斯泰强烈谴责自由主义者滥用“人民”“人民的意志”这些词汇的行为。他们究竟了解人民多少？谁才是人民呢？尤其是当自由主义运动似乎即将成功并促成第一届杜马成立时，托尔斯泰更是激烈地表达了对这种宪政理念的反对。

“在过去的几年里，基督教的变形催生了一种新的欺诈手段，这种手段使我们的人民更加深陷奴役之中。通过复杂的议会选举制度，人们被灌输这样的观念：通过直接选举代表，他们就能参与政府治理，服从这些代表就等于服从自己的意愿——简言之，他们就是自由的。这纯属谎言。即便有普选权，人民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其一，一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民族不可能存在这样的集体意志；其二，即便有这样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见也未必能代表它。更不用说那些当选者制定法律、管理事务并非为了公共利益，而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再加上压力与选举腐败导致的民众堕落——这种欺诈手段的危害性极大，因为它会让所有屈从于它的人陷入一种傲慢的奴役状态……这些所谓的‘自由人’其实就像那些以为自己拥有自由的囚犯，因为他们有权选出负责监狱内部管理的狱卒……在专制国家中，一个人即便身处最残酷的暴力之中也可能完全自由；但在宪政国家中，人永远是奴隶，因为他承认施加在身上的暴力的合法性……而现在，有人想把俄罗斯人民也带入其他欧洲民族所处的那种宪政奴役状态！”[7]

他对自由主义充满敌意，其主导情感便是蔑视。至于社会主义，如果托尔斯泰没有强迫自己不去憎恨任何事物的话，他的主导情感本应是仇恨。他尤其厌恶社会主义，因为它是两种谎言的结合体：自由的谎言与科学的谎言。社会主义不正是宣称自己建立在某种经济科学之上吗？而这种科学的理论据说能够决定世界的发展进程？

托尔斯泰对科学极为批判。他在书中用大量文字讽刺这种现代迷信以及“那些毫无意义的问题：物种起源、光谱分析、镭的性质、数论、动物化石等等。如今人们对这些问题的重视程度，就如同中世纪时人们对圣母无染原罪或物质二元论的重视程度一样。”他嘲笑那些“科学的仆人”，他们和教会的仆人一样，试图说服自己……

还有一些人自认为在拯救人类；他们和教会一样，坚信自己永远正确，彼此之间从不意见一致，还会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和教会一样，他们也是导致人类行为失范、道德沦丧以及人类迟迟无法摆脱所受苦难的罪魁祸首——因为他们摒弃了唯一能够团结人类的东西：宗教良知。[8] 但当他看到那些自称要拯救人类的人手中握着这种危险的武器时，他的忧虑愈发加深，愤怒也达到了极点。凡是诉诸暴力的革命者都会让他感到痛心，而那些依靠理智与理论进行革命的家伙则更让他感到恐惧：他们是迂腐的杀人犯，是傲慢且毫无价值的智者，他们爱的不是人，而是观念。[9] 而且，这些观念本身也极为低劣。

“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满足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即他们的物质福祉。然而，它甚至无法通过自己所倡导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10] 本质上，他毫无爱心可言。他对压迫者只有仇恨，同时对富人们安稳舒适的生活充满嫉妒，那种贪婪就像苍蝇围着污物飞舞一样。[11] 当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后，世界的面貌将会变得极其可怕。欧洲的强权势力会以更大的力量去欺压那些弱小而野蛮的民族，将他们奴役起来，这样欧洲的旧有无产阶层就可以像罗马人那样，尽情沉溺于奢侈的生活之中。[12] 幸运的是，社会主义的大部分力量都白白浪费在了空谈上——比如乔列斯先生的那些演讲。

“真是个了不起的演说家！他的演讲里什么都有——却又什么都没有……社会主义有点像我们俄罗斯的正统教义：你试图将其逼入绝境，以为已经牢牢控制住了它，但它却突然转身对你说：‘不，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我是另一个人。’然后就从你手中溜走了……耐心点吧！让时间发挥作用吧。社会主义理论也会像女人的时尚一样，很快从客厅传到仆人们的居所里去。”[13]

尽管托尔斯泰以这种方式与自由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作战，但这绝非为专制主义让路；相反，其目的在于在清除那些混乱且危险的势力之后，让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展开一场激烈的斗争。因为托尔斯泰同样相信革命。不过，他所设想的革命与那些革命者的革命截然不同——那更像是中世纪信徒所期待的革命，他们期待着圣灵降临的那一天。

“我相信，就在此刻，那个在基督教世界中准备了两千年的伟大革命正在开始——这场革命将取代腐朽的基督教及其带来的统治体系，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的基督教，那是实现人与人平等以及所有有理性的人所渴望的真正自由的基石。”[14]

这位先知选择在何时宣告这个充满爱与幸福的新时代呢？正是俄罗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是灾难与耻辱的时刻！然而，这种创造性的信仰力量实在令人惊叹——即使在黑暗中也有光明。托尔斯泰从死亡中看到了复兴的迹象，从满洲战争的灾难、俄罗斯军队的失败，以及可怕的混乱与阶级间的血腥斗争中看到了希望。他的逻辑——一种梦一般的逻辑！——从日本的胜利中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俄罗斯应当退出一切战争，因为非基督教的民族在战争中总会比那些“已经度过奴役阶段”的基督教民族更具优势。这是否意味着俄罗斯人民要放弃自己的国家呢？不，这只是极度的傲慢罢了。俄罗斯应当退出战争，因为它必须完成“那场伟大的革命”。

“1905年的革命必将把人们从残酷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而这场革命必须从俄罗斯开始。它已经开始了。”

为什么俄罗斯非要扮演被选中的民族的角色呢？因为新的革命首先必须纠正“那项巨大的罪行”——即让少数富人垄断土地，同时让数百万人沦为奴隶的残酷制度。[15]

因为没有哪个民族能像俄罗斯人那样深刻地意识到这种不公。
[16]

尤其是因为，在所有民族中，俄罗斯人是最深入地信奉真正基督教的，因此即将到来的革命应当以基督的名义实现团结与爱的法则。而这种爱的法则，唯有建立在“不抵抗邪恶”的法则之上才能得以实现。[17] 这种不抵抗的精神——请注意，我们这些不幸将其视为托尔斯泰及少数空想家所特有的乌托邦幻想的人——始终是俄罗斯人的重要特质。

“在对待权力的问题上，俄罗斯人始终秉持着一种与其他欧洲民族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从未与权力发生冲突，也从未参与其中，因而也从未被权力所腐蚀。他们将权力视为必须避免的邪恶之物。有一则古老的传说讲述的是俄罗斯人请求瓦良格人来统治他们。大多数俄罗斯人宁愿忍受暴力，也不愿以暴力回应或参与其中，因此他们始终选择顺从。”

“这种自愿的顺从与奴性的服从截然不同。[18]”

“真正的基督徒固然可以顺从，事实上，若不经过挣扎就屈服于任何暴力，那才是不可能的；但他绝不会服从它——也就是说，他不会承认它的合法性。”[19]

撰写这些文字时，托尔斯泰仍深受这一民族英勇不抵抗精神的悲剧性例证所带来的震撼——那就是1月22日圣彼得堡发生的血腥事件：在加蓬神父的带领下，那些手无寸铁的民众任由敌人枪杀，既没有发出仇恨的呼喊，也没有做出自卫的动作。

长期以来，被称为“异端派”的旧信徒们尽管面临迫害，依然坚持拒绝服从国家，拒绝承认其权力的合法性。[20] 日俄战争的荒谬性使得这种心态能够轻易地在农村地区传播开来。拒服兵役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而他们所受到的惩罚也愈发残酷。

反抗活动在暗中愈演愈烈。在各省，那些根本不了解托尔斯泰的人也纷纷以绝对且被动的方式拒绝服从国家——早在1898年就有高加索地区的杜霍博尔人，而在1905年左右则出现了古里地区的格鲁吉亚人。托尔斯泰对这些运动的影响远小于这些运动对他的影响；他著作的价值在于：尽管有戈尔基等革命派作家对他的批评，他依然是旧俄罗斯人民的代言人。对于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去实践他所倡导原则的人们，他始终保持着极度谦逊与尊严的态度，既没有以主人或教师的姿态对待杜霍博尔人和古里人，也没有对待那些拒不服从命令的士兵。他曾说：“没有经历过考验的人，无法教导那些正在经受考验的人。”他还恳求“宽恕那些因他的言语和著作而遭受痛苦的人”。他从未劝告任何人拒绝服兵役，这是每个人自己要决定的事。如果他与那些犹豫不决的人讨论这个问题，他总是建议他们只要在道德上可行就不要拒绝服从命令。因为一个人之所以犹豫，是因为他还不够成熟；“与其有一个叛徒或伪君子，不如多一个士兵，因为那些试图承担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任务的人最终只会变成那样的人。”他不信任那个名叫贡恰连科的叛逆者，担心“这个年轻人是出于虚荣心而非对上帝的爱而做出这样的举动”。他在给杜霍博尔人的信中写道，他们不应出于骄傲而坚持拒绝服从命令，但“如果他们有能力的话，就应该保护那些弱小的妇女和孩子，没人会因此责备他们”。他们只有当内心真正拥有基督的精神时才应坚持下去，因为那样他们才会乐于承受苦难。无论如何，他都为那些受到迫害的人祈祷，希望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要断绝与迫害他们之人的亲密关系”。正如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你说‘不可能爱上希律王’——我不知道，但我感觉得到，你也是这么想的。”

人必须爱他。我和你都明白，如果我不爱他，我就会痛苦，内心将毫无生机。[28]
这种神圣的纯洁与恒久不变的炽热之爱，最终甚至无法再被“爱邻如己”这样的福音话语所满足——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话语中存在着自我主义的痕迹！[29]
在某些人看来，这是一种过于宏大的爱；它如此超越人类自我主义的范畴，以至于白白浪费在虚无之中。然而，还有谁比托尔斯泰更不信任“抽象的爱”呢？
“现代最严重的罪恶，就是那种对全人类的抽象之爱，是对那些身处遥远地方、看不见的人们的无差别之爱……去爱那些我们并不认识、永远也不会见到的人，真是件容易的事！无需做出任何牺牲，同时我们还能为自己感到自豪！良心也被蒙蔽了——不，我们必须去爱我们的邻居——那些与我们同住、给我们带来麻烦的人。”[30]
在大多数关于托尔斯泰作品的研究中，都认为他的信仰与哲学并非独创之作。的确如此；这些思想的美好是永恒的，绝非一时之风尚。也有人批评它们具有乌托邦色彩。这也是事实；它们确实是乌托邦式的，新约圣经也是乌托邦式的。先知本就是乌托邦主义者；他们虽生活在世间，却能看见永恒的生命。而我们能够见到这位最后的先知，看到我们最伟大的艺术家也拥有这样的光环——在我看来，这比某种新的宗教或哲学更为奇妙，也对世界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那些看不出这位伟大心灵所创造的奇迹的人，才是盲目的——他正是兄弟之爱的化身，出现在一个充满仇恨的民族与时代之中！

[1] 《Le Temps》，1902年11月2日。
[2] 托尔斯泰认为这是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我的其中一本著作——《每日读物》——我自认为它非常重要……”（1909年7月27日至8月9日写给扬·斯蒂卡的信）。
[3] 这些作品将在托尔斯泰的女儿亚历山德拉伯爵夫人的监督下即将出版。其书单已发表在多种杂志上。其中包括《哈吉-穆拉德》、《谢尔吉乌斯神父：一位僧侣的心理分析》、《她拥有一切美德：对一位女性的研究》、《疯子的日记》、《母亲的日记》、《杜霍博尔人的故事》、《蜂群的故事》、《西奥多·库兹米奇的遗稿》、《阿廖沙·戈夫奇科夫》、《提洪与梅兰妮》、《舞会之后》、《月亮》。

《在黑暗中闪耀》《年轻的沙皇》《我在梦中所见》《谁是凶手？》（包含社会思想）、《现代社会主义》（一部喜剧）、《博学的女人》《童真的智慧》（描写孩子们探讨道德问题的短篇故事）、《活死人》（一部由十七个场景构成的戏剧）、《都是她的错》（一部两幕的农民题材喜剧，旨在批判酗酒现象；显然是托尔斯泰的最后一部文学作品，他于1910年5月至6月间完成了它），此外还有许多关于社会问题的著作。据称这些作品将汇编成两卷八开本，每卷六百页。

不过，至今仍未出版的托尔斯泰的重要作品是他的日记，该日记记录了他四十年的生活经历，据说其篇幅将达到三十卷之多。

[4] 1901年2月22日，圣主教会议宣布将托尔斯泰逐出教会。其理由是《复活》一书中涉及弥撒与圣体圣事的相关章节。不幸的是，这一章节在法文版中被删去了。

[5] 关于土地国有化的问题。（《大罪》，1905年）

[6] “一个有芬兰血统的‘大俄罗斯人’。”（M.勒鲁瓦-博利厄语）

[7] 《世界的终结》（1905–1906年）。可参阅托尔斯泰寄给一家美国杂志的电报：“地方自治机构的种种活动旨在限制专制权力并建立代议制政府。无论他们是否成功，其结果都只会推迟真正的社会进步。政治运动虽然会给人以通过外部手段实现进步的错觉，但实际上会阻碍真正的进步，法国、英国、美国等所有宪政国家的情况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大罪》法文版序言，1905年）

在一封写给一位请求他加入推动民众识字读书委员会的女士的长信中，托尔斯泰还表达了对自由派的更多不满：他们总是充当受骗者；出于恐惧，他们成为专制的帮凶；他们参与政府工作，反而为专制政权增添了道德上的合法性，也使他们习惯于妥协，从而很快沦为权力的工具。亚历山大二世曾说，所有的自由派即便不为金钱，也会为荣誉而出卖自己；而亚历山大三世则能够毫无风险地消除他父亲所开创的自由主义事业。“自由派们私下里抱怨这让他们不满，但他们仍继续出席法庭、为国家和媒体服务；在媒体上，他们只谈论那些被允许提及的话题，而对那些被禁止提及的事情则保持沉默。”在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他们依然如此。“当这个一无所知、愚昧至极的年轻人毫无技巧且厚颜无耻地回应人民代表时，自由派们会抗议吗？当然不会……他们从四面八方向这位年轻的沙皇送上怯懦而谄媚的祝贺。”（《更多书信》）

[8] 战争与革命。

在《复活》中，当马斯洛娃的上诉在参议院被审理时，最强烈反对修改判决的正是那个唯物主义达尔文主义者，因为他无法接受涅赫卢多夫竟出于责任感而想要娶一个妓女——任何体现责任感的举动，尤其是宗教情感的表达，对他而言都等同于个人侮辱。

[9] 以《复活》中的革命领袖诺沃德沃罗夫为例，他的过度虚荣与自私摧毁了他原本出色的智力。他没有想象力，也完全缺乏能引发思考的道德与审美素养。

跟随着他的脚步的还有马克尔，这个因屈辱与复仇欲望而成为革命者的工匠；他极度崇拜科学，却又无法理解它；同时还是一个狂热的反教士主义者以及苦行僧。

在《再有三人死亡》和《神与人》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一代革命者的若干典范：罗曼尼及其朋友们，他们鄙视那些旧式的恐怖分子，并声称要通过将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来以科学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10] 《致日本人伊佐-阿部的信》，1904年。（更多信件）[11] 由特内罗莫记录的对话（发表于1906年的《革命者》杂志上）。[12] 由特内罗莫记录的对话（发表于1906年的《革命者》杂志上）。[13] 与保罗·博耶的对话。（《时代报》，1902年11月4日。）[14] 《一个世界的终结》。[15] “最残酷的奴役就是被剥夺土地，因为为某个人服务的奴隶只受制于那一个人；而失去土地的人则成为整个世界的奴隶。”（《大罪》）[16] 俄罗斯的实际处境确实有些特殊；虽然托尔斯泰以俄罗斯的情况作为对其他欧洲国家的概括依据可能是错误的，但我们不必惊讶于他对那些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苦难有着深刻的体会。在《大罪》一书中，他描述了在前往图拉的路上与那些因缺乏土地而挨饿、并暗自期待土地能归还给他们的农民们的对话。俄罗斯的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托尔斯泰称，有上亿人因为土地被地主占有而死于饥饿。当人们试图通过媒体、政教分离、民族代表制度，甚至是八小时工作制来解决这些问题时，这些农民们却会无耻地嘲笑他们：“那些看似在四处寻找改善民众状况方法的人，让人想起剧院里的情景——所有观众都能清楚地看到本应隐藏起来的演员，而那些同样能看见他的同台演员却装作没看见，还试图互相转移注意力。”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土地归还给劳动者。作为解决财产问题的方案，托尔斯泰推荐亨利·乔治的理论以及他对土地价值征收单一税的主张。这是他的经济理念；他不断重申这一理念，并已将其彻底内化，以至于在他的著作中常常直接使用乔治的完整表述。[17] “不抵抗邪恶的法则是一切体系的基石。如果在理解不抵抗原则的同时又误解了相互帮助的准则，那就相当于建造了拱顶却未封住中央部分。”（《一个世界的终结》）[18] 在1900年写给一位朋友的一封信中（《更多信件》），托尔斯泰抱怨人们对他的不抵抗原则进行了错误的解读。“人们”他说，“把‘不要以恶制恶’误理解为‘不要抵抗邪恶’，也就是说，要对邪恶漠不关心……”而“与邪恶作斗争才是基督教的唯一目标，而不抵抗邪恶的诫命则被视为最有效的斗争手段。”[19] 《一个世界的终结》。[20] 托尔斯泰在《复活》（接近结尾处）和《再有三人死亡》中描绘了这两种“狂热追随者”的形象。[21] 在托尔斯泰谴责地方自治机构的动荡之后，高尔基作为他朋友们不满情绪的代言人写道：“这个人已经成了自己理论的奴隶。他长期与俄罗斯的现实生活隔绝，不再倾听人民的声音。他高高在上地俯视着俄罗斯。”

[22] 对他而言，无法设法让自己遭到迫害实在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他渴望殉道，但政府却极为明智地避免满足他的愿望。
“他们正在迫害我身边的所有人，却让我安然无事，尽管真正危险的人应该是我。显然，我不值得被迫害，我为此感到羞愧。”（1892年写给特内罗莫的信，《更多书信集》）
“显然，我不配遭受迫害，我只能这样死去，永远无法通过肉体上的痛苦来为真理作证。”（1892年5月16日写给特内罗莫的信，同上）
“能够自由自在真是让我痛苦。”（1894年6月1日写给特内罗莫的信，同上）
他能保持自由，天知道那并非他的错！他侮辱沙皇，攻击祖国——那个“人们为之牺牲生命、自由与理智的可怕偶像”。（《一个世界的终结》）再看看《战争与革命》，那是一部俄罗斯历史的缩影，里面尽是些怪物：疯狂的伊凡雷帝、酗酒的彼得一世、无知的凯瑟琳一世、淫荡放纵的伊丽莎白、堕落的保罗、弑父的亚历山大一世［托尔斯泰唯一对他有几分好感的人］、残忍无知的尼古拉一世；愚蠢且邪恶的亚历山大二世；无可否认的蠢货、残暴无知的亚历山大三世；以及尼古拉二世——一个无辜的年轻轻骑兵军官，身边围着一群蠢货，是个什么都不懂、毫无见识的年轻人。
[23] 1903年1月17日写给“顽固分子”贡恰连科的信。（《更多书信集》）
[24] 1900年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书信集》）
[25] 1903年2月2日写给贡恰连科的信（同上）。
[26] 1898年写给高加索地区的杜霍博尔教徒的信（同上）。
[27] 1903年1月17日写给贡恰连科的信（同上）。
[28] 1901年11月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书信集》）
[29] “这就像气动机器上的裂缝；我们试图从人类灵魂中排出的所有自私之气又会从那里重新进入。”他巧妙地试图证明原文被误读了；第二条诫命的正确表述其实是“要爱人如己（如爱上帝一般）。”（《与特内罗莫的对话》）
[30] 《与特内罗莫的对话》。

第十七章 老年时期

他的面容已变得轮廓分明，正如人们记忆中所呈现的那样：宽大的脸庞，上面有两条深深的皱纹；白色的浓眉；还有那像第戎的摩西一样的长胡子。那张年迈的面容更加温和柔和，上面留有疾病、悲伤、失望以及慈爱的痕迹。

与二十岁时那近乎野兽般的残忍面容，以及塞巴斯托波尔战士那种僵硬的姿态相比，确实有了变化！但他的眼神依旧充满坚定，那份忠诚的神情毫无掩饰，也无处可藏。

在去世前九年，托尔斯泰在回复神圣会议时（1901年4月17日）说过：
“我应当凭着信仰，在平静与欢乐中生活，也能在平静与欢乐中走向死亡。”
读到这些话，我不禁想起那句古语：“一个人死了才算真正幸福。”

他当时所宣称拥有的那种平静与快乐，真的能持久吗？1905年“伟大革命”的希望已经破灭，黑暗愈发浓重，期待中的光明始终没有出现。革命的动荡之后是人们的疲惫不堪，旧有的不公丝毫未变，反而贫困状况更加严重。即便到了1906年，托尔斯泰对俄罗斯斯拉夫人的历史使命也渐渐失去了信心，于是他开始在别的民族中寻找能够承担这一使命的人选。他想到了“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他认为“东方民族有责任找回西方民族几乎已失去且难以再获得的自由”；而中国作为亚洲民族的领袖，将会以道——那永恒的法则——来引领人类实现变革。[1]

然而这个希望很快就被打破了：老子与孔子所代表的中国也在摒弃昔日的智慧，就像日本为模仿欧洲而那样做一样。[2] 那些遭受迫害的杜霍布尔教徒迁居到了加拿大，令托尔斯泰极为震惊的是，他们在那里立刻又恢复了私有制。[3]

古里亚人刚刚从国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就开始迫害那些与他们想法不同的人；俄罗斯军队不得不出面维持秩序。就连犹太人——那些“迄今为止拥有最美好的‘祖国’——即《圣经》”的人——也受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这种虚假民族主义思想的侵害，这种思想其实是现代欧洲主义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其不成熟的产物。[4][5]

托尔斯泰感到悲伤，但并未气馁。他对上帝和未来仍抱有信念。
“如果能在转眼间种出一片森林，一切都会完美无缺。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等待种子发芽，等待新芽长出、叶子出现，最终长成树木。”[6]
然而要形成一片森林需要许多棵树；而托尔斯泰却是孤独的——虽然荣耀，却依然孤独。人们从世界各地给他写信：来自穆斯林国家，也来自中国和日本，那里已经有了《复活》的译本，他的“将土地归还给人民”的理念也在那里得到传播。[7] 美国的报纸对他进行过采访；法国人在艺术或政教分离等问题上也会向他寻求意见。[8]
但他并没有三百名弟子，而且他也知道这一点。此外，他也不愿费力去培养他们。他拒绝了朋友们试图组建托尔斯泰主义团体的努力。
“我们不必互相寻找，而应共同追求上帝……你说‘一起做会更容易’——什么更容易？劳动、收获，没错。但接近上帝，只能独自一人做到……我把世界视为一座巨大的庙宇，光芒从高处照下来，正好落在中央。要想团结起来，我们就都必须朝向那道光前进。那样，我们所有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时，就会发现自己与那些并非主动寻找的人为伴；这就是快乐所在。”[9]
有多少人能在那道从天而降的光芒下相聚呢？那又有什么关系！只要与上帝同在，独自一人也就足够了。
“正如只有燃烧的物体才能将火焰传递给其他物体，只有一个人真正的信仰与生活才能传递给他人，并传播真理。”[10]
也许如此，但这种孤立的信仰能在多大程度上让托尔斯泰获得幸福呢？在他晚年时，他与歌德那种从容平静的心境相去甚远！几乎可以说，他是回避那种状态，逃避它，甚至厌恶它。
“应当为对自己不满而感谢上帝。要是能一直保持这种状态该多好啊！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恰恰就是……”

生命本身，就是一种从低级向高级、从糟糕向美好发展的过程。而这种不安定状态正是美好的体现；当一个人安于现状、自我满足时，那才是邪恶的。[11]
他为小说构思了这样一个主题——莱文或别苏霍夫那种持续的不满情绪在他心中仍未消失：“我常常想象这样一个人：他在革命环境中长大，起初是革命者，后来成为民粹主义者，再后来是社会主义者，接着又变成正统派信徒，之后在阿丰成为僧侣，继而成为无神论者，成为一个好父亲，最后则成为杜霍博尔教派的成员。他尝试各种信仰，却又总是放弃它们；人们嘲笑他，因为他什么也没做成，最终在医院里被遗忘地死去。临死时，他觉得自己浪费了一生。然而，他其实是个圣人。”[12]
他这个充满信仰的人还会犹豫吗？谁知道呢？对于一个即便到了老年仍保持身心强健的人来说，思想不可能停留在某个特定阶段——生活会不断向前发展。“运动就是生命。”[13]
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内心肯定发生了许多变化。他对革命者的看法难道没有改变吗？谁又能说他对“不抵抗邪恶”的信念没有受到动摇呢？甚至在《复活》中，涅赫鲁多夫与那些被判处死刑的“政治犯”之间的互动也让他对俄罗斯革命党有了全新的认识。“在此之前，他一直厌恶他们的残忍、虚伪、企图谋杀他人、自满以及令人难以忍受的虚荣心。但当他更近距离地了解他们，看到当局是如何对待他们的，他才明白他们本来就无法改变。”同时，他也钦佩他们那种要求完全自我牺牲的高尚理想。不过，自1900年起，革命浪潮日益高涨；它从“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影响到普通民众，在成千上万的穷人中间蔓延开来。这支具有威胁性的队伍的先头部队甚至出现在托尔斯泰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窗下。由《法国水星报》发表的三个故事，是托尔斯泰所写的最后几篇文章，它们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一景象给他带来的悲伤与困惑。那些朝圣者出现的年代确实已经很遥远了……

他怀着虔诚而纯朴的心，在图拉的乡村间漫步。如今，他看到了那些饥寒交迫的流浪者们的入侵——他们每天都会来找他。托尔斯泰与他们交谈后，被他们心中的仇恨所震撼：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将富人视为“通过施舍来拯救灵魂的人”，而是视其为“吸食劳动人民鲜血的强盗与恶徒”。其中有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却已陷入绝境，那种绝望感会使人做出任何事来。

“野蛮人并非出现在沙漠与森林中，而是在城市的贫民区以及主干道上——他们就是那些会对现代文明造成与匈奴人和汪达尔人对古代文明相同破坏的人。”亨利·乔治如是说。托尔斯泰则补充道：“汪达尔人已经来到了俄罗斯，而在我们这些极度虔诚的民众中间，他们的危害将会更加严重，因为我们根本不懂欧洲人那套完善的约束机制、礼仪规范以及公众舆论。”

托尔斯泰经常收到这些反叛者的来信，他们反对他“不抵抗邪恶”的理念，认为统治者和富人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唯有以“复仇！复仇！复仇！”的呼喊来回应。托尔斯泰是否仍然谴责他们？我们不得而知。但几天后，当他看到自己村里的村民们因为羊群和茶炊被冷酷的当局夺走而哭泣时，他也为这些盗贼呼喊复仇，那些“从事白兰地交易、教人杀人、或将人判处流放、监禁或绞刑的官员及其帮凶——这些人全都深信，从可怜的农民手中夺来的茶炊、羊群、小牛和亚麻布，最恰当的用途就是用来酿造会毒害人的白兰地、制造杀人工具、建造监狱，当然还有用来分配职位给自己的手下和家人”。

在毕生都期待并宣扬爱之法则之后，却不得不在这些可怕的景象面前闭上双眼，看着自己的信念彻底崩塌，实在令人悲哀。而对于像托尔斯泰这样拥有无比诚实良知的人来说，这种痛苦更是难以忍受。

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一生并非始终按照自己的原则来度过。
这里我们触及了这些晚年——或者说是过去三十年里——最令人痛心的部分；我们只能以谨慎而虔诚的态度去提及它，因为这种悲伤不仅是死者所承受的，那些还活在世上、被他深爱且也爱着他的人也同样承受着这种痛苦。
他始终无法将自己所信奉的信仰传达给最亲近的人——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我们已看到，那位曾与他一起勇敢地从事艺术创作与工作的忠实伴侣，因为无法理解他转而信奉的另一种道德信仰而遭受了痛苦。托尔斯泰也因觉得自己被最亲密的朋友误解而倍感痛苦。
“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这些话的真实性：丈夫与妻子并非独立的个体，而是合而为一的……我衷心希望自己能有能力将那种让我能够超越生活苦难的宗教意识传递给我的妻子。我希望她能拥有这种意识；很可能不是由我，而是由上帝赐予她，尽管这种意识对女性来说很难理解。”[15]
看来这个愿望从未实现。托尔斯泰夫人喜爱并钦佩这位与她“合而为一”的伟大人物的纯洁心灵、坦诚的勇气以及善良品质；她看到“他走在众人之前，为人们指明前进的道路”；[16]当神圣会议将他逐出教会时，她勇敢地为他辩护，决心与他共同面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但她无法强迫自己去相信那些她并不认同的东西；而托尔斯泰则太过真诚，不会劝她假装——他比任何人都更厌恶信仰与爱情中的虚伪行径。[17]那么，他又怎可能强迫一个不愿相信的人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牺牲自己及子女的财产呢？
他与子女之间的裂痕更为严重。曾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见过托尔斯泰与家人在一起的勒鲁瓦-博利厄说：“在餐桌上，当父亲讲话时，儿子们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疲惫之情。”

“不信。”[18]他的信仰只对两三个女儿产生了轻微的影响，其中一人名叫玛丽，已经去世。在家人心中，他处于道德上的孤立状态。“除了最小的女儿和医生之外，几乎没有人能理解他。”[19]他饱受这种精神上的孤独之苦；同时也要忍受那些强加给他的社交关系——来自世界各地的、令人疲惫的访客们，有美国人，也有那些出于好奇而不断打扰他的人。他还不得不忍受家庭生活所要求的那种“奢侈”生活。如果相信那些在他那简朴的居所里见到他的人的描述，那其实算是一种较为温和的奢侈罢了：那间小屋里有铁制床铺、廉价的椅子，墙壁也是光秃秃的！但即便如此，这种简陋的舒适条件也让他感到沉重，成为他持续懊悔的根源。在《法国信使报》发表的第二篇故事中，他尖锐地对比了周围穷困的景象与他自己家中的奢华生活。

早在1903年，他就写道：“我的所作所为，尽管在某些人看来很有用，但由于我的生活与我的信仰并不一致，其价值便大打折扣。”[20]为何他无法实现这种一致性呢？如果他无法让家人与外界断绝联系，那他为何不离开他们，从而避免敌人们的讽刺与指责呢？那些敌人很乐意以他为榜样，以此作为否定他教义的借口。

他曾考虑过这么做。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下定决心。最近有人发现并发表了他写给妻子的一封重要的信件，那是1897年6月8日写的。信件的主要内容如下。没有什么比这封信更能表达出他那颗充满爱却又不幸的心的秘密了：

“亲爱的索菲，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为我的生活与信仰之间的矛盾而苦恼。我无法强迫你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或习惯。至今我也未能离开你，因为我觉得如果离开，就会让那些还年幼的孩子失去我所能给予他们的那点影响，同时也会给你们所有人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我实在无法继续像现在这样生活下去。”

在过去的十六年里，[22]我时而与你们抗争、惹恼你们，时而又屈服于那些一直包围着我的诱惑与影响。现在，我决心做我一直想做的事：离开……就像印度人在六十岁时会去森林中隐居一样；就像所有年长且虔诚的人希望将生命的最后时光献给上帝，而非消遣、玩弄文字游戏、谈论家庭琐事或打网球一样，我也渴望安宁与独处。即便无法获得完全的和谐，至少也不愿让我的生活与良知之间持续存在如此严重的矛盾。如果我公开离开，必然会有恳求、争论和争执；我会因此变得软弱，或许就无法实现自己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必须得以执行。因此，如果我的行为让你们伤心，请原谅我。尤其是你，索菲——请让我离开吧，不要试图找到我，不要生我的气，也不要责备我。我离开你，并不意味着我对你有任何怨恨……我知道你无法与我一同思考、一同面对现实；正因如此，你才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也无法为那些你不理解的事物做出牺牲。我一点也不怪你；相反，我怀着爱与感激回忆着我们共度的三十五年时光，尤其是那段时光的前半部分，在那段时间里，你以母亲般的勇气与奉献精神，勇敢地履行了自己认为的责任。你把我以及这个世界应得的一切都给予了他们。你付出了大量的母爱，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在我们生命的后期，也就是最后的十五年里，我们的道路分道扬镳了。我不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知道自己已经变了，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世界的错，只是因为我别无选择。我不能怪你没有跟随我，我会永远怀着爱来铭记你为我付出的一切……再见了，亲爱的索菲。我爱你。”

“我离开了你。”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离开她。多糟糕的一封信啊！在他看来，只要写下这些字，他的决心就能实现了……可一旦写完，他的决心已然消散。“如果我公开离开，必然会有恳求和争论，我会因此变得软弱……”其实根本不需要恳求或争论；他只需再见到那些他想离开的人，就会明白自己无法离开他们。于是他把信放进口袋，藏在文件堆里，还在信上写道：

“我死后，请将这个交给我的妻子索菲·安德烈耶夫娜。”
他的离开计划到此为止了。难道他不够坚强吗？难道他无法为上帝牺牲自己的情感吗？在基督教的史上，有许多心肠更为坚韧的圣人，他们从不犹豫地践踏自己和他人的情感。但他怎可能做到呢？他并非那种人；他很软弱，只是个普通人而已——正因如此，我们才爱他。
十五多年前，在充满痛苦与绝望的时刻，他曾问自己：“列夫·托尔斯泰，你真的在按照自己所信奉的原则生活吗？”他悲惨地回答道：“我因羞愧而死去；我有罪，我真可鄙……但若比较一下我过去的生活与现在的生活，就会发现我一直在努力按照上帝的法则生活。我所做的还远远不够，我感到困惑不已；但我之所以做不到，并非因为不想做，而是因为能力不足……请责备我吧，但不要责怪我所走的道路。如果我知道回家的路，却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地行走，那难道就能说明这条路不好吗？请指给我另一条路，或者跟我一起走正确的道路，我愿意跟随你们。但请不要让我气馁，不要为我的困境而高兴，不要欢呼着说：‘看！他说要回家，结果却掉进了沟里！’不，请不要高兴，而是帮助我、支持我吧！……帮助我！我的心被绝望撕裂，生怕我们都会迷失方向；每当我试图逃离你们时，你们非但不同情我，反而用手指着我，喊道：‘看，他又和我们一起掉进沟里了！’”[23]
当死亡临近时，他再次写道：“我不是圣人：我从未自称过是圣人。我只是一个容易受情绪影响的人，常常无法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不是因为不想说，而是因为做不到，因为很多时候我会夸大其词或犯错。在我的行为上，情况更糟。我完全是个有恶习的软弱之人，虽然渴望侍奉真理之神，却总是跌跌撞撞。如果把我视为一个不会犯错的人，那么我的每一个错误都显得像是谎言或虚伪。但如果把我看作一个软弱的人，那我就展现出了真实的自我。”

实际上，他是个可怜的人，但却很真诚；他一直全心全意地渴望成为好人、成为上帝的忠实仆人，至今依然如此。他始终被悔恨所折磨，同时还要面对那些比他更坚强、更缺乏人性的门徒们的无声指责；他的软弱与优柔寡断让他痛苦不堪，在对家人的爱与对上帝的爱之间挣扎——直到某天，极度的绝望，或许还有临死前的高烧，将他从家中驱赶出来，使他流落街头，四处漂泊，敲响修道院的门，却又继续逃亡，最终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倒下，再也没能站起来。临终时，他流泪的不是为自己，而是为那些不幸的人；他在哭泣中说道：“世上还有数百万人正在受苦，你们为何只关心我呢？”随后，1910年11月20日，星期天，清晨六点刚过，他所期待的“解脱”到来了——他将其称为“死亡，神圣的死亡”。

[1] 《致中国人书》，1906年10月。（更多信件见后文。）
[2] 托尔斯泰在上面的信中表达过担心这种事情会发生。
[3] “仅仅为了回到靠军队和警察维持的财产生活而拒绝服兵役或从事警察工作，实在不值得。那些选择服兵役并从中获利的人，比那些拒绝一切服务却享受财产的人表现得更好。”（《致加拿大的杜霍博尔教徒的信》，1899年。更多信件见后文。）
[4] 在《与特内罗莫的对话》中，有一段精彩的文字讲述了“那位沉浸在这本书中的智慧犹太人，他并未看到几个世纪在他头上流逝，也未见到那些在地球上出现又消失的民族。”
[5] “看到欧洲在现代国家的恐怖统治下日益衰败，却还想要建立一个新的犹太国家，这是一种可恶的罪行。”（同上。）
[6] 《致政治家们》，1905年。
[7] 在《巨大的罪恶》的附录以及《给被统治者们的建议》的法文译本中，有日本一个团体呼吁恢复地球上的自由。
[8] 《致保罗·萨巴蒂埃的信》，1906年11月7日。（更多信件见后文。）
[9] 《致特内罗莫的信》，1882年6月；《致一位朋友的信》，1901年11月。（更多信件见后文。）
[10] 《战争与革命》。
[11] 《战争与革命》。

[12] 也许这指的是《杜霍博尔人的历史》，该书名出现在托尔斯泰未发表作品的清单中。
[13] “假如所有知晓真理的人都被集中到一个岛上，那还算生活吗？”（致友人，1901年3月，《更多书信》）
[14] 1910年12月1日。
[15] 1892年5月16日。当时托尔斯泰的妻子正在为失去一个幼子而悲痛，而他无能为力地安慰她。
[16] 1883年1月的信件。
[17] “我绝不会因为有人没有宗教信仰而责备他们。真正可耻的是那些谎称有宗教信仰的人。”他还写道：“愿上帝保佑我们，不要假装热爱；那比仇恨更恶劣。”
[18] 《两个世界杂志》，1910年12月15日。
[19] 同上。
[20] 致友人，1903年12月10日。
[21] 《费加罗报》，1910年12月27日。这封信是在托尔斯泰去世后在其遗稿中发现的。
[22] 如我们所见，这种痛苦的状态始于1881年，也就是他在莫斯科度过的那个冬天，以及他意识到社会中的种种苦难之后。
[23] 致友人的一封信，1895年（法文版发表于1895年的《残酷的乐趣》一书中）。
[24]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尤其是最后几个月里，他似乎受到了弗拉基米尔-格里戈罗维奇·切尔托科夫的影响。这位忠实的朋友长期居住在英国，致力于出版和传播托尔斯泰的全部作品。托尔斯泰的长子列奥曾激烈地攻击过切尔托科夫，尽管他被指责为叛逆且难以管束的人，但没人能怀疑他的忠诚之心。虽然我们不认同那些在他影响下发生的近乎残忍的行为（比如托尔斯泰在遗嘱中规定将自己所有作品中的财产，包括私人信件，全部交给妻子），但我们不得不认为，他更在乎托尔斯泰的名声而非托尔斯泰本人。
[25] 《真理联盟通讯》在1911年1月1日的刊文中刊登了关于这次出走的有趣描述。托尔斯泰于1910年10月28日清晨五点左右突然离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欧洲日期为11月10日）。与他同行的有马科维茨基医生，还有被切尔托科夫称为“他最亲密的合作者”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她也知晓此事。同一天傍晚六点，他抵达了俄罗斯最著名的圣地之一——奥普季纳修道院，他此前曾多次前往那里朝圣。他在那里过夜，次日早晨写了一篇关于死刑的长文。10月29日傍晚（欧洲日期为11月11日），他前往查莫尔迪诺修道院，他的妹妹玛丽在那里当修女。他与妹妹共进晚餐，并谈到自己希望能在奥普季纳度过余生，“从事最卑微的工作，只要不必去教堂即可”。他在查莫尔迪诺过夜，次日早晨在附近的村庄散步，考虑在那里找地方住下，下午又回到妹妹身边。五点钟时，他的女儿亚历山德拉意外出现了。她显然告诉他，他的行踪已被发现，有人正在跟踪他，于是他们立刻在夜里出发了。“托尔斯泰、亚历山德拉和马科维茨基朝着科塞尔克车站前进，可能是打算前往南方省份，或是高加索地区的杜霍博尔人聚居地。”途中，托尔斯泰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生病，不得不卧床休息，最终也在那里去世。

第十八章 结论

斗争结束了——那场持续了八十二年的斗争，其战场就是我们的生命。这是一场既悲壮又辉煌的较量，生命中的所有力量都参与了其中：所有的恶习与所有的美德——只有一种恶习除外：谎言。他不断追捕谎言，将其逼入最后的藏身之处。

起初是沉醉于自由的激情，在暴风雨般的黑暗中相互冲突，偶尔有耀眼的光芒照亮一切——那是爱情与狂喜的危机，也是对永恒的憧憬。有在高加索和塞巴斯托波尔的岁月，也有动荡不安的青春时光。随后是婚姻初期的宁静与幸福，还有爱情、艺术与自然带来的快乐——《战争与和平》。天才的光辉照亮了整个人类世界，而那些曾经困扰艺术家灵魂的挣扎，如今已成为过去。他能够掌控它们，成为它们的主宰，但它们已无法满足他。如同安德烈王子一样，他的目光也投向了战场上空那广阔的天空。正是这片天空吸引着他：

“有些人生来就有强健的翅膀，但当他们陷入困境时，欲望会让他们降落在人群之中；我就是这样的人。然后他们拼命拍打破碎的翅膀，试图飞起，却又再次坠落。不过我的翅膀终会修复，我一定能飞得更高。愿上帝帮助我！”[1]

这些话是在一场可怕的精神风暴中写下的，《忏悔录》便是这场风暴的记录与回响。托尔斯泰不止一次地被击倒，他的翅膀也被粉碎。但他始终坚持不懈，重新开始。我们看到他拥有两片巨大的翅膀，在“广阔而深邃的天空”中翱翔，一片代表理性，另一片代表信仰。但他并未找到所追求的平静。天堂并非存在于外部，而是在我们内心。托尔斯泰用自己内心的激情风暴填满了那个空间。他在那里看到了那些主张放弃的人，于是以他对待生活的热情去追求放弃。但他始终渴望着生活，就像恋人般执着。他“为生活而疯狂”，他“为生活而沉醉”。

“生命。”没有这种疯狂，他就无法生存。[2]他同时沉醉于幸福与不幸、死亡与永生之中。[3]他对个体生命的放弃，其实只是对永恒生命的一种强烈渴望的体现。他所寻求的平静、他所向往的灵魂之静，并非死亡的平静，而是那些在引力作用下穿越无尽空间的炽热世界所拥有的宁静。对他而言，愤怒也是平静的，[4]而这种平静则充满激情。信仰为他提供了新的武器，让他能够更加坚决地持续与现代社会的谎言作斗争。他不再局限于某种类型的浪漫主义作品，而是抨击所有所谓的“偶像”：宗教的虚伪、国家、科学、艺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大众教育、仁慈以及和平主义。[5]他向一切发起攻击，毫不留情地抨击一切。世间偶尔会出现这样的反叛者，他们如同施洗约翰一般，对腐朽的文明发出谴责。最后一位这样的反叛者就是卢梭。由于他对自然的热爱、对现代社会的憎恶、强烈的独立意识，以及对福音书和基督教道德的虔诚崇拜，卢梭可以被视为托尔斯泰的先驱。托尔斯泰这样评价他：“这样的文字直击我的心扉；我觉得这些本该由我来写。”[7]然而，两人的思想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托尔斯泰的思想显然更为纯粹的基督教思想。在《日内瓦忏悔录》中，卢梭那傲慢的言辞显示出极度的缺乏谦逊，简直就像法利赛人一样：“永恒的存在啊！如果有谁敢告诉我：我比那个人更优秀，那就让他来说吧！”或者他还宣称：“我大胆而无畏地宣告：任何认为我不诚实的人，他自己才是应该被镇压的人。”托尔斯泰则为自己前世的“罪行”而流下血泪：“我正在承受地狱般的痛苦。我回想起自己过去的所有卑劣行为，这些记忆始终萦绕在我心头，毒害着我的生活。通常人们都希望死后能忘记一切，那样该有多幸福啊！但如果在来世仍要回忆起自己在这里犯下的所有恶行，那该是多么痛苦的事啊！”[8]

托尔斯泰并非像卢梭那样会撰写自传的人，因为正如后者所说：“既然善远远超过恶，那么把一切都讲出来才是符合我利益的。”[9] 托尔斯泰虽尝试过写回忆录，但最终决定不再这么做；他不愿成为那些阅读这些文字的人的攻击和嘲笑的对象。“人们会说：原来这就是那些人如此推崇的人啊！可他竟是个如此可耻的家伙！而对我们这些凡人来说，是上帝注定让我们蒙羞的。”[10] 卢梭从未了解过基督教信仰，也从未拥有过那种能造就年迈的托尔斯泰那无比坦诚品格的谦逊与低调。在卢梭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加尔文式的罗马；而在托尔斯泰身上，则有那些朝圣者、纯真无邪的人，他们的眼泪与天真的忏悔在他童年时曾打动过他。不过，在他与世界之间的斗争之外——这种斗争是他与卢梭都经历过的——在托尔斯泰生命的最后三十年里，还有另一种斗争存在：那就是他内心深处两种最强大的力量——真理与爱——之间的斗争。真理，就是“直击心灵的目光”，是“那双能看穿你的灰色眼睛所散发出的锐利光芒”；真理是他最初的信仰，也是他艺术创作的核心。“我作品中的女主角，我用全部力量去爱的那个人，那个永远美丽、现在美丽、将来也会美丽的，就是真理。”[11] 在他的兄弟去世后，唯有真理得以幸存。[12] 真理是他生命的支柱，是茫茫大海中的岩石。但很快，“可怕的真相”就不再足以满足他了，爱取代了它。爱是他童年的源泉，是他灵魂的自然状态。[14] 当1880年出现道德危机时，他并未放弃真理，而是选择了爱。[15] 爱是“能量的基础”；爱是“生活的理由，唯一与美并列的理由”；爱是经过生活锤炼后的托尔斯泰的精髓，是《战争与和平》以及《致神圣会议的书信》的作者所体现的真正本质。[18] 真理与爱的相互渗透，使得他在生命中期所创作的那些杰作具有了独一无二的价值。

——并将自己的现实主义与福楼拜的现实主义区分开来。后者坚信不应去爱自己笔下的人物；尽管他很伟大，却缺乏“创造光明”的力量！仅有太阳的光芒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心灵的之光。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体现在他笔下的每一个角色身上，通过亲眼目睹他们，他能从最卑劣的理由中找到爱他们的理由，也能让我们感受到将我们与所有人联系在一起的兄弟情谊。[19] 通过爱，他能够深入到生命的本质之中。但这种联结很难维持下去。有时，生活中的种种苦难实在令人痛苦至极，仿佛是对爱的侮辱；为了拯救爱以及自己的信仰，人必须退居到远离尘世的高处，而这样一来，信仰也有可能失去其真实性。更何况，那些从命运手中获得了洞察真相的可怕而珍贵的天赋的人——那种无法逃避真相的天赋——又该何去何从呢？谁又能说得清托尔斯泰在晚年所承受的痛苦——他那目睹现实残酷面的冷酷眼光与仍期待着爱并坚信爱的热情心灵之间的矛盾？我们都经历过这些悲剧性的冲突。我们有多少次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选择：要么不看，要么憎恨！又有多少位真正的艺术家——那些懂得文字所具有的强大力量的作家——在书写真相时感到无比痛苦！[20] 这种真实、健全且充满力量的真理，在现代的谎言之中显得尤为重要，对他而言，它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不可或缺……然而，我们却发现这种“空气”并非所有人都能承受的；对于那些被文明削弱了力量的人来说，它太过强烈；对于那些内心过于善良的人来说，它也太过强烈。难道我们就应该无视这一点，让他们无情地面对会杀死他们的真相吗？难道就不存在那样一种真理，正如托尔斯泰所说，是“向爱敞开的”吗？还是说，艺术家就应该像《培尔·金特》中的主人公那样，用安慰性的谎言来安抚人类，就像他用自己的故事来安抚即将去世的母亲一样？社会始终面临着这个两难抉择：真相，还是爱？通常情况下，社会会选择牺牲两者来解决这个问题。托尔斯泰从未背叛过他的两种信仰。在他成熟期的作品中，爱是真理的火炬；而在他晚年的作品中，爱则如同高悬天际的光芒，是一道洒在生命之上的慈悲之光，但却不会与之融为一体。我们在《复活》一书中看到了这一点：在书中，信仰主导着现实，但却依然处于现实之外。托尔斯泰笔下的人们……

当他着眼于构成它的那些个体时，这些个体显得平凡而卑微；但一旦从抽象的角度去审视它，它便展现出神圣的庄严。[21] 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与艺术作品中同样的矛盾，只不过这种对比更为残酷。他虽明白爱情对他的要求，却仍选择违背这些要求行事，他不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而是遵循世俗的标准。至于爱情本身：他该如何面对爱情？又该如何区分爱情的各种面貌及其相互矛盾的层面？是先考虑对家庭的爱，还是对全人类的爱？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仍为这些抉择而困惑不已。解决方案是什么？他始终找不到答案。就让那些自以为是、冷酷理智的人去轻蔑地评判他吧。他们确实找到了所谓的“真理”，并且坚信不疑。在他们看来，托尔斯泰只是个多愁善感、软弱无能的人，只能作为警示的例子。显然，他并非他们可以效仿的榜样——因为他们缺乏真正的生命力。托尔斯泰不属于那些自满的精英阶层；他不属于任何教会或教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既不是“文士”，也不是那种属于某个宗教派的法利赛人。他是最纯粹的自由基督徒，一生都在追求那个永远遥不可及的理想。[22] 托尔斯泰并非在向那些享有特权、身处思想世界顶端的人讲话，而是在对普通人——那些心怀善良的人——说话。他是我们的良知。他道出了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想法，以及我们都不愿面对的真相。他并非那种充满傲慢的大师，也非那些凭借艺术与智慧高高凌驾于人类之上的傲慢天才。正如他在书信中所喜欢的那样，他可以用最美好、最令人愉悦的称谓来形容自己——“我们的兄弟”。

[1] 1879年10月28日的日记。全文如下：“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沉重的家伙，没有翅膀，只能在地面挣扎。在他们当中也有强者，比如拿破仑。他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可怕的痕迹，制造了种种矛盾。还有些人让翅膀慢慢长出来，然后飞向空中并悬停在那里——那就是僧侣们。还有一些飞行能力较弱的人，他们很容易升空，但也容易坠落——那就是那些理想的追求者。还有些人拥有强大的翅膀……还有那些天界之人，他们因为热爱人类而降临人间，收起翅膀，教导他人如何飞翔。当不再需要他们时，他们就会再次升上天空——就像基督一样。”

[2] “只有沉浸在生活的欢乐之中，人才能活下去。”（《忏悔录》，1879年）“我被生活冲昏了头脑……现在是夏天，美好的夏天。这一年，我经历了漫长的挣扎，但大自然的美丽最终征服了我。我为生活而欢欣。”（1880年7月写给费特的信）这些文字写于他经历宗教危机的最艰难时期。

[3] 在他1863年5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关于死亡的思考”……“我渴望并热爱永生。”
[4] “我沉醉于那种强烈的愤怒与愤慨之中——我喜欢这种感觉，甚至会刻意去激发它，因为它们能让我平静下来，至少在短时间内赋予我非凡的活力，以及所有身体与精神能力的全部力量。”（D·涅赫卢多夫亲王的日记，卢塞恩，1857年）
[5] 他在1891年伦敦世界和平大会期间所写的关于战争的文章，是对那些相信国际仲裁的和平主义者的尖锐讽刺：“这就像一只尾巴上撒了盐后被抓到的鸟——不撒盐也同样容易抓住它。他们嘲笑我们这些主张通过各国同意来实现仲裁与裁军的人，认为那不过是空话罢了！当然，各国政府会表示赞同：真是‘值得尊敬的使徒’啊！他们很清楚，自己的赞同根本无法阻止他们为所欲为。”（《残酷的乐趣》）
[6] 自然始终是托尔斯泰的“最好的朋友”，他常这么说：“朋友固然很好，但他终会死去或离开，人们无法追随他；而自然则不同，人们可以通过购买或继承的方式与它结合在一起，它更美好。对我来说，自然是冷酷而严苛的，它排斥我、阻碍我；但它却是我们可以一直拥有到死的朋友，死后我们也会融入其中。”（1861年5月19日写给费特的信，《更多书信集》）他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在春天里获得新生。“三月和四月是我最适合工作的月份。”到了秋末，他的状态就会变得迟钝起来。“对我来说，那是所有季节中最死气沉沉的时节；我不思考，也不写作，只感到一种愚蠢的愉悦。”（1869年10月写给费特的信）不过，最能触动他心弦的自然，还是他故乡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自然风光。尽管他在瑞士旅行时写过一些关于日内瓦湖、尤其是克拉伦斯地区的优美描写——因为卢梭的回忆吸引了他——但他仍觉得自己是瑞士风景中的陌生人；而故乡的纽带则显得更为紧密、更为甜蜜：“当我被四周的大自然环绕时，当温暖的空气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延伸至无尽的远方时，当我俯身踩过的那些青草构成了无边无际的草地时，当被风吹动的树叶在我脸上投下阴影、构成远处森林的深蓝色时，当我呼吸的空气构成了无边天空的浅蓝色背景时，当不只是我一个人在享受大自然时，当数以百万计的昆虫在我周围飞舞、鸟儿在歌唱时，那就是大自然带来的最大乐趣。在这里（瑞士），无尽的远方固然美丽，但我与之毫无关联。”（1851年5月）
[7] 《与保罗·博耶的对话》（《时代报》，1901年8月28日）。
有时，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确实极为惊人，甚至可能误导人。以临终的朱莉的信仰宣言为例：“我无法声称自己相信那些我根本无法相信的东西，而我始终只相信自己所说过的那些事。这就是我能做的全部了。”再对比托尔斯泰写给神圣主教团的信：“也许我的信仰会让人感到尴尬或不满。我无力改变它们，就如同我无力改变自己的身体一样。此刻，当我准备回到我诞生的那位上帝身边时，我只能相信我所相信的。”还有《给克里斯托弗·德·博蒙的回信》中的这段话，简直就是托尔斯泰风格的写照：“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的主告诉我，爱自己兄弟的人就履行了律法。”

“《主祷文》的全部内容都可以用这句话来表达：‘愿你的旨意得以实现！’”（《蒙太古的第三封信》）
与之相比：
“我正在用《主祷文》取代所有的祈祷文。我能向上帝提出的所有请求，都可以通过‘愿你的旨意得以实现！’这句话以更高尚的道德标准表达出来。”（托尔斯泰的日记，1852–1853年，高加索地区）
在艺术领域，这种思想上的相似性同样十分显著：
卢梭说：“写作艺术的第一个准则，就是用简洁的语言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
托尔斯泰则说：“无论你有什么想法，都应以让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用极其简洁的语言，是不可能写出糟糕的作品的。”
我在其他地方已经指出，《新爱洛伊丝》中对巴黎歌剧院的讽刺描述与托尔斯泰在《什么是艺术？》一文中的批评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8] 日记，1903年1月6日。
[9] 《第四次漫步》。
[10] 给比鲁科夫的信。
[11] 1853年5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12] “真理……是我道德观念中唯一留存下来的东西，也是我唯一会继续践行的东西。”（1860年10月17日）
[13] 同上。
[14] “对人的爱是灵魂的自然状态，而我们却往往忽视了这一点。”（他在喀山求学时的日记）
[15] “真理将为爱让路。”（《忏悔录》）
[16] “你总是谈论能量？但能量的基础其实是爱，”安娜说，“而爱并非可以随心所欲地产生的。”（《安娜·卡列尼娜》）
[17] “美与爱，这是人类存在的唯一理由。”（《战争与和平》）
[18] “我相信上帝，对我来说，上帝就是爱。”（1901年，致圣主教会议）
“没错，就是爱！……不是自私的爱，而是我生命中第一次见到敌人死在我身边时所感受到的那种爱，我爱了他……这就是灵魂的本质。爱邻居、爱敌人、爱每一个人，其实就是爱上帝的一切显现！……爱我们所珍视的人，那是人类的爱；而爱敌人，则近乎神圣的爱！”（《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王子）
[19] “艺术家对其创作对象的热情之爱，才是艺术的灵魂。没有爱，就不可能有任何艺术作品。”（1889年9月的信）
[20] “我写书，所以才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恶事。”……（1898年，写给杜霍博尔教派领袖P.V.维里金的信，以及后续的信件）
[21] 可参阅《俄罗斯业主》，或《忏悔录》中那些对这些人极为理想化的描述——他们纯朴、善良、安于现状、生活平静，且拥有深刻的生命意识。

《复活》的第二部分，即涅赫鲁多夫在见到从工作中归来的工人们时所看到的“新人类、新世界”的景象。
[22] “基督徒不应思考自己是否在道德上优于或劣于他人；无论处于完美的道路上哪一阶段，只要能更快地迈向完美，他就是更优秀的基督徒。因此，法利赛人那种停滞不前的美德，不如那个灵魂正快速迈向理想并在十字架上悔改的盗贼的美德。”（《残酷的享乐》）

目录
（人物姓名及书籍标题以斜体标出。）

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的姑妈，18
托尔斯泰的家族背景，14, 15
自我分析，29
安德烈·博尔孔斯基，王子，88-90, 94, 100
《安娜·卡列尼娜》（小说），76, 84, 99, 102, 203
安娜·卡列尼娜（角色），103, 104
《一千零一夜》，19, 169
艺术——
对现代艺术的批判，145, 146
托尔斯泰对艺术的理解，147-150
他对艺术的无知，151
他关于艺术的宗教理念，156
基督教艺术的消亡，157
未来的艺术，159
艺术的天赋，159
艺术的任务，160
奥斯特里茨战役，89, 90

巴赫，153
巴什基尔人，102
巴格拉季昂，88
贝多芬，151, 155, 181, 183

贝尔斯家族，75
贝尔斯，S. A.，179
贝尔斯，索菲——见托尔斯泰伯爵夫人
贝索乌霍夫，皮埃尔，88、91-94、100
“血腥星期日”，212
伯克林，151
博耶，保罗，167
《少年时代》，42
勃拉姆斯，151
布勒东，朱尔，151
托尔斯泰的兄弟们，17
《与敌人的接触》，44
作者署名，19、168

高加索地区：托尔斯泰加入该地区的军队，33
人口普查：托尔斯泰参与其中，127
沙万内，P.德，151
托尔斯泰的童年，17-19
童年、少年时代、青年时期，15、16、19、23
始于高加索地区，35；39
托尔斯泰后期的看法，40；84
参见《少年时代》与《青年时期》
中国：托尔斯泰对中国的钦佩之情
基督：托尔斯泰对基督的观念，119
《四福音书对照译本》，118
《忏悔录》，106、120、238
哥萨克人，44
托尔斯泰伯爵夫人——
其性格与能力，83
作为榜样，84；100、135-138、226-227
写给她的信，229-231
托尔斯泰的信条，123-124
克里米亚：托尔斯泰被流放到那里，49
对教条神学的批判，118
对艺术的批判——具有破坏性，200

《伊万·伊里奇之死》，6、68、165、174-175页
《十二月党人》（一部计划中的小说），91页
《一个运动员的日记》，68、75页
《D·涅赫卢多夫王子的日记》，65页
德米特里·托尔斯泰，17页；其死亡，106-107页
《堂吉诃德》，158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158、193页
德雷福斯事件，154页
德鲁金宁，61页

托尔斯泰关于教育的观点，23-25、66页
《一个世界的终结》，201页
托尔斯泰考虑移居的英格兰，103页
老哥萨克埃罗赫塔，45页
公开处决的后果，64页

托尔斯泰认为信仰并不能带来幸福，128页
托尔斯泰的家庭生活，16页
家庭矛盾，228页
家庭幸福，75-77、84页
托尔斯泰的父亲，16页
托尔斯泰对女权主义的看法，138页
福楼拜对托尔斯泰作品的评价，99、245页

加蓬神父，212页
亨利·乔治，225页
格鲁吉亚人，213页
歌德，156页
贡恰洛夫，61页
《大罪》，201、210页
托尔斯泰对希腊文化的研究，101页
白痴格里沙，18页
格里戈罗维奇，61页

哈吉·穆拉德，199页
托尔斯泰对希伯来文化的研究，137页

家，托尔斯泰的，见雅斯纳亚波利亚纳
雨果，维克多，158
放弃狩猎，132

易卜生，151
托尔斯泰的内省能力，29
《入侵》，35，42
尼古拉斯·伊尔捷尼耶夫，15

《约瑟夫史》，19，159
托尔斯泰的日记，14，27，34

卡列宁，106
卡拉塔耶夫，91
喀山，23
克洛波夫上尉，43
基蒂·莱文，84，103
马克斯·克林格，151
1855年8月驻塞瓦斯托波尔的科泽尔托夫兄弟，56-57
《克鲁采尔奏鸣曲》，165，174，176-177，181
库图佐夫，88，90-91

莱文，103，106-108，在莱尔米特，151

托尔斯泰对自由党的蔑视，66，202-203
生命，120
圣彼得堡文学协会，托尔斯泰对其的厌恶，61-67

英雄式的逻辑，129-130
爱情——
定义，122
托尔斯泰对性爱的态度，177
爱情法则，211
卢塞恩的歌手事件，65

马奈，151

婚姻，托尔斯泰的观点，100、177
玛丽公主，88-89
玛丽·托尔斯泰，16、94
马斯洛娃，191
《主人与仆人》，165
米开朗基罗，151
米勒，151
莫里哀，158
莫斯科之行带来的影响，127、130、147
音乐——
对音乐的热爱，28-29
对现代音乐的忽视，151-152；153
《克鲁采尔奏鸣曲》中的音乐元素，178
对音乐的恐惧，179
建议由国家来管理音乐，182-183

娜塔莎，90、93-94、179-180
涅赫卢多夫，26-28、33、68、181、191
《D公爵的日记》，65
尼古拉斯·托尔斯泰，17、33
因肺结核去世，69
非暴力抵抗，211、225

旧信徒，212
奥列宁，45
托尔斯泰与东正教会的关系，117
奥斯特洛夫斯基，61

农民帕霍姆，169-170
托尔斯泰的父母，15-16
帕斯卡尔，120
教育学，135
波利库什卡，70、78
民间故事，42、165、168
民间俗语，167-168
托尔斯泰的肖像——
1848年的肖像，26（注释）

1851年：35人
1856年：61人
1885年：129人；140人
波斯德尼切夫：177页、182页
《黑暗的力量》：165页、170-173页
普拉舒欣之死：54页

《理性》（相关信件）：121页
托尔斯泰对理性的不信任：108页；120-121页
宗教——
托尔斯泰年轻时的模糊不可知论立场：24页
高加索地区的宗教复兴：33-39页；100页、123-124页、135页、209页、215-216页
伦勃朗：151页
复活：166页、187-195页、224页、247页
托尔斯泰对革命的预言：209-210页
托尔斯泰加入罗马尼亚军队：49页
卢梭的崇拜：27页；240-243页
《生活准则》：25页
《俄罗斯业主》：27页
《在高加索所写》：35页；42页
日俄战争：201页

圣彼得堡：托尔斯泰对其文学圈的厌恶：61页、67页
萨马拉：192页
叔本华：101页（注释）
托尔斯泰对科学的批判：145页
1854年12月的塞瓦斯托波尔：52页
1855年5月的塞瓦斯托波尔：52-56页
1855年8月的塞瓦斯托波尔：52页、54-57页
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49-57页
性道德：177页
莎士比亚：166页
莎士比亚并非艺术家：152-153页、155-156页
对齐格弗里德的草率评价：152页
托尔斯泰对“聪明才智”的崇拜：27页
托尔斯泰对社会主义的憎恶：205-208页

《社会》，俄罗斯人物画像，103
索菲亚·贝尔斯，见托尔斯泰伯爵夫人
《现代人》（俄罗斯杂志），40
托尔斯泰的拼写书，135
国家：一个充满杀戮性的存在，130
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105
斯特恩对他的影响，41
盲人故事讲述者，19
施特劳斯，151
陷入困境，151
苏阿雷斯，6，61
自杀倾向，107，111，113

塔季扬娜，托尔斯泰的姑妈，17
柴可夫斯基，151
神经性恐怖发作，100
三重死亡，68
三位老人，168
托尔斯泰伯爵夫人，75，83，84，100，135-138，226-227，229-231
德米特里·托尔斯泰，17
他的死亡，106-107
列夫·托尔斯泰——
其作品在法国的接受情况，6
卢梭与司汤达对他的影响，7
他生活的有机统一性，13
家族背景与传承，童年时期，17-19
学生时代，23-25
外貌特征（见肖像），25-26
加入高加索军队，33
宗教体验，33-34
第一篇文学作品，35
疾病对他的影响，39
早期作品，41-45
对生活的热爱，46
被调往克里米亚，49
关于塞瓦斯托波尔的记述，52

加入圣彼得堡文学协会，61
与屠格涅夫发生争执，63
游历欧洲，64
研究教育学，66
兄弟去世对他的影响，70
恋爱经历，75
结婚，76–83
《战争与和平》，83–95
《安娜·卡列尼娜》，99
德米特里去世对他的影响，107
自杀倾向，111
他的“皈依”，115–16
加入东正教会，117
又离开东正教会，117
访问莫斯科，127
开始撰写宗教题材的作品，136
与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产生分歧，136–137
精神上的孤独感，140
对现代艺术与科学的批判，145
他对艺术的无知，151
他对现代音乐的无知，152
对莎士比亚的批判，153–157
宗教与美学理想，156–161
他对音乐的恐惧，178–180
政治理想，214
宗教理想，215–216
晚年生活，219
政治期望，220
孤独感，228
打算离开家人，229
逝世，234
尼古拉斯·托尔斯泰，17、33、69
托普费尔对他的影响，41
屠格涅夫，17、61–63
对托尔斯泰的批评，95、140、202
土耳其被宣战，49

《两名轻骑兵》，68页
沃洛迪亚，参见科泽尔托夫
梅尔基奥尔·德·沃盖，140页
渥伦斯基，103-104页

托尔斯泰对瓦格纳的草率评价，152、155页
《战争与和平》，15、43、84、95、99-101、103-105页
《我的信仰》，141页
《什么是艺术？》，149-150、166页
《我们该做什么？》，129、138页
托尔斯泰心目中的理想女性，138-139页
《伐木工们》，44页

雅斯纳亚波利亚纳，16、33页
托尔斯泰重返此地，65页
在此地的实验，66-67页；224、228页
《青春》——
写于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期间，50页
其抒情之美，51页

*** 古腾堡计划电子书：托尔斯泰作品 完 ***

后续更新的版本将取代旧版本，旧版本会被重新命名。

由于这些作品源自不受美国版权法保护的印刷版，因此没有人拥有其美国的版权，所以该基金会（以及您！）无需获得许可、无需支付版权使用费即可在美国复制和分发这些作品。为保护古腾堡计划这一概念及其商标，本许可证的“通用使用条款”中规定了相关的特殊规则。古腾堡是一个注册商标，如果您对电子书收费，则不得使用该商标，除非遵守商标许可条款，包括为使用古腾堡商标而支付相应的费用。如果您不对这些电子书的复制版本收取任何费用，那么遵守商标许可条款就非常简单。您可以将此电子书用于几乎任何目的，比如创作衍生作品、撰写报告、进行表演或研究。古腾堡计划的电子书可以被修改、打印并免费分发——对于那些不受美国版权法保护的电子书，您在美国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不过，再分发这些作品时仍需遵守商标许可条款，尤其是商业性再分发。

开始：完整许可条款

完整的古腾堡计划™许可证
在分发或使用本作品之前，请务必阅读此内容。

为维护古腾堡计划™推动电子作品自由传播的宗旨，通过使用或分发本作品（或任何与“古腾堡计划”相关的作品），您即同意遵守随该文件一同提供的、或可在www.gutenberg.org/license网站上查阅的完整古腾堡计划许可证中的所有条款。

第1节：古腾堡计划电子作品的一般使用条款及再分发规则

1.A. 通过阅读或使用古腾堡计划电子作品的任何部分，即表示您已阅读、理解并同意接受本许可证以及相关知识产权（商标/版权）协议中的所有条款。如果您不同意遵守本协议的各项条款，则必须停止使用，并归还或销毁您所拥有的所有古腾堡计划电子作品副本。如果您为获取某份古腾堡计划电子作品或访问权限而支付了费用，且不同意受本协议条款的约束，可根据1.E.8段的规定向您付款的机构或个人申请退款。

1.B. “古腾堡计划”是一项注册商标。只有那些同意遵守本协议条款的人，才能在其电子作品上使用该商标或以任何方式将其与电子作品关联起来。即便不遵守本协议的全部条款，您仍可以对大多数古腾堡计划电子作品进行某些操作，详情见1.C段。如果您遵守本协议条款并协助确保未来人们能够继续免费获取古腾堡计划电子作品，那么您可以对其进行更多操作，详情见1.E段。

1.C. 古腾堡计划文学档案基金会（简称“基金会”或PGLAF）拥有古腾堡计划电子作品合集的汇编版权。该合集中的几乎所有单部作品在美国都属于公共领域。如果某部作品在美国不受版权法保护，那么……

我们位于美国，但只要删除所有与古腾堡计划相关的标识，我们就不会阻止您复制、分发、表演、展示该作品或基于它创作衍生作品。当然，我们也希望您能遵守本协议的条款，通过自由分享古腾堡计划的作品来支持其推动电子作品免费获取的宗旨，从而让古腾堡计划的名称继续与这些作品联系在一起。如果您在免费与他人分享这些作品时，保持其原有的格式并附上完整的古腾堡许可证，就能轻松满足本协议的各项要求。

1.D. 您所在国家的版权法也规定了您可以使用该作品的权限。大多数国家的版权法都在不断变化中。如果您不在美国，那么在下载、复制、展示、表演、分发该作品或基于它及其他古腾堡计划作品创作衍生作品之前，请先了解您所在国家的法律以及本协议的条款。对于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作品，基金会不对它们的版权状况作任何声明。

1.E. 除非您已删除所有与古腾堡计划相关的标识：

1.E.1. 每当有人访问、展示、表演、查看、复制或分发任何古腾堡计划的作品（即任何标有“古腾堡计划”字样或与“古腾堡计划”相关的作品）时，都必须显著地显示以下句子，且该句子应包含指向完整古腾堡许可证的链接或可直接访问该许可证的途径：

本电子书可供美国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任何人免费使用，几乎没有任何限制。您可以根据随附在本电子书中的古腾堡计划™许可证，或通过www.gutenberg.org上的相关许可，复制、赠送或重新使用该作品。如果您不在美国，那么在使用本电子书之前，必须先了解您所在国家的法律。

1.E.2. 如果某部Project Gutenberg电子作品源自不受美国版权法保护的文本（且未附有表明该作品已获得版权所有者许可的声明），则可以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即可将其复制并分发给美国的任何人。如果要在分发或提供访问该作品时使用“Project Gutenberg”这一名称，就必须遵守1.E.1至1.E.7段中的规定，或者按照1.E.8或1.E.9段的要求获得使用该作品及Project Gutenberg商标的许可。

1.E.3. 如果某部Project Gutenberg电子作品是经版权所有者许可而发布的，那么其使用与分发必须同时符合1.E.1至1.E.7段的规定以及版权所有者所规定的其他条款。所有经版权所有者许可发布的作品，其相关的附加条款都会链接在位于该作品开头的Project Gutenberg许可证中。

1.E.4. 不得从该作品中删除或分离完整的Project Gutenberg许可证条款，也不得从包含该作品部分内容的文件或与Project Gutenberg相关的其他文件中移除这些条款。

1.E.5. 在未显著显示1.E.1段中所规定的内容、也未提供可直接访问完整Project Gutenberg许可证条款的链接的情况下，不得复制、展示、表演、分发或再分发该电子作品或其任何部分。

1.E.6. 可以将该作品转换为各种二进制格式、压缩格式、标记格式、非专有格式或专有格式进行分发，包括各种文字处理格式或超文本格式。但是，如果以不同于“纯ASCII格式”或Project Gutenberg官方网站（www.gutenberg.org）上提供的官方版本所使用的格式来提供该作品的副本或允许他人访问该作品，那么就必须在不给用户带来额外成本或费用的情况下，提供该作品的原始“纯ASCII格式”版本或其它格式的副本，或是提供获取该副本的途径。任何替代格式都必须包含1.E.1段中规定的完整Project Gutenberg许可证内容。

1.E.7. 除非符合1.E.8或1.E.9的规定，否则不得对访问、查看、展示、表演、复制或分发任何古腾堡计划作品收取费用。

1.E.8. 在满足以下条件的情况下，您可以对古腾堡计划的电子作品副本的提供、访问或分发收取合理费用：

• 您需按照自己用于计算税款的相同方法，就使用古腾堡计划作品所获得的毛利润的20%作为版税支付给古腾堡计划商标的所有者。不过该所有者已同意将此条款规定的版税捐赠给古腾堡计划文学档案基金会。版税必须在您编制定期纳税申报表的日期之后的60天内支付。这些版税款项必须明确标注为版税，并寄送到第4节“关于向古腾堡计划文学档案基金会捐款的说明”中指定的地址。

• 如果有用户在使用作品后30天内以书面形式（或电子邮件）告知您其不同意古腾堡计划™许可协议的条款，您必须全额退还该用户所支付的费用。同时，您还必须要求该用户归还或销毁其所拥有的所有实体介质形式的作品副本，并停止使用及访问其他古腾堡计划™作品的副本。

• 如果在收到电子作品后的90天内发现其存在缺陷并告知您，您必须根据1.F.3条的规定，全额退还该作品或替代副本的费用。

• 您还需遵守本协议中关于免费分发古腾堡计划™作品的所有其他条款。

1.E.9. 如果您希望以不同于本协议规定的条件来收取费用或分发古腾堡计划™的电子作品或作品集，您必须获得古腾堡计划文学档案基金会的书面许可，该基金会是该计划的管理方。

Gutenberg™为注册商标。如需相关帮助，请按照下文第3节所述联系该基金会。

1.F.

1.F.1. 为打造Gutenberg™作品集，Gutenberg项目的志愿者和员工付出了大量努力，他们会对那些不受美国版权法保护的著作进行版权状况调查、转录并校对。尽管如此，Gutenberg™电子作品及其存储介质仍可能存在各种“缺陷”，这些缺陷包括但不限于数据不完整、不准确或损坏、转录错误、版权或其他知识产权侵权问题、有缺陷或已损坏的磁盘或其他存储介质、计算机病毒，以及那些会损害您的设备或导致其无法读取的计算机代码。

1.F.2. 有限保修与责任免除——除1.F.3段中所述的“更换或退款权利”外，作为Gutenberg™商标所有者的Gutenberg文学档案基金会，以及根据本协议分发Gutenberg™电子作品的任何其他方，均不对您因任何损失、成本或开支（包括法律费用）承担任何责任。您同意，对于因过失、严格责任、违反保修条款或合同违约而产生的损失，您除了可依据1.F.3段的规定获得赔偿外，别无其他救济途径。您还同意，即使您已告知可能出现的此类损失，该基金会、商标所有者以及根据本协议进行分发的任何方仍无需为您承担任何实际损失、直接损失、间接损失、衍生损失、惩罚性损失或附带损失。

1.F.3. 有限的更换或退款权利——如果您在收到该电子作品后的90天内发现其中存在缺陷，您可以向提供该作品的人士发送书面说明，从而获得相应款项的退款（如有）。如果您是通过实体介质获取该作品的，则必须将介质连同书面说明一并退回。提供有缺陷作品的一方可以选择提供替代副本而非退款。如果您是通过电子方式获取该作品的，那么提供该作品的一方……

您可以选择获得第二次机会以电子形式获取该作品，以此代替退款。如果第二份副本仍有缺陷，您有权书面要求退款，且无需再给予修复问题的机会。

1.F.4. 除1.F.3条规定的有限更换或退款权利外，本作品按“原样”提供，不附带任何形式的明示或暗示担保，包括但不限于适销性担保或适用于某种用途的担保。

1.F.5. 某些州不允许免除某些暗示担保，或限制某些类型的赔偿。如果本协议中的任何免责条款或限制违反了适用于本协议的州法律，则该协议应被解释为采用该州法律允许的最大程度的免责或限制。本协议中任何条款的无效或不可执行性不会导致其余条款失效。

1.F.6. 赔偿责任——您同意为基金会、商标所有者、基金会的任何代理人或员工、根据本协议提供古腾堡计划™电子作品副本的任何人，以及参与古腾堡计划™电子作品的制作、推广和分发工作的志愿者，承担因您的行为或过失而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所有责任、成本和费用，包括律师费：(a) 分发本作品或任何古腾堡计划作品；(b) 对任何古腾堡计划作品进行修改、增减内容；(c) 由您造成的任何缺陷。

第2节 古腾堡计划的任务说明

古腾堡计划代表着以各种计算机都能读取的格式免费分发电子作品，这些计算机包括那些已经过时、老旧、或是较新的计算机。它的存在正是基于……

数百名志愿者的辛勤付出，以及来自各行各业人士的捐赠，共同推动了这一项目的进展。

志愿者们以及为他们提供所需支持的财政援助，对于实现古腾堡计划的目标至关重要，也只有这样，古腾堡计划的藏书才能一直免费供后人使用。2001年，古腾堡文学档案基金会应运而生，旨在为古腾堡计划及未来的世代创造一个稳定且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如需了解更多关于古腾堡文学档案基金会的信息，以及您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捐赠来提供帮助，请参阅www.gutenberg.org网站上的第3节和第4节内容以及基金会的相关页面。

第3节：关于古腾堡文学档案基金会的信息

古腾堡文学档案基金会是一家非营利性501(c)(3)类教育机构，根据密西西比州的法律成立，并获得了美国国税局的免税资格。该基金会的联邦税号为64-6221541。根据美国联邦法律及您所在州的法律规定，向古腾堡文学档案基金会捐款可享受税收减免。

该基金会的办公地址位于美国新泽西州蒙特克莱尔市Watchung Plaza 41号516室，邮编07042，电话：+1 (862) 621-9288。电子邮箱地址及最新的联系方式可在www.gutenberg.org/contact网站上找到。

第4节：关于向古腾堡文学档案基金会捐款的说明

古腾堡计划依赖于公众的广泛支持与捐赠，没有这些支持，它就无法继续履行自己的使命——增加那些可以以机器可读格式免费分发、并被更多设备所读取的公共领域及授权作品的数量。

包括那些已经过时的设备。许多金额不大的捐款（1美元至5,000美元之间）对于维持该机构在IRS处的免税地位而言尤为重要。

该基金会致力于遵守美国50个州所制定的关于慈善机构及慈善捐款的法律法规。由于各州的法规要求并不统一，要满足这些要求需要付出大量努力、处理大量文书工作并支付诸多费用。在没有收到相关合规性确认函的地区，我们不会寻求捐款。如需捐款或了解某一特定州的合规状况，请访问www.gutenberg.org/donate。

虽然我们无法也不会在尚未满足相关要求的州寻求捐款，但我们知道并没有规定禁止接受来自这些州的自愿捐款者所提供的捐赠。

我们衷心欢迎国际上的捐款，但无法就来自美国境外的捐赠在税务处理方面提供任何说明。仅美国的法律就足以让我们的少量工作人员应接不暇。

请查看Project Gutenberg的网页，以了解最新的捐款方式与地址。除了现金捐款外，还可以通过支票、在线支付或信用卡等方式进行捐款。如需捐款，请访问：www.gutenberg.org/donate。

第5节：关于Project Gutenberg电子作品的一般信息

迈克尔·S·哈特教授提出了Project Gutenberg的理念，即创建一个可供所有人自由共享的电子作品图书馆。四十年来，他在仅有少量志愿者支持的条件下持续制作并分发Project Gutenberg电子书。

Project Gutenberg电子书通常是由多个印刷版本整理而成的，而这些版本在美国均被确认为不受版权保护，除非……

其中包含了版权声明。因此，我们并不一定需要让电子书与相应的纸质版保持一致。

大多数人都是从我们的网站开始了解的，该网站提供了主要的PG搜索功能：www.gutenberg.org。

该网站还介绍了有关古腾堡计划的信息，包括如何向古腾堡文学档案基金会捐款、如何为新的电子书的制作提供帮助，以及如何订阅我们的电子邮件通讯以获取新电子书的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