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Memoirs of François René Vicomte de Chateaubriand sometime Ambassador to England_ Volume 4 (of 6) vicomte de François-René Chateaubriand 27338 downloads.pdf

古腾堡计划电子书：弗朗索瓦·勒内·夏多布里昂子爵的回忆录，他曾担任法国驻英国大使，第4卷（共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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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弗朗索瓦·勒内·夏多布里昂子爵的回忆录，他曾担任法国驻英国大使，第4卷（共6卷）
作者：弗朗索瓦-勒内·夏多布里昂子爵
译者：亚历山大·特谢拉·德马托斯
发布日期：2017年6月10日 [电子书编号#54879]
最新更新时间：2024年10月23日
语言：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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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由Free Literature的劳拉·罗德里格斯·纳塔尔和马克·德霍格制作；相关图片由Hathi Trust慷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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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勒内·夏多布里昂子爵的回忆录
他曾担任驻英大使

由亚历山大·特谢拉·德·马托斯翻译，该书为《墓外回忆录》的译本，并配有当代资料中的插图。全套共6卷，此为第4卷。

“我们的鲜血染红了法国的旗帜”

伦敦：弗里曼特尔公司出版，地址：皮卡迪利街217号，1842年

目录

第4卷
第七册 1-30页

世界局势的变化——1815年和1816年——我被封为法国贵族——
我首次在议会发表演讲——各种演讲——宪政君主制——路易十八——德卡泽斯先生——我被从国务大臣名单中除名——我卖掉了自己的书籍以及位于山谷中的房产——1817年和1818年我继续发表演讲——“虔诚会”活动——《保守派报》——关于物质利益与责任道德的问题——1820年——贝里公爵去世——波尔多公爵诞生——波尔多的女商人们——我促使德·维莱尔先生和德·科尔比埃先生首次上任——我写给黎塞留公爵的信——黎塞留公爵的回信以及我的回复——波利尼亚克先生的笔记——蒙莫朗西先生和帕斯基耶先生的来信——我被任命为驻柏林大使——我动身前往柏林任职

第八册 31-63页

1821年——柏林，大使馆——我抵达柏林——安西永先生——王室成员——为尼古拉斯大公的婚礼举行的庆典——柏林的上流社会——洪堡伯爵——沙米索先生——各部长与大使们——威廉公主——歌剧院——一次音乐聚会——我的第一批电报——德·博奈先生——公园——坎伯兰公爵夫人——关于德国的备忘录的撰写——夏洛滕堡——在柏林大使馆与伦敦大使馆任职期间的间隔期——波尔多公爵的洗礼——给帕斯基耶先生的信——德·贝尔恩斯托夫先生的来信——安西永先生的来信——坎伯兰公爵夫人的最后一封信——财政部长德·维莱尔先生——我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
第九卷 64-112页

1822年——我从伦敦发出的第一批电报——与乔治四世关于德卡泽斯先生的谈话——正统派统治下的高尚外交风格——议会会议——英国的上流社会——继续发送电报——议会工作重新开始——为爱尔兰人举办的舞会——贝德福德公爵与白金汉公爵之间的决斗——在皇家别墅享用的晚餐——康宁厄姆女侯爵及其秘密——各位部长的肖像——继续发送电报——关于维罗纳会议的谈判——给德·蒙莫朗西先生的信；他的回信暗示了拒绝的态度——德·维莱尔先生寄来的更为积极的信件——我给杜拉斯夫人写信——伦敦德里勋爵的去世——又一封给德·蒙莫朗西先生的信——前往哈特韦尔的行程——德·维莱尔先生发来的通知，宣布我将被派往参加会议——旧英格兰的终结——夏洛特——思考——我离开伦敦——1824年、1825年、1826年和1827年——西班牙国王获释——我被解职——反对派继续追迫我——最后的外交笔记——瑞士的纳沙泰尔——路易十八的去世——查理十世的加冕——对骑士团成员的授勋仪式
第十卷 113-146页

我让曾经的对手们聚集在我身边——我承担的公共职务——我失势后的论战文章摘录——访问洛桑——返回巴黎——耶稣会士——德·蒙洛西埃先生的来信及我的回复——继续进行论战——塞巴斯蒂亚尼将军的来信——福伊将军的去世——《正义与爱法则》——艾蒂安先生的来信——本杰明·康斯坦特的来信——我达到了政治生涯中的最高地位——关于国王圣日的文章——新闻监管法律的废除——灯火辉煌的巴黎——米肖先生的来信——德·维莱尔先生的不满——查理十世提议在马尔斯广场检阅国民自卫军——我给他写信：我的信件——检阅活动——国民自卫军被解散——选举产生的议会被解散——新的议会——各方拒绝合作——维莱尔内阁倒台——我参与了新内阁的组建，并接受了驻罗马大使的职位——对某项指责的回应

第十一卷 147-219

雷卡米埃夫人——本杰明·康斯坦所写的雷卡米埃夫人童年往事——吕西安·波拿巴写给雷卡米埃夫人的信——本杰明·康斯坦的续述：司泰尔夫人——雷卡米埃夫人前往英格兰的旅程——司泰尔夫人首次前往德国——雷卡米埃夫人在巴黎——将领们的计划——贝尔纳多特的肖像——莫罗的审判——莫罗与马塞纳写给雷卡米埃夫人的信——内克尔先生的去世——司泰尔夫人归来——雷卡米埃夫人在科佩——普鲁士的奥古斯特亲王——司泰尔夫人第二次前往德国——肖蒙城堡——司泰尔夫人写给波拿巴的信——雷卡米埃夫人与马蒂厄·德·蒙莫朗西先生流亡——雷卡米埃夫人在沙隆——雷卡米埃夫人在里昂——谢弗勒兹夫人——西班牙战俘——雷卡米埃夫人在罗马——阿尔巴诺——卡诺瓦：他的信件——阿尔巴诺的渔民——雷卡米埃夫人在那不勒斯——罗汉-沙博公爵——穆拉特国王：他的信件——雷卡米埃夫人返回法国——热尼利斯夫人写的信——本杰明·康斯坦写的信——本杰明·康斯坦关于波拿巴从厄尔巴岛归来的文章——克吕德纳夫人——威灵顿公爵——我再次遇见雷卡米埃夫人——司泰尔夫人的去世——森林修道院

第十二卷 220-304

我在罗马的使节任期——三种资料——旅途日记——写给雷卡米埃夫人的信——利奥十二世与红衣主教们——使节们——老艺术家与新艺术家——古罗马社会——罗马的现状——城市与乡村——写给维勒曼先生的信——写给雷卡米埃夫人的信——关于我即将引用的备忘录的说明——写给拉费罗奈伯爵先生的信——关于东方事务的备忘录——写给雷卡米埃夫人的信——写给蒂埃里先生的信——寄给拉费罗奈伯爵先生的信——更多写给雷卡米埃夫人的信——寄给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信——利奥十二世的去世——寄给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信——写给雷卡米埃夫人的信

索引

插图目录

第四卷

乔治四世
德卡泽斯公爵
贝里公爵
汉诺威女王弗雷德里卡

黎塞留公爵
伦敦德里侯爵
雷卡米耶夫人
教皇利奥十二世

乔治四世
夏多布里昂回忆录

第四卷

第七册[1]

世界的变化——1815年与1816年——我被封为法国贵族——
我首次在议会发表演讲——各种演讲——《宪章下的君主制》——路易十八——德卡泽斯先生——我被从国务大臣名单中除名——我卖掉了自己的书籍以及位于山谷中的房产——1817年和1818年，我继续发表演讲——《虔诚会》——《保守派报》——关于物质利益与责任道德的思考——1820年——贝里公爵去世——波尔多公爵诞生——波尔多的女商人们——我促使德维莱尔先生和德科尔比埃先生首次担任公职——我写给黎塞留公爵的信——黎塞留公爵的回信以及我的回复——波利尼亚克先生的笔记——蒙莫朗西先生与帕斯基耶先生的来信——我被任命为驻柏林大使——我动身前往柏林。

从波拿巴与帝国退回到它们之后的时代，就如同从现实坠入虚无，从山顶跌入深渊。一切不都是随着拿破仑的倒台而终结了吗？我还有必要谈论别的什么吗？有谁能在他之后还拥有任何重要性呢？在那样一个人之后，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唯有但丁才有资格与他在那另一个世界中遇到的伟大诗人们为伍。如何能用路易十八来取代皇帝呢？一想到此刻自己不得不去谈论那些卑微的小人物——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那些可疑又渺小的存在，就让我感到羞愧；我们仿佛处于一个伟大的太阳已经消失的舞台上。

就连波拿巴主义者们也衰败了。他们的成员变得萎靡不振、身材矮小；一旦波拿巴停止呼吸，这个新世界便失去了灵魂；那些物体一旦不再被赋予色彩与形态的光线照亮，就会从视野中消失。在撰写这些回忆录之初，我只需谈论自己而已：毕竟，在人的孤独之中总存在着某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后来，我周围出现了种种奇迹：那些奇迹支撑着我的声音；但此刻，再也没有埃及战役，再也没有马伦戈战役、奥斯特利茨战役和耶拿战役，再也没有从俄罗斯撤退，再也没有入侵法国、占领巴黎，再也没有从厄尔巴岛归来，也没有滑铁卢战役，更没有圣赫勒拿岛上的葬礼：还剩下什么？只有莫里哀的天才才能让那些肖像画具备喜剧的严肃性！

在阐述我们毫无价值这一观点的同时，我也审视了自己的良心：我问自己，是否故意与这个时代的荒谬现状同流合污，只为获得谴责他人的权利——尽管我心里明白，我的名字终将在这片湮灭之中被遗忘。不，我确信我们所有人都会逐渐消失：首先是因为我们没有生存的能力；其次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本身就无力让我们存活下去。那些被摧残、疲惫、傲慢、背信弃义的世代，只会走向他们所钟爱的毁灭，他们无法赋予他人永生，也没有能力创造任何荣耀；即便把耳朵贴在他们的嘴边，也听不到任何声音——死人的心中是没有声音的。

不过，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小世界，比1830年之后出现的那个世界要优越得多；与我们这个由卑劣之徒构成的社会相比，我们简直就是巨人。复辟至少给了我们一个值得骄傲的理由：在某个人失去尊严之后，人类的尊严又重新出现了。如果专制被自由所取代，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了独立的含义，如果我们不再习惯于卑躬屈膝，如果人性的权利不再被忽视，那都是复辟带来的成果。正因如此，我才投身于这场斗争，试图在个体走向终结时拯救整个物种。

来吧，让我们继续我们的使命吧！让我们带着悲叹，回到我自己以及我的同伴们身边。你们已经在梦中见过我了，现在即将在我真实的生活状态中见到我：如果读者的兴趣减退，如果我失败了，请保持公正，体谅一下我的处境吧！

*

在国王再次复位、波拿巴彻底消失之后，由于政府由杜克先生掌管，我便被封为法国贵族。与德奥特朗特以及塔列朗亲王一起，我被任命为卢瓦雷省的选举团主席。1815年的选举让国王获得了“不可战胜的议会”。当时我在奥尔良获得了所有的选票，随后便收到了召我去贵族院的命令。我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就突然发生了变化：如果我被派往选举院，会怎样呢？很有可能，如果我成功了，我的职业生涯最终会以进入内政部告终，而不会进入外交部。我的习惯和作风更适合贵族阶层，虽然由于我的自由主义观点，贵族们从一开始就对我怀有敌意，但……

尽管如此，我仍坚信，自己关于新闻自由以及反对屈从于外国人的主张，正是让上议院在接纳我的观点期间能够享有如此高的声望的原因。在我任职的十五年间，同事们给予我的唯一荣誉就是：我被任命为1816年会议的四名秘书之一。拜伦勋爵进入上议院时也未能获得更多的青睐，最终便永远离开了那里；而我则应该回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上。我首次在议会上发言，是就法官不可罢免的问题发表意见：我赞同这一原则，但反对立即实施它。在1830年的革命中，那些最支持革命的左派议员们希望暂时取消法官的不可罢免制度。1816年2月22日，黎塞留公爵带来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亲笔遗嘱。我走上讲台说道：“那个为我们保存了玛丽·安托瓦内特遗嘱的人，还买下了蒙布瓦西耶的地产；他本就是路易十六的法官之一，却在那块土地上为路易十六的捍卫者立了一座纪念碑，还在上面用法语刻下了赞美马莱谢尔布斯的诗文。这种惊人的公正态度恰恰表明，道德世界的一切都是错位不堪的。”1816年3月12日，议会讨论了教会抚恤金的问题。我说：“你们会拒绝给那些毕生都在为宗教服务、生活贫困的牧师发放抚恤金，却愿意给那些杀害了许多人的人如约瑟夫·勒邦发放抚恤金；给那些提出如此简单到连孩子都能引导他们走向断头台的法案的弗朗索瓦·沙博发放抚恤金；给那些在圣殿里拒绝接受路易十六遗嘱、并对这位不幸的君主说‘我唯一的任务就是送你去死’的雅克·鲁克斯发放抚恤金。”当时有一项关于选举制度的法案被提交到上议院，我表示支持彻底更换众议院成员。直到1824年，当我担任部长之后，才将这项法案变成法律。也是在1816年那次关于选举法的初次发言中，我在回应反对者时说道：“我不想提及有关欧洲正在关注我们讨论的说法。就我个人而言，我无疑要归功于流淌在我体内的法国血液。”

“每当有人试图影响我的投票，向我谈论我所在国家之外存在的各种观点时，我就会感到无比不耐烦。如果文明的欧洲试图将某些准则强加于我，那我宁愿去君士坦丁堡生活。”
1816年4月9日，我向议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巴巴里列强的议案。议会决定对此进行讨论。在得到贵族院的肯定答复之前，我就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反对奴隶制了——那也是某个大国首次为希腊人出面进行政治干预。“我见过迦太基的废墟，”我对同僚们说，“在那些废墟中，我遇到了那些不幸的基督徒的后代，圣路易斯正是为了拯救他们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哲学可以分享我这项议案所带来的荣耀，它可以在这个光明时代宣称自己已经实现了宗教在黑暗时代所努力追求的目标。”
我身处这样一个议会中：我的话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适得其反的。民众议会或许可以被说服，但贵族议会则充耳不闻。没有旁听席，只能在这些旧君主制、革命和帝国时代的残余分子面前私下发言，任何超越寻常见解的言论都会被视为疯狂之举。有一天，靠近讲台的前排座位上坐满了那些耳背至极的贵族们，他们低着头，用喇叭状的东西抵住耳朵，试图听清我的讲话。我让他们“睡着”了，这也很正常。其中一个人把喇叭掉在了地上；他的邻居被响声惊醒，想要帮忙捡起同伴的喇叭，结果自己也摔倒了。最糟糕的是，尽管我当时正在悲切地谈论着某种与人道相关的话题，我还是忍不住笑了出来，具体是什么话题我已经忘了。
在那个议会里，那些能够成功发表意见的人，要么是那些毫无思想、用单调的语调说话的人，要么就是那些只会用煽情的话语来表达对那些可怜的议员的同情的人。德·拉利-托伦达尔先生高声支持公共自由，他用言语颂扬了他祖先——那些英国的大法官们。当他结束了对新闻自由的赞美之后，又加上了一个以“实际情况”为理由的“但是”，这个“但是”使得我们的荣誉在审查制度的约束下得以保全。复辟运动激发了人们的思想，释放了被波拿巴压制着的思想：智慧就像摆脱了重压的雕像，终于能够抬起头来了。帝国让法国陷入沉默，而自由的回归则让法国重新获得了说话的能力。那些拥有演讲才能的人继续着米拉波和卡扎莱斯未完成的事业，革命也就如此继续下去。

我的工作并不局限于当时对我来说还很陌生的论坛。面对人们所采用的那些制度，以及法国对代议制原则的忽视，我撰写了《宪章下的君主制》一书并将其付印。这一作品的出版标志着我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使我跻身于政论家之列，同时也影响了人们对政府性质的看法。英国的报纸对这部作品赞不绝口；而在我们国内，莫雷莱神父甚至无法接受我写作风格的转变以及书中那些严谨精确的观点。

《宪章下的君主制》实际上是一部关于宪法的指南书，如今人们所提出的许多新观点其实都源自于此。例如，“国王仅拥有统治权而无执政权”这一原则，在书中关于王室特权的第四、五、六、七章中有详尽阐述。在《宪章下的君主制》的第一部分中，我阐明了宪法原则；在第二部分中，则探讨了1814年至1816年间相继出现的三种政府体制。这部分内容包含了后来被证实正确的预言，以及当时尚未被人们意识到的理论阐述。这些内容出现在第二部分的第二十六章中：

“在某个派别看来，像我们这样的革命只能以王朝更迭告终；而较为温和的派别则认为，可以通过改变王位继承顺序来解决问题。”

就在我完成这部作品之际，1816年9月5日的法令出台了——这项法令驱散了那些试图重建合法君主制的少数保皇主义者。我赶紧写了篇后记，而这篇后记引发了黎塞留公爵以及路易十八的宠臣德卡兹先生的强烈愤怒。写完后记后，我立刻去找我的出版商勒诺尔芒先生。到了那里后，我发现警察正在没收我的小册子，他们还拿走了相关文件并加盖了印章。我可不会因为德卡兹先生的威胁就屈服，我反对这种没收行为，宣称作为一名自由的法国人以及法国贵族，我只会屈服于武力。当武力出现时，我便撤退了。9月18日，我前往路易-马尔特·梅尼耶先生及其同事那里，他们是皇家公证人。我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提出抗议，要求他们记录下我的作品被没收的事实，以此来维护法国公民的权利。1830年，博德先生也效仿了我的做法。

随后，我开始与财政大臣、警察部长以及总检察长贝拉尔先生进行长时间的通信，直到11月9日——那天，财政大臣告知我初审法院已作出有利于我的判决，让我能够取回被没收的作品。在某封信中，财政大臣表示，看到国王公开对我所著作品表示不满，他感到十分痛心。这种不满源于我在书中反对在宪政国家设立警察总长的观点。

在我关于前往根特的那段描述中，你们已经了解到路易十八作为休·卡佩后裔的价值；而在我的小册子《国王死了：国王万岁！》中，则揭示了这位王子的真实性格。然而人并非简单的个体：为何能准确描绘出他的形象的画作如此少呢？因为画师总是让模特在人生的某个特定阶段摆出姿势，十年之后，那幅画像就不再符合现实了。

路易十八无法看清自己面前及周围的事物；对他而言，一切事物都是根据他的视角来决定是好是坏的。他深陷于自己所处的时代之中，恐怕这位“最虔诚的基督徒国王”仅仅将宗教视为构成王权所需的“药剂”之一罢了。他从祖父那里继承来的放纵的想象力或许会让人对他的种种举措产生怀疑；但他很了解自己，当他以肯定的态度说话时，其实是在自嘲罢了。有一天，我向他谈到波旁公爵需要再婚，以便让孔代家族重新兴盛起来。他非常赞同这个想法，尽管他对让那个家族复兴并不太感兴趣；不过在此话题上，他谈到了阿图瓦伯爵，说道：“我的兄弟可以再婚，而王位继承顺序不会因此改变；他只会多出一些次子而已。至于我，我只会多出一些长子；我不想剥夺昂古莱姆公爵的继承权。”他说这话时显得既自信又带点戏谑的意味；但我并不打算剥夺国王的任何权力。

路易十八既自私又没有偏见，他无论如何都想保持内心的平静：只要大臣们仍掌握着多数席位，他就会支持他们；一旦多数席位动摇，他的安宁受到威胁，他就会立即将他们罢免。为了取得胜利，即便需要向前迈出一步，他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退缩。他的伟大之处在于耐心——他不会主动去推动事态发展，而是让事态自行发展。

这位国王虽不算残忍，但也毫无仁慈可言；那些悲剧性的灾难既不能让他震惊，也不能打动他。当贝里公爵为打扰了他的睡眠而道歉时，他只是满足地说道：“我的夜晚已经结束了。”然而，这个看似冷静的人一旦被激怒，就会暴跳如雷。此外，这位冷漠无情的王子其实也有类似情感的依恋之情——在他的身边，先后出现过阿瓦雷伯爵、布拉卡斯先生、德卡泽斯先生，还有巴尔比夫人、凯拉夫人。所有这些受宠之人都是他的心腹；不幸的是，他们手中掌握着太多机密。路易十八给人的印象就是历史传统中的典型形象，他表现出古代君主特有的偏爱态度。我们这些孤立无援的君主心中是否存在着某种空虚，以至于他们会用第一个出现的人来填补它？那是出于同情，还是因为对方的性格与自己相似？又或是上天赐予的友谊，用以慰藉他们的伟大地位？又或者是一种对那种愿意奉献全部身心、让人可以毫无隐瞒的“奴隶”的依赖——这样的奴隶会变成主人的衣裳、玩物，成为与主人的所有情感、品味和奇想紧密相连的存在。受宠者越卑劣、与主人关系越亲密，就越难被抛弃，因为他们掌握着一些一旦泄露就会令人羞愧的秘密；而被选中的人则能从自己的卑劣以及主人的弱点中获得双重优势。如果受宠者是个大人物，比如一直缠着国王的黎塞留或难以被罢免的马扎然，那么各国虽然厌恶他们，却仍能从他们的荣耀或权力中受益；只不过是从名义上的可怜国王变成了实际上显赫的国王罢了。*

德卡泽斯先生一担任大臣，每到晚上，马拉克河岸上就挤满了马车，那些来自圣日耳曼区的贵族们纷纷前往他的宅邸。法国人无论为谁效力，都终究只是个朝臣而已，只要对方是当权者就行。很快，以这位新宠为代表的愚蠢势力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在民主社会里，只要大谈自由，宣称自己能够预见人类的进步与未来的发展，再配上几枚荣誉军团勋章，就能确保自己的地位；而在贵族社会里，只要玩玩惠斯特牌，说些陈词滥调，再装出一副严肃深沉的样子，就能确保自己的成功。

德卡泽斯与穆拉特是同乡[21]，只不过穆拉特没有自己的王国。他是由拿破仑的母亲引荐来到我们这里的。他为人友善、谦逊，从不傲慢；他总是为我着想；不知为何，我并不在乎这些——而我的耻辱也就从此开始了。这其实是在告诉我：绝不能怠慢受宠之人。国王对他极为优待，还将他许配给了出身显赫的圣托尔先生之女。的确，德卡泽斯对王室过于忠心了；正是他找到了藏在奥弗涅山区的内元帅。

路易十八遵循着君主的旨意，这样评价德卡泽斯：“我会把他捧得如此之高，以至于那些权贵都会嫉妒他。”这句话其实借鉴自另一位国王的说法，纯属时代错置的言论：要想提升他人，就必须确保自己不会跌落；而在路易十八掌权之时，君主们究竟算什么？他们虽还能为某人创造财富，却再无法让他获得真正的荣耀；他们只不过成了受宠之人的银行家罢了。

德卡泽斯公爵。
德卡泽斯先生的妹妹普兰塞托夫人[24]，是个友善、谦逊且优秀的人；国王早已对她产生了好感。然而，作为父亲的德卡泽斯先生——我曾在宫殿里见过他，他身着盛装，佩剑在身，帽子夹在臂下——却未能如愿以偿。
最终，贝里公爵的去世加剧了双方之间的敌意，也导致了这位宠臣的倒台。正如我所说，“他的脚陷在了鲜血之中”[25]。

这并不意味着——但愿不会如此！——他犯了谋杀罪，只是他落入了卢韦尔的刀下所形成的血泊之中而已。

我曾抵制《宪政君主制》一书的没收，目的是让那些被误导的王室成员认清现实，同时维护思想与新闻自由；我始终坚定地支持我们的制度，并对其保持忠诚。这些纷争过后，我依然因那本小册子的出版而遭受伤害，伤口仍在流血。在开始我的政治生涯时，我就已经背负着种种伤痕；我在其中感到不安，甚至无法正常呼吸。

不久之后，一份由“黎塞留”署名的命令将我从国务大臣名单上除名，我失去了那个原本被认为不可剥夺的职位。那个职位是在根特授予我的，而与之相关的抚恤金也被收回了——正是那只曾经对付过富歇的手，现在又来对付我了。

我曾三次因为支持正统王朝而遭到惩罚：第一次是因为跟随圣路易的儿子们流亡；第二次是因为撰写文章支持“特许君主制”的原则；第三次则是因为在我们军队取得胜利之际，我对一项有害的法律保持沉默。西班牙战役让士兵们重新回到白旗阵营，如果我还能继续掌权的话，本可以将我们的边界重新扩展到莱茵河畔。由于我的性格使然，我对失去薪水并不在意；我只能再次步行出行，下雨天则乘坐马车前往贵族院。在民众的护送下，我重新获得了作为普通人的权利——从我那高贵的“战车”上，我俯视着那些国王们。

我不得不卖掉自己的书，梅林先生在邦恩方斯街的西尔维斯特雷厅为它们举办了拍卖会。我只保留了一本希腊文的《荷马史诗》，其页边空白处满是我的翻译尝试和注释。很快，我就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我向内政部长请求允许拍卖我的乡间别墅。拍卖会在公证人丹尼斯的办公室进行，共有90张票，每张售价1000法郎。保皇党人并没有购买这些票，奥尔良公爵夫人买下了三张票；而我的朋友、内政部长莱内则用假名买下了第四张票。那些钱……

那些钱被退还给了订阅者；不过，莱内先生拒绝取回他的1000法郎，而是将这笔钱留在了公证人那里，用于帮助穷人。不久之后，我的“狼谷”也被卖掉了——就像在沙特莱广场上出售穷人的家具一样。这次出售让我非常痛苦，因为我早已对那些树木产生了感情，它们是我亲手种植的，也在我的记忆中“成长”了起来。保留金为50,000法郎，这一笔钱由蒙莫朗西子爵出面承担，只有他敢出价高出100法郎，于是“狼谷”就归了他所有。从那以后，他就住进了我的居所。干涉我的财产实在不是好事，那个品德高尚的人已经不在了。

*

在《宪政君主制》一书出版之后，以及1816年11月新会议开始时，我继续参与各种辩论。在同月的23日，我在贵族院提出一项提议，要求国王下令对上次选举中的种种行为进行调查。在那次选举中，政府的腐败与暴力行为极为严重。

在1817年3月21日就有关财政问题的法案发表意见时，我反对该法案的第二条条款：该条款涉及国家森林，他们打算将这些森林划归为偿债基金，然后再出售15万公顷的森林。这些森林实际上包含三种类型的财产：王室的古老领地、马耳他骑士团的几处领地，以及教会拥有的其他财产。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自己的话有些令人难过，因为它们与我的回忆录有些相似：“尽管我们必须尊重那些在我们动荡时期负责管理国家的人，但构成公共信用的并非物质上的安全，而是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准。新的所有者能否妥善管理他们所拥有的财产呢？如果想要剥夺他们的财产，人们会拿九个世纪以来一直属于前所有者的遗产作为例证。那些属于同一个家族、历经数代人传承下来的不可转让的财产将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那些随时可能易主的无固定归属的财产。住宅将不再能维护家庭道德，也会失去其神圣的地位；那些原本属于所有人的通道，也将不再因祖辈的居所或新生儿的摇篮而变得神圣。”

“法国的贵族们，我在这里是为你们的事业而发声，而非为我自己。我是在为你们子孙的利益而说话；我无需考虑后代，我没有儿子，我也失去了父亲的田地，而我种下的那些树也很快就会不再属于我了。”

*
由于观点极为相似，两院中的少数派之间便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法国正在学习代议制政府。我愚蠢地将其视为真理并为之倾注热情，因此不顾及那些人的反对是否出于个人动机而非像我对宪章那样的纯粹热爱——并非因为我愚笨，只是我将自己的心上人奉若神明，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将她拥入怀中。正是在这场关于宪法的争论中，我在1816年结识了德·维莱尔先生。他更为冷静，能够控制自己的激情；他也渴望获得自由，但却以规则为导向来争取它。他有条不紊地逐步推进自己的计划，而我则试图强行夺取目标，结果常常被击退。我最初是在莱维斯公爵夫人的家中遇见德·维莱尔先生的。他在选举产生的议院中成为保王党反对派的领袖，而我则在世袭议院中担任类似角色。他的朋友是他的同僚德·科尔比埃尔先生，后者始终与他并肩作战，人们常将他们称为“维莱尔与科尔比埃尔”，就如同人们称“俄瑞斯忒斯与皮拉德斯”或“欧律阿卢斯与尼苏斯”一样。去详细描写那些明天就没人会记得其名字的人，不过是愚蠢的虚荣行为罢了。那些微不足道、枯燥无味的纷争，虽然有人认为它们很有趣，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重要性；那些早已发生的阴谋诡计，也从未对任何重大事件产生过影响。这些都不应留给那些自以为或曾经自以为是世界关注焦点的人。不过，也有那么一些时刻，我与德·维莱尔之间的争论在我看来就如同苏拉与马略、凯撒与庞培之间的冲突一般。我们与其他反对派成员一起，经常去特蕾莎街上的皮埃特先生家商讨对策。我们衣着邋遢地赶到那里，围坐在一盏灯光昏暗的房间里。在这段充满不确定性的立法时期里，我们会讨论即将提出的法案、要推举谁担任秘书或财务官以及各种委员会的角色。我们简直就像那些被宗教敌人描绘出来的早期基督徒集会一样：我们会谈论最糟糕的消息，说局势将会恶化，罗马将会陷入分裂，我们的军队也会战败。德·维莱尔只是倾听、总结，却从不下结论；他在处理事务时非常出色：他就像一位谨慎的水手，从不在暴风雨中出海，虽然他能巧妙地进入已知的港口，但却永远不可能发现新大陆。

在关于神职人员财产出售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常常发现：我们当中最虔诚的基督徒往往也是最积极捍卫宪法原则的人。宗教是自由的源泉：在罗马，朱庇特的祭司只会在手指上戴一个空环，因为实心戒指有类似链条的意味；而朱庇特的大祭司则被禁止在衣物或头饰上使用任何结。

会议结束后，德·维莱尔先生会与德·科尔比埃尔先生一同离开。在那些会议上，我研究了众多人物，了解了许多事情，也涉足了许多领域：我一直很懂金融事务，同时也对军队、司法和行政制度有了了解。经过这些会议之后，我变得更像一名政治家了，但也更加意识到那些知识的局限性。整夜之间，在睡与醒之间，我仿佛能看到那些光头人物的各种姿态，以及那些蓬头垢面、相貌丑陋之人的种种表情。的确，这一切都十分庄严，但我更喜欢那些在我年轻时唤醒我的燕子，以及出现在我梦中的缪斯女神们；我喜欢黎明时分的光芒照在天鹅身上，让那些白色鸟儿的影子投射在金色的波浪上；在叙利亚，我看到的那轮从棕榈树梢升起的太阳，就像凤凰的巢穴一般，更让我愉悦。

*

我觉得，在充满敌意的议会里、在封闭的会议厅中进行斗争，根本无法带来胜利，我需要另一种武器。由于定期出版的日报都受到了审查，我只能通过一份自由发行的半日报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借助这份报纸来抨击大臣们的政策，以及埃蒂安先生在《米涅尔瓦》报上刊登的极左派观点。1818年夏天，我当时正与莱维斯公爵夫人一起住在努瓦西耶尔，这时我的出版商勒诺曼先生来找我。我向他介绍了自己的想法，他立刻被激发起了兴趣，愿意承担一切风险并支付所有费用。我还与博纳尔德先生和拉梅奈先生这些朋友商量，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参与，他们同意了，于是这份报纸便以《保守者》为名问世了。

这份报纸所带来的变革是前所未有的：在法国，它改变了议会的多数派格局；在国外，它也改变了各国政府的态度。因此，保王党人能够摆脱他们曾经陷入的困境，重新获得自由。我把笔交到了法国最显赫的家族手中，让蒙莫朗西家族和莱维斯家族以记者的身份出现，我召集了所有支持新闻自由的人士，让封建势力也为新闻自由出力。我聚集了保王党中最杰出的人物。

维莱尔先生、科尔比埃先生、维特罗勒斯先生[38]、卡斯特尔巴雅克先生[39]等等。每当我用教会的贵族服饰作为《保守派报》的封面时，每当我有幸读到署名为“拉卢泽恩红衣主教[40]”的文章时，我都会不禁为上天的安排而感恩。然而，就在我带领我的“骑士们”开展宪政斗争、他们通过争取自由而获得权力、成为埃德萨、安条克和大马士革的“君主”之后，他们便与阿基坦的埃莉诺一起封闭在新的领地中，把我抛在耶路撒冷脚下，任由异教徒重新占领圣墓。我的论战从《保守派报》开始，持续到了1818年至1820年，也就是直到该报重新创刊为止。当时实行的新闻审查制度，其借口正是贝里公爵的死亡。在我最初进行论战的那些日子里，我推翻了旧政府，让维莱尔先生掌权。1824年之后，当我再次通过小册子和《辩论杂志》发表文章时，局势发生了变化。不过，对于我这个从不相信自己所处时代的人，对于这个属于过去的人，对于这个对国王毫无信仰、对民众也毫无信念的人，对于这个除了梦想之外从不为任何事操心的人——而且那些梦想也只希望能持续一晚而已——那些琐碎的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保守派报》上的第一篇文章描述了我开始参与政治活动时的形势。在该报存在的两年间，我不得不接连处理各种时事，同时探讨各种重要问题。我有机会批评巴黎警方在伦敦公布的那些“私人信件”中的卑鄙行径。这些“私人信件”或许可以诽谤他人，却无法使其蒙羞：卑劣的事物并无能力使人堕落，唯有荣誉才能带来耻辱。“那些匿名诽谤者，”我说，“应该有勇气说出自己的名字；一点羞耻感很快就会消失，把你们的名字加在文章里吧，只不过多一个可鄙的字眼罢了。”我有时会嘲笑那些大臣们，释放出那种我一直自我谴责的讽刺倾向。最终，在1818年12月5日，《保守派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利益道德与责任道德的严肃文章。正是这篇文章引发了轰动，也诞生了“道德利益”与“物质利益”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最初由我提出，后来被所有人所采用。以下是该文的简略版本；它的内容已超出报纸的篇幅限制，它也是我的著作之一。

我的理智认为它具有某种价值。它不会过时，因为它所包含的观念是永恒的：

“当权者发明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利益至上主义；而责任伦理则被丢给了愚人。这种以利益为根基的道德标准，竟在短短三年内就比革命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造成的破坏还要严重。”

“摧毁各国民众的道德，进而摧毁这些国家本身的，不是暴力，而是诱惑；所谓诱惑，指的就是一切虚假教义中那些看似美好实则欺骗人的东西。人们常常将错误误认为是真理，因为心灵与思维的每一项功能都有其虚假的表象：冷漠被当作美德，推理被当作理性，空虚被当作深邃，诸如此类。”

“18世纪是一个充满破坏性的世纪；我们所有人都受到了诱惑。我们在道德沦丧的情况下寻求社会生存之道，于是扭曲了政治制度，陷入了种种罪恶的革新之中。革命的到来本是为了唤醒我们，但它却把法国人从床上拖起来，直接扔进了坟墓。不过，在整个革命时期中，恐怖统治或许是对道德危害最小的阶段，因为没有人被迫违背良知行事，犯罪行为也暴露得淋漓尽致。血腥中的狂欢、因过于可怕而不再算得上丑闻的种种事件——仅此而已。普通妇女们仍在杀戮机器旁织布，就像在炉火旁一样；公共道德成了绞刑架，死亡则成了政府的基石。每个人的处境都一清二楚：不存在‘特殊性’、‘实用性’或‘利益体系’之类的说法。那些愚蠢之辈和心怀不轨之人的胡言乱语根本无人知晓。人们会对一个人说：‘你是保皇党人，是贵族，而且很富有，去死吧！’然后他就会死去。安东内尔写道，某些囚犯并没有任何罪行，但他仍以贵族身份将他们处决——这种极其残酷的做法却依然让道德秩序得以维持；因为社会并非因为无辜者被当作无辜者杀害而毁灭，而是因为他们被当作有罪者杀害而毁灭。”

“因此，那些可怕的年代其实也是人们展现极大自我牺牲精神的年代。那时，妇女们英勇地走向绞刑架；父亲为儿子牺牲，儿子为父亲牺牲；监狱里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援助，而被通缉的牧师也在行刑者无法认出他的情况下安慰着受害者。”

“在督政府时期，道德所要对抗的是道德的腐败，而非教义的腐败；道德利益则被放任自流。”

那种风气依然盛行。人们像被关在监狱里一样沉溺于享乐之中；他们害怕过去的重现，于是用眼前的快乐来取代未来的幸福。那些还来不及为自己建造家园的人，只能住在街头、公共通道或公共场所里。他们已经习惯了那种生活环境，几乎与世隔绝，因此觉得没必要进屋。人们只关心艺术、舞会和时尚；他们更换装饰品和衣着，就像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一样。

“在波拿巴统治时期，这种诱惑再度出现，但这种诱惑本身就有其解决办法：波拿巴是用荣耀的诱惑手段来影响人们的，而一切伟大的事物都蕴含着自身的法则。他认为，让各种民族的教义、各个时代的道德观念以及永恒的宗教信仰得以传播是很有益的。”

“如果有人这样回答我，我也不会感到惊讶：‘以义务为基础来构建社会，无异于把社会建立在虚构之上；而以利益为基础，则是将其建立在现实之上。’”

“但实际上，义务才是现实，而利益不过是虚构的。义务源自神灵，首先体现在家庭中，使父母与子女之间建立起真正的亲情关系；从家庭延伸到社会后，它又分为两个方面：在政治层面，它规范着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关系；在道德层面，它则确立了服务与保护、恩惠与感恩的关系。”

“因此，义务是一种极其真实的存在，因为它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唯一持久的生存基础。”

“相反，如果按照当今人们所理解的那种狭义且严格的含义来看，利益其实只是虚构的——因为它的状况随时都在变化，而且由于它依赖于命运，所以也具有命运的变幻无常性。”

“在基于利益的道德观下，每个公民都会与法律和政府为敌，因为在社会中总是大多数人受苦。人们不会为秩序、地位或祖国的抽象概念而战斗；即便他们为之奋斗，那也是因为他们将牺牲的精神与之联系在一起。如此看来，社会的存在确实离不开那个神圣的范畴。”

“履行义务的人会赢得尊重，而只追求自身利益的人则很少受到尊重。真是个奇怪的时代，竟然从令人鄙视的事物中寻找治理国家的原则！让政客们只考虑与自己相关的事情吧。”

你将会看到他们是如何装扮这个国家的；这样一来，出现的就只会是那些腐败又贪婪的官员，就像那些曾经统治下帝国、出卖一切的残缺奴隶一样——他们自己也曾经被出卖过。
“记住：利益只有在繁荣时才具有强大的力量；当时代艰难时，它就会变得软弱无力。而责任则恰恰相反，只有在履行起来十分困难时才会显得最为重要。在形势良好的时候，责任意识就会减弱。我喜欢那种在困境中依然坚强的治理原则，那与美德极为相似。”
“还有什么比这样对民众喊话更荒谬的呢：‘不要忠诚！不要有热情！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吧！’这就好比在对他们说：‘如果这对你们有利的话，就别来帮助我们，抛弃我们吧。’有了这种愚蠢的政策，一旦需要忠诚的时刻到来，每个人都会关上家门，站在窗边，看着君主制走向灭亡。”
*
这就是关于利益道德与责任道德的文章。
1819年12月3日，我再次登上贵族院的讲台，大声谴责那些利用欧洲军队的存在来作为维持和平借口的恶劣的法国人：“我们真的需要守护者吗？他们还打算继续谈论各种借口吗？难道我们还要通过外交文件来获得行为良好的证明吗？我们难道不应该用大使团来取代哥萨克驻军吗？”从那时起，我就一直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外国人，就像在西班牙战争期间那样。当时，就连自由派也在与我争论。意见相左的人总是制造噪音以求获得安静！再过几年，那些演员们就会离开舞台，而观众也不会再在那里为他们喝倒彩或鼓掌了。
*
2月13日晚上，我已上床休息，这时维布赖侯爵来找我，告诉我关于贝里公爵被暗杀的事情。他因为匆忙，没有告诉我事件发生的地点。我赶紧穿好衣服，然后出门去了。

德·维布赖先生的马车。看到马车夫驶向黎塞留街时，我感到十分惊讶；而当马车在歌剧院前停下时，我更是震惊不已——通往歌剧院的道路上挤满了人。我们从两排士兵之间穿过，从左侧的侧门进入。由于我们穿着贵族服饰，因此得以通行。我们来到一个类似小前厅的地方，那里到处都是宫殿里的人，阻碍了我们的去路。我奋力往前挤，终于来到一个包厢的门口，此时我正面对着奥尔良公爵。在他那故作悲伤的面容之下，我看到了他眼中难以掩饰的喜悦之情——他觉得王位已经近在眼前了。我的目光让他感到尴尬，于是他离开那里，背对着我。周围的人都在谈论这起谋杀案的细节、凶手的名字，以及参与抓捕的人们的各种猜测；他们兴奋不已、忙个不停。人们喜欢一切戏剧性的场面，尤其是当死者是显贵之人时的死亡场景。每一个从血迹斑斑的现场出来的人，都会被询问消息。他们听到A·德·吉拉尔丹将军讲述自己如何在战场上被以为已死，却依然从伤势中恢复过来；这个人满怀希望并自我安慰，而那个人则满心懊悔。不久，人群陷入沉思，四周一片寂静；从包厢里传来微弱的声音：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到有响声，随后声音消失了——路易十四的孙子已经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立刻走了进去。请读者想象一下，一场悲剧发生后空无一人的剧院：幕布高高挂起，乐队成员早已离开，灯光熄灭，舞台装置静止不动，布景被烟熏得漆黑，演员、歌手和舞者都通过暗门和秘密通道消失了！我在另一部作品中记述了贝里公爵的生平与死亡。我当时所写的那些思考至今仍然适用。

作为圣路易斯的儿子，作为老支系的最后后裔，他终于从漫长的流放生活中解脱出来，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他开始体验到幸福，怀揣着希望——希望自己能够复兴，也希望上帝所应许给他的子孙们能让君主制重新兴起。然而，就在他满怀希望之时，他却在妻子怀里倒下了。他即将死去，而他的年龄还不算大！他难道不能指责上天，质问它为何要如此对待他吗？唉，他抱怨自己的命运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他又做了什么坏事呢？他以纯朴的态度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分享我们的快乐，缓解我们的痛苦。他的六位亲属已经去世了，那为什么还要杀害他呢？为什么要在路易十六去世27年后，还要去找这个远离王位的无辜之人呢？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波旁王朝的人心吧！那颗被匕首刺得千疮百孔的心，却未能对我们说出一句怨言；没有一句对生活的遗憾，也没有一句痛苦的言语。

那位王子——作为丈夫、儿子、父亲和兄弟，他承受着种种心理上的痛苦与身体上的折磨，却依然不断为那个他甚至不愿称之为刺客的人请求宽恕！原本冲动暴躁的人会突然变得极为温和。他是一个被各种情感纽带紧紧束缚在世间的人，是正值青春年华的王子，是地球上最美丽王国的继承人，然而他却在走向死亡……人们会以为，他不过是个在这世上失去了一切的可怜人罢了。

贝里公爵。

*

凶手卢韦尔是个身材矮小、面容肮脏不堪的人，这种人在巴黎的街头随处可见。他有点像乞丐，带着一种凶狠而孤僻的神情。很可能卢韦尔并不属于任何社团：他只是……

他属于某个思想团体的一员，而非某个阴谋组织的一员；他属于那种由理念构成的团体，其成员有时会聚在一起，但更多时候则是各自按照自己的冲动行事。他的头脑只被一个念头所占据，就如同心脏只因一种情感而充满激情一般。他的行为源于自己的原则：他希望一举消灭整个王朝。卢维尔有他的崇拜者，罗伯斯庇尔也有他的追随者。我们的物质社会——一切物质行为的帮凶——很快便摧毁了为赎罪而建立的礼拜堂。我们厌恶道德情感，因为在其中我们看到了敌人与控告者；眼泪会被视为指责的象征；我们急于剥夺那些基督徒哭泣的权利。

1820年2月18日，《保守派报》对贝里公爵的逝去表达了哀悼之情。文章以拉辛的诗句作结：“倘若我们国王的鲜血有哪怕一滴流了出来……”唉，那滴血如今正在异国土地上流淌！德卡泽斯先生倒台了，审查制度随之而来，尽管贝里公爵遭到了暗杀，我仍投票反对这一审查制度。内阁垮台了。《保守派报》不愿与其同流合污，于是以如下文字向贝里公爵致意：

“哦，基督教的王子啊，圣路易的杰出子孙，众多国王的荣耀后裔，在您进入最后的安息之地之前，请接受我们最后的敬意吧！您热爱文学，还阅读过那些即将被审查制度毁掉的作品。您曾告诉我们，那些作品能够拯救王位——唉，我们却未能挽救您的生命！就在您离世的时刻，我们也即将停止写作：至少我们可以将我们工作的终结与您生命的终结联系在一起，以此作为慰藉。”

1820年9月29日，波尔多公爵诞生了。这个新生儿被称为“欧洲之子”和“奇迹之子”，不过他最终还是成了流亡者。在公主被囚禁之前，波尔多的三位商妇代表所有女性，为我制作了一个摇篮，并请我将这个摇篮以及她们自己献给贝里公爵夫人。达斯特夫人、杜朗顿夫人和阿尼什夫人前来拜访我。我急忙请求在场的绅士们安排一次正式会面。然而，塞兹先生却认为这项荣誉理应属于他自己；据说我在宫廷中永远无法取得成功。我尚未与内阁和解，似乎也不配担任那个职位。

我来介绍一下那些为我引荐人脉的谦逊女士们。像往常一样，我又是通过支付她们的费用才得以顺利完成这次谈判的。
整件事演变成了国家层面的问题；相关消息甚至登上了报纸。波尔多的一位位女士们得知此事后，便就此事给我写了如下信件：

“1820年10月24日，波尔多。
‘子爵先生，
感谢您为我们向贝里公爵夫人表达敬意与祝福所展现出的善意。至少这一次，您应该不会被阻止继续担任我们的翻译了。我们非常担忧塞兹伯爵在报纸上制造的种种风波，如果我们保持沉默，那只是因为不想给您带来麻烦。不过，子爵先生，没有人比您更能够坚持真理，让塞兹伯爵明白我们选择引荐人的真实意图。我们愿意在您挑选的报纸上公布所有真相；既然没人有权利为我们挑选引荐人，而直到最后一刻我们都还希望由您来担任这一角色，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些话必然会让所有质疑声消失。
这就是我们的决定，子爵先生；但我们认为，在没有得到您同意之前，我们不应采取任何行动。请放心，我们一定会欣然刊登您在处理这件事时所表现出的高尚品格。如果这是我们造成的麻烦，我们愿意尽力弥补。
我们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
子爵先生最谦卑、最恭敬的仆人，
达斯特夫人、杜兰顿夫人、阿尼什夫人。’”

我回复了这些慷慨的女士们——她们与那些高傲的贵妇人们截然不同：“亲爱的女士们，感谢你们提议让我在报纸上刊登有关塞兹伯爵的一切事情。你们都是优秀的保皇主义者，而我也是个坚定的保皇主义者。我们必须记住，塞兹伯爵是个正直的人，他曾为我们的国王效力。如此高尚的品行绝不会因为一点虚荣心而遭到破坏。所以，让我们继续……”

沉默：对于你向你的朋友们所描述的关于我的美好评价，我感到满意。我已经感谢过你送来的美味果实了——我和夏多布里昂夫人每天都吃着你的栗子，同时也会谈论你的事。

“现在，请允许你的主人拥抱你。我的妻子也向你致以千言万语的问候。我依然是你的仆人兼朋友，

夏多布里昂

1820年11月2日，巴黎。”

但如今还有谁会去理会这些无谓的讨论呢？洗礼时的欢乐与庆典早已成为过去。当亨利在米迦勒节那天出生时，人们不是说大天使将会把那条龙踩在脚下吗？相反，恐怕那把燃烧的剑只是被拔出剑鞘，用来将无辜之人赶出人间乐园，并守住其入口，不让他们进入罢了。

然而，那些日益复杂的局势目前还未能决定任何事情。贝里公爵的遇刺导致了德卡泽斯的倒台，而这一过程也充满了痛苦。黎塞留公爵不愿让他的老主人继续受苦，除非莫莱先生承诺给德卡泽斯一个出使海外的职务。于是他便前往伦敦的使馆，而我则要接替他的职位。一切尚未结束。维勒尔先生仍与他的命运伴侣科比埃尔先生一起隐居着。而我则设置了巨大的障碍。蒙卡尔姆夫人不断劝我保持低调；我其实也很愿意这么做，真心希望远离那些不断侵扰我的公共事务，我对它们怀有极度的蔑视。维勒尔先生虽然更为灵活，但那时也并非容易打交道的人。

成为大臣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武力、突然间实现；另一种则是通过长时间的努力和巧妙的手段。第一种方式不适合维勒尔先生——狡诈会削弱一个人的力量，但却更安全，也不易失去已取得的地位。采用这种方式的关键在于能够承受诸多打击，能够咽下许多苦涩的“药丸”。塔列朗先生就非常善于运用这种充满次要野心的策略。通常，人们是因为平庸而获得职位，又因为自身的优势而保住职位。这种对立因素的结合极为罕见，正因如此，真正的政治家才如此少见。

维勒尔先生恰恰具备那些能为他铺平道路的普通品质：他允许周围出现种种喧嚣，以此从宫廷的恐慌中获取利益。有时，他还会发表一些好战的演讲。

不过，其中有一些表述让人看到了一线希望，似乎他具备平易近人的性格。我认为像他那样的人应该先以某种方式进入公共生活，而且最好是从一个不会引起太多关注的职位开始。在我看来，他首先应该担任无实权的内阁大臣，这样将来才能获得首相之位。那样做能让他树立起温和派的形象，他的着装也会更加得体；同时，作为反对党的领袖，他也不会显得过于野心勃勃，因为他愿意为了和平而降低自己的地位。任何曾经当过大臣的人，无论以何种身份，都有可能再次担任大臣——第一次担任大臣只是通往下一次的垫脚石；那些曾经穿过绣花官服的人，总会留下一种与官职相关的气息，迟早会让他们再次获得职位。

蒙卡尔姆夫人通过她的兄弟告诉我，现在已经没有空缺的内阁职位了，但如果我的两位朋友愿意以无实权的内阁大臣的身份加入内阁，国王会很高兴，并承诺日后会给予更好的待遇。她还说，如果我同意这么做，就会被派往柏林。我回答说那没什么区别；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都准备离开，如果国王们有任务要交给他们的表弟去完成，我甚至愿意去地狱，但我绝不会接受流放，除非德·维莱尔先生也同意加入内阁。我还希望让莱内先生与我的两位朋友一起同行。于是我亲自承担起了这三方的谈判工作。凭借自己的力量，我成为了法国政治界的掌舵人。几乎没人怀疑，正是我促成了德·维莱尔先生的首次内阁任职，也是我迫使图卢兹市长走上政治舞台的。

我发现莱内先生的性格中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固执。德·科尔比埃先生则不想仅仅成为里什利厄公爵领导下的内阁成员；我向他许诺，他也可以负责公共教育事务，以此来打动他。德·维莱尔先生虽然很不情愿地答应了我的要求，但起初还是提出了无数反对意见；最终，他的聪明才智和野心促使他决定行动起来——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以上就是我所讲述之事的铁证；这些繁琐的文件记录着那些早已被遗忘的小事，但对我的个人历史来说却很有价值。

12月20日，三点半。
致黎塞留公爵阁下：
公爵阁下，我有幸前来向您汇报当前局势：一切进展十分顺利。我已经见过那两位人士了——维莱尔最终同意以国务秘书的身份加入内阁，不过不担任任何具体职务；而如果科尔比埃也同意以同样的条件加入，并担任某部门的负责人，那么一切就更完美了。

公共教育事务方面，科比埃愿意在维莱尔同意的前提下接受这些条件。这样一来，就再也没有任何障碍了。公爵大人，请您完成您的工作，去见那两位朋友；当您从他们口中听到我写给您的内容后，您就能为法国恢复内部和平，就像您曾为法国带来与外国的和平一样。

“请允许我再向您提出一个建议：将因巴朗特先生退休而出现的空缺职位交给维莱尔，您看这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那样他就能与他的朋友处于更平等的地位了。不过，他明确告诉我，只要科比埃能负责公共教育事务，他愿意不担任任何职务就进入议会。我这么说只是为了更彻底地让保王党人满意，从而确保您能获得稳固且庞大的多数支持。”

“最后，我还要告诉您，明天晚上将在皮埃特的家中举行一次重要的保王党会议。如果那两位朋友能在明天晚上说些话来平息局势、避免分歧，那将会非常有用。”

“公爵大人，我与这一切事务毫无关系，希望您能将我的勤勉视为一个渴望国家繁荣以及您取得成功的人的忠诚表现。”

“公爵大人，请接受我诚挚的敬意。”
——夏多布里昂

“星期三。”

“先生，我刚刚给维莱尔先生和科比埃先生写了信，请求他们今晚就来见我，因为处理如此重要的事务绝不能浪费片刻时间。感谢您如此迅速地推进此事，希望我们能达成圆满的结局。请您相信，能为您效劳让我感到非常高兴，再次向您表达我诚挚的敬意。”
——黎塞留

“公爵大人，请允许我为您此次成功处理这件大事而祝贺您，同时也为自己能参与其中而自豪。最好能让那些命令在明天就公布出来，那样就能制止一切反对声音了。在这方面，我可以为那两位朋友提供帮助。”

“公爵阁下，我很荣幸能再次向您表达我崇高的敬意。”
“夏多布里昂”

“星期五”
“我非常高兴地收到了夏多布里昂子爵阁下写给我的信。我相信他不会后悔选择相信国王的仁慈之心，同时，如果您允许的话，我也想说，我愿意尽自己之力为他做任何他能满意的事。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黎塞留”

“星期四”
“尊敬的同事，您想必已经知道，昨日晚上11点时，各项谈判已经达成一致，一切都已经按照您与黎塞留公爵所约定的条件来处理了。您的介入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请允许我为您表示感谢，因为这一步举措为未来的改善奠定了基础，而这种改善今后很可能会实现。”
“永远属于您的，
J·德·波利尼亚克[58]”

“巴黎，12月20日，星期三，晚上11点半”
“我刚刚去拜访过您，尊敬的子爵，但您已经回去了。我来自维莱尔那里，他也是从您为他准备的会议上晚些时候才回来。他请求我作为您的近邻，转告您：科比埃也希望能亲自告诉您，您当天所处理的一切事务都已经以最简单、最快捷的方式解决了——他不再担任任何职务，而他的朋友则负责相关事务。他似乎认为本可以再等待一段时间以获得更好的条件，但反对像您这样的调解人和谈判专家是不合适的。实际上，正是您为他们打开了通往新职业道路的大门，他们希望您能帮助他们顺利实现这一目标。在我们还能够有幸拥有您的这段时间里，请您与那些积极支持您的人谈谈，让他们支持或至少不反对联合的计划。晚安。再次为您高效处理谈判的能力表示赞赏。”

必须以同样的方式解决德国的问题，这样才能尽快回到朋友们中间。我个人很高兴看到您的处境变得如此简单。

“我再次向您表达我的诚挚情感。”

“蒙莫朗西先生。”

“先生，随信附上国王的一名近卫军向普鲁士国王提交的请求书：这是由一名近卫军军官交给我并建议我转交给您的。因此，我希望您能将其带在身边，一旦在柏林站稳脚跟后，觉得它有可能带来一些成效，就加以利用吧。”

“我很高兴借此机会，为您以及我自己庆祝今天早上的那份公告，同时感谢您在这一有利局面中所发挥的作用。希望这能对我们法国的局势产生积极的影响。”

“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与真诚的友爱。”

“帕斯基耶”

这些笔记足以证明我并非在夸耀；做马车上的苍蝇实在令人厌烦，我从未有过想要占据车杆或马车夫位置的想法——无论马车是到达顶峰还是坠入谷底，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我习惯于隐居在自己的世界中，或是偶尔融入广阔的历史长河之中，对那些宫廷里的阴谋诡计毫无兴趣。我不会像货币那样轻易进入流通领域；为了逃脱，我会退回到更接近上帝的地方：那种来自上天的固有观念会让人与世隔绝，让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不见。

[1] 这本书写于1839年的巴黎，1845年2月22日进行了修订。——T.
[2] “有一次，某个议会团体或其中的一部分人向路易十八表达了对国王的忠诚与爱戴之情，国王则以一种难以判断是真心还是讽刺的语气说，这样的议会根本找不到，显然不可能存在或被替代。这个称号实在太过美好，不容丢失；因此，1815年的那个议会就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找不到的议会’，并且将会被载入法国历史中。”——艾尔·克劳，《路易十八与查理十世统治史》。——T.
[3] 任命夏多布里昂子爵为贵族院议员的命令日期为1815年8月17日。——B.
[4] 1815年12月19日。——B.
[5] 埃德梅·博纳文图尔·库尔图瓦（1756–1816），奥布省国民议会议员。热月九日事件之后，他负责保管罗伯斯庇尔的文件，其中包括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遗嘱。

1795年1月，有一份关于他们的重要报告被发表。1816年1月，库尔托瓦所拥有的所有文件都被警方没收。——T.
[6] 那些已婚的牧师们享有这种特权。——B.
[7] 约瑟夫·勒邦（1769–1795），革命爆发时担任阿拉斯附近的纽维尔的教区神父。1792年，他被派往国民公会，在那里以暴力行为著称。1793年，他作为国民公会的代表被派往加来地区，在阿拉斯推行恐怖统治，并设立了一个法庭，短短几个月内就有数千人被处决。热月九日之后，康布雷的居民指控了勒邦，他于1795年10月9日被送上断头台。——T.
[8] 弗朗索瓦·沙博（1759–1794）在革命爆发时是罗德兹的嘉布遣会修士。他先后当选为立法议会和国民议会的议员，支持当时所有那些残酷暴力的措施，后来成为雅各宾俱乐部的核心成员。1794年4月5日，他在罗伯斯庇尔的命令下被处决。——T.
[9] 雅克·鲁（卒于1794年），1789年时是圣尼古拉斯教区的神父，自称为“无套裤汉们的传教士”。1794年1月15日，他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听到判决后便用刀自杀身亡。——T.
[10] 1816年4月3日。——B.
[11] 这项法令于9月7日刊登在《官方公报》上，它解散了1815年成立的议会，而路易十八本人曾称该议会为“不可战胜的议会”。——B.
[12] 让-雅克·巴隆·博德（1792–1862）。作为《时代报》的编辑，他签署了记者们反对1830年7月各项法令的抗议书，并将这份抗议书交由公证人登记备案。1830年12月26日至1831年2月25日期间，他担任警察局长，允许暴民洗劫大主教宫和圣日耳曼欧塞尔罗伊教堂。他还曾是众议院议员，我们以后还会再见到他。——B.
[13] 尼古拉·弗朗索瓦·贝拉尔（1761–1826）因为为许多革命受害者辩护而声名显赫。复辟时期，他被任命为总检察长，在内伊元帅的审判中担任控方首席律师。——T.
[14] 巴黎：老诺尔芒出版社，1824年。——B.
[15] 路易十五是法国历史上最放荡不羁的国王。——T.
[16] 埃利·杜克·德卡泽斯（1780–1860），1815年7月担任警察局长，1815年9月出任公共安全大臣，1816年9月获得伯爵头衔并成为法国贵族，1818年担任内政部长，1819年成为内阁主席。1820年，他辞去职务前往伦敦担任大使，拥有公爵头衔，直至1822年。1834年，他接替塞蒙维尔侯爵，成为贵族院的高级法官。——B.
[17] 安妮·雅各比，巴尔比女伯爵（约1758–1842），本姓德科蒙·拉福尔斯，曾是普罗旺斯伯爵夫人的侍女，后来成为法国的约瑟芬王后（1780年）。她深受普罗旺斯伯爵的宠爱，后来普罗旺斯伯爵成为路易十八，直到阿瓦雷伯爵在科布伦茨取代了她。——T.
[18] 佐埃·维克多尔，凯拉女伯爵（1785–1852），本姓塔隆·迪布莱-蒂埃里，从1819年起一直受到路易十八的宠爱，直至1824年国王去世。——T.
[19] 阿尔芒·让·杜普莱西，红衣主教黎塞留公爵（1585–1642），从1623年到1642年一直统治着法国。——T.
[20] 朱尔·马扎然红衣主教（1602–1661）接替黎塞留成为首相，除两次短暂间隔外，一直掌权直至去世。因此，这两位红衣主教各自都统治了法国19年。——T.
[21] 穆拉特出生于加斯科涅地区的卡奥尔附近，德卡泽斯公爵则出生于利布尔讷附近。——T.
[22] 德卡泽斯先生在帝国时期曾是太后身边的私人秘书。——B.
[23] 1805年，德卡泽斯先生娶了上诉法院首任院长穆莱尔伯爵的女儿为妻。她于次年去世。1818年8月，他又娶了圣托莱小姐为妻，后者是……的孙女。

通过她的母亲，她与纳索-萨尔布吕肯的最后一位统治者有血缘关系。作为这桩婚姻的回报，丹麦国王授予他公爵头衔，并赐予他格吕克斯比耶格领地。——B。
[24] 玛丽·普兰塞托（1787–1879），本姓德卡泽斯，是德卡泽斯公爵的妹妹，曾一度受到路易十八的宠爱。显然，她、巴尔比夫人和凯拉夫人更应被视作国王的宠妃而非情妇。——T。
[25] 摘自1820年3月3日出版的《保守派》杂志（第六卷，第476页）。——B。
[26] 1816年9月20日。——B。
[27] 夏多布里昂的藏书于1817年4月29日及随后几天被出售。——B。
[28] 奥尔良公爵夫人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1753–1821），彭蒂耶夫尔公爵的女儿，1769年与埃加利泰结婚，1792年离婚。——T。
[29] 马蒂厄·让·费利西特子爵，后来成为蒙莫朗西-拉瓦尔公爵（1767–1826），1821年至1822年担任外交部长，1825年成为法国科学院院士，1825年起担任波尔多公爵的导师。——T。
[30] 狼谷现在属于拉罗什福科-杜多维尔公爵所有，其母亲便是蒙莫朗西-拉瓦尔家族的人。——B。
[31] 让·巴蒂斯特·吉约姆·玛丽·安妮·塞拉芬·约瑟夫·维勒伯爵（1773–1854）在1816年成为保皇派反对派的领袖。1820年，德卡泽斯公爵下台后，他进入政府但并未担任任何职务，1821年出任财政部长。1822年，他以伯爵头衔成为内阁主席。他一直掌权到1828年，之后让位给马蒂尼亚克先生，同时被封为贵族。七月革命后，维勒伯爵便退居幕后。——T。
[32] 雅克·约瑟夫·吉约姆·弗朗索瓦·皮埃尔·科尔比埃伯爵（1766–1853）将自己的政治命运完全与维勒绑在一起。两人一同担任过大臣：科尔比埃负责内政，维勒负责财政事务。路易十八在同一天将他们二人都封为伯爵，而查理十世则将他们提升为法国贵族。1830年革命后，两人都退隐乡间，不久之后相继去世。——B。
[33] 让·皮埃尔·皮埃-塔尔迪沃（1763–1848），1815年至1819年以及1820年至1828年期间担任众议院议员。他在自己居住的特雷兹街8号接待了许多极端保守派人士。——B。
[34] 查尔斯·吉约姆·艾蒂安（1778–1845），剧作家、评论家和政治家。1811年成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在帝国时期，他曾负责报纸审查工作；而在复辟时期，他则成为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在《法国密涅瓦报》和《宪法报》上抨击波旁王朝。1820年至1824年以及1827年至1830年期间，他担任众议院议员。1839年，路易-菲利普将他封为贵族。1818年创办的《法国密涅瓦报》比《保守派》早九个月问世，每周出版一期，但出版日期不固定，因此无需经过严格的新闻审查。——B。
[35] 路易·加布里埃尔·安布罗瓦兹·博纳尔子爵（1754–1840），1816年成为法国科学院院士，1823年被封为法国贵族，但在1830年辞去了这一头衔。——T。
[36] 费利西特·罗贝尔·德·拉梅奈神父（1782–1854），一位著名的保皇派作家，1830年后转向民主主义阵营，不仅批评君主制，还批评那些谴责他作品的教会。1848年，他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次要角色，死后无人纪念，按照他的意愿，他被以非宗教仪式安葬。——T。
[37] 《保守派》杂志于1818年10月首次出版，一直持续到1820年3月，像《法国密涅瓦报》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出版三页内容。因此它并非日报，这样保皇派和自由派都能避开只针对定期刊物的新闻审查。——B。
[38] 尤金·弗朗索瓦·奥古斯特·达曼，维特罗勒男爵（1774–1854）。拿破仑在1812年封他为男爵。他与塔列朗和达尔贝格公爵有所往来，在百日王朝期间试图在南方发动起义，结果被捕入狱。1815年，他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816年成为阿尔图瓦伯爵的得力助手。后来，查理十世任命他为驻佛罗伦萨的全权公使（1827年12月），并于1828年1月封他为法国贵族。随着……的倒台

老分支让他重新过上了私人生活，尽管他在1832年旺代地区的贝里公爵夫人起义中一度陷入困境，还被监禁了几天。——B。
[39] 玛丽·巴泰勒米，卡斯特尔巴雅克子爵（1776–1868），一位热心的保王主义者，从1819年到1827年担任众议院议员，同年被封为贵族。七月革命之后，他便完全退出了公共生活。——B。
[40] 塞萨尔·吉约姆，拉卢泽尔红衣主教（1738–1821），1770年至1789年间担任朗格勒主教，1817年被擢升为红衣主教。——T。
[41] 阿基坦的埃莉诺，先为法国王后，后成为英格兰王后（约1122–1203年），15岁时嫁给法国国王路易七世。1147年，她随同路易七世前往圣地。在那里，她的行为举止轻浮放荡，以至于1152年路易七世与她离婚；两年后，埃莉诺嫁给了安茹伯爵兼诺曼底公爵亨利，后者后来成为了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她的第二次婚姻同样并不幸福。——T。
[42] 《关于法国国内状况的思考》（1818年10月22日）：《保守派》杂志，第一卷，第113页。——B。
[43] 前侯爵，曾任立法议会议员。在审判王后及吉伦特派人士期间，他担任革命法庭的陪审员。——B。
[44] 《保守派》杂志，第一卷，第466页。——B。
[45] 安妮·维克托·丹尼斯·于博，维布赖侯爵（1766–1843），革命时期是一名骑兵军官，1791年流亡海外，1814年返回法国，当时已晋升为上校，并成为查理十世的副官。1815年8月17日，他与夏多布里昂一同被封为贵族；1823年晋升为少将；1830年革命时，为避免向新君主宣誓效忠而离开上议院。——B。
[46] 亚历山大·吉拉尔丹伯爵（1776–1885）在拿破仑麾下表现出色，后被路易十八任命为猎犬总管一职，这一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830年。《新闻报》的著名编辑埃米尔·吉拉尔丹就是他的私生子，而《墓地回忆录》也是通过他才得以发表的。——B。
[47] 《保守派》杂志，第六卷，第382页。这篇文章是夏多布里昂所写。——B。
[48] “我们国王的鲜血只流出了一小滴而已。”——《阿塔莉》，第一幕，第一场。——T。
[49] 夏多布里昂的文章，日期为1820年3月3日：《保守派》杂志，第六卷，第471页。——B。
[50] 由教皇使节代表整个外交团体在贺词中说道。——B。
[51] 由拉马丁在其颂诗《波尔多公爵的诞生》中写道。——B。
[52] 德卡兹先生于2月17日辞职。2月21日的《公报》刊登了前一天签署的三项命令：第一项接受德卡兹的辞职；第二项任命黎塞留公爵为内阁主席；第三项授予德卡兹公爵头衔及国务大臣的职务。——B。
[53] 这是个文字错误。1820年2月的外交部部长是帕斯基耶先生。在复辟时期，莫莱先生仅担任海军部长一职，而且是在更早的1817年至1818年间。——B。
[54] 德卡兹公爵于1820年2月20日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这一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822年1月9日。——B。
[55] 黎塞留公爵的妹妹，也是夏多布里昂的密友。——B。
[56] 1820年12月20日。——B。
[57] 普罗斯珀·布鲁吉耶，巴兰特男爵（1782–1866），已辞去间接税局局长一职，该职位的年薪为十万法郎。——B。
[58] 朱尔·德·波利尼亚克亲王（1780–1847）在1816年被封为法国贵族，但他一直拒绝宣誓效忠宪法，因为他认为该宪法会损害宗教与君主制的利益。直到教皇消除了他的顾虑后，他才同意就任。他曾一度担任驻伦敦大使。

1829年8月，他出任了那个命运多舛的部门的总理，而该部门在1830年导致了法国王室的覆灭。——T.
[59] 夏多布里昂被任命为驻柏林宫廷的特命全权大使（《公报》，1820年11月30日）。——B.
[60] 宣布德·科尔比埃尔和德·维莱尔先生被任命为议会成员。——B.

第八卷[61]

1821年——柏林使馆——我抵达柏林——安西永先生——王室成员——尼古拉斯大公的婚礼庆典——柏林的上流社会——洪堡伯爵——沙米索先生——各部部长与大使们——威廉公主——歌剧院——一次音乐聚会——我的首批电报——德·博奈先生——公园——坎伯兰公爵夫人——关于德国的备忘录的撰写——夏洛滕堡——在柏林使馆任职期间与伦敦使馆任职期间的间隔——波尔多公爵的洗礼——写给帕斯基耶先生的信——德·贝尔恩斯托夫先生的来信——安西永先生的来信——坎伯兰公爵夫人的最后一封信——财政部长德·维莱尔——我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

我离开了法国，把那些权力留给了我的朋友们，而这些权力是我用自己的缺席换来的；我简直就是个“利库格斯”[62]。好处在于，通过这次对自身政治能力的初步考验，我重新获得了自由；我可以在国外享受这种受约束的自由。然而，在这种对我来说全新的自由背后，我看到了现实之中种种复杂的纠葛：宫廷里难道就没有什么吗？它们不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孤独之地吗？也许它们就是有幽灵出没的极乐世界吧。我于1821年1月1日离开巴黎：塞纳河已经结冰，这是我第一次能够坐上舒适的马车出行。我逐渐不再厌恶财富；我开始觉得，坐上豪华的马车、享受周到的服务、无需为任何事情操心，还有那个总是饥肠辘辘、要是没有沙皇的话恐怕会独自吞并整个波兰的仆人跟在前面，其实也并非坏事。不过我很快便习惯了这种好运；我有预感，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很快我又得像原来那样步行了，那才是理所当然的。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我所拥有的只有对旅行的热爱、对独立的追求，以及挣脱社会束缚后的满足感而已。

1833年我从布拉格回来时，你们就会知道我会对莱茵河的旧日回忆作何评价了：由于冰层覆盖，我不得不沿着河岸向上行进，在美因茨上方渡过这条河。我对“莫贡提亚”这座城市、它的主教、那三四次围城战，以及印刷术的发明并不太感兴趣——不过印刷术确实让我受益匪浅。犹太人居住的法兰克福只是因为我需要兑换一些钱而耽搁了我片刻时间而已。道路状况很糟糕：公路上铺满了雪，松树的枝条上也结满了霜。在远处，我看到了耶拿，以及那里发生的两次战役的痕迹。我经过了埃尔福特和魏玛：在埃尔福特，皇帝不在那里；而在魏玛，则住着歌德——我曾经非常崇拜他，但现在却不再那么崇拜了。这位“万物之歌者”依然活着，但他的周围依旧弥漫着往日的尘埃。我本可以见到歌德，但却没有见到他；他在那些曾出现在我眼前的杰出人物之中留下了一个空白。维滕贝格的路德之墓并没有吸引我：在宗教方面，新教只是一种不合逻辑的异端；在政治方面，它则只是一场失败的革命罢了。饭后，当我渡过易北河时，看到那种用烟草烟熏制成的黑色小面包，我真想用作为遗物保存下来的路德的大玻璃杯来喝水。从那里出发，经过波茨坦，再穿过斯普雷河——那条仿佛墨水般的河流，河上有船只行驶，还有白狗守卫着——我最终抵达了柏林。正如我所说，那里有“伪朱利安及其伪雅典”。我徒劳地寻找着希梅图斯山上的阳光。我在柏林写下了这些回忆录的第四卷。在这本书中，你可以找到对那座城市的描述、我前往波茨坦的经过，以及我对腓特烈大帝、他的马匹、猎犬以及伏尔泰的回忆。1月11日，我先是在一家旅店住下，随后便搬到了林荫道上的那所房子里，那是博奈侯爵留下的，现在属于迪诺公爵夫人所有。在那里，我受到了使馆秘书们——考克斯先生、弗拉维尼先生以及古西先生的接待。1月17日，我有幸将博奈侯爵的召回信以及我驻普鲁士的大使的相关文件呈献给国王。

国王住在普通的房子里，门口仅有两名守卫，没有任何特殊标志；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只有人会先询问“他是否在家”。德国君主的这种简朴作风使得普通民众很难意识到那些权贵们的身份与特权。弗雷德里克·威廉每天都在固定的时间，乘坐自己驾驶的敞篷马车，头戴帽子、身披灰色斗篷，前往公园里抽雪茄。我经常遇到他，之后我们便各自继续前行。当他再次进入柏林时，勃兰登堡门处的守卫会大声呼喊；卫兵们则拿起武器出来迎接；国王经过后，一切又恢复平静。

同一天，我拜见了王储[68]以及他的兄弟们——那些充满活力的年轻军官们。我还见到了新婚不久的尼古拉斯大公[70]和夫人[71]，他们正在参加宴会。此外，我还见到了坎伯兰公爵和公爵夫人[73]、国王的弟弟威廉王子[74]，以及曾经长期被我们囚禁的普鲁士的奥古斯都王子[75]：他曾想娶雷卡米耶夫人为妻；他拥有热拉尔[76]为她画的那幅精美的肖像画，而她则用这幅画换来了科琳娜的画像。我赶紧去寻找安西永先生[77]——我们因作品而相互认识。我在巴黎时曾与他以及他的学生王储见过面；在冯·伯恩斯托夫伯爵[78]不在期间，他暂时负责柏林的外交事务。他的生活十分令人动容：他的妻子失明了，他家中的所有门都敞开着，那位可怜的盲妇在花丛中穿梭于各个房间之间，随意地坐下，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夜莺；她歌唱得很好，但英年早逝。安西永先生和许多杰出的普鲁士人一样，有着法国血统；作为一名新教牧师，他起初持有非常自由主义的观点，但后来逐渐变得保守起来。1828年我在罗马再次见到他时，他已经重新支持温和的君主制，而后又倒向了绝对君主制。他虽然怀有开明的情怀与慷慨的心意，却同时对革命者充满仇恨与恐惧；正是这种仇恨驱使他走向专制主义，以此寻求庇护。那些至今仍歌颂1793年并为其罪行喝彩的人，难道永远无法理解：对那些罪行的极度恐惧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建立自由的障碍吗？宫廷里举行了庆典，从此我便开始享受那些我根本不配得到的荣耀。让·巴尔特[79]为了参加凡尔赛宫的庆典，穿了一件内衬银布的金色外衣，但这让他感到非常不适。当时已是俄罗斯女皇的尼古拉斯大公夫人以及坎伯兰公爵夫人选择与我一起跳波洛奈兹舞——我的世俗恋情就此开始了。舞曲是一种由多首乐曲组成的混合体，令我欣慰的是，我在其中听出了达戈贝尔特国王的歌曲[80]；这激励了我，也帮助我克服了胆怯。这样的庆典一再举行，其中一次是在国王的大宫殿里举办的。由于不想亲自描述，我就引用《柏林晨报》上霍恩豪森男爵夫人所写的记载：

1821年3月22日，柏林（《晨报》第70期）：“出席这次庆典的知名人物中有法国大臣夏多布里昂子爵，尽管庆典极为盛大……”

在他们眼前展现的这一幕幕景象中，那位美丽的柏林女子依然不时将目光投向《阿塔拉》的作者——那部充满忧郁气息的杰出小说的作者。在小说中，最炽热的爱恋也在与宗教的斗争中败下阵来。阿塔拉的死亡以及查克塔斯在美洲古老森林中的幸福时刻，都以弥尔顿式的笔触被描绘出来，这些场景将永远铭刻在所有读过这部小说的人的记忆之中。夏多布里昂先生是在流亡期间、饱经痛苦之时写下《阿塔拉》的，正因如此，作品中才充满了深深的忧郁与强烈的激情。如今，这位卓越的政治家已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政治事业中。他的最后一部作品《贝里公爵的生与死》，其写作风格与那些歌颂路易十四的人如出一辙。

“夏多布里昂先生身材略矮，但十分修长。他那椭圆形的面容上流露出虔诚与忧郁的神情。他有着黑色的头发和眼睛，而他的眼睛则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一点从他的面容上就能看出来。”

不过我的头发已经变白了，所以请原谅冯·霍恩豪森男爵夫人把我描绘成年轻时的模样——尽管她已经为我增加了年龄。这幅肖像画确实很漂亮，但我必须实话实说：它并不像我本人。

林荫道旁的房子对我来说实在太大且破旧不堪，我只住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在我的同事们——那些大臣和大使们当中，唯一值得注意的人就是达洛佩乌斯先生。后来我在罗马与海伦大公夫人一起见到了他的妻子和女儿。如果当时在柏林的是海伦大公夫人而非她的嫂子尼古拉斯大公夫人，我会更满意些。

我的同事达洛佩乌斯先生有一种奇怪的癖好，总以为自己很受众人喜爱。他被自己激发的欲望所困扰：“说实话，”他常说，“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魅力，无论我走到哪里，女人们都会跟着我。达洛佩乌斯夫人更是对我极为痴迷。”他本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圣西蒙主义者。私人社交圈也有其独特的一面，就像公共社交圈一样：在私人社交圈中，总是有各种情感的纠葛、家庭事务、生死离别、私人的喜怒哀乐；而这些情况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而在公共社交圈中，则是大臣们的更迭、战争的胜负、与各国的谈判、国王的去世以及王国的覆灭。

在“铁牙”之称的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在约阿希姆二世时期，他被犹太人利波尔德下毒害死；在约翰·西吉斯蒙德时期，他将普鲁士公国并入自己的领地；在被称为“优柔寡断者”的乔治·威廉时期，他失去了自己的要塞，还允许古斯塔夫·阿道夫与宫廷中的女士们交谈，甚至说：“该怎么办呢？他们有枪啊！”在大选帝侯时期，他的领地上只有“一堆堆的灰烬，连草都无法生长”，他还接见了鞑靼使者，而那名使者的翻译员有着木制的鼻子和割开的耳朵；在他的儿子、普鲁士的第一位国王时期，他被妻子惊醒后因恐惧而发烧，最终因此丧命。在所有这些统治时期里，各种回忆录中记载的不过是私人生活中反复出现的那些趣事罢了。

伟大的腓特烈的父亲腓特烈·威廉一世是个严厉又古怪的人，他是由罗库尔夫人抚养长大的。霍亨索伦家族的这位人物喜欢上了一个年轻女子，但那女子却无法让他心软；他的客厅简直就是个吸烟室。他任命小丑冈德林为柏林皇家学院的院长；还将自己的儿子关在库斯特林要塞里，还当着年轻王子的面砍下了夸特的头颅——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私人生活状况。腓特烈大帝即位后，与意大利舞女巴尔巴里尼有了恋情，那是他唯一接触过的女性；在与不伦瑞克的伊丽莎白公主结婚的那天晚上，他只是满足于在她的窗下吹奏长笛而已。

腓特烈热爱音乐，还热衷于写诗。腓特烈与伏尔泰这两位诗人的风流韵事以及他们的讽刺诗让蓬巴杜夫人、贝尔尼斯神父以及路易十五极为烦恼。拜罗伊特女侯爵也卷入了种种爱情纠葛之中。国王举办的文学聚会、肮脏的扶手椅上的狗、安提诺乌斯雕像前的音乐会、盛大的晚宴、大量的哲学讨论、新闻自由以及棍棒惩罚、龙虾或鳗鱼馅饼——这些就是那个充满文学与战争的时代中上层社会所热衷的事物。尽管如此，腓特烈还是改造了德国，建立了与奥地利相抗衡的力量，改变了德国的所有关系及其政治利益。

在后来的统治时期，我们还能看到大理石宫殿、里茨夫人及其儿子亚历山大·冯·德·马尔克伯爵、施韦德侯爵的情妇、曾是演员的斯托尔岑贝格男爵夫人、亨利王子及其多疑的朋友们、里茨夫人的竞争对手沃斯小姐，还有在化装舞会上发生的法国年轻人与普鲁士将军妻子的恋情。最后还有F夫人，关于她的故事可以在《柏林宫廷秘史》中读到。

他知道所有那些名字吗？谁会记得我们的名字呢？在普鲁士的首都，八十多岁的人几乎已经记不起上一代人的事了。柏林的上流社会习惯很适合我：人们通常在五点到六点之间参加晚宴，而到了九点一切就结束了。我则像没有当过大使一样按时上床睡觉。睡眠吞噬着生命，这其实是一件好事——费内隆说过：“时间短暂，而生命漫长。”我的杰出朋友亚历山大男爵的兄弟威廉·冯·洪堡先生当时也在柏林。我曾在罗马时与他相识；由于他的观点而受到政府的怀疑，于是他选择过隐居生活。为了消磨时间，他学会了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以及各种方言。他通过一个国家的地理名称来描绘那里的民族与古代居民的形象。他的女儿们能同样流利地使用古希腊语和现代希腊语；如果运气好的话，甚至可以在餐桌上用梵语交谈。阿德尔伯特·冯·沙米索住在离柏林不远的植物园里。我去拜访了他，那时那里的植物都在温室里冻着。他个子很高，相貌也相当不错。我对这位与我一样的流浪者产生了好感——他也曾到过我渴望去过的极地海域。和他一样是流亡者，他也是在柏林作为王室侍从长大的。阿德尔伯特在瑞士旅行时曾在科佩特稍作停留。他参加了一次湖上游览，结果差点被淹死。他在那天写道：“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必须到公海上去寻求安全。”冯·沙米索先生曾被丰塔内斯先生任命为拿破仑城的教授，后来又成为斯特拉斯堡的希腊语教授，但他以高尚的话语拒绝了这些邀请：“从事教育工作的首要条件就是独立性；虽然我钦佩波拿巴的才华，但那并非我的风格。”他同样拒绝了复辟王朝给他的优待：“我为波旁王朝做过什么吗？”他说，“我无法接受用我祖先的鲜血和努力换来的回报。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必须自己谋生。”在冯·沙米索的家中，还保存着一张由路易十六亲笔写在圣殿里的字条：“我向我的兄弟们推荐我的忠实仆人沙米索先生。”

殉道之王将那张小纸条藏在怀里，打算交给他最信任的人——阿德尔伯特的叔叔查米索[107]。查米索先生乘着罗曼佐夫伯爵[109]准备的船出发，与科策布船长[110]一同发现了贝林海峡以东的海峡，并以自己的名字为库克看到美洲海岸时所看到的岛屿之一命名。在堪察加，他得到了一幅雷卡米耶夫人的瓷质肖像，以及他的短篇故事《彼得·施莱米尔》的荷兰语译本。阿德尔伯特笔下的主人公彼得·施莱米尔把影子卖给了魔鬼；而我宁愿把自己的身体卖掉。我记得查米索，就像记得回到柏林时那阵轻轻摇曳着石南花茎的微风一样。

根据腓特烈二世的规矩，柏林的王族成员不得与外交人员接触；但由于狂欢节、坎伯兰公爵与已故女王的妹妹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卡公主的婚礼，再加上据说他们因为我而放宽了一些礼仪规范，我得以比同事们更频繁地与王室成员相处。由于我时常前往大宫殿，因此在那里遇到了威廉公主[112]：她喜欢带我参观各个房间。我从未见过比她更悲伤的表情：在宫殿后面、斯普雷河边的那些无人居住的房间里，她给我看了一间在某些日子里会有白色女子出没的房间；她惊恐地紧贴着我，看起来简直就像那位白色女子。另一方面，坎伯兰公爵夫人告诉我，她和她的姐姐普鲁士女王在还很年轻的时候，曾听到刚刚去世的母亲在紧闭的窗帘后跟她们说话。

我结束观光后前往国王面前，他便带我参观他的祈祷室。他让我注意那些十字架和画作，并将这些创新成果归功于我——因为他在《基督教的精髓》一书中读到新教徒将宗教仪式简化得过于极端，所以他认为我的观点很有道理；当时他还没有陷入路德教的极端狂热之中。晚上，在歌剧院里，我坐在与王室包厢相邻的包厢里，正对着舞台。我与各位公主交谈；演出间隙时国王会出来，我在走廊里遇见了他。他会环顾四周，确保周围没有旁人，我们不会被听到，然后才会低声向我表达他对罗西尼的厌恶以及对格鲁克的喜爱。他还感慨艺术的衰落，尤其是那些破坏戏剧性演唱效果的刺耳音符；他告诉我，因为周围有很多人，所以他只敢对我吐露这些心声。一旦看到有人过来，他就立刻回到自己的包厢里。我观看了席勒所著的《圣女贞德》的演出，那场景简直就是兰斯大教堂的完美复刻。国王是个虔诚的宗教信徒，但他很难忍受舞台上呈现的天主教礼拜仪式。《维斯塔》的作曲家斯庞蒂尼担任着歌剧院的经理。斯庞蒂尼夫人是埃拉尔先生的女儿，她很友善，但似乎为了弥补女性语言的急促，她说话时极为缓慢：每个单词都被拆分成多个音节，以至于话还没说完就消失了；如果她试图对你说“我爱你”，那么一个法国人表达爱意的时间都足够在这三个字说完之前出现了。她甚至无法完整地说出我的名字，说话时也总显得有些笨拙。每周会有两三次公共音乐集会。晚上，那些带着篮子的女工们以及拿着工具的工匠们从工作中回来，挤进大厅里。他们一进去就会拿到一张乐谱，然后以惊人的精准度加入合唱。听到那两三百人的声音融合在一起，真是令人惊叹。曲子结束后，每个人就各自回家去了。我们远远没有达到那种对和谐的追求——和谐可是文明的重要体现；它为德国农民的家中带来了我们所缺乏的教育：只要有钢琴，就不会再有粗俗的行为了。

1月13日左右，我开始撰写关于外交部长的系列报道。我很容易就能适应这类工作：为何不可呢？但丁、阿里奥斯托和弥尔顿不也在政治与诗歌领域都取得了成功吗？当然，我不是但丁、阿里奥斯托或弥尔顿；不过，通过维罗纳会议，欧洲和法国已经见识过我的能力。

1816年时，我在柏林的前任对待我的方式，就如同大革命初期他在诗中所描述的对待拉梅斯先生的那样。一个如此友善的人，若没有外交家的才能，就不应留下各种记录，也不应表现得像个办事员一样有条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常常会有一股力量把那些你曾经反对的人推到你的位置上；而大使的首要职责就是了解使馆的档案资料，于是他就会看到那些详细记载着他所遭遇情况的记录。还能怎样呢？那些为正义事业而努力的杰出人物，也不可能考虑到所有细节。

摘自德·博奈先生的日记，第64条：
“1816年11月22日。
整个欧洲都认可并赞同国王对新成立的贵族院委员会所说的话。有人问我，那些忠于国王、隶属于他的人，或是在他及其王室成员麾下任职的人，究竟是如何投票支持夏多布里昂担任秘书一职的。我的回答是，由于投票是秘密进行的，没人能知道每个人的投票结果。
‘啊，’一位重要人物说道，‘如果国王能确定这一点，我希望立刻禁止那些不忠的仆人进入杜伊勒里宫。’
我觉得没有必要回答，于是就没有回答。”

“1815年10月15日。
……
公爵先生，9月5日和20日的那些措施也是如此：在整个欧洲都得到了认可。”

令人惊讶的是，那些极为纯粹、极为高尚的保王主义者们，依然对夏多布里昂先生倾心不已。尽管已有书籍指出：根据宪章规定，法国国王只不过是一个道德上的存在，实际上毫无实权，也没有自己的意志。如果是由其他人提出类似观点，这些人无疑会把他视为雅各宾派分子。

*

这样，我就被恰当地置于应有的位置上了。不过，这倒是个很好的教训——它让我们明白，一旦我们离世，将会面临怎样的结局，从而让我们的傲气有所收敛。

从德·博奈先生以及其他属于旧秩序的使节们的报告来看，这些报告与其说是关于外交事务的，不如说是关于上流社会及宫廷中人物的趣事；它们简直就像丹热奥的赞颂性日记[123]或塔勒芒的讽刺性作品[124]罢了。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更喜欢我同事们写的那些有趣的书信，而非我那些严肃的公文。我本可以像我的前辈们那样开玩笑、说笑，但那种将丑闻与阴谋混同于公务的时代早已过去。为我的国家描绘一个像哈登贝格先生这样的形象又有什么用呢？他是个英俊的老人，皮肤白如天鹅，却耳聋得听不见任何声音，未经许可就前往罗马，沉迷于各种娱乐活动，相信各种荒谬的幻想，最后甚至求助于科雷夫医生[126]的磁疗手段。我曾经在那些介于魔鬼、医学与艺术之间的偏僻地方，看到他骑着马四处游荡。正因为如此，我在1821年2月13日的第13封信中对帕斯基耶先生说道：“先生，我没有像往常那样跟您谈论各种宴会、舞会、演出等等；我也没有为您画些小肖像或撰写无用的讽刺作品；我试图将外交从单纯的闲聊中提升出来。当非凡的时代过去后，平凡的时代就会再度来临；在此期间，我们应当只描述那些能够流传下去的东西，只批判那些具有威胁性的事物。”

柏林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回忆，因为我在那里看到的种种景象让我仿佛回到了童年和青年时代的那个冬季的柏林；只不过，扮演“西尔菲德”角色的，是些真实存在的女子。我那些永远的朋友——老乌鸦们，常常飞来停在我的窗前的椴树上；我会给它们喂食：当它们抓到过大的面包块时，就会以惊人的灵巧将其吐出来，以便抓住更小的面包块，如此反复，最终能拿到一块稍大的面包，然后继续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把最大的那块面包用喙叼住，使其不会掉下来。吃完饭后，这些鸟儿就会用它们特有的方式歌唱：“cantus cornicum ut secla vetusta”。我在冰封的柏林的荒凉地带徘徊，却听不到像在罗马的古老城墙旁那样，有年轻女孩的美妙歌声传来。没有那些拖着凉鞋在花丛中行走的白胡子卡普钦僧侣，只有正在捏雪球的士兵们。有一天，当我们转到城墙的拐角处时，海亚辛特和我遇到了猛烈的东风，我们不得不半死不活地跑回城里。我们穿过封闭的场地，所有的看门狗都追着我们跑。那天，气温降到了零下22度。波茨坦有一两个哨兵被冻死了。公园的另一边有一座废弃已久的雉鸡饲养场：普鲁士的王子们从不打猎。我走过一座横跨施普雷河的小木桥，来到了构成雉鸡饲养场门廊的松树林中。一只让人想起康堡花园里那只狐狸的狐狸从饲养场墙上的洞穴里钻出来，待了一会儿后又回到了它的巢穴里。柏林所谓的“公园”，其实是一片由橡树、桦树、山毛榉、椴树和桤木构成的森林。它位于夏洛滕堡门之外，通往那座皇家宅邸的公路穿贯其中。公园的右侧是运动场，左侧则是各种摊位。在那个当时还没有整齐小路的公园里，可以看到草地、未开垦的土地，还有山毛榉林中的长椅——不久前，“年轻的德国人”还在这些长椅上刻下了被匕首刺穿的心形图案，在这些心形图案下面，可以看到“桑德”的名字。随着春天的临近，一群群乌鸦在树上安家，开始叽叽喳喳地叫起来。在植物复苏之前，动物们已经先苏醒了；在那些逐渐解冻的池塘里，黑色的青蛙正被鸭子吞食着。

那些为柏林的森林“开启春天”的夜莺们。不过，这座公园里也有不少可爱的动物：松鼠在树枝间穿梭，或在地面上飞奔，将尾巴当作旗帜般挥舞着。当我走近那些嬉戏的动物们时，那些演员们则爬上橡树的树干，停在分叉处，当我从下方经过时便对我怒目而视。很少有人会到这片森林里来，那里的地形崎岖不平，还有许多渠道纵横交错。有时我会遇到一位患有痛风的老年军官，他虽然身体不适，却依然充满活力，看到我在微弱的阳光下瑟瑟发抖，便对我说：“这天气可真热啊！”偶尔，我还会遇到坎伯兰公爵，他骑在马背上，几乎看不见东西，他会停在一棵桤木树前——他之前就是撞到了这棵树才弄伤了鼻子。还有六匹马拉的马车经过，车上坐着奥地利大使夫人，或是拉齐维尔公主和她15岁的女儿，她长得美极了，就像奥西恩诗中环绕着月亮的那些少女面容的云朵一般。坎伯兰公爵夫人几乎总是和我走同一条路：有一次，她是从斯潘道的一间小屋回来，她去那里帮助了一位穷苦的女人；还有一次，她停下来亲切地告诉我，她本来就想见到我——这位来自王室的友善女子，如同夜之女神一般，从马车上下来，在森林中漫步！我还在她的家中见过她：她一再表示希望把她的儿子，那个名叫“乔治”的小男孩托付给我，据说他的表妹维多利亚曾经希望让他和自己一起登上英格兰的王位。弗雷德里卡公主后来一直在泰晤士河畔的邱园度日，而坎伯兰公爵夫人也曾在那里看到过我在幻想与贫穷之间徘徊的情景。我离开柏林后，她仍与我保持书信往来，在信中她逐小时地描述着那些地方居民的生活——伏尔泰曾走过的地方，弗雷德里克去世的地方，还有米拉波藏身的地方，正是这个人引发了那场让我深受其害的革命。看到这么多从未见过面的人彼此之间存在着如此紧密的联系，实在令人惊叹。以下是坎伯兰公爵夫人写给我的信件中的部分内容：

“4月19日，星期四。
今天早上醒来时，我收到了您留给我的最后一份纪念品；之后，我经过了您的房子，看到窗户是开着的。”

一切如常，一切都还在原来的地方，只有你不在了！我实在无法形容这让我有多难过！现在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你；每一刻都让你离我更远；唯一不变的，就是26日——你预计会到来的那一天，以及我对你的记忆。

“愿上帝保佑，无论对你个人还是对整个国家而言，一切都能变得更好！虽然我已经习惯了牺牲，但如果这是为了你的幸福以及法国的利益，我也会学会承受再也见不到你的痛苦。”

“22日：

从星期四开始，我每天去教堂的路上都会经过你的房子；我在那里为你虔诚地祈祷。你的窗户总是敞开着，这让我很感动：尽管你不在，却还有人如此关心你，遵从你的喜好与指示。有时我会想，也许你并没有离开，只是被某些事情耽搁了，或者想避开打扰，以便安心完成手头的工作。请不要以为这是责备——那才是唯一的办法；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请务必私下告诉我。”

“23日：

今天天气热得惊人，就连在教堂里也是如此，所以我无法像往常那样去散步了。不过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那片可爱的小树林对我来说已不再有吸引力，那里的每个人都让我感到厌烦！从寒冷到炎热的突然变化在北方很常见；那里的居民性格和情感都很温和，与这种气候并不相称。”

“24日：

大自然变得更加美丽了；自从你离开后，所有的树叶都长出来了。我希望它们能早两天长出来，这样你就能带着更多美好的回忆离开这里。”

“柏林，1821年5月12日。

感谢上帝，终于有你的来信了！我就知道你不可能早点给我写信；但即便理智上明白如此，三周，或者更确切地说23天，对于一段缺乏联系的友谊来说也实在太长了。没有消息的日子简直就像最悲惨的流放生活；不过，我还有记忆和希望。”

“5月15日。”

“我并非像大土耳其人那样在马背上写信给你，而是从床上写信的；不过这段独处时间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你建议让亨利五世遵循的新饮食计划。我很喜欢这个计划——烤狮子肉肯定会对他大有裨益；只是我建议你让他先从吃狮子的心脏开始。你还得让你的另一个学生也吃羊肉，免得他过于贪玩。这项教育计划务必要得以实施，这样乔治和亨利五世才能成为好朋友、好盟友。”

汉诺威的弗雷德里卡女王。
坎伯兰公爵夫人继续从埃姆斯写信给我，之后又从施瓦尔巴赫写信，最后则从柏林写信——她于1821年9月22日返回了柏林。她曾在埃姆斯给我写过信：

“英格兰的加冕仪式将没有我参加；我很伤心，因为国王竟选择了我生命中最悲痛的日子来为自己加冕——那正是我失去那位深受我爱戴的妹妹的日子。波拿巴的死也让我想起了他曾让那个人承受的种种苦难。”

“柏林，9月22日。

我又去走了那些长长的、孤独的小路。如果您能如所承诺的那样，把您为夏洛滕堡写的诗寄给我，我将不胜感激！我还再次走上了通往那座森林中的房子的路，您曾在那里善意地帮助我救助斯潘道的那位可怜女子；您还记得她的名字，真是太好了！一切都会让我想起那些快乐的时光。遗憾曾经的幸福，这并非什么新鲜事。

就在我准备寄出这封信时，听说国王因风暴被困在海上，很可能被冲到了爱尔兰海岸；他并未在14日抵达伦敦。不过您会比我们更早知道他是否归来。

今天，可怜的威廉公主收到了她母亲——黑森-洪堡侯爵夫人的死讯。您看，我是如何把与我们家族有关的一切都告诉您的；愿上天能让您有更好的消息可以告诉我！”

难道普鲁士那位美丽的王后的妹妹不是在跟我谈论“我们的家族”吗？她甚至还愿意跟我提起我的祖母、姑姑以及我在普朗库埃特的亲戚们。法国的王室是否也曾对我露出过类似这种友善的微笑呢？尽管他们几乎不认识我，也并不欠我什么。我决定不再提及其他一些充满深情的信件：那些信件中充满了痛苦与克制、顺从与高贵、亲密与崇高的情感；它们可以弥补我之前对那些王室的过于严厉的评价。如果再早一千年，作为查理曼之女的海伦娜公主，一定会趁夜用肩膀扛着艾金哈德离开，以免他在雪地上留下痕迹。

*

我在1840年重新读过这本书：我不禁为自己人生中不断出现的浪漫情节而震撼。究竟有多少错过的命运啊！如果我带着小乔治——那个可能的王位继承人——回到英格兰，或许就能见到……

那个曾让我考虑改变国籍的梦想已经破灭了。倘若我没有结婚，或许就会在第一次机会时就留在莎士比亚与弥尔顿的故乡。失去视力的坎伯兰年轻公爵并没有与他的表妹——英格兰女王结婚。坎伯兰公爵夫人则成为了汉诺威的女王：她现在在哪里？她幸福吗？而我又身在何处？感谢上帝，再过几天我就不必再回望自己的过去，也不必再问自己这些问题了。但我还是希望上天能赐福于弗雷德里卡公主的最后岁月。

*

我被派往柏林，带着和平的象征，但我的出现却给政府带来了麻烦。不过，鉴于命运的无常，也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政治使命尚未完成，所以我选择观察事态的发展，不愿抛弃我的朋友们。很快我就发现，保皇党与内阁党之间的和解并非真心实意，彼此之间依然存在不信任与偏见；他们没有履行对我的承诺，反而开始攻击我。维莱尔先生和科尔比埃先生进入议会后，激起了极右派的嫉妒心；他们不再追随维莱尔的领导，而那个野心勃勃的人也开始感到厌倦。我们互相写了一些信。维莱尔先生后悔加入了议会——他错了；我判断正确，因为不到一年之后，他就成了财政部长，而科尔比埃先生则获得了内政部的职位。

我还与帕斯基耶男爵进行过交涉。1821年2月10日，我给他写了封信——《致帕斯基耶男爵的信》。

“男爵先生，根据今天早上2月9日寄达的邮件，我从巴黎得知，有人认为我从美因茨给哈登贝格亲王写信，甚至派使者去见他，都是不当行为。我确实没有给哈登贝格先生写过信，更没有派过使者。男爵先生，我希望不要受到这种无端的刁难。如果我的服务不再受重视，那就请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吧——那样我会非常高兴。我既没有请求也没有期望得到这项任务；我接受这种体面的流放生活，并非出于个人意愿，而是为了和平。既然保皇党已经与内阁联合，那内阁应该知道，我有幸为这一团结做出了贡献。我理应有所怨言。自我离开后，他们为保皇党做了什么？”

我仍会继续为他们撰文：有人听我的意见吗？男爵先生，感谢上帝，我生活中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没时间去参加舞会。我的祖国需要我，我的妻子生病了，需要我照顾，我的朋友们也还需要我的指导。我的地位要么高于大使馆，要么低于国务院。肯定有比我更合适的人来处理外交事务，因此没必要找借口来刁难我。我稍加理解就能明白您的意思，而且您会发现我愿意回到默默无闻的生活中去。

这一切都是真诚的：如果我有野心的话，那种能够果断做出决定且毫不后悔的态度本可以给我带来巨大的力量。我与帕斯基耶先生的外交往来仍在继续；同时，我继续处理那不勒斯的问题，于是写道：

第15封
“1821年2月20日。
奥地利通过摧毁两西西里岛上的雅各宾势力，为各君主国做出了贡献；但如果这次有益且必要的行动的结果是占领某个省份或压迫某个民族，那它反而会毁掉这些君主国。那不勒斯必须摆脱那些煽动性的独立主张，建立君主制下的自由制度；应该打破枷锁，而不是再施加束缚。但奥地利并不希望那不勒斯有宪法——那它要在那里安置什么呢？人吗？可哪里有合适的人选呢？只要有一个自由派神父和两百名士兵，麻烦就会再次出现。
只有在自愿或被迫占领之后，您才应该介入，从而在那不勒斯建立宪政政府，让所有的社会自由都得到尊重。”

在法国，我一直拥有较大的话语权，这使我不得不关注国内事务。我大胆地向我的大臣提出了以下计划：
“应彻底实行宪政制度。
“提出关于每七年举行一次选举的法案，既不要试图保留现有议会的一部分，因为那样会引发怀疑，也不要试图保留整个议会，因为那样会很危险。”

“放弃那些充满任意性的例外法则，它们是争论与诽谤的永恒根源。让各社区摆脱官僚专制的统治。”

在3月3日的第18号电报中，我再次谈到西班牙，写道：

“西班牙很可能会很快将君主制改为共和制：它的宪法必须发挥应有的作用。国王要么逃走，要么被杀，要么被废黜；他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控制这场革命。另外，如果西班牙能形成联邦共和国的话，它也有可能以这种形式存在一段时间——鉴于其各个王国、风俗习惯、法律乃至语言的多样性，西班牙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适合成为联邦国家。”

那不勒斯的问题被反复提及。在3月6日的第19号电报中，我指出：

“在这样一个频繁易主、因多次革命而秩序混乱的国家里，正统主义根本无法扎根。人们还没有时间培养出深厚的感情，各种风俗习惯也尚未形成数百年来一贯的模式。那不勒斯人中有许多腐败或野蛮的人，他们彼此之间没有联系，与王室的联系也十分薄弱：王权对于那些懒惰的人来说太过亲近，而对于卡拉布里亚人来说则太过遥远，因此无法赢得他们的尊重。法国人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建立民主制度，而那不勒斯人则没有这样的能力。”

最后，我还谈了谈葡萄牙以及西班牙的情况。这些都是官方电报中的内容。

有传言称，约翰六世已经从里约热内卢出发前往里斯本。这真是个荒谬至极的情景：一个葡萄牙国王为了躲避美洲的革命，竟然跑到欧洲的革命阵营中寻求庇护，而他所要避难的那个征服者，曾经迫使他不得不逃往新大陆。3月17日的第21号电报中，我说：“西班牙的一切都令人担忧；除非出现一支能够阻止革命的势力，否则半岛上的革命仍会继续发展下去。但那样的势力究竟在哪里呢？这始终是个问题。”

1823年，我有幸找到了那只手臂——那是法国的手臂。
在我4月10日发出的第26份报告中的这段文字里，我再次看到了自己对盟国的强烈反感，以及对法国尊严的深切关切。在谈到皮埃蒙特大时，我写道：

“我并不担心皮埃蒙特的冲突会持续下去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但这种冲突可能会为奥地利和俄罗斯的军事干预提供借口，从而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俄罗斯军队仍在前进，至今尚未收到任何撤军命令。
‘试想，如果在俄罗斯和奥地利占领皮埃蒙特期间，我们能派遣两万五千人驻扎在萨伏伊，这难道不是为了法国的尊严与安全吗？’我相信，这样的果断行动不仅能满足法国的自尊心，还会因此受到民众的欢迎，同时为政府官员赢得极大的荣誉。
一万名皇家卫队士兵，再加上从其他部队中挑选出的士兵，就足以组成一支由两万五千人组成的精锐且可靠的军队。一旦面对敌人，法国的白色徽章就能立刻显现出来。
‘男爵先生，我知道我们必须避免伤害法国的自尊心，而俄罗斯人和奥地利人在意大利的统治也会激起我们的军事自豪感；但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来满足这种自豪感，那就是亲自占领萨伏伊。保皇派会为此欣喜若狂，而自由派看到我们采取与其实力相称的行动时，也只会表示赞赏。这样一来，我们不仅能镇压那些煽动性的革命，还能重振法国的军事优势。如果因为害怕集结两万五千人前往外国，与俄罗斯人和奥地利人抗衡而退缩，那就说明根本不了解法国的精神。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担保这一行动的成功。我们能够在那不勒斯问题上保持中立，那么为了自身的安全与荣耀，我们难道就不能在皮埃蒙特的冲突中这么做吗？’”

*
我的整个理念在此便显现出来了：我是一个法国人；早在西班牙战争之前，我就已拥有大胆的政策视野，而且我也预见到，即便我取得了成功，那些成功所带来的责任也会压在我的肩上。

我在这里回忆的一切，无疑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兴趣；但这就是回忆录的缺点：当它们没有可讲述的历史事实时，就只能讲述作者的生平，从而让人感到厌烦。让我们抛开这些被遗忘的往事吧！我更愿意提醒大家：1786年时，尚不为人所知的米拉波正在柏林执行一项意想不到的任务[143]，他不得不训练一只鸽子，以便在可怕的弗雷德里克咽气时将消息传给法国国王。

“我陷入了困惑之中，”米拉波说道。“城门肯定会关闭；甚至有可能在弗雷德里克去世的那一刻，波茨坦岛上的吊桥也会被升起。如果真是那样，我的不确定性就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新国王愿意为止。在第一种情况下，要如何派遣信使呢？没有办法翻越城墙或栅栏而不遭遇战斗，因为栅栏后每隔四十步就有一名哨兵，城墙后则每隔五十步就有一名哨兵。该怎么办呢？……如果我是大使的话，那些明显的死亡征兆就会促使我在病人去世前就派出信使。‘死亡’这个词又有什么用呢？在目前的处境下，我该怎么做呢？显然，最重要的是真正履行职责，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看起来在履行职责而已……”

“我仍有充分的理由对我们使团的工作效果持怀疑态度。那我到底做了什么？我派了一个我可以信赖的人，让他骑上一匹强壮快速的马，前往距离柏林四英里远的一个农场。几天前，我从那个农场的主人那里得到了两只经过飞行测试的鸽子。这样一来，只要波茨丹岛上的桥梁没有升起，我就可以放心行事了……

“经过考虑后，我发现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来浪费一百几尼；因此，我放弃了所有那些需要花费心思、精力以及金钱的计划，只是让鸽子带着‘回来’的消息飞往那个人那里。我这样做对还是错？我不知道；因为我并没有接到任何明确的命令，而有时，超出职责范围的行为也很难得到认可。”

*

驻外使节们被要求在驻留期间撰写关于其所负责的国家及政府的状况的报告。这些报告或许对历史学家有所帮助。

今天，同样的命令又被下达了，但几乎没有哪位外交官会遵守它。我在大使馆里的时间太少，无法完成深入的研究；不过我还是为这些研究准备了草稿，我的耐心终究没有白费。以下是我对德国状况的初步分析：

“拿破仑倒台后，代议制政府被引入日耳曼邦联，这重新唤起了德国人心中那些在革命时期就已出现的创新意识。这些思想曾一度以激烈的形式发展着：自由的承诺吸引了该国的年轻人投身于革命事业；而那些学者们则热切地接受了这一承诺，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领袖们具有与本世纪科学界一样的倾向——支持自由主义理论。在德国的天空下，这种对自由的热爱演变成了一种阴郁而神秘的狂热情绪，通过秘密社团得以传播。桑德试图让欧洲陷入恐惧之中。不过，那个揭露某个强大教派存在的人，其实不过是个普通的狂热分子罢了；他自欺欺人，将普通人的思维误认为是超凡的思维；他的罪行最终只能作用于一个才华不足以称王称霸、也不配被用匕首刺杀的人身上。”

“政治审判机构以及新闻自由的压制使得关于德国的这些思考无法继续下去；但绝不能认为它们已经扼杀了这种思想的活力。如今，德国和意大利一样渴望政治上的统一，而只要激发这一理念，就总能激起日耳曼民族的斗志。无论谁成为德意志邦联的领袖或大臣，他们或许会加速或延缓该国的革命进程，但却无法阻止人类文明的发展——每个时代都有其属于自己的王朝。如今，无论是德国还是欧洲，都已不再有那种伟大的领袖人物；我们已从巨人时代进入了矮人时代，从广阔的世界陷入了狭小的局限之中。巴伐利亚在蒙格拉斯先生的领导下仍在努力追求新的理念，尽管它已落后于其他地区；而黑森侯国甚至不愿承认欧洲正在发生革命。那位刚刚去世的王子希望他那些曾经为杰罗姆·波拿巴效力的士兵们能够继续战斗。”

还有双马尾：他将过时的时尚误认为是过时的礼仪，却忘了前者可以模仿，后者却永远无法重现。

在柏林以及北方地区，那些堡垒般的建筑实在令人压抑——仅是看到它们就会让人心生沉重感。如果在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的地区看到这样的建筑，人们还会觉得那是合理的防御措施；妇女和儿童坐在离守卫稍远的地方玩耍，形成一种颇为和谐的景象。但在荒野或沙漠中的堡垒，只会让人联想到人类的愤怒：这些城墙究竟是为了抵御谁呢？不就是为了对抗贫穷与独立吗？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能从在这些堡垒脚下徘徊、聆听风在壕沟中呼啸的声音、看着那些为可能永远不会出现的敌人而建造的防御工事中获得乐趣。那些军事迷宫、那些在突出部分相互对峙的火炮、那些石制瞭望塔——里面空无一人，也没有人能看见你——实在显得极其阴森恐怖。如果在自然与战争的双重孤寂之中，偶然发现一朵藏在斜坡下的雏菊，那美丽的花朵就能带来一丝慰藉。在意大利的城堡里，我见过山羊被挂在废墟上，还有牧羊女坐在松树下；在环绕耶路撒冷的古老城墙之上，我看见一些阿拉伯妇女在卵石铺就的小路上攀爬，那景象固然凄凉，但那里有历史的存在，而当下的宁静则让过去的声响更加清晰可闻。

在波尔多公爵受洗之际，我申请了休假。得到许可后，我便准备出发。伏尔泰在给侄女的信中写道，他看到施普雷河流淌，施普雷河汇入易北河，易北河又流入大海，而大海则接纳塞纳河的水流——这样他就来到了巴黎。离开柏林之前，我最后去了一次夏洛滕堡。那地方既不是温莎，也不是阿兰胡埃斯、卡塞塔或枫丹白露：那座别墅由一个小村庄支撑着，周围是一片面积不大的英国式公园，从公园外可以看到一片荒地。普鲁士女王在这里享受着安宁的生活，拿破仑的记忆再也无法打扰她了。昔日，当这位征服者带着他的军队以及曾在耶拿战役中浴血的士兵们来到这里时，这里曾是多么喧嚣啊！正是在柏林，他在将腓特烈大帝的王国从地图上抹去之后，宣布实施大陆封锁，并开始筹划对莫斯科的进攻；他的话已经给那位伟大的君主带来了死亡——如今，她安眠在夏洛滕堡的一座宏伟墓室里，还有一尊雕像……

那尊用大理石制成的精美雕像，正是她的形象。我为那座坟墓写了一些诗篇，是坎伯兰公爵夫人请求我这么做的[148]。我在波尔多公爵受洗庆典期间抵达了巴黎[149]。那位路易十四后代的摇篮——我有幸为它的运送出力过[150]——如今也如同“罗马国王”的摇篮一样消失了。在另一个时代，卢韦尔的暴行本可以让亨利五世获得王位；但如今，犯罪已不能再成为获取权力的手段，除非是犯罪者自己想这么做。波尔多公爵受洗之后[151]，我终于又重新担任起了国务大臣一职：里什利厄先生曾经夺走我的职位，后来又还给了我；不过这种补偿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喜悦，因为当初的委屈已经让我十分痛苦。就在我期待着能回去看看我的乌鸦们时，局势却发生了变化：维莱尔先生辞职了[152]。出于对友谊与政治原则的坚守，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与他一同退出政坛。于是我给帕斯基耶先生写了信：

“1821年7月30日，巴黎。
‘尊敬的男爵先生，
您在本月14日邀请我前去拜访，是为了告诉我必须前往柏林。我当时回复说，既然科比埃先生和维莱尔先生都要辞职，那我也有责任跟随他们一起离开。在代议制政府中，意见相同的人应当共享同样的命运。男爵先生，这是惯例，而荣誉则要求我这么做，因为这并非出于恩惠，而是为了避免耻辱。因此，我现在再次以书面形式提出我之前口头表达过的辞去柏林宫廷全权公使职务的意愿。希望您能将这份辞呈呈交给国王陛下。恳请陛下理解我辞职的缘由，并相信我对陛下所给予的恩惠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谨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夏多布里昂。’”

我已将导致我们外交关系破裂的事件告知伯恩斯托夫伯爵，他回信如下：

“子爵先生，
虽然我早该预料到您会将这一消息告知我，但即便如此，我还是为之下痛心不已。我理解并尊重在如此微妙的局势下促使您做出这些决定的动机；不过，这些动机虽然让您在这个国家赢得了普遍的尊敬，却也加剧了人们对于这场长久以来令人担忧、且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所感到的遗憾。国王与王室成员也怀着同样的心情，我正在等待您归国的时刻，以便正式向您表达这些感受。
请您记住我，同时接受我再次表达的忠诚与敬意，我荣幸地……等等。
伯恩斯托夫
1821年8月25日，柏林。”

我急忙向安西永先生表达了我的友谊与遗憾之情，而他那极为精彩的回信（暂且不谈对我的赞扬）值得在此记录下来：

“1821年9月22日，柏林。
那么，尊敬的先生，您就这样永远离开我们了吗？我早就预见到这一不幸，但它带给我的冲击仍如同意外一般。我们本应留住您、拥有您，因为至少我们还有些微不足道的优点，那就是能够感知、认可并钦佩您的卓越之处。说国王、诸位王子、宫廷以及民众都为您感到惋惜，其实是在赞美他们而非您本人；而要说我为他们的惋惜感到高兴，为祖国而自豪，并且也深有同感，那显然与事实相去甚远，也无法让您真正了解我的感受。请相信，您足够了解我，能够读懂我的心意。如果我的心在指责您，那么我的理智不仅会为您开脱，还会钦佩您的高尚行为以及促使您这样做的原则。您为法国树立了一个重要的榜样，通过拒绝为一个无法认清自身处境、也没有足够勇气摆脱困境的政府服务，您给了法国这样的榜样。在代议制君主制国家里，……”

大臣们以及他们所雇佣的人士必须形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都需对彼此承担共同且独立的责任。在那种情况下，人更不应与自己的同伴分离；他应与他们一同成长、一同衰落。您通过与维勒尔先生和科尔比埃先生一起辞职，向法国证明了这一准则的真实性。同时，您也让法国明白：在原则问题上，命运因素根本无关紧要。当然，如果您的原则没有理性、良知以及数个世纪以来的经验作为支撑，那么它们要求像您这样的人做出的牺牲，就足以让所有懂得尊严的人相信这些原则的正确性。

“我急切地期待着即将到来的选举结果，以便了解法国的未来走向。那些选举将决定法国的命运。”

“再见了，我尊贵的朋友；有时，请从您所处的崇高地位上，为我的心滴下几滴甘露吧——只有当我的心停止跳动时，它才会停止对您的钦佩与爱戴。”

“安西永”

出于对法国福祉的考虑，我不再考虑自己或朋友们的利益，于是决定辞去柏林大使一职，并给那位先生写了如下信件：

“如果国王能赏脸征求我的意见，为了他的国家利益以及法国的安宁，我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选举院中的左翼中间派对于罗耶-科拉尔先生的当选感到满意；不过，我认为，如果他们能从该派别中挑选出一位有才能的人士，让他进入议会，那将会更加确保和平。

‘此外，还应在议会中安排一名来自独立右翼的议员。

‘按照这种思路来分配各种职位。

‘至于具体事务方面：

‘应在适当的时候制定一部关于新闻自由的完整法律，该法律应当废除那些基于主观判断的起诉方式。’”

实行审查制度；制定一部共同法律；完成《七年法案》，将合格年龄提高到三十岁。简而言之，就是手持宪章，勇敢地捍卫宗教免受异端邪说的侵害，同时也要保护它免受狂热主义以及那些会对其造成严重伤害的过激行为的危害。

“在外交事务方面，国王的臣子们必须以三样东西为准则：法国的荣誉、独立以及利益。”

“新法兰西目前完全是保王派的天下；但它也可能变成彻底的革命派地区。如果他们遵守现有制度，我愿意为未来几个世纪的发展负责；但如果他们破坏或干扰这些制度，我就无法为短短几个月后的局势负责了。”

“我和我的朋友们愿意竭尽全力支持基于上述原则而建立的政府。”

——夏多布里昂

有个女人的声音盖过了公主的声音，为这充满变数的生活带来的痛苦带来了安慰。坎伯兰公爵夫人的笔迹已经变得极为难以辨认。这封信的日期是1821年9月28日，这是我收到的她写的最后一封信了[154]。唉，当时在巴黎支持我的那些贵族朋友都已经离世了！难道我就得如此固执地留在世上，让所有与我亲近的人都先我而去吗？那些被岁月冲淡记忆的人真是幸运啊！

维勒尔先生和科尔比埃先生的辞职很快导致了内阁的解体，我的朋友们也重新回到了议会中，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蒙莫朗西子爵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维勒尔先生担任财政部长，科尔比埃先生则负责内政事务[155]。我在近期的政治活动中发挥了太大的作用，对公众舆论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不可能被排除在外。于是人们决定让我接替德卡泽斯公爵去伦敦担任大使。路易十八一直同意把我派往外地。我去向他道谢时，他以一种在国王中极为罕见的忠诚态度谈论着他所喜爱的人；他“恳求”我消除乔治四世对德卡泽斯先生的偏见，也希望我自己能忘记与那位前警察部长之间的分歧。

那位即便面对诸多不幸也从不流泪的君主，竟因可能降临在他曾给予友谊的人身上的些许苦难而动容。
我的被提名唤起了我的回忆：夏洛特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的青春岁月、我背井离乡的经历也一一浮现，还有那些悲伤与欢乐。人类的弱点也让我乐于再次以知名且有权势的身份出现在那个我曾经默默无闻、毫无力量的地方。夏多布里昂夫人害怕大海，不敢穿越英吉利海峡，于是我独自启程。大使馆的秘书们则先我而去。

[61] 这本书写于1839年，1846年12月进行了修订。——T.
[62] 斯巴达的立法者吕库格斯（约公元前880年），在让同胞们发誓在他不在期间不得修改他的法律之后，便踏上了漫长的旅程，却再未归来。——T.
[63] 1806年10月14日，拿破仑赢得了耶拿战役的胜利，而几英里外的奥尔施泰特战役则由达武特获胜。——T.
[64]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多活了11年，于83岁时在魏玛去世。——T.
[65] 马丁·路德（1483–1546）。他在维滕贝格的纪念碑正是于1821年建立的，夏多布里昂也提到过它。在此之前，他的坟墓位于大学教堂内。——T.
[66] 莫里斯·阿道夫·查尔斯·德·弗拉维尼子爵（1799–1873）。他曾担任波利尼亚克亲王的秘书，接受七月王朝的统治，并于1841年12月25日被封为贵族。政变之后，他转而支持路易·拿破仑的政府，从1852年到1863年担任立法机构成员，此后由于支持教皇的世俗权力而未能再次当选。——B.
[67]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1770–1840）。——T.
[68] 腓特烈·威廉亲王，后来成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1795–1861），于1840年继承其父之位。——T.
[69] 威廉亲王，后来成为普鲁士国王及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1797–1888），以及普鲁士的查尔斯亲王（1801–1883）和阿尔伯特亲王（1809–1872）。——T.
[70] 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一世，原名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1796–1855年，在1817年7月与普鲁士的夏洛特公主结婚，因此这场婚礼并非最近发生的。尼古拉是沙皇保罗一世的第三个儿子，于1825年继承亚历山大一世的王位。——T.
[71] 普鲁士的夏洛特公主，后来成为俄罗斯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1798–1860年，是腓特烈·威廉三世的女儿。——T.
[72] 坎伯兰和特维奥特代尔公爵欧内斯特·奥古斯都，后来成为汉诺威国王欧内斯特一世（1771–1851），他是大不列颠、爱尔兰及汉诺威国王乔治三世的第五个儿子，于1837年在威廉四世去世后继位。——T.
[73] 坎伯兰公爵弗雷德里卡·卡罗琳·索菲亚·亚历山德里娜，后来成为汉诺威女王，1778–1841年，是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大公查尔斯二世的女儿。她最初于1793年嫁给了路易亲王。

第一任是1796年去世的普鲁士人；第二任是1799年与她离婚的索尔莫-布劳恩费尔斯的弗雷德里克·威廉亲王，他于1814年去世；第三任则是1815年的坎伯兰公爵。——T.
[74] 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威廉·查尔斯亲王（1783-1851）。——T.
[75] 普鲁士的奥古斯都亲王（1779-1843），费迪南德亲王的儿子，腓特烈大帝的侄子，在萨尔费尔德战役中被俘，他的兄弟路易斯·费迪南德亲王也在该战役中阵亡。——B.
[76] 弗朗索瓦·帕斯卡尔·西蒙·热拉尔男爵（1770-1837）。他绘制的雷卡米耶夫人的肖像堪称其代表作；上文提到的《米塞尼角上的科琳娜》也是他最著名的画作之一。——T.
[77] 让·皮埃尔·弗雷德里克·安西永（1766-1837），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与历史学家，具有胡格诺派血统。1791年，他被任命为柏林军事学院的历史学教授。不久之后，他又成为该市法国改革宗教会的牧师。1803年，他出版了《欧洲政治体系变革史》，这一著作使他得以进入柏林科学院。1836年，他成为王储的导师，并于1814年随王储一同访问巴黎。回国后，他开始从事公职，1831年出任普鲁士外交大臣。——T.
[78] 克里斯蒂安·君特·冯·伯恩斯托夫伯爵（1769-1835），普鲁士外交大臣。——T.
[79] 让·巴尔特（1650-1702），一位著名的法国水手。在荷兰海军服役一段时间后，随着与荷兰的战争爆发，他回到法国，自己装备了一艘私掠船，对敌人造成了巨大破坏。于是路易十四授予他海军军衔——这种军衔通常只授予贵族——并在1691年封他为海军中将。同年，巴尔特在敦刻尔克外烧毁了八十多艘英国船只，还袭击了纽卡斯尔，带回了大量战利品。他一直与荷兰人和英国人作战，直到1697年《赖斯韦克和约》的签订。路易十四封他为贵族并召他入宫；但他粗鲁笨拙的举止以及直率的言谈常常惹得宫廷人士发笑，而国王本人也多次出面为他辩护。——T.
[80] “善良的达戈贝尔特国王，裤子穿反了”等等：即“我们善良的达戈贝尔特国王，把裤子前后穿反了”等等。——T.
[81] 埃莉泽·菲利潘妮·阿玛莉·冯·霍亨豪森女男爵（1789-1857），原姓冯·奥克斯，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文学家，也是《晨报》的常客。——T.
[82] 大卫·达洛佩乌斯伯爵（1769-1831），先在俄罗斯担任驻瑞典宫廷的公使，后来又担任驻符腾堡宫廷的公使。1813年，他成为联军的总司令。与他一同前往总部的妻子以其美貌与聪慧著称。1815年，达洛佩乌斯伯爵作为俄罗斯的代表担任洛林的总督。不久之后，他被任命为驻柏林的全权公使，直至1831年去世。——B.
[83] 亚历山德琳·达洛佩乌斯小姐嫁给了拉费罗奈伯爵的儿子阿尔贝·德·拉费罗奈，后者是夏多布里昂的朋友。——B.
[84] 符腾堡的弗雷德里卡·夏洛特·玛丽公主，后来成为俄罗斯的海伦·保洛芙娜大公夫人（1807-1873），她是符腾堡的保罗亲王的女儿。1824年，她嫁给了亚历山大沙皇和尼古拉大公的弟弟米哈伊尔·保洛维奇大公。——B.
[85] 布兰登堡选帝侯弗雷德里克二世（1413-1471），因其力量强大而被称作“铁牙王”，他在1469年退位。——T.
[86] 布兰登堡选帝侯约阿希姆二世（1505-1571），他是布兰登堡第一位信奉路德教的选帝侯。他于1571年1月3日去世，据说是被布兰登堡宫廷里的犹太人利波尔德下毒致死的。——T.
[87] 利波尔德（卒于1571年），作为铸币厂主管，因约阿希姆二世的死而遭到折磨并被处决，尽管实际上并未有证据证明他有罪。——T.

[88] 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1572–1619）通过与普鲁士公爵阿尔伯特的长女、该公国的继承人安妮结婚，将普鲁士公国纳入自己的领地。——T.
[89] 布兰登堡选帝侯乔治·威廉（1595–1640），被称为“优柔寡断者”。此轶事出自腓特烈大帝的《布兰登堡回忆录》。——T.
[90]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1594–1632）。——T.
[91] 布兰登堡选帝侯弗雷德里克·威廉（1620–1648），被称为“伟大的选帝侯”，他的统治标志着这个家族权力的开端。——T.
[92] 引自腓特烈大帝的《布兰登堡回忆录》。——T.
[93] 布兰登堡选帝侯弗雷德里克三世，后成为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一世（1657–1713）。1701年，他曾协助皇帝利奥波德对抗土耳其人，因此利奥波德将他的普鲁士公国升格为王国。——T.
[94] 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1688–1740），弗雷德里克一世的儿子。——T.
[95] 约翰·保罗·贡德林（1673–1731）是一位颇有才华的历史学家，但由于其荒谬的行为而成为弗雷德里克一世宫廷的笑柄。他留下了关于弗雷德里克一世的传记以及对布兰登堡的精彩描述。——T.
[96] 普鲁士女王伊丽莎白（1715–1797），1733年嫁给腓特烈大帝。——T.
[97] 弗朗索瓦·马里·阿鲁埃·伏尔泰（1694–1778）在1750年至1753年间居住在柏林，与腓特烈大帝关系密切。——T.
[98] 珀潘杜尔侯爵夫人让娜·安托瓦内特·勒诺尔芒·德埃蒂奥勒（1722–1764），本姓普瓦松，从1744年起成为路易十五的情妇，直至去世期间实际上一直掌管着法国的政事。——T.
[99] 弗朗索瓦·约阿希姆·阿贝，后来成为皮埃尔·德·贝尔尼斯红衣主教（1715–1794），在深受佩潘杜尔夫人宠信期间拥有极大的权力。——T.
[100]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1710–1774），路易十四的曾孙，路易十六的祖父。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法国放弃了与普鲁士的联盟而转而与奥地利结盟，这一决定最终给法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T.
[101] 巴伐利亚边疆伯爵夫人索菲亚·威廉明娜（1709–1758），腓特烈大帝的妹妹，1731年嫁给了未来的巴伐利亚边疆伯爵。她的回忆录以及与兄长的书信往来广为人知。——T.
[102] 威廉明娜·里茨，利希滕瑙女伯爵（1754–1820），本姓恩克，是普鲁士皇家礼拜堂乐师的女儿。16岁时，她成了腓特烈二世侄子的情妇；腓特烈二世将她嫁给了自己的一名仆人，名叫里茨，此人于1786年成为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二世，同时授予她利希滕瑙女伯爵的头衔。——B.
[103] 普鲁士的亨利王子（1726–1802），腓特烈大帝的兄弟，也是腓特烈大帝最杰出的将领之一。1788年，他前往法国打算在那里度过余生，但革命迫使他返回德国，最终在莱茵斯贝格去世，享年76岁。——T.
[104] 米拉波，《柏林宫廷秘史，或一位法国旅行者1786年7月5日至1787年1月19日的见闻录》（阿朗松，1789年）。——T.
[105] 卡尔·威廉·洪堡男爵（1767–1835），杰出的普鲁士外交家，著有大量学术价值极高的语言学著作。——T.
[106] 路易·夏尔·阿德莱德·德·沙米索·德·邦库尔（1781–1835），又名阿德尔伯特·冯·沙米索，著名的德国作家和博物学家，出生于法国。他的父母在移民期间将他带到德国，后来他将普鲁士视为自己的祖国。沙米索的众多作品中，最为著名的是那部举世闻名的《彼得·施莱米尔》，讲述了一个没有影子的人的故事。——T.

[107] 查米索的两位兄长——希波吕特和查尔斯（并非他的叔叔们）——在1792年8月10日与路易十六在一起。在保护国王时，查尔斯受了伤，幸而被一名平民救下。不久之后，他收到了一把曾属于那位不幸君主的剑，随剑还有一张字条，内容如下：

“我将我忠实的仆人德·查米索先生交给我的兄弟们照顾；他多次为我冒生命危险。
——路易。”——T.

[108] 此处我省略了卡米索约三十二行诗的引文。——T.
[109] 尼古拉·罗曼佐夫伯爵（1754–1826），1812年之前的俄罗斯首相，同时也是重要的科学赞助人。——T.
[110] 俄罗斯海军上尉奥托·冯·科策布（1787–1846），德国作家科策布之子，于1816年发现了位于美洲东北海岸的科策布海峡。这次探险从1815持续到1818年，共历时三年。——T.
[111] 普鲁士女王路易莎·奥古斯塔·威廉明娜·阿梅莉亚（1776–1810），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公爵之女，1793年嫁给了普鲁士世子，即后来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T.
[112] 普鲁士的威廉公主（1785–1846），原为黑森-洪堡的阿梅莉亚·玛丽安娜公主，是国王的嫂子。——B.
[113] 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公爵夫人卡罗琳，原为黑森-达姆施塔特的卡罗琳公主。——T.
[114] 乔阿基诺·安东尼奥·罗西尼（1792–1868）在1823年前已创作了大约二十部歌剧。——T.
[115] 克里斯托弗·格鲁克（1712–1787），伟大的古典主义歌剧作曲家。——T.
[116] 约翰·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弗·席勒（1759–1805）。他的悲剧《圣女贞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奥尔良的少女》，于1802年问世。——T.
[117] 加斯帕尔多·斯蓬蒂尼（1778–1851），出生于教皇国，1807年凭借作品《维斯塔》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他担任约瑟芬皇后的音乐总监。1810年，他成为巴黎意大利剧院的经理，1820年则成为柏林歌剧院的经理。1842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去世后，他回到巴黎，1839年当选为法国美术学院院士。——T.
[118] 塞巴斯蒂安·埃拉尔（1752–1831），著名的钢琴制造商。他出生于斯特拉斯堡，1768年前往巴黎，曾在伦敦居住数年，最终于1812年在巴黎定居。埃拉尔完善了现代钢琴、管风琴和竖琴的构造。——T.
[119] 但丁·阿利吉耶里（1265–1321）在1300年之前承担过多项政治任务，之后便成为了佛罗伦萨的法官。——T.
[120] 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1474–1533）一生都在从事诗歌创作与公共事务之间奔波。1512年，他受费拉拉公爵派遣前往见教皇尤利乌斯二世；1521年，他又被派去镇压某个省份的强盗团伙，诸如此类。——T.
[121] 约翰·弥尔顿（1608–1674）在共和时期担任枢密院的拉丁语秘书兼翻译，后来成为护国主克伦威尔的私人秘书。——T.
[122] 1790年，作为制宪会议监察委员会成员的夏尔·德·拉梅特为了寻找修道院院长之弟巴伦坦先生，带领一支夜间队伍袭击了蓬图瓦兹的圣母领报修道院，这一行为让他显得十分可笑。夏多布里昂在柏林的前任邦奈侯爵为此写了一首极为诙谐的英雄喜剧诗，名为《攻占圣母领报修道院》。——B.
[123] 菲利普·德·库尔西永，丹戈侯爵（1638–1720），因擅长打牌而深受路易十四的宠爱。他作为国王的副官陪伴其参加所有战役。丹戈……

他以机智与学识著称，尽管未曾发表过任何作品，仍于1668年被接纳为法国科学院的成员。他留下了手稿《回忆录》，其中的一些片段后来被伏尔泰（1770年）、热纳莉夫人（1817年）以及勒蒙泰（1818年）所发表；而整部作品《路易十四宫廷日记》则直到1858年才首次面世。——T.

[124] 盖德翁·塔勒芒·德·雷奥（约1619年—约1700年）留下了《回忆录》，这些回忆录由莫默克先生于1834年以《塔勒芒·德·雷奥的趣闻轶事》为名首次出版，其中包含了许多有趣且带有讽刺意味的轶事。——T.

[125] 卡尔·奥古斯特·哈登贝格亲王（1750年—1822年），出生于汉诺威，1790年加入普鲁士军队，1806年出任外交部长，1810年成为国务大臣。他在1814年签署了《巴黎条约》，同年普鲁士国王封他为亲王，他还作为全权代表参与了当时所有的重大会议。

[126] 大卫·弗里德里希·科雷夫（1783年—1851年），一位著名的德国医生，曾一度担任哈登贝格亲王的秘书。——B.

[127] 海亚辛特·皮洛尔热，夏多布里昂的秘书。——B.

[128] 卡尔·路德维希·桑德（1795年—1819年），耶拿大学的学生，1819年3月23日在曼海姆刺杀了著名作家奥古斯特·冯·科策布。在“青年德国派”看来，科策布是专制主义的工具。他也是上文提到的与查米索有关的奥托·冯·科策布上尉的父亲。——B.

[129] 坎伯兰的乔治亲王，即已故的汉诺威国王乔治五世（1819年—1878年），于1851年继承了汉诺威的王位。1866年，他的王国被普鲁士吞并。完全失明的乔治国王于1843年娶了萨克森-阿尔滕堡的玛丽公主。玛丽公主至今仍在上奥地利州的格穆恩登生活（1902年）。——T.

[130] 英国及爱尔兰的女王、印度的女皇维多利亚（1819年—1901年），作为不伦瑞克-吕讷堡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于1837年继承王位，1840年与萨克森-科堡-哥达的阿尔伯特亲王结婚，后者于1861年去世。——T.

[131] 1821年4月19日。夏多布里昂前往巴黎参加波尔多公爵的洗礼仪式。——B.

[132] 乔治。——作者注。

[133] 英国及爱尔兰的国王乔治四世（1762年—1830年）于1821年7月19日加冕。普鲁士的路易丝女王则于1810年7月19日去世。——B.

[134] 普鲁士女王。——作者注。

[135] 拿破仑于1821年3月5日去世。——T.

[136] 埃金哈德（约839年去世），查理曼大帝的秘书：此处指的是他与查理曼的女儿艾玛之间那些近乎传奇色彩的恋情，据说埃金哈德得到了艾玛的手。埃尔巴赫伯爵家族声称自己是艾玛与埃金哈德的后裔。——T.

[137] 汉诺威的弗雷德里卡女王于1841年7月去世；夏多布里昂则活到了1848年7月4日。——T.

[138] 1822年12月14日。——B.

[139] 1820年7月2日，那不勒斯爆发了军事革命。军队被“卡博纳里”组织所控制，这是一个遍布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秘密组织。佩佩将军迫使两西西里国王费迪南德一世颁布一部以西班牙革命者所制定的宪法为蓝本的宪法。1821年3月23日，奥地利军队进入那不勒斯。这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逃到了外国的船上。议会解散，而“卡博纳里”组织的最高委员会也宣布自行解体。费迪南德一世在1820年12月10日被迫离开首都，但在1821年5月15日又重新回到了那里。——B.

[140] 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七世（1784年—1833年）在1820年被迫给臣民们颁布宪法，但在法国国王的实质支持下，他在1823年又废除了这部宪法。正是由于费迪南德在未经议会同意的情况下违宪废除了《萨利克法》，才导致了现在的阿方索主义的出现。

布兰奇家族占据了西班牙的王位，这损害了正统派或卡洛斯派的利益，最终导致了一系列漫长的血腥内战。——T.
[141] 葡萄牙和巴西的国王约翰六世（1767–1826）在1792年其母亲玛丽一世精神失常后，被宣布为葡萄牙的摄政王。1807年，由于遭到法国的进攻，他带着王室成员撤往巴西殖民地，并将那里升格为王国。1816年，其母亲去世后，他正式成为葡萄牙国王，但直到1821年才返回欧洲。抵达后，他不得不接受一部宪法，不过两年后又废除了它。与此同时，巴西在1822年宣布独立，并拥立约翰的儿子佩德罗一世为皇帝。在他去世后的1826年，葡萄牙也爆发了与西班牙类似的内战。——T.
[142] 那不勒斯革命平息后，皮埃蒙特立刻陷入了动荡。3月10日，亚历山德里亚的驻军发动了叛乱，都灵、皮内罗洛和伊夫雷亚也相继发生叛乱。13日，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一世国王退位，将其兄弟查尔斯·费利克斯推上王位。由于查尔斯·费利克斯不在国内，国王便将摄政之职交给他的表弟查尔斯·阿尔贝特，后者立即宣布实行西班牙式的议会制度。然而几天后（3月21日），在奥地利军队的干预下，他不得不退位。亚历山德里亚的叛乱分子以及意大利的“联合派”在诺瓦拉被击败，胜利的军队于4月10日进入都灵。维克托·埃马努埃尔坚持退位，而查尔斯·费利克斯则恢复了旧有的政府体制。——B.
[143] 他提出了大胆的建议，但在凡尔赛却被忽视了。——作者注。
[144] 马克斯·约瑟夫·加内林，蒙格尔拉斯伯爵（1759–1838），是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宠臣，在其统治期间，他先后掌管着所有重要的政府部门。——T.
[145] 威廉九世，最初是黑森-卡塞尔的领主，后来成为该地区的选帝侯（1743–1821）。他曾担任普鲁士军队的元帅，1764年起担任哈瑙的伯爵，1785年起成为黑森的领主。1792年，他加入了反法联盟，参与了1793年的战役，1795年与法国共和国签订了和平条约。1803年，他将自己的头衔从领主改为选帝侯，但在耶拿战役之后（1806年），他被剥夺了主权，直到1813年才重新获得主权。他于1821年去世。黑森-卡塞尔领地在1866年被并入普鲁士。——T.
[146] 1807年，杰罗姆·波拿巴成为了威斯特法伦的国王，这个国家是为他专门创建的，首府为卡塞尔。——T.
[147] 夏洛滕堡宫是由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一世的妻子索菲亚·夏洛特在1706年建造的。温莎城堡则是由从威廉一世到爱德华三世的诺曼王朝君主们建造的；阿兰胡埃斯宫是在腓力二世时期，根据胡安·德·埃雷拉的设计开始建造的；卡塞塔宫则是由两西西里国王兼西班牙国王的卡洛斯四世在1752年建造的。枫丹白露宫则是由法国国王罗贝尔二世在999年建造的，后来经过弗朗西斯一世、亨利二世、亨利四世、路易十四、拿破仑一世以及路易-菲利普的扩建和美化。——T.
[148] 我省略了这几行内容。——T.
[149] “4月28日，巴黎。法国驻柏林的全权公使夏多布里昂子爵前天抵达了巴黎。”（《公报》，1821年4月29日）——B.
[150] 可参见上文第24页关于波尔多女商人的事件。——T.
[151] 洗礼仪式于1821年5月1日在圣母院举行。夏多布里昂重新被列入国务大臣名单，布拉卡斯先生和孟德斯鸠先生被封为公爵，各个阶层的官员也得到了晋升。——B.
[152] 1821年7月27日，由于审查制度的问题，维莱尔和科尔比埃辞职了。——B.
[153] 皮埃尔·保罗·罗耶-科拉尔（1763–1845），政治家兼哲学家，1816年担任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1820年，当极端保皇党取得胜利时，他辞去了这一职务，反对议会的反动措施。1828年，他成为议长。1830年后，他不再担任任何职务。1827年，他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T.

[154] 汉诺威女王弗雷德里卡公主因长期患病而去世：在我的文字结尾的“注释”中，死亡始终是一个主题！——作者注（巴黎，1841年7月）。
[155] 其他大臣包括：负责战争事务的贝吕讷公爵、负责海军事务的克莱蒙-托内尔先生、负责司法事务的佩罗内先生，以及负责王室事务的劳里斯顿先生。——B.

第九卷[156]

1822年——我从伦敦发出的第一批报告——与乔治四世关于德卡兹先生的谈话——正统王朝统治下的高尚外交风格——议会会议——英国社会——报告的续写——议会工作的恢复——为爱尔兰人举办的舞会——贝德福德公爵与白金汉公爵之间的决斗——在皇家别墅举行的晚宴——康宁厄姆女侯爵及其秘密——各位大臣的肖像——报告的继续——关于维罗纳会议的谈判——给蒙莫朗西先生的信；他的回信暗示了拒绝的意图——维勒先生寄来的更为积极的信件——我给杜拉斯夫人写信——伦敦德里勋爵的去世——又一封给蒙莫朗西先生的信——前往哈特韦尔的旅程——维勒先生告知我已被任命参加维罗纳会议的消息——旧英格兰的终结——夏洛特——我的思考——我离开伦敦——1824年、1825年、1826年和1827年——西班牙国王获释——我被解职——反对派继续追迫我——最后的外交笔记——瑞士的纳沙泰尔——路易十八的去世——查理十世的加冕——骑士勋章的授予仪式。

1822年，我就在伦敦不停地撰写了这些回忆录的大部分内容，其中包括我在美国的旅行经历、返回法国的经过、我的婚姻、经过巴黎的情景、与兄弟一起流亡德国的经历，以及1793年至1800年间在英格兰的居住经历与种种不幸。书中描述了旧英格兰的状况，而在1822年出使期间回顾这一切时，我注意到1793年至世纪末间人们的风俗习惯发生了诸多变化。自然而然地，我将1822年所见的一切与我在英吉利海峡对岸流亡的七年间所见到的一切进行了比较。这样，那些本应归入我外交使命具体日期的事件便提前被记录了下来。我曾向您讲述过我的激动心情，以及看到那些令我怀念的场所时所唤起的感受；不过也许您还没有读过书中的那一部分吧？那倒也好。

现在，我有足够的理由向您说明，如何填补我关于在伦敦执行使团任务的那段经历中所存在的空白。因此，您会看到我是在1839年写下这些文字的，而那些发生在1822年的往事，以及1793年的旧事，都已成为过去。

1822年4月，我在伦敦，距离萨顿夫人所在之处仅五十里格之遥。我带着那些新近的感受以及年轻时的回忆，在肯辛顿花园中漫步——不同的时代交织在一起，让我的记忆也变得混乱不堪；逝去的生活如同科林斯之火一般，将缪斯女神与爱神雕像、三脚架以及坟墓上的熔化黄铜一同烧毁。

当我回到位于波特兰广场的家中时，议会假期仍在继续。负责政务的副大臣、伦敦德里侯爵邀请我代表他前往这位贵族的乡间别墅诺斯克雷用餐。那座别墅的花园一侧的窗户前有一棵大树，从那里可以眺望一片草地；小片灌木丛点缀在山丘上，使得这个地方有别于普通的英格兰乡村景观。作为侯爵夫人以及首相的妻子，伦敦德里夫人当时极为显赫。

我在4月12日发出的第4封电报中记述了我与伦敦德里勋爵的初次会面，其中也提到了我需要处理的事务：

“1822年4月12日，伦敦。
‘子爵先生，
两天前，也就是10日星期三，我去了诺斯克雷。现在，我有幸向您汇报一下我与伦敦德里侯爵的谈话内容。那次谈话在晚餐前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们又继续交谈，但由于不再单独相处，气氛便没那么轻松了。
伦敦德里勋爵首先询问国王的健康状况，其追问的态度显然带有政治目的；在我向他保证国王健康状况良好之后，他便谈起了政府事务：
‘政府的地位正在巩固。’他说。
我回答道：
‘它从来都没有动摇过，而且既然它代表着某种观点，只要这种观点在议会中占主导地位，它就会继续掌权。’”

“这就引出了选举的话题：我提到的在夏季召开会议以整顿财政年度秩序的好处似乎让他印象深刻；在此之前他并不太了解问题的实际情况。”
“接着，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成了谈话的主题。朗多尼里勋爵在谈到士兵和军队时，似乎持与我们前任政府相同的观点，认为集结大量军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危险；我则反对这一观点，我认为让法国士兵上战场并无可惧之处——他们在敌人旗帜面前绝不会背信弃义；我们的军队规模近来已经扩大，如有必要，明天就可以再增加两倍，而不会造成任何麻烦；事实上，驻军中或许会有些下级军官高呼‘宪章万岁！’，但我们的掷弹兵在战场上一定会高呼‘国王万岁！’”
“我不知道这些重大的政治问题是否让朗多尼里勋爵忘记了关于黑人的条约；他并未跟我提起过这件事。他转而谈到了美国总统要求国会承认西班牙殖民地独立的消息：
“‘商业利益或许能从中获得一些好处，’我对他说，‘但我怀疑政治利益能否从中得到同样的收益；世界上已有的政治观念已经够多了。再增加这些观念只会进一步危及欧洲各君主国的命运。’”
“朗多尼里勋爵同意我的看法，并对我说了这样一番话：‘至于我们（英国人），我们根本不想承认那些革命政府。’”
“他是真心的吗？”
“子爵先生，我必须逐字向您汇报这次重要的对话。不过，我们不应忽视一个事实：英国迟早会承认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公众舆论以及商业利益都会迫使它这么做。在过去三年里，英国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试图与巴拿马地峡南北两侧的叛乱地区建立秘密联系。”

“总的来说，子爵先生，我认为伦敦德里侯爵是个有理智的人，不过他的坦率程度或许有些值得怀疑；他仍深陷于旧有的官僚体制之中，习惯于顺从的外交方式，对于更符合法国风格的表达方式会感到惊讶，但并不会因此生气。简而言之，当与那些七年来一直被视作疯子或白痴的保王党人交谈时，他难免会露出惊讶的神情。”

“谨致以诚挚的问候……”

与这些公务相关的是各种私人事务，这在所有使馆中都是常见的。我不得不处理菲茨-詹姆斯公爵的请愿事项、‘伊丽莎·安’号船只的纠纷问题，以及泽西岛渔民在格兰维尔牡蛎养殖场造成的破坏等等。我很遗憾不得不在自己的记忆中为这些索赔人的文件腾出一点空间。当试图回忆起乌斯坎、科平格、德利埃日和皮弗这些人的名字时，实在很难找到他们的踪迹。不过，几年后我们是否就能比这些人更有名呢？有个名叫博内特的人在美国去世后，法国的所有博内特家族成员都写信给我，要求继承他的遗产；那些烦人的家伙至今仍在给我写信！其实，是时候让我安静一会儿了。我可以回答说，由于王位更迭这一小插曲，我已经不再关心这些事情了；但他们却执意要得到属于自己的遗产。

至于东方事务，当时正考虑从君士坦丁堡召回各国的大使。我预见到英国不会追随大陆同盟的步伐，于是将这一情况告知了蒙莫朗西先生。原本担心的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冲突并未发生——亚历山大的温和态度延缓了这一事件的爆发。为此，我耗费了大量精力，撰写了大量报告，这些报告最终都和那些从未发生过的事件的记录一起被存档了。至少相比我的同事们，我有这样的优势：我不把自己的辛勤工作看得太重；我看着它们连同人类所有被遗忘的观念一起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

议会于4月17日重新召开会议；国王则在18日返回，而我则是在19日被引见给国王。我在19日的报告中记述了这次引见的情况，报告的结尾是这样的：

“H.B.M.由于交谈内容丰富且深入，没有给我机会向他转达国王特别交托给我的那件事；不过，再次获得接见的机会即将出现。”

国王特别交托给我的那件事与德卡泽斯公爵有关。后来，我执行了国王的命令：我告诉乔治四世，路易十八对基督教陛下的大使所受到的冷遇感到十分不满。乔治四世回应道：“听我说，夏多布里昂先生，我得承认：德卡泽斯的使命并不符合我的意愿，他的行为对我而言有些无礼。只是因为我对法国国王的友好，我才容忍这样一个除了依靠主子的宠信之外别无长处的家伙。路易十八很看重我的好意，他是对的；但我不能过分宽容，以至于以一种会让英国人不悦的方式对待德卡泽斯。不过，请转告你的国王，他对您所传达的信息感到欣慰，而我也会始终乐于表达对他真正的忠诚。”

受到这些话的鼓舞，我将所有能支持德卡泽斯的意见都向乔治四世陈述了出来。他半用英语、半用法语回答道：“太好了！您真是位真正的绅士！”

回到巴黎后，我向路易十八汇报了这次谈话的情况，他似乎对我很感激。乔治四世就像一位有教养且随和的王子那样与我交谈；由于心怀其他事情，他并无怨恨之意。不过，还是不能过度戏弄他。他的一位同席者打赌说，他能让乔治四世按铃，而乔治四世确实照做了，然后他对侍从说：“把这位先生带出去。”

恢复我军力量与辉煌的念头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4月13日，我给蒙莫朗西先生写信道：

“子爵先生，我有个主意，想请您评判一下。我是否可以以与埃斯特哈齐亲王的对话为借口，让他明白：如果奥地利需要撤回部分军队，我们可以在皮埃蒙特部署新的军队？关于我军将在多菲内集结的传闻，可以为我提供一个好的借口。我曾向前任政府提议在……驻军。”

1821年6月起义时萨伏伊的处境[163]。他拒绝了那项措施，我认为他这样做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始终认为，如果在意大利驻扎一些法国军队，将会对公众舆论产生巨大影响，而国王的政府也会因此获得极大的荣耀。

在复辟时期，我们的外交手段所展现出的高尚品格有着无数证据为证。但这些对那些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是拥有大胆的外交策略的。今天早上，我不是在一份左翼报纸上读到过吗？据说联盟迫使我们充当其“警察”，对西班牙发动战争，可当时维罗纳会议正在举行，而且各种外交文件都明确表明，除了俄罗斯之外，整个欧洲都反对这场战争；不仅反对，英国还公开表示反对；而奥地利则用极其卑鄙的手段暗中阻挠我们。但这并不会阻止他们明天再次撒谎——他们甚至不会费心去了解事情的真相，根本不阅读自己“明知故犯”所谈论的内容！重复的谎言终会变成真理：对人类的观点，实在没必要抱有太多尊重。

1825年4月25日，约翰·罗素勋爵在下议院就议会中天主教贵族的参政权利问题提出了动议，坎宁先生则对此表示反对。随后，坎宁又提出一项法案，旨在废除部分剥夺天主教贵族在议会中发言和投票权利的法令。我当时就坐在议长安排给我的座位上，目睹了这些会议。1822年，坎宁也出席了上议院的会议，但他的法案被否决了；他对那位老首相的话感到十分恼火——那位首相在谈到该法案的提出者时轻蔑地说道：“据说他要去印度了，唉，那就让他走吧，让这位不错的绅士离开吧，祝他一路顺风！”

我们出门时，坎宁对我说：“我总有一天会抓住他的。”

霍兰德勋爵的演讲很出色，不过他并没有召回福克斯先生。他总是转过身去，以至于常常背对着议会，对着墙壁讲话。贵族们则高呼“好极了！”没人会因为他的这种怪癖而生气。

在英格兰，每个人都会尽自己所能表达意见；没有繁琐的客套话，各位发言者的声音和表达方式也各不相同。

议员们会耐心倾听；即便演讲者表达能力不佳，他们也不会生气。任由他结结巴巴、支支吾吾、苦苦寻找措辞吧，只要他说出几句有道理的话，他们就会认为他“讲得很好”。那些保持本性的各种人最终会让气氛变得愉快，从而打破单调。的确，只有少数贵族和下议院议员会站起来发言。而我们则总是站在舞台上，像严肃的木偶戏演员一样滔滔不绝、手舞足蹈。从柏林那种隐秘而安静的君主制环境来到伦敦这种公开且喧闹的君主制环境，对我来说是一次有益的体验：可以从这两个处于社会两端的国家之间的差异中得到一些启示。

国王的到来、议会的重新召开以及社交季的开始，将职责、公务与娱乐融为一体：人们只能在宫廷、舞会或议会里见到大臣们。为庆祝国王的生日，我与伦敦德里勋爵共进晚餐；我还曾在市长拥有的游艇上用餐，那艘游艇会驶往里士满。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威尼斯军械库里的那艘小型船只——它如今只剩下关于总督们的记忆以及维吉尔留下的名字而已。过去，作为一名瘦弱且半裸的移民，我并没有像西庇阿那样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是在那条如今被市长那艘宽敞舒适的游艇占据的河岸上向水中扔石头消磨时间。

我还在城市的东区与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一起用餐。所罗门啊，还有哪里是我没去吃过饭的呢？那里的烤牛肉堪比伦敦塔里的美味；鱼儿长得如此之长，以至于根本看不到它们的尾巴；我在那儿遇到的女士们，她们的歌声宛如阿比盖尔一般动听。我在离那个曾经让我捧着水壶喝水、几乎饿死的地方不远处喝托卡伊葡萄酒。靠在铺着丝绒的马车座椅上，我看到了那座威斯敏斯特——我曾在那里的修道院里过夜，也曾和辛甘特、丰塔内斯一起在泥泞中漫步。我的房子每年要支付1200英镑的租金，它位于我表兄德·拉·布埃塔尔戴居住的阁楼对面。那时，他总是穿着红色长袍，在我提供的临时住处里弹吉他。

再也不用去参加那些由布列塔尼议会顾问用小提琴伴奏的舞蹈聚会了；现在让我开心的是由科利内特主持的阿尔马克舞会——那是在西部地区的贵妇人们赞助下举办的公开舞会。在那里，老人与年轻人齐聚一堂。

那些时髦人士聚集在一起。在年长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他炫耀着自己的荣耀，仿佛在为女性们设置陷阱；而在年轻人当中，则是以克兰威廉勋爵为首的群体，据说他是里士满公爵的儿子。他做过许多惊人的事：他曾骑马前往里士满，却又两次从马上摔下，之后仍能回到阿尔马克俱乐部。他的说话方式颇具阿尔西比亚德斯的风格，人们认为那非常迷人。在伦敦的上流社会里，随着每一次议会会议的召开，语言的表达方式、用词习惯以及发音都会发生变化，因此那些自以为六个月前还完全掌握英语的人，现在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听不懂英语了。1822年时，时髦人士的首要标准就是展现出一种忧郁而病态的形象；他们的身上应该有一些疏于打理的地方：过长的指甲；胡子既不浓密也不剃光，仿佛是因遗忘或绝望而突然长出来的；一缕飘动的头发；深邃、迷离且充满悲剧色彩的眼神；因对人类充满蔑视而紧闭的嘴唇；一颗被存在的厌恶与神秘感所淹没的“拜伦式”心灵。

如今情况已不再如此：时髦人士必须展现出一种自信、漫不经心且傲慢的气质；他们要注重自己的穿着，留着小胡子，或者把胡子修剪得像伊丽莎白女王的领饰或太阳的光盘那样；他们通过将帽子戴在头上、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把靴子伸到坐在对面椅子上的女士们面前，来展现自己高傲独立的性格；他们骑马时还会拿着手杖，仿佛那是一根蜡烛，而对马匹则毫不在意。他们的健康状况必须完美无缺，心灵则始终处于极度愉悦的状态。有一些激进派的时髦人士，也就是那些更追求未来的人，还会抽烟斗。不过，毫无疑问，就在我描述这些事情的这段时间里，所有这些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据说，现在的时髦人士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存在，世界是否真实存在，是否有女人，也不知道是否应该向邻居行礼。在亨利三世时代，就能找到时髦人士的雏形，这难道不有趣吗？

《两性岛》的作者说道：“那些漂亮的随从们，留着长长的卷发，那些卷发从他们的小天鹅绒帽上方露出来，就像女人一样；他们的亚麻衬衫领子则经过熨烫，宽度有半英尺，这样一来，看到他们露出领子以上的头部，就好像是一个装在盘子里的圣约翰的头颅。”他们离开时，会摇摆着身体、头部和双腿……

他们总以为那些人一定会摔倒……但他们发现，那种走路方式比其他任何方式都要优雅。
所有的英国人，要么天生如此，要么是受时尚影响才这样。
克兰威廉勋爵很快就离开了；我在维罗纳再次遇见了他，他后来接替我成为了驻柏林的英国大使。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走在同一条路上，尽管步伐并不一致。
在伦敦，没有什么比傲慢更有效的了，比如吉什公爵夫人的兄弟德奥赛就是例证：他在海德公园里飞奔、翻越栅栏、赌博，还毫不客气地对待那些时髦人士；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最终甚至娶走了一个人家的全家——父母和孩子。
那些最时髦的女士们并没有让我感到满意；不过，有一位女士很迷人，那就是格威迪尔夫人：她的言谈举止很像法国人。杰尔西夫人依然保持着她的美貌。我在她家里遇到了反对党的人士。康宁厄姆夫人也属于反对党，而国王本人则暗自喜欢他的老朋友们。在阿尔马克俱乐部的赞助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大使夫人。
利文伯爵夫人曾与奥斯蒙德夫人和乔治四世有过一些荒谬的纠葛。由于她胆大妄为，又被认为深受宫廷宠信，因此变得极为时髦。人们认为她很聪明，因为她的丈夫被认为毫无智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利文先生远比他的妻子聪明。利文伯爵夫人长着一张刻薄而毫无魅力的脸，是个平凡、乏味且无趣的女人，她只知道谈论庸俗的政治话题；除此之外，她一无所知，只能用大量的言语来掩饰自己思想的贫乏。当她与有才华的人在一起时，她的无知就会显现出来；她会用一种高人一等的厌倦态度来掩饰自己的无能，仿佛自己有资格感到厌烦似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已故贵族的遗孀从维罗纳来到巴黎，在圣彼得堡当局的许可下，表演那些过去的外交蠢事。她保持着私人通信的习惯，还自称是处理不幸婚姻方面的专家。那些初出茅庐的人纷纷去找她，希望了解上流社会以及如何保守秘密的技巧；他们把自己的秘密托付给她，而这些秘密经利文伯爵夫人传播后，就变成了各种流言蜚语。那些大臣们，以及那些渴望成为大臣的人，都为能得到这样一位曾经享有荣耀的女人的保护而自豪。

在梅特涅先生处理完繁重公务后，会抽出时间来解开丝绸以放松心情。在巴黎，利文夫人则遭遇了嘲笑——有个自命为严肃的教条主义者竟然向她屈服，称“爱情才是导致特洛伊灭亡的罪魁祸首”。在伦敦，人们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上六点就赶去参加乡村早餐聚会；之后回到伦敦吃午餐；接着换上衣服去邦德街或海德公园散步；七点半再换装去用餐；之后又为去歌剧院而穿衣；到了午夜，还要再次换装参加晚宴或舞会。真是令人陶醉的生活啊！我宁愿选择坐苦工船也不愿过这样的生活。当时最时髦的做法就是无法进入私人舞会的会场，只能站在楼梯上被人群堵住，甚至不得不与萨默塞特公爵面对面——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新一代的英国人比我们更加轻浮；他们只为看热闹而活。如果巴黎的刽子手来到伦敦，整个英格兰的人都会追着他跑。苏尔特元帅不也像布吕歇尔一样让女士们着迷吗？她们甚至亲吻他的胡须。我们的元帅既不是安提帕特，也不是安提戈努斯、塞琉古、安条克、托勒密，更不是亚历山大的那些将领，他只是一名出色的士兵，曾在战败时掠夺西班牙，而卡普钦修道士们则用画作来换取他的性命。不过，1814年3月，他确实发表过一份针对波拿巴的激烈宣言，几天后却又欢迎波拿巴凯旋而归；此后他还在圣托马斯·阿奎那教堂履行了宗教仪式。在伦敦，人们只需一先令就能买到他的旧靴子。所有的名声都在泰晤士河畔迅速形成，也同样迅速消失。1822年，我发现那座城市里的英国人仍沉浸在对波拿巴的回忆中；人们从诋毁“尼克”变成了愚蠢的狂热。关于波拿巴的回忆录层出不穷，他的半身像摆放在每个烟囱上，他的版画则挂在所有画商的店铺里；卡诺瓦创作的巨大雕像则装饰着威灵顿公爵的楼梯。他们难道就不能为被囚禁的玛尔斯建立另一座神殿吗？这种神化行为似乎更多是出于门卫的虚荣心，而非战士的荣耀感。将军，您并没有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只不过打破了早已支离破碎的命运之链罢了。

在我向乔治四世正式陈述意见之后，我又与他见过几次面。英国承认西班牙殖民地的问题已经基本确定；至少，那些独立国家的船只似乎可以在大英帝国的港口悬挂自己的国旗航行。我于5月7日发出的报告记述了我与伦敦德里勋爵的对话以及那位大臣的观点。这份对当时局势而言极为重要的报告，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恐怕已毫无趣味可言。在西班牙殖民地与英国、法国的关系中，有两点需要区分：商业利益与政治利益。我详细阐述了这些利益：

“我越了解伦敦德里侯爵，”我写信给蒙莫朗西先生时说，“就越觉得他是个心思缜密的人。他足智多谋，从不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有时甚至会让人以为他是个单纯、容易相处的人。从他的声音、笑声以及神情来看，他有点像波佐·迪·博尔戈先生。但他并不一定能给人带来信任感。”

报告的最后写道：

“如果欧洲不得不承认美洲的实际统治者，那么它的整个政策就应该致力于在新世界建立君主制国家，而不是那些会把他们的理念以及本土产物一起带给我们的革命性共和国。子爵先生，在阅读这份报告时，您无疑会和我一样感到满意。能够迫使英国愿意在我们之前从未愿意与我们商讨过的议题上与我们携手合作，这本身就已经是政治上的巨大进步了。作为一名优秀的法国人，我为一切有助于让我国重新恢复其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的努力而感到自豪。”

黎塞留公爵。

这封信构成了我所有想法的基础，也成为了我在西班牙战争爆发前近一年间处理所有殖民地事务谈判的依据。
*
5月17日，我前往约克公爵的包厢，位于考文特花园。国王出现了。这位曾经遭人厌恶的君主此刻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那些欢呼声，是他在过去绝不可能从那座修道院的僧侣们那里得到的。26日，约克公爵来到大使馆用晚餐；乔治四世也很想给予我同样的礼遇，但他担心我的同僚们会心生嫉妒。蒙莫朗西子爵则拒绝与里什利厄公爵的政府就西班牙殖民地问题进行谈判。5月19日，我得知里什利厄公爵突然去世的消息。那位正直的人曾经耐心地忍受过第一次被免职的处境；但当权力被长期夺走时，由于他无法用另一种生活方式来替代失去的原有生活，最终便失败了。里什利厄这个伟大的名字，只能通过女性流传到我们这个时代。美洲的革命仍在继续。我给蒙莫朗西先生写了信：

第26封
“1822年5月28日，伦敦。
秘鲁刚刚通过了君主立宪制。欧洲各国应当竭尽全力，让那些宣布独立的殖民地也能实现类似的结果。美国非常害怕墨西哥建立起帝国。如果整个新世界都变成共和制国家，那么旧世界的君主制国家就会灭亡。”

人们经常谈论爱尔兰农民所面临的困境，于是人们举办舞会来安慰他们。歌剧院里举办的盛大舞会也让那些心怀同情的人感到欣慰。国王在走廊里遇见我，问我为何在那里，然后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他的包厢里。在我流亡期间，英国的剧院里一片喧闹且粗俗；水手们在剧场里喝啤酒、吃橘子，还对着包厢里的观众出言不逊。有天晚上，我坐在一个喝醉后进剧院的水手旁边；他问我所在的位置，我告诉他：“在考文特花园。”他惊呼道：“真是漂亮的花园啊！”接着就像荷马笔下的神明一样，爆发出一阵止不住的笑声。最近，我受邀参加兰斯当勋爵举办的晚宴，国王把我介绍给一位面容严肃的73岁女士：她穿着黑色服饰，白色头发上戴着黑色面纱，看起来就像……

那位已经退位的女王用严肃的声音向我致意，说了《基督教精灵》中的三句残缺的句子；随后她同样以严肃的语气对我说：“我是西登斯夫人。”如果她对我说“我是麦克白夫人”，我一定会相信她。我曾经在舞台上见过她展现出的非凡才华。只要活着，就总会再次见到那些被时间的浪潮抛到另一个世纪海岸上的、属于上一个世纪的残迹。

我在伦敦遇到的法国客人有吉什公爵夫妇，关于他们的事我会在布拉格再跟您讲述；还有库斯丁侯爵，我小时候曾在费尔瓦克见过他；以及诺阿耶子爵夫人，她依然那么亲切、机智且优雅，仿佛仍像14岁时那样在梅雷维尔的美丽花园中漫步。

人们已经厌倦了享乐；各国大使都渴望休假；埃斯特哈齐亲王则准备前往维也纳——他希望被召去参加会议，因为当时人们已经在谈论召开会议的事宜了。罗斯柴尔德先生在与他的兄弟谈妥2300万卢布的俄罗斯贷款后，正返回法国。贝德福德公爵则在海德公园的一个坑底与庞大的白金汉公爵决斗；从巴黎寄来并刊登在伦敦报纸上的一首侮辱法国国王的歌曲，让那些激进的英国民众感到好笑，他们笑着却不知道笑点何在。

6月6日，我前往国王所在的皇家别墅。他邀请我共进晚餐并留宿。

12日、13日和14日，我又在国王的接见厅、客厅以及舞会上见到了乔治四世。24日，我为丹麦的王子和公主举办了一场庆典，约克公爵也主动前来参加。

在过去，康宁厄姆女侯爵对我的友善本应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她告诉我，英国国王访问欧洲大陆的想法并未完全放弃。我小心翼翼地将这个重要秘密藏在心中。在维尔努瓦夫人、曼特农夫人、德乌尔桑夫人以及蓬巴杜夫人执政的时代，仅凭这位宠妃的一句话，就能写出多少重要的信件啊！至于其他方面……

我本不该过度急切地试图从伦敦的法庭上获取任何信息——你所说的一切都是徒劳的，他们根本不会听你的。

尤其是伦敦德里勋爵，他表现得毫无表情：作为大臣的他表现出真诚，而作为个人则显得极为保守，这反而让我难堪。他坦率地阐述了自己的政策，态度极为冷静，但对于相关事实却保持沉默。他对自己的言辞乃至未说出口的话都显得漠不关心；人们根本无法判断他所说的是真是假。用圣西蒙的话来说，就算有人“用香肠戳他的耳朵”，他也不会有丝毫反应。伦敦德里勋爵有一种爱尔兰式的口才，常常引得上议院的人发笑，也让公众感到愉悦；他的失误往往会被当作笑料，但有时他也能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口才，比如他关于滑铁卢战役的演讲，我就记得那次演讲。

哈罗比勋爵是内阁主席，他讲话准确、清晰，而且显然很了解实际情况。在伦敦，内阁主席若冗长或花哨地表达意见，会被视为不得体之举。此外，他在举止方面也堪称完美的绅士。有一天，在日内瓦的帕基斯，有位英国人被宣布入场，哈罗比勋爵走了进来；我几乎认不出他了——他失去了原来的国王，而我的国王则被流放了。那是我那个辉煌时代的英格兰人最后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我在《维罗纳会议》一文中已经提到过罗伯特·皮尔爵士和韦斯特莫兰勋爵。

我不知道巴瑟斯特勋爵是否与斯特恩笔下那位巴瑟斯特伯爵有血缘关系或交情，斯特恩曾这样描述那位伯爵：“这位贵族真是个奇人——85岁的年纪仍拥有30岁人的机智与敏捷。他善于取悦他人，其能力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所说的这位巴瑟斯特勋爵见识广博且教养良好，他延续着法国传统中良好的社交礼仪。他有三四个女儿，她们就像海鸥一样在波涛间飞舞，肌肤白皙，身材高挑纤细。她们现在怎么样了呢？难道她们也和同名的那位英国少女一起坠入了台伯河吗？

利物浦勋爵[210]并非像伦敦德里勋爵那样担任首相，但他却是最具影响力且最受尊敬的大臣。他拥有虔诚而善良的声誉，这样的声誉对一个人来说极为重要——人们会以对待父亲般的信任去信赖他；若某人的行为没有得到这位拥有远超常人智慧与权威的人的认可，那便不算好的行为。利物浦勋爵是霍克斯伯里男爵、利物浦伯爵查尔斯·詹金森[211]的儿子，而查尔斯·詹金森则是布特勋爵[212]的宠臣。几乎所有的英国政治家都是从文学创作起步的，他们要么写过一些水平参差的诗作，要么在各类杂志上发表过相当出色的文章。有一幅这位初任利物浦伯爵在担任布特勋爵私人秘书时的肖像画，他的家人对此感到十分痛心：这种在任何时代都显得幼稚的虚荣心，在今天无疑更为严重；但我们不应忘记，那些最激进的革命者，他们的社会仇恨其实源于自身的耻辱或社会地位低下。利物浦勋爵倾向于推行改革，坎宁先生能最终担任首相也多亏了他，尽管他有着严格的宗教信仰，但或许还是因为不愿回忆某些往事而受到了影响。我认识利物浦勋爵时，他已近乎达到清教徒式的觉悟状态。他通常独自与一位年长的姐姐住在伦敦郊外几英里外的地方。他话不多，面容忧郁，常常侧耳倾听，似乎在聆听什么悲伤的声音；仿佛能听到自己的岁月如同冬日雨滴般滴落在地面上。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激情，只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海军部秘书克罗克先生[213]既是出色的演说家也是优秀的作家，他和坎宁先生一样属于皮特先生的学派，但比皮特更为老练。他在白厅的一间阴暗的房间里办公，查理一世就是从那扇窗户离开，然后走到断头台上处决的。在伦敦，当人们走进那些掌管着举足轻重机构的负责人的办公室时，会感到十分惊讶：只见几个人穿着黑色长袍坐在光秃秃的桌子旁，但他们却是英国海军的负责人，或是那个机构的成员。

那些商人，也就是莫卧儿皇帝的继承者们，他们在印度拥有两亿名子民。两年前，克罗克先生到玛丽-特蕾莎疗养院来看我。他指出了我们观点与命运之间的相似之处。种种事件将我们与外界隔离开来；政治使人变得孤独，正如宗教使人成为隐士一般。当人生活在荒漠中时，他会在自己内心找到那无限存在的影子——那个独自存在于浩瀚宇宙中的存在，注视着各个世界的更迭。

在6月和7月期间，西班牙的事务开始严重地困扰着伦敦内阁。伦敦德里勋爵以及大多数大使在谈论这些事务时都表现出极其焦虑甚至恐惧的情绪。英国政府担心一旦发生冲突，我们会占据上风；而其他国家的官员则害怕我们会战败：他们仍然想象着我们的军队会插上三色旗。

在我6月28日发出的第35号电报中，已经如实反映了英国的立场：关于西班牙事务的电报。

第35号
“1822年6月28日，伦敦。
‘尊敬的阁下，
要告诉我伦敦德里勋爵对西班牙的看法，对我来说比弄清楚给W·A’Court爵士的指示内容要困难得多；不过，我会尽一切努力为您获取您在上一封第18号电报中所要求的情报。如果我对英国内阁的政策以及伦敦德里勋爵的性格判断正确的话，那么W·A’Court爵士几乎没带任何书面指示。他们只会口头嘱咐他观察各方局势，不要卷入他们的争端之中。圣詹姆斯宫并不喜欢议会，但更厌恶费迪南德。他们肯定不会为保皇派做任何事情。此外，只要我们能施加影响以支持某一方观点，就能抵消英国的影响了。’”

相互支持吧。我们日益复苏的繁荣引发了强烈的嫉妒之心。的确，这些政治家们对正在西班牙肆虐的革命浪潮心存某种隐忧；但在私人利益面前，这种担忧便消失了。以至于，如果英国一方面能够阻止我们的商品进入半岛，另一方面又能承认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那么它很可能会接受现实，并为那些可能再次降临在大陆各君主国头上的灾难而自我安慰。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英国才不会从君士坦丁堡撤回大使，反而会向马德里派遣大使——它不愿与其他国家共担命运，只关心自己能从各帝国的变革中获得什么利益。

“我很荣幸，等等。”

回到我7月16日的第40号报告中所提到的关于西班牙的消息，我对蒙莫朗西先生说道：

第40号报告。
“1822年7月16日，伦敦。
“尊敬的子爵先生，
“今早，英国报纸转载了法国报纸上的消息，内容为截至8日的马德里局势。我对西班牙国王的表现本就不抱太高期望，因此也并不感到意外。如果那位不幸的王子注定要走向灭亡，那么这场灾难的结局对全世界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匕首或许只能杀死君主，但绞刑架则可能摧毁整个君主制。对于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的审判已经太过严厉了；愿上天保佑我们，不要出现第三次审判，因为那似乎会通过罪行的权威来确立一种针对国王的民族权利及法律体系！现在，我们什么情况都可能遇到：西班牙政府宣布战争，这是法国政府必然预料到的可能性之一。无论如何，我们很快就必须解除封锁措施，因为一旦9月过去，巴塞罗那不再出现瘟疫，继续实施封锁就实在是一种嘲弄了。”

说到警戒线的问题，我们应当坦诚地承认需要维持一支军队，并说明这样做的原因。那不就等同于向议会宣战了吗？另一方面，我们要解除警戒线吗？那样的软弱行为会危及法国的安全，让政府蒙羞，还会重新点燃国内革命派的希望。“我很荣幸，等等等等。”

自维也纳会议和艾克斯-拉沙佩尔会议以来，欧洲的各国君主们便热衷于召开各种会议：他们就是在那些会议上消磨时间、瓜分一些民族。在莱巴赫开始、在特罗帕乌继续召开的会议刚刚结束，他们就又想着在维也纳、费拉拉或维罗纳召开新的会议；西班牙的事务则为加速这一进程提供了契机。各个宫廷都已经选定了自己的大使。

在伦敦，我看到大家都在准备前往维罗纳；由于我满脑子都是西班牙的事务，同时也在为法国的荣誉谋划对策，我觉得自己可以通过一种别人没有想到的方式，为新的会议做出贡献。我在5月24日就给蒙莫朗西先生写了信，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那位大臣的回复含糊其辞、支支吾吾，表面上的友好之下其实隐藏着对我的明显厌恶，结尾是这样的：

“既然我现在心情较为坦诚，尊贵的子爵阁下，我就想告诉您一些我不会写进正式公文的内容——这些内容是我根据一些个人观察，以及那些了解您所处处境的人的意见而得出的。您难道还没意识到，与英国政府打交道时，必须考虑到他们那种容易产生嫉妒和怨恨的心理，一旦看到国王给予您恩惠或您在社会上获得认可，他们就会立刻心生不满？如果您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迹象，请务必告诉我。”

关于我在国王那里以及“上流社会”中的“地位”问题（我猜指的是康宁厄姆女侯爵那里），究竟是通过谁传达到蒙莫朗西子爵耳中的呢？我不知道。

通过这封私人信件，我预见到自己与外交大臣的斗争已经失败了。于是我写信给当时还是我的朋友的德·维莱尔先生——因为维莱尔并不太支持他的同僚。在1822年5月5日的回信中，他起初还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巴黎，1822年5月5日。
‘感谢您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写道，‘那里的宫廷在西班牙殖民地问题上的决定不会影响到我们；情况截然不同；我们首先必须避免因与西班牙的战争而无法在其他地方采取行动，因为如果东方局势引发欧洲新的政治格局变化，我们同样需要这么做。
‘我们不会让法国政府因为未能参与当前世界形势可能带来的种种事件而蒙羞；其他人或许能以更优势的地位介入，但没有人能比我们更有勇气或更忠诚。
‘我认为，人们对于我国的真正实力，以及国王的政府在其既定框架内仍能发挥的多大力量，都存在很大的误解；实际上，我们的资源比人们想象的要多，我希望到时候我们能够证明这一点。
‘亲爱的朋友，如果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您能帮助我们，那该多好啊。我们深知这一点，也信赖您；这份荣耀属于所有人，现在还不是根据各自贡献来划分功劳的时候；让我们都努力争取做出最卓越的贡献吧。
‘其实我并不确定这是否会发展成一场会议；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忘记您告诉我的话。
‘Jh. 德·维莱尔’

得到他初步的积极回应后，我便通过杜拉斯公爵夫人向财政大臣施加压力。在1814年时，她就已经用她的友谊支持过我，帮助我对抗宫廷的忽视。不久之后，她就收到了德·维莱尔的这封信：

“我该说的都已经说尽了；我心中所想、想要为公众利益以及为朋友做的，也都已经做到或将会做到，请放心。正如我之前所说，我无需别人来劝诫或让我改变立场；我是出于信念与情感而行动的。夫人，请接受我诚挚的敬意。”

我在8月9日发出的最后一份消息中告知蒙莫朗西先生，伦敦德里勋爵将在15日至20日之间动身前往维也纳。人类的计划总是如此迅速地遭到挫败——我原以为只需向那位最虔诚的国王的御前会议汇报人间事务，却不得不向他们报告与上帝相关的事务：

“1822年8月12日，下午四点，伦敦。伦敦贝里。

此消息通过加莱电报站传送到巴黎。

伦敦德里侯爵于今日上午九点，在其位于北克雷的乡间宅邸突然去世。”

伦敦德里侯爵。

第49号。
“1822年8月13日，伦敦。
“子爵先生，
“如果天气没有妨碍我发送电报，而且我派去的特使也没有遭遇任何意外的话，”

四点钟出发，希望您能成为第一个在大陆上得知伦敦德里勋爵突然去世消息的人。
“这真是一起极其悲惨的死亡事件。那位高贵的侯爵在周五时还在伦敦，他感觉头部有些不适，于是自行在两肩之间放血。之后他便前往北克雷，因为伦敦德里侯爵夫人一个月前就已搬到那里居住。10日星期六和11日星期日，他开始发烧；但从星期日夜晚到星期一，病情似乎有所好转。12日星期一早上，他的状况好得让照顾他的妻子以为可以暂时离开他一会儿。伦敦德里勋爵因神志不清，发现自己独自一人后便起身走进另一间房间，拿过一把剃刀，第一次尝试就割断了自己的颈静脉。他倒在地上，浑身是血，就在这时，一名前来救助的医生赶到了。”
“他们正在尽力隐瞒这一令人痛心的事件，但消息还是以扭曲的形式传开了，引发了各种谣言。”
“为什么伦敦德里勋爵要自杀呢？他既没有强烈的欲望，也没有遭遇任何不幸，他的地位也比以往更加稳固。他原本打算在下周四离开，这次出行既是出差也是度假。他原本计划于10月15日回来，参加事先安排好的打猎聚会，他还邀请了我参加。但命运另有安排，伦敦德里勋爵终究追随了黎塞留公爵的脚步。”
*
以下是一些我未能写入报告的细节。
乔治四世回到伦敦后告诉我，伦敦德里勋爵曾去向他展示自己为会议准备的行动方案。乔治四世拿起那份手稿仔细阅读，同时注意到伦敦德里勋爵并没有在听他说话，而是目光盯着壁橱的天花板。国王问道：“大人，怎么了？”

“是那个令人难以忍受的约翰[215]，先生，他正在门口；我再三告诉他让他离开，可他就是不肯走。”国王大吃一惊，立刻收起手稿说道：“您病了，大人，回家去吧，让医生为您放血。”伦敦德里勋爵便出去购买了一把用来割断自己喉咙的笔刀。15日，我继续向德·蒙莫朗西先生汇报情况：

“已向各处派遣信使，前往水源地、海边以及乡间别墅，试图找到那些不在伦敦的议员们。事发时他们都不在伦敦，预计今天或明天会回来。他们将会召开会议，但无法做出任何决定，因为最终还是由国王来任命新的议员，而国王现在正在爱丁堡。在庆典之际，英国国王不太可能急于做出选择。伦敦德里侯爵的死对英格兰来说是一件严重的事：虽然人们并不喜欢他，但却很惧怕他；激进派们恨他，但也害怕他。他极其勇敢，令反对派不敢在议会或报纸上过分侮辱他。他那镇定自若的态度、对人和事极度漠视的态度、专制的本能以及对宪法自由的隐秘蔑视，使他成为一位能够有效应对时代趋势的理想大臣。在夸张与民主威胁着世界的今天，他的缺点反而变成了优点。”

“谨致问候。”

“1822年8月15日，伦敦。

“尊敬的子爵先生，

“进一步的消息证实了我前天在第49封报告中向您汇报的关于伦敦德里侯爵死亡的情况。只不过，那位不幸的议员用来割断自己颈静脉的凶器是笔刀，而非我之前所说的剃刀。验尸官的报告也已送达您手中……”

相关消息会刊登在报纸上，届时会向您详细汇报。这次对英国首相遗体的验尸，简直就像是在对待一个杀人犯的尸体一样，这让这一事件变得更加可怕。“子爵先生，您现在应该已经知道，伦敦德里勋爵在自杀前几天就表现出精神异常的迹象，而国王本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有个我当时没有注意到的小细节，但在灾难发生后又浮现在我的记忆中，值得提及。大约十二到十五天前，我去拜访过伦敦德里侯爵。与他以及这个国家的习惯不同，他在更衣室里便以亲切的态度接待了我。他正准备刮胡子，一边冷笑一边称赞英国制造的剃刀。我则祝贺他会议即将结束，他对我说：‘没错，要么会议必须结束，要么就是我必须结束。’”

关于伦敦德里勋爵的死因，英国激进派和法国自由派所宣称的内容——即他是因政治上的绝望而自杀的，因为他认为与自己立场相反的势力即将得势——纯属某些人凭空编造的谎言，或是出于党派利益和愚蠢想法而产生的说法。伦敦德里勋爵绝不会为自己违背人道主义的行为而懊悔，因为他根本不在乎人道主义；他同样也蔑视时代的进步思想。卡斯特里雷家族的疯狂作风是通过女性传下来的。

最终决定由威灵顿公爵在克兰威廉勋爵的陪同下，接替伦敦德里勋爵出席大会。官方给他的指示很简单：完全忘掉意大利的事，不要插手西班牙的事务，在涉及东方事务时，应通过维持和平来避免俄罗斯的影响力扩大。坎宁先生的胜算依然很大，因此外交部的工作暂时由殖民地事务大臣巴瑟斯特勋爵负责。

8月20日，我参加了在威斯敏斯特举行的伦敦德里勋爵的葬礼。威灵顿公爵显得很悲伤，而利物浦勋爵则……

他不得不用帽子遮住脸，以隐藏泪水。当遗体被送进修道院时，外面传来几声辱骂与欢呼的声音。科尔贝尔和路易十四更受尊敬吗？生者无法教导死者；相反，死者才能指引生者。

蒙莫朗西子爵致夏多布里昂子爵
“巴黎，8月17日。
虽然没有什么重要的消息需要交给您忠实的海亚辛特，但我还是希望按照您的意愿，也根据他代表夏多布里昂夫人向我表达的愿望，让他尽快回到您身边。借此机会，我想向您转达一些更为私密的信息：无论是这里还是伦敦，伦敦德里侯爵的惨死都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同时，关于您似乎格外关注的那件事，我也想谈谈。国王的顾问团已利用这一时机，在今天上午会议结束后立即安排讨论那些需要确定的方针、下达的指令以及人选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指令是只有一条还是多条。我记得您曾表示过惊讶，认为我们竟会考虑——当然，我不是要让您站在他对立面，您很清楚他不可能与我们站在同一阵营。如果经过深思熟虑后，我们仍认为无法利用您在这方面所表现出的善意，那么无疑需要一些重大的理由来说服我们，而我会以同样的坦诚态度把这些理由告诉您。从某种程度上说，推迟决定反而符合您的愿望，因为如果您在各部门尚未做出决定之前就离开伦敦，对您和我们来说都会非常不便。这件事让所有人都感到十分震惊，前几天有些朋友还对我说：‘如果夏多布里昂先生立刻赶到巴黎，那他以后又不得不返回伦敦，那就太麻烦了。’”

“因此，我们期望在从爱丁堡返回后尽快做出这一重要的任命。斯图亚特骑士昨日表示，威灵顿公爵肯定会出席大会；我们越早知道这一消息越好。海德·德·纽维尔先生昨日健康地抵达了这里，能见到他我真是非常高兴。尊敬的子爵大人，我再次向您表达我最诚挚的敬意。”——蒙莫朗西

蒙莫朗西先生的这封来信中虽有一些讽刺的言辞，但仍然证实了我的看法：他并不希望我参加这次大会。我在圣路易日举办了晚宴以纪念路易十八，还去拜访了哈特韦尔，以此缅怀那位被流放的国王；我这么做更多是出于责任感，而非出于兴趣。如今，王室的悲剧如此常见，以至于人们对于那些没有杰出人物或高尚品德存在过的地方已毫无兴趣。在哈特韦尔那座凄凉的小公园里，我看到的只有路易十六的女儿而已。

终于，我突然收到了维勒先生的来信，这封信打破了我的预期，也消除了我的疑虑：

“1822年8月27日，
亲爱的夏多布里昂，
刚刚有决定：一旦国王返回伦敦的相关手续允许，您就可以被授权前往巴黎，然后再前往维也纳或维罗纳，担任代表法国参加大会的三位全权代表之一。另外两位将是卡拉曼先生和拉费龙奈先生。不过，蒙莫朗西子爵仍可以在后天动身前往维也纳，以便参加大会之前在该城举行的会议。当各国君主启程前往维罗纳时，他再返回巴黎。
这只是给您的私人消息。我很高兴事情能按照您希望的方向发展。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想到这里，我便准备离开。不断落在我脚边的“雷电”仿佛一直跟随着我，无处不在。随着伦敦德里勋爵的去世，那个在不断变革中坚持至今的旧英格兰也走向了终结。接着是坎宁先生登场——他的自我主义使他甚至在议会里也使用宣传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后又出现了威灵顿公爵，这位保守派人士则致力于摧毁一切；当一个社会的末日来临之时，那些本应负责建设的人却只会懂得如何破坏。格雷勋爵、奥康奈尔，以及所有那些致力于推翻旧制度的人，纷纷接力推动着这一进程。议会改革、爱尔兰解放，这些本身都是美好的事物，但由于当时环境的恶劣，反而成了毁灭的根源。恐惧加剧了种种恶行：如果人们没有因为威胁而如此惊恐，他们本可以取得一定的抵抗成果。英格兰为何要卷入我们的纷争之中呢？它被封闭在自己的岛屿上，受着民族矛盾的困扰，本应安然无恙。圣詹姆斯内阁又何必担心爱尔兰的独立呢？爱尔兰不过是英格兰的救生艇罢了——一旦切断与主船的连接，它就会在波涛中沉没。就连利物浦勋爵也有着悲观的预感。有一天我与他共进晚餐，饭后我们在俯瞰泰晤士河的窗边交谈；顺着河流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城市的一部分，而雾气和烟尘则让那座城市的轮廓显得更加庞大。我向主人称赞英国君主制的稳固性，认为它是自由与权力相互制衡的结果。那位尊贵的贵族举起手臂，指向城市说道：“有了这么庞大的城市，还谈什么稳固性呢？一旦伦敦发生大规模叛乱，一切就都完了。”我觉得自己仿佛正在结束一场在英国的旅程，就像我早年曾在雅典、耶路撒冷、孟菲斯和迦太基的废墟上所经历的那样。回想起阿尔比恩的各个时代，看着它们一个个被历史所吞噬，我感到一种痛苦的眩晕感。那些曾经有莎士比亚、弥尔顿、亨利八世、伊丽莎白、克伦威尔、威廉、皮特和伯克等人的辉煌而热闹的时代，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呢？一切都结束了；那些卓越与平庸、仇恨与爱恋、幸福与苦难……

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刽子手与受害者、国王与百姓，所有人都在同样的寂静与尘埃中沉睡。可是，如果我们连人类中最有生命力的一部分——那些如同古代的影子般存在于当代却已不再独立存在、甚至不知自己曾存在过的天才们——都是如此，那我们又算什么啊！在短短几百年间，英格兰究竟被摧毁过多少次？它经历了多少次变革与革命，最终走向一场更为彻底、更为深重的革命，这场革命将会波及后世！我曾见过那些雄伟的英国议会，它们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也见过英格兰古老的习俗与繁荣景象：到处都是带着尖顶的小教堂、格雷的乡村墓地，还有狭窄的碎石路、满是牛群的山谷、散布着羊群的荒地、公园、乡间住宅以及城镇；大型森林寥寥无几，鸟类也不多，只有海风拂面。那并非安达卢西亚的平原，在那里，我在芦荟和棕榈树环绕的摩尔人宫殿废墟中，发现了古老的基督徒与年轻的恋人们。西班牙啊，有什么值得你铭记的呢？人类的声音能有什么意义呢？那里也没有罗马的坎帕尼亚，那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一直在召唤着我；那些海浪与阳光，也不是柏拉图曾经教导弟子的那个海角上的海浪与阳光，也不是我在苏尼乌姆听到蟋蟀鸣叫、徒劳地向密涅瓦请求她神庙里祭司的炉灶的地方。不过，尽管如此，这个被船只环绕、牲畜遍布、崇尚伟大人物的英格兰，依然充满魅力且令人敬畏。如今，它的山谷被锻造厂和作坊的烟雾笼罩，道路也变成了铁轨；在这些道路上，代替弥尔顿和莎士比亚的，是那些四处移动的锅炉。曾经作为知识摇篮的牛津和剑桥，如今也已变得荒凉不堪：那些半废弃的学院和哥特式小教堂令人心痛；在它们的回廊里，靠近中世纪的墓碑之处，还躺着那些被遗忘的希腊古民族的大理石记载——废墟之上又是废墟。

在这些逐渐被虚空所包围的纪念碑旁，我告别了那些我重新找到的青春时光；我在曾经抛弃过青春的同一片海岸上，第二次与它分离。夏洛特宛如那盏照亮黑暗的明灯，原本因岁月流逝而迟迟不肯出现，最终却在深夜时分亮起。如果您还不太疲倦，不妨阅读这些回忆录中关于1822年那个女人的突然出现对我所产生的影响的描述。此前她曾关注过我，但我并不认识那些在我功成名就之时围绕在我身边的其他英国女人——她们的奉承就像我的命运一样变幻无常。如今，自我从伦敦出使归来已过去十六个年头，经历了如此多的变故之后，我的目光又会回到德斯德莫娜与朱丽叶的故乡的那个女孩身上；在我的记忆中，她只从她意外出现、重新点燃我回忆之火的那天起才算真正存在。我就像一个经过长眠后苏醒的埃皮米尼德斯，将目光锁定在那盏在周围灯火熄灭的情况下依然格外明亮的灯塔上——唯有它，将在我死后依旧闪耀很久。

在这些回忆录的前几页中，我并未讲完所有与夏洛特相关的事情：1823年，当我还是大臣时，她带着家人来到法国来看我。由于人类那些难以解释的悲剧，当时我正忙于一场关乎法国君主国命运的战争，我的言辞中无疑缺少了些什么，于是夏洛特回到英格兰后给我留了一封信，表达了她对我冷淡态度的伤感。我既不敢给她写信，也不敢把那些她还给我的、而我承诺会加以补充后归还给她的文学作品寄回去。如果她真的有理由抱怨的话，那我宁愿把我所写的关于第一次海外生活的所有内容都付之一炬。我常常想要去解开心中的疑惑，但我这个连自己坟墓所在之地都不敢去的懦弱之人，怎么可能回到英格兰呢？如今，我害怕自己的感受——时间带走了我的青春，让我变得如同那些留在战场上的士兵；我的血液因为流动路径变短而以极快的速度涌入心脏，使得这个承载着我喜怒哀乐的器官剧烈跳动，仿佛随时都会爆裂。尽管我对夏洛特怀有敬意，但我还是想烧掉所有与她有关的东西。

尊敬之情与摧毁这些回忆录的渴望在我心中交织在一起：如果它们仍属于我，或者我能买回它们，我一定会屈服于这种诱惑。我对一切事物都充满厌恶，对现在以及不久的将来也极为轻视；我深信，从今往后，所有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都是可怜的。因此，我实在不愿在讲述过去的事情、描绘那个语言和名称都将不再被理解的已逝世界中度过最后的时光。人既会因愿望实现而受骗，也会因愿望落空而受骗：我违背自己的本心，违背《关于萨顿夫人的回忆》中所写的自然本能，想要去参加那次会议；利用德·维莱尔的偏见，我让他说服了德·蒙莫朗西先生。但实际上我并不想要我所得到的东西；如果被迫留在英国，我肯定会心生怨恨。但很快，去见萨顿夫人、穿越三个王国的念头就压倒了那种并非我天性所具有的野心冲动。上帝另有安排，于是我前往维罗纳——从那时起，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接着便是我的仕途、西班牙战争、我的胜利与失败，不久之后君主制也走向了终结。1822年时，夏洛特请求我关照的两个可爱的孩子中的一个刚刚到巴黎来看我：他现在是萨顿上尉，娶了一位迷人的年轻妻子，他告诉我他的母亲病得很重，最近还在伦敦度过了一个冬天。1822年9月8日，我从多佛尔登船，正是二十二年前“纳沙泰尔的拉·萨涅先生”出发的那个港口。从那次出发到此刻，已经过去了三十九年。当一个人回顾或回想起自己过去的生活时，仿佛能看到一片荒凉的海面上有一艘已经消失的船只留下的痕迹；仿佛能听到钟声，尽管那座古老的塔楼已不在视线之内。*按时间顺序，维罗纳会议的记载见此处[226]，我已将其分两卷出版。如果有人想阅读的话，到处都能找到它。我的西班牙战争，作为我人生中的重大政治事件，其实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正统派势力……

这是第一次在白旗之下点燃火药，是在帝国那些将流传千古的枪声之后发射的第一发子弹。只需一步就能征服西班牙，在曾经让征服者遭遇失败的同一片土地上取得胜利，用六个月的时间完成七年来都无法做到的事——还有谁能够宣称自己创造了这样的奇迹呢？然而，这正是我所做到的；可是，在那场决定我命运的博弈中，我的头颅又遭受了多少次的诅咒啊！我面对的是一个敌视波旁王朝的法国，还有两位伟大的外交大臣：梅特涅亲王和坎宁先生。没有一天不有预言灾难的信件寄到我的手中，因为无论在法国还是欧洲，与西班牙的战争都并不受欢迎。事实上，在我在半岛取得胜利后不久，我的垮台也就随之而来。收到宣布西班牙国王获救的电报后，我们这些大臣们急忙赶往宫殿。在那里，我预感到了自己的失败；有人往我头上浇了一桶冷水，让我重新变得谦逊起来。国王和先生并没有注意到我们。昂古莱姆公爵夫人则因丈夫的胜利而心不在焉，根本无暇顾及他人。这位不朽的受害者就费迪南德的获救写了一封信，信的结尾是这样一句话——出自路易十六的女儿之口，真是令人赞叹：“原来，真的可以拯救一位不幸的国王啊！”星期天，在会议开始之前，我回去向王室致意；那位高贵的公主对我的同事们说了些友善的话，却没跟我说一句话。我当然不配得到这样的待遇。圣殿孤儿的沉默绝不会是忘恩负义的：上天有权接受人间的崇拜，无需欠任何人什么。之后我继续留在那里直到五旬节，不过我的朋友们仍然很担心，他们经常对我说：“你明天就会被解雇了。”我则回答说：“如果他们愿意，现在就可以解雇我。”1824年6月6日，五旬节那天，我来到了先生的办公室里：有个引座员来告诉我有人找我。那是我的秘书海亚辛特。他一见到我，就……

我已经不再担任公职了。我打开他交给我的包裹，里面有一封德·维莱尔先生写的信：

“子爵阁下，
遵从国王的命令，我特此将陛下刚刚颁布的法令告知阁下。
作为内阁主席，德·维莱尔伯爵将暂时负责外交事务，接替被免职的夏多布里昂子爵。”

这封法令是德·雷纳维尔先生亲笔所写[227]，他至今仍因此事而感到尴尬，甚至在我面前也难为情。天哪！我怎么会认识德·雷纳维尔先生呢？我曾经想过他吗？我经常见到他，但他可曾意识到，那份让我被除名的大臣名单其实是他亲手写的吗？
可我究竟做了什么？我的阴谋或野心又在哪里呢？当我独自一人秘密前往布洛涅森林时，难道我就想取代德·维莱尔的职位吗？正是那种奇怪的生活方式毁了我。我太单纯了，保持着上天赋予我的本性；因为我不贪图任何东西，他们却以为我什么都想要。如今我终于明白，过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实在是个巨大的错误。什么！你什么都不想要？那就滚吧！我们不会允许有人轻视我们所崇拜的东西，也不会允许他自以为是地侮辱我们平凡的生活。
财富带来的种种困境以及贫穷带来的种种不便一直伴随着我，直到我回到大学街的住处。在我被解职的那天，我还特意在外交部举办了盛大的晚宴，结果不得不向宾客们道歉，还要把原本为四十人准备的三大桌饭菜塞进仅为两人准备的小厨房里。蒙米雷尔和他的助手们开始忙碌起来，他们把各种锅具塞进每个角落，只为给我的“杰作”腾出空间。一位老朋友前来与我一起分享这位流落异乡的人的第一顿饭。城里人和宫廷里的人都赶来了，因为对于我刚刚做出的贡献之后却被如此对待，大家都感到愤慨不已；他们认为我的耻辱不会持续太久，还表现得趾高气扬起来。

他们试图用几天的安慰来掩饰这场不幸，之后便会提醒那个失势的人：他们并未抛弃他。但他们错了；他们白白浪费了勇气；他们以为我会软弱无能、只会抱怨、野心渺小、急于认罪，还会去讨好那些把我赶下台的人——他们根本不了解我。我离开时甚至没有领取应得的薪水，也没有从宫廷那里得到任何好处或恩惠；我拒绝对任何背叛我的人敞开大门，拒绝那些前来吊唁的人，然后拿起了武器。随后所有人都散去了，一片谴责之声响起，而那原本在贵族们看来不错的计划，此刻却显得极其糟糕。

被罢免后，我难道不该保持沉默吗？难道那些残暴的行径没有让公众重新支持我吗？德·维莱尔多次声称，解职信被拖延了，因此才不幸在宫殿里才交到我手中。也许确实如此，但当我们参与游戏时，就必须计算成功的几率；最重要的是，绝不能给任何一个有价值的朋友写那种连一个该受惩罚的仆人都不会愿意收到的信。维莱尔一派对我更加愤怒，因为他们想把我的功绩据为己有，而我在本应一无所知的事情上却展现出了能力。

毫无疑问，正如他们所说，只要保持沉默、行事谨慎，我本可以赢得那些永远崇拜权势之人的赞扬；通过为自己的清白赎罪，我本可以为重返议会做好准备。那样做才符合常理，但他们却把我当作另一个人，怀疑我有夺回国家权力、谋取私利的企图——这种念头是我十万年内都不会有的。我对代议制政府的理解促使我加入反对党；在我看来，只有系统化的反对党才适合那种政体；所谓“出于良知”的反对党其实毫无力量。良心只能判断道德问题，无法判断理智问题。因此，必须有一个领导者来带领大家。

一个能够辨别良法与恶法的人。倘若非如此，那你的副手就会将自己的愚昧当作良知，并据此投票。所谓“有良知的反对派”，不过是在这几个政党之间摇摆不定、随波逐流；在必要时甚至会为执政党投票，表面上装作宽宏大量，实则内心不安。这无异于士兵中的叛逆之徒，领袖们中的野心家罢了。只要英格兰还保持理智，就只会有系统性的反对派：有人进来了，就会和自己的朋友一起离开；卸任后，他们便会在反对派的阵营中占据一席之地。由于人们认为他是因为不愿接受某种制度而辞职的，而既然这种制度仍由王室维持，那么自然就必须加以反对。既然人只是原则的体现，那么系统性的反对派在攻击个人时，其实只是为了推行那些原则而已。

*

我的倒台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些表现得最为满意的人，反而批评了这一做法。后来我才知道，德·维莱尔先生犹豫不决，而德·科尔比埃尔先生则做出了决定：“如果他从一扇门进入议会，”据说他是这么说的，“那我就从另一扇门出去。”我被允许离开，他们选择德·科尔比埃尔而不是我，这很正常。我对他并无怨恨：是我给他带来了麻烦，他把我赶走了，他做得对。

在我被解职的第二天及之后的几天里，《辩论报》刊登了这样一些话，这些话充分体现了贝尔坦先生的风度：

“这是夏多布里昂先生第二次经历正式解职的考验。1816年，他曾因在其不朽著作《宪政君主制》中抨击1815年宣布解散‘无法组成的议会’的9月5日法令而被解职。当时，德·维莱尔和德·科尔比埃尔还只是普通的议员，属于保皇派反对派的领袖而已。”

他们为德·夏多布里昂辩护，称他是部长们愤怒的受害者。
“1824年，德·夏多布里昂再次被解职，而这次害他的是已经担任部长的德·维莱尔和德·科尔比埃。真是奇怪！1816年他因发言而受罚，1824年却因为保持沉默而受罚——他的‘罪行’就是在关于降低利率的立法讨论中保持沉默。并非所有的耻辱都是不幸；作为最高裁判官的公众舆论会告诉我们该如何看待德·夏多布里昂；它也会告诉我们，今天的决定对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来说更为致命。”
“在会议开始时，谁会想到我们会这样毁掉西班牙远征的成果呢？今年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无非就是《七年法案》（而且是完整的法案）以及预算案而已。如果能够谨慎、低调地处理西班牙、东方以及美洲的事务，一切问题都会得到解决，美好的未来就在眼前；但他们却想摘取尚未成熟的果实，既然无法如愿，便试图用暴力来弥补自己的急躁。”
“愤怒与嫉妒是糟糕的顾问；国家不应凭着情绪冲动行事。”
“附言：《七年法案》已于今晚在众议院通过。可以说，德·夏多布里昂离开内阁后，他的理念依然取得了胜利。这项他早先就视为我国制度完善之必需的法案，再加上西班牙战争，将永远标志着他在公共生活中的离去。令人极为遗憾的是，德·科尔比埃在周六夺走了本应属于他那位杰出同事的发言机会。至少上议院本应听听那首‘天鹅之歌’。”
“至于我们，我们怀着极其遗憾的心情再次陷入这场斗争之中——原本因为我们与保王党人的团结，我们已经希望永远摆脱这种斗争了；但荣誉、政治忠诚……”

法国的利益决定了我们绝不能在应该采取的行动上犹豫不决。

于是，采取行动的信号就此发出。起初，德·维莱尔并没有太过惊慌；他并不了解人们意见的力量有多大。过了许多年，他才被推翻，但最终还是倒下了。

我收到了内阁主席的一封信，那封信解决了一切问题，同时也让我确信：我并没有失去那些能让人获得尊重与敬意的品质。

“巴黎，1824年6月16日。
‘子爵先生，
我已立即将敕令呈交给国王陛下，根据该敕令，您在担任大臣期间从皇家国库中领取的用于各项秘密开支的资金将全部予以免除。
国王已经批准了这项敕令的所有条款，现我将敕令的原件寄给您。
请接受这份敕令吧，子爵先生，等等。’”

我和我的朋友们迅速进行了通信往来：

夏多布里昂子爵致塔拉鲁侯爵[229]
“巴黎，1824年6月9日。
亲爱的朋友，我已不再是大臣了；他们却认为您才是大臣。当我为您争取到马德里大使一职时，我对当时还在场的一些人说：‘我已经指定了接任者。’我真希望自己能成为先知。目前，德·维莱尔正在临时掌管大臣一职。
夏多布里昂。”

夏多布里昂子爵致雷纳瓦尔伯爵[230]
“巴黎，1824年6月16日。
先生，我已完成任务。希望您面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处理。我尽力确保您没有理由对我有所怨言。
我可能会前往瑞士的纳沙泰尔。如果真如此，还请事先向普鲁士国王请求他的保护与关照；请代我向贝尔恩斯托夫伯爵致以敬意，向安西永先生表达我的问候，同时也向您的所有秘书们致以诚挚的祝福[231]。先生，我相信您能理解我的忠诚与真挚的情感。
夏多布里昂”

夏多布里昂子爵致卡拉曼侯爵[232]
“巴黎，1824年6月22日。
侯爵先生，我已收到您本月11日的来信。除了我之外，还会有人告诉您今后应走的道路；如果那条路与您所听到的相符，它将会引领您走得很远。我的被解职很可能会让梅特涅先生高兴上两星期左右。
侯爵先生，请接受我的告别，以及我对您始终如一的忠诚与敬意的再次保证。
夏多布里昂”

夏多布里昂子爵致海德·德·纽维尔男爵[233]
“巴黎，1824年6月22日。
您想必已经听说了我被解职的消息。现在我只想告诉您，能够与您保持以往的那种关系，我有多么开心——尽管如今这种关系已经中断了。老朋友，希望您能继续为祖国效力，但不要过分期待他人的感激之情，也别以为自己的成功就能带来什么好处。”

“希望您能继续留在目前这个职位上，因为您在这里为自己赢得了如此多的荣誉。
‘先生，愿您获得应得的幸福，我向您致以诚挚的问候。’
‘附言：我刚刚收到了您本月5日的来信，信中告知了我德·梅罗纳先生的到来消息。感谢您的友好之情；请相信，我在您的来信中从未寻求过别的东西。’
——夏多布里昂。”

夏多布里昂子爵致塞雷伯爵：
“巴黎，1824年6月23日。
‘伯爵先生，我的离职无疑证明了我无法继续为您服务；现在我只想表达一个愿望：希望能在您因才能而被需要的地方与您相见。我即将退休，很欣慰自己为法国恢复军事与政治独立做出了贡献，也推动了其选举制度的改革。虽然这并非我所期望的结果，但年龄的增长使得这种变革成为必然；不过，至少这一原则已经确立下来。时间会解决剩下的问题，当然，前提是它不会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伯爵先生，我自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可抱怨之处；能够与您这样有才能的人共事，我始终感到荣幸。’
‘谨致问候，
——夏多布里昂。’”

夏多布里昂子爵致拉费罗奈伯爵：
“巴黎，1824年6月24日。
‘如果您还身处圣彼得堡的话，伯爵先生，在结束我们的通信之前，我必须向您表达我对您的敬意与友情。请保重身体，希望您比我更幸福。无论生活状况如何，我都相信我们还会再见面。我正在给皇帝写信。’”

“夏多布里昂。”

八月初，我收到了对这封告别信的回复。德·拉费罗内先生接受了我在内阁中的大使职务；后来，我又在德·拉费罗内先生的内阁中担任大使——我们俩都认为这并非升迁或降职。作为同乡和朋友，我们始终相互尊重。德·拉费罗内先生在面对最严峻的考验时也从不抱怨，他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与高尚的品格。在我失势之后，他在圣彼得堡为我出面处理事务，就如同我会为他出面一样。诚实的人总能得到另一个诚实人的理解。我很高兴能呈现这一证据，以证明德·拉费罗内先生的勇气、忠诚以及高尚的灵魂。收到这封信的那一刻，它对我来说远远胜过命运那些反复无常且毫无意义的恩惠。直到现在，我才觉得有必要打破友谊所要求的保密原则。

德·拉费罗内伯爵致莱特子爵，来自夏多布里昂·费罗内。

“1824年7月24日，圣彼得堡。
前天寄来的俄罗斯邮件中包含了您16日写给我的那封小信；对我来说，它将是所有从您那里收到的信件中最珍贵的一封。我会将其珍藏起来，作为值得骄傲的凭证。我坚信，不久之后就能在更愉快的情况下将它交还给您。子爵先生，我会效仿您给我的榜样，不对这一突如其来、意外地中断了我们之间因工作而建立的关系的事件妄加议论。这种关系的本质、您对我的信任，还有那些更为重要的因素——因为它们并非纯粹出于个人原因——足以让您明白我感到遗憾的原因及程度。刚刚发生的一切对我来说仍然难以理解；我完全不知道其中的缘由，但我看到了其后果；这些后果本是如此容易、如此自然可以预见的，以至于我很惊讶人们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要将他们彻底忽视。然而，我太了解激励着您的崇高情感以及您纯粹的爱国心了，因此我十分确信您会赞同我在当前情况下所采取的举措；这是我的职责、我对祖国的热爱，乃至为了您的荣耀所要求的。您是如此优秀的法国人，绝不会在目前的处境下接受外国人的保护与支持。您已经永远赢得了欧洲的信任与尊敬；但您服务的对象是法国，您只属于法国。法国或许有不公之处，但您和您的真正朋友们绝不会允许将为您的事业辩护的重任交给外国人，从而让它变得不那么纯洁、不那么高尚。因此，在整体利益面前，我摒弃了一切个人情感或私心；我阻止了一些可能会在我们之间引发危险分歧、损害王室尊严的措施。这是我离开之前在这里做的最后一件贡献了；只有您，子爵先生，才会知道这件事。这份信任本就属于您，而我太了解您的高尚品格了，所以十分确信您会为我的秘密保密，并认为我在当前情况下的行为符合您对那些受到您友谊与尊敬的人所期望的标准。

“再见了，子爵先生：如果我有幸与您建立的交往能让您正确了解我的品格，那么您应该明白，地位的变化是无法改变我的情感的。您也绝不会怀疑一个在当前形势下仍觉得自己极为幸运、能被公众视为您朋友之一的人的忠诚与奉献之心。”

“拉费罗内斯”

“丰特奈先生[238]和蓬卡雷先生[239]深知您对他们怀有的美好记忆的价值：作为与您一同见证法国自您出任大臣以来日益受重视的见证人，他们自然也会与我有着同样的感受与遗憾。”

我被解职后便立即开始了与新对手的斗争；但这场斗争因路易十八的去世而中断，直到查理十世加冕后才重新开始。七月时，我前往纳沙泰尔与夏多布里昂夫人会合；她早已在那里等候我，并在湖边租了一间小屋。阿尔卑斯山脉在我们面前南北延伸至很远的地方；我们的背后是朱拉山，那些长满松树的陡坡垂直地耸立在我们头顶上。湖边无人居住，一条木制走廊成了我锻炼身体的地方。我想起了马雷夏尔勋爵。当我爬上朱拉山顶时，便看到了比恩湖——让-雅克·卢梭正是得益于那里的微风与湖水才获得了许多灵感。夏多布里昂夫人则去了弗里堡以及一座据他们描述极为迷人的乡间别墅，但她发现那里冷得要命，尽管它被称为“小普罗旺斯”。唯一能让我稍感慰藉的，是一只半野生的瘦黑猫，它会将爪子伸进装满湖水的桶里抓小鱼。还有一位总是织着毛衣的安静老妇人，她在一家胡格诺派人家中为我们准备食物。纳沙泰尔也曾有过辉煌的岁月：它曾属于朗格维尔公爵夫人；让-雅克·卢梭曾在那里的山上穿着亚美尼亚式的服装行走；圣伯夫先生也细致地描述过夏里埃尔夫人在《纳沙泰尔书信》中所描述的当地社会风貌。不过，朱莉安娜、拉普里斯小姐以及亨利·迈耶都已不在那里了；我只见到那位来自旧流亡派的可怜的福什-博雷尔，他不久后就从窗户跳了下去。普尔塔莱斯先生的精心打理的花园，以及邻近葡萄园里由人工建造的英式假山，都不再能吸引我。作为纳沙泰尔最后一位亲王的贝尔蒂埃，尽管他在瓦尔-德-特拉弗斯地区建立了类似辛普隆的景观，而且也像福什-博雷尔一样摔碎了自己的头骨，但他还是被人们遗忘了。

国王的疾病让我不得不返回巴黎。国王于9月16日去世，距离我被解职还不到四个月。我写了一本名为《国王死了：国王万岁！》的小册子，其中颂扬了新的君主。

查理十世啊，我的小册子《论波拿巴与波旁王朝》曾为路易十八带来过帮助。我前往纳沙泰尔去接夏多布里昂夫人，随后我们一同来到巴黎，住在雷加尔街。查理十世在即位之初就废除了新闻审查制度，从而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加冕仪式则是在1825年春天举行的。“那时，蜜蜂已经开始鸣叫，鸟儿也在歌唱，羊羔们在草地上嬉戏。”

在我的文件中，有这样几页是在兰斯写的：

“1825年5月26日，兰斯。
国王将于后天抵达；他将在29日星期日接受加冕。我将亲眼看到有人为他戴上那顶在1814年时没人能想象得到的王冠。我为法国向他敞开大门做出了贡献；通过让西班牙战争得到妥善解决，我为国王提供了保护者；我还推动了宪章的通过，并成功组建了一支军队——这两样东西正是国王在国内及国外执政所必需的。那么，在加冕仪式上，我的角色是什么呢？无非是个被放逐者罢了。我作为人群中的一员去领取那些被随意分配的绶带，甚至都不是来自查理十世的赠予。那些我曾经服务过、提拔过的人现在都背弃了我。加冕时，国王会握住我的手，而我则要跪在他脚下宣誓，而他却毫无动容之意，就像看待我重新陷入贫困一样漠不关心。这对我来说有区别吗？没有。既然不必再去杜伊勒里宫，独立的身份便足以弥补我所失去的一切。

我正在这个被喧嚣所遗忘的房间里写下这些回忆录。今天早上，我参观了圣雷米教堂以及那些用彩纸装饰起来的大教堂。要不是在柏林看过席勒的《圣女贞德》这部歌剧，我根本无法想象那座教堂的样貌。在施普雷河畔，歌剧的舞台装置让我看到了那些在韦尔斯河畔被隐藏起来的景象。至于其他方面，我就从各个古老的王朝中寻找乐趣了，从克洛维及其带领的法兰克人，以及那只从天上降下的鸽子，一直到查理七世和圣女贞德。”

我来自自己的祖国。
身高还不及一只靴子那么高，
有我，还有我的“土拨鼠”[253]。
“先生，请给我一个苏吧！”
这就是一个刚来到兰斯的小萨伏伊人，在我散步归来时对我说的。那是在兰斯。
“那你来这儿做什么？”我问他。
“我来参加加冕仪式，先生。”
“带着你的‘土拨鼠’一起？”
“是的，先生，有我，还有我的‘土拨鼠’，”他边跳舞边回答。
“嗯，这倒和我很像，孩子。”
其实并非如此：我参加加冕仪式时并没有带“土拨鼠”；而且“土拨鼠”根本没什么用处——我的包里只有些破旧的玩具，根本不值得任何人出钱去看它们在棍子上爬来爬去。
路易十七和路易十八并未加冕；查理十世的加冕仪式则紧随路易十六之后举行。查理十世出席了他兄弟的加冕仪式，他代表的是诺曼底公爵，也就是征服者威廉。路易十六是在多么美好的形势下登基的啊！他在继位后是多么受欢迎啊！然而，他最终得到了什么？这次的加冕仪式其实算不上真正的加冕仪式，只不过是加冕仪式的模拟而已：我们会看到蒙塞元帅，那个曾在拿破仑加冕仪式上扮演过角色的家伙；那个曾经在自己的军队中庆祝暴君路易十六死亡的元帅，现在却以佛兰德斯伯爵或阿基坦公爵的身份在兰斯挥舞着王剑。还有谁会相信这种场面呢？我真希望今天没有这样的盛况：国王骑在马背上，教堂里空荡荡的，只有古老的拱顶和坟墓作为装饰；两院成员都在场，人们会在《圣经》上宣读对宪章的忠诚誓言。那样才是君主制的真正复兴；他们本可以重新开始这一切的。

自由与宗教：遗憾的是，他们几乎不尊重自由；即便他们还有这种观念，至少也还懂得追求荣耀！
啊！那些埋在尘土中的坟墓里，那些英勇的国王们的灵魂会怎么说呢？法拉蒙、克洛迪翁和克洛维，还有我们的佩潘、马特尔、查理斯、路易斯——他们不惜冒着战争的危险，用自己的鲜血为子孙赢得如此美好的土地，他们又会怎么说呢？

“最后，教皇亲自为第二王朝的领袖这样的伟人举行加冕仪式，这种改变统治者的人选的做法，难道没有破坏我们历史中那些古老仪式的意义吗？人们开始认为，那些虔诚的仪式并不能决定谁有资格登上王位，也无法影响圣油被涂抹在谁的额头上。巴黎圣母院的侍从们，以及兰斯大教堂里的那些人，只不过是这场已经变得庸俗不堪的仪式中的配角罢了；真正的优势仍然在拿破仑手中，他派自己的亲信去辅佐查理十世。从此以后，皇帝的形象将主导一切，成为各种事件和思想的基石；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就在他的掌控之下。”

“兰斯，加冕仪式前的星期六。[256]”
“我目睹了国王进城的场面；我看到了那位不久前连马都没有的君主的华丽马车；我还看到那些满载着无法保护自己主人的朝臣的马车经过。这群人前往教堂唱感恩颂歌，而我则去参观罗马遗址，独自漫步在一片名为‘爱情之林’的榆树林中。我从远处听到钟声的欢庆声，凝视着大教堂的塔楼——那些见证了无数次加冕仪式的建筑，尽管仪式本身始终如一，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时代背景、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君主制已经消亡，而那座大教堂则被当作马厩使用了数年。今天再次见到它的查理十世，还会记得自己也曾在这个地方见过路易十六接受加冕吗？他会相信加冕仪式能带来免于灾难的保护吗？”

“再也没有足够高尚的手能治愈国王的恶疾，也没有再足够神奇的圣药能让国王免受伤害。”

我急忙将刚才读到的内容写在一本名为《兰斯大教堂的加冕仪式》的小册子的空白页上，同时也在大法官德·塞蒙维尔先生所写的信件上写下这些文字：

“大法官谨此告知夏多布里昂子爵阁下：兰斯大教堂的圣坛处已为那些希望明日出席国王加冕仪式、以及圣灵与圣米迦勒骑士团最高领袖的接见仪式的贵族们预留了位置。”

尽管如此，查理十世仍打算与我和解。巴黎大主教在兰斯与他谈到了反对派人士的事，国王说：“那些不愿与我打交道的人，我就不管他们了。”大主教又问：“但是，陛下，那夏多布里昂先生呢？”国王回答：“哦，他倒让我有些遗憾！”大主教请求国王允许他把我这件事告诉我说，国王犹豫了一下，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两三圈，最终说道：“好吧，那就告诉他吧。”于是大主教就忘了把这件事告诉我。

在骑士授勋仪式上，当德·维莱尔先生正在宣誓时，我正跪在国王脚下。因为帽子上的羽毛掉了下来，我便与一同接受封爵的同伴简单交谈了几句。我们离开国王的膝前后，一切就结束了。国王因为难以脱下手套来握住我的手，便笑着对我说：“戴着手套的猫是抓不到老鼠的。”

人们以为他已经与我长谈过，于是便有传言称我又重新受到重用。查理十世很可能认为大主教已经向我表达了对我的好意，因此期待我能道一声谢，而我的沉默让他感到不满。

就这样，我参与了克洛维后继者的最后一次加冕仪式；正是我在所写的文章中呼吁举行加冕仪式，并在《国王已死：国王万岁！》这本小册子中描述了加冕的情景，才促成了这一仪式。其实我并不相信这种仪式有什么意义；但由于合法性的基础已然缺失，为了维持这种形式，不管好坏，都不得不利用一切手段。我想起了阿达尔贝隆的定义：“法国的国王加冕仪式关乎公共利益，而非私人事务。”我还引用了为加冕仪式而准备的优美祷文：

“哦，上帝啊，您以自己的美德为子民指明方向，请赐予您的仆人智慧之灵吧！愿在这个时代，所有人都能享有公平与正义：给朋友以帮助，给敌人以阻碍，给受苦者以安慰，给傲慢者以惩戒，给富人以教诲，给穷人以怜悯，给朝圣者以款待，让贫穷的子民在祖国里享有和平与安全！愿他学会自我约束，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状况来妥善治理国家，这样，主啊，他就能为所有人树立一个令您满意的生活榜样！”

在将杜蒂耶保存下来的这段祷文收录到《国王已死：国王万岁！》这本小册子之前，我曾这样呼喊：

“让我们谦卑地恳求查理十世效仿他的祖先吧——第三王朝的32位君主都曾接受过王室的涂油礼。”

完成所有职责后，我离开了兰斯，可以像圣女贞德那样说：“我的使命已经结束。”

[156] 这本书写于1839年，1846年12月进行了修订。——T.
[157] 约瑟夫·普兰塔（1787–1847）多年担任伦敦德里勋爵的秘书。1827年至1830年间，他担任财政部的联合秘书之一，1834年被任命为枢密顾问。

1827年至1844年间，他几乎一直担任黑斯廷斯的议员。——T。
[158] 伦敦德里女侯爵阿米莉亚·安妮（1772-1829），本姓霍巴特，是白金汉郡第二代伯爵约翰·霍巴特的女儿及共同继承人，1794年嫁给了伦敦德里侯爵。——T。
[159] 外交部长马蒂厄·德·蒙莫朗西子爵。——B。
[160] 菲茨-詹姆斯公爵爱德华（1776-1838），通过贝里克公爵的血统与詹姆斯二世有渊源。1814年被封为法国贵族，但在1831年12月28日限制贵族世袭权的法案通过后便辞去了贵族头衔。从1835年起直至去世，他作为右翼成员在众议院任职，以其雄辩的演讲而著称。——B。
[161] 乔治·布赖恩·布鲁梅尔（1778-1840），人称“美男子布鲁梅尔”。据一般说法，摄政王曾下令准备“布鲁梅尔的马车”。——T。
[162] 保罗·安东·冯·埃斯特哈齐·冯·加兰塔亲王（1786-1866），曾任奥地利驻德累斯顿大使（1810年）、驻罗马大使（1814年），以及1815至1818年和1830至1848年间的驻伦敦大使。1848年他曾短暂担任奥地利外交部长。——T。
[163] 可参阅我来自柏林的报道之一。——作者注。
[164] 约翰·罗素勋爵，后来成为第一代罗素伯爵（1792-1878）。他的动议内容是“议会中当前的代表制度状况需要得到议院的认真考虑”。该动议以105票的多数被否决。1831年，约翰·罗素勋爵提出了改革法案，还曾担任内政大臣（1835-1839年）、战争与殖民地事务大臣（1839-1841年）、首相（1846-1852年）、外交大臣，之后又担任内阁主席（1852-1855年）、殖民地事务大臣（1855年）、外交大臣（1859-1865年），最后再次出任首相（1865-1866年）。1861年他被封为伯爵。——T。
[165] 夏多布里昂在这里似乎混淆了上议院和下议院；无论如何，他的记忆出现了问题。——T。
[166] 约翰·斯科特，第一代埃尔登伯爵（1751-1838），1776年取得律师资格，1783年成为皇家法律顾问，1793年担任普通法院首席法官，1799年被封为贵族，1801年至1827年担任大法官。埃尔登是个极端的托利党人，强烈反对《天主教解放法案》。——T。
[167] 克里斯托弗·马格奈，1821年至1822年担任伦敦市长，很可能就是这次活动中夏多布里昂的东道主。——T。
[168] 内森·梅耶·罗斯柴尔德男爵（1777-1836），除法兰克福的分支外，所有罗斯柴尔德家族分支的领袖。罗斯柴尔德勋爵告诉我，那次晚宴应该是在圣斯威辛巷的新宫办公室里举行的。每到外国邮递日（周二和周五），罗斯柴尔德男爵习惯在城里待到午夜，并经常举办晚宴。——T。
[169] 所罗门·梅耶·罗斯柴尔德男爵（1774-1855），罗斯柴尔德家族维也纳分支的领袖。他与他的四个兄弟——安塞尔姆、内森、查尔斯和詹姆斯——于1822年被授予奥地利帝国男爵头衔。——T。
[170] 理查德·查尔斯·弗朗西斯·米德，第三代克兰威廉伯爵（1795-1879），是第二代克兰威廉伯爵理查德·米德与约瑟夫·图恩伯爵之女卡罗琳的儿子。克兰威廉勋爵曾在1822年担任外交部副部长，1823年至1828年担任英国驻柏林大使，还获得了汉诺威大十字勋章。——T。
[171] 查尔斯·伦诺克斯，第三代里士满公爵（1734或1735-1806），1765年担任驻巴黎大使，1766年担任首席国务秘书，1782年担任军械总长，同时还被封为骑士。

《Garter》——T。
[172] 这是一部关于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的著名政治讽刺作品，据说是由恩布利领主托马斯·阿图斯所写。该书没有标注出版日期和地点，后来被收录在《亨利三世纪事》的第四卷中（1744年）。——T。
[173] 吉永·加斯帕德·阿尔弗雷德·德·格里莫，奥赛伯爵（1801–1852），长期担任伦敦和巴黎的上流社会领袖，以与布莱辛顿伯爵夫人的亲密关系而闻名。1827年，他与布莱辛顿勋爵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女儿哈丽特·加德纳女士结婚。不久后哈丽特便离开了他，当时已是寡妇的布莱辛顿伯爵夫人则搬来与他一起住在戈尔府。1849年，奥赛破产了，为躲避逮捕，他于4月1日逃往巴黎，两周后布莱辛顿伯爵夫人也跟了过去。大约一个月后，她突然去世。——T。
[174] 吉什公爵夫人安娜（1803–1882），本姓德·格里莫·德·奥赛。——T。
[175] 多萝西娅·克里斯托弗罗夫娜，后来成为利文公主（1785–1855），本姓冯·布伦肯多夫。她深受当时政治家们的青睐：卡斯尔雷、坎宁、梅特涅都是她的朋友；格雷勋爵则每天早上都会从床上给她写信。据说她还与乔治四世有过暧昧关系。丈夫去世后，她定居巴黎，成了吉佐先生的“伴侣”。——B。
[176] 奥斯蒙德女侯爵埃莱奥诺尔，本姓狄龙，是雷内·尤斯塔什·奥斯蒙德男侯爵的妻子，后者在1814年至1819年间担任法国驻伦敦大使。——T。
[177] 克里斯托弗·安德烈耶维奇伯爵，后来成为利文王子（1839年去世），曾担任驻柏林的全权公使（1810–1812年），以及驻伦敦大使（1812–1834年）。他还担任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监护人（1834–1839年）。——T。
[178] 利文夫人在其丈夫于1839年去世后移居巴黎。——T。
[179] 吉佐将每天去巴黎拜访利文夫人视为自己的习惯。——B。
[180] 爱德华·阿道夫·西摩，第十一代萨默塞特公爵（1775–1855）。——T。
[181] 1838年4月23日，路易-菲利普任命苏尔特元帅为英国特命大使，负责处理维多利亚女王的加冕仪式。伦敦的民众热情欢迎这位元帅，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热烈欢迎。维多利亚女王的加冕仪式于1838年6月20日举行。——B。
[182] 安提帕特（公元前319年去世），马其顿将军，在亚历山大不在时担任马其顿和希腊的总督。亚历山大死后，他继续掌管政权一段时间，还在克拉农战役中击败了雅典人。就在亚历山大的孩子们未成年时，他被任命为他们的摄政王，但随后自己也去世了。——T。
[183] 安提柯（约公元前382年–公元前301年），别名“独眼巨人”，也是亚历山大的将领之一。亚历山大去世后，他与其他人共同瓜分了亚历山大的帝国，并自封为亚洲之王，这一地位持续了六年，直到他在伊普苏斯战役中被击败并杀死。——T。
[184] 塞琉古一世尼卡托尔（公元前354年–公元前281年），亚历山大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他宣布自己为叙利亚的国王，后来又成为马其顿、色雷斯和小亚细亚的国王。他于公元前281年被托勒密二世塞劳努斯所杀。——T。
[185] 安条克一世，叙利亚国王（约公元前323年–公元前261年），别名“救世主”，是塞琉古尼卡托尔的儿子，继承了他的王位。——T。
[186] 托勒密一世，埃及国王（公元前283年去世），同样被称为“救世主”，也是亚历山大的将领之一。他得到了马其顿帝国的埃及部分，并于公元前308年自称国王。——T。
[187] 安东尼奥·卡诺瓦（1757–1822），意大利雕塑家，长期受到拿破仑的庇护。——T。

[188] 约克公爵弗雷德里克，奥斯纳堡名义主教（1763–1827），乔治三世的次子，也是其最惹争议的子女之一。——T。
[189] 卢梭公爵在卸任后原本打算于1822年春天前往维也纳和敖德萨旅行。出发前，他与妻子及岳母一起在库尔泰勒城堡住了段时间。在那里他生病了，于是匆忙返回巴黎，刚到巴黎就因脑部充血而发病。他于1822年5月17日去世，享年55岁零8个月。——B。
[190] 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第三代兰斯当侯爵（1780–1863），曾任财政大臣（1806–1807）、内政大臣（1827–1828）、内阁主席（1830–1834及1846–1852），还是内阁成员（1852–1858），同时还是嘉德骑士团成员。——T。
[191] 莎拉·西登斯（1755–1831），本姓肯布尔，是著名的演员。1822年时她67岁，并非73岁。她首次登台演出是在1782年，最后一次则是在1812年；《麦克白夫人》是她最出色的角色。——T。
[192] 安托万·路易·玛丽·德·格拉蒙，吉什公爵（1755–1836），在大革命之前曾以格拉蒙上尉的身份担任宫廷护卫队成员。复辟后，他被封为法国贵族。吉什公爵同意向七月政府宣誓效忠，并一直留在上议院直至去世。——B。
[193] 吉什公爵夫人是波利尼亚克公爵夫人的女儿。——B。
[194] 夏洛特·玛丽·安托瓦内特·莱昂汀，诺阿耶子爵夫人（1791–1851），本姓德·诺阿耶-穆希。1809年，她与自己的表兄阿尔弗雷德·路易·多米尼克·文森特·德·保尔·诺阿耶子爵结婚，后者在1812年的贝雷西纳战役中阵亡。——B。
[195] 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1792–1868），法兰克福的梅耶·安塞尔姆·罗斯柴尔德的幼子，1822年被奥地利帝国封为男爵。——T。
[196] 约翰·罗素，第六代贝德福德公爵（1766–1839），曾任爱尔兰总督（1806–1807），1830年被封为嘉德骑士团成员。——T。
[197] 理查德·坦普尔-纽金特-布里奇斯-钱多斯-格伦维尔，第一代白金汉和钱多斯公爵（1776–1839），1820年被乔治四世封为嘉德骑士团成员，1822年被封为公爵。——T。
[198] 克里斯蒂安亲王，即后来的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同时也是挪威的合法君主（1786–1848）。1839年，他的表兄弗雷德里克六世去世后，他继承了丹麦王位。1814年，根据基尔条约，挪威被割让给瑞典，但挪威人拒绝与瑞典合并，于是拥立他为挪威国王，称其为克里斯蒂安一世（1814年5月）。由于无法抵抗瑞典人，他于1814年10月放弃王位。他的儿子弗雷德里克七世是奥尔登堡王朝在丹麦的最后一位君主。——T。
[199] 卡罗琳·阿米莉亚公主，即后来的丹麦女王（1796–1881），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索恩堡-奥古斯滕堡公爵弗雷德里克·克里斯蒂安的女儿。——T。
[200] 凯瑟琳·亨丽埃特，韦尔讷伊女侯爵（1583–1633），本姓德·巴尔扎克-当特雷格，加布里埃尔·德斯特雷斯去世后成为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情妇。——T。
[201] 弗朗索瓦丝，曼特农女侯爵（1635–1719），本姓德奥比涅，是路易十四的情妇，1684年或1685年与路易十四结婚。——T。
[202] 安妮·玛丽，乌尔辛斯公主（约1643–1722），本姓德拉特雷莫伊勒。她先嫁给了塔列朗-沙莱亲王，后又嫁给了布拉恰诺-奥尔西尼公爵，也就是乌尔辛斯家族的人。多年来，她一直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最得力的宠妃，也是他的第一任妻子。——T。
[203] 达德利·莱德，第一代哈罗比伯爵（1762–1847），曾任外交大臣（1804年）以及内阁主席（1812–1827年）。——T。

[204] 罗伯特·皮尔爵士，第二代男爵（1788–1850），曾任殖民地事务副大臣（1810年）、爱尔兰事务首席大臣（1812年）、内政大臣（1828年），以及第一财政大臣和首相（1834–1835年及1841–1846年）。1850年7月2日，他在海德公园骑马时从马上坠落而去世。——T.
[205] 约翰·费恩，第十代韦斯特莫兰伯爵（1759–1841），曾任爱尔兰总督（1790–1795年）、骑兵队长（1795–1798年）、枢密院大臣（1798–1827年），并于1793年被封为嘉德骑士。——T.
[206] 亨利·巴瑟斯特，第三代巴瑟斯特伯爵（1762–1834），曾任贸易委员会主席（1807–1812年）、战争与殖民地事务大臣（1812–1827年）、内阁主席（1828–1830年），并于1817年被封为嘉德骑士。——T.
[207] 艾伦·巴瑟斯特，第一代巴瑟斯特伯爵（1684–1775），是蒲柏、斯威夫特、普赖尔、康格里夫和斯特恩等人的朋友，也是第三代巴瑟斯特伯爵的祖父。——T.
[208] 斯特恩，《约里克致伊丽莎的书信》，第三封信。——T.
[209] 巴瑟斯特勋爵有两个女儿：路易莎·乔治亚娜·巴瑟斯特夫人，她在1874年未婚去世；艾米丽·夏洛特·巴瑟斯特夫人，则在1825年嫁给了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庞森比爵士，后者为K.C.B.勋章获得者，她于1877年去世。——T.
[210] 罗伯特·班克斯·詹金森，第二代利物浦伯爵（1770–1828），曾任外交大臣（1801–1804年）、内政大臣（1804–1806年及1807年）、战争大臣（1809年），以及首相（1812–1827年），并于1814年被封为嘉德骑士。——T.
[211] 查尔斯·詹金森，第一代利物浦伯爵（1727–1808），曾任战争大臣（1778年）、兰开斯特公国财政大臣（1786–1802年），1796年被封为利物浦伯爵和霍克斯伯里男爵。——T.
[212] 约翰·斯图尔特，第三代布特伯爵（1713–1792），曾任国务大臣（1761年）、首相（1761–1762年），被封为嘉德骑士，但是一位极不受欢迎的大臣。——T.
[213] 约翰·威尔逊·克罗克（1780–1857），1808年至1830年间担任海军部秘书。——T.
[214] 威廉·阿库特爵士，第二代男爵，后来成为第一代海茨伯里勋爵（1779–1860），曾出任驻巴巴里各国的特使（1813年）、那不勒斯特使（1814年）、西班牙特使（1822年），以及葡萄牙和俄罗斯的大使（1824年及1828–1832年）。1828年他被封为海茨伯里男爵，后来担任爱尔兰总督（1844–1846年），再之后则担任怀特岛总督。——T.
[215] 骑师或马夫。——作者注。
[216] 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尔（1619–1683），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总监，他极大地提升了法国的繁荣程度。同时，他还积累了巨额私人财富，约为千万法郎；他去世后，民众认为这些财富是贪污所得，便侮辱了他的棺材。——T.
[217] 我找不到任何关于路易十四葬礼上发生侮辱行为的记录。不过，路易十五的葬礼确实因暴民的骚乱而陷入混乱。——T.
[218] 查尔斯·斯图尔特爵士，后来成为第一代罗斯西的斯图尔特勋爵（1779–1845），曾任驻葡萄牙大使（1810年），并在那里被封为马希科伯爵和安格拉侯爵；1815–1816年担任海牙公使，1815–1830年担任驻巴黎大使，1828年被封为贵族，1841–1845年担任驻圣彼得堡大使。——T.
[219] 8月25日。——T.
[220] 维克多·路易·查尔斯·德·里凯特·德·卡拉曼，最初为侯爵，后来成为卡拉曼公爵（1762–1839），1815年被封为法国贵族，1816年被任命为驻维也纳大使。1830年，他支持了七月革命后成立的政府。——B.

[221] 查尔斯·格雷，第二代格雷伯爵（1764–1845），曾任海军大臣（1806年）、外交大臣（1806–1807年）、海军大臣兼首相（1830–1834年），还被封为嘉德骑士。1832年，格雷伯爵推动了第一部改革法案的通过。——T.
[222] 丹尼尔·奥康奈尔（1775–1847）是推动天主教徒解放运动的领袖（相关法案于1829年通过），1828年当选为克莱尔选区的议员。1840年，他成为废除该法案运动的领袖。有趣的是，比雷将丹尼尔·奥康奈尔描述为“一位出色的演说家、热忱的爱国者、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位爱尔兰的解放者将被视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T.
[223] 威廉三世，荷兰总督及英格兰国王（1650–1702年）。——T.
[224] 柏拉图（公元前429或430年—公元前347或348年）经常在苏尼翁角——即现在的科洛纳角，那里是阿提卡半岛的东南端——向他的弟子们授课。那里有一座密涅瓦神庙，至今仍有19根柱子保存完好。——T.
[225] 埃皮米尼德斯（公元前596年—公元前538年），一位虔诚的克里特人，据传说他在一个洞穴中睡了五十年，寿命达三百岁等等。——T.
[226] 《维罗纳会议、西班牙战争、谈判与西班牙殖民地》。巴黎：德洛伊出版社，1838年出版，共两卷，8开本。——B.
[227] 阿方斯·瓦朗坦·韦斯，雷内维尔伯爵（1798–1864），1824年时担任财政部的部门负责人，也是德·维莱勒先生最得力的助手之一。1846年至1848年期间他担任众议院议员，二月革命后退出政坛。——B.
[228] 夏多布里昂此处引用的这句话并非出自德·科尔比埃尔之口，而是出自战争部长达马斯男爵之口。可参阅《德·维莱勒伯爵的回忆录》。——B.
[229] 路易·贾斯汀·玛丽·塔拉鲁侯爵，少将，1824年出任驻马德里大使，同时还是法国的贵族。——B.
[230] 弗朗索瓦·约瑟夫·马克西米利安·热拉尔，雷内瓦尔伯爵，1824年出任驻柏林的特命全权公使，之后又担任驻维也纳大使，在路易-菲利普统治时期则出任驻马德里大使。——T.
[231] 1824年时，布尔戈旺骑士担任公使馆一等秘书，阿道夫·比勒科克先生则担任二等秘书。——T.
[232] 1824年出任驻维也纳大使。——T.
[233] 1824年出任驻里斯本大使。——T.
[234] 1824年担任法国驻海牙公使馆的秘书。——T.
[235] 一年后，即1825年7月3日，海德·德·纽维尔也告知他的朋友夏多布里昂，他的大使职位已被夺走。

“我尊贵的朋友，
您已告知我将离开政府部门。而我则要告诉您，我也不再是大使了。
他们因为我追随您而攻击我。那也好，这只会让我们的友谊更加牢固；感谢上帝，也祝福国王吧！
国王也可能会犯错。
永远属于您的人。”

“海德·德·纽维尔。”
他收到了如下回复：

“干得好，我亲爱的朋友！让他们去指责像你这样的人吧，他们根本无法得逞。我无法按季度将你交给我的五千法郎还给你，不过我还有几件瓷器可以卖给你，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就把它们卖掉。”
“可怜的法国啊！”
“一如既往地属于你的，”
“夏多布里昂”——B。
[236] 1824年任那不勒斯大使。——T。
[237] 1824年任圣彼得堡大使。——T。
[238] 1824年任圣彼得堡大使馆一等秘书的丰特奈骑士。——T。
[239] 1824年任圣彼得堡大使馆三等秘书的蓬卡雷子爵。——T。
[240] 1824年9月16日。——T。
[241] 1825年5月29日。——T。
[242] 乔治·基思，第十代马里斯查尔伯爵（约1693–1778），因在1715年为那位骑士效力而被判死刑，后逃往西班牙，在那里指挥西班牙军队，1719年在格伦希尔战役中战败，又逃往普鲁士。1751年，腓特烈二世任命他为驻巴黎大使，1752年又任命他为纳沙泰尔的总督。1762年，他在那里为卢梭提供了庇护。在欧洲大陆，他通常被称为“马里斯查尔勋爵”。——T。
[243] “一种没有脚的陶制烹饪锅，可以在炉子上用来烹煮食物而不发出噪音；据说法国胡格诺派教徒采用这种方式是为了在禁止食用肉类的日子里避免引起丑闻。”（利特雷）——B。
[244] 1707年，朗格维尔家族的最后一位成员——内穆尔公爵夫人玛丽去世后，纳沙泰尔郡便归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所有。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进一步确认了普鲁士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权。1806年，拿破仑夺取了该地区，并将其设为贝尔蒂埃元帅的领地；1815年，它又重新回到普鲁士手中，但仍属于瑞士的一个州。1848年，纳沙泰尔宣布独立，1857年普鲁士承认了这一独立地位。——T。
[245] 伊莎贝尔·阿涅斯·德·圣海辛特·德·沙里埃尔（1745–1805），本姓范图伊尔，她以“拉图尔神父”的笔名撰写了《纳沙泰尔书简》（1784年）、《卡利斯特，或洛桑书简》（1786年）等作品。——T。
[246] 查尔斯·奥古斯丁·圣伯夫（1804–1869），著名的法国评论家。他在1844年出版的《女性肖像》一书中对沙里埃尔夫人给予了高度评价。——T。
[247] 《纳沙泰尔书简》中的角色。——B。
[248] 路易·福什-博雷尔（1762–1829），纳沙泰尔的印刷商，也是保王党人。他致力于波旁王朝的事业，在督政府及执政府时期多次被监禁。复辟之后，他并未得到任何回报，于是回到纳沙泰尔，过着贫困的生活，最终以夏多布里昂所描述的那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T。
[249] 路易·普尔塔莱斯伯爵（1773–1848），纳沙泰尔的总督。——B。
[250] 法兰克人的国王克洛维（465–511），法兰克君主制的建立者。他在496年在兰斯由圣雷米主持仪式，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并加冕为王。——T。

[251] 查理七世，法国国王（1403–1461年），被称为“胜利者”。在圣女贞德的帮助下，他于1429年击败了英格兰人，并于同年在兰斯加冕为王。——T.
[252] 圣女贞德（1410–1431年）出席了1429年7月17日查理七世的加冕仪式。此后她被英格兰人俘虏，于1431年5月30日在鲁昂被处以火刑。——T.
[253] “我来自我的故乡，身高不及一只靴子那么高，带着我的米，带着我的米莫特。”——T.
[254] “啊，那些埋在坟墓中的灵魂会怎么说呢？那些勇敢的君主的灵魂又会怎样呢？法拉蒙、克洛迪翁和克洛维，还有我们的佩潘、马特尔、查理和路易们，他们通过鲜血与冒险，带领着一群战士，为他们的子孙赢得了如此美丽的土地，他们又会怎么说呢？”——T.
[255] 佩潘，法兰克人的国王（卒于768年），被称为“矮子”，是第二王朝或加洛林王朝的建立者。——T.
[256] 1825年5月28日。——T.
[257] 查尔斯·路易·于格，塞蒙维尔侯爵（1754–1839年），曾被共和国派往君士坦丁堡担任大使。1793年，在前往使馆的途中被奥地利政府逮捕。1795年，他与国民公会的其他成员一起被交换为路易十六的女儿。他支持波拿巴，并为其效力；1814年，他被路易十八任命为最高法官。在查理十世以及路易-菲利普统治时期，他仍继续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834年满八十岁后才辞职。——T.
[258] 海亚辛特·德·凯伦，巴黎大主教（1778–1839年），法国科学院院士，于1821年就任大主教一职。凯伦大人生活虔诚且乐善好施，拒绝承认七月政府，还在1831年的暴乱中遭受苦难，其大主教宫殿也被毁。——T.
[259] 夏多布里昂是圣灵勋章指挥官及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维莱则是圣灵勋章指挥官及圣路易勋章大十字勋章获得者。——T.
[260] 雷姆斯大主教阿达尔贝龙（卒于988年），曾在洛泰尔和路易五世时期担任法国宰相。他在987年主持了雨果·卡佩的加冕仪式，后来被雨果·卡佩提升为最高宰相。——T.
[261] 让·杜蒂莱，莫城主教（卒于1570年），著有《法兰克国王编年史》（1545年）。——T.

第十卷 [262]

我将曾经的对手们聚集在身边——那些曾公开指责我的人——
这些内容摘自我失势后的论战文章、洛桑之行以及重返巴黎的经历；还有耶稣会士的相关事态，以及蒙洛西埃先生的来信与我的回复。
我的论战仍在继续，塞巴斯蒂亚尼将军也给我写了信；福伊将军去世了，《正义与爱之律》问世，艾蒂安先生也寄来了信，本杰明·康斯坦特先生同样如此。我达到了政治生涯中的最高地位，还撰写了关于国王圣日的文章，同时推动了新闻监管法规的废除。米肖先生也留下了笔记，维勒先生则十分恼怒。查理十世提议在马尔斯广场重新组建国民自卫军，我给他写了信，随后国民自卫军被解散，选举产生的议会也被取消，新的议会成立了，但人们拒绝与之合作，维勒内阁随之倒台。我参与了新内阁的组建，并接受了罗马大使一职，同时还要回应各种指责。

巴黎已经迎来了最后的节日：那个宽容、和解与恩惠的时代已经过去，只剩下残酷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1820年，新闻审查制度使得《保守派》杂志被迫停刊，我几乎没想到四年后还会以另一种形式、通过另一份报纸继续进行同样的论战。那些曾在《保守派》杂志上与我并肩作战的人，和我一样，都要求恢复新闻与言论自由；他们和我一样处于反对派阵营，同样遭受迫害，还自称是我的朋友。1820年，由于我的努力，甚至更多是因为他们的努力，他们才得以掌权，但他们却转而反对新闻自由：那些曾经受迫害的人变成了迫害者，他们不再自称是我的朋友，还声称新闻自由的真正开始日期是1824年6月6日，也就是我被免职的那天。他们的记性实在不好：如果他们重读自己曾经发表的观点，以及那些反对其他内阁、支持新闻自由的文章，就不得不承认，至少在1818年或1819年时，他们才是新闻自由政策的实际推动者。

另一方面，我曾经的对手们则逐渐向我靠拢。我试图将那些主张独立的人与正统王室联系起来，这一尝试比让我团结那些效忠于王室与教会的人更为成功。

《宪章》。我的读者群体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告诫政府要警惕民众的狂热情绪之后，我又有责任提醒他们专制主义的危害。由于我一直习惯于尊重我的读者，因此我所写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些当时写下的短文，往往比我那些长篇作品更需要我付出更多的心血。我的生活极为充实。荣誉与祖国召唤我重返战场。虽然我已经到了需要休息的年龄，但若以压迫与卑鄙行为所激发的日益强烈的仇恨来衡量自己的年龄，或许我会觉得自己还年轻着。

为了使我的斗争更有统一性，我召集了一群作家围绕在自己身边。他们中有贵族、议员、法官，也有刚开始从事写作事业的年轻作家。蒙塔利维埃先生、萨尔万迪先生、杜韦尔吉耶·德·奥拉讷先生等人都会来到我家，他们都是我的学生，如今在代议制君主制下，他们将我教给他们的理念当作新事物加以传播，而这些理念其实就出现在我作品的每一页中。蒙塔利维埃先生后来成为了内政部长，也是腓力二世的宠臣；那些愿意关注命运变迁的人，可能会觉得下面这封信相当有趣：

“子爵阁下，

我很荣幸地向您汇报我在您所收到的皇家法院判决清单中发现的错误。我已再次核实过这些错误，相信这份清单是正确的。

子爵阁下，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敬意。

您忠实的同事兼真诚的仰慕者，
蒙塔利维埃”

然而，这位曾经极力倡导新闻自由的“忠实同事兼真诚仰慕者”——蒙塔利维埃伯爵，却因为我支持新闻自由而把我送进了吉斯凯先生的监狱。

这是我那场持续了五年最终以胜利告终的论战摘要。它将证明：即便有权力作为后盾，理念依然能够战胜事实。1824年6月6日，我被投入这场斗争；21日，我进入了战场；直到1826年12月18日才离开那里[267]。我独自一人、赤身裸体地进入战场，最终取得了胜利。通过摘录我在论战中使用的论据，我正在创造历史。

“我们有勇气、也有荣誉，在新闻自由的环境中发动这场危险的论战。这是君主制国家首次目睹如此壮观的场面。不过我们很快就后悔了自己的诚实——当初我们还把报纸视为无足轻重之物，因为它们只能损害士兵和将领们的功绩；而当它们敢谈论官员和大臣们时，我们就不得不让它们屈服……”

“如果那些掌管国家的人在重大事务上完全不了解法国的精髓，那么在那些点缀着文明国家生活的优雅而富有美感的事物上，他们同样也是外行。”

“合法政府给予艺术的资助远远超过篡位政府所提供的支持；但这些资助是如何分配的呢？那些负责分配资助的人似乎天生就厌恶名声，他们的默默无闻如此之深，以至于当他们靠近光明时，反而会让光明变得黯淡无光。可以说，他们把钱投入到艺术中是为了扼杀它，就像他们试图压制我们的自由一样……[268]”

“就算法国所处的这种糟糕的体制能像收藏家柜子里那些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的精致模型那样，或许还能让人稍感兴趣；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那只不过是构造粗糙的小东西罢了。”

“我们说过，当今政府所采用的制度违背了法国的精髓；现在我们将试图证明，它也忽视了我们制度的精神。”

法国的君主制无需费力便得以恢复，因为它拥有我们整个历史所积累的力量；因为掌管王位的是一个几乎从国家诞生之初就存在、参与过国家的建立与文明发展、赋予国家一切自由并使其永垂不朽的家族。然而，时间已让这种君主制回归现实。政治上的幻想时代已经过去：再也无法有那种基于崇拜、神秘主义而建立的政府了；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权利；没有理性的约束，任何事情都无法实现；就连绝对君主制最后的幻想——恩宠——如今也都要经过权衡与评估。

我们不要犯错：各个国家都正迎来一个新时代，但它会更幸福吗？只有天知道。至于我们，能做的只是为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不要以为可以回到过去：我们唯一的保障就是宪法。

宪政君主制并非源于某种成文制度，尽管它有成文的法典；它和我们祖先时代的旧君主制一样，是时代与历史发展的产物。

为何自由不能在那个由专制主义建立且充满其痕迹的体系中继续存在呢？所谓仍披着三色旗色彩的胜利，其实已躲进了昂古莱姆公爵的帐篷里；而正统派则居住在卢浮宫里，尽管那里依然能看到鹰的图案。

在宪政君主制下，公共自由受到尊重，它们被视为保护君主、人民和法律的屏障。

我们对代议制政府的理解则不同。有人试图组建团体（甚至还有两个相互竞争的团体，因为竞争是必要的），用金钱贿赂来腐蚀报纸。他们不怕对那些拒绝屈服的报社老板提起诽谤诉讼，企图通过法庭的判决让他们蒙羞。由于这种行为有损正直之人的尊严，他们便招募那些曾用诽谤手段迫害王室的诽谤者来支持保皇党政府。他们还招募所有曾在旧警察机构或帝国宫廷工作过的人，就像我们的邻国在试图达到某种目的时所做的那样。

水手们，把那些囚犯们送到酒馆和妓院去吧。那些由自由撰稿人组成的“囚犯队伍”被派往五六家收买的报纸社，他们所说的话便被大臣们视为“公众意见”[269]。

这不过是我在小册子及《辩论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战文章的简略版本，即便如此可能仍显得过于冗长；其中包含了当今人们所宣扬的所有原则。

当我被赶出政府部门后，我作为国务大臣应得的养老金并未恢复；我并非拒绝领取这笔养老金，而是德·维莱尔先生根据国王的指示，打算通过德·佩罗内特先生给我寄来新的领薪凭证[270]。我拒绝了。要么我有资格获得原来的养老金，要么就没有资格：如果是前者，我就不需要新的凭证；如果是后者，我也不想成为内阁主席的受养人。

希腊人摆脱了枷锁：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希腊委员会，我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委员会在胜利广场上的特诺先生家中召开会议。委员们陆续赶到会场。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坐下后宣称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并长篇大论地谈论此事，这令我们务实的主席特诺先生很不高兴——他当然愿意为阿斯帕西娅织一条披肩，但却不愿为她浪费时间。委员会还受到法布维耶先生的干扰，他严厉地斥责了我们，将一切不符合他意愿的事情都归咎于我们，尽管我们根本没参加过马拉松战役。我致力于为希腊争取自由，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在履行对祖国的责任。我写了一封备忘录，像在维罗纳时那样，将其寄给了俄罗斯沙皇的继任者们。这份备忘录被刊登出来，后来还被刊载在《行程记》的开头。

我在贵族院中也为同样的目标而努力，试图推动某个政治机构的建立。莫莱先生写的以下文字展现了我所面临的种种障碍。

我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我不得不采用的那些迂回的方法：

“明天开会时，我们都会在会场等候，准备追随您的脚步。如果见不到莱内，我会给他写信。他应该只能得到几句话关于希腊人的信息而已；但请注意，不要让自己被严格限制在各种修正意见的范围内，也别因为依赖规则而让他们拒绝听取你的意见。也许他们会让你把提案提交上去——那样你就可以在说完所有想说的话之后再这么做。帕斯基耶身体不太好，恐怕明天还无法出席会议。至于投票，我们一定会进行的。不过，比这一切都重要的是你与出版商们达成的协议。能够用自己的才华夺回那些被人们的不公与忘恩负义夺走的东西，真是件美好的事。”

“愿生命不息，与你同在，”
“莫莱”

希腊已经从伊斯兰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但我所期望的联邦共和国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在雅典建立的巴伐利亚君主制[272]。由于国王们没有记忆，我虽然为希腊人的事业做出过一些贡献，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消息，只有在荷马的诗作中才能见到他们的身影。获得自由的希腊并没有对我说“谢谢”；她甚至不知道我的名字，这比我当年在她的废墟上哭泣时还要糟糕。尚未建立君主制的希腊曾经更加感激我。委员会抚养的几个孩子中就有年轻的卡纳里斯：他的父亲[273]是米卡莱水手们的后裔，他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孩子便在信的空白处将其翻译成了法语。以下是译文：

“我亲爱的孩子，
没有哪个希腊人能像你这样幸运：你能被那个关心我们、希望我们学会为人之道的好心团体选中。是我生下了你，但那些值得尊敬的人会为你提供真正的教育，让你成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一定要……”

顺从这些新晋父亲吧，如果你想安慰那个赋予你生命的人的话。再见了。
“你的父亲，
C. 卡纳里斯”
“1825年9月5日，纳夫普利翁”

我保留了这两份文本，作为献给希腊委员会的礼物。希腊委员会在我就职期间表示了深深的遗憾。1824年10月29日，雷卡米耶夫人从那不勒斯给我写信：

“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希腊的信，这封信历经漫长旅程才送到我手中。信中有一些关于您的文字，我想让您看看；内容如下：‘我们已得知6月6日的那道法令；它在我们领袖们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们原本寄希望于法国的慷慨，如今却忧心忡忡地思考：一个品格出众、本应成为他们依靠的人被调离，将会带来什么后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些话应该会让您高兴吧。我把信附上来了；第一页的内容只是与我本人有关。”

不久之后您就能读到雷卡米耶夫人的生平故事了；您就会明白，能通过这样一位曾经为希腊增光添彩的女性，收到来自那片缪斯之地的纪念品，对我来说是多么幸福的事。

至于上面提到的莫莱先生的那封信，它指的是我关于出版我的全集所做出的安排。实际上，这样的安排本应让我的生活平静无忧；然而事情却变得很糟糕，尽管拉德沃卡特破产后将我的作品交给了那些出版商，这对他们来说倒是有利可图[275]。

至于普鲁托斯或普路托（神话学家们常常将两者混为一谈），我就像阿尔塞斯蒂斯一样：总是能看到那艘致命的船；而我则像威廉·皮特一样——这也是我的借口——我是个挥霍无度的人，是个“破篮子”；不过那个破洞并非我造成的。

在1826年出版的《我的作品》第一卷的总序结尾，我用这样的话向法国致意：

“哦，法国，‘我亲爱的祖国，我最初的爱’，你的一个儿子，在其职业生涯即将结束时，正在你眼前整理着他可能拥有的、值得你给予善意的理由。如果他无法再为你做些什么，那么你仍然可以……”

一切都是为了他——因为他对您的宗教、对您的国王、对您的自由的忠诚令您满意。美丽而伟大的祖国啊，我本只希望获得一点荣耀，以此来为您增添光彩。

夏多布里昂夫人因病前往法国南部，却并未因此康复，只好返回里昂。在那里，普鲁内尔医生判定她已无药可救。我前去探望她，带她去了洛桑，在那里她证明了普鲁内尔医生的错误。在洛桑期间，我轮流与德·西夫里先生以及科滕斯夫人住在一起，后者是个热心、机智却又不幸的女人。我还见过蒙托利厄夫人：她隐居在一座高山上，最终像与她同时代的热纳利斯夫人一样，在浪漫的幻想中离世。吉本在他的《罗马帝国史》中写道：

“1787年6月27日，我正坐在卡比托利欧山的废墟间沉思，当时那些赤脚的修士正在朱庇特神庙里诵唱晚祷，就在那时，我第一次产生了撰写这座城市兴衰史的念头。”

司汤达夫人与雷卡米耶夫人一同出现在洛桑。所有的流亡者，还有库斯汀夫人的悲剧……整个世界似乎都在那个既悲伤又充满微笑的小城里暂时停了下来，那简直就像一座虚假的格拉纳达城。杜拉斯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记述了那里的往事，而我则收到了这样一封信，告知我又要承受新的损失：

“贝克斯，1826年7月13日。
先生，一切都结束了。您的朋友已经不在人世了；今天上午11点差一刻，她毫无痛苦地将灵魂交给了上帝。直到昨天晚上，她还在外出驾车。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的生命即将终结；不，我们根本没想到她的病情会以这种方式结束。库斯汀先生因为悲痛而无法亲自给您写信，他昨天早上还去过贝克斯周边的山上，吩咐每天早上为这位可怜的病人送来山奶。”

“我悲痛欲绝，实在无法详述更多细节。我们正准备带着母亲与挚友的珍贵遗骸返回法国。昂格朗德将安息在他的两位母亲身旁。”
“我们会经过洛桑，我们一到那儿，德·库斯汀先生就会立刻前来探望您。”
“先生，请接受我诚挚的敬意与怀念之情，等等，
贝斯特歇尔。”

请参阅上文及下文，其中记述了我回忆德·库斯汀夫人时所经历的幸福与悲伤时刻。
夏里埃尔夫人的著作《在洛桑写的信件》生动地描绘了我每日所见的一切景象，以及那些景象带给我的震撼之情：
“我独自坐在窗前，”塞西尔的母亲写道，“窗外便是湖泊。我感谢你们——群山、白雪与阳光，赐予我如此美好的享受。最重要的是，我感谢你，万物的创造者，因为你创造了如此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哦，大自然中那些美好而动人的景色！我的双眼日复一日地凝视着它们，它们让我的心永远充满喜悦。”
在洛桑时，我开始撰写关于自己人生第一部作品《论古今革命》的评论。从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梅耶里里的岩石：
“卢梭，”我在其中一篇评论中写道，“除了《新爱洛伊丝》中的大约六十封信，以及《沉思录》和《忏悔录》中的几页文字之外，其实并不比他那个时代的作家更出色。正因处于其天赋的真实水平上，他才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激情洋溢的文笔。伏尔泰与孟德斯鸠则从路易十四时代的作家那里找到了写作风格的典范。”

卢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布丰，以另一种方式创造了一种在那个时代还不存在的语言[284]。

回到巴黎后，我的生活被各种事务填满：我住在恩费尔街，继续在贵族院中为反对那些损害公共自由的法案而斗争，同时撰写小册子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我还为希腊人发声，努力完成自己作品的完整版编纂工作。俄罗斯皇帝去世了[285]，随之消失的也是我仅有的皇室友谊。蒙莫朗西公爵则成为了波尔多公爵的代理人。但他并未能长久享有这一崇高荣誉——1826年的耶稣受难日，他在圣托马斯·阿奎那教堂去世了；就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去的那刻，他也随同基督的最后一口气归于上帝。对耶稣会的攻击已经开始了，人们听到的是那些针对这个著名修会的陈腐不堪的指控；必须承认，这些指控确实令人不安，因为耶稣会的事务始终笼罩在神秘的阴影之下。

关于耶稣会，我收到了蒙洛西埃先生的来信，我也给他回了信，那封信的内容将在后面呈现：

“不要抛弃老朋友，因为新朋友不会像他那样。”——《圣经》[287]
“我亲爱的朋友，这些话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充满智慧；对于基督徒而言，它们更是神圣的。在对你说话时，我借助了它们所拥有的全部力量。在老朋友之间，在善良的公民之间，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一致。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激发我们所有的愿望、努力和情感，这是当前国家状况所要求的义务。虽然我知道，这些话会传达到一颗被忘恩负义与不公正所伤害的心中，但我仍然满怀信心地将其传达给你，因为我确信它们终将发挥作用。”

那些云朵啊。在这一点上，我不确定，亲爱的朋友，您是否会满意我；但在您面临种种困境之时，即便听到有人指责您，我也从未试图为您辩护——甚至连听都没听。我只是在心里想：“就算真是那样又如何呢？”我不知道阿尔西比亚德斯将那个无法向他展示荷马作品的语学家赶出自己家时，是否表现得有些过于严厉了；也不知道汉尼拔将那些反对他观点的参议员从座位上赶下时，是否也显得太过暴躁了。如果让我谈谈对阿喀琉斯的看法，或许我不会赞同他为了一个被抢走的女孩而离开希腊军队。其实，只要提到阿尔西比亚德斯、汉尼拔和阿喀琉斯的名字，就能结束所有的争论。如今，对于那个易怒且固执的夏多布里昂来说也是如此。一旦提到他的名字，一切就都决定了。每当我想到“他在抱怨”时，我的心中就会充满同情；而当我想到“法国欠他一份恩情”时，我便会对他充满敬意。是的，朋友，法国确实欠您一份恩情。它更应该感激您——因为正是您让法国重新找回了对祖先宗教的信仰。这份恩惠必须被保留下来，为此，必须保护法国免受其祭司们的错误影响，同时也要让那些祭司们避免陷入他们自己造成的致命困境。

“亲爱的朋友，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斗争。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国王和国家，使其免受那些自封为宗教领袖之人的控制。在过去，罪恶的根源就在我们自身，我们可以设法克服它们。但如今，那些笼罩着我们的罪恶根源却在外部。那些沾满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鲜血的教义，已经让位于那些沾满亨利四世和亨利三世鲜血的教义。你我绝不会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正因如此，我才写下这封信，希望与您团结一致，获得您的认可，以战士的身份将我的心与力量献给您。”

“怀着对您的钦佩与真诚的敬意，我满怀深情且恭敬地恳求您。”

蒙洛西埃伯爵
1825年11月28日，兰丹内

1825年12月3日，巴黎
致德·蒙洛西埃先生的回信：

亲爱的老朋友，您的来信内容十分严肃，不过就我而言却让我觉得好笑。阿尔西比亚德斯、汉尼拔、阿喀琉斯！您不可能是认真地对我说这些的吧。至于那个珀琉斯之子的情妇的事，如果涉及的是我的档案的话，我向您保证：我从未爱过那个背信弃义的女人，也从未为她难过过半刻钟。至于怨恨之情，那是另一回事了。我曾经真心实意地信赖德·维勒先生，但他不仅没有履行朋友的职责，没有回报我给予他的关爱与牺牲，甚至在最基本的行事准则上也是如此。

国王不再需要我的服务了，将我赶出他的顾问团本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对于一个诚实的人来说，礼仪至关重要。既然我没有偷走国王挂在壁架上的手表，就不应该被如此对待。正是我独自领导了西班牙战争，才让欧洲在那个危险时期保持和平；仅凭这一点，我就已经为正统王朝立下了功勋。而在所有复辟时期的大臣中，只有我被罢免时，王室竟没有任何表示，仿佛我背叛了君主和国家一般。德·维勒先生以为我会接受这样的待遇，但他错了。我曾经是真诚的朋友，将来也会继续成为他不可调和的敌人。我生来就不幸，人们对我的伤害永远无法愈合。

不过，说这些关于自己的事情实在太过分了，让我们谈谈更重要的事情吧。我担心我们无法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那会让我非常苦恼！我想要宪法，完整的宪法，以及完全的公民自由。您呢？您想要吗？

我和您一样重视宗教；和您一样，我厌恶那些把我的仆人变成间谍的伪善者，他们只在祭坛上追求权力。不过我觉得，只要让神职人员……

那些寄生虫很可能会融入体制之中，甚至成为我们新制度的支柱。你难道不想让他们与政治秩序分开吗？我在这里向你们证明我的极度公正——那些自认为欠我很多的人，其实根本不爱我，他们从未为我辩护过，也没有为我做过任何事。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要做到公正，要为宗教和君主制着想。

“老友，我并不怀疑你的勇气；我相信你会做一切你认为有用的事，而你的才能必将带来成功。我会期待再次收到你的消息，我全心全意地拥抱这位流亡中的忠实伙伴。”

——夏多布里昂

我继续与那些支持大臣的士兵们发生冲突。每天都有小规模的战斗，他们使用的武器也并不干净。在罗马最初的两个世纪里，如果骑兵在冲锋时表现不佳——要么是因为体格过于庞大，要么是缺乏勇气——他们就会被处以放血的惩罚。我也决定采用同样的惩罚方式。

“我们周围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我说：“新的民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古老的民族在废墟中重新崛起；惊人的发现预示着和平与战争艺术领域的革命即将到来：宗教、政治、礼仪，一切都正在发生改变。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变化？我们是否与时代同步前进？我们是否在为在不断变化的文明中保持自己的地位而做好准备？没有：那些统治我们的人对欧洲的现状一无所知，就好像他们来自非洲内陆那些刚刚被发现的部落一样。他们懂什么？只有股票市场，而且他们对股票市场的了解也很肤浅。难道我们就只能因为曾经享受过荣耀而被迫承受默默无闻的命运吗？”

与圣多明各有关的那次事务让我有机会阐述一些关于公共权利的见解，而这些见解是此前无人考虑过的。面对那些认为“我们怎么可能成为共和主义者呢？简直荒谬！现在还有谁会梦想共和制呢？”之类的反对意见，我这样回应道：

“虽然我出于理性而认同君主制，但我认为在当前的社会阶段，立宪君主制才是最理想的政体。”

“不过，如果他们想把一切都归结为个人利益，如果他们以为在共和制国家里我会面临种种威胁，那他们就错了。共和制会比我在这君主制国家里遭受的待遇更糟糕吗？我曾经两次甚至三次被君主制剥夺一切；而如果我愿意的话，帝国本可以为我做任何事，但它却如此粗暴地抛弃了我。我厌恶奴役，自由符合我天生的独立性格；我更喜欢在君主制下的自由，但我也能够想象在共和制下的自由。还有谁比我更不必担心未来呢？我有的是任何革命都无法夺走的：即便没有地位、荣誉或财富，只要政府不愚蠢到忽视公众舆论，就不得不承认我的价值。尤其是共和制政府，它是由一个个个体组成的，会从每个公民的个体价值中形成整体的价值。我永远都能得到公众的尊重，因为我绝不会做出任何可能失去这种尊重的行为。或许，在我的敌人那里，我能得到比那些所谓的朋友更多的公正对待。”

“因此，从理性上来说，我无需惧怕共和制，也不反感自由。我不是国王，也不渴望王冠；我并不是在为自己争取利益。”

“在另一届政府执政时，我就说过，总有一天我们会走到窗前，看着君主制走向终结。现在，我对现任的官员们说：”

“如果你们继续照现在的做法下去，那么在一定的时间内，整个革命或许只会变成一份新的宪章而已，而他们只需修改两三个词就心满意足了。[289]”

我特意将最后这几句话标了出来，以便引起读者对这一惊人预言的注意。即便在今天，当各种观点纷至沓来、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时，那些在复辟时期由保王党人提出的共和主义理念依然显得十分大胆。至于未来，那些自诩为进步人士的人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创造力。

我的文章甚至引起了拉法耶特先生的注意，他出于赞赏之意还送了我一片月桂叶。我的观点所产生的影响，让那些原本不相信它们的人大为惊讶——从那些来找我的书商们，到那些在政治上最初与我并无交集的议员们，都受到了影响。下面这封作为我论点的证明的信件，因其署名而会让人感到意外。我们只需关注这封信的意义，以及写信人与收信人的思想和立场所发生的改变；至于信件的写作风格，那自然是“博絮埃”和“孟德斯鸠”的风格了，这对我们这些作家来说不过是家常便饭罢了，就如同大臣们总是苏利或科尔贝尔那样。

“子爵先生，塞巴斯蒂亚尼将军来信：
请允许我也表达一下大家的钦佩之情：我一直怀有这种敬意，实在难以抑制，必须向您表达出来。
您兼具博絮埃的崇高气质与孟德斯鸠的深刻见解，您让他们的文笔与才华重焕生机。您的文章对任何政治家来说都是极好的教育。
您所创造的新的作战方法，让人想起那位在其他战役中也曾为世界带来荣耀的伟大人物。愿您的胜利能够持久下去，因为它们关系到整个国家乃至全人类。”

“所有像我一样信奉君主立宪制原则的人，都为能在您身上找到最崇高的诠释者而感到自豪。子爵先生，请接受我再次表达的崇高敬意。霍勒斯·塞巴斯蒂亚尼。10月30日，星期日。”

胜利的时刻，朋友们、敌人、对手们全都向我屈服。那些曾以为我会失败的人，开始看到我从战场的尘土中昂首而出：这是我的第二次西班牙战争；我在国内战胜了各方势力，就如同在国外战胜法国的敌人一样。我不得不亲自履行职责，就像通过我的电报让梅特涅先生和坎宁先生的电报无法发挥作用一样。福伊将军[290]和曼努埃尔议员[291]去世了，这使得左翼反对派失去了最出色的发言者。德·塞雷先生[292]和卡米耶·乔丹[293]也离世了。即便坐在学院的扶手椅上，我也仍不得不面对德·拉利-托伦达尔先生[294]的恳求，为新闻自由而辩护。那部被称为“正义与爱法”的新闻监管法律，其废除主要归功于我的抨击。我关于这项法案的观点堪称一部具有历史价值的作品；我因此收到了许多赞美之词，其中有两个名字令人难忘：

“子爵先生，
感谢您对我的盛情赞誉。您将我的行为视为一种恩惠，而我则认为那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很乐意为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付出这份努力。所有真正的文学爱好者都会为您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并视您的成功为自己的成功。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您需要我这样微不足道的助力，我都会竭尽全力。
在我们这个开明的时代，只有天才才能在耻辱的打击下屹立不倒；先生，就有赖于您来创造这样的天才了。”

对于那些为此欢欣鼓舞的人，以及那些不得不为之一叹的人而言，这便是最有力的证明。
“我怀着最崇高的敬意，向您致以诚挚的问候……”
“艾蒂安”
“1826年4月5日，巴黎”

“先生，我迟迟没有感谢您那精彩的演讲。眼睛发炎、为议会工作的繁忙，再加上议会里发生的那些可怕场面，都可以作为我的借口。您也知道，我的心与灵魂始终与您所倡导的一切理念同在，我也十分赞同您为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所做的种种努力。我很高兴能将自己的微弱之力加入到您强大的影响力之中；那个企图破坏法国、使其衰败的政府所带来的混乱状况，虽然让我忧心忡忡，但也让我确信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您一定能为结束这一切做出重要贡献；如果有一天，在我们与这些愚蠢与罪恶作斗争的过程中，我的名字能够排在您之后，那我就会觉得自己的付出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回报。”
“请接受我真诚的钦佩、深深的尊敬以及最高的敬意吧。”
“本杰明·康斯坦特”
“1827年5月21日，巴黎”

就在我所说的那个时期，我的政治影响力达到了顶峰。通过西班牙战争，我曾经掌控着整个欧洲；但在法国，却有强烈的反对势力与我作对。在我失势之后，我在国内依然成为公众舆论的领袖。那些曾指责我重操笔杆子是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的人，不得不承认我建立了一个比之前更强大的帝国。年轻的法国人全都站在我这边，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在多个工业领域，工人们也都听命于我，我在街上行走时，再也不用担心会遇到任何阻碍了。

我被众人包围着。这种受欢迎的程度是从何而来的呢？因为我了解法国的真正精神。我最初只是与一家报纸展开竞争，后来便掌控了其他所有的报纸。我的勇气源自于我的淡然态度：因为对我来说，失败与否并无区别，所以我毫不顾虑地朝着成功前进。现在，我唯一能拥有的就是对自己的满足感；毕竟，对于任何人来说，那些早已从人们记忆中消失的过去的光荣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国王的圣日到来时，我借此机会表达了我的忠诚之情，而我的自由主义观点从未影响过这份忠诚。我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

“又一个皇家停战日！
今天，愿大臣们享有和平！
愿查理十世获得荣耀、荣誉、长久的幸福与长寿！今天是圣查尔斯日！
我们这些曾经与君主一起流亡的人，才最有资格讲述查理十世的故事。
而你们其他人，那些没有被迫离开祖国的法国人，那些为了摆脱帝国专制和外国统治而接纳更多法国人的人，那些生活在这座伟大而美好的城市里、只见过那位幸福的君主的人们——在1814年4月12日，当你们围在他身边，激动地抚摸着他神圣的双手；当在因岁月与苦难而显得苍老的额头上，你们再次看到他年轻时的风采，就像透过面纱看到美丽一样，你们看到的只有胜利的美德，于是你们将这位王族之子引回了他祖先的宝座上。
但我们却亲眼看到他躺在光秃秃的地上，和我们一样无家可归，一样被剥夺一切。不过，那令你们着迷的善良品质依旧存在；他承受着苦难，就如同今天戴着王冠一样，并未觉得负担太重，他以基督徒般的温和态度面对苦难，正如他以同样的态度面对繁荣一样。
除了查理十世的恩惠之外，还有他祖先赐予我们的种种恩惠；这位极其虔诚的国王所举办的庆典，正是……”

法国人正在举行感恩的庆典：让我们怀着由这份庆典所激发的感激之情吧。绝不能让任何事物玷污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喜悦变得不那么纯粹！那些人真该遭殃……！我们差点就违背了停战协议！愿上帝保佑国王[297]！

*

一篇赞美之文：
在抄写查理十世相关内容的这段文字时，我的眼中充满了泪水；我已没有勇气继续摘录下去了。哦，我的国王啊，我曾在异国他乡见过您，现在又在这片您即将死去的地方再次见到您！当我如此竭力为您奋斗，试图将您从那些想要毁掉您的人手中救出来时，请根据我刚刚抄写的这些话来判断——我究竟是您的敌人，还是您最忠诚、最真诚的仆人吧！唉，我在对您说话，可您却再也听不见我了！由于关于新闻监管的法案被撤回，巴黎的夜晚灯火通明。这场公众示威让我深感不安，这对君主制来说是个不祥之兆：反对派已经深入到民众之中，而民众的天性就是会将反对派转化为革命力量。

德·维莱尔的仇恨与日俱增；那些保皇党人，就像在《保守派》杂志时期一样，又在我背后变成了立宪主义者。米肖[298]给我写了信：

“尊敬的主人，
昨天我看到了您关于新闻审查工作的相关文章，但那两行文字被审查员们删掉了。卡佩菲格先生[299]会向您解释为何我们没有留下空白或点号。
如果上帝不来拯救我们，一切就都完了；君主制就像落入土耳其人手中的耶路撒冷一样，其子民几乎无法接近它；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事业而牺牲自己的呢？
米肖”

反对派终于让德·维莱尔那冷静的性情变得暴躁起来，同时也使得德·科尔比埃那恶毒的性格更加专横。后者将利安库尔公爵从17个无薪职位上撤了下来。利安库尔公爵虽非圣人，却是个仁慈的人，其乐善好施的品性使他获得了“可敬之人”的称号。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老革命家们再被提及时，也只会被赋予某种尊称，就像荷马笔中的神明一样：总是那个“可敬的先生”，或是那个像阿喀琉斯一样从不喝汤的“固执的公民”。在利安库尔公爵的葬礼上发生丑闻之后，德·塞蒙维尔在贵族院中对我们说：“各位大人，请放心，这种事情绝不会再发生了；我会亲自带大家去他的安息之地。”1827年4月，国王提议在战神广场上检阅国民自卫军。在这次致命的检阅开始前两天，出于我的热忱，也只希望能放下武器，我给查理十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由德·布拉卡斯转交给他，而他则用如下文字确认收到了这封信：

“子爵先生，我立刻将您为国王陛下而寄来的信交给了国王，如果他愿意让我回复的话，我也会同样迅速地将回信转交给您。
‘子爵先生，请接受我最诚挚的问候。’
‘布拉斯·多尔普斯’
‘4月27日，下午1点’”

致国王：
“陛下，国王啊！

请允许一位始终忠诚于您的臣民，向您倾诉一些他认为对王室的荣耀以及国王的幸福与安全都有益处的想法。”

“陛下，确实如此，国内存在危险，但只要政府的根本原则不受破坏，这种危险就微不足道。
陛下，有个重要的秘密被我知晓了：您的臣子们不幸让法国人意识到，那些被认为早已不复存在的民众其实依然活着。巴黎在连续48小时内都反抗了当局的统治；同样的情况正在法国各地上演——各派势力绝不会忘记这次反抗。
但在绝对君主制下极为危险的民众集会，因为在君主面前举行，而在代议制君主制下则没什么威胁，因为人们只能与大臣或法律打交道。在君主与臣民之间存在着一道屏障，能够阻止一切事情的发展：那就是两院以及各种公共机构。在这些机制之外，国王的权威与神圣地位始终得到保护。
但是，陛下，要确保整体安全，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那就是按照制度的精神行事。如果您的顾问团反对这一精神，那么在代议制君主制下，民众集会仍会像在绝对君主制下一样危险。
现在我来谈谈实际问题：
陛下即将出席阅兵式，您会得到应有的礼遇；但在‘上帝保佑国王！’的呼喊声中，您也可能会听到其他声音，那些声音代表着大臣们的观点。
此外，陛下，所谓目前存在共和派的说法是错误的；不过确实有一些人支持非法的君主制。这些人很聪明，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在29日那天将自己的声音混入法国的呼声之中，以此来欺骗民众。
国王会怎么做呢？他会屈服于民众的呼声吗？那样做就等于削弱了自己的权力。还是他会保留自己的大臣们？那些大臣们会把所有针对他们的不满都转嫁到他们尊贵的主人身上。我非常清楚……”

国王愿意承受个人悲伤的负担，只为避免王室遭受伤害；但实际上，用最简单的方法就能避免这些灾难。请允许我向陛下说明：只要遵循我们国家的制度原则即可。那些大臣们在上议院及全国范围内已失去多数支持，这种处境的自然结果就是他们必须辞职。他们怎能在心中还有责任感的情况下，继续掌权并损害王室的利益呢？只要他们向陛下辞去职务，一切问题就能得到解决——此时屈服的不是国王，而是那些按照代议制的一切惯例与原则主动辞职的大臣们。之后，国王可以重新任用他认为合适的人选：有两位人士深受公众尊敬，那就是杜多维尔公爵和沙布罗尔伯爵。

“这样一来，这次检阅就不会有任何弊端，只会是彻底的胜利。会议将在对国王的祝福声中和平结束。”

“陛下，我敢写下这封信，是因为我深信必须采取行动；一定是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我这么做的。那些大臣是我的敌人，我也是他们的敌人；作为基督徒，我可以原谅他们，但作为一个人，我永远无法原谅他们。如果王室的安全没有受到威胁，我绝不会向国王提及他们辞职的事。”

“您忠实的仆人，”

“夏多布里昂”

王后与贝里公爵夫人在参加检阅时遭到了侮辱；国王则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不过，第六军团中有那么一两个小队高喊：“打倒大臣们！打倒耶稣会士！”查理十世感到十分愤怒，他回应道：“我来这里是为了接受敬意，而不是听训。”

他常常说一些高尚的言辞，但这些言辞并不总能与实际行动相呼应：他的精神虽勇敢，性格却胆小。回到宫殿后，查理十世对奥迪诺元帅说：“总体来说效果不错。虽然有一些叛乱分子，但国民自卫军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可靠的，代我向他们表达我的满意之情吧。”德·维莱尔先生也赶到了。在返回的路上，一些军团经过财政部时高喊：“打倒维莱尔！”由于之前屡次受到攻击，这位部长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怒火。他向议会提议解散国民自卫军。这一提议得到了德·科尔比埃、德·佩罗内、德·达马斯以及德·克莱蒙-托内尔的支持，而遭到德·沙布罗尔、赫尔莫波利斯的主教以及杜多维尔公爵的反对。一项皇家法令宣布了国民自卫军的解散，这是七月事件发生之前对君主制最沉重的打击；如果当时没有解散国民自卫军，街垒战就不会爆发。杜多维尔公爵递交了辞呈，他给国王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的辞职理由，并预言了未来的局势——其实大家都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政府开始感到恐惧，报纸们的嚣张气焰愈发厉害，于是人们习惯性地提出了对报纸实施审查的计划；甚至还有传言说要组建一个由拉·布尔多奈领导的政府，而波利尼亚克先生将会担任其中的重要职务。尽管德·维莱尔劝我不要这么做，我还是不幸地任命了波利尼亚克先生为驻伦敦大使。这一次，他比我看得更清楚、更远。我上任后便急于做些能让那位先生满意的事。鉴于即将到来的政权更迭，内阁主席设法让两兄弟和解，他成功做到了这一点；而我则生平第一次试图表现得聪明一些，结果却犯下了愚蠢的错误。如果波利尼亚克不是大使的话，他就不会成为外交大臣。德·维莱尔一方面面临保皇派与自由派的反对，另一方面又要应对主教们的要求，同时还被各地的行政官员所误导。

那些被误导的人[312]建议他解散选举院，尽管还有三百人对他保持忠诚。在解散选举院之前，审查制度再度被恢复[313]。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地发起反对；各反对派团体联合起来；各个小选区的选举结果都对政府不利[315]；在巴黎，左派取得了胜利：七个选区选出了罗耶-科拉尔先生[316]，而两位由部长德佩罗内先生[317]出面竞选的选区则否决了他。巴黎再次陷入混乱，到处都是流血场面，人们设置了路障[318]，那些被派去维持秩序的军队不得不开枪镇压，从而为最后的灾难性日子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纳瓦里诺战役的消息传来了[319]，在这场战役中我也立下了功绩。复辟时期的种种灾难其实都是以胜利的形式出现的；他们很难摆脱路易大帝的后代们的影响。贵族院因为抵制那些压迫性的法律而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但它却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它任由那些不正当的任命充斥其中，而我几乎是唯一一个对此提出抗议的人。我预言过，这些任命会破坏贵族院的根基，最终使其在公众舆论中的影响力彻底丧失——我错了吗？那些旨在打破多数派优势的不正当任命不仅摧毁了法国的贵族阶层，还成了用来对付英国贵族的手段；英国贵族也将被各种虚假的名义所压制，最终失去其世袭权利，就像法国的贵族阶层那样。新的议会一成立，就宣布拒绝与政府合作。维勒先生走投无路，考虑解雇部分同事，并与拉菲特先生[321]以及卡西米尔·佩里埃先生[322]进行谈判。左翼反对派的这两位领袖愿意倾听他的意见，但这个阴谋最终被揭露了；拉菲特先生不敢做出任何决定，于是总统的任期也就结束了，他的职位也随之丧失[323]。我大声呼吁辞职，维勒先生也决定退下；他只是勉强想继续留在众议院里，但他既没有足够的关于代议制政府的了解，也没有足够的能力……

外界的意见也起到了某种作用：新任大臣们要求将他流放到上议院，而他也就接受了这一决定。有人向我咨询内阁成员的替代人选，我建议任命卡西米尔·佩里埃先生和塞巴斯蒂亚尼将军，但我的建议被忽视了。负责组建新内阁的沙布罗尔先生把我列在候选人名单的首位，然而查理十世却愤怒地将我从名单上划去。波塔利斯先生——有史以来最卑劣的人，百日王朝期间曾是联邦主义者，后来却向正统派卑躬屈膝，其言辞之谄媚就连最狂热的保王党人都會感到羞愧；如今他又对菲利普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最终获得了掌管国家印章的权力。在战争部，德·科克斯先生接替了德·克莱蒙-托内雷先生的职位。罗伊伯爵——那个靠巧手积累巨额财富的人——则负责财政事务。我的朋友拉费罗奈伯爵则担任外交部长一职。德·马蒂尼亚克先生进入了内政部，但国王很快便对他产生了厌恶之情。查理十世总是顺从自己的喜好而非原则：他因为德·马蒂尼亚克喜欢享乐而厌恶他，但却偏袒德·科尔比埃尔和德·维莱尔两位先生，而这两个人都不去做弥撒。沙布罗尔先生和赫尔莫波利斯主教暂时仍留在内阁中。那位主教在离职前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接替他担任公共教育部长一职。我对他说：“那就让罗耶-科拉尔先生来吧，我并不想担任部长；但如果国王坚决要让我重返内阁，那我只会通过外交部这个途径回来，以此来弥补我所受到的侮辱。而且，那个职位本就适合我的贵族朋友来担任。”马蒂厄·德·蒙莫朗西先生去世后，德·里维埃先生成为了波尔多公爵的管家；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努力推翻德·维莱尔，因为那些虔诚的宫廷势力已经联合起来反对这位财政部长。德·里维埃先生按照约定在塔兰街的马塞卢斯先生家中与我见面，向我提出与后来弗雷西努斯神父所提出的同样的无用建议。德·里维埃先生去世后，达马斯男爵接替了他的位置，继续为波尔多公爵服务。因此，现在的问题就是为沙布罗尔先生和赫尔莫波利斯主教寻找继任者。博韦主教的费特里埃神父……

该职位被设在了公共宗教事务部，该部门与公共教育事务部分开，后者则由德·瓦蒂梅尼尔先生负责[330]。还剩下海洋事务部这一职位：有人提议让我担任，但我拒绝了。罗伊伯爵请我推荐一位我认可的人选，由我来决定。我提到了海德·德·纽维尔先生。波尔多公爵的导师也需要有人来担任；罗伊伯爵跟我谈起了这件事，我立刻想到了德·谢韦鲁斯先生[331]。财政部长急忙去见查理十世，国王对他说：“我没意见：让海德负责海军事务吧；但为什么不能让夏多布里昂亲自担任这个职务呢？至于德·谢韦鲁斯先生，那确实是个绝佳的人选；真遗憾我没有早点想到他；早两个小时的话，这事早就解决了。把我的意思转达给夏多布里安吧；不过塔兰先生已经被任命了。”罗伊先生来告诉我他的谈判取得了成功，他还说：“国王希望您能接受一个使节任务，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前往罗马。”听到“罗马”这个词，我仿佛被施了魔法一般；我感受到了那些隐居在沙漠中的修士们所面临的诱惑。《罗马大使》一书中的描述正是如此。查理十世接受了我所推荐的候选人来负责海军事务，这实际上是一种主动的示好；我再也无法拒绝他的期望了，于是再次同意离开。至少这一次，流放之地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那可是神圣的教皇驻地啊。我渴望能够永远定居在那里，渴望在胜利的时刻消失在那个充满葬礼气息的城市里（即便是为了追求某种名声）。我再也不想发声了，除非像普林尼笔下的那只预言之鸟那样，每天早晨向卡比托利欧山和黎明致以问候。或许，把我从国家中清除出去对国家来说是有益的：从我自身的负担来看，我就能想象自己给别人带来的负担有多重。那些自我折磨、只知道伤害自己的聪明人真是令人厌烦至极。但丁将受苦的灵魂置于地狱的火床上。而我原本要接替的拉瓦尔公爵，则被任命为驻维也纳的使节。

在改变话题之前，我恳请允许我回顾一下往事，卸下心中的重负。我并非毫无痛苦地深入探讨自己与德·维莱尔先生之间的长期矛盾。有人指责我导致了正统主义君主制的覆灭，我有责任认真审视这一指控。

在我所参与的政府执政期间发生的种种事件，对法国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每个法国人的命运都受到了我的作为所带来的好处或我所承受的苦难的影响。由于一些难以解释的巧合，以及那些有时会将崇高与卑微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隐秘关系，波旁王朝只要愿意听我的意见就能繁荣昌盛；不过我并不像诗人那样认为“是我的口才为王室带来了恩惠”。一旦有人决定拔掉王座脚下的那根草，王冠就会倾覆——往往只是拔掉一根草，就能导致巨大的灾难降临。

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你们可以随意解读；如果它们让我的政治生涯获得了本不应有的价值，我也不会为此感到高兴，更不会因为自己的名字能与几个世纪以来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而沾沾自喜。无论我的人生经历如何多变，无论名利将我引向何方，最终的结局始终是充满威胁且令人悲伤的。

“树木开始摇动，野狗也在阴影中狂吠。”[334]

但是，如果局势发生了如此糟糕的变化，据说我就只能责备自己了：为了报复那些在我看来是伤害我的行为，我挑起了各种分歧，而这种分歧最终导致了王室的覆灭。让我们来看看吧。

德·维莱尔先生声称，无论有没有我，都是无法治理好国家的。有我在的时候，他错了；而没有我的时候，德·维莱尔先生这么说时其实说的是实话，因为支持我的人实在太多了。

内阁主席先生从未认识过我。我曾真心实意地敬重他；正是我帮助他首次出任首相，里什勒侯爵的感谢信以及我所引用的其他信件便是明证。当维莱尔先生卸任时，我也提交了辞去驻柏林全权代表的职务。他们却让他误以为我在他再次执政时想要取代他的位置，其实我并无此意。我不属于那种无视忠诚与理性之声的胆大之人。事实上，我毫无野心——这正是我所缺乏的激情，因为还有另一种情感在支配着我。当我请求维莱尔先生将一些重要文件转交给国王，好让我不必亲自前往宫殿，从而有时间去参观圣朱利安-勒-波弗街上的那座哥特式小教堂时，如果他能更了解我天真的诚实或我高尚的蔑视态度，或许就会相信我并无野心。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外交部之外，没有什么能吸引我。我并非没有意识到，国家的国内自由与国外独立都应归功于我。但我非但没想过要推翻维莱尔先生，反而对国王说：“陛下，维莱尔先生是一位极为开明的首相，您应当让他永远担任内阁的首脑。”维莱尔先生并未注意到这一点：我的内心或许倾向于掌控一切，但这仍受我的性格所约束；我从顺从中获得乐趣，因为那样就能摆脱自己的意志。我最大的缺点就是疲倦、对一切事物都感到厌烦，以及持续的疑虑。倘若能找到一位理解我并强制让我继续工作的君主，或许他就能让我发挥一些作用；但上天很少会让有意愿的人与有能力的人同时诞生。归根结底，如今还有什么事值得人们费力起床去处理呢？我们在夜深人静时听到王国一个个倒塌的声音，而到了清晨，这些王国又已消失在我们的门前。此外，自从维莱尔先生离开后，政治局势便变得混乱不堪：内阁主席虽仍努力对抗极端主义，但这种极端主义已经超出了他的控制能力。国内舆论的压力以及国外舆论的动向让他变得易怒，于是便出现了限制新闻自由、镇压巴黎国民自卫队之类的行为。我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君主制……

为了获得虚伪温和的声誉而甘愿毁灭吗？我真心以为自己是在履行职责，作为反对派的领袖而战斗；我过于关注眼前的危险，却忽视了另一方面的威胁。当德·维莱尔先生被罢免后，有人向我征求意见，希望我能参与新内阁的组建。如果他们能按照我的建议，任命卡西米尔·佩里埃先生、塞巴斯蒂亚尼将军以及罗耶-科拉尔先生，情况或许还能有所好转。我拒绝担任海军部长一职，坚持让这个职位交给我的朋友海德·德·纽维尔；我还两次拒绝了公共教育部长一职。除非能掌握大权，否则我绝不会进入内阁。我前往罗马，在废墟中寻找另一个自我——因为在我的身上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存在，它们彼此之间毫无联系。

不过，我愿意诚实地承认：我的过度怨恨并不能以传统美德的标准来为我开脱；但我的整个人生就是我的借口。

我曾是纳瓦拉军团的一名军官，从美洲的森林中回来，加入正在逃亡的波旁王朝的队伍，违背自己的意愿为其作战，这一切都是出于军人应有的职责，而非出于信念。我在异国他乡度过了八年时间，饱经种种苦难。在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之后，我于1800年回到法国。波拿巴找到了我，并安排我担任某个职务。恩吉安公爵去世后，我再次为波旁王朝效力。我在的里雅斯特为那些王后们所立的墓碑上写的文字激怒了那个帝国统治者，他威胁要在我位于杜伊勒里宫的台阶上将我处决。据路易十八自己所说，《论波拿巴与波旁王朝》这本小册子的价值相当于十万大军。

凭借当时我所拥有的声望，反宪法的法国人也开始认可合法君主制的制度。在百日王朝时期，君主制在第二次流亡期间仍有我在身边支持它。最后，通过西班牙战争，我为镇压阴谋、让各方团结在同一个旗帜之下以及恢复我们国家的力量做出了贡献。我的其他计划也是众所周知的：扩大我们的疆域，为圣路易家族在新大陆建立新的王国。

如此长久地坚守着同样的信念，或许值得被考虑。我容易感到受辱，因此我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愿忽视自己所拥有的价值，也不愿忘记自己曾是宗教的复兴者、《基督教精神》一书的作者这一事实。一想到一场微不足道的争执就会让我们的国家错失一个再难出现的伟大机遇，我的焦虑便愈发强烈。如果他们对我说：“你的计划将会得到执行；你着手推进的事情即便没有你也会继续进行下去”，那我一定会为法国放弃一切。不幸的是，我坚信自己的理念不会被采纳；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也许我错了，但我认为维莱尔伯爵并不了解他所统治的社会；我确信，这位能干的大臣在其执政期间所具备的优秀品质远远不够——他过早地进入了复辟时代。金融运作、商业公司、工业发展、运河、蒸汽船、铁路、公路……这是一个只有和平之愿、只追求生活舒适、希望将未来变成永恒的当下的物质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中，维莱尔本可以成为王者。但他想要的却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时代；出于荣誉感，他也不会去涉足属于他的时代。在复辟时期，人们的各种思维能力都十分活跃；各个派别都在追求现实或幻想；所有人都在不断前进或后退，彼此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没有人愿意停滞不前；对于任何有抱负的人来说，立宪君主制似乎都算不上共和国或君主制的最终形态。我们能感觉到，地下有军队或革命力量正在蠢动，它们渴望承担起特殊的使命。维莱尔完全意识到了这种动向；他看到了从民族肩头长出的翅膀，那些翅膀即将让民族重新飞向天空，回归到那广阔而轻盈的世界之中。维莱尔则希望将这个民族束缚在地上，让他无法飞翔，但他从未拥有足够的力量做到这一点。而我，则希望用荣耀来激励法国人，让他们飞得更高，试图通过梦想引领他们走向现实——因为那正是他们所喜爱的。或许应该更加谦逊、更加虔诚、更加符合基督教的教义。可惜我容易犯错，也没有福音书中所描述的那种完美品质：如果……

有人打了我的脸颊，我也不应回击他。
若早知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必定会忍住；那些投票决定拒绝合作的人，如果预见到自己投票的后果，也不会这么做。除了极少数人之外，没人真的希望发生灾难。起初只是暴乱，只有正统派将其变成了革命；但到了关键时刻，他们却缺乏能够挽救局势的智慧、谨慎与决心。毕竟，这是一个已经覆灭的君主制国家，还会有更多这样的国家出现。我对它唯有忠诚，而它也永远需要这份忠诚。

我曾为君主制初期的困境而奋斗，如今则为其最终的悲剧付出代价。对我来说，不幸永远都是双重的。我已经放弃了所有的职位、津贴和荣誉；为了不再向任何人索取任何东西，我甚至抵押了自己的棺材。那些严苛而固执的评判者们，那些品德高尚且绝对忠诚的保皇主义者们，你们像在宴席上加盐来保鲜食物一样，将誓言与财富混为一谈——请对我过去的苦难稍加宽容吧。我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赎罪，而这并非你们的方式。你们以为，在夜晚，当人们渴望休息之时，当生活的重担再次压在肩头时，他们不会感受到那种压力吗？其实，我本不必承受这些负担。1830年8月1日至6日，我在菲利普的宫殿里见过他，具体情形待时机成熟时会讲述；我本可以选择倾听那些慷慨的话语而已。

后来，即便我有机会后悔自己所做的正确之事，我也仍有可能改变最初的本能反应。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本杰明·康斯坦特先生在9月20日给我写信说：

“我更愿意谈论你的事情，而不是我自己，因为那样才更有意义。我希望能跟你谈谈，因为你退出法国的命运进程，让整个法国承受了多大的损失——而你曾经对法国产生过如此崇高而积极的影响。不过，以这种方式谈论个人问题未免轻率，我必须像所有法国人一样感到痛苦，同时也要尊重你的顾虑。”

在我看来，自己的职责尚未完成，所以我继续保护寡妇和孤儿，承受着审判与监禁……

波拿巴即便在最为愤怒之时也宽恕了我。我站在恩吉安公爵去世后我选择辞职的那一刻，与为那些被掠夺的孩子们发声的那一刻之间；我依靠着一位被枪杀的王子以及一位被流放的王子来支撑自己；他们用自己微弱的力量托举着我那已不再有力的双臂。哦，保王党人啊，你们真的有如此多的支持者吗？

然而，我越是将自己的生命束缚在忠诚与荣誉的枷锁之下，我就越失去行动的自由与思想的独立性；而思想则重新恢复了它的本貌。如今，我不再受任何因素的影响，只根据实际来评判各个政府。人们还能相信未来的国王们吗？又能否相信现在的民众呢？这个世纪里那些没有坚定信念的聪明人，只能从政治上的无神论中寻求可怜的安宁。让年轻一代继续怀揣希望吧：在他们实现目标之前，还得等待漫长的岁月；时代正在走向普遍的平等，但并不会因我们的渴望而加速前进。时间是一种适用于凡世事物的“永恒”；它在创造的一切中，根本不会把各个民族及其苦难算计在内。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如果我提出的建议得到了采纳，如果那些狭隘的欲望没有将个人利益置于法国的利益之上，如果掌权者能够更清楚地认识自身的能力，如果外国政府能像亚历山大那样意识到法国君主制的安全依赖于自由制度，如果那些政府不违背宪章的原则来维护恢复后的统治秩序，那么合法王朝依然会占据王位。唉，过去的事已经无法改变！试图回到过去、重新获得曾经失去的地位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再也找不到曾经留在那里的一切：人们、观念、环境，全都已消逝不见。

[262] 本书写于1839年。——T.
[263] 马尔特·卡米耶·巴沙松，蒙塔利维埃伯爵（1801–1880），在其父亲及兄长去世后继承了贵族头衔（分别为1823年1月22日和10月12日），但由于年龄原因，直到1826年5月12日才被允许进入上议院。他从一开始就成为宪法理念的捍卫者；1827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一位年轻的法国贵族致同龄人的信》的小册子；1830年至1839年间担任过多个职务；1839年至1848年则担任宫廷财政总管。1879年，蒙塔利维埃伯爵当选为终身参议员。——B.

[264] 纳西斯·阿希尔·萨尔万迪伯爵（1795–1856），是《辩论报》的重要撰稿人之一，1824年至1827年间撰写了大量政治小册子。1835年，他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萨尔万迪伯爵曾两度担任公共教育部长（1837–1839年和1845–1848年）。——B。

[265] 普罗斯佩尔·莱昂·杜韦尔吉耶·德奥拉讷（1798–1881），著有《法国议会制政府史》（1857–1872年）。1851年他被路易-拿破仑监禁，并被流放了一段时间。1870年，杜韦尔吉耶成为法国科学院院士。

[266] 亨利·约瑟夫·吉斯凯（1792–1866）在1831年至1836年间担任警察局长。正是在他的管辖下，夏多布里昂于1832年被关进监狱，这一点我们稍后会提到。后来，吉斯凯的名字与多起丑闻相关联，尤其是1831年佩里埃公司提供的劣质火枪事件，吉斯凯与卡西米尔·佩里埃都是该公司的合伙人。1838年，他因受贿和腐败行为被处以罚款并被免职，其家人及情妇也牵涉其中。——B。

[267] 1826年6月21日和1826年12月18日分别是夏多布里昂在《辩论报》上发表第一篇和最后一篇文章的日期。——B。

[268] 1824年6月28日的文章。——B。

[269] 1824年7月5日的文章。——B。

[270] 查尔斯·伊格纳斯·佩罗内伯爵（1778–1854），1821年至1828年担任司法部长，1830年担任内政部长。——T。

[271] 路易·吉约姆·特诺伯爵（1765–1833），著名的羊绒披肩制造商。1819年被封为伯爵。——T。

[272] 现代希腊的第一位国王是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一世的次子奥托。奥托于1832年当选为国王，1835年成年，1862年被废黜。1863年，希腊人推举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的次子威廉为他们的君主，称其为希腊国王乔治一世。——T。

[273] 康斯坦丁·卡纳里斯（1790–1877），著名的希腊海军将领和政治家，在希腊独立战争（1821–1825年）中表现突出，多次担任海军部长及内阁总理。——T。

[274] 公元前479年，希腊人在米卡莱附近击败了波斯海军。——T。

[275] 夏多布里昂以70万法郎的价格将自己作品集的版权卖给了拉德沃卡。他所得的钱几乎全部捐给了由夏多布里昂夫人创办的玛丽-泰雷兹救济院。拉德沃卡的失败使他失去了原本用来“保障生活安逸”的几乎所有资金。——B。

[276] 克莱芒·弗朗索瓦·维克托·加布里埃尔·普吕内勒（1777–1853），杰出的法国医生，定居里昂，1830年成为该市市长。——T。

[277] 珍妮·伊莎贝尔·保琳·蒙托利厄女男爵（1751–1832），先嫁给了克鲁扎斯先生，后又嫁给了蒙托利厄男爵。她是《利奇菲尔德的卡罗琳》（1786年）、《瑞士鲁滨逊》（1813年）等作品的作者，还翻译了许多德语和英语作品，如《乌迪涅》和《群岛上的圣克莱尔》。——T。

[278] 爱德华·吉本（1737–1794），《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在洛桑时，他曾与苏珊娜·库尔乔德小姐订婚，后者后来嫁给了内克尔先生，成为了司汤达夫人的母亲。——T。

[279] 库斯汀侯爵夫人。——B。

[280] 阿斯托尔夫·德·库斯丁，女侯爵之子。——B。
[281] 路易·菲利普·恩格朗·德·库斯丁（1823–1826），是阿斯托尔夫·德·库斯丁与其妻子德·圣西蒙·德·库尔托梅尔的独子。这个三岁时便去世的孩童被安葬在费尔瓦克城堡的礼拜堂里，位于其母亲与祖母之间。——B。
[282] 伯斯特歇先生曾是阿斯托尔夫·德·库斯丁的私人教师。——B。
[283] 从洛桑寄出的信件：第十六封信。——T。
[284] 1826年出版的《随笔集》新版本的120–123页。——B。
[285] 沙皇亚历山大于1825年12月1日在塔甘罗格去世。——B。
[286] 1826年3月24日。——T。
[287] 《传道书》第九章第14节。
[288] 1825年8月8日关于资金转用的法令。——B。
[289] 1825年10月24日关于美国总统向拉法耶特将军发表告别演说的法令。——B。
[290] 马克西米利安·塞巴斯蒂安·福伊将军（1775–1825），在军队中立下赫赫战功后，于1819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并以出色的口才捍卫宪法原则。他于1825年11月28日突然去世。大量民众跟随他的遗体送葬，人们还发起公开募捐，为他的子女提供资助，最终筹集到的金额高达近百万法郎。——T。
[291] 曼努埃尔于1827年8月20日去世，他的葬礼也有超过10万人的群众参加。——T。
[292] 德·塞雷先生于1824年7月21日去世。——B。
[293] 卡米耶·乔丹（1771–1821），众议院中的激进反对派成员，也撰写了许多文学与哲学作品。他于1821年5月19日去世。——T。
[294] 1827年1月11日，夏尔·拉克雷泰尔向学院里的同事们提议起草一份请愿书，向国王反对拟议中的新闻法。德·拉利-托伦达尔先生反对这一提议，认为没必要提出注定会失败的申请。夏多布里昂则回应说，良知并非由事情能否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来决定。在场的29名院士中有18人投票支持这份请愿书。国王拒绝接受这份请愿书，学院也决定不予发表（梅纳尔，《法国学院史》）。——B。
[295] 1827年1月5日的《公报》上有一篇文章将这项法案称为“正义与爱的法则”，但这些词语很快就被用作对这项法案的蔑称和嘲讽。——B。
[296] 圣查尔斯日，11月4日。——T。
[297] 1825年11月3日的法令。——B。
[298] 1827年时，约瑟夫·米肖是《日报》的负责人。——B。
[299] 让·巴蒂斯特·奥诺雷·雷蒙·卡佩菲格（1802–1872），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和评论家，著有上百部关于法国历史的著作。1827年时，他是《日报》的核心撰稿人之一。——B。
[300] 弗朗索瓦·亚历山大·弗雷德里克·德·拉罗什福科-利安库尔公爵（1747–1827）是法国的贵族，曾担任1789年的制宪会议成员。他当时是……的领袖。

他创办了众多慈善机构，还是法国第一家储蓄银行的创始人，并推行了其他多项公益计划，因此极为受欢迎。他于1827年3月27日去世，其葬礼恰逢《新闻法》引发的骚动，期间发生了许多令人痛心的事件。尽管警方禁止，沙隆工艺学校的学生们仍试图自己抬棺材，结果学生们与负责护送的士兵发生了冲突——而作为贵族，这位公爵本有权享受这样的护送服务。在混乱中，棺材掉进了泥里，放在上面的贵族徽章也被踩坏了。——B.

[301] 1827年时，塞蒙维尔大法官已经73岁了。——T.

[302] 这次评审活动是在1827年4月29日举行的。——B.

[303] 安布罗瓦兹·波利卡普·德·拉罗什福科，拉罗什福科-杜多维尔公爵（1765–1841），1814年被封为法国贵族，1822年担任邮政总长，1824年出任国王宫廷大臣。1827年辞职后，他便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事业中。——T.

[304] 安德烈·让·孔特·德·沙布罗尔·德·克鲁佐尔（1771–1836），1810年担任伊利里亚各省的总督，1814年出任罗讷省省长，1817年担任内政部副部长，1824年成为法国贵族并出任海军部长，1829年至1830年担任财政部长。从1814年起，他一直是保王派的坚定支持者。——T.

[305] 尼古拉斯·查尔斯·乌迪诺，雷焦元帅公爵（1767–1847），拿破仑手下最勇敢的将军之一，后来支持复辟王朝，1814年被封为法国贵族。在“百日王朝”期间他依然保持忠诚，第二次复辟后，他于1815年9月成为皇家卫队少将，1815年10月成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路易-菲利普于1839年任命他为荣誉军团大团长，1842年任命他为荣军院院长。——T.

[306] 科尔比埃伯爵担任内政部长，佩罗内伯爵担任掌玺大臣兼司法部长，达马斯男爵则担任外交部长。——T.

[307] 艾梅·玛丽·加斯帕尔侯爵，后来成为克莱蒙-托内尔公爵（1779–1865），担任战争部长。——T.

[308] 沙布罗尔·德·克鲁佐尔伯爵担任海军部长。——T.

[309] 丹尼斯·弗雷西努瓦伯爵，赫尔莫波利斯主教（1765–1841），担任宗教与公共教育部长。——T.

[310] 拉罗什福科-杜多维尔公爵担任国王宫廷大臣。——T.

[311] 弗朗索瓦·雷吉斯·德·拉布尔多涅伯爵（1767–1839）属于众议院中的极右派成员。1829年，他在波利尼亚克内阁中担任过几个月的内政部长，1830年1月被封为贵族，而这距离导致他政治生涯终结的革命仅六个月时间。——B.

[312] 夏多布里昂在这里也被误导了，无意中诽谤了那些可怜的省长们。比他更了解情况的维莱尔先生在1827年8月8日写道：

“那些官员一想到要举行大选就感到恐慌。他们说，如果今年真的举行选举，其结果将会糟糕至极。”——B。
[313] 1827年6月24日颁布的法令重新恢复了新闻审查制度，该法令由德·维莱尔、德·科尔比埃和德·佩罗内等人共同签署。——B。
[314] 参见《1827年6月24日法令与新闻审查制度的恢复》。巴黎：拉德沃卡特出版社，1827年。——B。

[315] 下议院于1827年11月5日被解散。选举在17日和24日举行。——B。
[316] 罗耶-科拉尔在维特里、沙隆、巴黎、里昂、纽夫沙托、梅伦和贝济耶当选。——B。
[317] 帕约内先生在布尔日与波尔多未能当选。——B。
[318] 1827年11月19日。——B。
[319] 1827年10月20日。——T。
[320] 一项关于任命76名新贵族的法令与解散下议院的法令同时颁布。——B。
[321] 雅克·拉菲特（1767–1844），银行家兼政治家，曾任法国银行行长（1814年）、财政部长及首相（1830–1831年）。——T。
[322] 卡西米尔·佩里埃（1777–1832）在1830年革命后当选为下议院议长，1831年接替拉菲特担任首相。他是让·保罗·皮埃尔·卡西米尔-佩里埃的祖父，后者曾在1894年6月至1895年1月期间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T。
[323] 维勒先生于1827年12月2日辞职。
[324] 约瑟夫·玛丽·孔特·波塔尔利斯（1778–1858），1810年被封为帝国伯爵，1819年成为法国贵族，1828年担任掌玺大臣，1829年出任外交部长，1829–1852年担任上诉法院首任院长。——B。
[325] 路易·维克多·德·考克斯子爵，陆军中将（1775年–约1845年），1832年被路易-菲利普封为贵族。——T。
[326] 安托万·孔特·罗伊（1764–1847）曾三度担任财政部长（1818年、1819–1821年以及1828–1829年）。1798年，布永公爵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转让给了罗伊先生，作为交换他需每年支付30万法郎的年金；几个月后公爵去世，罗伊便成了法国最富有的地主之一。——B。
[327] 让·巴蒂斯特·西尔韦尔·加耶，马蒂尼亚克子爵（1776–1832），一位心怀善意但命运多舛的官员。他在1831年为波利尼亚克亲王辩护，次年便去世。——T。
[328] 查尔斯·弗朗索瓦·里法尔多，里维埃尔公爵（1763–1828）。作为阿图瓦伯爵的私人朋友以及其流亡期间的副官，他卷入了1804年乔治·卡杜达尔的审判案，被判处死刑。约瑟芬皇后出面干预，使他的刑罚得以减轻，他因此在茹堡被监禁四年，之后又被流放。路易十八封他为法国贵族并任命他为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查理十世在1825年封他为世袭公爵，1826年又让他担任波尔多公爵的顾问。1822年，里维埃尔公爵在出使苏丹期间发现了米洛的维纳斯雕像，并将其献给了路易十八。——B。
[329] 弗朗索瓦·让·海辛特·费特里埃伯爵（1785–1830），自1826年起担任博韦主教。——B。
[330] 安托万·弗朗索瓦·亨利·勒费弗尔·德·瓦蒂姆尼勒（1789–1860）在后来争取宗教自由与新闻自由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B。
[331] 让·路易·安妮·玛德琳·勒费布尔，谢韦鲁斯伯爵（1768–1836），1808年担任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主教，1823年担任蒙托邦主教，1826年担任波尔多大主教，1826年成为法国贵族，1836年晋升为红衣主教。他拒绝了七月政府授予的贵族头衔。——B。

[332] 克洛德·马里·保罗·塔兰（1787–1843），1823年起担任斯特拉斯堡主教，1826年因被任命为波尔多公爵的导师而辞去主教职务。他在波旁王朝复辟结束前便离开了宫廷，在奥尔良王朝执政期间一直过着隐居生活。——T.
[333] 贝朗热，《致夏多布里昂先生》（1831年9月），第37–40页：
“他对那些国王的雄辩之词不过是一种施舍罢了；这位慷慨的仙女在施魔法时，越是看到他们古老王座上的锈迹，就越是往那里撒满鲜花与钻石。”——T.
[334] 《埃涅阿斯纪》，第六卷，256–257行。——B.
[335] 1830年9月20日。——B.

第十一卷[336]

雷卡米耶夫人——本杰明·康斯坦所描述的雷卡米耶夫人的童年——吕西安·波拿巴写给雷卡米耶夫人的信——本杰明·康斯坦的续述：司汤达夫人——雷卡米耶夫人前往英格兰的旅程——司汤达夫人首次前往德国的旅程——雷卡米耶夫人在巴黎——将军们的计划——贝尔纳多特的肖像——莫罗的审判——莫罗与马塞纳写给雷卡米耶夫人的信——内克尔先生的去世——司汤达夫人归来——雷卡米耶夫人在科佩——普鲁士的奥古斯特王子——司汤达夫人第二次前往德国的旅程——肖蒙城堡——司汤达夫人写给波拿巴的信——雷卡米耶夫人与马蒂厄·德·蒙莫朗西流亡——雷卡米耶夫人在沙隆——雷卡米耶夫人在里昂——谢弗勒兹夫人——西班牙战俘——雷卡米耶夫人在罗马——阿尔巴诺与卡诺瓦：他的信件——阿尔巴诺的渔夫——雷卡米耶夫人在那不勒斯——罗汉-沙博公爵——穆拉特国王：他的信件——雷卡米耶夫人返回法国——热尼利斯夫人写的信——本杰明·康斯坦写的信——本杰明·康斯坦关于波拿巴从厄尔巴岛归来的文章——克吕德纳夫人——威灵顿公爵——我再次遇见了雷卡米耶夫人——司汤达夫人的去世——森林修道院。

现在我们来谈谈那次前往罗马、意大利的使节之旅，那是我一生的梦想。在继续讲述之前，我必须先谈谈一位女性，直到这些回忆录结束我们都不会再忘记她。接下来将有一段书信往来呈现出来。

从罗马到巴黎的这段路程中，我必须知道自己正在给谁写信，以及我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结识雷卡米埃夫人的。她在社会各阶层中遇到了许多或知名或默默无闻的人，他们都在这个世界上追求她的青睐；她的美貌将理想的形象与现实的历史融为一体，宛如一束宁静的光芒照亮了那幅充满风暴的画面。让我们再次回顾过去的岁月吧；让我借助这即将西沉的阳光，在即将被黑夜笼罩的天空上描绘出她的肖像。1800年我回到法国后，一篇发表在《Mercure》杂志上的文章引起了斯塔尔夫人的注意。那时我还没有被从流亡者名单上剔除，《阿塔拉》这部作品让我摆脱了默默无闻的处境。巴乔基夫人（埃莉莎·波拿巴）应丰塔内斯先生的请求，为我申请并成功让我从名单上除名。斯塔尔夫人也对此事很感兴趣，我便去向她表示感谢。我不记得是克里斯蒂安·德·拉莫伊尼翁还是《科琳娜》的作者把我介绍给了她的朋友雷卡米埃夫人；后者当时就住在蒙布朗街的雷卡米埃夫人家中。离开那片森林、摆脱了默默无闻的生活后，我仍然十分胆怯，几乎不敢抬头看向那个被众多仰慕者围绕的女人。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早晨，我来到了斯塔尔夫人那里；她正在更衣，让奥利芙小姐帮她穿衣，同时她还一边用手指摆弄着一小枝绿色树枝，一边交谈着。这时，雷卡米埃夫人穿着白色礼服走了进来，她在铺着蓝色丝绸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斯塔尔夫人则继续站着，生动地交谈着，口若悬河；我几乎没怎么回答，目光一直盯着雷卡米埃夫人。我从未想象过会有如此美丽的人，因此更加沮丧：我的钦佩之情变成了对自己的不满。雷卡米埃夫人离开了，直到十二年后我才再次见到她。十二年！多么可怕的力量啊，它吞噬着我们的时光，把它们浪费在那些所谓的“感情”上，浪费在那些被称为“幸福”的痛苦之中！更可笑的是，当它毁掉了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部分之后，还会把我们带回人生的起点。而它是如何让我们回到起点的呢？通过我们的心灵。

我被那些外来的观念、那些纠缠不休的幻影，以及那个无法带给我幸福的世界的错觉或不完整的感情所困扰。那些观念、那些幻影、那些感情挡在了你与或许仍可拥有的幸福之间。你带着满心的懊悔归来，被那些在岁月流逝后愈发痛苦的青春错误所折磨。我就是这样，在去过罗马之后回到叙利亚，在目睹一个帝国衰落之后，从沉默的人变成了喧闹的人。雷卡米耶夫人究竟做了什么？她的一生又是怎样的呢？

我并未经历过那种既辉煌又宁静的生活——正是这种生活我即将向您讲述；因此，我不得不借助其他人的记载，而这些记载都是可靠可信的。首先，雷卡米耶夫人向我描述了她亲眼所见的事情，还给了我一些珍贵的信件。她就自己所见所闻写了笔记，允许我查阅这些笔记的内容，偶尔也可以引用其中的文字。其次，斯塔尔夫人在她的书信中，本杰明·康斯坦特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些是印刷版，有些则是手稿——巴朗什先生在我们共同的朋友阿布兰特斯公爵夫人身上的经历所写的文章，以及热纳利斯夫人的作品，都为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当某些事件链条中的环节被遗漏或断裂时，我只是把这些重要的资料串联起来，用自己的叙述填补空白。

蒙田说人们总是热衷于追求未来的事物[338]，而我则热衷于追忆过去。一切都是美好的，尤其是当我们回望所爱之人的早年时光时：我们会构筑出一段美好的生活，将那份情感延伸到那些我们从未经历过却又能重新体验的日子里；我们会用现在的事物来装饰过去，让青春重现。

*

在里昂，我看到了建在古老圆形剧场废墟上的植物园，还有曾经存在于已拆除的德斯尔特修道院花园里的雷卡米耶花园。罗讷河与索恩河从那里流过；远处则是欧洲最高的山峰——意大利的起点，其白色的山峰高耸在云层之上。雷卡米耶夫人曾被安置在这座修道院里，她在那里度过了……

她的童年是在一个仅在举行弥撒时才会向外部教堂敞开的栅栏后面度过的。人们可以看到年轻女孩们在修道院的内殿中鞠躬祈祷。女修道院院长的圣日是整个修道院最重要的节日；最漂亮的寄宿生会接受特别的礼遇：她的衣服会被整理得整整齐齐，头发会被编成辫子，头上还会戴上面纱并由同伴们为她加冕；而这一切都在寂静中进行，因为那个时刻在修道院里被称为“极度宁静的时刻”。不用说，朱丽叶特自然享有这一天的荣耀。她的父母定居在巴黎后，便派人来接她回去。从雷卡米耶夫人所写的几份草稿中，我得知了以下内容：

“在我姑妈来接我的前夜，我被带到女修道院院长的房间，接受她的祝福。第二天，我含着泪水走出那扇我不记得曾被打开过的大门，发现自己与姑妈一起坐在马车上，随后我们便动身前往巴黎。我怀着遗憾离开这段如此平静而纯净的时光，进入充满喧嚣的新生活。那些时光常常像一场朦胧而美好的梦一样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有香烟的香气、无数的仪式、花园里的游行、歌声以及鲜花。”

那些曾经带来虔诚氛围的时光，如今依然存在于另一种宗教式的宁静之中，丝毫没有失去它们的清新与和谐。本杰明·康斯坦特，这位仅次于伏尔泰的机智之士，试图描绘出雷卡米耶夫人早年的模样：他试图从那个作为模仿对象的姑娘身上汲取那种并非他自己所具备的优雅气质。

“在我们这个时代，”他说，“有一些女性因为外貌、才智或品格而出名，其中有一个人是我想要描绘的。起初，她的美貌让她受到人们的赞赏；随后，她的灵魂展现出了非凡的魅力，甚至比她的美貌更为出色。社交场合为她的才智提供了展现的机会，而她的才智则丝毫不逊于她的美貌与灵魂。”

年仅十五岁[340]时，她便嫁给了一个忙于处理大量事务、无暇照顾她这个年纪尚小的妻子的男人[341]。在那个仍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度里，雷卡米耶夫人几乎只能独自面对一切。

同一时期，还有许多女性以各自的才华名扬欧洲。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或因不恰当的恋情而声名狼藉，或因对接连出现的暴君的屈从而遭非议。

而我所描述的这位女子，则在那个腐蚀一切却无法玷污她的环境中，以纯净美好的姿态脱颖而出。起初，多亏了那位创造了这一切美好事物的主宰，童年成为了她的保护伞，让他让一切事物都对她有利。远离尘世，生活在艺术的点缀之下，她从那些充满诗意且富有魅力的学习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消遣方式，这些学习方式至今仍散发着另一个时代的魅力。

她常常与年轻的伙伴们一起玩耍，参加各种激烈的运动。她身形纤细，脚步轻盈，在比赛中总能胜过他们；她用绷带遮住自己的双眼——那双眼睛日后将能够洞察每个人的灵魂。如今看来如此富有表现力且深邃的目光，似乎能揭示连她自己都不知晓的秘密，而在那时，它只是洋溢着活泼而顽皮的喜悦。她那美丽的秀发，一旦散开就会让我们心生不安，但那时它却能安全地披在她的白皙肩头。响亮而持久的笑声常常打断她天真的谈话，不过人们已经能够察觉到她那敏锐的观察力，她能立刻发现那些可笑之处，还会以一种既有趣又不会伤害他人的方式来对待它们。此外，她还拥有那种优雅的言辞、纯洁的心灵以及高雅的品味，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高贵品质，只有少数幸运的人才能拥有。

雷卡米耶夫人。

“那个时代的上流社会与她的性格实在不相容，因此她更愿意选择隐居生活。她从未出现在那些向所有人开放的场所里——在那个时代，由于任何封闭的聚会都可能招致怀疑，人们才不得不去那些地方；在那里，各阶层的人聚集在一起，却只能交谈而不能表达真实想法，可以见面却不会因此陷入麻烦；粗鲁无礼取代了机智，混乱不堪取代了欢乐的氛围。她也从未去过督政府所在的宫廷，那里的权力既可怕又令人亲近，既让人恐惧又遭人轻视。”

然而，雷卡米埃夫人有时会离开自己的居所，去观看戏剧或参加公共活动。在那些人潮拥挤的场所，她难得露面便成了值得关注的大事。那些庞大人群中的其他一切都被遗忘了，所有人都争相靠近她。有幸能陪伴在她身边的男子必须克服内心的钦慕之情这一“障碍”；他的脚步不断被围在她周围的围观者挡住。她以孩子般的欢快与少女般的羞涩享受着这种关注；而她在家中时所展现出的优雅高贵气质，则让她在公共场合也能约束住那些狂热的人群。仿佛仅凭她的存在，就能统治身边的同伴与众人。雷卡米埃夫人的婚姻生活最初几年就是这样度过的——既有诗意的闲暇时光，也有家中的童趣游戏，还有在公众场合的短暂而精彩的亮相。

打断《阿道夫》一书的作者的叙述，我想说，在那个恐怖统治之后的社会里，人们都害怕表现出拥有自己家的样子。人们都在公共场所聚会，尤其是在汉诺威亭里：当我看到那座亭子时，它就像昨天宴会后的空厅，又像演员们永远离开的舞台。那里常常聚集着一些从监狱逃出来的年轻女子，安德烈·谢尼埃曾让她们唱出“我不想再死去”的歌词。雷卡米埃夫人曾在丹东被处决的路上遇见过他，不久之后，她还目睹了一些美丽的姑娘们从那些同样成为自己暴怒牺牲品的男人手中被夺走。现在我回到我的向导本杰明·康斯坦特的话题上：

“雷卡米埃夫人的心灵需要另一种‘养分’。对美的追求使她在尚未认识这些人之前，就已为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才华与天赋而心生喜爱。拉阿尔普先生是最早欣赏这位女性的一个人，她日后注定会将当时所有的名流聚集在自己身边。他在她还是孩童时就认识了她，后来又见到她已结婚，而这个16岁少女的谈吐则极具……”

对于一个因过度自负以及习惯与法国最聪明的人交往而变得极难取悦的人来说，世上有着无数值得欣赏的事物。
“德·拉阿尔普先生在雷卡米耶夫人的面前摒弃了那些使他难以相处、几乎让人无法忍受的缺点。他乐于充当她的向导：他钦佩她那迅速弥补经验不足的能力，也理解她对自己所了解到的关于世界与人类的种种知识的领悟力。就在那次著名的‘转变’发生时，许多人认为那是虚伪的表现。但我始终认为那种转变是真诚的。宗教情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特质；声称欺诈与谎言创造了这种情感是荒谬的。人类的灵魂中只有大自然赋予的东西。各种迫害以及为维护某些教条而滥用权力的行为或许会欺骗我们，让我们对本来应该有的感受产生反感；但一旦这些外部因素消失，我们就会回到最初的本性上：当没有勇气再抵抗时，我们就不会再为自己的抵抗而自夸了。如今，随着大革命剥夺了那些因虚荣心而不信神的人的这种‘优点’，那些原本只是因为虚荣才不信神的人便能够真心地信奉宗教了。”
“德·拉阿尔普先生就属于这类人；但他依然保持着那颗狭隘的心，以及那种容易滋生新仇恨、却不愿放弃旧仇恨的恶劣性格。不过，当他和雷卡米耶夫人在一起时，他内心的那些‘刺’就消失了。”

以下是本杰明·德·拉阿尔普·康斯坦特所引用的德·拉阿尔普先生写给雷卡米耶夫人的几封书信中的片段：
“9月28日，星期六。
夫人，您真是太好了，竟然愿意光临我这个可怜的‘逃犯’的住处！这一次，我真可以像那些与我毫无相似之处的古代族长们一样说：‘有天使来到了我的家中。’我深知您喜欢做善事……”

仁慈啊！但以如今的形势来看，凡事都难以如愿，这件事也不例外。很遗憾地，我必须告诉您：单枪匹马前来是绝对不可能的，原因有很多。首先，以您的年轻貌美，那动人的容颜会伴随您走到任何地方，您不可能不带女仆同行；而出于谨慎考虑，我实在无法将我隐居的秘密托付给她——因为那并非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此，您只有一个办法来实现您的慷慨决心，那就是与克莱蒙夫人商量，她会有一天带您去她那座幽静的城堡，从那里出发，您就能很容易地与她一同前来。你们俩注定会彼此欣赏、彼此相爱……此刻我正在写许多诗篇。在写作时，我常常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将这些诗献给美丽迷人的朱丽叶，她的思维如同她的目光一般敏锐，她的品味也和她的心灵一样纯洁。我也愿意把您喜欢的《阿多尼斯》片段寄给您，尽管对我来说它已有些庸俗了；但我希望您能承诺，绝不让它离开您的手……

“再见了，夫人。我与您分享这些想法，换作别人肯定会觉得这对一个十六岁的人来说太过奇特；但我知道，您的十六岁仅仅体现在容貌上罢了。”

“星期六。
“夫人，我已经很久没有机会与您交谈了。如果您确实明白，这正是我所缺少的东西，那您就不会责备我了……
“您已经看透了我的内心，您知道我在心中怀揣着对世间不幸以及自身过错的悲痛之情。我不由得觉得，这种忧郁的情绪与您这个年纪应有的光彩与魅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甚至担心，在我与您相处的那些短暂时光里，这种情绪也会表现出来，因此恳请您能包容我。但现在，夫人，既然命运似乎正在向我们展示一个美好的未来，那我还能把这份因美好希望而产生的喜悦托付给谁呢？除了您之外，还有谁能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呢？”

那些私人的快乐，若能与公众的喜悦相融合，那该多好啊！那样我就会更加容易感受到愉悦，也更能配得上与您相伴的幸福时光。能在这份美好之中有所作为，我会感到无比幸福！如果您也能认可我辛勤劳动的成果，那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将它们呈献给您。如此一来，便不会再有矛盾或障碍；您随时都能找到我，希望没人会因为我偏爱您而责备我。我会说：‘看，这位女子在充满幻想的年纪，尽管拥有种种可以为之辩解的优势，却依然懂得最纯粹友谊中的高尚与细腻，即便在众人恭维之际，她仍记得那个亡命之徒！’我会说：‘看，她的青春与优雅在一片腐败之中依然绽放，无人能摧毁她们；十六岁时，她的理智就已常常让我自愧不如！’我相信，没人会敢反驳我。”

这些信件中，事件的悲伤、年龄的无奈以及宗教的束缚，都隐藏在柔和的表情之下，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与风格交融。让我们再次回到本杰明·康斯坦特的叙述：

“到了那时，雷卡米埃夫人第一次成为一种强烈而真挚的激情的对象。在此之前，所有见过她的人都会对她倾心崇拜，但她的生活方式并未为人们提供固定的聚会场所，让人们能够确定何时能见到她。她从不在家接待客人，也尚未建立起一个可以让人们每天去拜访她、试图取悦她的社交圈子。

1799年夏天，雷卡米埃夫人搬到了克利希城堡居住，那里距离巴黎大约四分之一里格。卢西恩·波拿巴后来因为各种借口而声名鹊起，不过他更出名的其实是那些他拒绝得到的机会，而非他所取得的成就。他得到了进入她住所的许可。

在此之前，他只追求轻松的征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只研究那些在他看来万无一失的浪漫手段——毕竟他对这个世界了解甚少。”

起初，他可能是被征服当时最美丽的女子的念头所吸引。作为五百人议会中的一个党派领袖，同时还是那个时代第一位将军的兄弟，他很高兴能将政治家的成就与情人的成功融于一身。

“他想到用虚构的故事来表达对雷卡米耶夫人的爱意；他想象出一封罗密欧写给朱丽叶的信，然后以自己的名义将其寄给了同名的她。”

以下就是吕西安所写的这封信，本杰明·康斯坦特也知晓此事。在那些动荡着现实世界的革命浪潮中，看到波拿巴陷入虚构的世界里，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

《罗密欧致朱丽叶的信》
作者：《印第安部落》一书的作者[347]

“威尼斯，7月29日。
罗密欧写信给你，朱丽叶：如果你拒绝阅读我的信，那你就会比我们的父母更残忍——他们的长期争斗终于平息了，想必那种可怕的争斗不会再出现了……几天前，我仅通过传闻才认识你。我曾在神庙和宴会上见过你几次，知道你是最美丽的；无数人称赞你的美貌，但你的魅力并未让我目眩神迷……为何和平让我落入你的怀抱？和平！它存在于我们的家庭中，而我的心中却充满烦恼……

请回想一下我第一次见到你的那天。我们正在为父辈们的和解举行盛大的宴会。我刚从元老院回来，那里针对共和国的种种纷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出现了，所有人都围了上来：‘她真是太美了！’他们这样喊道……

傍晚时，人群挤满了贝德马尔的花园。那些无处不在的烦人家伙把我团团围住。这一次，我既没有耐心也没有好脾气：他们阻碍了我接近你！……我想要解释一下自己内心的激动之情。我了解爱情，也想掌控它……我被情感冲昏了头脑，于是和你一起离开了那个庆祝的场所。”

“自那以后，每当我见到你，爱情似乎就会对我微笑。有一天，我坐在水边，静坐沉思，而你正在为一朵玫瑰摘去叶子；与你独处时，我开口说话了……我听到了一声叹息……真是虚幻的幻想！醒悟自己的错误后，我看到冷漠的面容横亘在我们两人之间……控制着我的激情通过我的言语表达出来，而你的回应则带着童年时期那种既温柔又残酷的意味。

每天我都渴望见到你，仿佛那支箭还没有深深地刺入我的心脏。能够见到你的时刻实在少之又少，那些围绕在你身边、对你说着无聊甜言蜜语的威尼斯年轻人让我无比厌恶。怎能把朱丽叶当作普通女人来对待呢！

我本想给你写信；那样你就会认识我，不会再拒绝相信我；我的心灵十分不安，渴望得到情感的慰藉。如果爱情没有在你心中激起任何波动，如果你眼中罗密欧只是个普通人，那么，以你们之间所存在的纽带为重，恳求你出于善良而对我严厉一些吧——不要再对我微笑，不要再和我说话，把我远远推开。请让我离开，如果我能遵从这个严苛的命令，至少请记住：罗密欧永远会爱你；从未有人能像朱丽叶那样掌控他；至少在记忆中，他将继续为她而活。”

*

对于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来说，这一切实在可笑至极：波拿巴家族的人不就是靠戏剧、小说和诗歌生活的吗？拿破仑自己的生活不也是一首诗罢了？

本杰明·康斯坦在评论这封信时继续说道：“这封信的风格显然是模仿了所有描写爱情的小说，从《维特》到《新爱洛伊丝》。雷卡米埃夫人从一些细节中轻易就意识到，自己其实就是那封看似只是为了让她阅读而写的情书的目标对象。她并不熟悉爱情的语言，因此也没有从经验中察觉到那些表达或许并非真心实意；但她拥有敏锐而准确的直觉。”

他警告了她；她则以简单甚至愉快的态度回应，表现出的更多是漠不关心，而非忧虑或恐惧。这足以让吕西安真正体会到他最初有些夸大的那种激情。

“随着吕西安的激情日益强烈，他的信也变得越来越真挚、越来越富有文采；这些信中始终流露出他对华丽辞藻的追求，以及想要装腔作势的欲望；他不‘投入梦神的怀抱’就无法入睡。在绝望之中，他自称已全身心投入到身边的各种事务中；他对自己会流泪感到惊讶；然而，在所有这些华丽的辞藻与套话之中，依然存在着真挚的情感、敏感的心绪以及悲伤之情。最后，在一封充满激情的信中，他写给雷卡米耶夫人：‘我无法恨你，但我可以自杀。’接着他突然进行了反思：‘我忘了，爱情不是强夺的，而是赢得的。’然后他又补充道：‘收到你的信后，我又收到了许多外交性质的信件；我也得知了一些消息，想必公众的传言已经让你知道了。恭喜之词铺天盖地，让我听不见声音……人们跟我谈论的却不是你！’接着又是这样的感叹：‘与爱情相比，自然真是如此脆弱！’

然而，这个本应让吕西安极为关心的消息，其实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波拿巴从埃及归来后登陆了。一个新的命运带着它的承诺与威胁降临了；布吕梅尔18日已经不到三周的时间了。刚刚从那个将在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日子里逃脱的吕西安，立刻给雷卡米耶夫人写了信：‘我看到了你的影像！……你一定是我最后的思念对象！……’雷卡米耶夫人与另一位女性建立了友谊，这种友谊日益亲密，至今仍然存在。这位女性的杰出之处与拉阿尔普先生的成名方式截然不同。内克尔先生被从流亡者名单上除名后，便委托自己的女儿斯塔埃尔夫人出售他名下的一所房子。”

雷卡米耶买下了它，这也成了她与斯塔埃尔夫人见面的契机。[348]
初次见到这位著名的女性时，她充满了极度羞怯。关于斯塔埃尔夫人的容貌，人们已经有过许多讨论。然而，她那骄傲的目光、甜美的微笑、一贯的友善表情、毫无做作或尴尬拘谨之处、温柔的话语、虽然直接但似乎出自真心的赞美，以及无尽的热情与惊喜，都让所有接近她的人为之倾倒并心生好感。我从未见过有哪位女性，甚至男性，能像她那样如此坚信自己远胜于世间所有人，同时又能不让这种信念给他人带来压力。
没有什么比斯塔埃尔夫人与雷卡米耶之间的对话更迷人的了。前者能迅速表达出无数新想法，后者则能迅速理解并领会这些想法；前者拥有强大而敏锐的思维，能够揭示一切；后者则心思细腻、洞察力强，能够理解一切；一位天资卓越的人向一位值得接受其智慧的年轻心灵传递知识——这一切共同构成了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完美结合，只有亲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其中妙处。
雷卡米耶与斯塔埃尔夫人之间的友谊因她们都怀有的孝心而更加牢固。雷卡米耶深爱着自己的母亲，那位品德高尚的女性，她的健康状况早已令人担忧，失去她之后，雷卡米耶一直感到无比悲痛。斯塔埃尔夫人则对父亲怀有深深的敬意，父亲的去世反而让这种敬意愈发强烈。她在表达观点时向来充满激情，尤其是在谈到父亲时更是如此。她真诚的声音、即将泛起泪光的眼睛以及发自内心的热情，甚至能让那些并不认同她对那位伟大人物评价的人也深受感动。她在著作中对父亲的赞美常常遭到嘲笑，但一旦听到她亲自讲述这些事，就再也无法将其当作笑柄，因为真实的东西绝不会可笑。

*
科琳娜写给她的朋友雷卡米耶夫人的信件，始于本杰明·康斯坦特所提到的那位人物——斯塔尔夫人。这些信件蕴含着一种近乎爱情的魅力；我在此摘录几封：

“科佩，9月9日。
亲爱的朱丽叶，你还记得去年冬天那个你给予诸多关照的人吗？他竟敢邀请你在来年冬天再为他做更多的事。你是如何掌控这份美貌的权力的呢？人们乐于将这份权力赐予你，因为你心地极为善良，如此温柔的灵魂自然应该拥有迷人的面容来展现它。在所有的仰慕者中，我知道我更喜欢阿德里安·德·蒙莫朗西[349]。我收到了他的来信，文笔机智优雅，尽管他的举止很迷人，但我依然相信他感情的真诚。至于我嘛，自认在他心中只是个次要的存在，所以“真诚”这个词并不适合我。而你，作为所有情感的中心，难免会遭遇那些能构成悲剧与小说情节的重大事件。我的作品[350]正在阿尔卑斯山脚下创作中，希望你能感兴趣地阅读它。我喜欢这种写作方式……
..............
在所有这些成就之下，你依然是纯洁与美丽的天使，既会得到虔诚之人的崇拜，也会受到世俗之人的敬仰……你又见到《阿塔拉》的作者了吗？你还在克利希吗？总之，我希望知道你的近况。我喜欢了解你在做什么，想象你居住的地方。在你留给我的记忆中，不全都是一幅幅美好的画面吗？除了对你独特优点的天然喜爱之外，我还非常渴望能与你相伴。请欣然接受我为你准备的一切，并答应我，来年冬天我们能经常见面。”
“科佩，4月30日。
亲爱的朱丽叶，你知道吗？我的朋友们一直在劝我，说你或许会来这里。你能不能给我这个巨大的快乐呢？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幸福降临到我了……”

您的到来将带来好运，也会让我对所有渴望之事充满希望。阿德里安和马蒂厄说他们会来。如果您与他们一同前来，在这里住上一个月便足以让您领略我们这里的美丽风光。我父亲认为您应该选择科佩特作为居所，我们则可以从那里出发去游览各地。我父亲非常渴望见到您。您知道人们是如何评价荷马的吧：

“你用长者之口赞美美貌[351]，而除此之外，你本身也极为迷人。”

在短暂的亚眠和约期间[352]，雷卡米埃夫人随母亲前往了伦敦。她有前任英国大使吉涅斯公爵写的介绍信——这位公爵在三十年前曾担任过英国大使，他与当时最著名的女性们保持着书信往来，比如德文郡公爵夫人[353]、墨尔本夫人[354]、索尔兹伯里女侯爵[355]，以及他曾深爱的安斯帕赫女侯爵。他的外交生涯至今仍被人们传颂，他在那些高贵女士们心中的形象依然美好。

在英国，新奇事物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因此在她抵达的第二天，报纸上就全是关于这位外国美人的报道。雷卡米埃夫人收到了几乎所有她寄信联系过的人的拜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德文郡公爵夫人，当时她大约四十五到五十岁之间。尽管失去了一只眼睛，且将那只眼睛藏在头发后面，但她依然美丽动人，而且依旧很受欢迎。雷卡米埃夫人第一次公开露面时，就是在这位公爵夫人的陪同下。公爵夫人带她去了歌剧院的包厢，那里还有威尔士亲王、奥尔良公爵以及他的兄弟蒙彭西埃公爵[356]和博若莱伯爵[357]：前两位日后都成为了国王，一位即将登基，另一位则还远未达到那个地位[358]。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公爵夫人的包厢上。威尔士亲王对雷卡米埃夫人说，如果不想窒息的话，她必须在演出结束前离开。她刚一离开……

就在箱子的大门突然打开之前，她赶紧逃走了，没有被任何人抓住，随后被人群挤进了自己的马车里。第二天，雷卡米耶夫人在道格拉斯侯爵——后来成为汉密尔顿公爵的人[359]的陪同下前往肯辛顿花园，同行的还有他的妹妹萨默塞特公爵夫人[361]。每当她出现在公众面前时，总会有一群人围在她身边。报纸上到处都是关于她的报道；由巴托洛齐[362]雕刻的她的肖像也流传到了整个英格兰。《安提戈涅》的作者巴朗什还提到，这些肖像甚至被运到了希腊的各个岛屿上：美貌终究会回到它诞生的地方。我们有大卫画的雷卡米耶夫人的素描，有热拉尔画的全身像，还有卡诺瓦画的半身像。那幅全身像是热拉尔的杰作，但我并不喜欢它，因为虽然能认出模特的特征，却看不出她的表情。

在雷卡米耶夫人即将离开的前夜，威尔士亲王和德文郡公爵夫人请求拜访她，并带了几位社交界的朋友一同前往。现场还演奏了音乐，她和当时最出色的竖琴师马林骑士一起演奏了莫扎特曲目的变奏曲。媒体将那个晚上描述为这位美丽的外国人离开时为威尔士亲王举办的音乐会。

第二天，她启程前往海牙，经过16小时的航行才抵达。她告诉我，在那些风雨交加的日子里，她一口气读完了《基督教精神》。用她的话来说，我“被她所认识”了；我认为这体现了风与海一直以来对我的善意。

在海牙附近，她参观了奥兰治亲王的乡间别墅。亲王让她一定要去看看那座别墅，于是给他写了多封信，信中讲述了自己的困境以及战胜这些困境的希望。事实上，威廉一世后来成为了君主[363]；在那个时候，人们为了成为国王而争相献殷勤，就如同现在人们争相当议员一样，那些想要成为君主的人都会围在雷卡米耶夫人身边，仿佛她手中握着王冠一般。

以下是当今统治瑞典的贝尔纳多特所写的留言，它结束了雷卡米耶夫人前往英格兰的旅程：
.........。

“英国的报纸虽然让我不必再为您的健康担忧，但也让我知晓了您所面临的种种危险。起初，我责怪伦敦人太过热情，但老实说，很快我就原谅他们了——因为当有人为了欣赏您那绝美的容颜而表现得过于轻率时，我自然会为他们辩护。”

“在您应得的光环之中，请偶尔想起：在这个世界上，最忠于您的人就是‘贝尔纳多特’。”

斯塔尔夫人面临流放的威胁，试图在距离巴黎八里格远的乡间小镇马弗利耶尔安顿下来。她接受了流放者向她提出的建议。雷卡米埃夫人从英国回来后，在圣布里斯与她共度了几天，之后便回到了她最初的避难所。她在《十年流亡记》中记述了当时发生的事情：

“我正和三位朋友一起在房间里用餐，从那里可以看见大路和入口。那是九月底的下午四点：一个身穿灰色衣服的男子骑着马停了下来并按响了门铃；我知道自己的命运已定；他来找我，我在花园里接待了他。当我走向他时，花香与美丽的阳光让我心醉不已。通过社交活动产生的感受与大自然带来的感受真是截然不同！那名男子告诉我，他是凡尔赛宪兵队的指挥官……他给我看了一封由波拿巴签署的信，信中命令将我流放到距巴黎四十里格远的地方，并要求我在24小时内离开，不过同时也以应有的礼遇对待这位名声显赫的女性……我回答那位宪兵军官说，24小时内出发或许适合士兵，但绝不适合妇女和儿童。因此，我提议让他陪我一起去巴黎，我需要三天的时间来做好出发前的各项准备。于是，我便带着孩子们以及那位被选为最懂文学的宪兵上了马车。事实上，他还对我的作品赞不绝口。‘您看，先生，’我对他说，‘做一个有学识的女性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如果您有机会的话，请劝阻您的家人不要走这条路。’我试图用自豪感来安慰自己，但内心仍充满痛苦。我在雷卡米埃夫人那里停留了片刻，那里有朱诺将军，出于对她的敬重，他承诺第二天就去与第一执政官谈谈。他确实以极大的热情这么做了……”

“在我所拥有的最后时刻即将到来之际，约瑟夫·波拿巴又做了一次尝试……我不得不在距离巴黎两里格的一家旅店里等待答复，不敢回到城里的家中。一天过去了，仍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我不想因为继续待在旅店里而引起注意，于是便绕着巴黎的城墙走，去寻找另一家同样位于距离巴黎两里格处、但走不同路线的旅店。这种虽离朋友和家园仅四步之遥却不得不四处漂泊的生活，让我痛苦不堪，每当回想起那段经历就会不寒而栗。”[367]

*

斯塔尔夫人没有返回科佩，而是开始了她第一次前往德国的旅程。那时她给我写了关于博蒙夫人去世的信，我在描述自己第一次前往罗马的经过时引用了这封信。雷卡米耶夫人在巴黎聚集了所有那些属于被压迫阶层、以及那些不愿屈服于胜利者意志的人中的杰出人物。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旧君主制与新帝国的代表人物：蒙莫朗西家族、萨布兰家族、拉穆瓦尼翁家族，还有马塞纳、莫罗和贝纳多特等将军们；有人注定要流亡，有人则有望登上王位。一些著名的外国人也前来拜访她：奥兰治亲王、巴伐利亚亲王，还有普鲁士女王的兄弟——就像在伦敦时威尔士亲王乐于为她撑伞一样。她的魅力实在令人难以抗拒，以至于欧仁·德·博阿尔内以及皇帝的手下们都纷纷参加这些聚会。波拿巴无法容忍任何成功，哪怕那是出自女性之手。他常说：“委员会已经在雷卡米耶夫人那里开了多久会了？”现在我再回到本杰明·康斯坦特的话题上：

贝纳多特将军。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掌权的波拿巴一直在走向专制统治。各种对立的派别都对他极为愤怒，而大多数民众仍然沉溺于他所承诺的安宁生活之中，共和派和保皇派则渴望改变现状。蒙莫朗西先生因其出身而属于后者。”

他的人脉关系以及他的观点。雷卡米耶夫人对政治的兴趣，仅仅源于她对各方受压迫者的深切同情。她独立的性格使她厌恶拿破仑的宫廷，因此拒绝加入其中。蒙莫朗西先生打算将自己的希望托付给她，他以能激发她热情的方式描述波旁王朝复辟的情景，并要求她促成当时在法国颇具影响力的两人——莫罗与贝尔纳多特——的会面，看看他们能否联合起来对抗拿破仑。她与后来成为瑞典王储的贝尔纳多特十分熟悉。他外表带有骑士风度，举止高贵，智慧敏锐，谈吐富有感染力，堪称一位非凡之人。他在战斗中勇敢无畏，言辞大胆，但在非军事行动中却显得胆小，所有计划都缺乏决断力。他有一项特质，初看之下令人着迷，但同时也为与他合作带来障碍，那就是他那喜欢演说的习惯——这是他革命时期所受教育的遗留，始终无法改变。他有时确实能展现出出色的口才；他明白这一点，也喜爱这种成功感。一旦开始阐述自己在俱乐部或讲坛上听到的观点，他就会忘掉一切其他事情，变成一个充满激情的演说家。在拿破仑统治初期，他在法国就是这样的形象——他一直憎恨拿破仑，也总是遭到拿破仑的怀疑。而在欧洲局势混乱的如今，他依然保持着同样的作风；不过，我们之所以能够获得解放，还是要归功于他，因为他向外国人展示了愿意反抗法国暴君的法国人，而且只会说那些对国家有益的话。

“任何能让女人拥有权力手段的东西，都会让她感到满意。此外，让那些因地位和荣耀而显赫的人物联合起来反抗拿破仑的专制统治，这种做法本身就具有高尚而慷慨的意味，自然会吸引雷卡米耶夫人。因此，她答应了蒙莫朗西先生的请求。她经常在自家召集贝尔纳多特和莫罗见面。莫罗犹豫不决，而贝尔纳多特则滔滔不绝。”

雷卡米耶将莫罗那些优柔寡断的言辞视为采取行动的信号，而贝尔纳多特的演说则被她视为推翻暴政的契机。两位将军则被这位美丽、聪慧且优雅的女性所吸引，他们乐于看到自己的不满情绪得到她的抚慰。事实上，这位向他们讲述祖国自由事业的年轻女子身上确实有一种浪漫与诗意的气息。贝尔纳多特不断对雷卡米耶夫人说，她天生就具备震撼世界、激发人们热情的能力。

虽然本杰明·康斯坦特的这幅肖像画极为精美，但必须指出的是，若非因斯塔埃尔夫人被流放而心生愤懑，雷卡米耶夫人根本不会涉足政治领域。未来的瑞典国王手中有一份仍支持独立派的将军名单，但莫罗的名字并不在其中；他才是唯一有资格与拿破仑对抗的人，只是贝尔纳多特并不了解自己所要对抗的拿破仑究竟是个怎样的人。莫罗夫人举办了一场舞会，整个欧洲的人都来了，只有法国除外，法国的代表则是共和党反对派。在舞会期间，贝尔纳多特将军带着雷卡米耶夫人走进了一间小客厅，只有音乐声陪伴着他们，提醒着他们所在之处。莫罗也进入了那间客厅；经过一番长篇解释后，贝尔纳多特对他说：“你拥有很高的声望，你是我们当中唯一能够得到民众支持的人；看看你能做些什么，看看在我们你的领导下我们能做些什么。”莫罗重复了他之前常说的那些话：他意识到自由正面临危险，他们必须警惕拿破仑，但他担心会发生内战。这次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气氛也越来越激烈；贝尔纳多特失去了耐心，他对莫罗将军说：“你不敢为自由而战？那么，拿破仑就会嘲笑自由和你。尽管我们努力，自由终究还是会灭亡，而你也会在不战斗的情况下卷入这场毁灭之中。”

预言般的话语！
雷卡米耶夫人的母亲与莫罗夫人的母亲——尤洛夫人十分熟识，雷卡米耶夫人便与尤洛夫人建立了那种令人愉悦的、值得终生维持的纯真友谊。
在莫罗将军受审期间，雷卡米耶夫人一直陪伴在莫罗夫人身边。莫罗夫人向她讲述了审判的经过，还说她的丈夫抱怨自己在挤满法庭和法官席的人群中看不到她。雷卡米耶夫人便决定在谈话后的第二天亲自前往法庭。其中一位法官布里亚-萨瓦兰承诺带她从通往法庭看台的私人通道进入。她一进去就掀开面纱，扫视着一排排囚犯，试图找到莫罗。莫罗认出了她，立刻起身鞠躬。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她急忙走下看台台阶，前往为她准备的位置。共有四十七名囚犯，他们坐在法庭法官对面的长椅上。每名囚犯都被两名宪兵看守着；那些士兵对莫罗将军极为恭敬。
波利尼亚克先生和里维埃尔先生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乔治·卡杜达尔。皮什格鲁的名字将与莫罗的名字永远联系在一起，但他并不在莫罗身边——或者更确切地说，只能看到他的影子，因为众所周知他也不在监狱里。
此时已不存在共和党人的问题了：是保皇主义者在反抗新的政权；然而，这场争取正统王朝及其贵族支持者的斗争，其领袖却是一个出身平民的人——乔治·卡杜达尔。人们看到他时，就会想到那颗如此虔诚又如此无畏的头颅即将被送上断头台，或许只有他自己无法获救，因为他根本不会试图自救。他只会保护自己的朋友；至于他自己，他则选择坦白一切。波拿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宽宏大量：有十一个人因追随乔治而与他一同丧命。
莫罗没有说话。审判结束后，那位带雷卡米耶夫人进来的法官前来带她离开。她穿过与进来时相反的那道栏杆，然后从法官席旁走过。

那些囚犯们。莫罗走了下来，他的两名宪兵也跟在后面；他与她之间只隔着一根栏杆。他对她说了几句话，但在她惊慌失措的状态下，她根本听不见；她试图回应，但声音却哽咽了。

如今时代已经改变，似乎只有波拿巴的名字才占据着人们的注意力，我们很难想象他当时的权力其实还很有限。在判决下达的前一晚，整个巴黎的人都走上了街头，成群结队地朝司法宫涌去。乔治不愿得到任何宽恕；对于那些希望为他求情的人，他回答说：“你们能给我一个更好的死法吗？”

被判处流放的莫罗动身前往加的斯，打算从那里前往美洲。莫罗夫人也跟着他一起去了。雷卡米耶夫人也在她离开时陪伴在她身边。她看到莫罗夫人亲吻婴儿床里的儿子，又看到她再次回来亲吻他；随后雷卡米耶夫人将她送上马车，与她作了最后的告别。

莫罗将军从加的斯给这位慷慨的朋友写了以下一封信：

“1804年10月12日，加的斯附近的奇克拉纳。

夫人，

您一定很高兴听到关于那两位您如此关心的逃亡者的消息吧。经过陆海两路的种种艰难险阻，我们本希望在加的斯稍作休息，然而黄热病却降临到了这座城市，其危害程度与我们此前所经历的灾难差不多。

虽然妻子患病，我们不得不在那里停留了一个多月，但我们很幸运地没有感染上疾病，只有的一名仆人患了病。

终于，我们来到了奇克拉纳——这是一个距离加的斯几里格远的美丽村庄。我们现在身体健康，我的妻子也基本康复了，还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

她相信您对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同样关心，因此她让我把这件事告诉您。”

谨向您转达她的美好问候。
“至于我们所过的生活，我不便多言——那实在过于乏味单调，但至少我们还能自由地呼吸，即便身处宗教审判所般的国度之中。”
“夫人，请接受我诚挚的敬意，相信我永远是您最谦卑、最顺从的仆人，”
“V·莫罗”

这封信的落款地为奇克拉纳。那个地方似乎能给昂古莱姆公爵带来荣耀与成功的机遇，然而他来到那里后也遭遇了与莫罗同样的命运——他被认为忠于波旁王朝。实际上，莫罗内心深处是热爱自由的；当他不幸加入反法联盟时，他心中唯一的念头就是反抗波拿巴的专制统治。路易十八对为莫罗的死感到痛心的蒙莫朗西先生说：“没那么严重，莫罗是个共和主义者罢了。”这位将军回到欧洲后，却发现自己早已被上帝的旨意所毁灭。
莫罗让我想起了另一位杰出的将领——马塞纳。当时马塞纳正要前往意大利军队，他向雷卡米耶夫人请求借用她裙子上的白色丝带。有一天，他收到了这样一封来自马塞纳的手写信：
“雷卡米耶夫人送给他的那条漂亮的丝带，被马塞纳将军用于热那亚战役及围城战中；它始终伴随着将军左右，助力他取得胜利。”
旧有的礼仪依然隐现于新的礼仪之中，成为其基础。出身贵族的骑士的英勇气质在平民士兵身上再度显现；中世纪骑士比赛与十字军东征的记忆，也隐藏在现代法国人的英勇事迹之中。

古老的胜利。查理曼的同伴西舍尔在战斗中并未佩戴象征女性的颜色作为装饰：“据圣加仑的僧侣所说，”他“用长矛刺死了七、八甚至九个敌人。”西舍尔冲在前面，而马塞纳则紧随其后。

*

身处柏林的司黛尔夫人得知父亲生病的消息后，立刻赶了回去，但当她到达瑞士时，内克尔先生已经去世了。就在那时，雷卡米埃也遭遇了不幸；司黛尔夫人很快便得知了这个消息。她立即给她的朋友雷卡米埃夫人写信：

“日内瓦，11月17日。这是司黛尔夫人写的信。
‘啊，我亲爱的朱丽叶，听到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我感到多么痛苦啊！我真恨这种流放生活，它让我无法与你在一起，无法将你紧紧拥入怀中！你已经失去了生活中所有舒适与安逸的东西；不过，如果有可能有人比你更受爱戴、更有趣的话，那大概就是你了吧。我会给雷卡米埃先生写信的，我既同情他又尊敬他。但是，请告诉我，今年冬天能在这里见到你，难道只是幻想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度过三个月，处在一个充满关爱的小圈子里；不过在巴黎，你同样能激发人们的喜爱之情。无论如何，我都会去里昂或‘四十里格’范围之外的任何地方来看你，拥抱你，告诉你，我对你的感情比对我所认识过的任何女人都要深厚。除了告诉你，你会得到比以往更多的关爱与重视，而且你的慷慨与善良的品质会因为这次不幸而被人知晓——否则这些品质永远也不会被人们知道之外，我实在无话可安慰你。当然，与过去相比，你确实失去了很多；但如果我能嫉妒我所爱的人的话，我愿意付出一切来成为你。欧洲无双的美貌、清白的名声、高傲而慷慨的品格，这真是我们在这悲惨人生中所拥有的宝贵财富啊！’”

亲爱的朱丽叶，让我们的友谊更加紧密吧；它不应仅仅体现在你为我所做的种种慷慨之举上，更应包括持续的通信、彼此倾诉心事的愿望，以及共同生活的时光。亲爱的朱丽叶，你会让我回到巴黎的，因为你依然拥有无上的影响力，我们就能每天相见；而且由于你比我年轻，你可以为我遮风挡雨，而我的孩子们也会成为你的朋友。今天早上，看到你和我的泪水，我的女儿也哭了。亲爱的朱丽叶，我们都曾享受过围绕在你身边的奢华生活；你的财富曾经属于我们，现在因为你不再富有，我感觉自己仿佛被毁掉了。相信我，当一个人能获得如此深的关爱时，仍然会有幸福的存在。

“本杰明想给你写信，他非常难过。马蒂厄·德·蒙莫朗西也给我写了一封关于你的感人至深的信。亲爱的朋友，愿你在这么多悲伤之中仍能保持内心的平静。唉，无论是死亡还是朋友的冷漠，都无法真正威胁到你，而这些才是永恒的伤痛。再见了，亲爱的天使，再见了！我恭敬地亲吻你那迷人的面容……”

雷卡米耶夫人此时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她毫无怨言地离开了社交界，似乎既适合独处也适合生活在世俗之中。她的朋友们依然陪伴在她身边，“而这一次，”巴朗什先生说道，“只有命运独自离去了。”斯达尔夫人将她的朋友带到了科佩特。在埃劳战役中被俘的普鲁士奥古斯特王子在前往意大利的途中经过了日内瓦，他爱上了雷卡米耶夫人。在战争的硝烟与帝国的更迭之下，每个男人都继续着属于自己的私密生活。富人醒来后看到的是金碧辉煌的装饰，穷人看到的则是阴暗潮湿的屋顶；但只有同一缕阳光能为两者带来光明。

奥古斯特王子认为雷卡米耶夫人可能会同意离婚，于是向她提出了结婚请求。关于这段恋情的记载保存在奥古斯特王子从热拉尔那里得到的《科琳娜》画作中；他将这幅画送给了雷卡米耶夫人，作为对她所激发的感情以及连接科琳娜与朱丽叶之间亲密友谊的永恒纪念。

那个夏天在欢乐中度过：世界正处于动荡之中，但公共灾难的阴影与青春的快乐交织在一起，反而让这种快乐更加迷人；我们越觉得这些快乐即将消失，就越渴望沉溺于其中。

德·热纳利斯夫人将奥古斯都王子的这段情感写成了小说。有一天，我发现她正在努力创作。她住在军械库里，周围都是布满灰尘的书籍，住处十分阴暗。她没有期待任何人来访，穿着黑色的长袍，白色的头发遮住了她的脸庞；她把竖琴放在膝盖间，头低垂在胸前。她的双手苍白而消瘦，沿着竖琴的琴弦滑动，发出微弱的声音，宛如遥远而难以辨认的死亡之音。那位古老的女先知究竟在唱什么？她在歌颂雷卡米耶夫人。起初她讨厌雷卡米耶夫人，后来却被其美貌与悲惨遭遇所打动。德·热纳利斯夫人刚刚写完关于雷卡米耶夫人的这段描述，给她取名为阿特奈丝：

“王子走进客厅，由斯塔埃尔家的奥古斯都王妃为他引路。突然，门被推开了，阿特奈丝走了进来。凭借她优雅的身姿和令人惊叹的容貌，王子立刻认出了她，但他原本对她的印象完全不同：他原以为她是个以美貌著称、因成功而骄傲的人，举止傲慢，充满那种名人常有的自信；而此刻他看到的却是一个害羞的年轻女子，出现时满脸通红，显得十分尴尬。惊讶之余，他的心中也涌起了最美好的情感。”

“晚餐后，由于天气过于炎热，他们没有外出，而是到走廊里演奏音乐，直到该出去透透气的时候。在几段优美动听的和声之后，阿特奈丝开始用竖琴为自己伴奏歌唱。王子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她，当她唱完后，他怀着难以言表的激动看着她，惊呼道：‘如此出色的才华啊！’”

斯塔尔夫人在成熟之后爱上了雷卡米耶夫人；而热纳利斯夫人在晚年时，又重新找回了年轻时的那份纯真与美好。《克莱蒙小姐》的作者将小说的背景设定在科佩特，而《科琳娜》的作者则是她所憎恶的竞争对手——这真是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的是，我竟然还在记录这些细节。我正在翻阅那些让我想起自己孤独且默默无闻的时光的信件。在科佩特的海岸边，有属于他人的幸福，每当我看到那些场景，总会心生羡慕。那些在我这个世界上错失的、从我身边溜走的、让我遗憾的事物，要不是我已临近坟墓，它们真会要了我的命；但在距离永恒遗忘如此之近的时刻，真相与梦想都同样毫无意义：人生尽头，一切都是虚度的时间罢了。

斯塔尔夫人第二次前往德国。从此又开始了一连串写给雷卡米耶夫人的信件，或许这些信比之前的更为动人。在斯塔尔夫人的所有出版作品中，没有任何作品能展现出如此自然的文笔与雄辩的辞藻，以及想象力对情感的精准表达。雷卡米耶夫人的友谊实在令人赞叹，因为她能够让一位天才女性展现出其天赋中那些隐藏至今、尚未被发掘的部分。此外，从斯塔尔夫人悲伤的语气中，我们可以察觉到她内心的不满，而美丽动人的雷卡米耶夫人本应是她倾诉心事的对象，因为她永远无法承受这样的伤害。

斯塔尔夫人回到法国后，于1810年春天搬到了卢瓦尔河畔的肖蒙城堡居住，那里距离巴黎有四十里格，正是她被流放时的规定距离。雷卡米耶夫人也随她一起住在那座乡间别墅里。当时，斯塔尔夫人正在监督自己关于德国的著作的印刷工作；当该书即将出版时，她便附上这封信寄给了波拿巴：

“陛下，斯塔尔夫人致拿破仑：

我冒昧地将我关于德国的著作呈献给您。如果您愿意阅读的话，我觉得您一定会……”

其中可见出一种经过思考、历经时间锤炼的思维能力。陛下，自从我上次见到您以来，已经过去了十二年，那也是我被流放之后。十二年的苦难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而命运则让那些受苦的人学会顺从。此刻我正准备启程出海，恳请陛下允许我与您交谈半个小时。我相信我有些事情可以告诉您，或许会对您感兴趣；正因如此，我才请求在离开之前能有机会与您谈谈。在这封信中，我只愿解释一下：如果无法获得陛下的许可，让我在离巴黎较近的乡村为孩子们居住，那我为何必须离开欧洲大陆。陛下的耻辱给整个欧洲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以至于我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其影响。有些人害怕与我见面而损害自己的名声，另一些人则自以为战胜了这种恐惧。最简单的社交关系也变成了那些傲慢之人无法忍受的负担。在我的朋友中，有一些人以令人钦佩的慷慨态度与我同在；但我也见过，因为必须与我独处，最亲密的感情也会破裂。在过去的八年里，我一直生活在既担心无法得到帮助，又为成为他人牺牲对象的痛苦之中。或许向世界之主详述自己的感受有些荒谬，但陛下能够统治世界，正是因为您拥有卓越的才能。在洞察人心方面，陛下的理解力足以把握最复杂、最微妙的情感。我的儿子们没有前途可言，女儿也只有十三岁；再过几年就必须为她安排婚事——强迫她与我一起生活在如此糟糕的环境中，未免太自私了。唉！我不得不与她分离。这样的生活实在难以忍受，而在欧洲大陆，我找不到任何解决办法。还有哪座城市，不会因为陛下的耻辱而给我的孩子们安家以及我自己的安宁带来不可逾越的障碍呢？或许陛下并未意识到，各国当局大多都十分惧怕流放者；关于这一点，我还有许多话要讲，恐怕远远超出了您的期望。有人告诉陛下，我是因为博物馆的缘故才怀念巴黎的。

塔尔马说：这其实是个关于流放的有趣笑话，换句话说，就是关于西塞罗和博林布鲁克所认为的最难以忍受的不幸的笑话。但是，如果我喜爱法国因国王的征服而拥有的那些艺术杰作，如果我喜爱那些描绘英雄气概的美丽悲剧，那么陛下，您会因此责备我吗？每个人的幸福不都是由他的天赋决定的吗？既然上天赋予了我才能，那我难道没有想象力来享受艺术与智慧带来的乐趣吗？有那么多人向陛下请求各种实际的好处！我为何要羞于向您请求友谊、诗歌、音乐、绘画，以及所有那些我可以在保持对法国君主忠诚的同时享受的理想事物呢？

这封未曾发表的信值得保存下来[387]。斯塔尔夫人并非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个盲目且刻薄的敌人。当我不得不写信给波拿巴，请求他宽恕我的表弟阿曼德时，她同样也没有被重视。亚历山大和凯撒或许会被这样一封出自如此著名女性之手的、格调高尚的信所打动；但那种自认与至高权力相当、以平等的姿态与欧洲的统治者对话的自信， 在波拿巴看来不过是傲慢的表现罢了。他认为一切具有独立价值的事物都在挑战他；在他看来，卑微才是忠诚，骄傲则是反叛；他不知道真正的才华只承认天才中的拿破仑，它有权进入宫殿，就像进入神庙一样，因为它是不朽的。

*

斯塔尔夫人离开肖蒙，回到了科佩特[388]；雷卡米耶夫人也立刻赶去陪伴她；马蒂厄·德·蒙莫朗西先生也依然对她忠心耿耿。他们俩都因此受到了惩罚——他们所去安慰的人反而给了他们惩罚：他们被罚远离巴黎四十里格[389]。

雷卡米耶夫人因为马尔恩河畔沙隆靠近蒙米拉伊[391]，便选择在那里定居，因为拉氏家族也住在那里。

罗什福科-杜德奥维尔就居住于此。
波拿巴的种种压迫行为中，有无数细节已湮没在整体的暴政之中：那些受迫害的人害怕见到自己的朋友，生怕连累他们；而他们的朋友也不敢去探望他们，生怕因此招来更严厉的惩罚。这些不幸的人就像患了瘟疫一般，被迫与人类隔绝，生活在专制者的仇恨之中。只要你的观点不被人知晓，你还会受到欢迎；但一旦真相暴露，所有人都会远离你；围绕在你身边的，只有那些监视着你的关系、情感、通信以及行踪的当局。那便是所谓的“荣誉与自由”的时代啊。
斯塔尔夫人的信件揭示了那个时代的苦难——在那个时代，才华横溢的人随时都可能被关进地牢，人们只想着如何逃脱，把逃离当作唯一的救赎之道。当自由消失后，虽然还有国家存在，但已不再有祖国可言。
当斯塔尔夫人写信给朋友，表示因担心对方会给她带来灾难而不愿见面时，她并没有说出全部实情：她其实已经秘密嫁给了罗卡先生，这一事实为帝国警察带来了可乘之机。斯塔尔夫人认为应该向雷卡米埃夫人隐瞒自己的新烦恼，但雷卡米埃夫人对她拒绝让自己进入科佩特住所的固执态度感到十分惊讶。尽管斯塔尔夫人的抗拒让她心痛——毕竟她已经为斯塔尔夫人牺牲过自己——但她仍然坚持要与她相聚。所有本应劝阻雷卡米埃夫人的信件，反而更加坚定了她的决心。她立刻动身，在第戎收到了这封致命的信：
“我以灵魂深处全部的柔情向你告别，我生命中的天使啊。我把奥古斯特托付给你，请让他先见你，然后再来见我。你真是天上的精灵。如果我能与你在一起，那该有多幸福啊！命运却要将我带走。再见了。”

斯塔尔夫人再次与朱丽叶相见后，便走向了死亡。她的遗书如惊雷般击中了那位旅行者：在即将拥抱那个急于面对困境的人之前就突然离开，这对斯塔尔夫人来说难道不是一种残忍的决定吗？雷卡米耶夫人认为，友谊本不必如此“被命运所左右”。斯塔尔夫人经由德国和瑞典前往英格兰：拿破仑的势力就像一道海洋，将不列颠与欧洲隔开，就如同海洋将不列颠与世界隔开一般。斯塔尔夫人的儿子奥古斯特因决斗中被剑刺死而失去了兄弟；他后来结婚并有了一个儿子，但这个几个月大的婴儿也随他一同进入了坟墓。随着奥古斯特·德·斯塔尔夫尔的去世，这位杰出女性的男性后裔也断绝了，因为他们的后代并没有以罗卡这个默默无闻的名字延续下去。

雷卡米耶夫人孤身一人，满心懊悔，首先回到了她的故乡里昂寻求庇护。在那里，她遇到了另一位流亡者——谢弗勒兹夫人。谢弗勒兹夫人先是被迫由皇帝要求，后来又因自己家族的压力而不得不加入新的社会阶层。几乎找不到哪个历史名人愿意为了保全荣誉而放弃自己的森林。曾在杜伊勒里宫担任要职的谢弗勒兹夫人以为自己能够在刚刚从战场上建立起来的宫廷中掌权；的确，那个宫廷试图模仿过去的风格，以此来掩饰其新兴的身份，但那种平民化的作风仍然过于粗野，无法接受贵族式的优雅举止。在像罗马那样持续不断的革命中，共和国灭亡一个世纪后，贵族们还能接受自己只是成为皇帝们的参议院成员这一事实；过去已经结束，自然也就无法再指责现在的皇帝们了，因为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但在法国，那些沦为宫廷仆从的贵族们行动太过仓促，新建立的帝国在他们面前就消失了，他们不得不面对重新崛起的旧君主制。谢弗勒兹夫人因胸部疾病发作，请求能在巴黎结束生命，但这一请求被拒绝了。我们并非在任何时候都会死去……

我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拿破仑造成了如此多的死亡，如果让他自己选择墓地的话，他绝不会停止杀戮。雷卡米埃夫人只有通过关心他人的痛苦，才能忘记自己的悲伤；在一位慈悲修女的帮助下，她秘密探望了里昂的西班牙战俘们。其中有个勇敢而英俊的人，就像熙德一样是基督徒，他即将走向上帝：他坐在草席上弹着吉他，剑已从手中滑落。一见到他的恩人，他就用歌曲来表达对她的感激之情，因为他别无方式报答她。他微弱的嗓音与吉他发出的嘈杂声在监狱的寂静中消失了。那些士兵们，身披破烂的斗篷，黑色的头发垂在憔悴的面孔上，他们怀着对卡斯蒂利亚血统的骄傲与感激，抬头望着这位让他们想起母亲、姐妹和爱人、并与他们一同承受暴政之苦的女子。那个西班牙人最终去世了。他可以像波兰年轻的勇士诗人扎尔维斯卡那样说：

“有一只陌生的手将为我闭上双眼；外国的钟声将宣告我的死亡，而为我祈祷的也将不是我祖国的人。”

马蒂厄·德·蒙莫朗西来到里昂拜访雷卡米埃夫人。后来她又结识了卡米尔·乔丹和巴朗什两位先生，他们都是值得加入她那高尚人生中的友谊圈的人。

雷卡米埃夫人太过骄傲，不愿请求被召回。福舍曾多次试图说服她为皇帝的宫廷服务，但都无果而终；关于这些宫廷交易的细节可以在当时的文献中找到。雷卡米埃夫人便回到了意大利[398]，蒙莫朗西先生则陪她到了尚贝里。之后，她独自带着一个七岁的小侄女穿越了阿尔卑斯山，那个小女孩就是如今的勒诺尔曼夫人[399]。当时罗马已是法国的城市，属于台伯省的首府。教皇则被囚禁在枫丹白露的弗朗西斯一世宫殿里。

富歇当时正在意大利执行特殊任务，他在“凯撒们”的城市中指挥军队，就如同黑宦官的首领在雅典指挥军队一样；他只是路过而已。德·诺尔万先生则被任命为警察部长。这一系列行动其实与欧洲的其他事务有关。

这座永恒之城在尚未迎来第二个阿拉里克之时便已被征服，如今一片寂静，沉浸在废墟之中。艺术家们独自居住在这堆历经数个世纪遗留下来的废墟上。卡诺瓦将雷卡米埃夫人视为一件希腊雕像，仿佛法国正在将其归还给梵蒂冈博物馆一般；作为“艺术之教皇”，他在荒凉的罗马为她举行了隆重的仪式。

卡诺瓦在阿尔巴诺有一所房子，他将其献给了雷卡米埃夫人，她便在那里度过了夏天。她卧室里的阳台窗户是那种可以欣赏风景的大型画框式窗户，从那里可以看到庞贝别墅的废墟；远处，透过橄榄树，可以看到太阳沉入海中的景象。每当那时，卡诺瓦便会回来，被这美丽的景色所打动，他用威尼斯口音和悦耳的嗓音唱起《哦，波浪上的渔夫》这首歌，雷卡米埃夫人则用钢琴为他伴奏。这位创作了《普赛克》和《玛格达莱娜》的雕塑家沉醉于这种和谐之中，同时从朱丽叶的面容中寻找着他梦想着要创作的“贝亚特丽克斯”形象的轮廓。

古时的罗马也曾见证过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以充满诗意的仪式为他们的模特加冕，切利尼也详细记载了这些场景。然而，这位流亡女子与温和单纯的卡诺瓦之间的这段纯真而得体的场景，实在比那些场景要美好得多！

此时的罗马比以往更加孤独，它仿佛穿着丧服一般。它再也见不到那些曾经为它带来艺术奇迹、让它重焕生机的君主们了。世俗的喧嚣再次远离了它，圣彼得大教堂就像斗兽场一样空无一人。

我读过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女性写给朋友的那些感人至深的信件；也读过现代第一位雕塑家用彼特拉克的语言，以最自然的方式表达出的那份温柔之情。我不会犯下翻译这些文字的罪过。

“多梅尼科，早上好。
永恒的神啊？我们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我希望能活下去，至少为了能给你写信；是的，我的心也渴望如此，它甚至命令我必须这么做。哦！如果您能真正了解我这颗可怜的心，您一定会深信不疑的！可惜，对您来说，它似乎还显得有些神秘。好吧！至少请告诉我您的近况吧，如果您不想说别的的话；尽管您曾承诺会给我写些温柔的信。其实这些天我真的很想亲自见到您，但却找不到任何办法实现这个愿望；关于这件事，我还有些有趣的事情要当面告诉您。
看来我只能勉强满足于在精神上与您相见。这样，您就一直陪伴着我，我总能看到您，与您交谈，对您说许多许多话，但所有的话都如同风吹过一般，毫无意义！唉，事情总是这样，真是无奈！不过，请您务必相信，我的心灵对您的爱远远超出了您所能想象的程度。”

*
雷卡米耶夫人曾在里昂帮助过那些西班牙囚犯；另一位遭受迫害的人让她有机会在阿尔巴诺展现她的同情心：有个渔夫被指控与教皇的子民有往来，因而被审判并判处死刑。阿尔巴诺的居民们恳请这位投靠他们的陌生人能为这个不幸的人求情。她被带进监狱，见到了那名囚犯；看到他绝望的神情后，她不禁泪流满面。那个不幸的人恳求她帮助自己，为他求情，救他一命；他的请求更加令人心痛，因为根本无法让他免于受罚。当时已是夜晚，他将在黎明时被处决。
尽管雷卡米耶夫人明白自己的努力毫无用处，但她仍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她叫来马车，坐了进去，没有给那个被判刑的人留下任何希望。她驾车穿过到处都是强盗的坎帕尼亚地区，最终抵达罗马，却找不到警察局长。她在菲亚诺宫等待了两个小时，等待着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那一刻。当德·诺尔万先生到来时，她向他解释了自己此行的目的。他……

他回答说，判决已经下达，而他并无权力暂缓执行该判决。雷卡米耶夫人心碎地再次出发；当她来到阿尔巴诺时，那名囚犯已经去世了。阿尔巴诺的居民们正在路上等待着这位法国女子；一旦发现她，便立刻向她走去。为那名罪犯主持过仪式的牧师将他的最后遗言交给了她：他感谢这位女士——在前往行刑地点的途中，他一直用目光寻找着她；他恳求她为自己祈祷，因为一个基督徒即便死了也并未结束一切，依然会感到恐惧。雷卡米耶夫人被牧师领进教堂，一群漂亮的阿尔巴诺农妇跟在后面。就在太阳从那艘早已失去舵手的船上升起之时，那个渔夫也被枪杀了，那艘船他曾习惯驾驶，也在那些他熟悉的海岸线上航行过。要想对征服者产生厌恶之情，就必须了解他们所造成的种种灾难，必须亲眼目睹人们如何为了他们而牺牲地球上最无辜的生灵，而这些地方他们甚至从未踏足过。对于波拿巴的胜利而言，那个在教皇领地里工作的穷苦渔夫的日子又有什么意义呢？无疑，他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渔夫存在；在他与各国国王的斗争中，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杀害的那个普通人的名字。世人只看到拿破仑的胜利，那些用来砌筑凯旋柱的泪水并非出自他的双眼。而我则认为，正是那些被忽视的苦难、那些弱小者所遭受的灾祸，在上帝的安排中构成了让统治者从巅峰跌落的隐秘原因。当不公正的行为不断积累，最终压垮命运的平衡时，天平就会倾斜。有些血是沉默的，有些血则会呼喊：战场上的鲜血被大地默默吞噬；而和平时期流出的鲜血则带着哀鸣升向天堂；上帝会接受这些鲜血并为其复仇。波拿巴杀死了那个阿尔巴诺渔夫；几个月后，他被流放到厄尔巴岛的渔民中间，最终在圣赫勒拿岛上死去。

我那模糊的记忆，那些在雷卡米耶夫人的思绪中仅被粗略描绘过的往事，是否曾在台伯河与阿尼奥河的平原上呈现在她面前呢？我早已走过那些荒凉之地，还在那里留下了一座由朱丽叶的朋友们所敬奉的坟墓。1803年，蒙莫兰先生的女儿去世时，司汤达夫人和内克尔先生都写信向我表达哀悼之情；您应该见过那些信件。因此，在我几乎还不认识雷卡米耶夫人之前，我就已经在罗马收到了来自科佩特的信件；那是命运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最初迹象。雷卡米耶夫人还告诉我，我在1804年写给丰塔内斯先生的那封信，在1814年时为她提供了指引，她常常反复阅读那段文字：

“凡是生活中已没有任何牵绊的人，都应该来罗马生活。在那里，他会找到能激发他思考、占据他心灵的土地，还有那些总能给他带来启示的风景。他脚下的石头会与他对话；风在他脚下扬起的尘土中也蕴含着人类的伟大之处。如果他不幸，如果他将所爱之人的骨灰与众多杰出人物的骨灰混在一起，那么他从西庇阿的陵墓走向那位品德高尚的朋友的安息之地时，该会有多么美好的感受啊！……如果他是基督徒，唉！他怎可能离开那片已成为他家园的土地，离开那片见证过第二个帝国诞生的土地——那个在诞生之初就比之前的帝国更为神圣、更为强大的帝国；离开那片土地上那些与我们一同逝去、与殉道者一起长眠在地下墓穴中的朋友们，他们仿佛应该是最先从尘土中苏醒过来、最接近天堂的人。”

然而在1814年时，我只不过是雷卡米耶夫人身边的普通向导，不过是所有旅行者共有的存在罢了；幸运的是到了1823年，我不再是个陌生人，我们可以一起谈论罗马的废墟了。
*
那年秋天，雷卡米耶夫人去了那不勒斯，从此便不再有独处的时光。她刚住进客栈，约阿希姆国王的臣子们就匆匆赶来了。穆拉特忘记了曾经将他的鞭子变成权杖的那只手，准备加入反法同盟。拿破仑则将自己的剑插在了欧洲的中心地带……

高卢人将剑插入马勒斯的中央[407]；在拿破仑的剑周围，分布着他分给家人的各个王国。卡罗琳[408]得到了那不勒斯王国。穆拉特夫人虽没有博尔盖塞公主那样精美的古董浮雕作品，但她比妹妹更有表情、更机智。从她坚定的性格中，人们能看出拿破仑的血统。即便王冠对女性而言并非装饰品，它依然可以象征着女王的权力。

卡罗琳以极为热情的态度接待了雷卡米耶夫人，这种热情更显真挚，因为此前卡罗琳·穆拉特女王的暴政给人们带来了苦难，其影响甚至波及到了波蒂奇。然而，这座拥有维吉尔[409]坟墓以及塔索[410]摇篮的城市，这座曾有贺拉斯[411]、李维[412]、薄伽丘[413]和桑纳扎罗[414]生活过、杜兰特[415]和奇马罗萨[416]诞生的城市，如今已被新的统治者美化起来。秩序得以恢复，那些懒汉们不再用人的头颅来取乐，以此逗乐纳尔逊海军上将[417]和汉密尔顿夫人[418]。

庞贝城的发掘工作也在继续进行；有一条道路蜿蜒穿过波西利波山[419]，我在1803年[420]曾深入过那座山的山坡，前往利特努姆[421]查询有关西庇阿撤退的线索。这些来自军事王朝的新统治者们为那些曾经陷入衰败状态的地区带来了生机。罗贝尔·吉斯卡尔[422]、威廉“铁臂”[423]、罗杰[424]和坦克雷德[425]似乎又回来了，只不过没有了骑士精神。

1814年2月，雷卡米耶夫人在那不勒斯，而我当时在哪里呢？我在我的“狼谷”里，开始书写自己的人生故事。在外国士兵的脚步声中，我沉浸在童年的娱乐活动中。而那位将为这部回忆录画上句号的女性，那时正在巴哈的海滨漫步。当我在《殉道者》一书中描绘帕尔特诺珀的诱惑场景时，难道我没有预感到将来会有好事从那个方向降临到我身上吗？

“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就走到柱廊下……太阳在我面前升起……它用最温柔的光芒照亮萨莱尔努姆的山脉[426]、点缀着渔民白色船帆的蓝色大海，还有卡普拉岛[427]、奥纳里亚岛[428]。”

普罗希塔[429]……米塞努姆[430]与巴伊阿[431]的海角，以及那里的一切迷人景象。
“被露水浸湿的花朵与果实，远不及从夜色中显现出来的那不勒斯风光那么甜美新鲜。每当我来到那个地方时，总会惊讶地发现自己正身处海边；因为那里的海浪几乎不会发出如同喷泉般轻柔的声响。面对如此美丽的景象，我便会倚在柱子上，忘却一切思绪、欲望与计划，静静地呼吸着那令人愉悦的空气，一待就是数小时。那种魅力实在强烈，以至于我觉得那神圣的空气正在改变我的本质，让我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愉悦感，像纯净的灵魂一般升向苍穹……”
“等待或追寻美貌；看着她乘着小船向我们走来，在波涛中向我们微笑；与她一起在海上漂浮，让鲜花散落在海面上；跟随那位迷人的女子进入桃金娘林的深处，或是进入维吉尔笔下那片幸福的乐土——这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
也许有些气候因其极度的宜人而会对人的美德造成危害。一个巧妙的寓言正是试图通过讲述帕尔特诺佩[432]建在塞壬的坟墓之上这一故事来传达这个道理吧？那不勒斯乡村如天鹅绒般的美丽景色、温和的空气温度、圆润的山脉轮廓，以及柔和的溪流与山谷形态，为人们的感官带来了无数诱惑，一切都让人想要放松，没有任何东西会带来伤害……
“为了躲避正午的炎热，我们会躲进宫殿中那部分建在海底的区域。躺在象牙制成的床铺上，我们聆听着头顶上海浪的轻响。如果在这避暑之地遇到暴风雨，奴隶们就会为我们带来装满阿拉伯珍贵香料的灯笼。接着，年轻的纳波利姑娘们会拿着装有帕斯特姆玫瑰的花瓶走进来；当海浪在外面呼啸时，她们则在我们面前跳起宁静的舞蹈，那舞姿让我想起了希腊的风俗习惯：这样，诗人们笔下的幻想便在我们面前变成了现实；我们仿佛置身于尼普顿的洞穴中，正在观看涅瑞伊得斯[433]们的嬉戏。”

在那不勒斯，雷卡米耶夫人遇到了冯·奈佩尔格伯爵[434]以及罗汉-沙博公爵[435]：前者注定要登上权力的顶峰，后者则注定要身居高位。人们说后者极其喜爱红色——他曾穿过内侍的制服、近卫军轻骑兵的服装，以及红衣主教的礼服。

罗汉公爵长得非常英俊；他会唱出悠扬动听的民谣，还会画一些水彩画，尤其以他那精心设计的装束而著称。成为神父后，他那经过修剪的头发显得极为优雅，宛如殉道者一般。他常常在黄昏时分，在阴暗的礼拜堂里向虔诚的女性们布道，借助两三支巧妙摆放的蜡烛，将自己苍白的面容照得如同画卷一般[436]。

乍看之下，我们实在难以理解：那些因傲慢而显得愚蠢的人，为何会愿意接受一个暴发户的雇佣。仔细探究他们愿意为他人服务的心理，就会发现这其实源于他们的性格——他们早已习惯于仆人的身份，只要主人仍住在同一座城堡里，他们并不在乎自己的服饰是否改变。拿破仑的蔑视让他们终于显出了真实的面目；这位被自己人抛弃的伟大战士对一位贵族女士说道：“事实上，只有你们才懂得如何服务他人。”

宗教与死亡掩盖了罗汉红衣主教的一些弱点，而这些弱点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作为一名基督徒神父，他在贝桑松完成了自己的牺牲——帮助不幸的人，救济穷人，为孤儿提供衣物，用善行度过一生，只是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他的生命过早地结束了。

读者啊，如果你对这些引文和描述感到不耐烦，请先想想：也许你还没有读过我的作品；再者，我已经无法再听到你的声音了——我正躺在你们脚下的土地上沉睡。如果你生我的气，那就踩踏地面吧，那样做的只会侮辱我的骨骸而已。另外，请记住，我的著作正是我所描绘的那个世界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唉，但愿我那幅关于那不勒斯的画作能有真实的背景；但愿罗讷河的女儿能成为我幻想中的真实伴侣……不过，就算我成了奥古斯丁、杰罗姆或欧多罗斯，我也还是那样的人罢了。

只有这些而已；我的岁月在科琳娜的意大利朋友之前就已流逝。倘若我能将自己的整个人生当作花毯铺在她脚下，该有多幸福啊！我的生活充满艰辛，那些不平顺之处令人痛苦。但愿在我临终之际，能体现出她曾给予我的那份温柔与美好——她深受众人喜爱，从未有人对她有过怨言！

*

那不勒斯国王穆拉特出生于1767年3月25日，出生地是卡奥尔附近的巴斯蒂德。他后来被送到图卢兹接受教育。他对读书毫无兴趣，于是加入阿登猎兵队，之后又开小差逃到了巴黎。他进入路易十六的宪法卫队服役，但在该卫队解散后，他获得了第12骑猎兵团的军官职位。罗伯斯庇尔死后，他因被视为恐怖分子而被解职；波拿巴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两人都陷入了困境。在旺代米尔13日，穆拉特再次受到重用，成为拿破仑的副官。他在拿破仑领导的早期意大利战役中作战，占领了瓦尔泰利纳地区，并将其并入西阿尔卑斯共和国；他还参与了埃及远征，在阿布基尔战役中表现出色。随拿破仑返回法国后，他奉命驱散五百人议会。波拿巴将自己的妹妹卡罗琳嫁给了他。在马伦戈战役中，他负责指挥骑兵部队。恩吉安公爵去世时，他是巴黎的总督，他暗自为这起谋杀案感到悲痛，却无勇气公开谴责它。作为拿破仑的妹夫以及帝国元帅，穆拉特于1805年进入维也纳；他在奥斯特里茨、耶拿、埃劳和弗里德兰等战役中为拿破仑的胜利立下功勋，后来成为贝尔格大公。1808年，他入侵西班牙。拿破仑召回了他，并赐予他那不勒斯的王冠。1808年8月1日，他被宣布为两西西里王国国王，他以奢华的生活、华丽的服饰、盛大的游行以及各种娱乐活动赢得了那不勒斯人民的喜爱。

作为帝国的重臣，他被征召去入侵俄罗斯。在接下来的所有战役中他都身在战场，后来还被任命负责指挥从斯摩棱斯克向维尔纳的撤退行动[451]。在表达出自己的不满之后，他效仿波拿巴的做法离开了军队，前往那不勒斯享受阳光，就像他的上司在杜伊勒里宫的炉火旁那样。那些曾经取得过胜利的人永远无法适应失败。此后，他与奥地利建立了联系。1813年，他再次出现在德国的军营中；莱比锡战役失利后，他回到那不勒斯，继续进行与奥地利和英国的谈判。在正式结成同盟之前，缪拉给波拿巴写了一封信，我曾听德·莫斯堡先生读过这封信[453]：他在信中告诉自己的姐夫，半岛上的局势极为动荡，意大利人正在要求民族独立；如果他们的独立诉求得不到满足，恐怕他们会加入欧洲反法联盟，从而增加法国的危险。他恳请波拿巴寻求和平，因为这是维护如此强大而伟大的帝国的唯一途径。他还表示，如果波拿巴拒绝听取他的意见，那么身处意大利尽头的他将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王国，或者支持意大利人的自由事业。这封极为合理的信件数月未得到回复；因此，波拿巴也无法公正地指责缪拉背叛了他。迫于必须迅速做出选择，缪拉于1814年1月11日与维也纳宫廷签订了条约，承诺为盟军提供三万人的军队。作为叛变的代价，他得以保住自己的那不勒斯王国，以及对教皇领地的统治权。缪拉夫人将这一重要交易告知了雷卡米耶夫人。就在他准备公开宣布自己决定之际，情绪激动的缪拉在卡罗琳娜的住所遇到了雷卡米耶夫人，询问她对他即将做出的决定的看法，并请求她为那些由他成为统治者的人民的利益着想。雷卡米耶夫人对他说：“你是法国人，就必须忠于法国人。”缪拉的脸色立刻变得扭曲起来，他反问道：“这么说我是叛徒了？我能怎么办？现在为时已晚！”

他推开一扇窗户，指向正全速驶来的英国舰队。

维苏威火山正在喷发，火焰四溅。两小时后，穆拉特骑在马背上，率领着他的卫队；人群将他团团围住，高呼“约阿希姆国王万岁！”他已忘却了一切，仿佛被喜悦冲昏了头脑。次日，圣卡洛剧院举行了盛大的演出；国王和王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欢迎。弗朗西斯二世的使者也获得了掌声；而拿破仑的使节座位上则空无一人；穆拉特对此显得十分不安，仿佛在那座位背后看到了法国的幽灵。

1814年2月16日，穆拉特的军队开始行动，迫使欧仁亲王退守阿迪杰河。穆拉特就此败落。起初在香槟地区取得意想不到胜利的拿破仑给妹妹卡罗琳写了几封信，这些信被盟军截获，其内容由卡斯尔雷勋爵转达给了英国议会。他在信中写道：

“你的丈夫在战场上非常勇敢，但一旦看不到敌人，他就比女人或僧侣还要软弱。他没有道德勇气，他很害怕，不愿冒险失去那些只有依靠我才能保住的东西。”

在另一封写给穆拉特的信中，拿破仑对他的妹夫说：“我想你不会是那种认为狮子已经死掉的人吧；如果那是你的打算，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自从你离开维尔纳以来，你已经尽其所能地伤害我了。国王的头衔让你变得狂妄自大；如果你想保住这个头衔，那就好好表现吧。”

穆拉特没有追击总督到阿迪杰河；他根据波拿巴的胜负形势，在盟军与法国人之间犹豫不决。

在布里埃纳地区，拿破仑曾在那里接受旧君主制的教育。为了向旧君主制致敬，他举行了最后一场、也是最令人钦佩的血腥骑士比赛[454]。乔阿希姆受到卡博纳里组织的支持，他曾一度想要宣布自己为意大利的解放者，另一度则希望在与获胜的波拿巴之间瓜分意大利。一天早晨，有信使将俄军进入巴黎的消息带到了那不勒斯。穆拉特王后还在床上，雷卡米耶夫人则坐在她的床边与她交谈；床上堆满了信件和报纸。在这些报纸中，就有我的小册子《论波拿巴与波旁王朝》。王后惊呼道：“啊，这是夏多布里昂先生的作品，我们一起来读吧。”然后她继续拆开信件。雷卡米耶夫人拿起那本小册子，随便翻了几页后便将其放回床上，对王后说：“夫人，您自己读吧，我得回家了。”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同盟国以极高的智慧将他置于意大利海岸。穆拉特得知，他们在维也纳会议上试图夺走他辛苦争取来的领地；于是他与已成为自己邻国的姐夫达成了秘密协议。人们总是惊讶于拿破仑家族的人之间还会存在关系——谁又知道亚历山大的兄弟阿瑞达乌斯的名字呢[455]？1814年，那不勒斯的国王和王后在庞贝举办了庆典活动；人们在音乐声中挖掘遗址：卡罗琳和乔阿希姆所发掘出的遗迹，并没有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灭亡即将来临；在繁荣的末期，我们只能听到那个正在消逝的梦想的最后旋律。在《巴黎和约》签订时，穆拉特加入了同盟国阵营，米兰已被归还给奥地利；那不勒斯人则退入了罗马的领地。困惑不已的穆拉特改变了立场，率领四万名士兵前往上意大利，为拿破仑牵制敌军[456]。在帕尔马，他再次拒绝了惊慌失措的奥地利人提出的条件：每个人都会面临关键时刻，无论这个时刻选择得当与否，它都将决定我们的未来。弗里蒙男爵[457]击退了穆拉特的军队。

他发起进攻，将敌人赶在前面，一路向马切拉塔进发[458]。那不勒斯人纷纷逃离战场；他们的国王和将军在四名骑兵的护送下返回了那不勒斯[459]。他去找自己的妻子，说道：“夫人，我终究没能死去。”
*
第二天，一艘船将他送往伊斯基亚岛。他在海上与一艘载有几位幕僚的船只会合，随后与他们一同启程前往法国。
独自留下的缪拉夫人展现出了令人钦佩的镇定自若。当时奥地利人正准备追捕缪拉，如果权力交接时出现混乱，局势可能会变得不可收拾。摄政王并没有催促她撤退；她允许德国士兵占领这座城市，并在夜间点亮宫殿里的灯光。人们从外面看到灯光，以为王后仍在那里，便保持安静。与此同时，卡罗琳通过秘密楼梯上了船。她坐在船尾，望着岸边那座灯火通明却空无一人の宫殿——那正是她即将离开的地方，那景象仿佛是她曾在仙境中做过的美梦的再现。
卡罗琳遇到了那艘正在接回费迪南德的护卫舰。那位逃亡中的王后所乘的船发出了致敬信号，而被召回的国王的船则没有回应：成功从不承认它的“姐妹”——失败的存在。如此，对一个人来说已经破灭的幻想，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又会重新出现；人类多变的命运在风浪中相互交错：或微笑，或凶狠，同一个深渊要么承载着它们，要么将它们吞没。
缪拉则在别的地方继续自己的事业。1815年5月25日晚上10点，他在胡安湾登陆，他的姐夫也在此处登陆。命运让约阿希姆扮演起了拿破仑的翻版。拿破仑不相信不幸的力量，也不相信它能为伟大人物带来帮助：他禁止这位被废黜的国王接近巴黎，还将这个被“征服之灾”所折磨的人关进了图伦附近的普莱桑斯庄园里。他本应该不必如此惧怕传染病的威胁。

他自己也曾被俘虏过：谁知道像穆拉特这样的士兵在滑铁卢战役中会做出什么改变呢？
1815年6月19日，那不勒斯国王在困境中写信给富歇：

“对于那些指责我过早发动战争的人，我要说明的是，这是应皇帝的正式要求而做的。三个月来，他不断通过派遣使者向我保证他的诚意，并写信表示信任我、绝不会抛弃我。直到人们看到我不仅失去了王位，还失去了维持那场已持续三个月的军事行动的能力时，他们才开始试图误导舆论，声称我是擅自行动、并未得到皇帝的许可。”

有一位慷慨美丽的女子，当她来到巴黎后，雷卡米耶夫人接待了她，并在她遭遇不幸时始终陪伴在她身边。在她留下的文件中，发现了两封穆拉特在1819年6月写的信，这些信对研究历史很有帮助：

1815年6月6日，穆拉特的来信：
“为了法国，我失去了最美好的生活；我为皇帝而战，正因如此，我的妻子和孩子才沦为囚徒。国家正处于危险之中，我愿意出力相助，但他们却迟迟不肯接受。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自由人还是囚犯。如果皇帝倒台，我必然会与他一同陷入困境，而且他们还剥夺了我为他以及为自己的事业服务的机会。我问他们原因，他们的回答含糊其辞，我无法明确自己的处境。一方面，我不能去巴黎，因为我的出现会危及皇帝；另一方面，我也不能加入军队，因为那样会吸引士兵们的过多注意。那我该怎么办呢？等待——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另一方面，我又被告知，去年我抛弃皇帝的行为仍未得到原谅，可不久前我在为法国作战时，巴黎来的信上却说‘这里所有人都为国王感到高兴’。皇帝也写信给我，他说‘我信任你，你信任我吗？我永远……’”

“抛弃你。”约瑟夫国王写信给我说：“皇帝命令我写信让你尽快前往阿尔卑斯山。”当我抵达后，表现出慷慨的态度并表示愿意为法国而战，却仍被派往阿尔卑斯山。对于一个除了过分依赖他从未对我有过的慷慨之情之外并无其他过错的人，他竟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

“朋友，我来是想请你告诉我法国和军队对我的看法。一个人必须学会承受一切，我的勇气会让我战胜一切不幸。除了荣誉之外，一切都已失去；我失去了王位，但依然保持着所有的荣耀；我的士兵们抛弃了我——他们曾在每一场战斗中获胜，而我却从未被打败过。两万人的背叛使我陷入敌人的掌控之中；一艘渔船救了我，使我不致被俘，而三天后又有一艘商船将我送到了法国的海岸。”

“1815年6月18日，图伦附近。

“我刚刚收到你的来信。我无法形容这封信带给我的种种感受。有那么一刻，我甚至忘记了自身的不幸。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我的朋友，他那高尚而慷慨的心灵来安慰我，向我表达他的悲伤。请放心：虽然一切已失去，但荣誉依然存在；我的荣耀将伴随我度过所有的不幸，我的勇气也会让我战胜命运的一切考验——不必为此担心。我失去了王位和家人，却毫不动摇；但忘恩负义的行为让我感到愤怒。我为了法国、为了她的皇帝而付出了一切，而如今他却将我的行为视为罪行。他拒绝允许我作战、为自己报仇，也不让我自由选择退路：你能想象我有多么不幸吗？我能做什么？该做出什么决定呢？我是一名法国人，也是一位父亲：作为法国人，我必须为祖国效力；作为父亲，我必须与孩子们共患难。荣誉要求我战斗，而天性则告诉我应该与孩子们在一起。我该服从哪一个呢？难道我就不能同时满足这两点吗？难道我就不能听从其中任何一方的意见吗？皇帝已经拒绝给我军队；那奥地利会允许我有办法去与孩子们团聚吗？我这个人向来不愿与奥地利的官员们打交道，现在还要向他们求助吗？这就是我的处境：请帮帮我吧。”

请给我一些建议。在做出决定之前，我会等待您的回复，以及奥特朗托公爵和吕西安的答复。请仔细考虑我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因为我有自由选择退路；而他们却试图将我因命令而失去王位的行为视为罪行，此时我的家人正遭受囚禁之苦。请为我出谋划策，听从荣誉与天性的呼唤，以公正的评判者身份，勇敢地告诉我该怎么做。我会在马赛与里昂之间的路上等待您的回复。

抛开那些源于王位的个人虚荣心与幻想——即便那只是短暂坐过王位而已——这些信件让我们得以了解缪拉对他姐夫的看法。波拿巴第二次失去了帝国；缪拉则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流落在那片曾经见证过贝里公爵夫人漂泊足迹的沙滩上。1815年8月22日，一些走私者同意将他以及另外三人送往科西嘉岛。途中遭遇暴风雨，一艘在巴斯蒂亚与土伦之间航行的小船收留了他们。他刚离开那艘小船，它就破裂了。8月25日，他抵达巴斯蒂亚后，立即躲进了科隆纳-切卡尔迪老宅所在的韦斯科瓦托村。弗朗切斯凯蒂将军带领着两百名军官加入了他的队伍。他向阿雅克肖进发：在整个帝国中，只有波拿巴的故乡还愿意接纳她的儿子；拿破仑仅拥有自己的出生地而已。要塞里的守军向缪拉行礼，希望宣布他为科西嘉国王，但他拒绝了；他认为只有两西西里的王权才配与他这样的伟人相称。他的副官马奇罗内从巴黎带来了奥地利的决定：他必须放弃国王头衔，自行前往波希米亚或摩尔达维亚隐居。“为时已晚，”约阿希姆回答道，“亲爱的马奇罗内，一切都已经注定。”9月28日，缪拉乘船前往意大利；七艘船载着他那两百五十名追随者。他不愿以那位伟大人物的狭小祖国作为自己的王国；满怀希望，他跟随那个比他自己更幸运的人的脚步，从拿破仑曾崛起并试图征服世界的那个岛屿出发。虽然地点不同，但相似的命运往往由相似的才能所造就。

一场风暴驱散了那支舰队；10月8日，缪拉被抛到了圣欧费米亚湾的岸上，而此时波拿巴也正接近圣赫勒拿岛[464]。在他的七艘小船上，只剩下两艘属于他，其中包括他自己的那艘。他带着大约三十名士兵登陆，试图煽动沿海居民起来反抗，但当地人向他的队伍开火。那两艘小船则驶向了大海；缪拉遭到了背叛。他跑到一艘搁浅的船上，试图让它浮起来，但那艘船根本动弹不得。在众人的包围下，缪拉被俘虏了。那些曾经高呼“约阿希姆国王万岁！”的民众现在却对他出言侮辱，将他带到了皮佐城堡。针对他和他的同伴们，人们制定了荒谬至极的判决——这些判决恰恰显示出人们在生命最后时刻还会抱有哪些幻想。

在狱中，缪拉依然镇定自若，他说：“我只会失去那不勒斯王国，我的表弟费迪南德会得到西西里岛。”就在这时，军事法庭已经宣判缪拉死刑。听到这个判决后，他暂时失去了勇气，流下了眼泪，喊道：“我是西西里两地的国王约阿希姆！”他忘记了路易十六也曾是法国的国王，恩吉安公爵也是孔代亲王的孙子，而拿破仑则是欧洲的统治者——死亡根本不会在乎我们曾经是谁。

神父永远都是神父，无论我们做什么，他都会出现，为那颗无畏的心重新注入力量。1815年10月13日，缪拉在给妻子写完信后，被带到皮佐城堡的一个房间里，他那浪漫的性格让他再次经历了中世纪那些辉煌或悲壮的冒险经历。十二名可能曾在他手下服役的士兵排成两列等待着他。缪拉看到他们给枪上膛，但他拒绝让人蒙住自己的眼睛，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军官，他自己选择了最容易中弹的位置。

当敌人瞄准他准备开枪时，他说：“伙计们，别打我的脸，瞄准我的心吧！”

他倒下了，手中紧握着妻子与孩子的肖像——那些曾经装饰在他剑柄上的肖像[465]。对于这位英勇的男子而言，这又是一件他得以了结的事。拿破仑与缪拉不同的死亡方式，恰恰反映了他们一生的性格特点。曾经如此显赫的缪拉，最终在皮佐的一座基督教教堂里被草草安葬，所有人的骨灰都在那里得到慈悲的接纳。

*

雷卡米耶夫人返回法国时，正值教皇归来的时刻，她经过了罗马[466]。在这部回忆录的另一部分中，你曾跟随在从枫丹白露获释的庇护七世身边，一同前往圣彼得大教堂的入口处[467]。约阿希姆还活着，但即将消失；而庇护七世则重新出现了。在他们身后，拿破仑遭到了打击——这位征服者放开了国王，却扶起了教皇。庇护七世到来时，人们的欢呼声震动了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人们夺走了他马车上的马匹，将他带到使徒教堂的台阶前。教皇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他心神恍惚，思绪远在尘世之外；只有他的手因习惯而抬起，为众人祝福。他在号角声、感恩颂歌以及信奉威廉·泰尔信仰的瑞士人的欢呼声中走进了大教堂。香炉散发的香气飘到他面前，但他并未去闻；他不愿坐在有顶篷和棕榈枝装饰的轿子上被抬着走，而是像一个履行对救助圣母誓言的遇难者一样行走，同时肩负着基督赋予他的使命——重塑大地的面貌。他身着白色长袍，尽管经历了种种不幸与岁月流逝，他的头发依然乌黑，这与隐士般的苍白面容形成了鲜明对比。抵达使徒之墓后，他俯身跪下，一动不动，仿佛已经死去一般，沉浸在上帝的旨意之中。这一场景令人极为感动，目睹这一幕的新教徒们也流下了热泪。

多么值得深思的主题啊！一位体弱多病、毫无力量的神父，被从奎里纳尔山带走，沦为俘虏，被带到高卢的中心地带；他是一名殉道者，唯一等待的便是自己的坟墓。他在拿破仑的手中获救——那时拿破仑正试图重新建立那个不可摧毁的帝国，而海外那座监狱的围墙也在为这位统治各国与君王的强大暴君而建造着！庇护七世比皇帝活得更久；他亲眼看到那些陪伴他流亡的忠实友人被带回梵蒂冈。从迫害中归来后，这位七十岁的教皇在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下跪下，同时展现了人类的脆弱与上帝的伟大。在穿越萨伏伊阿尔卑斯山时，雷卡米耶夫人在博沃瓦桑桥上发现了白旗和白色饰带。那些举行圣体游行的人群似乎是随着那位最虔诚的国王一同归来的。在里昂，旅行者正值复辟节期间抵达，那里的人们充满真挚的热情。领导着庆祝活动的是亚历克西斯·德·诺阿耶以及约瑟夫·波拿巴的姐夫克拉里上校。如今，关于第一次复辟时正统派所受到的冷遇与压抑的种种说法，其实都是无耻的谎言。无论属于哪一派别的人，甚至是那些支持帝国主义的人，都洋溢着喜悦之情，只有士兵们除外——他们的自尊心因那些失败而受到伤害。如今，当军事统治的压迫感不再存在，虚荣心开始作祟时，人们便不得不否认事实，因为这些事实与当下的理论不符。某种势力希望人们以厌恶的态度对待波旁王朝，希望复辟时期是一段充满压迫与苦难的时光。这让人不得不对人性进行沉痛的思考。如果波旁王朝有压迫的倾向和能力，他们或许就能长期掌握政权。而拿破仑的暴力与不公虽然看似会威胁到他的权力，但实际上却对他有利：人们虽会对不义行为感到震惊，但也会从中创造出某种“伟大的理念”；他们倾向于将那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人视为超凡的存在。斯塔尔夫人比雷卡米耶夫人更早抵达巴黎，她曾多次给雷卡米耶夫人写信，但只有以下这条消息传到了她的手中：

1814年5月20日，巴黎。
“没有你在我身边，我真觉得羞愧，我生命中的天使啊：请告诉我你的计划吧。你是否希望我先去科佩特，我在那儿要待上四个月？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之后，我最期待的便是你，我的心将永远属于你。请告知你出发和抵达的时间，我需要那个消息来决定该怎么做。我正在给你写信，希望你能寄到罗马、那不勒斯等地。”

德·热纳利斯夫人从未与雷卡米耶夫人有过任何交往，但她很想更深入地了解她。我发现有一段文字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如果这个愿望能够实现，我就不必再讲述这个故事了。

“10月11日。
夫人，这是我承诺要送给您的书。我已经标出了希望您阅读的部分……
请像小说里那样，用文字向我讲述您的故事。之后我会请您把故事以回忆录的形式写下来，那一定会非常有趣，因为您在年轻时便拥有迷人的容貌以及敏锐而聪慧的头脑，却仍身处充满错误与愚蠢的纷乱之中；因为您目睹了一切；因为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您依然保持着虔诚的信仰、纯洁的灵魂、清白的生活，以及一颗敏感而忠诚的心，没有嫉妒或仇恨的情绪，所以您一定能以最真实的方式描绘出一切。您真是当今时代难得的杰出人物，也是最可爱的人之一。
请把您的回忆录给我看，以我的经验为您提供建议，这样您就能写出一部既有价值又有趣的著作。请不要说‘我没有能力’之类的话，我不允许您使用这种陈腐的言辞，它们与您的智慧不相称。您可以毫无悔意地回顾过去——这始终是我们最美好的特权；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它更是无价之宝。请充分利用它来教育年轻人吧。”

你正在抚养的那个人[469]，这将是你能给予她的最宝贵的礼物。
“再见了，夫人，请允许我告诉您，我爱您，我全心全意地拥抱着您。”

*
既然雷卡米埃夫人已经回到巴黎[470]，我打算暂时回到那些最初的引路人身边。那不勒斯女王对维也纳会议的决议感到不安，便写信给雷卡米埃夫人，希望她能为自己找到一个能够在维也纳维护自身利益的人。雷卡米埃夫人便请本杰明·康斯坦特起草一份备忘录。这一举动对撰写这份备忘录的人产生了极其不幸的影响——一次会面之后，他便陷入了激烈的情绪波动之中。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本杰明·康斯坦特——正如《征服的精神》[471]中所展现的那样，本来就是个激烈的反波拿巴主义者——让各种观点肆意蔓延，而事态的发展很快便改变了这一切。于是，他便有了政治上反复无常的名声，这对政治家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雷卡米埃夫人虽然钦佩波拿巴，但她始终怀有对那个压迫我们自由、与斯塔尔夫人为敌之人的仇恨。至于自己，她则毫不在意，还将流放生活看得轻描淡写。本杰明·康斯坦特在此期间写给她的信件，即便不能用来研究人心，至少也能让我们了解人类的思维方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充满讽刺与浪漫、严肃与诗意的智慧究竟能让激情发展到何种地步。卢梭虽然更为真诚，但他的幻想中的爱情中却混杂着真挚的忧郁与真实的幻想。

*
与此同时，波拿巴已在戛纳登陆；他的到来所带来的动荡已经开始显现。本杰明·康斯坦特给雷卡米埃夫人写了这样一封信：

“请原谅我利用这种时机来打扰您；但现在的机会实在太过有利了。我的命运肯定会在四五天内决定下来；因为，尽管您过去不喜欢这么想，但实际上……”

我必须表现出较少的兴趣才行。毫无疑问，我和马蒙、夏多布里昂以及莱内一起，属于法国最腐败的四人之一。因此，如果我们无法取得胜利，那么一周之内我要么会成为逃犯，要么被关进监狱，甚至被处决。请在战斗前的两三天里，尽可能多地抽出时间来陪我吧。如果我死了，您会为能为我做这件事而感到高兴，也会为曾让我受苦而懊悔。我对您的感情就是我的生命；哪怕只是您表现出一点冷漠，也会比四天后我面临死刑还要让我痛苦。而当我觉得危险可以成为让您表现出关心的手段时，我只会感到欣喜。

“您喜欢我的文章吗？您知道人们对此有何评价吗？”

本杰明·康斯坦特说得对，他和我也一样腐败：他支持贝纳多特，曾为反对拿破仑而作战；他还发表了《论征服精神》一文，在文中他对那个“暴君”的批判比我在《论波拿巴与波旁王朝》一文中更为严厉。他还在报纸上发表言论，进一步加剧了自己的危险处境。

3月19日，当拿破仑已经逼近首都时，他依然有勇气在《辩论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并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尾：“我不会像一个可耻的叛徒那样，从一个势力阵营溜到另一个阵营，用诡辩来掩饰耻辱，用卑鄙的言辞来挽救自己可耻的生命。”

本杰明·康斯坦特给那位激发他崇高情感的女子写道：

“我很高兴我的文章得以发表；至少现在没人能怀疑我的诚意了。这是有人读完文章后写给我的便条：如果还有别人给我写类似的信，那我站在绞刑架上也一定会很高兴。”

雷卡米耶夫人总是为自己无意间对一个人的命运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而自责。事实上，没有什么比让那些善变的人受到这样的影响更令人痛苦的了。

那些他们根本无法坚守的豪迈决心。3月20日，本杰明·康斯坦特违背了自己19日的承诺。在离开城镇一段距离后，他又返回了巴黎，最终屈服于波拿巴的诱惑。他被任命为国务顾问，却通过参与《附加法案》的起草工作而抹杀了自己曾经的慷慨理念。从那以后，他心中一直藏着伤痛；他再也无法自信地谈论关于后代的事情了。他那被毁掉且充满悲伤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的死亡。愿上帝保佑我们，不要战胜那些就连最崇高的人也难以避免的苦难！上天赋予我们才能的同时，也会让我们的身上带有弱点——这些弱点便是对愚蠢与嫉妒的惩罚。杰出人物的弱点，就如同古代人献给地狱之神的祭品，而他们却从不肯放弃自己的抵抗。

雷卡米耶夫人则在法国度过了“百日王朝”时期，霍滕斯女王邀请她留下来；克吕德纳尔夫人也住在那里。而那不勒斯则为她提供了在意大利的庇护所。百日王朝过去了，克吕德纳尔夫人跟随盟军再次回到了巴黎。她已经从小说家变成了神秘主义者，能够掌控俄罗斯沙皇的思想。克吕德纳尔夫人住在圣奥诺雷郊外的一所房子里，那所房子的花园一直延伸到香榭丽舍大街。亚历山大常常秘密地从花园的入口进入，而后他们就会进行政治与宗教方面的对话，最后以虔诚的祈祷结束。克吕德纳尔夫人邀请我参加这样的祈祷活动。而我这个满怀幻想的人，其实厌恶无理之事，讨厌那些模糊不清的东西，也瞧不起各种骗人的把戏；我们谁都不是完美的。那种场景让我感到厌烦；我越是试图祈祷，就越能感受到自己灵魂的空虚。我找不到任何话可以对上帝说，而魔鬼则煽动我发笑。我更喜欢的是那个被鲜花环绕、仍生活在这平凡世界中的克吕德纳尔夫人，那时她还在创作《瓦莱丽》这部作品。只是，我觉得我的老朋友米肖先生，虽然名字里有“牧羊人”的意思，但实际上并不具备牧羊人的特质。而变成天使的克吕德纳尔夫人，则努力让自己周围都是天使；本杰明·康斯坦特写给雷卡米耶夫人的那封迷人的信便证明了这一点。

星期四。
我有点为完成克吕德纳夫人交给我的任务而感到尴尬。她恳请您尽量以最不美丽的状态出现。她说您太迷人了，以至于让所有人都分心，无法集中注意力。您不必刻意展现自己的魅力，但也不要过分强调它。关于您的美貌，我本可以再说很多，但我没有勇气。人们或许能巧妙地运用那些能带来愉悦的魅力，却无法处理那些会毁掉一切的魅力。我很快就会见到您；您说五点钟来，但实际上要六点才会到，那样我就没法和您说话了。不过，我还是会尽力再次表现得友善一些。

威灵顿公爵不也曾试图吸引朱丽叶的注意吗？他留下的一则便条之所以有趣，只因为上面的签名：

“巴黎，1月13日。
夫人，我必须承认，因为工作上的原因无法在晚餐后去拜访您，我并不感到遗憾。因为每次见到您，您那迷人的气质都会让我更加着迷，从而让我更不想去关心政治！！！
明天我从西卡德神父那里回来后一定会去拜访您，希望那时您能在家，尽管那些危险的拜访总会对我产生影响。
您最忠实的仆人，
威灵顿。”

从滑铁卢战场归来后，威灵顿公爵一走进雷卡米耶夫人的客厅，就大声宣布：“我彻底打败他了！”在法国人的心中，即便他真的取得了胜利，这样的行为也会让他失去这份胜利。

就在法国荣耀遭受重创的那些日子里，我再次遇见了雷卡米耶夫人；那时正是斯泰尔夫人去世之时。百日王朝结束后，我回到了巴黎，《德尔菲娜》一书的作者又病倒了；我在她家中以及杜拉斯公爵夫人的家里见过她。随着病情逐渐恶化，她不得不卧床不起。一天早晨，我前往皇家街上的她住处；她窗户的百叶窗紧闭着，只有三分之二是开着的；床被推到房间后面的墙边，只在左侧留出一点空间；窗帘用金属杆撑起，形成两根柱子，位于床头。斯泰尔夫人半坐着，靠在枕头上。我走近一些，当我的眼睛稍微适应了黑暗之后，才看清她的模样。高烧让她的脸颊发红。在昏暗的光线中，她用明亮的眼神看着我，对我说：“早上好，亲爱的弗朗西斯。我很痛苦，但这并不妨碍我爱你。”她伸出手来，我握住并亲吻了它。当我抬起头时，看到床的另一侧、靠墙的地方有个白色而消瘦的身影：那是罗卡先生，他面容憔悴，脸颊凹陷，双眼充血，脸色苍白——他正在临死之际。我从未见过他，之后也再没见过他。他没有开口说话，只是从我面前经过时微微鞠躬；他的脚步声几乎听不见，就像影子一样离开了。他在门口停了一会儿，那个“虚幻的偶像”动着手指，又转身向床边挥手向斯泰尔夫人告别。那两个彼此沉默对视的幽灵，一个站立着、面色苍白，另一个坐着、脸色发青，仿佛随时都会流出血来——这一幕实在令人不寒而栗。几天后，斯泰尔夫人换了住处。她邀请我去新马图兰街的她家共进晚餐。我去了，但她不在客厅里，甚至无法出来用餐；不过她还不知道致命的时刻已经临近。我们坐下来吃饭。我发现自己坐在雷卡米耶夫人旁边。距离我上次见到她已经过去了十二年，而且那次也只是匆匆一面之缘。我没有看她，她也没有看我，我们没有说一句话。晚餐快结束时，她小心翼翼地跟我提起了斯泰尔夫人的病情，我微微转过头，抬起了眼睛。我不敢用岁月的口吻去亵渎那份至今仍保持着纯真的感情。

我记忆中的青春，其魅力会随着岁月流逝而愈发浓烈。我试图从过去的时光中探寻那些隐藏在背后的美好事物，试图从深渊深处听到那个更幸福之地的和谐之声。斯塔尔夫人去世了[474]。她写给杜拉斯夫人的最后一封信，字迹粗大而潦草，宛如孩童所写。信中有一句对“弗朗西斯”的深情问候。那些才华的消逝所带来的痛苦，比个人的死亡更为深刻：它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悲伤，所有人都会同时承受同样的损失。随着斯塔尔夫人的离世，我生命中的一段重要时光也消失了：一个世纪以来，由于杰出人物的离去而产生的种种裂痕，往往永远无法弥补。她的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还夹杂着一种神秘的惊奇感：正是在这位杰出女性那里，我第一次遇到了雷卡米埃夫人；经过漫长的分离之后，斯塔尔夫人又让这两位几乎变得陌生的人重新相聚在一起。在葬礼上，她留下了自己的记忆以及那份不朽的忠诚典范。我去过位于巴斯-迪-伦帕尔的雷卡米埃夫人的住处，后来又去了昂茹街。当一个人与自己的命运重聚时，他会觉得自己从未离开过它。按照毕达哥拉斯的观点，人生不过是一种回忆罢了。在日常生活中，谁没有回忆过一些对别人来说无关紧要、却只对自己有意义的细节呢？昂茹街的那栋房子里有个花园，花园里有一片椴树丛，在等待雷卡米埃夫人的时候，我透过树叶看到了月光。在我看来，那道月光仿佛属于我，只要再去同一个地方寻找，就能找到它。我几乎记不起自己曾见过多少人的额头在阳光下闪耀。

*

就在那时，我不得不卖掉雷卡米埃夫人与蒙莫朗西先生各占一半份额的瓦勒-奥-卢普斯庄园——那其实只是阿贝-奥-布瓦庄园的一半而已。命运的考验越来越严峻，雷卡米埃夫人最终选择隐居在阿贝-奥-布瓦庄园[475]。阿布兰特斯公爵夫人是这样描述那个地方的：

“博瓦修道院及其附属建筑、美丽的花园、广阔的回廊——那些回廊里总有各年龄段的少女们嬉戏玩耍，她们神情随意，言语欢快。人们只知道那是一处神圣的居所，人们可以放心地将希望托付于此；即便如此，也只有那些对修道院格外感兴趣的妇女们才知道它的存在。然而，一旦玛丽修女关上那扇顶部有阁楼的小门，也就是那片神圣领地的边界，人们穿过将修道院与街道隔开的大庭院时，就会觉得那里不仅是中立之地，更是异乡之地。

“如今已非如此：博瓦修道院的名字已经广为人知，其名声遍及各个阶层。那些第一次前往那里并告诉仆人‘去博瓦修道院’的女人，肯定不会被问及该往哪个方向行驶……

“它究竟是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高的声誉、如此广泛的知名度呢？您看到顶层、大楼梯窗户上方那些小窗户了吗？那是修道院里的某个小房间。没错，博瓦修道院的名声正是在那个地方产生的，然后传播开来，最终广为人知。既然社会各阶层都知道，在那个小房间里住着一位没有欢乐可言的人，但她却能给每一份悲伤带来安慰的话语，能用神奇的话语缓解一切痛苦，能为每一次不幸提供帮助，那它怎么可能不受欢迎呢？

“当库德尔特从牢房中看到绞刑架时，他向谁寻求怜悯呢？他对兄弟说：‘去找雷卡米埃夫人，告诉她我在上帝面前是无辜的……她会明白的……’于是库德尔特得救了。雷卡米埃夫人还得到了一位既有才华又善良的人的帮助：巴朗什先生也参与了她的努力，这样，就少了一个受害者被送上绞刑架。

“那个让一位享有欧洲盛誉的女性前来寻求安宁与庇护的小房间，简直堪称人类心灵研究的奇迹。世人往往容易忘记那些不再邀请他们进入自己生活的人。”

宴席之上，人们并未忘记她——曾经在欢乐之中，她总是更愿意倾听别人的抱怨，而非欢愉之言。位于阿巴耶-欧-布瓦三楼的那间小房间，不仅是雷卡米埃夫人的朋友们经常光顾的地方，而且，仿佛有仙女的魔法消除了陡峭的攀登难度一般，那些曾经请求获准进入安坦大道上那座优雅宅邸的陌生人，依旧不断恳求同样的恩惠。对他们而言，在十英尺乘二十英尺的空间里看到所有意见都团结在同一个旗帜下，和谐共处，实在是一件如同巴黎的种种奇景般令人惊叹的事。夏多布里昂子爵向本杰明·康斯坦特讲述了美洲那些不为人知的奇迹。马蒂厄·德·蒙莫朗西则以其特有的礼貌与骑士风度，对即将成为瑞典女王的贝尔纳多特夫人极为恭敬，就如同对待萨伏伊的阿德莱德的妹妹一样——阿德莱德是“白手”亨伯特的女儿，也是“胖路易”的遗孀，而“胖路易”则与他的某位祖先结过婚。这位封建时代的人，对现代自由时代的人却没有任何怨言。
“圣日耳曼区的公爵夫人与众人并排坐在同一张沙发上，对阿巴耶的众人显得十分友善。在那个独特的房间里，似乎没有什么能让人震惊的。当我再次在那间房间里见到雷卡米埃夫人时，我刚刚结束长期的外出，回到巴黎。我有事需要向她求助，便满怀信心地去找她。通过共同的朋友，我早已知道她的勇气有多么坚强，但当我看到她时，却发现她依然像在蒙布朗街那些装饰华丽的客厅里一样平静安宁。‘什么！’我心想，‘只有苦难而已！’我的泪水注视着她，她一定明白我的心情。唉，我的记忆又回到了过去……那个曾被名声推上时代荣耀之巅的女人，过去十年里一直生活在悲伤之中。”

那巨大的冲击不断击打着她的心脏，最终导致了她的死亡！……
“在旧日记忆与持续不断的吸引力的驱使下，我选择阿巴耶-欧-布瓦作为自己的避难所。那时，三楼的那间小房间里已没有我本应去寻找的那个人了；雷卡米埃夫人当时住在一间更宽敞的公寓里。正是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她。死亡已经削减了她周围那些人的数量，在所有那些政治斗士中，夏多布里昂几乎是她朋友中唯一存活下来的人。然而，对他来说，希望破灭、君主忘恩负义的时刻终究还是到来了。他很明智，放弃了那些虚伪的幸福幻想，放弃那种不确定的权力，转而追求更为实际的东西。”
“您已经看到，在阿巴耶-欧-布瓦的这间客厅里，除了文学方面的议题之外，还有其他重要的议题。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可以满怀希望地关注这些议题。几个月来，我一直忙于处理与皇帝家族相关的一切事务，因此找到了一些目前看来颇具价值的文件。”
“西班牙女王[484]不得不返回法国。她写信给雷卡米埃夫人，请求她帮忙促成自己能够来到巴黎的愿望。当时夏多布里昂正在担任要职，西班牙女王深知他的忠诚，因此对她的请求能否成功充满信心。不过，这件事并不容易，因为有一项法律影响着那个不幸的家庭，甚至影响到他们中最正直的人。但夏多布里昂心中怀有对苦难的崇高同情之心，这种情感后来促使他写下了那些动人的文字：
‘对于那些权贵，我并无怀疑；
只有他们的不幸才值得我尊敬。
我憎恨那个被荣耀包围的法老；
但如果他倒下了，我会立刻尊重他的王冠；
在我眼中，他在逆境中便成了国王。’”

从那哭泣声中，我认出了那威严的权威：
“不幸的仆人”等等。[485]

“夏多布里昂先生倾听了那位处于困境中的人的请求；他审视了自己的职责，发现自己并无理由惧怕一个弱女子。在收到请求两天后，他便写信给雷卡米耶夫人，询问约瑟夫·波拿巴夫人所在之处，以便通过当时担任我们驻布鲁塞尔大使的杜兰德·德·莫雷伊先生，允许她以维勒讷夫伯爵夫人的身份返回法国。同时，他还写信给了法格尔先生。[486]‘我之所以乐于讲述这件事，是因为它既彰显了提出请求的女子的高尚品格，也体现了那位帮助她的官员的高尚情操：前者因其高尚的信任之心，后者则因其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488]

阿布兰特斯夫人对我的行为评价过高了：其实根本不值得为此费口舌。不过，既然她没有把关于阿布瓦修道院的所有事情都讲出来，那我就来补充那些被她遗忘或遗漏的内容吧。另一位名叫罗杰的上尉也被判了死刑。雷卡米耶夫人与我一起努力试图拯救他。本杰明·康斯坦特也为这位与卡隆同案的人出面求情，并将以下信件交给了雷卡米耶夫人，让转交给那名被判刑的男人的兄弟：

“夫人，我实在无法原谅自己总是来烦扰您，但接连不断的死刑判决并非我的过错。这封信将由与卡隆一同被判刑的不幸者罗杰的兄弟交给您。这个故事极其令人痛心，而且众所周知。仅凭这个名字，夏多布里昂先生就能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他真是幸运，既是部门中最有才能的人，又是唯一一个没有让任何人流血的部长。我就不再多说了，其余的事就交给您来处理吧。几乎总是要给您写一些令人难过的事情，实在很遗憾；但我知道您会原谅我的，而且我相信您一定会把又一位不幸之人加入您所拯救的那些人的行列之中。”[489]

“千份诚挚的敬意。
B·康斯坦特
1823年3月1日，巴黎。”

罗杰上尉获释后，立刻赶去向他的恩人表达感激之情。一天晚饭后，我像往常一样在雷卡米耶夫人的家中；突然，那位军官出现了。他用南方口音对我们说：“要不是你们的帮忙，我的头早就被挂在绞刑架上了。”我们惊呆了，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功绩；他气得脸红如火，大声喊道：“你们不记得了吗？……你们真的不记得了吗？……”我们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遗忘找借口，但他还是愤然离去，不停地敲打着靴子上的马刺——显然，他对我们忘记他的恩情极为愤怒，仿佛自己必须为自己的死而责备我们一般。

大约在这个时候，塔尔玛请求雷卡米耶夫人允许他在她的房间里与我见面，以便就杜西斯所著《奥赛罗》中的某些诗句进行商讨，因为那些诗句他当时还不敢直接念出来。我放下手头的工作，赶紧赴约。那个晚上，我和这位“现代的罗斯修斯”一起反复修改那些不理想的诗句。他提出一个修改意见，我也提出了另一个；我们互相竞争着创作押韵的句子，有时会走到窗边或角落里，反复斟酌每一行诗句。我们在诗句的含义和节奏上很难达成一致。要是能看到我——路易十八时代的部长——与舞台之王塔尔玛一起忘却自己的身份，满怀热情地互相竞争，把审查制度以及世间的一切荣耀都抛到脑后，那该有多有趣啊。不过，既然黎塞留能够在让古斯塔夫·阿道夫在欧洲为所欲为的同时上演戏剧，那我这个卑微的国务秘书，不也可以在马德里为法国的独立而努力，同时研究别人的悲剧作品吗？

我在沙约的教堂里向阿布兰特斯公爵夫人的灵柩致过敬，她只描述了在修道院度过的美好时光。现在，我要讲述的是雷卡米耶夫人那处孤独的居所。一条昏暗的走廊将两个小房间隔开。我觉得那个门厅里有着柔和的光线。卧室则……

那里有图书馆、竖琴、钢琴，还有斯塔埃尔夫人的肖像画，以及月光下科佩特的景色；窗台上摆放着各种花盆。傍晚时分，我气喘吁吁地爬上三层楼梯，走进那间房间后，顿时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从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修道院的花园，修女们在绿树丛中来来往往，女学生们也在那儿跑来跑去。金合欢树的顶端刚好与视线平齐。尖锐的尖塔直插天空，地平线上则可见塞夫勒的山丘。即将落山的太阳为这一切披上了金色光芒，光线透过敞开的窗户照进来。雷卡米耶夫人坐在钢琴前；安杰鲁斯钟声响起——那钟声仿佛在“为即将消逝的一天哀泣”[492]，与施泰贝尔特所著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夜之颂》的最后几声乐音交织在一起。有几只鸟儿飞来，在外部的百叶窗上筑巢；我远远地置身于那份宁静与孤独之中，远离喧嚣的城市。上帝赐予我那些宁静的时光，以此补偿我经历的种种苦难；我预见到信仰与希望所指引的那份安宁即将到来。当我在其他地方忙于政治事务，或对宫廷中的忘恩负义行为感到厌恶时，那份内心的平静就在那处隐居之地等待着我，就像离开酷热平原后能感受到的森林里的凉爽。在一位散发着宁静气息的女子身边，我重新找回了平静；不过那种宁静并非毫无波澜，因为它蕴含着深厚的情感。唉，那些我曾在雷卡米耶夫人那里遇见的人——马蒂厄·德·蒙莫朗西、卡米耶·乔丹、本杰明·康斯坦特、拉瓦尔公爵——都已离去，加入了亨甘、朱贝尔、丰塔内斯等人的行列，他们也都已不在人世。在这些接连不断的友谊之中，又出现了新的朋友，他们就像古老森林里不断长出的新枝，而那森林则永远在遭受砍伐。我恳求他们，也恳求在我去世后会阅读这篇文章的安培先生，让他们都把我记在心中：我将自己生命中的那根线交托给他们，而拉刻西斯正在用她的纺锤编织着这根线的尽头。我那位始终与我不离不弃的伙伴巴朗什，在我人生的起点和终点都独自一人；他目睹了我的友谊因时间而破裂，就如同我目睹他的友谊被罗讷河冲走一般——河流总是会侵蚀河岸。

朋友们所遭遇的不幸常常让我倍感沉重，但我从未逃避过这份神圣的责任。回报的时刻已经到来——有一位值得信赖的人愿意帮助我承受那些艰难岁月所带来的重负。随着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我觉得所有对我而言重要的事物，其实都源于雷卡米耶夫人；她正是我情感的源泉。我那些来自不同岁月的回忆，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中的经历，都已融为一体，形成了充满魅力与甜蜜痛苦的复合体，而她则成了这一切的具象化体现。她掌控着我的情感，就如同上天将幸福、秩序与安宁赋予了我的生活一样。

我追随这位美丽的女子，沿着她曾经轻步走过的道路前行；不久之后，我也将先她一步前往新的国度。当她漫步在这些回忆之中，穿过我正在匆忙完成的这部作品时，或许会来到我为她而建的礼拜堂里；希望她能乐意在那里休息——我已将她的画像安置在那里。

[336] 本书写于1839年的巴黎。——T.
[337] 斯塔尔夫人的《科琳娜，或意大利》（巴黎，1807年）。——T.
[338] 弗洛里奥所著的《蒙田》第一卷第三章：我们的情感会超越自我而延伸。——T.
[339] 雷卡米耶夫人婚前名为让娜·弗朗索瓦丝·朱莉·阿德莱德·贝尔纳尔。在她的所有教名中，只有“朱莉”保留了下来，后来变成了“朱丽叶”。她的父亲让·贝尔纳尔是里昂的一名公证人；1784年，他被任命为巴黎的财政官员。——B.
[340] 并非如早期版本所述的十三个。——B.
[341] 雅克·罗兹·雷卡米耶（1751–1830），巴黎的银行家。两人的婚姻发生在1793年4月24日。——T.
[342] 本杰明·康斯坦特的《阿道夫：从一位无名人士的文件中发现的轶事》（巴黎，1816年）。——T.
[343] 位于玛德琳大道与路易大帝街的拐角处：这是黎塞留宫仅存的遗迹，该宫殿在革命期间几乎被彻底摧毁。汉诺威亭曾被用作公共舞厅。——T.
[344] 安德烈·谢尼埃的《年轻的囚徒》（巴黎，1795年）：“我不想这么快死去。”——T.
[345] 这封信的落款日期为“1797年9月28日，星期六，我在科尔贝的隐居地所写”。《拉哈普》杂志在“果月十八日事件”之后被禁，作者便躲到了科尔贝，雷卡米耶夫人曾去探望过他一次。——B.

[346] 这封信没有标注日期，但应该是在布吕梅尔18日之后的几天内写的。——B.
[347] 卢西恩·波拿巴，《印第安部落，或爱德华与斯特莉娜》（巴黎，1799年）。
[348] 和拉瓦尔公爵一样，本杰明·康斯坦特也是雷卡米耶夫人的仰慕者，他也不喜欢在作品中注明日期。他关于雷卡米耶夫人的著作中并未标注日期。1798年底，斯塔埃尔夫人受其父亲委托，出售他位于蒙布朗街的房产，该地址现为安坦大道7号。雷卡米耶先生与内克尔先生有着长期的商业关系——他曾是内克尔先生的银行家，同时也与内克尔先生的女儿有业务往来；他买下了那栋房子。买卖契约的日期为共和七年旺德米埃尔月25日，即1798年10月16日。——B.
[349] 后来，拉瓦尔-蒙莫朗西公爵接替了夏多布里昂在罗马的职位。——B.
[350] 斯塔埃尔夫人所著的《德尔菲娜》这部小说于1802年秋季出版。——B.
[351] “你用古老的声音赞颂着美的魅力。”——T.
[352] 1802年3月27日，英国和爱尔兰与法国、西班牙以及巴达维亚共和国在亚眠签订了和平协议，这一和平状态一直持续到1803年5月18日，之后英国再次发动战争。——T.
[353] 德文郡公爵夫人乔治亚娜（1757–1806），娘家姓斯宾塞，是第五代德文郡公爵的妻子，以其聪慧、美貌以及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影响力而闻名。——T.
[354] 墨尔本子爵夫人伊丽莎白（1753–1818），娘家姓米尔班克，1769年嫁给了第一代墨尔本子爵佩尼斯顿·兰姆。她家族的崛起得益于她的卓越才能。——T.
[355] 索尔兹伯里女侯爵艾米丽·玛丽（1751–1835），是第一代唐郡侯爵威尔斯·希尔的女儿，1773年嫁给了第七代塞西尔伯爵，后来成为第一代索尔兹伯里侯爵。1835年11月，索尔兹伯里夫人死于哈特菲尔德府西翼的火灾中。——T.
[356] 蒙彭西埃公爵安托万·菲利普（1775–1807）因胸部疾病在英国去世。——T.
[357] 博若莱伯爵路易（1779–1808）在马耳他去世。——T.
[358] 乔治四世于1811年被任命为英国摄政王，1820年1月29日登基；路易-菲利普则于1830年8月9日篡夺了法国的王位。——T.
[359] 亚历山大·道格拉斯-汉密尔顿，道格拉斯侯爵，后来（1819年）成为第十代汉密尔顿公爵及第七代布兰登公爵（1852年去世），他曾担任驻圣彼得堡的大使，而在1802年时则是拉纳克郡的议员。——T.

[360] 查理十世于1830年来到霍利鲁德宫。汉密尔顿公爵们是霍利鲁德宫的世袭守护者。——T.
[361] 萨默塞特公爵夫人夏洛特，娘家姓道格拉斯-汉密尔顿，于1800年嫁给了第十一代萨默塞特公爵。——T.
[362] 弗朗切斯科·巴托洛齐（1727–1813），著名的意大利版画家，1764年至1802年居住在伦敦，之后前往里斯本负责管理那里的国立学院。——T.
[363] 威廉一世于1815年3月16日被宣布为荷兰的第一位国王。他在上述文字写成一年后、去世前三年的1840年10月7日退位。——T.
[364] 伯纳多特于1818年成为瑞典国王，即查理十四世。——T.
[365] 1803年9月。——B.
[366] 安多什·朱诺，阿布兰特斯元帅（1771–1813）。——T.
[367] 史达尔夫人，《流亡十年》第一部分第十一章。——B.
[368] 埃尔泽尔·路易·马里·萨布兰伯爵（1774–1846），史达尔夫人的挚友，其母亲再婚嫁给了布弗勒骑士。——T.
[369] 路易王子，后来成为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一世（1786–1868），于1825年继承其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王位，1848年退位。——T.
[370] 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的查尔斯·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王子（1785–1837）。——T.
[371] 尤金·德·博阿尔内，后来成为洛伊兴贝格公爵及艾希施泰特亲王（1781–1824），是约瑟芬与第一任丈夫所生的儿子，1805年被任命为意大利总督。——T.
[372] 莫罗夫人，娘家姓于洛，是克里奥尔人，也是约瑟芬·德·博阿尔内的朋友。莫罗去世后，亚历山大一世赠予她50万卢布，并每年给予她3万卢布的抚恤金。——T.
[373] 安特尔姆·布里亚-萨瓦兰（1755–1826），《味觉生理学》的作者，1800年被领事政府任命为上诉法院法官。——B.
[374] 皮谢格鲁于1804年4月5日在狱中自杀或被暗杀。——T.
[375] 乔治·卡杜达尔及其11名同伙于1804年7月25日上午11点在格勒夫广场被处决。前一天晚上，比塞特尔监狱的狱卒进入卡杜达尔的牢房，给他送来一份准备签署的求饶书。乔治看了一眼那份文件，发现上面写着“致皇帝陛下”。他拒绝再看下去。他转向同伴们说：“同志们，让我们一起祈祷吧。”行刑当天早上，拉博尔德上尉在被问及那名罪犯的情况时回答说：“他睡得比我还要安稳。”当他们来到格勒夫广场时，凯拉文南特神父让他念诵天使经：“圣母玛利亚，满有恩典……神圣的圣母玛利亚，上帝之母，请为我们这些罪人祈祷吧……”乔治停了下来。神父说：“继续念吧……直到我们死亡的那一刻。”乔治问道：“还有何意义？现在不就是我们死亡的时刻吗？”卡杜达尔坚持要先死，以免同伴们以为他能活下来。——B.
[376] 《圣加仑的僧侣》（约884年）是半真实半虚构的《查理曼大帝的事迹》一书的匿名作者。——T.

[377] M. Necker于1804年4月9日在科佩特去世。——B。
[378] M. Récamier的破产发生在M. Necker去世两年后的1806年秋季。这主要是由于西班牙的政治与经济状况恶化，导致他的银行陷入严重困境。他曾向法国银行申请100万法郎的贷款以挽救局面，但申请被拒，于是危机便出现了。Mme Récamier卖掉了自己所有的珠宝，甚至卖掉了家中的器皿；蒙布朗街上的房子则被M. Mosselmann买下。债权人对M. Récamier的信任与尊敬程度极高，以至于他们将处理他个人财产的任务交给了他。——B。
[379] 1806年11月17日。——B。
[380] Mme Récamier在1807年1月20日失去了母亲。她在最初的六个月里一直隐居不出；1807年夏季，应德·斯塔埃尔夫人的恳求，她才同意前往科佩特。——B。
[381] 奥古斯都王子并非在埃劳战役中被俘，而是在萨尔费尔德战役中（1806年10月10日）被俘的。这位年轻的王子只有24岁，比Mme Récamier小5岁。——B。
[382] 《德·热尼利斯夫人》，《克莱蒙小姐》（巴黎，1802年）。——T。
[383] 《阿特奈丝，或1807年的科佩特城堡》一书于1832年出版，即德·热尼利斯夫人去世两年后。这本书是在她80多岁时写的。——T。
[384] 1807年秋季。——B。
[385] 并非如先前版本所写的1812年。——B。
[386] 现为阿梅德·德·布罗伊王子的财产。——B。
[387] 夏多布里昂没有注明这封信的写作日期，它应该写于1810年9月。德·斯塔埃尔夫人在她的《流亡的十年》（第二部分，第一章）中提到，她曾在1810年9月23日校对了《德国》一书的最终稿，并列出了一份名单，上面有100个人的名字，她希望将这些书的副本寄送到法国及欧洲各地的人手中。——B。
[388] 1810年10月。《德国》三卷书刚刚印刷完成，警察部长罗维戈公爵就派手下人去销毁已印好的1万册书籍，同时命令作者必须在三天内离开法国。当她在报纸上得知有一些美国船只已抵达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港口后，德·斯塔埃尔夫人决定使用自己持有的前往美国的护照，希望能成功抵达英国。无论如何，她都需要一些时间来准备这次旅行，因此不得不向警察部长申请这些时间。在1810年10月3日的信中，罗维戈允许她有8天的时间，信中写道：

“在我看来，这个国家的空气并不适合您，我们还不至于到要从您所仰慕的那些民族中寻找模特的地步。您的最新作品缺乏法国风格；我亲自下令停止其印刷……我正在指示卢瓦尔-谢尔省的省长科比尼，在我给予您的延期时间结束后，立即执行我下达的命令。”

警察部长的信以这样的附言结尾：“夫人，我之所以提到洛里昂、罗谢尔、波尔多和罗什福尔这些港口，是因为它们是您唯一可以登船的港口。请您告知我将选择哪个港口。”

为了防止斯塔尔夫人前往英国，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港口都被禁止她进入。当科佩特成为除美国之外唯一的去处后，她便决定返回那里，于1810年10月下半月抵达。——B.

[389] 1811年9月，雷卡米耶夫人和马蒂厄·德·蒙莫朗西先生也被下了流放令。——B.

[390] 到达沙隆后，她首先住在“金苹果”旅馆里，但很快便离开那里，转而租下了克洛特街上的一个小公寓。——B。
[391] 蒙米拉伊城堡，是拉罗什福科-杜多维尔家族在马恩省拥有的宏伟宅邸。——B。
[392] 罗卡先生（1784–1818），一名年轻的军官，比斯塔尔夫人小18岁。他只比她多活了一年。——T。
[393] 奥古斯特·路易·德·斯塔埃尔·霍尔施泰因（1790–1827），斯塔尔夫人的长子。——B。
[394] 这段文字的日期未被夏多布里昂注明，它是在斯塔尔夫人即将从瑞士前往德国时写的。她于1812年5月23日离开了科佩特。——B。
[395] 斯塔尔夫人的幼子于1813年在决斗中丧生。——B。
[396] 雷卡米埃夫人于1812年6月离开沙隆，前往里昂，与她丈夫的妹妹德尔芬-雷卡米埃夫人同住。——B。
[397] 舍夫勒兹公爵夫人，本姓诺尔邦-佩莱，嫁给了吕讷斯公爵的儿子——舍夫勒兹公爵。1803年，她的公公被迫接受参议员职位；1806年，她也不得不同意成为约瑟芬皇后的侍女之一。两年后，当西班牙王室被捕时，皇帝希望让舍夫勒兹公爵夫人陪伴被俘的皇后；但公爵夫人回答说，她可以成为囚犯，却绝不会成为狱卒。这一傲慢的回答导致她被流放，最终也因此丧命。——B。
[398] 1813年春天。——B。
[399] 阿梅莉·勒诺尔曼，雷卡米埃夫人的养女，嫁给了查尔斯·勒诺尔曼先生。——T。
[400] 雅克·马凯·德·蒙布雷东，诺万男爵（1769–1854），著有现已被遗忘的《拿破仑史》（1827年）。——B。
[401] 贝内文托·切利尼（1500–1571），著名的意大利雕塑家及金银工艺师。可参阅他的自传，这是最著名的意大利经典著作之一，最初以手稿形式流传，直到1730年才首次印刷，歌德将其翻译成德语，约翰·阿丁顿·西蒙兹等人则将其翻译成英语。——T。
[402] 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托斯卡纳文学领域的杰出人物之一。——T。
[403] 阿尔巴诺的渔夫于1813年9月被枪杀；同年的10月，拿破仑在莱比锡平原上失去了他的帝国。——B。
[404] 博蒙夫人。——作者注。
[405] 雷卡米埃夫人于1813年12月初前往那不勒斯。——B。
[406] 穆拉特，一个旅店老板的儿子，最初是马车夫。——T。
[407] 高卢人用一把光剑来标记集会场所的中心。这个词后来演变成了现代词汇“mall”，指有树木环绕的空地。——B。
[408] 卡罗琳·穆拉特，那不勒斯女王（1782–1839），拿破仑·波拿巴的妹妹，1800年嫁给约阿希姆·穆拉特。——T。
[409] 普布利乌斯·维吉尔·马罗（公元前70年–公元前19年），死于卡拉布里亚的布伦迪西乌姆，安葬在那不勒斯的帕尔特诺佩。维吉尔的坟墓上刻着他临终前自己写的铭文：“曼图亚孕育了我；卡拉布里亚夺走了我；现在帕尔特诺佩拥有我。我歌颂过草地、乡村以及那些领袖们。”——T。
[410] 托尔夸托·塔索（1544–1595）出生于索伦托。——T。
[411] 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库斯（公元前65年–公元前8年）。——T。

[412] 提图斯·李维（公元前50年—公元17年）。—T。
[413] 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十日谈》的作者，约在1330年至1341年间居住在那不勒斯。—T。
[414] 雅各布·桑纳扎罗（1458–1530），意大利及拉丁语诗人，生于那不勒斯，也在那里去世。—T。
[415] 弗朗切斯科·杜兰特（1684–1755），宗教音乐作曲家，1684年3月15日出生于那不勒斯，曾任那不勒斯圣玛丽亚·迪·洛雷托音乐学院的院长。—T。
[416] 多梅尼科·奇马罗萨（1749–1801），《秘密婚姻》的作曲家，1749年12月17日出生于那不勒斯附近的阿韦尔萨。—T。
[417] 霍雷肖·纳尔逊海军上将，第一代纳尔逊子爵（1758–1805），1798年尼罗河战役后退居那不勒斯，直至1800年威廉·汉密尔顿爵士的使团任期结束才返回英格兰并获得贵族头衔。—T。
[418] 艾玛·汉密尔顿夫人（约1761–1815），本姓哈特，原本是一名容貌出众但品行不端的仆女，后来成为查尔斯·格雷维尔以及威廉·汉密尔顿等人的情妇；威廉·汉密尔顿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她便与他结婚，并随他一起住在那不勒斯，当时威廉·汉密尔顿是该地的驻使，任职时间为1764年至1800年；后来她还成为了纳尔逊的情妇。作为玛丽亚·卡罗琳娜女王的密友，艾玛·汉密尔顿夫人在那不勒斯宫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最终在悲惨中死去。—T。
[419] 波西利波半岛上有著名的洞穴，维吉尔的坟墓就位于洞穴入口处，还有一条地下通道通往波佐利。—T。
[420] 夏多布里昂前往利特努姆的确切日期是1804年1月。—B。
[421] 斯基皮奥·阿非利加努斯在距离那不勒斯14英里的利特努姆去世并被安葬在那里，如今该地名为托雷·迪·帕特里亚。—T。
[422] 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公爵罗贝尔·吉斯卡尔（约1015–1085），是唐克雷德·德·奥特维尔的儿子，1057年接替其兄亨弗莱成为阿普利亚伯爵，1059年成为阿普利亚公爵。—T。
[423] 威廉一世，第一位诺曼人阿普利亚伯爵（卒于1046年），有“铁臂”之称，是唐克雷德·德·奥特维尔的长子。—T。
[424] 西西里伯爵罗杰二世，后来成为两西西里王国的首位国王（1093–1154），是西西里伯爵罗杰一世的儿子，也是唐克雷德·德·奥特维尔的第十二个儿子。1127年，他的表弟威廉二世去世后，罗杰成为阿普利亚公爵，1130年则自封为两西西里国王。—T。
[425] 加利利亲王唐克雷德，后来成为埃德萨的领主（卒于1112年），是罗贝尔·吉斯卡尔的侄子，也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及塔索所著《解放耶路撒冷》作品中所描述的那些杰出英雄之一。—T。
[426] 萨莱诺。—T。
[427] 卡普里岛。—T。
[428] 伊斯基亚岛。—T。
[429] 普罗奇达岛。—T。
[430] 米塞诺。—T。
[431] 巴哈。—T。
[432] 那不勒斯。—T。
[433] 夏多布里昂，《殉道者》：第五卷，讲述了欧多鲁斯的故事。
[434] 亚当·阿达尔贝特·冯·奈佩尔格将军（1775–1829），1814年7月受弗朗茨二世派遣去护送玛丽-路易丝。他赢得了女皇的青睐，1816年陪同她前往帕尔马，此后被任命为她的宫廷总管；拿破仑去世后，1822年他与玛丽-路易丝举行了非正式婚礼。他们的长子，也就是现在的蒙特努奥沃亲王（奈佩尔格=诺伊贝格=蒙特努奥沃），出生于1821年8月9日。—T。

[435] 莱昂亲王路易·弗朗索瓦·奥古斯特，罗汉-沙博红衣主教（1788－1833），曾任贝桑松大主教。他在英格兰长大，其家族当时正在那里侨居。1809年，他与妻子德·塞朗特一同返回法国，成为拿破仑时期的宫廷侍从官，而在路易十八统治时期则担任红色火枪手军团的军官。1815年，罗汉-沙博夫人被烧死，她的丈夫便放弃世俗生活，出家为僧，先后担任巴黎总督、奥什大主教、贝桑松大主教（1829年），并于1830年被擢升为红衣主教。七月革命时他离开了法国，但在1832年霍乱爆发后回到自己的教区，不幸感染疾病而去世。——T.

[436] 1813年，勒诺尔曼夫人为德·罗汉-沙博先生画了如下肖像：

“他正值青春年少，尽管略显愚笨，却拥有最迷人、最精致，甚至可以说是最纯洁的面容。德·沙博先生的外表极为优雅：他的头发经过精心打理，卷曲得十分漂亮；他对自己的着装极为讲究；他的皮肤苍白，声音十分动听。他的举止极为高贵，但略带傲慢。他并不聪明，虽然知识面一般，但却有语言天赋——他能迅速且近乎巧妙地掌握一种语言的精髓及其发音方式。”——B.

[437] 雷卡米耶夫人是罗讷河畔里昂人。——T。
[438] “人民的朋友”马拉死后，缪拉仅通过改变一个字母，就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马拉特。他对自己的这一发明极为自豪，因此在1793年11月18日写的一封要求处决某位“温和派”的信中，他竟四次使用了新名字“马拉特”作为签名。（MASSON，《拿破仑及其家族》，第一卷，第311页）——B。
[439] 1797年。——T。
[440] 1799年7月25日。——T。
[441] 1799年11月10日。——T。
[442] 1800年1月20日。——B。
[443] 1800年6月14日。——T。
[444] 1804年。——T。
[445] 1805年11月13日。——B。
[446] 1805年12月2日。——T。
[447] 1806年10月14日。——T。
[448] 1807年2月8日。——T。
[449] 1807年6月14日。——T。
[450] 1806年3月15日。——B。
[451] 1812年8月。——T。
[452] 1813年10月16日至19日。——T。
[453] 让·米歇尔·洛朗·阿加尔，莫斯堡伯爵（1771–1844），是缪拉的同窗，他在自己的贝尔格公国中任命缪拉为财政大臣，还将自己的一个侄女嫁给了缪拉，并赐予他莫斯堡伯爵的头衔及相应领地。1808年，他随新国王前往那不勒斯，在那里与在杜塞尔多夫时一样担任财政大臣一职，几乎在整个统治期间都保留着这一职位。1830年，他进入法国众议院，1837年被封为贵族。——T。
[454] 1814年1月29日。——B。
[455] 阿瑞达乌斯（卒于公元前317年），马其顿国王腓力的私生子，亚历山大的同父异母兄弟。在罗克萨娜怀上亚历山大的孩子之后，他被立为马其顿国王。

世界上合法的男性继承人。阿瑞达乌斯在位七年后便被奥林匹亚斯处死。——T.
[456] 1815年3月28日。——T.
[457] 约翰·玛丽亚男爵，后来成为弗里蒙伯爵，安特罗多科亲王（1759–1831），出生于比利时，曾在法国军队服役，1791年移民并加入奥地利军队。费迪南德一世封他为安特罗多科亲王，并赐予他22万杜卡特的赏金。1825年，奥地利皇帝又封他为伯爵，并任命他为伦巴第的总督；1831年，也就是他去世的那一年，弗里蒙成为了奥地利战争委员会的主席。——T.
[458] 1815年5月3日。——B.
[459] 1815年5月19日。——B.
[460] 两西西里王国及那不勒斯王国的国王费迪南德一世（1751–1825），在1759年至1806年以及1815年至1825年间统治那不勒斯，而在1759年至1825年间则统治西西里岛。——T.
[461] 科洛纳-切卡尔迪曾是韦斯科瓦托的市长，也是弗朗切斯基蒂将军的岳父。——T.
[462] 多米尼克·塞萨尔·弗朗切斯基蒂将军（1776–1835）在皮佐战役中与缪拉一同作战时受了重伤，后被俘。后来他得到了费迪南德一世的宽恕。——T.
[463] 弗朗西斯·马塞罗尼上校，或称德·马西罗内（1787–1846），出生于曼彻斯特附近的一个罗马裔家庭，后来被送到那不勒斯继续深造。由于是英国人，他从1806年到1808年缪拉到来之前一直被当作战俘关押在那里。新国王对他很赏识，让他担任自己的副官，并让他参与与英国的谈判。缪拉离开科西嘉岛后，马塞罗尼回到了法国，但他被捕了，直到英国大使多次出面交涉后才获释。他在南美的独立战争（1817年）以及西班牙战争（1823年）中作为雇佣兵作战。晚年他致力于发明创造，尤其是发明了著名的马塞罗尼蒸汽马车。——T.
[464] 拿破仑于1815年10月15日踏上了圣赫勒拿岛。——B.
[465] 这些肖像包括一枚刻有他妻子面容的角髓印章，以及他四个孩子的肖像画。——T.
[466] 皮乌斯七世于1814年5月25日正式进入罗马。——B.
[467] 这段描述出现在回忆录中关于拿破仑生平的部分，但该部分被省略了。——T.
[468] 亚历克西斯·路易·约瑟夫·诺阿耶伯爵（1783–1835）因传播皮乌斯七世针对那些企图篡夺教皇领地的人及其同谋的绝罚令而于1809年被监禁。1814年5月，诺阿耶伯爵担任里昂的皇家专员。——B.
[469] 夏尔·勒诺尔芒夫人（参见上文第180页，注2）。——T.
[470] 她于1814年6月1日抵达巴黎。——B.
[471] 《征服与篡夺的精神及其与欧洲文明的关系》一书于1814年初在德国出版，当时本杰明·康斯坦特正在那里；后来他随波旁王朝返回法国。——B.
[472] 这一任命消息刊登在1815年4月6日的《帝国日报》上。——B.
[473] 原文为英文。——T.
[474] 1817年7月14日。——T.
[475] 1819年，雷卡米耶夫人搬到了阿布瓦-欧-布瓦修道院，她住在三楼一间狭小且条件恶劣的房间里，房间里有石质地板，楼梯也非常不便。

尽管如此，圣日耳曼区的贵妇人们以及巴黎的所有名流们仍每天都会登上那座建筑。——B。
[476] 他卷入了博里埃斯事件中。——作者注。
查尔斯·库德尔特是一名骑兵军官，他并未卷入博里埃斯事件，而是参与了1821年12月在索米尔爆发的针对政府的军事阴谋。在11名被告中，有8人被宣告无罪，而库德尔特与另外两人则在1822年2月被判处死刑。雷卡米耶夫人出面为他求情，结果在4月18日，库德尔特的刑罚被减为五年监禁。——B。
[477] 尤金·库德尔特，查尔斯·库德尔特的哥哥。——B。
[478] 欧仁妮·贝尔纳丁·德西蕾·克拉里，后来成为瑞典女王德西蕾（1781–1860），她原本姓克拉里，曾在1798年与拿破仑·波拿巴订婚，之后又嫁给了贝纳多特。——T。
[479] 阿涅斯·德·波旁，萨伏伊伯爵亨伯特二世的次女，嫁给了波旁家族的阿尚巴德七世，后者于1171年去世。——T。
[480] 萨伏伊的阿德莱德，法国女王（卒于1154年），是亨伯特二世的女儿，而非“白手”亨伯特的儿子。她在1114年嫁给了法国国王路易四世，而在路易四世于1137年去世四年后，又嫁给了蒙莫朗西总督。——T。
[481] 亨伯特一世，萨伏伊的第一位伯爵（约985年—约1048年），被称为“白手”。——T。
[482] 路易六世，法国国王（1078–1137年），被称为“胖子”。——T。
[483] 马蒂厄一世，蒙莫朗西领主（卒于1160年），1130年被任命为法国总督。他先娶了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的私生女艾琳，之后又娶了法国女王阿德莱德。——T。
[484] 那不勒斯女王朱莉娅，后来成为西班牙女王（1777–1845），本名玛丽·朱莉·克拉里，是贝尔纳黛特夫人的妹妹，1794年嫁给了约瑟夫·波拿巴。——T。
[485] 夏多布里昂，《摩西》，第三幕第四场。——B。
“对于那些伟大的人而言，我毫无嫌疑；只有他们的不幸才能赢得我的尊敬。我憎恨那个自以为荣耀的法老王；让他倒下吧！即便如此，我依然会尊重他的王冠。因为悲伤，他在我眼中仍是国王；我会像对待高官一样向他的泪水鞠躬；我是不幸的仆人，等等。”——T。
[486] 前西班牙女王当时以苏尔维利埃伯爵夫人的身份住在布鲁塞尔。——T。
[487] 罗伯特·法格尔男爵，陆军中将（1771–1856），1814年至1854年间担任荷兰驻法国各宫廷的使者。——T。
[488] 阿布兰特斯公爵夫人，《巴黎沙龙史：路易十六、督政府、执政府、帝国时期以及波旁复辟和路易-菲利普一世统治时期的上流社会人物与肖像》，第七卷。——B。
[489] 前中尉罗杰与卡隆一起参与了科尔马阴谋案。他于1823年2月23日被判处死刑，后来刑罚被减为二十年苦役。他被关押在土伦的监狱中，两年后获得了赦免。——B。
[490] 奥古斯丁·约瑟夫·卡隆，中校级军官，该阴谋案的策划者，1822年9月被判处死刑，甚至在最高法院驳回他的上诉之前就被处决了。——T。
[491] 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瑞典国王（1594–1632），他是奥地利的强大对手，同时也是当时法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T。

[492] 《炼狱篇》，第八歌，第6节。——T。
[493] 丹尼尔·施泰贝尔特（1765–1823），普鲁士钢琴家兼作曲家，1790年来到巴黎。他的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于1793年9月10日在国家喜歌剧院上演，当时正值恐怖统治时期。——B。

第十一卷附录

（作者：埃德蒙·比雷）

维罗纳会议与西班牙战争

这部回忆录存在一段有意或无意的空白：对于那二十个月的时间段——从1822年10月至1824年6月——沙托布里安先是担任法国驻维罗纳会议的代表，后来又成为巴黎的外交部长，书中没有任何记载；同样，关于西班牙战争的内容也未被提及，而实际上这场战争正是他亲自参与的。当然，他并非想贬低那些与他作为政治家之名息息相关的事件，相反，他希望能够从容地讲述它们。在他一生的各个阶段中，这一时期的内容在他的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其篇幅之大以至于最初的叙述分为四卷，后来在某些情况下缩减为两卷，具体原因我稍后会说明。实际上，这两卷也是《墓外回忆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没有出现在该书中，是因为作者担心将它们纳入回忆录会打破书中严谨的结构，因为这本书的结构极为精妙，各部分之间和谐统一。出于这个原因，同时也为了公开报复当时不断针对他的诽谤，他在1838年决定将所有关于维罗纳会议和西班牙战争的著作单独出版。

正如我所说，他的手稿共四卷，根据他与拥有其作品出版权的出版商所签订的合同，他应获得八万法郎的报酬（每卷两万法郎）。这四卷书几乎已经印刷完成，但德·马塞卢斯先生和德·拉费罗内先生看到一些本应保密的外交文件被公开后，惊慌失措，便请求沙托布里安舍弃其中一些极具价值的文件。他同意了。

大多数删减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他甚至对朋友们极为宽容，以至于原本的四卷内容最终缩减为两卷。
“唉，”当这些删减工作完成后，夏多布里昂对德·马塞卢斯先生说，“你们俩让我损失了四万法郎。”
“那就这样吧，”德·马塞卢斯回应道，“总好过等到为时已晚时才后悔。”
夏多布里昂则说：“事情已经决定了；我尊重了您和拉费罗内斯的顾虑，为了取悦你们，我删去了很多内容。但你们两人都没有真正跳出所处时代与世俗事务的束缚。要判断某种做法的效果，就必须站在更高的角度来审视。只有把一切都说出来，才能让自己区别于那些过分谨小慎微的政治家们。我提出了全新的外交理念，并且会直言不讳。你们害怕我的揭露是错误的——这些揭露只会为你们带来荣誉。我告诉你们：将来，无论是拉费罗内斯还是您，当认为危险已经减轻时，出于同样的原因，你们也会去做我现在试图做的事情。至于我，我事先就给予你们许可了。”
既然夏多布里昂决定在他的回忆录中省略“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事件”——西班牙战争，那么我在这里有必要简短地提醒读者：那场战争其实是一段伟大的政治行动，而非那些反对复辟势力反复宣扬的那样，是“屈服于北方列强的行为”。
当时担任外交大臣的德·蒙莫朗西先生前往维罗纳会议时，携带着这样的明确指示：“法国是唯一一个会出动军队行动的国家，因此只有它有权决定是否有必要这么做。各国的全权代表绝不能允许会议来规定法国在西班牙问题上的行事方式。”
由于过于慷慨且心怀高尚理想，有时甚至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忠贞而富有骑士精神的马蒂厄·德·蒙莫朗西主张采取这样一种政策：让各个国家的自主决策让位于由各大强国组成的领导机构所做出的共同决定，从而确保正义与人类利益的普遍实现。正因如此，他要求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向西班牙发出最后通牒，之后各国大使便……

必须召回大使。1822年1月25日在杜伊勒里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德·维莱尔先生反对这种集体行动，他主张法国应独自采取行动。路易十八支持他的观点，并宣称：“法国与西班牙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西班牙召回其大使的行为要么过激，要么不足。”接着他又说：“路易十四摧毁了比利牛斯山，我不会允许它再次出现；他让我的家族登上西班牙的王位，我绝不会让它跌落；在我的十万法国士兵赶到并取代他之前，我的大使绝不能离开马德里。”这样的言论意味着要将法国的行动与其他国家的行动分开来；杜韦尔吉耶·德·奥朗纳也毫不讳言这一点[495]。这实际上是对德·蒙莫朗西先生的否定，后者随即辞去了职务。他原本希望将西班牙问题变成一个欧洲问题，但在他的继任者夏多布里昂的领导下，这个问题变成了法国的问题。对此，英国内阁的首脑坎宁先生显得极为愤怒。然而，英格兰的敌意并没有阻止路易十八的政府：

“要对英国大臣们保持强硬的态度，”1823年1月16日，夏多布里昂在给法国驻伦敦代表德·马塞卢斯的信中写道。“要反复告诉坎宁先生，我们和他一样渴望和平，如果英国能与我们持相同立场、要求国王获得自由，那么战争开始之前就能实现和平。但一定要强调，我们的决定已经作出，没有任何力量能让我们改变主意。”

1823年3月13日，他又写道：“坎宁先生因为我没有屈服于他的威胁、没有让法国向英国屈服而对我生气。他无法发动战争，因为他甚至没有半点合理的理由，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所以才会因为自己走得太远而恼怒。但无论是否发生战争，法国都会做它该做的事，否则我就不再担任大臣了……”

在附言中他还写道：“给各方答复，坚决回击坎宁先生。”

4月17日：

“英格兰认为，这场战争让我们重新获得了影响力，也让我们在欧洲重新找到了应有的地位；因此它必然会感到愤怒与不满。坎宁先生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正因如此他才会表现得如此暴躁、情绪不佳……我建议您今后对坎宁先生保持冷淡和克制的态度——要有礼貌，但少说话；让他在您的态度中看到，法国政府清楚自己的实力，并且会捍卫自己的尊严。”[497]

行动与言辞一致。夏多布里昂的政策既果断又坚定，而这场进展顺利、管理得当的战争则为这一政策画上了完美的句号。让我们来看看本杰明·康斯坦特和福伊将军虽然代表反对派发言，但他们是如何评价西班牙战争的：

“我不仅不反对我们尊敬的同事关于过去事件的看法，反而愿意与他一起承认：那次值得纪念的远征为我们的军队带来了无尽的荣耀。而且，这种荣耀更为珍贵，因为它并非仅仅源于军事上的胜利。法国的慷慨精神甚至激励着我们的普通士兵，它始终促使人们选择仁慈而非报复，选择同情而非愤怒，从而保护那些手无寸铁的敌人免受长期失败所带来的怨恨之人的伤害。”

这是本杰明·康斯坦特在1824年6月28日的众议院演讲中的表述。在同一次会议上，福伊将军还补充道：“在西班牙的迅速行动以及取得的巨大军事胜利，不仅超出了那些反对战争的人的预期，也远远超过了那些希望发动战争的人的期望。”

所有真正自由主义的人士都认同：西班牙战争不仅是政治性的，而且是正当的，更是关乎国家利益的。这场战争不仅加强了国内政府的实力，还让法国重新获得了在海外行动的自由。艾克斯-拉-沙佩尔会议解放了我们的领土，维罗纳会议以及随后的战役则让法国的外交政策得以自由发展。我们再次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国家。

1823年时，吉佐是反对这次远征的人之一；不过，即便他自己后来也参与了公共事务，他仍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从王朝与党派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次西班牙战争堪称一次成功的行动。反对者们那些可怕的预感被证明是错误的，而支持者们则实现了超越预期的希望。军队的忠诚以及那些逃往国外的阴谋分子的无力，都在这场战争中显现了出来。虽然并非毫无风险，但这次远征其实相当容易。昂古莱姆公爵因此获得了荣誉，而法国的繁荣与安定则丝毫未受影响[498]。”

最后，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与德·马塞卢斯先生的谈话中这样总结了这次战役的成果：“上天站在你们这边，你们做对了……你们在欧洲大陆获得了真正的影响力：一支忠诚的军队、繁荣的财政状况，还有那位因勇气与节制而赢得荣耀的王位继承人[499]。”

[494] 德·马塞卢斯，《1822年与1823年的复辟政策》，第49页——B。
[495] 杜韦尔吉耶·德·奥拉内，《法国议会制政府史》，第七卷，第218页——B。
[496] 1823年时，利物浦勋爵担任首相，坎宁担任外交大臣——T。
[497] 马塞卢斯，《复辟政策》，第123、128、169、201页——B。
[498] 吉佐，《回忆录》，第一卷，第258页——B。
[499] 马塞卢斯，《复辟政策》，第274页——B。

第十二册[500]

我在罗马的使馆生涯——三种资料来源——旅途日记——写给雷卡米埃夫人的信件——利奥十二世与红衣主教们——各国大使——老艺术家与新艺术家——古罗马社会——罗马的现状——城市与乡村——写给维勒曼先生的信件——写给雷卡米埃夫人的信件——关于我即将引用的备忘录的说明——写给拉费罗奈伯爵先生的信件——关于东方事务的备忘录——写给雷卡米埃夫人的信件——写给蒂埃里先生的信件——寄给拉费罗奈伯爵先生的信件

费罗内——写给雷卡米耶夫人的更多信件——寄给波塔利斯伯爵的信
利奥十二世的去世——寄给波塔利斯伯爵的信——写给雷卡米耶夫人的信。

我于1839年写成的那本书，与十年前、即1828年和1829年所写的这本关于我在罗马担任使节期间的经历的书相呼应。作为回忆录，这些作品因记载了雷卡米耶夫人的生平而更加精彩：书中还出现了其他人物；我们看到了穆拉特统治下的那不勒斯、波拿巴统治下的罗马，以及重获自由后回到圣彼得大教堂的教皇；此外，还有斯塔埃尔夫人、本杰明·康斯坦特、卡诺瓦、拉阿尔普、热纳莉斯夫人、吕西安·波拿巴、莫罗、贝尔纳多特、穆拉特等人未曾发表过的信件；本杰明·康斯坦特的叙述则让我们以新的视角了解他。在那个帝国正在迈向全球霸业之际，我向读者介绍了帝国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地区；现在，我又回到了我在罗马担任使节的经历上。换个主题或许能让我从疲惫中解脱出来，而这一切都对读者有益。

对于这本关于我在罗马担任使节期间的经历的书来说，素材并不缺乏，它们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写给雷卡米耶夫人的信件，其中记载了我的内心感受与私人生活；第二类则是我的公务活动记录，也就是我所写的各种报告；第三类则是关于教皇们、古罗马社会以及那个社会各个世纪间所发生的变迁等方面的历史细节。在这些内容中，还有我四处游历时产生的种种思考与描述。所有这些内容都是在七个月的时间里写成的，那正是我担任使节期间的时间，期间既有欢乐的时刻，也有繁忙的工作。[501]尽管如此，我的健康状况还是受到了影响。我抬起眼睛就会感到头晕，要想欣赏天空，就不得不爬上宫殿或山丘的顶端。不过，我通过思考来缓解身体的疲劳：思维的活动让我的体力得以恢复；那些会杀死其他人的事物，却能让我重获生机。

在修订这些内容时，我意识到一件事：当我抵达这座永恒之城时，起初我对那里有些反感，甚至一度以为一切都变了；但渐渐地，我对那些废墟的迷恋之情便油然而生，最终就像成千上万其他人一样……

那些旅行者，竟会钟情于最初让我感到冷漠的事物。乡愁便是对故乡的怀念；在台伯河畔，我们也会患上“思乡病”，但它产生的效果却与通常的情况相反：我们会爱上孤独，同时厌恶自己的祖国。在我第一次到访时就已经感受到了这种“病症”，那时我就能说：“Agnosco veteris vestigia flammæ[502]。”你们应该知道，当马蒂尼亚克内阁成立时，仅仅听到“意大利”这个名字就足以消除我心中仅存的抵触情绪；但在快乐的事情上，我始终无法确定自己的心情：刚与夏多布里昂夫人一同出发，我天生的忧郁便又跟上了我。你们可以通过我的行记来了解这一点：

“洛桑，1828年9月22日。
我于本月14日离开巴黎，16日在约讷河畔的维勒纽夫度过。那些回忆真是令人难忘！朱贝尔已经离世；那座荒废的帕西城堡也换了主人。有人对我说：‘你要成为夜间的蟋蟀吧：Esto cicada noctium。’”

“阿罗纳，9月25日。
22日抵达洛桑后，我沿着那条路前行——曾经有两位为我祝福的女性也走过这条路，按常理她们本应比我活得更久。其中一位是库斯汀侯爵夫人，她在贝克斯去世；另一位则是杜拉斯公爵夫人，不到一年前她还急匆匆地赶往辛普隆山，试图逃避死亡，最终却在尼斯被死神追上[504]。”

“高贵的克拉拉，值得尊敬且忠诚的朋友啊，
你的身影已不再出现在这里；
人们不愿再看这座坟墓；
你的名字正在被遗忘，整个世界也将忘记你[505]！”

“我从杜拉斯夫人那里收到的最后一封信，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那最后一点生命的苦涩——那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
‘尼斯，1828年11月14日。
我给你寄了一株红花夹竹桃。这是一种生长在户外的植物，不怕寒冷，开着类似山茶花的红色花朵，香气扑鼻。请把它种在本笃会图书馆的窗下吧。’”

“我的情况用一句话就能概括：始终如一，整天都瘫在沙发上，也就是说，在不开车或外出的时候——而我每天外出时间不超过半小时——我就一直待在家里。我总是回忆过去：我的人生如此波折多变，实在谈不上极度无聊；如果能做些针线活或编织工作，我就不会感到不开心了。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相比差距太大，让我感觉自己就像在读回忆录或看戏剧一样。”
“于是，我又回到了意大利，失去了那些朋友，就像二十五年前离开时一样。但那次，我还能弥补失去的遗憾；而如今，还有谁愿意继续过这种残缺的日子呢？没人愿意住在废墟之中。”
“在辛普隆村，我看到了幸福的曙光。我脚下的岩石原本是黑色的，但在山顶上，被阳光照射后便呈现出玫瑰色。要摆脱黑暗，只需仰望天空即可。”
“1822年我去维罗纳时，意大利对我来说已经失去了部分光彩；而到了1828年，它在我眼中显得更加黯淡无光。我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站在阿罗纳旅馆的阳台上，我凝视着马焦雷湖的岸边，那里被夕阳的金色光芒照亮，边缘则是一片蔚蓝。没有比这更美妙的景色了，不过那座城堡的城墙却破坏了这份美好。这一景象既不能给我带来快乐，也无法激起我的情感。青春岁月里，人们会将希望寄托在眼前所见的事物上；年轻人会与所爱之人相伴，或是沉浸在逝去的幸福回忆中。如果没有伴侣，他们就会寻找；每走一步，他们都以为能找到什么；幸福的念头萦绕在他们心头——这种心灵状态会反映在周围的景物上。”
“不过，当我独自一人时，就不那么觉得当今社会多么渺小了。身处拿破仑留下的孤独世界中，我几乎听不到那些在荒芜之地中微弱存在的生命发出的声音。”
“1828年9月22日，博洛尼亚。
“在米兰，不到十五分钟的时间里，我就看到有十七个驼背人从我旅馆的窗户下经过。德国人的鞭刑毁掉了年轻意大利人的体态。”

“在参观了阿罗纳的圣查尔斯·博罗梅奥的出生地之后，我还在他的墓前瞻仰了他。据记载，他去世已有244年。他并不英俊。

在博尔戈圣多尼诺，夏多布里昂夫人半夜冲进我的房间，说发生了地震——她的衣服和草帽从悬挂的椅子上掉下来了。她由此断定我们所在的旅馆里有鬼魂出没或是强盗居住。我躺在床上并未感觉到任何震动；但实际上亚平宁山脉确实发生了地震：足以摧毁城市的地震，自然也能把女人的衣服弄掉。我把这一点告诉了夏多布里昂夫人，还告诉她，在西班牙的维加德尔谢尼尔地区，我曾经经过一个因地下震动而倒塌的村庄，却安然无事。但这些安慰的话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于是我们赶紧离开了这个杀人犯的巢穴。

在接下来的旅途中，我处处都能看到人们的流离失所以及命运的无常。在帕尔马，我看到了拿破仑遗孀的肖像——那位凯撒的后代如今已是奈佩尔格伯爵的妻子；这位征服者儿子的母亲为儿子生了几个兄弟，她还让自己的债务由住在卢卡的一个波旁家族的小人物来担保，必要时这个人还将继承帕尔马公国。

在我看来，博洛尼亚已不像我第一次来访时那么荒凉了。这里以对待使节般的礼遇接待了我。我还参观了一座漂亮的墓地：我永远不会忘记死者，他们就是我们的家人。

在博洛尼亚的新画廊里，我从未如此欣赏过卡拉奇兄弟的画作。在那里，那些画作仿佛让我第一次见到拉斐尔的《圣塞西莉亚》——与卢浮宫里那些作品相比，这里的画作显得更加神圣，毕竟这里没有污浊的天空。”

“1828年10月1日，拉文纳。

在罗马涅这个我之前从未涉足的地区，有许多城镇，它们的房屋都用大理石粉覆盖，坐落在不同的小山顶上，宛如一群白色的鸽子。每个城镇都有几件现代艺术的杰作或几处古代遗迹。这片意大利的土地承载着整个罗马的历史：”

旅行者应当手持李维、塔西佗和苏埃托尼乌斯的著作一同前往。
我经过了庇护七世的主教区伊莫拉以及法恩扎。在福里，我偏离原路去参观了但丁的坟墓。但丁的坟墓位于拉文纳。当我走近那座纪念碑时，那种因伟大人物的非凡声望而产生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尤其是当这位伟大的艺术家遭遇不幸之时。阿尔菲耶里怀着“死亡的苍白与希望”之情，俯伏在那块大理石上，为他创作了十四行诗《哦，伟大的父亲阿利吉耶里！》站在坟墓前，我想起了《炼狱篇》中的这句诗：
“兄弟啊，世界是盲目的，而你却来自它。”
贝亚特丽齐出现在我面前；我看到的正是她曾经激励诗人产生“渴望叹息、渴望哭泣”的心情时的模样：
“我那悲伤的歌声啊，现在就踏上你的哀伤之路吧，去寻找那些女士们——你的姐妹们曾经为她们带来欢乐的光芒，而你，我悲伤的女儿，就去与她们一起生活在凄凉的黑暗中吧！”
然而，这位创造了新诗歌世界的诗人，在贝亚特丽齐离开人世后便将她忘却了！只有在他不再被欺骗时，他才再次找到她，并在自己的作品中赞美她。当贝亚特丽齐准备向她的爱人展示天堂时，她责备了他：
“这些目光，”她对天堂的众神说，“曾经支撑着他；因为我展现了我年轻时的双眼，用它们的光芒引导他走向正道。可一旦我进入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从凡人变成不朽之人，他就离开了我，转而追求他人。”
但丁拒绝以获得宽恕为代价回到自己的祖国。他这样回复他的一个亲戚：

“如果除了我所走的这条路之外，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回到佛罗伦萨，那我宁愿不回去。无论在何处，我都能欣赏星星与太阳。”

但丁拒绝让佛罗伦萨人安葬他的遗体，拉文纳也拒绝接纳他的骨灰。尽管这位被重新发掘出的天才——米开朗基罗，决心为这位领悟到“人可永生”之理的人打造一座纪念碑。[517]

“《最后审判》的画家、《摩西像》的雕塑家、圣彼得大教堂圆顶的建造者、佛罗伦萨旧堡垒的工程师，以及为但丁创作十四行诗的诗人，都与他的同乡们一起，用这样的话支持他们向利奥十世提交的请愿书：‘我，米开朗基罗·阿格诺洛，作为一名雕塑家，恳求教皇陛下允许我在这座城市里为这位伟大的诗人建造一座体面且尊贵的坟墓。’”米开朗基罗的凿子未能实现他的愿望，于是他转而用铅笔为自己另造一座纪念碑。他在那部伟大诗人作品的副本边缘绘制了《神曲》中的主要场景；然而，那艘载着这座双重纪念碑的船只在从莱戈尔诺前往奇维塔韦基亚的途中遭遇了海难。

我回来时内心十分激动，感受到了那种曾在耶路撒冷时经历过的震撼与恐惧——当时我的向导提议带我去拜伦勋爵的住所。啊，在但丁和贝亚特丽齐面前，《恰尔德·哈罗德》与吉乔利夫人又算得了什么！《恰尔德·哈罗德》还远远比不上但丁与贝亚特丽齐的伟大；让他等待未来吧。拜伦在关于但丁的预言中实在缺乏灵感。

我在圣维塔莱教堂、拉文纳的圣阿波利纳雷教堂再次找到了君士坦丁堡的痕迹。霍诺留斯和他的妻子对我漠不关心；我更喜欢普拉西迪亚及其种种冒险经历，那些记忆在圣约翰施洗者大教堂里又浮现在我脑海中——它们构成了关于蛮族的传奇故事。尽管狄奥多里克处死了波伊提乌斯，但他依然是个伟大的人物。那些哥特人确实是一个优秀的种族；被流放到博尔塞纳湖中的岛屿上的阿玛拉松莎，与她的臣子卡西奥多鲁斯一起努力拯救罗马遗留下来的东西。

文明。那些总督们将他们帝国的衰败带到了拉文纳。在阿斯托尔夫的统治下，拉文纳归伦巴第人所有；加洛林王朝将其重新归还给罗马。它成为大主教的领地；之后从共和国变成了专制政权；再后来，在经历了圭尔夫派与吉贝林派的争斗、成为威尼斯帝国的一部分之后，它在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领导下重新回归教会。如今，它仅因但丁的名字而为人所知。

“这座城市，虽是罗马在晚年时所拥有的，但从诞生之初就带有其母城衰老时的特征。总的来说，我不介意住在这里；我想要去那座为纪念拉文纳战役而建的法国纪念柱那里。那里有美第奇红衣主教、阿里奥斯托、巴亚尔，还有夏多布里昂伯爵的兄弟劳特雷克。英俊的加斯顿·德·福瓦也在那里24岁时阵亡了。

《忠诚的仆人》一书中写道：‘尽管西班牙人发射了大量的炮弹，法国人依然继续前进；自上帝创造天地以来，法西两国之间从未有过如此残酷激烈的战斗。他们彼此对峙着喘息，然后再次发起更猛烈的攻击，高呼“法国！”和“西班牙！”’

在所有那些战士中，只剩下少数骑士，他们后来成为了光荣的自由人，穿上了僧袍。

在某个小屋里，还看到一个年轻女孩，她在转动纺锤时，纤细的手指被麻绳缠住了；她不习惯这样的生活——她是特里武尔齐家族的人。当她透过半开的门看到水面上两道波浪交汇时，她的悲伤愈发浓重：那个女人曾受到一位伟大国王的宠爱。她继续沿着孤独的小路，从自己的小屋走向那座废弃的教堂，然后再回到小屋。

我经过的那片古老森林里全是孤零零的松树，它们就像搁在沙子里的帆船桅杆。我离开拉文纳时，太阳即将落山；我听到远处有钟声响起，那是召唤信徒们祈祷的声音。”

10月3日及4日，安科纳。
安科纳。
回到弗利后，我再次离开了这里，却未能在它那破败的城墙上看见到卡特琳娜公爵夫人曾经所在的地方。

斯福尔扎[535]对那些企图杀害她唯一儿子的敌人宣称，她依然可以继续扮演母亲的角色。皮乌斯七世出生于切塞纳，曾是蒙特圣母修道院里的一名修士。

“在萨维尼亚诺附近，我跨过了一条小溪的沟壑；当有人告诉我我已经越过了卢比孔河时，我感觉仿佛有一道帷幕被掀开，眼前出现了凯撒时代的景象。对我来说，我的‘卢比孔河’就是人生——我早已跨过了它的第一道门槛。”

“在里米尼，我既没有见到弗朗西斯卡，也没有见到她的同伴——那个在风中显得如此轻盈的身影：‘他们似乎在风中轻飘飘的’[536]。”

“通过奥古斯都时代留下的道路与桥梁，我从里米尼、佩萨罗、法诺、西尼加利亚来到了安科纳。今天，在安科纳人们正在庆祝教皇的生日；我能听到特拉扬凯旋门传来的音乐声——这真是永恒之城的双重荣耀啊。”

“10月5日及6日，洛雷托。

我们在此地过夜。这里完好地保存着罗马殖民地的风貌。圣母玛利亚地区的农民生活安逸，看起来很幸福；那些漂亮而快乐的农妇们头上戴着鲜花。当地的行政长官热情款待了我们。从钟楼顶上以及城市的一些高地上，可以欣赏到平原、安科纳以及大海的美丽景色。傍晚时分，我们遭遇了一场暴风雨。我欣喜地看到那些古老的城墙在狂风中摇曳，那些山羊喜爱的植物也在风中颤动。我在布拉曼特[539]设计的双层走廊下行走。那些铺路石将会在秋雨的冲刷下逐渐破败，那些草叶也将在亚得里亚海的微风中持续颤抖，即使在我去世很久之后依然如此。

午夜时分，我躺在一张八英尺见方的床上——那张床曾被波拿巴使用过。昏暗的房间里仅有微弱的灯光；突然，一扇小门打开了，我看见一个男人神秘地走了进来，还带着一个蒙着面纱的女人。我撑起身子看着他们；他走到我的床前，立刻跪下来，为打扰大使大人的休息而千恩万谢。原来他是个鳏夫，也是个穷苦的管家，他想娶在场的这个女孩为妻，可惜他的聘礼不够。他掀开了那女孩的面纱——她脸色苍白。”

她极为美丽，始终低垂着眼帘，显得十分端庄。那位家族男子似乎想离开，让我独自与这位未婚新娘继续完成她的故事。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我并没有像那位善良的骑士询问格勒诺布尔少女的母亲她是否还是处女那样去询问这位好心却又不幸的男子；我慌忙从床边的桌上取了几块金子，为了向我的主人——国王表示敬意，将它们送给了那位“因哭泣而双眼未肿”的少女。她满怀感激地亲吻了我的手。我一言不发，靠在宽大的沙发上，装作要入睡的样子，圣安东尼的幻象便消失了。我感谢了我的守护圣徒圣弗朗西斯，因为今天正是他的纪念日；我留在黑暗中，半是微笑，半是遗憾，心中充满了对自身美德的深深赞叹。

“就这样，我‘散发了黄金’，成为了使者，受到洛雷托的隆重款待。洛雷托的总督就住在同一个城市里，而塔索则住在一个简陋的角落里，由于缺乏钱财而无法继续前行。他用自己的诗篇来报答洛雷托圣母的恩惠：‘看啊，在风暴与狂风之中……’夏多布里昂夫人则通过跪着登上圣教堂的台阶来弥补我那短暂的幸运。在那个夜晚取得胜利之后，我比萨克森国王更有资格将我的婚服存放在洛雷托的宝库中；但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这个微不足道的缪斯之子，竟能在那个耶路撒冷的歌者曾如此软弱悲惨的地方变得如此强大与幸福！托尔夸托，不要在我这种命运多变的时刻嘲笑我；财富并非我的习惯；请看看我在那慕尔、伦敦的阁楼、巴黎的医院里的样子，或许能找到与你相似之处吧！

“我并没有像蒙田那样，将我的肖像或我唯一的女儿莱奥诺拉·蒙塔纳的肖像用银器制成并献给洛雷托圣母；我从未想过要让自己永生不死；不过，我终究还是有个女儿，而且她的名字就叫莱奥诺拉！”

“斯波莱托。

“离开洛雷托后，经过马切拉塔，再离开托伦蒂诺——那里曾是波拿巴的驻地，也有一项条约的签订地——我登上了最后的防御工事。”

亚平宁山脉。那片高山台地气候湿润，被用作啤酒花种植园。左侧是希腊的海域，右侧则是伊比利亚的海域；我仿佛还能感受到在雅典和格拉纳达时所吸入的微风的气息。我们朝着翁布里亚方向下行，沿着那些没有树木的峡谷蜿蜒前行，那里有那些曾在特拉西梅努斯战役后为罗马人提供士兵的登山者的后裔们，他们仍以群体形式居住在树林中。

“福利尼奥曾经拥有拉斐尔创作的一幅圣母像，如今那幅画已存于梵蒂冈。‘韦内’则坐落在克利图姆努斯河的源头，环境极为优美。普桑曾描绘过那个温暖而迷人的地方；而拜伦则以冷峻的笔触描述过它。”

“斯波莱托孕育了现在的教皇。据我的信使乔尔吉尼所说，利奥十二世为了纪念自己的出生地，将那些奴隶们安置在了那座城市里。斯波莱托曾敢于抵抗汉尼拔。那里还有老利皮的多幅作品，他曾在巴巴里的修道院中成长，堪称画家中的塞万提斯；他在六十多岁时因卢克雷齐娅的亲属给他下毒而去世，人们认为他曾勾引了卢克雷齐娅。”

“奇维塔卡斯特拉纳。

在蒙特卢波，波托茨基伯爵将自己埋葬在美丽的月桂树林中；但罗马的回忆是否也跟随他到了那里？他难道不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群少女的环绕之中吗？我也像圣杰罗姆一样，‘整日整夜地哭泣、捶胸顿足，直到上帝让我重获平静’。我悲叹自己已不再是从前的自己。

离开蒙特卢波的隐居地后，我们开始沿着索马山蜿蜒前行。我第一次从佛罗伦萨经佩鲁贾前往罗马时也曾走过这条路，当时是在陪伴一位临终的女子……

由于光线柔和，景色生动，要不是有一座高大的渡槽以及桥顶上的狭窄桥梁，我真会以为自己身处阿勒格尼山脉的某处山脊上。那些遗迹其实是斯波莱托的伦巴第公爵们建造的罗马式建筑；美国人尚未抵达那些象征自由的遗迹。我徒步攀登索马山，旁边则是那些拉着大使夫人前行的牛群。”

胜利。在那个富饶的乡村里，有个年轻的山羊姑娘，她身材纤瘦、脚步轻盈，容貌美丽得如同她的幼崽一般。她和弟弟一起跟随我，向我请求施舍。为了纪念那些已被遗忘的博蒙夫人，我给了她们一些东西。唉，尽管命运多舛，这些可怜的孩子们仍在嬉戏！他们根本意识不到即将到来的灾难，也不关心明天会发生什么。[554]
“我又见到了特尔尼以及那里的瀑布。一片种满橄榄树的平原将我引向纳尔尼；之后又经过奇维塔卡斯特拉纳，穿过奥特里科利后，我们抵达了那座令人悲伤的奇维塔卡斯特拉纳。我真的很想去圣玛丽亚迪法莱里，看看那座如今只剩下城墙的古城——里面空无一人：人类的苦难终会回归上帝的怀抱。[555]让我们等到我的荣耀时光过去之后，我再回去寻找法利斯坎人的城市吧。不久之后，我将从尼禄的陵墓中取出圣彼得的十字架，让我的妻子看看它，它曾经俯瞰着凯撒们的城市。”

*
您已经浏览了我的旅行日记，现在您可以阅读我写给雷卡米耶夫人的信件了。正如我所说的，这些信件中还穿插着一些历史记载。此外，您还会看到我的各种报告。通过这些文字，您就能清楚地看到我内心的两个自我。

致雷卡米耶夫人：
“1828年10月11日，罗马。
我走过了这片充满着你身影的美丽土地。它给了我安慰，但却无法消除我一路上遇到的那些令人悲伤的回忆所带来的痛苦。我又看到了那片亚得里亚海——二十多年前我曾渡过它，那时的心境真是难以形容！在特尔尼时，我曾为一个濒临死亡的可怜女人停留过。最终我进入了罗马。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与雅典的遗迹相比，这里的古迹显得不够完美。我对那些既令人惊叹又残酷的地方的记忆，让我无法忘记哪怕一块石头……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到任何人，只有国务秘书贝尔内蒂红衣主教[556]。为了有个人可以交谈，我去拜访了盖兰[557]。”

昨天，日落时分：他似乎很高兴我能前来拜访。我们打开窗户，眺望罗马的景色。对我来说，那仍是我所见过的罗马原貌；要么是我的眼睛变了，要么是那些景象变了，或许两者皆有[558]。

我在罗马的最初时光都用于正式的会面。利奥十二世亲自接见了我的私人会面；公开接见并非惯例，而且成本太高。利奥十二世是个身材高大的君主，神情既宁静又忧郁，他穿着朴素的白色长袍，不搞任何排场，住在一间几乎没有任何家具的简陋房间里。他几乎不吃东西，就着一点玉米粥与他的猫一起度日。他知道自己病得很重，却以一种带有基督教式平静的姿态接受着自己的衰弱；他很愿意像本笃十四世那样，把棺材放在床下。当我来到教皇居室的门口时，一名神父带我穿过昏暗的通道，前往教皇的居所。他不愿浪费时间穿衣，生怕让我等待；他立刻起身走向我，绝不允许我用膝盖触地来亲吻他的长袍下摆而非他的拖鞋，而是牵着我的手，让我坐在他自己那把简陋扶手椅右侧的座位上。我们坐下来交谈。

教皇利奥十二世。
周一早上七点，我会去见国务秘书贝尔内蒂——一个既精于事务又贪图享乐的人。他与多里亚公主关系密切；他很清楚当前的时代状况，接受红衣主教的头衔只是为了自保。他拒绝进入教会，名义上只是副执事，只要交还红衣主教的头衔，他就能在明天结婚。他相信革命的力量，甚至认为只要活得足够久，就有机会看到教皇的世俗权力走向衰落。

红衣主教们分为三个派系：
第一派是那些试图与时俱进的人，其中包括贝文努蒂[559]和奥皮佐尼[560]。贝文努蒂因消灭强盗势力以及继里瓦罗拉红衣主教[561]之后被派往拉文纳执行任务而声名鹊起；博洛尼亚大主教奥皮佐尼则成功调和了这个难以治理的工业与文学之城的各方意见。
第二派是由那些企图倒退的人组成的，他们的领袖之一就是奥德斯卡尔基红衣主教[562]。
最后，第三派则是那些固执己见的人——那些不愿或无法前进或后退的老人。其中就有维多尼红衣主教[563]，他可以说是《托伦蒂诺条约》的维护者：他身材高大肥胖，脸色发红，还总是一边戴着无边帽。当有人告诉他他有机会成为教皇时，他会回答：“那么圣灵该是喝醉了吧！”他在康斯坦丁使基督教普及的蓬特-莫莱地区种树。每当我从人民门离开罗马、再从天使门返回时，都会看到那些树。一旦从远处看到我，这位红衣主教就会大喊：“啊！啊！法国大使先生！”然后立刻冲向那些正在种植树木的人。他不遵守红衣主教的礼仪规范，总是独自乘坐一辆他喜欢的马车出行；人们对他的一切都予以谅解，只是喜欢称他为“维多尼夫人”[564]。
我的大使同事们有奥地利大使吕措夫伯爵，他是个风度翩翩的人；他的妻子歌唱得很好，总是唱同样的曲子，还总是谈论她的“孩子们”；还有普鲁士大臣、历史学家尼布尔的朋友布森男爵[565]（我正与他达成协议，希望他能取消我在卡比托利欧山上的宫殿租约）；还有俄罗斯大臣加加林亲王，因为爱情纠葛而被流放到罗马的昔日辉煌之地。如果美丽的纳里什金夫人[567]曾短暂地住过我在奥尔奈的隐居处，并且青睐了他，那他的坏脾气中肯定也有某种魅力吧；我们往往是因为自身的缺点而非优点而取得成功。西班牙大使德·拉布拉多尔先生[568]是个忠诚的人，话不多，喜欢独自散步，要么思考很多，要么根本不思考，我实在搞不清楚。
老富斯卡尔多伯爵则代表着那不勒斯，就如同冬天代表着春天一般。他有一块巨大的硬纸板，透过眼镜在上面查看的并非帕埃斯图姆的玫瑰园，而是那些可疑的外国人的名字。

他的护照上绝不能有签证。我羡慕他的宫殿——法尔内塞宫，那是一座令人惊叹的未完工建筑，由米开朗基罗设计，安尼巴莱·卡拉奇负责绘画，其兄弟阿戈斯蒂诺也参与其中。在宫殿的门廊下，存放着凯西莉亚·梅特拉的石棺，即便更换了陵墓，她的遗体依然完好无损。据说，身心都十分落魄的富斯卡尔多还有个情妇。荷兰国王的大使塞勒斯伯爵曾经与瓦朗斯小姐结婚，她现已去世。他与她育有两个女儿，这些女儿也就是热纳利斯夫人的曾孙女们。塞勒斯伯爵之所以仍能担任省长一职，是因为他以前就是省长；他的性格混杂着流言蜚语者、小暴君、征兵军官以及管家等特质，是那种没人会喜欢的人。如果你遇到一个不谈英亩、码和英尺，而只谈论公顷、米和分米的人，那他肯定就是个省长。葡萄牙的半官方大使丰沙尔先生是个矮胖的男人，容易激动，总是面带怪相，脸色像里约热内卢的橙子一样黄；不过，这位现代版的卡莫恩斯却擅长歌颂黑人女性。他非常热爱音乐，在等待国王复辟期间，还雇用了类似帕格尼尼那样的人才。我偶尔会看到一些小国的官员们，他们看到我管理大使馆的方式如此随意，显得极为不满；那些穿着整齐、严肃沉默的官员们走路时双腿并拢、步伐缓慢，看起来好像随时都会泄露他们所知道的秘密。*1822年作为驻英国大使时，我试图找到1793年在伦敦时认识过的那些地方和人物；1828年担任驻圣座大使时，我急忙去参观那些宫殿和废墟，试图找到1803年在罗马见过的人。那些宫殿和废墟我还找到了很多，但那些人却寥寥无几。曾经租给费施红衣主教的兰切洛蒂宫，现在由它的真正主人——兰切洛蒂王子以及马西莫王子的儿子兰切洛蒂公主所居住。博蒙夫人曾经居住的埃斯帕尼亚广场上的那栋房子已经消失了。至于博蒙夫人，她仍然待在最后的居所里，我和教皇利奥十二世一起在她的坟前祈祷。卡诺瓦也离开了人世。1803年，我两次去他的工作室拜访他，他当时手里拿着锤子接待了我。他向我展示了最简单的……

最柔和的空气、他那巨大的波拿巴雕像，还有他的赫拉克勒斯与利卡斯雕像——他急于向人们证明自己能够塑造出充满力量的艺术作品；但即便如此，他的凿子仍无法深入刻画人物的解剖结构；那些仙女形象依旧萦绕在肉体之中，而赫贝则重新出现在他老人家的皱纹里。我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了我那个时代的第一位雕塑家；他就像古戎在卢浮宫里那样从脚手架上坠落了——死亡总在那里，继续着那永无止境的“圣巴多罗买”悲剧，用它的箭矢将我们击倒。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还有一个人还活着，那就是我的老朋友博凯，他是罗马最年长的法国画家。他曾两次试图离开他心爱的乡村，甚至远至热那亚，但最终因心力不支而回到他生活的故乡。我在大使馆里照顾着他，也照顾着他的儿子，他对儿子怀有母亲般的慈爱。我又开始和他一起散步了；只有从他缓慢的步伐中，我才能察觉到他的衰老。当我学着小孩的样子，以他的步幅来行走时，我会感到一种特殊的情绪。我们俩都再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欣赏台伯河的景色了。伟大的艺术家们在他们最辉煌的时期，过着与现在截然不同的生活：那些罗马艺术家们依附于梵蒂冈的天花板、圣彼得大教堂的墙壁以及法尔内塞家族的宅邸，他们在半空中创作着他们的杰作。拉斐尔身边围绕着他的学生，还有红衣主教和王子们相伴，就像古罗马的参议员一样，前后都有他的追随者。查理五世曾三次请提香为他作画；他拿起画笔后，在行走时也会把位置让给提香，就如同弗朗西斯一世在达·芬奇临终时陪伴在他身边一样。提香胜利地回到了罗马，伟大的博纳罗蒂在那里迎接了他；99岁的提香仍在威尼斯牢牢握着那支已经使用了百年的画笔，堪称“世纪之征服者”。托斯卡纳大公秘密地将米开朗基罗的遗体挖出——米开朗基罗在88岁时为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铺设了封顶石，之后便在罗马去世。佛罗伦萨为这位伟大的画家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以此弥补它对伟大诗人但丁的遗骸所表现出的忽视。委拉斯开兹曾两次造访意大利，而意大利也两次热情地迎接他。穆里略的先驱则带着从那片美丽的意大利土地上获得的成果返回西班牙：他带走了当时12位最著名画家的作品各一幅。

那些著名的艺术家们终日沉浸在冒险与享乐之中；他们保卫城镇与城堡，建造教堂、宫殿和城墙；他们互相用剑攻击，勾引女人，有时则躲进修道院，得到教皇的宽恕或王公的拯救。在贝文努托·切利尼所描述的那种狂欢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到米开朗基罗与朱利奥·罗马诺的名字[583]。
如今，情况已大为改变：罗马的艺术家们过着贫穷而隐居的生活。或许这种生活也蕴含着与从前一样美好的诗意。一个由德国画家组成的团体试图将绘画艺术带回佩鲁吉诺的风格，以此恢复其基督教式的灵感。那些追随圣卢克的年轻画家则认为，拉斐尔在其后期作品中已变得异教化，其才华也有所退化。即便如此，让我们也像拉斐尔派画家笔下的圣女们那样成为异教徒吧；让我们的才华如同“变容”画作中的那样逐渐衰弱吧！不过，这种新神圣艺术流派的错误终究仍是错误——因为形式上的僵硬与拙劣描绘并不能被视为直觉的体现。而在文艺复兴之前的画家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那种信仰表达，其实源于画家们与其所处时代的信念，而非因为他们笔下的人物像狮身人面像那样静止不动。真正具有宗教性的是那个时代的思想，而非绘画技巧；事实就是如此，尽管西班牙画派拥有文艺复兴之后绘画作品中的优雅与动感，但他们的作品依然充满虔诚之情。这又是为何呢？因为西班牙人是基督徒啊。
我分别去观察艺术家们的创作过程：那位雕塑家住在美第奇别墅的常绿橡树下的某个洞穴里，他正在那里完成那尊用贝壳给蛇喂水的大理石雕像。而画家则住在一处荒废的房子里；我发现他独自一人，透过敞开的窗户望着罗马的乡村景色。施内茨的《强盗之妻》已经变成了那位向圣母祈求儿子康复的母亲的形象。莱奥波德·罗伯特最近从那不勒斯返回时经过了罗马，他带来了那片美丽土地上的迷人景象，并将其直接绘制在画布上。
盖兰则像一只病弱的鸽子一样，隐居在美第奇别墅的亭子顶上。他把头靠在翅膀上，聆听台伯河畔的风声；醒来后，他会绘制出《普里阿摩斯的死亡》这幅素描。

霍勒斯·韦尔内[589]正在努力改变自己的风格：他能成功吗？他脖子上缠绕的蛇、他穿着的服饰、他抽着的雪茄，以及他周围那些面具和装饰物，都让人联想到野营的场景。
有谁听说过我的朋友克克先生[590]呢？他是尤利乌斯三世[591]在米开朗基罗、维尼奥拉[592]和塔德奥·祖卡罗[593]之后的继任者。不过，他画的《维特利乌斯的死亡》倒也还算不错，画面中那处被围困的仙境景象颇为生动。那些荒废的花园里总有一种狡猾的动物出没，克克先生就致力于捕捉这种动物——那是一只狐狸，它是首代狐狸雷纳德的曾孙，也是狼伊森格林的侄子。
皮内利[594]在两次醉酒之间答应为我画十二幅描绘舞蹈、赌博和强盗场景的画作。可惜的是，他竟让趴在自己家门口的那只大狗挨饿。托瓦尔森[595]和卡穆奇尼[596]则是罗马那些穷苦艺术家的两位领袖人物。
有时，这些分散各地的艺术家们会聚在一起，步行前往苏比亚科。在路上，他们会在蒂沃利的旅店墙上画些怪异的图案。也许有一天，会有某位米开朗基罗式的人物因为他在拉斐尔的作品上画的素描而被人们认出来。
我真希望自己能出生为艺术家：孤独、独立，还有废墟与杰作环绕中的阳光，这些都很适合我。我没有什么需求，一块面包、一壶“幸福之水”就足以让我满足。我的生活一直被困在种种困境之中；如果我能像那只能在荒野中歌唱、筑巢的鸟儿一样自由的话，该有多幸福啊！
尼古拉斯·普桑用妻子的嫁妆在平奇安山上买了一栋房子，那房子就在另一栋属于克洛德·热莱的宅邸对面。我的另一位同胞克洛德也在“世界之女”的怀抱中死去。即便普桑描绘的场景并非发生在罗马乡村，他依然能再现那里的风貌；而克洛德·洛林即便画的是海上的船只和日落，也能呈现出罗马的天空。
为什么我不是那些在不同世纪里令我心生向往的幸运之人的同时代人呢？不过那样一来我就得屡次死而复生了。普桑和克洛德·洛林都曾踏上卡比托利欧山；国王们也曾到过那里，却远不及他们重要。德·布罗斯斯[599]曾在那里遇见了英国王位觊觎者[600]；1803年时，我在那里遇到了退位的撒丁岛国王；而1828年，我又在那里见到了拿破仑的兄弟——威斯特法伦国王。

衰落的罗马为那些衰败的势力提供了庇护所；它的废墟则成了那些遭受迫害的杰出人物与不幸的才子们的避难之地。如果我在二十五年前就如我刚刚描绘的那样来描绘罗马社会的话，那我就不得不修改我的画作——因为它已不再符合现实了。每一代人的寿命都是三十三年，这与基督的寿命相同（基督是一切事物的典范）；我们西方世界的每一代人都会改变其外在面貌。人被置于一个框架不变的画作之中，但画面中的人物却在不断变化。1536年，拉伯雷与贝莱红衣主教一同在这座城市里，他为红衣主教担任管家一职，负责各种事务。拉伯雷化身为“烟囱修道士”后，他的观点与蒙田不同——蒙田在罗马几乎听不到钟声，他说“甚至比法国最不起眼的城镇还要少”；而拉伯雷却听到“钟声不断的岛屿”（即罗马）上有许多钟声：“我们中的一些人怀疑那是不是多多纳的巨锅发出的声音。”在拉伯雷之后四十四年，蒙田来到罗马时，发现台伯河两岸已经种满了植物。3月16日那天，罗马还有玫瑰和洋蓟。教堂里没有圣徒雕像，也没有画像，显得不如法国的教堂那么华丽美观。蒙田习惯于“我们教堂里那种阴暗空旷的氛围”；他多次提到圣彼得大教堂，但却没有对其加以描述，显然他对艺术并不感兴趣。面对如此众多的杰作，蒙田想不起来任何艺术家的名字；他的记忆中也没有拉斐尔或迈克尔·安杰洛的影子，尽管他们去世还不到十六年。此外，关于艺术以及那些推动或保护艺术发展的天才人物的哲学影响的观念在当时还不存在。时间对人类而言就如同空间对纪念碑而言一样；只有从远处、以透视的角度来看，我们才能正确地评价它们；如果距离太近，我们就看不清它们；如果距离太远，我们也同样看不清它们。《随笔集》的作者在罗马只看到了古罗马的痕迹：“这座由现代人在古罗马的辉煌建筑基础上加建或扩建而成的‘杂种’城市，虽然足以令当代人惊叹，但在他看来，却与那些乌鸦筑的巢穴极为相似。”

燕子们在法国的教堂屋顶和墙壁上筑巢，而这些教堂正是胡格诺派所拆毁的[606]。

如果蒙田将圣彼得大教堂视为挂在竞技场墙上的燕子窝，那他对古罗马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公元1581年颁布的一道“正式诏书”中提到，罗马的女性并不像法国女性那样佩戴面具；她们在公共场合会身着镶满珍珠与宝石的华丽服饰，但“她们的腰身极为宽松，看上去就像怀了孕一样”。男性则穿着黑色服装，尽管他们是“公爵、侯爵、伯爵”，却“相貌颇为丑陋”[608]。

圣杰罗姆也提到过罗马女性的步态，那种步态让她们看起来仿佛怀了孕——难道是“双膝松弛导致的步态异常”吗？几乎每天，当我从天使之门外出时，都会看到台伯河不远处有一间简陋的房子，上面挂着一只熊的法式标志牌；蒙田的仆人迈克尔就是在此处登陆的，地点就在那家作为疯子收容所的医院附近[609]。蒙田曾在费拉拉见到那个“最符合真正古典诗歌气质的人”，但他看到的却是那个“处境极其悲惨的人”，因此他“与其说同情他，不如说感到愤怒”[610]。

1638年，17世纪最伟大的新教诗人以及最杰出的天才人物前往天主教的罗马，这一事件实在令人难忘。她倚靠在十字架旁，手中握着《旧约》与《新约》，身后是被逐出伊甸园的罪人世代，前方则是从橄榄园走来的得救者世代，她对那个昨日才出生的异端者说道：“你还要你的老母亲做什么？”

罗马人莱奥诺拉迷住了弥尔顿[611]。有人注意到吗？在莫特维尔夫人的回忆录中，莱奥诺拉再次出现，出现在马扎然红衣主教的音乐会上[614]。按照时间顺序，阿诺德神父是在弥尔顿之后来到罗马的。这位曾参加过战斗的神父讲述了一个有趣的轶事，其中涉及的一个人物名字颇为特别，同时这个轶事也展现了当时宫廷女子的风俗习惯。这个“故事中的主角”就是吉斯公爵，他是巴拉弗雷的孙子，1647年在前往那不勒斯的途中经过了罗马。

他认识尼娜·巴尔卡罗拉。白宫的德沙耶先生[617]的秘书——这位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竟想与吉斯公爵争锋。这对他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当时正值夜晚，房间里没有灯光，他们就用一个丑陋的老巫婆来代替尼娜。

阿诺尔德说：“如果一方欢声笑语不断，那么另一方则一片混乱，这可想而知。那个‘阿多尼斯’艰难地从那位女神的怀抱中挣脱出来，一丝不挂地跑出了房子，仿佛有魔鬼在追他一般。”

雷茨红衣主教并未提及有关罗马风俗的任何内容。我更喜欢“小”库朗日[618]以及他在1656年和1689年的两次游记：他描绘了那些仅凭名字就令人心生向往的“葡萄园”和“花园”。当我走到皮亚门时，几乎能见到库朗日笔下提到的所有人物——不过不是他们本人，而是他们的子孙！

塞维涅夫人收到了库朗日寄来的诗篇，她在距离康布尔十里格远的布列塔尼的罗什城堡里给他回信：

“亲爱的表弟，你的日期真是糟糕啊！这样的日期适合像我这样独居的人，而罗马的日期则适合你，因为你的命运本就是漂泊不定的。正如你所说，命运对你其实相当宽容，尽管它还是给你带来了不少麻烦！！！”

从库朗日1656年第一次前往罗马到1689年第二次前往罗马，中间相隔了33年；而我从1803年第一次前往罗马到1828年第二次前往罗马，只浪费了25年时间。如果我当时能认识塞维涅夫人，或许就能帮她摆脱衰老带来的悲伤。

斯庞[619]、米松[620]、迪蒙[621]、艾迪生[622]相继跟随库朗日的脚步。斯庞与他的同伴惠勒一起，为我担任了雅典废墟的向导。

读迪蒙的描述很有意思，他记载了1690年他游览时那些令我们赞叹的杰作所在之处：迪蒙、艾迪生、拉巴特。在贝尔维德雷宫，人们可以看到尼罗河与台伯河的雕像[623]、安提诺乌斯像、克利奥帕特拉像、拉奥孔像，还有据称是赫拉克勒斯的躯干像[626]。迪蒙还提到，在梵蒂冈的花园里，曾经有装饰在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墓前的青铜孔雀。

艾迪生以“学者”的身份出行，他的旅程被描述为充满古典名言的历程，其中还夹杂着他对英国的回忆；途经巴黎时，他还将自己的诗作献给了布瓦洛先生。拉巴特神父则跟随《卡托》一书的作者一同旅行——这位属于宣道修会的人真是与众不同：他既是安的列斯群岛的传教士，又是海盗，还是出色的数学家、建筑师和军人；他勇敢地操作大炮，就像一名掷弹兵一样；同时他还是一位博学的评论家，曾帮助迪埃普人重新获得他们在非洲发现的珍宝。他性格幽默风趣，崇尚自由。据我所知，没有哪位旅行家能比他更清晰、更准确地描述教皇制度了。拉巴特走街串巷，参加各种游行，对一切事情都感兴趣，几乎对所有事物都会发笑。这位宣道修会修士还讲述过，在加的斯时，卡普钦修会的人给他提供了崭新的床单；他还见过一个穿着西班牙式服装的圣约瑟夫，腰间佩剑，手臂下夹着帽子，头发上抹着粉，鼻子上戴着眼镜。在罗马，他参加了弥撒：“我从未见过如此多的乐师聚集在一起，也从未听过如此美妙的交响乐。那些担任评委的人说这简直太棒了。我也这么说，只是为了装作自己也是评委罢了；不过，如果我没有荣幸能成为主持仪式的神父的随从之一，那我早就离开那个至少持续了三个小时的仪式了——在我看来，那简直相当于六个小时。”越接近我写这篇文章的年代，罗马的习俗就越与如今的习俗相似。在德·布罗斯斯的时代，罗马妇女会佩戴假发；这一习俗由来已久；普罗佩提乌斯曾问他的“生命”为何喜欢装饰头发：“生命啊，为何要用装饰品来点缀头发呢？”我们的母亲——高卢妇女，则为塞维里娜、皮斯卡、福斯蒂娜、萨比娜等人提供头发。维莱达在谈到自己的头发时对欧多鲁斯说：“那是我的王冠，我把它留给了你。”对罗马人来说，头发并非最值得追求的东西，但却是最能长久保留的财富：我们常常从女子的坟墓中找到那些历经岁月考验而依然完好无损的头发装饰品，却再也找不到曾经装饰着它们的美丽额头。那些芬芳的秀发，曾是人们最热衷崇拜的对象，它们甚至比帝国还要长久地存在下去。

死亡虽能打破一切枷锁，却无法撕裂那张网。如今，意大利人留着自己的头发，由当地妇女以娇艳的姿态为她们编成发饰。旅行法官德·布罗斯斯在画像与著作中总是装出一副伏尔泰的模样，实际上他曾因一块土地与伏尔泰发生过一场滑稽的争执。德·布罗斯斯常常坐在博尔盖塞公主的床边闲聊。1803年，我在博尔盖塞宫见到了另一位公主，她身上散发着与她兄弟相同的荣耀光芒：保琳·波拿巴已经不在人世了！倘若她生活在拉斐尔的时代，拉斐尔一定会将她画成法尔内塞宫里那些倚靠在狮子背上的爱神形象，而那种慵懒的神情也会让画家和模特都为之倾倒。在我让杰罗姆、奥古斯丁、欧多鲁斯和西莫多西亚漫步过的那些地方，又有多少花朵已经凋零啊！德·布罗斯斯所描绘的西班牙广场上的英国人，与我们今天所见并无二致：他们聚在一起吵吵嚷嚷，从上到下打量着可怜的凡人，几乎没看一眼罗马竞技场就回到他们在伦敦的那些红砖房子里去了。德·布罗斯斯还有幸得以向詹姆斯三世行礼：“关于那位王位觊觎者的两个儿子，”他说，“年长的那个大约二十岁，较年轻的则十五岁。那些熟悉他们的人告诉我，年长者远比弟弟优秀，也更受人们喜爱；他心地善良且极为勇敢；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如果有一天无法逃脱这种处境，那绝非因为他缺乏勇气。有人告诉我，他在还很年轻的时候，随军参加了对加埃塔的围攻——那是西班牙人征服那不勒斯王国时的事情——在渡河时，他的帽子掉进了海里。人们想要去把它捡起来，但他却说：‘不用了，没必要，总有一天我得亲自去把它取回来。’”德·布罗斯斯认为，即便威尔士亲王试图采取行动，他也不会成功，并给出了理由。在完成那些英勇的壮举后回到罗马的查尔斯·爱德华，当时被称为奥尔巴尼伯爵，他失去了父亲，随后娶了斯托尔贝格-格德恩公主，定居在托斯卡纳。正如休谟所说，他确实曾在1753年和1761年秘密访问过伦敦，对吗？

他出席了乔治三世的加冕仪式，还对人群中认出他来的人说道：“所有这些盛大仪式的焦点人物，就是我最不羡慕的人吗？”这位王位觊觎者的婚姻并不幸福；奥尔巴尼伯爵夫人离开了他，定居在罗马。正是在那里，另一位旅行者邦斯特滕遇到了她。这位伯尔尼绅士在晚年时于日内瓦告诉我，他拥有奥尔巴尼伯爵夫人年轻时的信件。

阿尔菲耶里在佛罗伦萨见到了那位王位觊觎者的妻子，并从此一生都爱着她：

“十二年后，”他说，“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此刻，当激情的幻想早已消失之时，我愈发感受到自己对她的依恋——因为时间逐渐消磨了她那转瞬即逝的美貌，而那美貌正是她所拥有的、并非源自自身的唯一魅力。每当我想到她的美德，我的心灵就会变得高尚、纯净且宁静。我可以肯定，我一直努力加以巩固和强化的她内心的感情，与我的感情并无二致。”

我在佛罗伦萨见过奥尔巴尼夫人；岁月似乎在她身上产生了与通常相反的效果：时间本应让面容更加优雅，而对于出身贵族家庭的女性而言，还会在额头上留下该家族的特征。但奥尔巴尼伯爵夫人身材矮胖，面容毫无表情，相貌平平。如果鲁本斯画作中的女性也会变老的话，她们就会像我见到奥尔巴尼夫人时的那样。很遗憾，那颗被阿尔菲耶里“巩固并强化”的心，竟然还需要别的支撑。在此，我想引用一下我写给德·丰塔内斯先生的《关于罗马的信》中的一段话：

“你知道吗？我这辈子只见过阿尔菲耶里伯爵一次，而且你猜猜我是如何见到他的？我看到他被安放在棺材里。有人告诉我，他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他的面容看起来高贵而严肃；死亡无疑让他的面容显得更加严厉。棺材有点短，他们不得不把死者的头弯向胸前，这让他做出了可怕的姿势。”

最令人悲伤的事，莫过于在人生暮年时读到自己年轻时写下的文字：曾经属于现在的一切，如今都已成为过去。

1803年，我在罗马短暂见到了约克红衣主教亨利九世——他是斯图亚特王朝的最后一位成员，当时已是79岁的国王。他曾因软弱而接受了乔治三世的抚恤金；而查理一世的遗孀则曾向克伦威尔请求抚恤金，却遭拒绝。就这样，斯图亚特王朝在失去王位后又过了19年才彻底消亡，而他们再也无法夺回王位。有三位王位觊觎者在流亡中互相传递着那虚幻的王冠；他们拥有智慧与勇气，那么他们缺什么呢？上帝的眷顾罢了。

此外，斯图亚特家族看到罗马时还能自我安慰：在他们看来，自己不过是那些庞大废墟中的又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就像一座矗立在巨大废墟堆中的破碎小柱子而已。随着这个家族从世界上消失，他们还得到了另一种安慰：他们目睹了旧欧洲的衰落；笼罩在斯图亚特家族头上的厄运也把其他国王一同拖入了尘土之中，其中包括路易十六——他的祖父曾拒绝为查理一世的后裔提供庇护——以及查理十世，他也在流亡中去世。而他的儿子和孙子则继续在世间漂泊！

拉朗德在1765年和1766年所写的《意大利游记》仍是关于艺术与古迹方面的最佳且最准确的记载：

“我喜欢阅读历史学家和诗人的作品，”他说，“但没有什么比亲自踏上他们描述过的土地、登上他们笔下的山丘、观看他们歌颂过的河流更令人愉悦的了。”

对于一个曾经以蜘蛛为食的天文学家来说，这已经很不错了。杜克洛斯几乎和拉朗德一样瘦削干瘪，他提出了这样一番精辟的见解：

“不同国家的戏剧能够相当准确地反映其风俗习惯。在意大利喜剧中，作为仆人的哈勒昆总是被描绘成极度贪吃的人，这种性格源于他们的习惯性需求。而我们国家的喜剧中的仆人则多是酒鬼，这或许意味着放荡，但并不代表贫穷。”

杜帕蒂那些华丽的赞美之词，无法弥补杜克洛与拉朗德作品中的乏味之处；不过，这些文字仍让人感受到罗马的气息；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意识到，那种富有表现力的描写风格，正是在卢梭的熏陶下诞生的。杜帕蒂属于那个即将取代伏尔泰所倡导的真实、清晰与自然风格的新兴流派——一个充满感伤、晦涩与做作风格的流派。尽管他的语言显得矫揉造作，但他对事物的观察却很准确；他通过历代教皇的更迭来解释罗马人民的耐心：

“对他们来说，”他说，“教皇永远都如同一位即将逝去的国王。”

在博尔盖塞花园里，杜帕蒂看到夜幕即将降临：“只剩下一缕阳光……它正在那尊维纳斯像的额头上渐渐熄灭。”

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能写出更好的文字吗？他在告别蒂沃利时写道：“再见了，美丽的山谷！我是个陌生人，我不居住在你们美丽的意大利，再也不会见到你们了；不过也许我的孩子们，至少有一些孩子，将来会来到这里；愿他们在眼中看到的你们，能像你们在他们父亲眼中那样迷人。”

这位学者兼诗人的“一些孩子”确实到过罗马，他们本可以亲眼目睹杜帕蒂笔中那尊维纳斯像额头上最后一缕阳光的消逝。杜帕蒂离开罗马后不久，歌德便接替了他的位置。那么，杜帕蒂所代表的那个时代里的议会领袖——歌德·波尔多，是否曾听说过歌德的名字呢？然而，歌德的名字依然存在于世间，而杜帕蒂的名字则已消失不见。我并非喜爱德国那位伟大的天才；我对那种注重物质层面的诗人并无太多好感：我能理解席勒，也能领会歌德的作品。歌德在罗马对朱庇特所怀有的热情或许确实具有美妙之处，优秀的评论家们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我更喜欢十字架上的神，而非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我在台伯河畔苦苦寻找《维特》的作者，却只在这样一句话中找到了他的影子：

“我现世的生活犹如青春时期的梦境；让我们看看，我是注定能享受它，还是也会像许多人一样意识到它终究是虚无的。”

当拿破仑的鹰爪松开罗马时，罗马又重新回到了那些宁静的统治者手中。随后，拜伦出现在凯撒们那摇摇欲坠的城墙旁，他将自己充满悲伤的想象投射在那些废墟之上，如同披上一件哀悼的斗篷。罗马啊，你曾经有个名字，他为你另取了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将永远伴随你。他称你为“万国中的尼俄伯”——她站在那里，没有孩子，没有王冠，沉浸在无声的悲痛之中；她干枯的双手中握着空空的罐子，而她神圣的骨灰早已散落一地。

在那场最后的诗歌风暴之后，拜伦不久便去世了。我本可以在日内瓦见到拜伦，却没见到他；本可以在魏玛见到歌德，也未能如愿。但我亲眼目睹了斯塔尔夫人死去——她不愿活过青春的时光，便与科琳娜一同迅速走向了彼岸。那些不朽的名字、辉煌的骨灰，都与这座永恒之城的名字与骨灰紧密相连。

*

如此，意大利的习俗与人物便一代又一代地发生变化；但最重大的变革，还是源于我们对罗马的两次征服。在督政府的影响下建立的“罗马共和国”，尽管有着两位“执政官”以及那些从民众中挑选出来的仆役，显得十分可笑，却在民法方面做出了卓越的革新。波拿巴正是从那个“罗马共和国”所创造的行省制度中借鉴了属于自己的行省制度。我们为罗马带来了原本并不存在的行政体系；作为台伯河沿岸地区的中心城市，罗马得到了极为出色的治理。它的抵押制度也是我们带来的。庇护七世所批准的修道院废除以及教会财产出售的措施，削弱了人们对宗教事物永恒性的信仰。

那个著名的禁书目录，在阿尔卑斯山这边还引发些许议论，但在罗马却毫无影响——只需支付少许钱，就能心安理得地阅读那些被禁止的书籍。这份禁书目录，正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见证之一。在罗马和雅典的共和国时期，那些与君主制相关的“国王”头衔以及贵族家族的名字，不也一直被恭敬地保留下来吗？只有法国人才会愚蠢地针对这些遗迹和历史记载发怒，他们拆毁十字架、破坏教堂，只是因为对公元1000年或1100年的神职人员心怀怨恨。没有比这种愚蠢的行为更幼稚、更可笑的了；它只会让人觉得我们根本无法做任何严肃的事，认为自由的真正原则永远都不会为我们所知。我们不应鄙视过去，而应像所有民族一样，将其视为一位可敬的长者，让他坐在我们身边讲述他所经历的一切：他又能对我们造成什么伤害呢？他会用自己过去的故事、思想、语言、举止和习惯来教导我们、娱乐我们；但他已无力反抗，双手也虚弱而颤抖。我们怎么会害怕那位与我们祖先同时代的人呢？如果他还能死去的话，他早已和他们一起长眠于坟墓之中了，他除了他们留下的尘土之外，根本没有任何权力。法国人在经过罗马时把他们的原则留在了那里：当一个文明程度更高的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时，总是会出现这种情况，正如亚历山大统治下的亚洲的希腊人，以及拿破仑统治下的欧洲的法国人那样。波拿巴通过夺走孩子们的母亲，迫使意大利贵族离开宫殿、拿起武器，从而加速了民族精神的转变。至于罗马社会的风貌，在音乐会或舞会举行的日子里，人们甚至会以为自己身处巴黎。阿尔蒂埃里家族、帕莱斯特里纳家族、扎加罗洛家族、德尔·德拉戈斯家族、兰特斯家族以及洛扎诺家族的人，在圣日耳曼区的客厅里也不会感到陌生。不过，有些女性身上带着一种恐惧的神情，我认为这与气候有关。比如，迷人的法尔科涅里总是站在门口，一旦有人看她，她就立刻准备逃往马里奥山；米利尼别墅就是她的所有物；在那座被废弃的别墅里，椰子树环绕，海景尽收眼底，若能以此为背景创作小说，那一定会很有价值。

但是，无论各个世纪中礼仪与人物有何变化，无论意大利发生了什么，我们都能看到那里存在着一种崇高的气质，那是我们这些卑微的野蛮人根本无法企及的。罗马依然流淌着罗马人的血液，也保留着那些曾经统治世界的强者的传统。当人们看到外国人挤在波尔塔德尔波波洛附近的小房子里，或者住在被分割成一个个小空间、还装有烟囱的宫殿里时，就好像看到老鼠在阿波罗多罗斯[664]和米开朗基罗的杰作脚下抓挠，在金字塔上咬出洞来一般。如今，那些因革命而衰落的罗马贵族们将自己封闭在宫殿里，过着节俭的生活，成了自己的管家。如果你有幸在傍晚受到他们的接待——这种机会极为罕见——你会穿过宽敞却空无一物、光线昏暗的大厅，那些古老的雕像在浓重的阴影中显得雪白，宛如幽灵或出土的尸体。在这些大厅的尽头，那个衣衫褴褛的仆人会带你进入一个类似女眷居所的地方：桌子旁坐着三四个女人，无论老少，衣着寒酸，她们在灯光下缝制着精美的物品，同时与坐在昏暗背景中破旧扶手椅上的父亲、兄弟或丈夫交谈几句。尽管如此，这种隐藏在艺术杰作背后的聚会上，仍有一种难以名状的高贵气质，给人一种类似女巫聚会的印象。那种专门为贵族服务的仆人已经绝迹了，虽然还有些拿着披肩、拿着暖脚器的神父存在；偶尔还会有一些红衣主教像沙发一样待在女人的家里。裙带关系和教会丑闻已不复可能存在，就像国王们也无法再拥有名义上的情妇一样。如今，既然政治和爱情中的悲剧性事件不再充斥着罗马贵妇人的生活，那她们究竟是如何在家中度日的呢？弄清楚这些新的风俗习惯其实很有意思；如果我继续留在罗马，我一定会去探究这个问题。

*
我在1803年去过蒂沃利；当时我在一篇当时出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此地适合沉思与幻想；我回溯往昔的生活，感受着现实的重负，试图窥探未来——二十年后我会身在何处？会做些什么？又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

二十年！对我来说简直就像一个世纪那么长；我以为自己肯定会在那个世纪结束之前就死在坟墓里。其实并非我死了，而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及其帝国已经消逝了！几乎所有的古代和现代旅行者都只看到罗马坎帕尼亚所谓的“荒凉与丑陋”。就连想象力极为丰富的蒙田也这样描述：

“远处左侧是亚平宁山脉；前景的景象实在令人不悦——到处都是丘陵，还有零星的深沼……这片土地空旷、贫瘠，没有树木，房屋也几乎不存在[665]。”

新教徒弥尔顿则用与他信仰一样枯燥贫瘠的眼光看待罗马坎帕尼亚。拉朗德和德布罗斯总统也与弥尔顿一样视而不见。直到1804年，在我的《致丰塔内斯先生的信》（该信于1803年底发表在《Mercure》杂志上）一年后，德邦斯特滕所著的《埃涅阿斯纪最后六卷中的风景描写》才让我们感受到那种令人惊叹的孤独之美，不过其中也夹杂着诸多批评之词：

“能在埃涅阿斯的天空下，可以说是在荷马笔下的众神面前阅读维吉尔的作品，真是件愉快的事！”德邦斯特滕说道。“在这片荒漠中，我们只能看到大海、废弃的树林、树木以及广阔的草地，却没有任何人烟！在如此辽阔的土地上，我只看到了一座房子，而且那座房子就在我附近的山顶上。我走了过去，发现它没有门；我爬上楼梯，进入了一个类似房间的地方，那里有一只猛禽筑巢……

我在那座废弃房屋的窗边站了一会儿。我看见脚下就是那片在普林尼时代还十分肥沃壮丽的土地，如今却已无人耕种。”

自从我描述了罗马的乡村地区之后，人们对它的看法便从贬低变成了赞叹。那些跟随我一起旅行的英国和法国旅行家们，从斯托尔塔到罗马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惊叹之情。德·图尔农先生在他的《统计研究》一书中也表达了对这片土地的钦佩之情，而正是我有幸为人们打开了通往这片土地的道路：

“罗马的乡村地区，”他说，“每走一步，都能更清晰地展现出其壮丽的景观——广袤的平原、众多的山丘以及优美的地形。它那令人震撼的宏伟景象能够激发人们的思考，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

无需再提西蒙德先生了，他的游记简直就像一场冒险游戏，他总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看待罗马。他几乎是在突然去世时我还在日内瓦。他原本是个农民，刚刚割完干草，收获了第一批粮食，随后便与自己的庄稼一同长眠于大地之下。

有一些伟大的风景画家写过关于这片土地的信件，但普桑和克洛德·洛林却只字未提。不过，虽然他们的笔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但他们的画作却诉说着这一切；罗马乡村地区是一处充满神秘美感的所在，他们试图将其藏匿起来，不愿让世俗之人破坏这份美好。奇怪的是，最能领略意大利之美的，竟是法国人的眼睛。

我再次读了25年前写给德·丰塔内斯先生的关于罗马的信，我必须承认，那封信实在精准得让我无法再做任何修改。今年冬天（1829年），有一群外国人前来提议清理罗马的乡村地区：唉，先生们，请不要把你们的小屋和英式花园建在雅尼库卢姆山上！如果他们真的破坏了那些曾经被辛辛纳图斯用犁耕过的土地，那些在岁月长河中依然挺立的草地，那我一定会离开罗马，再也不踏足那里。请把你们那些先进的犁具带到别的地方去吧；这里只有坟墓才能生长。红衣主教们对那些企图摧毁图斯库卢姆废墟的商业冒险家的计划充耳不闻，他们误以为那些废墟是贵族的城堡；他们甚至想用埃米利乌斯·保卢斯的石棺来制作石灰。

与我们祖先的棺木一同被水冲走的，还有那些珍贵的物品。神圣学院固守着过去；此外，有证据表明——这让经济学家们极为困惑——罗马的乡村地区作为牧场时能为土地所有者带来5%的收益，而作为耕地的话则只能获得1.5%的收益。平原上的农民之所以更倾向于养牧而非耕种，并非因为懒惰，而是出于实际利益考虑。罗马地区的每英亩产量几乎与法国最优良的地区的产量相当；要想了解这一点，只需阅读尼古拉伊主教的著作即可[668]。

*

我曾告诉过你们，在我第二次前往罗马之初，我感到十分疲惫，但后来在那些废墟与阳光的熏陶下逐渐恢复了精神。1828年11月3日，当我给维勒曼先生写信时，我仍然处于那种最初的感受之中：

“先生，您的来信在我孤独的罗马生活中真是雪中送炭：它让我不再为思乡之情所苦。这种痛苦其实只是因为年龄的增长，让我的眼睛失去了昔日的视力；我的困境实在不足以从罗马的废墟中找到慰藉。如今，当我独自漫步在这些历经数个世纪遗留下来的遗迹之间时，它们已无法再作为衡量时间的标准了。我仿佛回到了过去，看到自己失去的一切，以及即将到来的短暂未来；我试图回忆起那些本可以拥有的快乐，却找不到任何一点；我努力去欣赏曾经令我赞叹的事物，却发现已无法再为之倾心。最后，我在西罗科风的侵袭和特拉蒙塔纳风的刺痛中回到家中。这就是我的全部人生，只差一座我尚未有勇气去参观的坟墓罢了。我们非常重视那些濒临倒塌的纪念碑，我们会尽力保护它们，清除上面的植物和花朵；那些我离开时还年轻的妇女已经变老，而那些废墟则似乎又重新焕发了生机：在这里，人们还能做什么呢？‘先生，我向您保证，我只希望回到恩费尔街，再也不离开那里。我对祖国和朋友的所有承诺都已经履行完毕。一旦您和贝尔坦·德·沃先生进入国务委员会，我就再也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

您的才华很快就会让您更上一层楼。希望我的退休能够为消除那些强大的反对力量尽一点力；法国的自由已经永远得到了保障。现在，我的牺牲也应该随着我人生角色的结束而告终。我只希望能回到我的“疗养院”去。我对这个国家只有赞美之词：我受到了极好的接待，这里的政府充满宽容，而且对意大利以外的局势也极为了解。不过，归根结底，没有什么比彻底从世间消失更让我高兴的了——能被寂静迎接进入坟墓，真是件美好的事。

“感谢您愿意向我讲述您的辛勤工作。您一定会写出一部无愧于自己、能提升您声誉的著作[669]。如果您在这里还有什么需要研究的，还请告诉我：在梵蒂冈里寻找，或许能为您找到宝贵的资料。唉，我实在见过太多可怜的蒂埃里先生了[670]！我向您保证，他的身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如此年轻，如此热爱自己的事业，却就这样离开了！而像他这样真正有才华的人，其思维能力会不断进步，理性也会取代固有的观念——我仍然期待着奇迹的出现。我曾为他写过信，却从未得到过回复。至于您，我则比较幸运，德·马蒂尼亚克先生的来信让我终于有了希望：尽管正义的实现会有些迟缓且不完美，但它终究会降临到您身上。先生，我现在活着，只是为了我的朋友们；请允许我也把您列入那些仍留在我身边的人之中吧。

“先生，我怀着最诚挚的敬意与钦佩之情，
您最忠实的仆人，
夏多布里昂。”

致雷卡米耶夫人
奥古斯丁·蒂埃里
“1832年11月8日，星期六，罗马。
拉费罗内先生告诉我瓦尔纳已经陷落的消息[672]，这我早已经知道了。我想我曾经告诉过您，在我看来，整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那个地方的失守；而大土耳其人，在俄罗斯人完成他们未能做到的事之前，是绝不会考虑和平的。”

他们之前的那些战争……这些日子里，我们的报纸一直极度偏袒土耳其人。他们怎可能忘记希腊那崇高的事业，反而去崇拜那些给这个伟大国家的人民以及欧洲最优秀的地区带来奴役与灾难的野蛮人呢？我们法国人就是这样：一点点的个人不满就足以让我们忘记自己的原则与最高尚的情操。如果土耳其人战败了，或许还会让我感到些许怜悯；但若是土耳其人获胜，我只会感到恐惧。

“我的朋友德·拉费罗内先生依然掌权。我觉得自己决心追随他，这已经让那些想要争夺他职位的人望而却步了。不过，终究我还是得离开这里；我现在只希望回到孤独之中，结束我的政治生涯。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我渴望拥有独立。新的世代已经诞生，他们会看到我为之奋斗已久的公共自由得以实现——那就让他们去享受吧，但请不要滥用我留下的遗产，让我能在你身边安详地死去。

“两天前，我去潘菲利别墅的庭院里散步：真是美丽的宁静之地啊！”

“罗马，11月15日，星期六。
托洛尼亚家举办了第一次舞会。我在那儿遇到了世上所有的英国人；我感觉自己仿佛还是一名驻伦敦的大使。在我看来，那些英国女人就像是一些临时演员，冬天时会在巴黎、米兰、罗马、那不勒斯跳舞，等到春天合约到期后就回到伦敦。在卡比托利欧山的废墟上跳舞，还有上流社会到处展现的那种刻板举止，实在是很奇怪的现象：要是我也能逃到罗马的荒野中去该多好！

“这里真正令人遗憾、与这个地方的特质相悖的，就是那些乏味的英国女人和轻浮的绅士们。他们手拉手，就像蝙蝠用翅膀相连一样，在各种宴会上炫耀自己的怪癖、无聊与傲慢，把你的房子当作客栈一样使用。这个流浪且傲慢的大不列颠，会和你一起占据公共场合的座位，然后又联合起来把你赶出去：一整天都是如此。”

它匆匆吞下各种景象与废墟，到了晚上，又会来吞噬你们聚会上的蛋糕和冰品，还自以为这样做是在给你们带来荣耀。我不明白一位大使怎能忍受那些无礼的客人，也不明白他为何不把他们赶出门去。

我在维罗纳会议上谈到了我那份关于东方事务的备忘录的存在。1828年，当我将这份备忘录交给当时的东方事务大臣拉费罗奈伯爵时，世界早已今非昔比：法国仍有正统王朝；波兰尚未灭亡；西班牙仍是波旁王朝的领地；英国也还没有获得保护我们的资格。因此，这份备忘录中的许多观点已经过时了——如今的我的外交政策在很多方面都会有所不同；十二年的时光改变了外交关系，但那些基本原则依然未变。我将这份备忘录完整地呈现出来，是为了再次为复辟王朝讨回公道，因为尽管有事实为证，人们仍不断对它提出荒谬的指责。复辟王朝一旦从自己的朋友中选出大臣，就始终致力于维护法国的独立与荣誉：它反对《维也纳条约》；它要求拥有安全的边界，不是为了虚荣地扩张到莱茵河沿岸，而是为了确保自身安全；当别人谈论欧洲的平衡时，它只是嘲笑——因为这种平衡在涉及法国时已被不公正地打破。正因如此，它才首先想要在南方建立防御工事，因为其他国家已经让它放弃了北方的防御力量。在纳瓦里诺海战之后，它重新拥有了海军以及希腊的独立；东方问题也并未让它措手不及。

自从我写下那份备忘录以来，我对东方问题一直持有三种观点：
第一，如果要在欧洲分割土耳其，我们就必须从中分得一杯羹，也就是让我们的领土得到扩展，并能在那片群岛上占据一些军事要地。将土耳其的分割与波兰的分割相提并论，实在是一种荒谬之举。
第二，把弗朗西斯一世统治时期的土耳其视为对我们政策有用的力量，那就等于忽视了三个世纪的历史事实。

第三，试图通过为土耳其提供汽船和铁路、整顿其军队、教导其如何运用舰队来使其文明化，其实并非是在将文明传播到东方，而是在将野蛮引入西方。未来的伊布拉欣们或许会让世界回到查理大帝的时代，或是回到维也纳之围的那段时期——那时欧洲是由英勇的波兰人拯救的，而那些国王们却对波兰人忘恩负义。我必须指出，只有我和本杰明·康斯坦特指出了基督教国家们的愚蠢行为：一个以奴隶制和一夫多妻制为基础建立社会秩序的民族，应该被赶回蒙古的草原上。最终，根据《乌尼卡尔-斯凯莱西条约》，位于欧洲的土耳其已沦为俄罗斯的附庸，它已不复存在。如果非要立即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我对此表示怀疑——或许最好是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一个独立的帝国，并将希腊统一起来。这有可能实现吗？我不知道。至于穆罕默德·阿里，那个无情的征税者与海关官员，就法国的利益而言，他比英国人更能保护埃及。但我在这里费力地试图证明复辟制度的荣耀，可究竟谁会关心它所做的一切呢？更不用说几年后还有人会关心它了。与其为此激动，还不如去关心泰尔和埃克巴坦那的命运吧——那个过去的世界已经消逝，再也不会回来了。亚历山大之后是罗马帝国的兴起；凯撒之后，基督教改变了世界；查理曼大帝之后，封建制度孕育出了新的社会；拿破仑之后，则什么都没有了：我们看不到任何帝国、宗教或野蛮人的出现。文明虽然达到了最高水平，但那只是物质层面的文明，是一种毫无成效的文明，因为它无法创造任何东西，因为生命只能通过道德手段才能获得；只有通过神圣的道路才能创造新的民族，而铁路只会让我们更快地坠入深渊。以上就是我认为理解后续那份备忘录所必需的序言内容，那份备忘录同样保存在外交部中。致拉费罗奈伯爵先生的信

1828年11月30日，罗马。
致德·拉先生：

在我11月10日寄给您的私人信件中，尊贵的朋友，您写道：
“我给您简要概述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希望您也能告诉我您的看法——在这类问题上，您的见解总是非常有参考价值。”

尊贵的伯爵，您的友善让我觉得有些过分宽容了；我根本不认为通过附上的这份备忘录就能让您有所启发，我只是遵从您的意愿而已。

**备忘录**
第一部分：
由于我身处远离事态发生地的位置，又几乎对谈判的进展一无所知，因此很难做出合理的判断。不过，由于我长期以来一直有自己关于法国外交政策的明确主张，而且可以说，我是最早呼吁解放希腊的人之一，所以，尊贵的伯爵，我愿意将我的想法呈献给您评判。

当我发表关于希腊的备忘录时，7月6日的条约问题还不存在。那份备忘录中已经包含了该条约的雏形：我建议欧洲的五大强国共同向奥斯曼帝国发出正式要求，敦促其停止与希腊人之间的所有敌对行为。如果奥斯曼帝国拒绝，这五大强国则应宣布承认希腊政府的独立，并愿意接纳该政府的代表。

这份备忘录被各国的政府所阅读。鉴于我曾担任外交部长一职，我的意见自然具有一定的分量。奇怪的是，梅特涅亲王对我的备忘录的反对程度反而低于坎宁先生。

坎宁先生与我关系相当密切，但他更像是一位演说家而非伟大的政治家，是个有才华的人，却算不上真正的政治家。他普遍对别人的成功心存嫉妒，尤其是法国的成功。当议会中的反对派……

无论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还是得到满足，他都会采取极端的手段，要么出言讽刺，要么夸耀自己。正因如此，在西班牙战争之后，他拒绝了那些我费尽周折从马德里内阁那里争取来的、旨在解决大西洋两岸事务的干预要求：其真正原因在于他自己并未提出过这样的要求，而且他也不愿承认，即便按照他的理论（假设他真有某种理论的话），由各国代表组成的大会所做出的决定也绝不会约束英国，英国始终可以独立行事。同样地，坎宁先生将军队派往葡萄牙，也不是为了捍卫那份他首先就嗤之以鼻的条约，而是因为反对党指责英军驻扎在西班牙，他想要能够宣称英军正在占领里斯本，就如同法军正在占领加的斯一样。最后，他违背自己的意愿以及本国反对希腊事业的立场，签署了7月6日的条约。他同意签署该条约，完全是因为害怕看到我们在与俄国的交涉中占据主动，独自获得慷慨解囊的荣誉。这位最终会留下美好声誉的部长还以为，通过这份条约能够限制俄国的行动；然而显然，条约文本根本无法约束尼古拉皇帝，也无法迫使他放弃与土耳其的战争。

“7月6日的条约是一份仓促起草的粗糙文件，毫无远见可言，且充斥着相互矛盾的条款。”

“在我的关于希腊问题的报告中，我原本假定五大强国会参与其中；但由于奥地利和普鲁士保持中立，它们可以根据形势自由选择支持哪一方或反对哪一方。”

“现在已没有回头路可走，我们必须接受现实。各国政府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在事实发生时充分利用它们。因此，让我们来审视这些事实吧。”

“我们正在占领莫雷亚半岛，那里的城镇都已落入我军手中。至于我们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瓦尔纳已被占领，它成了距离君士坦丁堡70小时行军距离的前哨站。达达尼尔海峡已被封锁；俄国人将在冬季夺取西利斯特里亚以及其他一些要塞，还会有大量新兵加入他们的队伍。到了初春，他们就会发起决定性的进攻。在亚洲，帕斯克维奇将军已经入侵了三个帕夏领地，他控制着幼发拉底河的源头，从而威胁到通往埃尔祖鲁姆的道路。以上就是关于俄罗斯的情况。

尼古拉皇帝是否应该选择在欧洲发动冬季战役呢？如果可能的话，我认为是这样。只要向君士坦丁堡进军，他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结束各种外交阴谋；人们总是会站在胜利的一方，而获得盟友的方法就是取得胜利。

至于土耳其，我很清楚，如果俄罗斯在瓦尔纳战败，土耳其肯定会向我们宣战。但今天，它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去与英国和法国展开谈判，哪怕只是为了摆脱这两个国家呢？奥地利会建议它这么做，但很难预料那些没有欧洲观念的人会如何行事。他们既狡猾如奴隶，又傲慢如暴君，对他们来说，唯有恐惧才能让愤怒平息下来。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在某些方面似乎比之前的苏丹们更优秀，他拥有政治上的勇气，但他有个人勇气吗？他只满足于在首都郊区举行阅兵式，还听信贵族们的劝告，甚至不愿远征到阿德里安堡。与其依靠统治者的存在来控制君士坦丁堡的民众，不如用胜利来做到这一点。

不过，假设议会同意以7月6日的条约为基础进行谈判的话，那这场谈判将会非常复杂。即便只是确定希腊的边界，也会面临无数难题。这些边界应该划在大陆的哪个位置？有多少岛屿应该恢复自由？那些为捍卫独立而英勇斗争的萨摩斯岛，难道就要被抛弃吗？再进一步想，就算谈判真的开始了，它真的能阻止尼古拉皇帝的军队吗？而土耳其以及三个同盟国的全权代表们……

在群岛上进行的战斗中，入侵部队在保加利亚的每一步行动都会改变局势。如果俄军被击退，土耳其人就会解散会议；而如果俄军抵达君士坦丁堡城下，那么摩里亚地区的独立问题就会变得十分棘手！希腊人既不需要保护者，也不需要谈判代表。

“因此，试图说服议会遵守7月6日的条约，只不过是推迟问题的解决时间而已，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在我看来，让希腊获得独立与土耳其人与俄国人签订和平条约同时发生，才是让欧洲各国政府摆脱当前困境的途径。”

“尼古拉皇帝会提出什么条件来换取和平呢？”

“他在宣言中表示愿意放弃征服领土，但却提到了战争费用的赔偿问题——这种表述很模糊，可能会引发诸多问题。”

“圣彼得堡的政府会不会以整顿阿克曼条约和雅西条约为借口，要求：(1) 这两个公国获得完全的独立；(2) 黑海上的贸易自由，不仅俄罗斯可以享有，其他国家也应如此；(3) 赔偿此次战争所花费的款项？”

“以这些条件来达成和平协议，面临着无数困难。”

“如果俄罗斯希望为这些公国指定自己选定的君主，奥地利则会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视为俄罗斯的省份，从而反对这一政治安排。”

“那么，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是会由一个不受任何大国控制的君主来统治，还是由多个主权国家共同扶植的君主来治理呢？”

“在这种情况下，尼古拉会更倾向于由马哈茂德任命的君主来统治这些公国，因为只要这些公国仍是土耳其的领土，就依然容易受到俄军的攻击。”

“黑海上的贸易自由，以及向所有欧美国家的舰队开放黑海，都会削弱奥斯曼帝国的势力。”

回到问题的根本。允许战舰通过君士坦丁堡，就如同《关于东方事务：奥斯曼帝国的地理》一书第一部分所述，就相当于承认外国军队有权随时沿着巴黎的城墙进入法国境内。

“最后，土耳其从何处获得资金来支付这场战争的费用呢？所谓苏丹的财宝不过是陈旧的传说罢了。高加索地区以外被征服的省份或许可以作为偿还债务的担保；在两支俄罗斯军队中，一支驻扎在欧洲，似乎是为了维护尼古拉的荣誉；另一支则负责保障他的经济利益。但是，如果尼古拉不认为自己受其宣言的约束，英国会坐视莫斯科的士兵向印度进发吗？早在1827年，当尼古拉在波斯帝国进一步扩张时，英国不就已经感到担忧了吗？

“如果条约的实施以及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和平协议的各项条件所带来的双重困难使得克服诸多障碍的努力付诸东流；如果明年春天又爆发新的战争，欧洲各国会站在哪一方呢？法国又应扮演什么角色？这些正是我打算在本笔记的第二部分中探讨的问题。”

第二部分：

“奥地利和英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无论两国政府的形式如何不同，其国内政策的原则又有多么对立，它们在外交政策上自然会结成同盟。两国都对俄罗斯怀有敌意且心怀嫉妒，都希望遏制这个强国的发展；在极端情况下，它们或许会联合起来，但它们明白，只要俄罗斯不屈服，它就能无视这种表面上强大实则虚弱的联盟。

“奥地利无需向英国寻求任何帮助；而英国除了提供资金外，对奥地利也毫无用处。目前，英国因债务负担过重，已没有钱借给任何人。至于奥地利，若只能依靠自身力量，那它……”

就她目前的财政状况而言，她根本无法组建庞大的军队，尤其是她还必须照看意大利，同时在波兰和普鲁士的边境保持警惕。俄罗斯军队的当前态势使得他们能够比进入君士坦丁堡更早地抵达维也纳。

“英国能对俄罗斯做些什么呢？封锁波罗的海，停止在北方市场购买大麻和木材，在地中海摧毁范海登海军上将的舰队，向君士坦丁堡派遣少量工程师和士兵，为该城储备粮食和战争物资，深入黑海，封锁克里米亚的港口，从而切断驻扎在野外的俄罗斯军队与其商业及海军舰队的联系？

“即便所有这些措施都能实现（但首先就需要巨额开支，而且这些开支既没有回报也没有保障），尼古拉仍然拥有他那庞大的陆军力量。如果奥地利和英国为了新月旗而向十字架发起攻击，那么这场本就是民族与宗教战争的斗争在俄罗斯将会更加受到民众的支持。这类战争无需资金支持，正是公众舆论的力量将各个国家推向彼此对抗。如果教皇们开始在圣彼得堡传播福音，就像乌里玛们在君士坦丁堡传播伊斯兰教一样，他们就能找到足够多的士兵；在这种激发人们情感与信仰的斗争中，他们的成功几率也会高于对手。从北方向南方发动的入侵要比从南方向北方发动的入侵更快、更难以抵挡，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前往气候更好的地方。”

“如果奥地利和英国宣布支持土耳其，普鲁士还会继续作为旁观者吗？没有理由这么认为。

“毫无疑问，柏林内阁中有一派势力既憎恨又惧怕圣彼得堡内阁；不过，这一势力正逐渐衰弱，他们面临着反奥地利势力的阻碍，尤其是国内民众的情绪问题。”

在那些君主之间，家族纽带通常较为薄弱，但在普鲁士王室中却极为牢固：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国王深爱着他的女儿，也就是现在的俄罗斯皇后；他希望自己的孙子能够继承彼得大帝的王位。弗雷德里克、威廉、查尔斯、亨利·阿尔伯特等王子们也极为疼爱他们的妹妹亚历山德拉。最近，这位王储甚至毫不介意地在罗马宣称自己是个“吃土耳其人的人”。

通过分析这些利益关系，我们可以看出法国处于极为有利的政治地位：它能够成为这场重大争端中的调解者；根据时势和情况，它可以选择保持中立，或者支持某一方。如果它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如果它的意见得不到重视，如果它的温和态度无法为自己及他人带来所期望的和平，那么在不得不拿起武器的情况下，它的所有利益都会让它倾向于站在俄罗斯这一边。

如果奥地利和英国联合起来对抗俄罗斯，法国加入这一联盟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英国会向法国提供舰船吗？法国仍然是欧洲仅次于英国的海军强国；它拥有的舰船数量足以在必要时摧毁俄罗斯的海军力量。英国会向我们提供财政援助吗？英国根本没有钱，而法国的财力则更为雄厚，而且法国也没有必要向英国议会低头。英国会为我们提供士兵和武器吗？法国并不缺乏武器，更不用说士兵了。英国会确保我们获得更多的岛屿或大陆领土吗？如果我们代表大土耳其人对俄罗斯发动战争，那我们要从哪里获得这些领土呢？难道要试图进攻波罗的海、黑海以及白令海峡沿岸吗？我们能得到什么呢？

还有别的希望吗？我们是否应该试图让英格兰与我们结盟，这样一旦我们的内政出现危机，她就会立刻来援助我们？

“愿上天保佑我们，让我们免受这种设想的威胁，也免受外国势力干涉我们内政的侵害！此外，英格兰向来视国王与各国的自由为无足轻重之物；它总是毫不犹豫地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君主制或共和制。就在最近，它一方面宣布西班牙殖民地独立，另一方面却拒绝承认希腊的独立；它派遣舰队去支援墨西哥的叛乱者，还在泰晤士河上扣押了几艘原本要运往希腊的船只；它承认马哈茂德的权利是合法的，却否认费迪南德的权利合法；它总是随着商船的动向，时而支持专制主义，时而又支持民主主义。

“最后，如果我们加入英格兰和奥地利针对俄罗斯的战争计划，那我们要到哪里去寻找曾在奥斯特利茨与我们交战的那个敌人呢？他并不在我们的边境线上。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自费派出十万装备精良的士兵去援助维也纳或君士坦丁堡？是否应该在雅典驻军以保护希腊人免受土耳其人的侵害，又在阿德里安堡驻军以保护土耳其人免受俄罗斯人的侵害？是否应该在莫雷亚向奥斯曼人发射葡萄弹，又在达达尼尔海峡接纳他们？在人类事务中，任何缺乏常识的做法都不会成功。

“尽管如此，让我们假设，尽管可能性极低，但我们的努力在这场反常的三国同盟中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假设普鲁士和荷兰在整个冲突期间都保持中立，让我们能够自由地将军队调往国外，不必在巴黎六十里范围内作战——那么，我们为拯救穆罕默德的陵墓而进行的这场‘圣战’又能带来什么好处呢？我们这些土耳其的骑士，只会从黎凡特带回一件镶有毛皮的荣誉勋章罢了；我们只会因为浪费了千万法郎和二十万士兵，才得以平息奥地利的恐惧、满足英格兰的野心，从而让这场灾难与野蛮行为继续存在于世界上最美好的土地上。”

奥斯曼帝国仍会继续存在。奥地利或许会在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一带扩张其领土，而英国则可能从奥斯曼帝国那里获得一些商业特权。不过，如果我们也能享有这些特权的话，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我们既没有像英国那样众多的商船，也没有那么多商品可以销往黎凡特地区。我们完全会被这个三国同盟所欺骗；即便它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那也是以我们的利益为代价的。

“但是，如果英国无法直接为我们提供帮助，那它至少可以向维也纳内阁施加压力，让奥地利为我们在其利益面前做出的牺牲给予补偿，从而让我们能够重新获得莱茵河左岸的旧有领地吧？”

“不行：奥地利和英国都会反对任何这样的让步；只有俄罗斯才有可能满足我们的要求，这一点我们以后会看到。奥地利既厌恶我们又惧怕我们，甚至比厌恶和惧怕俄罗斯还要严重；在两害相权之下，它宁愿看到俄罗斯在保加利亚一带扩张，也不愿看到法国在巴伐利亚一带扩张。”

“但是，如果沙皇们将君士坦丁堡作为他们帝国的首都，欧洲的独立性就会受到威胁吗？”

“有必要先明确一下什么是欧洲的独立性：我们是指，在一切平衡被打破之后，俄罗斯在征服了欧洲的土耳其之后，还会占领奥地利，征服德国和普鲁士，最终还将控制法国吗？

“首先，任何无节制扩张的帝国都会失去一部分力量；它几乎总会分裂成多个部分；很快就会出现两个或三个相互敌对的俄罗斯。

“其次，自上次条约签订以来，法国还能维持欧洲的平衡状态吗？

“在英国，它在革命战争期间在地球四分之三的殖民地中所获得的领土几乎都保留了下来；在欧洲，它还得到了马耳他和爱奥尼亚群岛；就连它的汉诺威选侯国也被它升格为王国，并通过兼并一些领地而进一步扩张。”

奥地利的领土增加了三分之一，多出了波兰的部分地区、巴伐利亚的若干领地以及达尔马提亚和意大利的部分区域。的确，它不再拥有低地国家；但那些地区并未落入法国手中，反而成了英国和普鲁士对抗我们的强大助力。

普鲁士则通过获得波森公国或普法尔茨地区、萨克森的部分领土以及莱茵河沿岸的一些地区而扩大了版图；它的前哨阵地就在我们的领土上，距离我们的首都仅有十天的行军距离。

俄罗斯则重新夺回了芬兰，并在维斯瓦河畔安顿下来。

那么，在这些领土分割中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就连自己的故土也未能幸免：从法国手中分离出来的兰道和胡宁根，使得我们的边境出现了超过五十里格的缺口；而小小的撒丁王国也毫不羞愧地窃取了拿破仑帝国及路易大帝王国的部分领土来充实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理由去保护奥地利和英国，以抵御俄罗斯的进攻呢？如果俄罗斯向东方扩张并威胁到维也纳内阁，我们真的会有危险吗？我们又何曾受到过足够的重视，以至于要为敌人的担忧而操心？英国和奥地利一直都是、也永远会是法国的天然对手；如果是为了与我们作战并掠夺我们的财产，我们完全应该看到它们明天就与俄罗斯联手。

我们不要忘记，当我们为了所谓的欧洲安全而拿起武器时——其实这种安全不过是尼古拉的野心所造成的假象——奥地利可能因为比我们更贪婪、更缺乏骑士精神，而接受圣彼得堡内阁的提议；对于它来说，突然改变政策并不困难。在得到俄罗斯的支持后，它就会夺取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而让我们只能为马哈茂德出力。

法国已经与土耳其处于半敌对状态；它独自为希腊的事业花费了数百万资金，还派出了两万名士兵。至于英国，它所损失的不过是一些言辞罢了。

如果违背7月6日条约的原则，法国将会失去荣誉、人力以及财力。我们的远征届时只会成为一场彻底的政治失败。

“但是，如果我们不与奥地利和英国结盟，尼古拉皇帝就会前往君士坦丁堡吗？欧洲的平衡局面就会因此被打破吗？

“让我们再次强调：把这些虚假或真实的恐惧留给英国和奥地利吧。他们担心俄罗斯会掌控黎凡特的贸易并成为海上强国，这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难道英国就非得保持对海洋的垄断权不可？难道我们就必须让法国的鲜血白流，只为维护那个破坏我们殖民地、舰队和商业的国家的海洋霸权吗？正统王朝难道要出动军队去保护那些与非法势力勾结的人，而这些人或许正在为将来制造混乱准备手段来对付法国？对我们而言，理想的欧洲平衡状态就是：正如我之前所说，所有大国都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同时齐心协力削弱法国的影响力！让他们回到原来的疆界上，就像我们做的那样；那样，如果他们的独立受到威胁，我们才会去帮助他们。他们毫不犹豫地与俄罗斯联手，企图瓜分我们的领土并占有我们取得的胜利成果；那么今天，就让他们看着我们与俄罗斯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从而恢复欧洲真正的平衡吧！

“此外，就算尼古拉皇帝真的愿意并且能够前往君士坦丁堡签署和平协议，那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就一定是其必然结果吗？在维也纳、柏林、巴黎，人们都是在战火中签署和平协议的；最近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首都都经历过战争：奥地利、巴伐利亚、普鲁士、西班牙难道就因此灭亡了吗？哥萨克人和潘多尔人曾两次在卢浮宫的庭院里安营扎寨；亨利四世的王国也曾被军事占领三年之久。然而，我们却不会因为看到哥萨克人占据某些地方而感到难过。”

让我们为野蛮的荣誉而表现出那种我们在维护文明与自身国家荣誉时从未展现出的软弱吧！让奥斯曼帝国的傲慢屈服吧，那样它或许就会被迫承认那些被它践踏的人权！

“我现在已经阐明了我的立场，以及从以上所述中得出的结论。以下就是那个结论：

‘如果交战各方在冬季无法达成协议，如果欧洲其他国家在春季认为有义务介入这场争端，如果出现各种不同的联盟形式，如果法国不得不在这些联盟之间做出选择，如果形势迫使她放弃中立态度，那么她的所有利益都将促使她优先与俄罗斯结盟。这种联盟更为可靠，因为只要给予一定的好处，就能让普鲁士也加入进来。

‘俄罗斯与法国之间存在共鸣；法国几乎已经使俄罗斯的上层社会文明化，还把自己的语言和礼仪传授给了他们。法国与俄罗斯位于欧洲的两端，没有相邻的边界，也没有可以交战的战场，更不存在商业竞争。而俄罗斯的天然敌人——英国人和奥地利人，也是法国的天然敌人。在和平时期，杜伊勒里宫的政府可以与圣彼得堡的政府保持同盟关系，这样欧洲就不会有任何动乱。而在战争时期，这两个政府的联合将为世界制定规则。

‘我已经充分证明，法国与英国、奥地利联合起来对抗俄罗斯是一种愚蠢的联盟，只会让我们付出鲜血和财宝的代价。相反，与俄罗斯结盟则能让我们在群岛上建立据点，并将边界推进到莱茵河畔。我们可以这样对尼古拉说：“你们的敌人正在向我们示好；我们更愿意选择和平而非战争，更希望保持中立。但是，如果你们除了用武力之外无法解决与土耳其的矛盾，如果你们决心要……’”

君士坦丁堡应与基督教国家共同对欧洲部分的土耳其进行公平划分。那些无法向东扩张领土的国家，将在其他地方获得补偿。至于我们，我们希望拥有从斯特拉斯堡到科隆的莱茵河沿岸地区——这些都是我们应有的权益。对俄罗斯而言，法国的强大符合其利益（您的兄弟亚历山大也是这么说的）。如果您同意这一安排而其他国家拒绝，我们绝不会允许它们介入您与土耳其之间的争端。如果他们不顾我们的劝告仍向您发动攻击，我们将与您一起作战，且始终遵循我们刚才提出的条件。”

“这就是我们可以告诉尼古拉的话。奥地利和英国永远不会以莱茵河作为与我们结盟的代价来让出东部边界；然而，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与安全，法国迟早必须将边界设在那里。”

“与奥地利和英国开战，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失败的概率则很小。首先，我们有办法削弱普鲁士，甚至可以说服它加入我们和俄罗斯的阵营；一旦那样做了，荷兰就不敢宣布与我们为敌。以目前人们的心理状态来看，四万名法国士兵在阿尔卑斯山地区驻防，就足以激发整个意大利的斗志。”

“至于与英国的战争，如果真的爆发，我们要么不得不再向莫雷亚地区派遣两万五千人，要么立即撤回军队和舰队。解散舰队编队，让船只分散在各个海域，下令在带走船员后将所有战利品都击沉，在世界各国的港口大量发放捕海许可证，这样不久之后，由于贸易上的困境和民众的抗议，大不列颠就会请求恢复和平。1814年时，它不是也在美国海军面前投降了吗？尽管当时美国海军只有九艘护卫舰和十一艘战舰而已。”

“从社会整体利益以及我们自身的利益出发，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不应让我们感到不安。从更高文明的标准来看……”

人类只有通过摧毁奥斯曼帝国才能获益：让十字架在君士坦丁堡高高耸立，远比新月标志更好。所有道德与政治社会的要素都源自基督教，而所有导致社会崩溃的根源则存在于穆罕默德的宗教之中。有人说现任苏丹已朝着文明的方向迈进——难道是因为他在一些法国叛徒以及英国和奥地利军官的帮助下，试图让那些乌合之众接受正规训练吗？可从何时起，机械性的军事训练就能算是文明了呢？让土耳其人掌握我们的战术知识，实乃巨大的错误，甚至可以说是犯罪行为；我们必须为那些接受我们训练的士兵施以“洗礼”，否则就等于故意培养社会的破坏者。

“缺乏远见真是严重的问题：自以为通过整编奥斯曼军队而值得骄傲的奥地利，将会首先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如果土耳其人击败了俄罗斯人，他们就更有可能与邻国的帝国势力一较高下。这一次，维也纳也逃不过大维齐尔的制裁。至于那些认为无需惧怕奥斯曼帝国的欧洲其他国家，他们能更安全吗？那些冲动且目光短浅的人希望土耳其能成为一支正规的军事力量，加入文明国家的和平与战争体系，目的不过是维持某种平衡——其实这种平衡根本毫无意义，这些人根本无需去理解它。如果这些愿望真的实现，后果会怎样呢？只要苏丹愿意，无论以何种借口攻击某个基督教国家，一支训练有素的君士坦丁堡舰队，再加上埃及帕夏的舰队以及巴巴里各国的海军力量，就能封锁西班牙或意大利的海岸，并在卡塔赫纳或那不勒斯登陆五万名士兵。你们不想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上竖起十字架吧？那就继续训练那些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黑人和阿拉伯人的军队吧，也许不到二十年，新月标志就会出现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上。到那时，你们还要号召欧洲人发动一场以瘟疫、奴役和《古兰经》为武器的十字军东征吗？那时就为时已晚了。”

“因此，尼古拉皇帝的军队若能取得胜利，将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利益。
至于法国的自身利益，我已经充分证明，法国的利益在于与俄罗斯结盟，而俄罗斯目前在东方发动的战争反而会极大有利于法国。”

**总结、结论与思考**
**总结：**
“1. 如果土耳其同意以7月6日的条约为基础进行谈判，目前仍无法做出任何决定，因为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尚未实现和平；巴尔干地区的战争局势随时都可能改变那些负责推动希腊独立的谈判代表的处境。
2. 尼古拉皇帝与苏丹马哈茂德之间可能的和平条件存在诸多问题。
3. 俄罗斯能够抵御英国与奥地利的联合，尽管这种联合表面上看起来很强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4. 普鲁士很可能会选择与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的儿子——尼古拉皇帝结盟，而非与他的敌人站在一起。
5. 法国如果与英国和奥地利联手对抗俄罗斯，只会损失一切，毫无收获。
6. 俄罗斯在东方的征服行动根本不会威胁到欧洲的独立。认为俄罗斯会从博斯普鲁斯海峡赶来统治德国和法国，这种想法极其荒谬，因为它忽视了种种障碍；任何帝国都会因过度扩张而削弱自身实力。就力量平衡而言，法国的优势早已不复存在：它失去了殖民地，领土也缩小到了原来的范围，而英国、普鲁士、俄罗斯和奥地利的领土则大幅扩张。
7. 如果法国不得不放弃中立立场，为某一方拿起武器，那么为了文明的总体利益以及我们国家的自身利益，我们应当优先加入俄罗斯联盟。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或许能够获得……”

莱茵河作为我们的边界，再加上在群岛上的殖民地——这些都是圣詹姆斯宫和维也纳内阁绝不会给予我们的优势。
“这就是这份备忘录的概要。我只能进行假设性的分析；我不知道英国、奥地利和俄罗斯在撰写此文时正在提出或已经提出了什么计划；或许会有某些消息或情报，使得这里所阐述的观点变成毫无意义的空话：这就是距离遥远以及政治预测难以精准的弊端。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法国拥有强大的地位，只要政府能够充分认识到自己所需采取的行动，不让任何人威胁到自己，并以坚定的言辞配合有力的行动，就一定能够充分利用各种机遇。我们有一位受人尊敬的国王，还有一位王位继承人，他可以率领三十万军队，在莱茵河畔延续他在西班牙取得的荣耀；我们在莫雷亚的远征让我们获得了荣誉；我们的政治制度极为完善；我们的财政状况在欧洲也是首屈一指的：有了这些，我们就能够昂首挺胸地生活。拥有天才、勇气、人才和财富的国家，真是美好的国家啊！
“至于其他方面，我并不自称已经说尽了所有事情，预见了一切；我也没有胆量将自己的方案视为最佳方案。我知道，人类事务中总有一些神秘而难以捉摸的因素。虽然我们可以大致预测一场革命的最终结果，但关于具体细节，人们往往会被误导，某些事件常常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变化，而且虽然能看到终点，却要经过那些根本没人预料到的道路才能到达。例如，土耳其人肯定会被赶出欧洲，但何时以及如何实现呢？当前的战争能否让文明世界摆脱这一祸害？我所指出的那些阻碍和平的因素真的无法克服吗？如果只依据现有的情况来考虑，那确实如此；但如果把那些与战争爆发无关的因素也纳入考量，那就并非如此了。
“如今，几乎没有什么事物还保持原来的样子；除了宗教和道德之外，大多数事物的本质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至少在处理人与事的关系方面是如此。多萨特[687]仍被视为一位出色的谈判专家；格劳秀斯[688]则被视为一位天才的政治家；普芬道夫[689]则被认为拥有敏锐的思维能力。不过，我们无法将他们的外交策略应用到当今时代，也无法在政治法律领域回到《威斯特伐利亚条约》[690]的时代。如今，各民族开始参与到过去仅由政府处理的各项事务中。这些民族不再以以往的方式感受事物，也不再受相同事件的影响，更不会从同样的角度看待问题。理性在他们身上取得了进步，而想象力则相应地退居次要地位；事实比狂热与情绪化的决定更为重要，理性在各方面都占据主导地位。在欧洲的大多数王位上以及大多数政府中，坐着的都是那些厌倦了革命、饱经战争之苦且反对任何冒险精神的人；这些因素都为和平解决争端带来了希望。此外，各国也可能存在内部问题，这会促使它们采取和解措施。

“俄罗斯太后[691]的去世可能会让那些原本被完全压制住的动乱种子重新萌发。这位公主很少参与外交事务，但她却是她儿子们之间的纽带；据认为，她在决定尼古拉皇帝能够继承王位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影响。不过必须承认，如果尼古拉再次感到恐惧，那只会让他更有理由带领士兵离开故土，通过胜利来寻求安全。”

“英国除了背负着束缚其行动的债务之外，还面临着爱尔兰问题的困扰。无论天主教解放法案能否在议会获得通过，那都将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乔治国王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他的继任者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预期的变故很快发生，那么新的议会将会召开，或许还会出现内阁更迭。而如今英国缺乏有能力的人选，因此很可能会出现长期的摄政时期。在这种岌岌可危的局势下，英国很可能是真心渴望和平的，同时也不愿冒险卷入一场可能因国内危机而陷入困境的大战之中。”

最后，谈谈我们自身。尽管我们确实拥有无可争议的繁荣，也能够在战场上展现出色的战斗力，但我们要真的面临战争时，真的做好了准备吗？我们的堡垒是否处于良好状态？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物资来支撑一支庞大的军队？这支军队本身是否已经完全准备好应对战斗？如果英格兰、普鲁士和荷兰突然宣战，我们能否有效抵抗第三次入侵呢？拿破仑战争揭示了一个致命的秘密：在一场胜利之后，只需几天就能抵达巴黎；巴黎根本没有防御能力；而且巴黎距离边境实在太近了。除非我们能够控制莱茵河左岸，否则法国的首都将无法安全。因此，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做好准备。

除此之外，统治者的种种品德与恶习、他们的道德力量与弱点、性格、情感以及习惯，都会导致一些难以预料的结果，这些结果无法用任何政治公式来解释。有时候，最微不足道的影响却可能决定重大事件的走向，其结果往往与人们的预期相反；一个奴隶就有可能在君士坦丁堡促成和平协议的签订，而整个欧洲即便团结一致或屈服投降也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如果在这个冬天，有某种超出人类预见范围的因素要求进行谈判，而那些要求与本文件所阐述的原则相悖，是否应该予以拒绝呢？当然不是。在尚未准备好的情况下，争取时间至关重要。人们可以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但也可以满足于次优的选择；尤其是政治上的真理往往是相对的；在国家事务中，绝对化的做法会带来严重的弊端。如果能让土耳其人被赶进博斯普鲁斯海峡，对人类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但我们并没有负责执行这一任务，而且伊斯兰教的末日或许尚未到来。仇恨需要被引导，才能避免犯下愚蠢的错误。因此，没有什么理由阻止法国进行谈判，只要能尽可能让这些谈判符合本文件所体现的精神即可。至于治理国家的人，他们则应根据形势的变化来调整策略，避开各种危险。

当然，如果强大的北方君主愿意将和平条件限定为履行《阿克曼条约》并解放希腊，那么或许能让奥斯曼帝国听从理智的劝告；但俄罗斯又怎可能满足于那些不费一枪一弹就能得到的条件呢？它又怎会放弃自己如此公开、强烈表达过的诉求呢？唯一的办法——如果真有办法的话——就是提议召开一次大会，让尼古拉皇帝屈服或表面上屈服于基督教欧洲的意愿。要让人们接受某项提议，关键在于维护他们的自尊心，给他们一个体面地收回承诺、摆脱困境的理由。

实现这一大会计划的最大障碍，恐怕是冬季作战中俄罗斯军队的意外成功。如果由于天气严寒、补给不足、兵力短缺或其他原因，俄罗斯人不得不放弃对西利斯特里亚的围攻；或者，虽然可能性不大，但瓦尔纳再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那么尼古拉皇帝就会陷入一种再也无法听取任何提议的境地，否则他就会沦为最卑微的君主。那样的话，战争将继续下去，我们又会回到本备忘录中所预测的后果。如果俄罗斯失去其军事强国的地位，而土耳其取而代之，那欧洲只不过是用另一种危险取代了原来的危险而已。而马哈茂德的刀剑所带来的威胁，将会比尼古拉皇帝的剑剑带来的威胁更为可怕。即便有幸有一位出色的君主登上苏丹的宝座，他也不可能活得足够久来改变那些法律与习俗，即使他有这样的意图。马哈茂德终有一死，他会把那个拥有纪律严明、狂热忠诚的士兵队伍，以及那些凭借现代战术掌握了新的征服手段的乌里玛们的帝国留给谁呢？

而当奥地利最终被这些错误的计算吓倒，不得不在那些根本无需担心的边境上加强防御时，新的军事叛乱很可能会随之发生……

尼古拉皇帝的耻辱或许会在圣彼得堡爆发，继而蔓延到各地，甚至波及德国北部。那些在政治上只懂得运用低级的恐吓手段和陈腐观念的人，是无法意识到这一点的。那些琐碎的情报与阴谋，正是奥地利用来阻止这场具有全局性威胁的运动的障碍。如果法国和英国能采取与其身份相称的行动，如果他们能告知奥斯曼帝国：一旦苏丹拒绝所有和平提议，那么春天时他们就会在战场上与对方交锋——那样的决定无疑很快就能结束欧洲的忧虑。

*

这份备忘录的存在一经在外交界传开，便让我获得了一些关注。我并未拒绝这些关注，但也不曾渴望得到它们。我不明白那些“务实”的人究竟有什么好惊讶的。我的西班牙战争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务实”的事情。旧社会内部持续不断的革命运动，不仅导致了正统王朝的覆灭，也打破了1828年时那些基于现状而制定的计划。你们想了解一位伟大的作家与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之间在功绩与荣耀方面的巨大差异吗？我作为外交官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人们所认可的卓越能力与成功表现。然而，无论谁读了这份备忘录，恐怕都会直接跳过它；换作是我，也会这么做[693]。好吧，假设在这份文件中，不是这样的外交杰作，而是有一些类似荷马或维吉尔风格的情节描写——倘若上天赋予我他们的才华的话——你们认为我们还会愿意跳过关于迦太基的狄多之恋或阿喀琉斯营帐中普里阿摩斯的泪水之类的内容吗？

致雷卡米耶夫人
“罗马，1828年12月10日，星期三。
我去了蒂贝林学院，我有幸成为该学院的成员。在那里，我听到了许多妙趣横生的演讲以及优美的诗篇。”

真是浪费了太多才智啊！今晚我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写信给你的时候我简直害怕极了。
12月11日。在大使馆举行了宴会。那场盛大的宴会进行得非常顺利。夏多布里昂夫人很高兴，因为我们有地球上所有的红衣主教出席。整个欧洲的人都在罗马，他们与罗马人一起参加了这场宴会。既然我不得不处理这些事务，那我宁愿像其他大使一样把它们处理得尽善尽美。敌人厌恶任何形式的成功，哪怕是最微小的成功；让他们在自己认为无人能及的领域取得成功，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惩罚。下周六，我会以圣约翰·拉特兰教堂的神职人员的身份出现，周日则为我身边的同事们举办晚宴。更让我满意的是今晚的聚会：我将与所有艺术家们在盖兰家共进晚餐，届时我们将为普桑打造纪念碑。一位充满才华的年轻学生德普雷兹将负责根据这位伟大画家的作品来创作浮雕，而勒莫因则负责制作半身像。这里的工作必须由法国人来完成。
为了完成我的《罗马史》的写作，卡斯崔夫人也来了。她还是那种曾经坐在我膝上的小女孩，就像塞萨琳（巴朗特夫人）一样。那个可怜的女人变化很大；当我让她回忆起在洛尔莫瓦的童年时光时，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在我看来，这位新来的女士已经不再被那种魔力所束缚了。真是孤独至极！可这是为了谁呢？我告诉你，对我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再去看你。如果我的“摩西”能安全地从山上下来，我会借用他的一丝光芒，再次以光彩照人、年轻有为的形象出现在你面前。
12月13日，星期六。我在学院举办的晚宴进行得非常顺利。那些年轻人很开心，因为这是第一位与他们一起用餐的大使。我向他们宣布了为普桑建造纪念碑的计划，这就好像我已经开始尊敬他的遗骸了一样。
1828年12月18日，星期四。

与其浪费你和我的时间来讲述我的生活经历，我宁愿把它们以文字的形式刊登在罗马的报纸上。又十二个月过去了，我依然没有得到休息。我何时才能停止在无谓的道路上虚度那些本应用来做更有意义事情的时间呢？在富有的时候，我总是闭着眼睛过日子，以为财富是取之不尽的。现在，看到财富日益减少，留给我的时间也越来越少，我的心感到无比痛苦。不过，人死后不是还有漫长的生命吗？作为一个贫穷而谦逊的基督徒，我在米开朗基罗的《最后审判》面前战栗不已；我不知道自己会去往何处，但只要不在你身边，我就不会幸福。我已经多次向你讲述过我的计划与未来。毁灭、健康问题、所有幻想的破灭——这一切都在告诉我：“离开吧，退休吧，一切都结束了。”在我一天的旅程结束时，我找到的只有你。你希望我记录下我在罗马的时光，这就做到了：普桑的坟墓将会保留下来，上面会刻着这样的铭文：‘F. A. de Ch. 致尼古拉斯·普桑，为艺术的荣耀与法国的荣誉。’”

“我现在在这里还剩下什么事情要做呢？什么也没有了，尤其是在你已经为那个你说‘仅次于我之外最值得爱的人’——塔索的纪念碑捐出了一百杜卡特之后。”

“罗马，1829年1月3日，星期六。

我再次送上新年的祝福：愿上天赐予你健康与长寿！请不要忘记我；我仍然抱有希望，因为你确实还记得蒙莫朗西先生和斯塔尔夫人，你的记忆力与你的善良一样好。昨天我告诉萨尔瓦奇夫人，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上你这么美丽、这么优秀。

昨天我与教皇共度了一个小时。我们谈论了各种话题，包括那些最崇高、最严肃的话题。利奥十二世是一位非常杰出且开明的人，也是一位充满尊严的君主。我政治生涯中的种种经历，只需要与一位至高无上的教皇有所联系，那样我的人生就圆满了。”

“你想知道我到底做些什么吗？我五点半起床，七点吃早餐；八点回到书房，给你写信，或者处理一些事务（与法国相关机构以及法国穷人有关的工作相当繁重）；中午时，我会去废墟间漫步两三个小时，或者去圣彼得大教堂或梵蒂冈。有时会在散步前后去拜访一些人；五点钟回家，换上晚装，六点吃晚饭；七点半要么和夏多布里昂夫人一起参加聚会，要么在家接待几位客人。十一点就上床睡觉，否则就会不顾强盗和疟疾的威胁，再次回到乡间。我在那里做什么呢？什么也不做：只是聆听寂静，看着自己的影子在月光下的拱廊间移动。”

“罗马，1828年1月8日，星期四。
我非常不开心——世界上最好的天气也变成了雨天，这样我就不能再去散步了。而散步本是我一天中为数不多的愉快时刻。过去，我常常带着对你的思念去那些荒凉的乡间；那些地方将我的过去与未来联系在了一起，因为从前我也常在那里散步。每周有一两次，我会去那个英国女孩溺亡的地方：现在还有谁记得那位可怜的年轻女子巴瑟斯特小姐呢？她的同胞们在河边驰骋，却根本不会想起她。台伯河见过许多事情，也丝毫不会为她担忧。此外，河水已经更新了：它依旧清澈平静，就像当年流过那个充满希望、美丽且充满生机的少女时一样。

不知不觉中，我的文风变得极为高雅。请原谅我这只被困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的可怜兔子吧。我必须讲讲上一个‘星期二’发生的小故事。大使馆里挤满了人，我背靠着大理石桌子，向来来往往的人鞠躬致意。有一位英国女士，我认识她……”

那个陌生人既没有告诉我她的名字，也没有告诉我她的长相。她直视着我的脸，用那种独特的口音说道：‘夏多布里昂先生，您一定很不开心吧！’我对这样的搭话方式感到惊讶，便问她是什么意思。她回答说：‘我是说，我同情您。’说完后，她就与另一位英国女士挽着手走进了人群中，整个晚上我再也没见到她。那个古怪的陌生人既不年轻也不漂亮，不过我还是感激她那些意味深长的话语。

你们的报纸仍在刊登关于我的同样的内容。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了。我宁愿自己被遗忘，也愿意相信自己确实已被遗忘。

我正在通过邮局把信寄给蒂埃里先生。他现在在伊耶尔，病得很重。而德·拉·布伊耶里先生则没有任何回信。

致蒂埃里先生：

1829年1月8日，罗马。

先生，收到您新出版的《书信集》，其中还有那句表明您还记得我的话，我真的非常感动。如果那是您亲笔写的，为了我的祖国，我希望您能重新开始从事那些您天赋异禀、能处理得如此出色的研究工作。我正全神贯注地阅读着这部篇幅太短的著作，甚至可以说是反复阅读。我在每一页上都做上标记，以便更清楚地记住那些我希望引用的段落。先生，在我多年来一直在准备的关于前两个王朝的著作中，我会频繁引用您的观点。我会以您的权威作为自己思想和研究的依据；我也会采用您提出的命名方式。最后，我很幸运地几乎总是同意您的观点，当然，这无疑意味着我会偏离吉佐先生所提出的体系。但我无法像那位伟大的作家那样，推翻那些最可靠的史料，把所有的法兰克人都视为“贵族”和“自由人”。

所有的罗马-高卢人都成了“法兰克人的奴隶”。《萨利克法》与《里普阿里安法》中有许多条款，都是基于法兰克人之间地位差异而制定的：
“‘凡将里普阿里安地区的自由民卖到其他地方的，等等……’”
“先生，您知道我有多么渴望能在罗马见到您。我们本可以坐在一些废墟上——致奥古斯丁·蒂埃里的信。您会为我讲授历史；而我这个老弟子，则会聆听这位年轻老师的教诲，唯一遗憾的是自己已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从他的教导中受益：人的一生就是这样，随着年龄的增长才能不断学习。但当生命即将终结时，拥有智慧又有什么用呢？”
“这些诗句出自一首未发表的颂诗，作者是我的老友丰塔内斯。因此，先生，在罗马的这些遗迹中，一切都在让我想起我所失去的一切，想起我剩下的短暂时光，以及那些曾经看似漫长的希望其实也是转瞬即逝的。”
“请相信，先生，没有人比您的仆人更敬佩您、更忠于您了。”

致拉费罗奈伯爵先生的信

“1829年1月12日，罗马。
“伯爵先生，
“本月2日我见到了教皇，他非常好心地让我在私人会面中与他共处了一个半小时。我必须向您汇报一下与教皇的谈话内容。
“我们首先谈论了法国。教皇首先对国王表达了最诚挚的赞美。
“他说：‘迄今为止，法国的王室从未展现出如此完美的美德与优秀品质。如今，神职人员们已经恢复了平静，各位主教也服从了统治。’”

“‘这种态度，’我回答说，‘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教皇您的睿智与节制。’”
“‘我只是提出了我认为合理的做法而已，’教皇回答道。‘那些法令中并不涉及任何宗教层面的问题；主教们本应不写那封第一封信才对；但在说了“我们无法同意”之后，他们就很难再撤回自己的意见了。他们在表示同意时试图尽量减少自己的行为与言辞之间的矛盾——我们应当原谅他们。他们是虔诚的人，坚定地支持国王与君主制；不过他们也和所有人一样有弱点。’”
“伯爵先生，所有这些话都是用非常清晰、流利的法语说出来的。”
“在感谢教皇对我的信任之后，我出于对国务红衣主教的考虑而与他交谈：
“‘我选择他，’他说，‘是因为他有过游历经历，了解欧洲的局势，而且我觉得他具备担任这一职务所需的能力。关于您的两项法令，他所写的不过是我的想法以及我建议他写的内容而已。’”
“‘那么，我是否可以冒昧地向教皇陛下谈谈法国的宗教状况呢？’我继续问道。”
“‘您这番话会让我非常高兴，’教皇回答道。”
“对于教皇对我的一些赞美之词，我就不再赘述了。”
“‘那么，最神圣的教皇陛下，我认为问题的根源首先在于神职人员的错误：他们非但没有支持新的制度，或者至少不对这些制度发表意见，反而让各种指责之词出现在他们的布道中。那些不知该指责圣洁的神职人员什么的人，便抓住这些话作为攻击的武器，声称天主教与……不相容。”

公共自由的确立意味着《宪章》与神职人员之间存在着生死攸关的斗争。如果我们的神职人员采取相反的态度，他们本可以从国家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法国有着深厚的宗教传统，人们也倾向于在圣坛前忘记过去的苦难；但同时，人们也对圣路易之子们所建立的制度怀有深厚的感情。如果神职人员既能成为国王的朋友，又能成为《宪章》的支持者，那么他们所能拥有的权力将是难以估量的。我在自己的著作和演讲中一直倡导这一政策，但当时人们的情绪使我无法被倾听，反而被视作敌人。

“教皇非常专注地听我说话。稍作停顿后，他说道：‘我理解您的想法。耶稣基督并未对政府的形式作出任何规定。“把属于凯撒的东西归还给凯撒”只是意味着‘服从既定的权威’。天主教在共和制国家中与在君主制国家中一样能够繁荣发展；它在美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西班牙美洲则独占鳌头。’

“伯爵先生，这些话真是令人惊叹，尤其是在罗马教会极力倾向于任命玻利瓦尔所推荐的主教们的时候。”

教皇继续说道：“您看，有多少新教徒来到罗马啊！他们的到来对国家有益；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有好处：英国人带着关于教皇和教廷的错误观念、对神职人员狂热行为的看法，以及对本国人民受压迫状况的误解来到这里；他们在这里待上两个月后就会彻底改变看法。他们发现我只不过是和其他主教一样的主教而已，罗马的神职人员既不愚昧也不迫害他人，而我的子民也并非牲畜！”

受到这种真诚话语的鼓舞，为了进一步拓展谈话的内容，我对教皇说道：

“教皇阁下难道不认为，现在是重新实现天主教团结、让各派别和解的良机吗？只要稍作一些纪律上的让步即可。对罗马教廷的偏见正在各地消失，在这个依然充满矛盾的时代里，莱布尼茨和博絮埃就已经尝试过促成团结的工作了。[707]”

“这确实是件大事，”教皇说道，“但我必须等待天意所定的时机。我承认那些偏见正在消失；德国各教派的分裂使得它们变得疲乏无力。我在萨克森住了三年，是第一个建立孤儿院的人，并且还确保由天主教徒来管理这家医院。当时新教徒们对我大为不满，而如今正是这些新教徒首先赞扬并资助了这家机构。大不列颠的天主教徒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不过其中确实有很多外国人。”

教皇停顿了片刻，我便趁机提出了爱尔兰天主教徒的问题：“如果他们获得解放，”我说，“那么大不列颠的天主教徒数量将会进一步增加。”

“从某方面来说确实如此，”教皇回答道，“但另一方面也有弊端。爱尔兰的教皇利奥十二世对天主教徒极为热忱，却又缺乏谨慎。奥康奈尔虽然在其他方面是个有才能的人，但他竟然声称圣座与英国政府之间已经达成了协议。这种说法毫无事实依据；我无法公开反驳他，而这让我非常痛苦。因此，要想让各派别团结起来，就必须等待时机成熟，由上帝亲自来完成祂的工作。教皇们只能等待。”

“伯爵先生，这并非我的观点；但我的职责是向国王转达教皇对这一重大问题的看法，而非与之争论。”

“你们的报纸会怎么报道呢？”教皇带着一丝笑意问道，“它们总是喋喋不休！荷兰的报纸更是如此。”

有人告诉我，在您的国家，人们在读完文章一小时后就不会再想起那些文章了。
“那确实如此，至圣教皇陛下：您看看《法国公报》是如何对待我的吧”——因为我知道教皇陛下会阅读我们所有的报纸，包括《信使报》——“然而教皇陛下仍然对我极为友善；因此我有理由相信，《法国公报》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教皇笑了笑，摇了摇头。“嗯，至圣教皇陛下，还有像您这样的人；如果报纸说的是实话，那么它所说的好话就会保留下来；如果它在撒谎，那就相当于什么都没说一样。在这次会议期间，教皇肯定会听到一些意见：极右派会声称贝尔内蒂红衣主教并非神职人员，他关于教会法规的论述也不属于信仰准则；极左派则会宣称我们没必要听从罗马的命令。大多数人则会赞扬枢密院的谦逊态度，并高度评价教皇陛下的和平与智慧精神。”
这番解释似乎让教皇非常满意，他很高兴遇到一个了解我们宪政体制运作方式的人。最后，伯爵先生认为国王及其内阁应该想知道教皇对东方当前局势的看法，于是我重复了一些报纸上的消息——因为我无权将您在12月18日的电报中告诉我的关于撤回驻莫雷亚军队的确切情况告知圣座。
教皇立刻做出了回应；在他看来，教导土耳其人军事纪律实在是一种轻率的举动。以下是他的原话：“如果土耳其人已经能够抵抗俄罗斯，那么当他们获得和平之后，他们的力量将会变得多么强大？在经过四五年的休整并完善新的战术之后，谁又能阻止他们进攻意大利呢？”
伯爵先生，我必须承认，当我看到这位最容易受到这一重大错误后果影响的领袖心中存在着这样的想法和忧虑时，我为自己能够向您全面阐述这些情况而感到欣慰。

在我的《东方事务笔记》中，详细记载了同样的观点与同样的忧虑。
“没有什么，”教皇补充道，“唯有同盟国方面下定决心，才能终结这一威胁未来的灾难。法国和英国还有时间阻止一切；但倘若再次发动战争，整个欧洲都将陷入火海，到那时就再也无法扑灭这场灾难了。”
“这种看法更为合理，”我回答道，“因为如果欧洲真的分裂——但愿上帝保佑不会发生——五万法军的存在必将再次引发种种问题。”
教皇没有回应；不过在我看来，他似乎并不担心法军出现在意大利境内。所有人都厌倦了维也纳宫廷的盘问、无端的刁难、不断的侵犯行为，以及那些企图将那些厌恶奥地利统治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法国的阴谋。
“伯爵先生，以上就是我与教皇长时间交谈的总结。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够如此深入地了解教皇的内心想法，也不知道还有谁曾听到过一位统治着基督教世界的君主如此坦率地谈论如此重大且远远超出外交常规范畴的问题。在教皇与我之间没有任何中间人，因此不难看出，由于利奥十二世性格坦诚，加之轻松的对话氛围，他毫无隐瞒之意，也绝非有意欺骗他人。”
显然，教皇的倾向和愿望是支持法国的：当初他接过圣彼得之钥时，属于激进派；如今则寻求通过温和的态度来获得力量——权力往往会让人学会这样做。正因如此，他并未受到那些被他抛弃的红衣主教派的喜爱。由于在世俗神职人员中找不到有才能的人，他便从修会神职人员中挑选自己的主要顾问；因此僧侣们站在他这边，而主教们及普通神父们则对他持反对态度。当我抵达罗马时，这些普通神父们的思想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我们教派的谎言影响；现在则更是如此。

更为合理的是，他们普遍都将问题归咎于我们神职人员武装力量的增强。有趣的是，耶稣会在这里的敌人数量与在法国时一样多；他们的主要对手就是其他宗教团体以及各修会的领袖们。他们曾策划一个计划，企图独占罗马的公共教育事务，将其他人排除在外，但多明我会破坏了这一计划。教皇并不受民众欢迎，因为他治理有方。他的小军队由波拿巴时代的老兵组成，这些士兵具有很强的军事素养，能够维持道路上的秩序。虽然罗马在景观美方面有所下降，但却变得更加整洁和健康。教皇还种植树木，并逮捕隐士和乞丐，这又成了民众抱怨的理由。利奥十二世是个工作狂，他几乎不睡觉，也很少进食。他仅保留着年轻时的一个爱好——运动，这对他的健康很有好处，而且他的健康状况似乎也在逐渐好转。他在梵蒂冈花园的广阔区域内偶尔会用猎枪打猎。那些极端主义者很难原谅他这种看似无害的娱乐活动。人们还指责教皇情感脆弱且反复无常。

“这个国家政治体制的根本缺陷显而易见：都是些老人任命与自己一样的老人作为统治者。这些老人一旦掌权，又会任命其他老人担任红衣主教。如此循环往复之下，虚弱的最高权力始终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君主永远无法长期坐稳王位，从而无法实施自己所设想的改革计划。教皇应当有足够的决心，立即提拔一批年轻红衣主教，以确保在下一次选举中能选出年轻的教皇。然而，西斯都五世的规则——这些规则让宫廷职位由特定人掌控，让惯例和习惯占据主导地位，让民众在每次教皇更迭时都能获得利益，还有红衣主教们希望缩短在位时间以增加当选机会的个人野心——以及无数其他难以一一列举的障碍，都在阻碍着神圣委员会的更新换代。”

“伯爵先生，这份报告的结论是：在目前的局势下，国王完全可以信赖罗马教廷。虽然我在看待问题时总是很谨慎，但如果说在我为您呈上的报告中有什么可自我指责之处的话，那就是我对教皇陛下话语的表述有所弱化，而非夸大其词。我的记忆力非常好；离开梵蒂冈后我就把对话内容记了下来，而我的私人秘书则只是逐字抄录了我的笔记。那些笔记是我匆忙记下的，连我自己都几乎看不清楚，您根本无法辨认出来。[709] 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致雷卡米耶夫人：

“1829年1月13日，星期二，罗马。
昨天晚上八点，我写了那封由杜维维埃先生[710]带给您的信；今天早上醒来后，我又通过中午出发的普通邮件给您写信。您应该知道圣德尼的那些可怜女士们吧：自从特里尼塔-德尔-蒙特的那位贵妇人们到来之后，她们就一直被忽视。虽然我不是后者的敌人，但我还是站在了圣德尼女士们那一边，与德·沙夫人一起支持她们。过去一个月来，圣德尼的那些女士们一直希望为‘大使先生’和‘大使夫人’举办一场庆祝活动，昨天中午，这场活动终于举行了。想象一下，那个场所被布置得像一个圣器室，还有一个通向教堂的舞台；扮演马加比家族角色的是一群八岁到十四岁的少女。她们自己制作了头盔和斗篷。她们用充满热情的口吻说着法语，同时还带着意大利口音，真是有趣极了；在关键时刻，她们还会用力跺脚。其中有庇护七世的侄女、托尔瓦尔德森的女儿，还有画家肖万的女儿[711]。穿着纸制服饰的她们美得令人难以置信。扮演大祭司的那个女孩留着浓密的黑色胡须，这让她很高兴，但也让她感到不适，她不得不不断用自己那双十三岁的小手去整理胡须。作为观众的是我们以及几位母亲而已。”

那些修女们、萨尔瓦奇夫人、两三个神父，还有二十来个穿着白色衣服、戴着面纱的小女孩。我们还收到了从大使馆送来的蛋糕和冰品。他们在演出间隙弹奏钢琴。试想，在这场庆典开始之前，人们该有多么充满希望与喜悦；而庆典结束后，又会留下多少美好的回忆啊！整个活动以三名修女在教堂里唱出的“愿其永存”作为结尾。

“1829年1月15日，罗马。
“又是你的来信！昨晚这里又下起了风雨，就像在法国时一样：我仿佛能听到风雨敲打着你那扇小窗户的声音；我仿佛置身于你的小房间中，看到了你的竖琴、钢琴以及那些鸟儿；你为我演奏了我最喜欢的曲子，或是莎士比亚的作品……而我却身处罗马，远离你！四百里格的距离以及阿尔卑斯山将我们隔开！
“我收到了那位聪明的女士的来信，她以前常常来外国业余剧团看我的演出。你可以想象她有多么努力地讨好我：她是个狂热的亲土耳其主义者；马哈茂德是个了不起的人，远远超越了他所在的民族！
“我生活的这座罗马，本应让我学会鄙视政治。在这里，自由与专制都已消亡：我看到了罗马共和国以及提比略帝国的废墟；如今，这一切都混同在同样的尘土之中。那个用长袍扫除尘土的卡普钦僧侣，难道不是在让这些虚荣之事显得更加可笑吗？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会想起我那可怜国家的命运。我希望它能够拥有宗教、荣耀与自由，只是我无力为它戴上那顶三重皇冠。”
“1829年2月5日，星期四，罗马。
“托雷韦尔加塔是一处属于僧侣们的领地，位于尼禄陵墓大约一里格远的地方，从罗马过来时在左侧，是一处极其美丽却又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有大量与地面平齐的废墟，上面长满了草和蓟。两天前，也就是星期二，就在我给你写完信之后，我开始在那里进行挖掘工作。与我一同去的还有海亚辛特以及负责指挥挖掘工作的维斯康蒂[712]。当天的天气好极了。有十几个人参与这次挖掘工作。”

他们手持铲子和锄头，在一片寂静之中挖掘着坟墓以及房屋和宫殿的废墟，这一景象实在值得您一观。我只有一个愿望：希望您能也在那里。我愿意与您一起住在那些废墟中的帐篷里。我自己也亲自参与挖掘工作，发现了许多大理石碎片；这些线索非常有用，我希望能够找到些东西来弥补我在这场“死者之谜”探索中浪费的钱财。我已经找到了一块足够大的希腊大理石，可以用来制作普桑的半身像。这次挖掘将成为我日常的活动——我每天都会坐在那些遗迹之中。它们属于哪个时代、哪些人呢？或许我们正在不知不觉中移除一些极为珍贵的遗物。也许会有某种铭文出现，从而揭示某些历史事实、纠正某些错误、确立某些真相。而当我带着那十二个半裸的农民离开后，一切又将重新陷入遗忘与寂静之中。您能想象吗？这些被废弃的地方曾经有过多少激情与纷争？有主人也有奴隶，有幸福的人也有不幸的人，有受人爱慕的美人，也有渴望成为官员的野心家。现在只剩下几只鸟和我而已，再过不久我们也会离开这里。告诉我，对于我这个阿莫里卡地区的野蛮人、一个在罗马人尚不熟悉的蛮族世界中漂泊的旅人，以及那个曾被扔进狮子笼中的祭司们的使者来说，成为高卢小国王的顾问之一值得吗？当我在拉凯戴蒙呼唤莱奥尼达斯时，他并未回应；在托雷韦尔加塔，我的脚步声也不会惊动任何人。而当我自己也进入坟墓之后，甚至听不到您的声音了。因此，我必须赶紧靠近您，结束人类生活中所有这些无谓的幻想。除了隐居之外，没有什么是好的；除了像您这样的真挚情感之外，没有什么是真实的。”
“罗马，1829年2月7日。
我收到了吉勒米诺将军的一封长信[713]；他在信中描述了他在希腊沿海旅行时所遭受的种种苦难。然而吉勒米诺毕竟是一名大使，他拥有庞大的舰队和军队。在我们的士兵离开之后，还要前往一个连房屋和农田都不存在的地方……”

几名因贫困而沦为强盗的流浪汉，对女人来说根本不是对手[714]。
“今天早上我将继续进行挖掘工作：昨天我们发现了一具哥特式士兵的骨架，还有一尊女性雕像的手臂。仿佛人们同时发现了破坏者及其造成的破坏痕迹；我们非常有希望今天早上能找到那尊雕像。如果我所发现的建筑遗迹值得保存，我就不会像通常那样把它们拆解来卖砖，而是会让它们保持原状，让它们承载我的名字。这些遗迹属于图密善时代的东西，我们有铭文为证——那是罗马艺术最繁荣的时期。”

致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信件
“罗马，1829年2月9日，周一。
伯爵先生，
今天早上，教皇又突然发病了，他的生命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目前已下令关闭所有的剧院。我刚刚离开国务秘书红衣主教，他本人也生病了，对教皇的性命感到绝望。如果这位开明且现代的教皇去世，那对基督教，尤其是对法国来说，无疑将是一场灾难。伯爵先生，我认为有必要将这一可能发生的事件告知国王的政府，以便他们能够提前采取必要的措施。因此，我已派遣一名骑马信使前往里昂。这名信使携带着我写给罗讷省省长的信，以及一封电报，让他转交给您；还有另一封信，我则请他通过快递寄给您。如果我们不幸失去教皇，还会有新的信使将所有细节送到巴黎。
谨致以诚挚的问候。”
“晚上八点。”

“已经聚集在一起的枢机主教们已禁止国务秘书发放用于运送信件的马匹。为防止教皇驾崩后出现意外，我的信使必须等到圣座方面的信使离开之后才能动身。我试图派人将我的消息送到托斯卡纳边境，但糟糕的道路状况以及缺乏专用马匹使得这一计划无法实现。我不得不在罗马等待，这里简直就像一座封闭的监狱。不过，我还是希望这些消息能通过电报在阿尔卑斯山那边的其他政府得知之前就传达到您手中。也有可能，那个被派往大使馆的信使会在经过里昂时，亲自通过电报将消息告知您。”

“2月10日，星期二，上午九点。利奥十二世去世了。”

“教皇已经驾崩，我的信使正在出发。几小时后，大使馆的随员蒙泰贝洛伯爵也会跟著出发，向您传达更多详细情况。”

1829年2月10日，罗马。

“伯爵先生，

大约两小时前，我已派遣一名骑马信使前往里昂，他将把关于教皇驾崩的这一令人震惊且悲痛的消息带给您。现在，我又派出了大使馆的随员蒙泰贝洛伯爵，让他向您说明一些必要的细节。

教皇是因痔疮发作而去世的。血液渗入膀胱导致了排尿困难，人们试图通过放气来缓解这一状况。据信，在治疗过程中教皇还受了伤。无论如何，经过四天的痛苦折磨，利奥十二世于今天上午九点去世，当时我正身处梵蒂冈，那里有大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在那里过夜。我的第一位信使所寄出的信中已经告诉您，我在教皇去世之前试图获取用于运送信件的马匹，但最终未能如愿。

昨天我拜访了国务秘书枢机主教，他当时仍因严重的痛风病而病重；我们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交谈。”

我与他一起探讨了我们所面临的那些灾难性后果。我为那位品德温和、对欧洲事务极为了解的君主的去世而感到悲痛，他的存在对于维护基督教的安定至关重要。

“这不仅是法国的巨大损失，”国务秘书回答道，“对罗马各国来说更是如此，其严重程度超乎您的想象。我们的各省正饱受不满与贫困之苦，如果红衣主教们决定采用与利奥十二世不同的政策，他们将会面临极大的困难。至于我，随着教皇的去世，我的职责也就结束了，我没有任何可自责之处。”

今天早上，我又见到了贝尔内蒂红衣主教，实际上他早已辞去了国务秘书的职务。他跟我说的内容与前几天类似。我请求他在进入秘密会议厅之前能与我见面。我们商定要讨论选出一位能够延续利奥十二世温和政策的教皇。我会尽力把收集到的所有信息告知您。

教皇的去世以及贝尔内蒂红衣主教的倒台很可能会让那些反对现有政策的人高兴，他们会将这一不幸事件视为上天的惩罚。在罗马的某些法国人脸上，已经可以轻易看出这种想法。

我为教皇的去世感到惋惜，原因不止一个：我有幸赢得了他的信任。在我到来之前，有人刻意在他心中灌输对我的偏见，但这些偏见后来都被消除了；他总是在各种场合公开且明确地表达出对我的尊敬。

现在，伯爵先生，请允许我解释一些事实。

在庇护七世去世时，我担任外交部长。如果您认为有必要调查此事，可以在办公室的档案中找到我与拉瓦尔公爵之间往来的完整记录。按照惯例，教皇去世后应当派遣……

可以任命特使，或者通过向圣院发送新信件来委任常驻大使。后者正是我向已故的路易十八国王建议采用的办法。国王会做他认为最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事。有四位法国红衣主教来到罗马参与利奥十二世的选举。如今法国共有五位红衣主教，这一数字在选举中绝不可小觑。伯爵先生，我将等待国王的命令。负责将此信交给您的蒙泰贝洛先生会随时为您服务。

“谨致以诚挚的问候。”

致雷卡米耶夫人：

“1829年2月10日，罗马，深夜11点。
我本想给您写一封长信，但不得不亲笔撰写的这封信，再加上这些日子来的疲惫，让我筋疲力尽。
我为教皇感到惋惜；我曾经赢得过他的信任。现在我肩负着一项重要的使命，但我无法预知其结果，也无法知道它会对我的命运产生何种影响。
通常情况下，选举会议会持续两个月，这样至少在我复活节期间我有时间休息。不久之后我会详细与您讨论有关选举的一切事宜。
想象一下：上周四，在那位可怜的教皇生病之前，人们发现他正在撰写自己的墓志铭。他们试图让他不再陷入这样的悲伤思绪中：
‘不，不，’他说，‘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
“1829年2月12日，星期四，罗马。
我读了您的报纸。那些报纸常常让我心烦意乱。在《环球报》上，我看到波塔利斯伯爵被列为我的死敌。为什么呢？我是在争夺他的职位吗？他太过于费心了，我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我希望他能一切顺利；不过，如果他真的想要战争，那他就会找到我。在我看来，人们总是在胡言乱语，无论是关于不朽的马哈茂德，还是关于莫雷亚地区的撤军问题。”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次撤离会让希腊再次陷入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我们也将失去荣誉以及四千万人。法国人虽然聪明绝顶，但却缺乏判断力和常识；两句花言巧语就能让他们沉醉，他们总是被言语所左右，更糟糕的是，他们总是乐于贬低朋友、抬高敌人。此外，他们让国王在演讲中使用我关于‘公共自由与王权之间的关系’的表述，却又因为我使用了这些话而指责我，这难道不奇怪吗？那些让国王如此发言的人，曾经可是审查制度的坚定支持者啊！至于我，我即将去见证基督教领袖的选举——这将是我有生之年最后看到的盛大场面，它也将为我的人生画上句号。

如今罗马的享乐生活已经结束，工作开始了。一方面，我必须记录下政府发生的所有事情；另一方面，我也需履行新职位上的职责。我必须向神圣委员会表示敬意，并参加教皇的葬礼。我之所以会亲近他，是因为他并不受众人喜爱，而且由于担心他会成为我的敌人，我反而找到了一位朋友，他从圣彼得的宝座上正式驳斥了那些诽谤我的人。接下来，法国的红衣主教们就会来找我的麻烦了。我已经写信，至少就图卢兹大主教的问题进行交涉。

在这一切纷乱之中，普桑的纪念碑仍在建造中；挖掘工作进展顺利，我发现了三颗精美的头像、一个披着斗篷的女性躯干，还有一段由兄弟为妹妹写的葬礼铭文，真是令人感动。

说到铭文，我之前告诉过你们，那位可怜的教皇在生病的前一天留下了自己的铭文，预言自己即将死去。他留下了一封信，将自己贫困的家人托付给罗马政府：只有那些深爱过他人的人，才能拥有如此高尚的品德。”

[500] 这本书于1828年和1829年在罗马撰写，1845年2月进行了修订。——T。
[501] 重读那些手稿时，我只是添加了些在我前往罗马出使之后出版的作品中的段落。——作者注。
[502] 《埃涅阿斯纪》，第四卷第23章。——B。
[503] 这里曾是博蒙伯爵夫人的居所。——T。
[504] 杜拉斯夫人于1829年1月在尼斯去世。——B。
[505] “心胸宽广的克拉拉，高贵而忠诚的朋友啊，
你的记忆已不在人世；
你的坟墓也被人们冷漠的目光所忽视；
世人已忘记你，你的名字也将随之消失。”——T。
[506] 从“她在尼斯遭遇不幸”这句话开始的所有内容，都是后来添加到夏多布里昂的行记中的。显然，他不可能在1828年9月25日的日记中写下1828年11月14日由杜拉斯夫人写的信件；同样，由于杜拉斯夫人直到1829年才去世，他也不可能提及她的死讯及其坟墓。——B。
[507] 米兰大主教、红衣主教博罗梅奥（1538–1584）出生于马焦雷湖畔的阿罗纳。1697年，人们在那里为他竖立了一座70英尺高的巨型雕像以纪念他。圣查尔斯安葬在米兰大教堂中。他于1610年被封为圣人，其纪念日为11月4日。——T。
[508] 如果夏多布里昂在1828年经过帕尔马时没有见到玛丽-路易丝，那么他几年前曾在维罗纳与她共进晚餐——当时她正去探望自己的父亲，因为那时正值会议期间。
“起初，”他写道，“我们拒绝了帕尔马大公夫人的邀请。但她坚持要我们前往，于是我们就去了。我们发现她心情愉快；既然整个世界都在怀念拿破仑，她就无需再为他操心了。她随口提到了罗马国王的事：她已经怀孕了。她的宫廷显得有些破败不堪，不过尼佩尔格先生是个有礼貌的人。除了我们能在玛丽-路易丝的餐桌上用餐，以及拿破仑的遗孀佩戴着用朱丽叶石棺制成的手镯之外，没什么特别之处。当我们在皮亚琴察渡过波河时，一艘新刷过的船，上面挂着某种帝国旗帜，吸引了我们的注意。还有两三个穿着制服、戴着帽子的龙骑兵正在给马匹喂水；我们正进入玛丽-路易丝的领地——那正是那个曾经劈开辛普隆山岩、在欧洲各国树立旗帜、让沉寂了几个世纪的意大利重新崛起的男人的势力范围了。”
与玛丽-路易丝交谈时，夏多布里昂告诉她，他在皮亚琴察遇到了她的士兵，但那支小部队与过去的强大帝国军队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她冷淡地回答道：“我现在再也不想那些事了。”（《维罗纳会议》，第一卷，第69页。）——B。
[509] 卢卡公爵查尔斯·路易·德·波旁，后来成为帕尔马公爵查尔斯二世（1799–1883），他是西班牙的玛丽亚·路易莎的儿子，后者曾是伊特鲁里亚的女王。根据1817年在巴黎达成的协议，他在玛丽-路易丝去世后有权继承帕尔马和皮亚琴察公国。这一时刻出现在1847年，查尔斯成为了帕尔马公爵；但在1849年3月，他退位让给了儿子查尔斯三世，而查尔斯三世则在1854年被暗杀。查尔斯三世的儿子，也就是现在的公爵罗伯特一世，当时只有六岁，他在1860年被废黜，他的公国也被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二世并入撒丁王国。——B。

[510] 洛多维科·卡拉奇（1555–1619），博洛尼亚画派的创始人，以及他的两位表兄弟兼弟子：阿戈斯蒂诺·卡拉奇（1558–1602）及其兄弟安尼巴莱·卡拉奇（1560–1609）。—T.
[511] 皮乌斯七世于1780年成为蒂沃利的主教，1785年成为伊莫拉的主教并晋升为红衣主教，1800年成为教皇。—T.
[512] 《炼狱篇》，第十六歌，第65–66行。—B.
[513] 贝亚特丽切·德·巴尔迪（1266–1290），本姓波尔蒂纳里，被但丁在《新生》与《神曲》中赞颂。—T.
[514] 但丁，《新生》，第三歌，第78行。—T.
[515] 西奥多·马丁所著的《但丁：新生》，第三歌的结尾诗节。—T.
[516] 卡里所著的《但丁：炼狱篇》，第三十章，第23–28行。—T.
[517] “当世间人们此刻仍在崇拜时，你们曾教导我如何让人类获得永恒。”——《地狱篇》，第十五歌，第84–85行。—B.
[518] 特蕾莎·孔泰萨·圭乔利，后封为博瓦西侯爵夫人（1801–1873），本姓甘巴。她在1819年至1823年间与拜伦勋爵同居，1851年嫁给了博瓦西侯爵希莱尔·埃蒂安·奥克塔夫·鲁伊耶。—T.
[519] 圣维塔莱八角形大教堂确实让人联想到君士坦丁堡，因为它是在查士丁尼的命令下仿照圣索菲亚大教堂建造的。查理曼大帝还命人以同样的风格建造亚琛大教堂。—B.
[520] 圣阿波罗纳雷教堂建于六世纪初的狄奥多里克统治时期，也呈现出充满东方特色的拜占庭风格。将教堂分为三部分的24根希腊大理石柱是从君士坦丁堡运到拉文纳的。—T.
[521] 西方皇帝霍诺留·弗拉维乌斯（384–423）。普罗科皮乌斯记载过他喜爱一只名叫“罗马”的母鸡的趣事。—B.
[522] 加拉·普拉西迪亚（约388–450或451年），狄奥多西大帝的女儿，霍诺留的妹妹，瓦伦提尼安三世的母亲。她的经历堪称最离奇的传奇故事。她出生于君士坦丁堡，在阿拉里克围攻罗马时被俘，后被带往异国。阿拉里克的妹夫阿塔武尔夫爱上了她并娶了她为妻。阿塔武尔夫死后，她又嫁给了霍诺留的将军康斯坦提乌斯，后者很快便自封为康斯坦提乌斯三世。她先是被当作奴隶，后来成为西哥特人的女王，以幼子的名义统治着西方帝国。她的坟墓位于拉文纳。—B.
[523] 狄奥多里克大帝（约454–526年），东哥特人的国王，493年后成为意大利的唯一统治者。—T.
[524] 阿尼基乌斯·曼利乌斯·塞维里努斯·波埃修斯（约475–约524年），罗马哲学家，《哲学的慰藉》一书的作者。他因叛国和巫术的罪名被狄奥多里克未经审判处死。—T.
[525] 阿玛拉松莎（498–535年），狄奥多里克大帝的女儿，在其子、东哥特人国王阿塔尔里克未成年期间担任摄政王（526年）。阿塔尔里克于534年去世，阿玛拉松莎与她的表兄西奥达图斯共同掌权，随后嫁给了他，而西奥达图斯在535年下令将她勒死。—T.
[526] 马格努斯·奥勒留·卡西奥多鲁斯（约468–约560年），在奥多亚塞、狄奥多里克及阿玛拉松莎统治时期担任贤明的行政官员。538年，他隐居到卡拉布里亚的一座修道院中，并在那里写作。

他的《哥特人史》及其他著作。——T。
[527] 拉文纳总督区设立于568年，当时拜占庭人征服了东哥特王国。起初该地区涵盖了整个意大利，但很快范围就缩小到拉文纳周边地带。755年，矮子丕平从伦巴第人手中夺走了这一地区，并将其划归罗马所有。——T。
[528] 伦巴第国王阿斯托尔夫（卒于756年）。他曾在752年占领了拉文纳总督区，但在755年被矮子丕平夺走。——T。
[529] 1509年，拉文纳最终归入教皇国领土。——T。
[530] 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即教皇尤利乌斯二世（1443–1513），于1503年当选为教皇。——T。
[531] 约翰尼·德·美第奇，后来成为教皇利奥十世（1475–1521），13岁时就被封为红衣主教。1512年，他在拉文纳为尤利乌斯二世作战，后被俘。次年尤利乌斯二世去世后，他便被选为继任者。——T。
[532] 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1474–1533），著名的意大利诗人，《疯狂的奥兰多》的作者。——T。
[533] 皮埃尔·杜·特拉伊尔，巴亚尔领主（1476–1524），被誉为“无畏无瑕的骑士”。——T。

[534] 内穆尔公爵、加斯东·德·福瓦（1489–1512）在1512年4月11日的拉文纳战役中击败了教皇军与西班牙军队，但在追击溃败的敌军时阵亡。——T.
[535] 卡特琳娜·斯福尔扎（卒于1460年），加莱亚佐·玛丽亚·斯福尔扎的私生女，伊莫拉与福里领主吉罗拉莫·里阿里奥的遗孀。她在福里遭凯撒·博尔贾围攻，与儿子奥塔维亚诺一同被俘。路易十二下令释放了她。她后来嫁给美第奇家族的人，并在佛罗伦萨去世。——T.
[536] 《地狱篇》，第七歌，第75行。——B.
[537] 安尼巴莱·德拉·詹加，即教皇利奥十二世（1760–1829），1823年当选为教皇。——T.
[538] 马库斯·乌尔皮乌斯·图拉真，罗马皇帝（约53–117年），于98年继承涅尔瓦的帝位。图拉真拱门建于112年，位于安科纳，由白色大理石制成，矗立在防波堤尽头，或许是所有罗马凯旋门中比例最为完美的一个。——T.
[539] 多纳托·达尼奥洛·布拉曼特（1444–1514），著名的意大利建筑师，米开朗基罗的前辈。——T.
[540] 圣家教堂，内藏着那座著名的朝圣地——据传是圣母的真实居所，该居所由天使从拿撒勒带到意大利，于1294年12月10日奇迹般地降临于此。——T.
[541] 勒奥诺尔·德·蒙田，后来成为加马什子爵夫人。相关记载见于蒙田的《意大利游记》。——T.
[542] 《托伦蒂诺条约》于1797年2月19日由波拿巴将军与教皇庇护七世签署。——T.
[543] 特拉西梅努斯湖战役（公元前217年），汉尼拔在此击败了罗马军队。约一万五千名罗马士兵被杀或被逼入湖中溺亡；六千人被俘；还有万人通过分散逃跑得以逃生。——T.
[544] 尼古拉斯·普桑（1594–1665），法国历史画家与风景画家。——T.
[545] 参见拜伦勋爵的《恰尔德·哈罗德的朝圣之旅》，第四歌，第66节及以后。——T.
[546] 利奥十二世于1766年出生于斯波莱托附近的詹加。——T.
[547] 公元前217年的特拉西梅努斯湖战役之后，斯波莱托击退了获胜的敌军。——T.
[548] 菲利波·利皮（约1402–1469年），由其姑妈送入加尔默罗会修道院。他二十岁左右离开修道院，在一次海上旅行中被摩尔海盗俘虏。他通过在白墙上用木炭为主人画全身像来换取自由。据说他于1469年10月9日在斯波莱托死于中毒。——T.
[549] 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1547–1616），《堂吉诃德》的作者。在勒班陀海战四年后的1575年，他在返回西班牙的途中被俘，后在阿尔及尔被囚禁了五年。1580年，他的家人以及宗教团体的援助使他获释。——T.
[550] 卢克雷齐娅·布蒂为菲利波·利皮画过《普拉托的圣母像》，当时他正在为圣玛格丽塔修道院的修女们绘制祭坛画。他爱上了她，最终与她私奔。——T.
[551] 扬·波托茨基伯爵（1761–1815），波兰旅行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于1815年12月2日自杀身亡。——T.
[552] 圣杰罗姆（约331–420年），教会圣徒，其逝世纪念日为9月30日。——T.

[553] 斯波莱托的桥梁是欧洲最高的。——T。
[554] 格雷：《关于伊顿学院远景的颂歌》，第51–54页。——T。
[555] “人类的苦难会引领他们回归上帝。”——T。
[556] 托马索·贝尔内蒂红衣主教（1779–1852），1727年被擢升为红衣主教，1828年至1836年担任教廷国务秘书。——T。
[557] 皮埃尔·纳西斯·盖兰男爵（1774–1833），法国历史画家，雷格诺的弟子。他于1797年获得罗马奖，1815年成为学院院士，1816年作为法国艺术院院长回到罗马。——T。
[558] 夏多布里昂在此仅给出了其10月11日信件的开头部分。本书中收录的其余写给雷卡米耶夫人的信件均经过作者不同程度的修改，有时会删减内容，有时则会补充文字。勒诺尔曼夫人在其所著的《雷卡米耶夫人回忆录》第二卷中，根据自己所拥有的原件完整地刊载了这位伟大作家的信件。——B。
[559] 贾科莫·安东尼奥·贝文努蒂红衣主教（1665–1838），1826年被擢升为红衣主教，1831年担任马尔凯地区的教廷使节。——B。
[560] 卡洛·奥皮佐尼红衣主教（1769–1855），1802年成为博洛尼亚大主教，1804年被擢升为红衣主教。——B。
[561] 阿戈斯蒂诺·里瓦罗拉红衣主教（1758–1842）曾担任罗马总督。——B。
[562] 卡洛·奥德斯卡尔基红衣主教（1786–1841），1823年被擢升为红衣主教。——B。
[563] 皮埃特罗·维多尼红衣主教（1759–1830）。——T。
[564] 我离开罗马时，他买下了我的马车，还慷慨地允许我在他前往蓬特-莫莱的途中乘坐那辆马车去世。——作者注（巴黎，1836年）。
[565] 克里斯蒂安·卡尔·约西亚斯·冯·本森男爵（1791–1860），一位杰出的学者与外交家。他曾先后担任驻罗马的公使馆秘书、临时代办及公使（1818–1838年），瑞士公使（1839–1841年）以及伦敦公使（1841–1854年），并用德语撰写了许多学术性很强的历史著作。——T。
[566] 巴托尔德·乔治·尼布尔（1774–1831），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评论家。他出生于哥本哈根，直到1806年才进入普鲁士的公务员体系。1816年至1823年期间，他担任普鲁士驻罗马公使，本森则担任其公使馆秘书。尼布尔的《罗马史》（1811–1832年）彻底改变了罗马历史的研究方式。——T。
[567] 玛丽亚·安东诺夫娜·纳里什金娜，亚历山大·纳里什金的妻子，是一位优雅而富有诗意的俄罗斯美人，深受亚历山大一世的喜爱。——B。
[568] 佩德罗·戈麦斯·卡韦洛，拉布拉多侯爵（1775–1850），1808年西班牙国内爆发动乱，查理四世和费迪南德七世被废黜时，他担任西班牙驻佛罗伦萨公使。随后他跟随君主们流亡法国，直至1814年。之后他被派往维也纳会议担任全权代表，此后又先后担任那不勒斯大使及罗马大使。——B。
[569] 安托万·菲利普·菲亚克雷·吉斯兰·维谢尔，塞勒斯伯爵（1779–1841），布鲁塞尔人。1795年他的祖国被法国吞并后，他选择站在法国一方。1800年成为布鲁塞尔市议员，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为法国作战。1806年出任下卢瓦尔省省长，1811年被封为伯爵，同年又出任北海沿岸省份省长。1811年至1813年间，他以拿破仑的名义压迫荷兰人。荷兰王国成立后，塞勒斯便退出了政坛。

他一直远离公共生活，直到1821年才当选为荷兰议会的下院议员。1826年，他被任命为驻罗马大使，这一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829年。他支持1830年的比利时革命；但在1832年，他移居巴黎，并在那里获得了入籍许可。——T.

[570] 塞尔斯伯爵夫人，本名德·瓦朗斯，是将军伯爵与瓦朗斯伯爵夫人的女儿，而后者则是热纳莉斯夫人的女儿。——B.

[571] 尼古拉·帕格尼尼（1782–1840），当时最伟大的小提琴家。——T.

[572] 葡萄牙国王米格尔一世（1802–1866）于1828年6月30日被宣布为国王。然而，他与侄女玛丽二世的斗争以失败告终。根据1834年5月26日签订的《埃沃拉蒙特条约》，他被迫离开葡萄牙。同年5月29日的法律还剥夺了他作为葡萄牙王子的头衔，他和他的后代也被视为放弃了作为葡萄牙公民的一切权利。他的儿子米格尔二世继承了王位，目前是葡萄牙的合法国王。（参见鲁维尼和雷纳瓦尔所著的《1895年正统主义日历》，第33页。）——T.

[573] 奥塔维奥·普林西佩·兰切洛蒂于1818年娶了马西莫亲王的女儿。——T.

[574] 朱塞皮娜·普林西佩萨·兰切洛蒂（生于1799年），本名马西莫·达尔索利。——T.

[575] 卡米洛·马西米利亚诺·马西莫，阿尔索利亲王（卒于1840年）。——T.

[576] 卡诺瓦于1822年10月13日在威尼斯去世。——T.

[577] 让·古戎（约1515–1572），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雕塑家。他是加尔文主义者，据推测在1652年8月23日至24日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期间，他在卢浮宫庭院的绞刑架上被处决。——T.

[578] 提香·维切利（1477–1576），人称提香。1532年，查理五世首次将他召到博洛尼亚；1547年，他又被召到奥格斯堡。皇帝对他十分青睐，这种恩宠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之后菲利普二世也继续给予他支持。——T.

[579] 达·芬奇（1452–1519）应弗朗西斯一世的邀请于1516年前往法国，1519年5月2日在昂布瓦斯附近的克卢城堡去世。——T.

[580] 科斯莫一世·德·美第奇，托斯卡纳的大公，首位托斯卡纳大公（1519–1574）。米开朗基罗出生于佛罗伦萨附近的卡普雷塞，安葬在托斯卡纳首府的圣十字教堂里。——T.

[581] 迭戈·罗德里格斯·德·席尔瓦·贝拉斯克斯（1599–1660）于1629年和1649年两次访问意大利。——T.

[582] 巴托洛梅·埃斯特万·穆里略（1617–1683），贝拉斯克斯的弟子。——T.

[583] 朱利奥·迪·彼得罗·迪·菲利波·德·贾努齐（1492–1546），人称朱利奥·罗马诺，既是画家也是建筑师，是拉斐尔的主要弟子之一。——T.

[584] 这个艺术流派由弗里德里希·约翰·奥弗贝克（1789–1869）创立。他于1810年访问罗马，在那里成立了“前拉斐尔派兄弟会”。1813年，他皈依天主教，此后便致力于绘画创作，并按照佩鲁吉诺的风格来推动绘画艺术的发展。这个“新旧拉斐尔派”或“拿撒勒派”流派的主要成员包括菲利普·韦特（1793–1877）、威廉·弗里德里希·冯·沙多夫（1789–1862）、卡尔·埃格斯（1787–1863）、尤利乌斯·施诺尔·冯·卡罗尔斯费尔德（1794–1872）、约瑟夫·菲里希（1800–1876）、爱德华·施泰因勒（1810–1886）以及彼得·科尼利厄斯（1783–1867）。其中，彼得·科尼利厄斯或许是最值得注意的人物。（参见理查德·穆瑟所著的《现代绘画史》第一卷第六章：《拿撒勒派》。）——T.

[585] 皮耶特罗·万努奇（1446–1524），因出生地佩鲁贾而被称为佩鲁吉诺，是翁布里亚画派的著名画家，也是拉斐尔的老师。——T.

[586] 圣路加是艺术家的守护圣徒。教会会在10月18日纪念他。——T.

[587] 让·维克托·施内茨（1787–1870），巴黎人。此处指的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向圣母的许愿》。1840年，施内茨成为罗马法国艺术学校的校长。——T.
[588] 路易·莱奥波德·罗贝尔（1794–1835），著名的法国那不勒斯风景画家。1830年后，他被派往佛罗伦萨，为约瑟夫国王的女儿夏洛特·波拿巴授课；夏洛特后来成了荷兰前国王的次子查尔斯·拿破仑·路易的妻子，却很快成了寡妇。罗贝尔深深爱上了她，绝望的激情最终促使他在1835年3月20日在威尼斯自杀。——B.
[589] 埃米尔·让·霍拉斯·韦尔内（1789–1863），1827年至1839年间担任罗马法国艺术学校的校长。在1836年之前，他主要创作战争题材的画作；此后则多描绘阿拉伯人的生活场景。——T.
[590] 雅克·爱德华·凯克（1796–1873）。他的作品《维特利乌斯的死亡》于1830年在罗马展出。——T.
[591] 詹马利亚·德·美第奇，又名德尔蒙特或乔基，即教皇尤利乌斯三世（1487–1555）。1550年成为教皇。——T.
[592] 贾科莫·巴罗基奥，又称巴罗齐（1507–1573），因其出生地而被称为维尼奥拉，是著名的意大利建筑师，接替米开朗基罗成为圣彼得大教堂的建筑师。——T.
[593] 塔德奥·祖卡罗（1529–1566），画家。——T.
[594] 巴托洛梅奥·皮内利，著名的罗马版画家。他的作品包括《五十幅水刻风景画集》（1809年）和《又一部五十幅水刻风景画集》（1815年），共计100幅对开版画。毫无疑问，正是从这些作品中他向夏多布里昂承诺提供“十二幅场景画”。——B.
[595] 阿尔伯特·贝尔特尔·托瓦尔森，即托瓦尔森（1770–1844），著名的丹麦雕塑家。他于1797年至1838年以及1841年至1843年期间居住在罗马。——T.
[596] 维琴佐·卡穆奇尼（1775–1844），意大利历史画家，曾任教皇博物馆的总监及梵蒂冈藏品的保管人。——B.
[597] 克洛德·热莱（1600–1682），因其故乡而被称为洛林人。他在罗马所住的房子至今仍矗立在西斯廷街与格雷戈里亚纳街的拐角处。他于1619年至1625年以及1627年至去世期间一直居住在罗马。——T.
[598] 普桑和克洛德·洛林都死于罗马：前者死于1665年11月19日，后者死于1682年11月21日。克洛德·洛林被安葬在特里尼塔-德尔-蒙特教堂，他的侄子们在他的墓上刻了碑文。稍后我们会看到，夏多布里昂在圣洛伦佐-因-卢奇纳教堂为尼古拉·普桑建立了纪念碑。——B.
[599] 查尔斯·普雷桑德·德·布罗斯（1709–1777），著有《从意大利写来的历史与评论信件》。他于1739年访问了罗马，并在那里遇到了詹姆斯三世，也就是所谓的“王位觊觎者”——圣乔治骑士团的詹姆斯·爱德华王子。——B.
[600] 詹姆斯·弗朗西斯·爱德华·斯图亚特，按法律而言就是詹姆斯三世，英格兰国王（1688–1766）。1715年的起义失败后，他便隐居到罗马，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五十年。——T.
[601] 弗朗索瓦·拉伯雷（1533–1595），默东的牧师，也是《巨人传》的作者，此处引用的内容就出自该书。——T.
[602] 让·杜贝莱红衣主教（1492–1560），1526年担任巴约讷主教，1533年成为巴黎大主教，1535年被封为红衣主教。他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也是拉伯雷的赞助人。——T.
[603] 哈兹利特所著的《蒙田与意大利之旅》。——T.

[604] 乌尔夸特与莫特厄所著的《拉伯雷：潘塔格鲁尔》，第五卷第一章：潘塔格鲁尔如何抵达响声之岛，以及我们所听到的那些声响。——T.
[605] 弗洛里奥所著的《蒙田》，第二卷第十二章：为雷蒙·塞邦辩护。——T.
[606] 哈兹利特所著的《蒙田：意大利之旅》。——T.
[607] 参见弗洛里奥所著的《蒙田》，第三卷第九章：论虚荣。 “在种种虚荣的恩惠之中，没有哪一样能像一份真正的罗马公民身份或贵族头衔的证书那样让我这个喜欢自我满足的人感到愉悦；我上次在罗马时，就得到了那座城市整个参议院授予的这份证书——它装饰精美，配有漂亮的印章，文字则用金色的字体书写，是以极其慷慨的态度赐予我的。”——T.
[608] 哈兹利特所著的《蒙田：意大利之旅》。——T.
[609] 托尔夸托·塔索。——T.
[610] 弗洛里奥所著的《蒙田》，第二卷第十二章：为雷蒙·塞邦辩护。——T.
[611] 莱奥诺拉·巴罗尼（1611–1670），被同时代人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歌手之一。弥尔顿曾在巴贝里尼红衣主教的音乐会上听过她的演唱。1640年，她嫁给了朱利奥·切萨雷·卡斯特拉尼，后者于1662年去世。——T.
[612] 参见弥尔顿的《短诗集》：第六卷，致在罗马歌唱的莱奥诺拉；第七卷，同上；第八卷，同上。弥尔顿并未留下关于自己前往罗马的任何书面记录。——T.
[613] 弗朗索瓦丝·德·莫特维尔（约1621–1689），本姓贝尔托，1639年嫁给尼古拉斯·朗格卢瓦，即莫特维尔领主，后者两年后去世。她是《为撰写奥地利的安妮的历史而作的回忆录》的作者，该书于1723年首次出版，书中提到了莱奥诺拉·巴罗尼。——T.
[614] 朱尔·马扎然红衣主教（1602–1661），黎塞留去世后的法国首相。——T.
[615] 安托万·阿尔诺（1616–1698），著有一些有趣的回忆录。——B.
[616] 亨利二世·德·洛林，第五代吉斯公爵（1614–1664），一位著名的将军兼冒险家。他参与了1647年的那不勒斯起义，击败了西班牙军队，并掌握了政权。但由于他的英勇行为惹怒了贵族们，他们向敌人打开城门，这位公爵被俘，直到1652年才在西班牙获释。1654年，他被任命为法国的宫廷总管。——T.
[617] 路易·德沙耶，库尔梅南男爵（卒于1632年），曾受路易十三派遣执行各种任务，前往黎凡特、丹麦、波斯和莫斯科。他曾密谋反对黎塞留红衣主教，于1632年在贝济耶被处决。——T.
[618] 菲利普·埃马纽埃尔·库朗日侯爵（约1631–1716），塞维涅夫人的表兄，塞维涅写给他的信件收录在他于1820年首次出版的回忆录的末尾。——T.
[619] 雅克·斯庞（1647–1685），法国新教医生兼古物研究者，约1675年游历了意大利、希腊和黎凡特，并留下了游记及其他作品。南特敕令被废除后（1685年），他离开法国，不久后在韦维去世。——T.
[620] 弗朗索瓦·马克西米利安·米松（卒于1722年），另一位新教作家，1685年逃往英格兰，在那里负责教导一名与他一同在德国和意大利旅行的年轻贵族。他的《意大利新游记》（1691–1698）被列入禁书目录。后来出版的版本（1722年）中还加入了艾迪生的注释。——T.
[621] 让·杜蒙，卡尔斯科龙男爵（约1660–1726），一位杰出的宣传家，游历过整个欧洲。以下引文出自他的《法国、意大利、德国、马耳他和土耳其之旅》（1699年）。德国皇帝任命他为历史编撰官并封他为男爵。——T.

[622] 约瑟夫·艾迪生（1672–1719）通过在欧洲大陆的旅行与学习为从事外交工作做准备（1699–1703年）。他的作品包括1701年在穿越阿尔卑斯山时所写的诗体作品《来自意大利的信》，该作品于1703年出版；还有《关于意大利若干地区的记述》（1705年）。他的悲剧《卡托》也是在那次意大利之行中创作的。——T.
[623] 目前藏于巴黎的卢浮宫。——T.
[624] 目前藏于罗马的卡比托利欧博物馆。——T.
[625] 目前藏于梵蒂冈。——T.
[626] 目前位于贝尔维德雷画廊出口处的四方形大厅内。——T.
[627] 原文为英文。——T.
[628] 尼古拉·布瓦洛-德普雷奥（1636–1711），著名的法国诗人及院士（1684年入选）。——T.
[629] 让·巴蒂斯特·拉巴特（1663–1738），一名多明我会修士，1693年被其修会派往马提尼克岛，直至1705年一直驻扎在那里。他于1706年访问了罗马。他的诸多著作中包括《西班牙与意大利之旅》（1730年）。——T.
[630] 14世纪时，迪耶普和鲁昂的商人曾到访塞内冈比亚海岸，并在那里建立了市场。——T.
[631] 《命题一，第二卷》；《致辛西娅》，第一首。——T.
[632] 夏多布里昂，《殉道者》，第十卷。——T.
[633] 保琳·博尔盖塞于1825年6月9日去世。——T.
[634] 查尔斯·爱德华·路易斯·菲利普·卡西米尔·斯图亚特，威尔士亲王，后来成为查理三世，按法律应为英格兰国王（1720–1788年），被称为“年轻的王位觊觎者”或“年轻的骑士”。——T.
[635] 亨利·本尼迪克特·玛丽亚·克莱门特，约克红衣主教公爵，后来成为亨利九世，按法律应为英格兰国王（1725–1807年），1747年被封为红衣主教。——T.
[636] 1734年。——T.
[637] 1745年的起义失败后，查尔斯亲王返回了罗马；他的父亲则于1788年去世。——T.
[638] 斯托尔贝格-格德恩的路易丝·玛丽·卡罗琳，按法律应为英格兰女王（1753–1824年）。在查尔斯去世后，她秘密嫁给了诗人阿尔菲耶里，两人之间早已存在深厚的感情。阿尔菲耶里于1803年去世，据说路易丝后来又与法国历史画家弗朗索瓦·泽维尔·帕斯卡尔·法布尔有了恋情并结了婚。——T.
[639] 查尔斯·维克托·德·邦斯特滕（1745–1822），著名的瑞士哲学作家。——T.
[640] 1772年，奥尔巴尼伯爵夫人嫁给查尔斯亲王时只有19岁。——T.
[641] 《维克托·阿尔菲耶里的回忆录》，第二卷，第五章：我终于能够产生真挚而持久的感情。——T.
[642] 弗朗索瓦·泽维尔·法布尔，同上。——T.
[643] 亨利九世是斯图亚特家族的最后一位男性成员。他去世后，这些领地的世袭继承权转到了查尔斯·埃马努埃尔四世手中，他曾于1796年至1802年间担任撒丁岛国王。查尔斯·埃马努埃尔四世是撒丁岛国王维克托·阿玛迪乌斯三世的儿子与继承人，而维克托·阿玛迪乌斯三世则是撒丁岛国王查尔斯·埃马努埃尔三世的儿子与继承人，查尔斯·埃马努埃尔三世又是萨伏伊的维克托·阿玛迪乌斯的儿子与继承人，维克托·阿玛迪乌斯则是通过其母亲亨丽埃塔唯一的子嗣身份继承了王位。

安妮是奥尔良公爵菲利普的第一任妻子，而亨丽埃塔则是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在1807年时唯一存活的后代。根据继承权，查尔斯·埃马努埃尔成为英格兰国王查理四世（1807年至1819年在位），他于1819年10月6日去世，由其兄弟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一世继位——后者曾是撒丁岛的国王（1802年至1821年在位），根据继承权成为英格兰国王维克托一世（1819年至1824年在位）。他在1824年1月10日去世，没有留下男性后嗣；撒丁岛的王位则传给了他的远房表亲及男性继承人。根据继承权，这些王国的统治权由他的长女玛丽·贝亚特丽斯继承，她是摩德纳公爵弗朗西斯四世的妻子，因此按继承权成为英格兰女王玛丽二世（1824年至1840年在位）。1840年9月15日她去世后，她的儿子兼继承人弗朗西斯随后成为摩德纳公爵，根据继承权成为英格兰国王弗朗西斯一世（1840年至1875年在位）。他于1875年11月20日去世，其侄女玛丽亚·特蕾莎继承了王位——她是弗朗西斯唯一兄弟费迪南德·查尔斯·维克托的女儿，也是唯一的继承人。玛丽亚·特蕾莎出生于1849年7月2日，1868年2月20日与巴伐利亚王子路易结婚，因此于1875年成为英格兰女王玛丽三世。这样算来，她就是第八位依据继承权称王的君主；而维多利亚女王则是自1688年革命以来的第八位实际意义上的君主。——摘自G.E.C.所著《英格兰国王与女王的世系》中的注释。

那些将苏格兰女王玛丽视为英格兰女王玛丽二世的人，实际上也是所有现代正统主义者的观点；他们还将巴伐利亚的路易公主视为法律上的英格兰女王玛丽四世。——T.

[644] 法国的亨丽埃塔·玛丽亚，英格兰女王（1609–1669年），1625年与国王查理一世结婚。1644年，即在国王去世前五年，她离开英格兰回到了法国。——T.

[645] 路易十五在“四十五人计划”失败后命令查尔斯·爱德华王子离开法国。——T.

[646] 约瑟夫·杰罗姆·勒法兰西·德·拉朗德（1732–1807），一位杰出但性格古怪的天文学家。他的怪癖体现在喜欢吃蜘蛛和毛虫；而他的观点则表现为他自称无神论者。拉朗德的《法国人游记》于1769年出版。——T.

[647] 杜克洛斯于1766年访问了意大利，并撰写了《关于意大利的思考》，不过这部作品直到他去世19年后，即1791年才得以出版。——B.

[648] 查尔斯·玛格丽特·让·巴蒂斯特·梅尔西耶·杜帕蒂（1746–1788），一位著名的法国法学家，曾任波尔多议会主席，还著有《关于刑法的历史思考》以及1785年出版的《关于意大利的信件》。这些作品虽然肤浅且冗长，但并非毫无价值，很快就被列入了禁书目录。——T.

[649] 杜帕蒂，《意大利游记》，第79封信。——T.

[650] 同上，第87封信。——T.

[651] 同上，第55封信。——T.

[652] 查尔斯·杜帕蒂（1771–1825）是总统的长子，他在罗马学习，后来成为一位出色的雕塑家。他的作品《生育之维纳斯》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B.

[653] 歌德于1786年访问了意大利。——T.

[654] 拜伦于1817年访问了罗马。——T.

[655] 《恰尔德·哈罗德的朝圣之旅》，第四章，第79节。——T.

[656]《恰尔德·哈罗德》的第四章于1818年出版；拜伦则于1823年在米索隆吉去世。
—T.
[657]我推荐阅读让-雅克·安培先生于1835年7月1日和15日发表在《两界评论》上的两篇文章，标题为《不同时期的罗马风貌》。这些珍贵的资料能够完善我所描绘的图景——此处仅提供概要而已。——作者注（巴黎，1837年）。
[658]维多利亚·阿尔蒂耶里公主（1799–1840），本姓邦康帕尼-卢多维西，出身皮翁比诺王子家族。——T.
[659]巴贝里尼-科洛纳·迪·帕莱斯特里纳公主。——T.
[660]玛格丽塔·罗斯皮廖西公主，扎加罗洛公爵夫人（1786–1864），本姓乔埃尼-科洛纳。——T.
[661]特蕾莎·德尔·德拉戈公主（1801–1858），本姓马西莫。——T.
[662]玛丽亚·兰特·蒙费尔特里奥·德莱·罗韦雷公爵夫人（1799–1840），本姓科洛纳。——T.
[663]并非如早期版本所写的“梅利尼”。1798年2月11日，未来的纽沙泰尔亲王亚历山大·贝尔蒂埃将军正是在梅利尼别墅中会见了那些将为新罗马共和国出力的律师、银行家及艺术家们。——B.
[664]阿波罗多罗斯（117–138），设计过罗马广场与图拉真柱的建筑师。——T.
[665]哈兹利特所著的《蒙田：意大利之旅》。——T.
[666]菲利普·卡米耶·马塞兰·图尔农伯爵（1778–1833），帝国时期担任罗马总督（1809–1814年），复辟时期成为法国贵族，还著有《关于罗马及其属地的统计研究》（1831年）。——T.
[667]路易·西蒙德（1767–1831），著有《一个法国人在英格兰的旅行》（1810–1811年）、《意大利与西西里岛之旅》（1827–1828年）等作品。后来他定居日内瓦并入籍瑞士。——T.
[668]可参阅尼古拉·马里亚·尼古拉伊主教的《关于罗马的农业与粮食供应的回忆、法律与观察》（罗马，1803年），该书在当时被视为经济领域的权威著作。——B.
[669]当时，维勒曼正在撰写《格里高利七世传》，这部作品在问世前就备受赞誉，但一经出版便很快被遗忘，直到作者去世三年后的1873年才有人重新关注它。——B.
[670]雅克·尼古拉·奥古斯丁·蒂埃里（1795–1856），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1826年，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变得失明且瘫痪。他之后的著作都是通过秘书们完成的。在他们的帮助下，他出版了《十年的历史研究》（1834年）、《墨洛温时代的故事》（1840年）以及《关于第三等级的形成与发展的研究》（1853年）。他那部著名的《诺曼人征服英格兰的历史》则发表于1825年。——T.
[671]感谢上帝，蒂埃里先生已经重获健康，以更强的精力继续从事他那重要而卓越的工作。他在夜间工作，就像蛹一样：
“那只仙女欣然躲进那金丝织就的‘坟墓’里，从而避开所有人的目光。”
——作者注。

“这让她得以隐藏在众人的视线之外。”——T。
[672] 1828年10月11日，俄国人占领了瓦尔纳。——B。
[673] 约翰尼·托尔洛尼亚，布拉恰诺公爵（卒于1829年），是著名的罗马银行家。1809年，他被教皇庇护七世封为布拉恰诺公爵及罗马王子。——T。
[674] 《乌尼卡尔-斯凯莱西条约》于1833年6月8日由俄罗斯与土耳其签署，这是一项为期八年的攻守同盟条约。其中的一项秘密条款规定，达达尼尔海峡对欧洲列强关闭，而博斯普鲁斯海峡则仅对俄罗斯开放。——B。
[675] 穆罕默德·阿里，埃及总督（约1769–1849年），1805年被任命为埃及总督，1811年屠杀了马穆鲁克人；1820年至1822年间征服了努比亚、塞纳尔和科尔多凡；在希腊独立战争中协助土耳其人作战（1827年）；1831年至1832年征服了叙利亚；1839年击败了土耳其，但不得不在1841年放弃叙利亚。从那时起直到1847年他失去理智之前，他一直致力于改善自己的统治区域。——T。
[676] 《伦敦条约》于1827年7月6日签署，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同意出面调停，促使土耳其和希腊接受他们的调解，以恢复东方的和平。但土耳其拒绝了这一调解提议，于是便发生了武装干预。——T。
[677] 《关于希腊的备忘录》于1825年发表。——B。
[678] 纳瓦里诺战役的胜利（1827年10月20日）并未能将希腊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1828年8月27日，由梅松将军指挥的12个法军团在莫雷亚半岛登陆。几周之内，法军就将土耳其驻军赶出了该半岛上的各个城镇和要塞。莫雷亚半岛和基克拉泽斯群岛被置于各列强的共同保护之下，梅松将军晋升为元帅后返回法国，留下两个旅来帮助希腊人建立自己的政府。——B。
[679] 1829年，俄国人占领了西利斯特拉。——T。
[680] 伊万·帕斯克维奇将军，后来成为华沙亲王兼陆军元帅（1782–1856年），1828年占领了卡尔斯，1829年占领了埃尔祖鲁姆；作为波兰的总司令，他在1831年占领了华沙，并成为波兰总督，负责实施相关法规。——T。
[681] 马哈茂德二世，土耳其苏丹（1785–1839年），他是穆斯塔法四世的兄弟，后来继承了王位。——T。
[682] 根据1826年10月6日签订的《阿克尔曼公约》，俄罗斯获得了在黑海航行的权利，同时还就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等问题达成了多项协议。由于土耳其未能履行该条约，才引发了1828–1829年的战争。——T。
[683] 根据1792年的《雅西条约》，俄罗斯的边界扩展到了德涅斯特河。——T。
[684] 洛德维克·西吉斯蒙德·文森特·古斯塔夫·范海登伯爵，荷兰海军上将（1772–1850年），他从小就加入荷兰海军，1789年晋升为中尉。1795年，他驾驶一艘渔船将威廉五世送到了英格兰。之后他遭到审判并被监禁，获释后便加入了俄罗斯军队，1817年晋升为海军少将，1827年纳瓦里诺战役后晋升为海军中将，1850年晋升为海军上将。他在纳瓦里诺战役中表现突出，因此被授予巴斯大十字勋章，同时还获得了法国的圣路易勋章和俄罗斯的圣乔治勋章。——T。
[685] 亚历山大二世，全俄罗斯的沙皇（1818–1881年），1855年继位，1881年3月13日被暗杀。——T。
[686] 彼得大帝，俄罗斯沙皇（1672–1725年）。——T。

[687] 阿诺·卡迪纳尔·多萨（1536–1604），雷恩主教，后任巴约主教。他曾担任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派往罗马的使者。他为亨利四世获得了教皇的赦免，并作为奖赏被授予红衣主教头衔以及巴约主教的职位（1599年）。他的著作《书信集》（1624年出版）被视为外交学领域的经典之作。——T.

[688] 休戈·德·格罗特（1583–1645），即格劳秀斯，著名的荷兰法学家，国际法学科的奠基人。他的重要著作《战争与和平法》于1625年出版。——T.

[689] 塞缪尔·冯·普芬道夫（1632–1692），著名的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他的著作《自然法与万国法》于1672年出版。——T.

[690] 明斯特条约与奥斯纳布吕克条约，最终促成了1648年10月24日在明斯特签署的全面和平协议，从而结束了三十年战争。——T.

[691] 符腾堡-明佩尔加德的玛丽亚（索菲娅）费奥多罗芙娜，俄罗斯皇后（1759–1828），保罗一世的遗孀，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的母亲。她于1828年11月4日至5日的夜间去世。——B.

[692] 尼古拉是保罗一世的第三个儿子，1825年继承了其兄亚历山大的王位，因为次子康斯坦丁放弃了继承权。他即位后的第一年就发生了军事叛乱，但该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T.

[693] 我想在此引用埃德蒙·比雷先生的注释：“希望读者们不会跳过这份备忘录中的任何一行——它既是逻辑与爱国主义的杰作，其文笔也极为出色。夏多布里昂从未写出过比这更令他自豪的作品。”

[694] 路易·德普雷兹（生于1799年），是一位年轻的雕塑家，他在1826年获得了罗马奖。他为普桑的墓碑雕刻的浮雕作品，是以《阿卡迪亚的牧羊人》为蓝本创作的，堪称他最出色的作品之一。——T.
[695] 保罗·勒莫因（1784年—约1860年），亦被称为勒莫因-圣保罗，是一位颇具才华的法国雕塑家。——T.
[696] 巴朗特女男爵是塞萨尔·安热·德·乌德托将军的女儿，也是卢梭的朋友乌德托夫人的孙女。她嫁给了《勃艮第公爵史》的作者、巴朗特男爵艾梅布尔·吉约姆·普罗斯佩尔·布鲁吉耶。——B.
[697] 夏多布里昂的悲剧《摩西》最初发表在他的《全集》（1826–1831年）中，至今仍未被搬上舞台。——T.
[698] 位于圣洛伦佐-因-卢奇纳教堂内的那座为尼古拉·普桑而建的昂贵纪念碑，完全是由夏多布里昂出资建造的。直到1831年，当夏多布里昂再次放弃所有头衔和俸禄、再度一贫如洗时，这座纪念碑才最终建成。从1831年到1834年，他花了四年时间才还清欠那位与自己处境相似的艺术家的债务。——B.
[699] 萨尔瓦奇·德·法维罗尔夫人，是法国驻奇维塔-韦基亚领事杜莫雷先生的女儿，也是雷卡米埃夫人的忠实朋友。后来，她跟随圣勒乌公爵夫人（荷兰的奥尔滕斯女王）生活，直至去世，并担任其遗嘱的执行人。——B.
[700] 这一事件在夏多布里昂描述巴瑟斯特伯爵时已经提到过，发生在1824年3月。当时，巴瑟斯特小姐与一群亲朋好友一起在台伯河附近的森林中骑马，由于马匹突然失足，她被抛入河中溺亡。她当时只有17岁，容貌极为美丽。——B.
[701] 弗朗索瓦·玛丽·皮埃尔·鲁莱，拉布伊耶里男爵（1764年–1833年），是法国的贵族，同时担任王室管家。——B.

[702] 奥古斯丁·蒂埃里所著的《关于法国历史的信札》，旨在为研究法国历史提供入门指导。这些信札最初发表于1820年的《法国信使报》上，1827年才首次被收集并以书籍形式出版。——T.
[703] “人的命运便是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学识也会增加。但当死亡如此临近时，拥有智慧又有什么用呢？”——T.
[704] 1828年6月16日颁布的法令。第一项法令规定，那些由未经许可的宗教团体管理的所谓中等教会学校，应置于法国大学的监管之下；第二项法令则将神学院可招收的学生人数限制在两万人以内，并对神学院的各项事务加以限制，尤其是在授予学位方面。——B.
[705] 马太福音22:17。——T.
[706] 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被誉为“南美洲的解放者”。他于1817年成为委内瑞拉的独裁者，随后将委内瑞拉与新格拉纳达合并为哥伦比亚共和国，并于1819年担任该国的总统。1822年，他又将厄瓜多尔并入哥伦比亚。1823年，他成为秘鲁的独裁者，1825年则成为新成立的玻利维亚共和国的保护人。1826年，秘鲁宣布反对其统治，玻利维亚也很快跟随其后。尽管他在有生之年一直担任着构成哥伦比亚的三个国家的总统，但他创建的共和国不久后就分崩离析了。——T.
[707]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男爵（1646–1716），这位天才人物曾与佩利松和博絮埃一起试图让天主教与新教重新统一；这一尝试失败后，他又试图调和各新教派别，但同样未能成功。莱布尼茨还推动了柏林科学院的建立，并担任该院的终身院长。——T.
[708] 费利切·佩雷蒂，即教皇西斯都五世（1521–1590）。他于1585年当选为教皇，将红衣主教的数目定为七十人，并对教皇国的整个行政体系进行了重组。——T.
[709] 在这封信写成的不久之后，身患疾病的德拉费罗奈先生便动身前往意大利，因此外交部暂时由波塔利斯先生负责。——作者注。
[710] 杜维维耶先生是使馆的随员之一。他将写给雷卡米耶夫人的信以及夏多布里昂与教皇对话的记录一同带到了巴黎。——B.
[711] 皮埃尔·肖万，法国风景画家，1809年至1827年间居住在罗马。——T.
[712] 菲利波·奥雷利亚诺·维斯康蒂骑士（1754–1831），罗马艺术学院的院长。——B.
[713] 阿曼德·查尔斯·吉勒米诺将军（1774–1840）曾在杜穆里埃和皮什格鲁手下服役，后来又在莫罗手下工作。1808年他晋升为将军，1813年则成为师长。在复辟时期，他担任军事仓库的总监（1816年），1823年则制定了西班牙战争的作战计划，并作为参谋长陪同昂古莱姆公爵出征。战争结束后，他被封为法国贵族，1824年被派往君士坦丁堡担任大使，直至1831年。——T.
[714] 勒诺尔芒夫人。——作者注。法国政府组织了一次从科学和艺术角度出发的摩里亚地区探险活动。查尔斯·勒诺尔芒先生将参与这次探险，而他的妻子——也就是雷卡米耶夫人的侄女兼养女——则打算与他同行。——B.

[715] 拿破仑·奥古斯特·孔德，后封为蒙泰贝洛公爵（1801－1874），为兰内元帅之子。他于1827年被授予法国贵族头衔，但直到七月革命之后才进入上议院任职。1836年，他出任法国驻瑞士大使，1838年又担任驻那不勒斯大使。此后他还担任过海军部长（1847－1848年）、参议员（1864年），以及驻圣彼得堡大使（1858－1866年）。——B。

[716] 这里同样指的是1828年6月16日的那些法令。——B。

[717] 指1829年1月27日两院开会之时。——B。

[718] 我搞错了。——作者注（1837年）。

[719] 克莱蒙-托纳尔红衣主教，他与国王的政府关系不佳。他曾强烈反对1828年6月16日关于小型神学院的法令，在给公共宗教事务部长费特里埃主教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大人，我家族自1120年从卡利克斯特二世那里获得的座右铭是：‘即使所有人都是，我也不会。’这也是我良心的准则。

“怀着对国王大臣应有的尊敬，我谨此致意。

“† A. J. 图卢兹大主教红衣主教。”

由于这封信，国王下令禁止这位主教进入宫廷。

第四卷完。

六卷中所提及人物索引

A
亚伦，第135章
隐士亚伦，圣徒，第1卷第24、30页；第2卷第46页
阿贝拉尔（见阿贝拉尔）
阿贝维尔女伯爵，第1卷第29页
“歪脖子”阿邦，第3卷第59页
阿卜杜勒-卡迪尔，第3卷第111页；第6卷第99页
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梅吉德，第5卷第51页
亚伯，第3卷第39页；第6卷第25页
彼得·阿贝拉尔，第1卷第94页；第2卷第184页、310–311页
拉尔夫·阿伯克龙比爵士，第1卷第224页
罗伯特·阿伯克龙比爵士，第1卷第224页
乔治·戈登，第四代阿伯丁伯爵，第3卷第49页
阿比盖尔，第6卷第237页
阿布·戈什，第6卷第105页
安多什·朱诺，阿布兰特斯公爵，第4卷第164页
劳尔·佩尔蒙-科姆涅娜，阿布兰特斯公爵夫人，第4卷第149页、207–214页
弗吉尼亚·阿切尔比，第6卷第65页
阿什马尔伯爵，第1卷第106页；第2卷第24页
土耳其苏丹艾哈迈德三世
奥库特（见海茨伯里）
兰斯大主教阿达尔贝隆，第4卷第112页
阿达尔加里乌斯（见奥热尔）
亚当，第2卷第245页；第5卷第9页；第6卷第89页、111页、206页
约翰·亚当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第1卷第252页
萨伏伊的阿德莱德，法国王后，后成为蒙莫朗西夫人，第4卷第209页
法国的阿德莱德公主，夫人，第1卷第160页、177页；第6卷第69页、197页
被称为奥尔良小姐的阿德莱德，夫人，第5卷第128页、156–157页、161页
约瑟夫·艾迪生，第2卷第86页、121页；第4卷第246–247页；第5卷第57页
让·约瑟夫·阿德尔，第5卷第96页
莫洛西亚人的国王阿德墨忒斯，第3卷第189页

教皇阿德里安一世，第74页
阿德里安（另见哈德良）
埃米利乌斯·保卢斯·马其顿努斯，卢基乌斯，第34页；第259页；第6章第50节
埃斯库罗斯，第82页；第124页
巴黎大主教丹尼斯·奥古斯特·阿弗尔，第263页
M.阿吉耶，第97页
让·巴蒂斯特·路易·达吉努尔，乔治·塞鲁，第230-231页
萨伏伊的阿格尼丝，波旁的女士，第209页
达古尔特子爵夫人，第363页，第408-409页
皇帝阿格里科拉，第201页
皇后阿格里皮娜，第234页；第33页，第258页
皇后朱莉娅·阿格里皮娜，第258页
阿格索侯爵，第146页
玛丽·凯瑟琳·德·阿格索，拉莫伊尼翁侯爵夫人，第146-147页，第155页
亨利·卡丁·让·巴蒂斯特·德·阿格索，第29页
亨利·弗朗索瓦·德·阿格索，大臣，第135页；第29页
亚哈随鲁（另见阿苏埃鲁斯）
多米提安·阿赫诺巴尔布斯，第258页
阿尔芒·德·维涅罗德-杜普莱西-里什勒乌，公爵，第163页；第13页
阿尔芒·德西雷·德·维涅罗德-杜普莱西-里什勒乌，公爵，第163页
阿吉永公爵夫人，第174页
艾因（另见吉罗德·德·莱恩）
布列塔尼伯爵阿兰三世，第6页
布列塔尼公爵阿兰四世，第137页
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一世，第51页，第224页；第180页，第226页；第5章第334节；第6章第50页，第247页
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二世，第24页
红衣主教朱塞佩·阿尔巴尼，第5-6页，第18页，第30页，第33页，第35页，第39页，第46-49页，第52页
弗朗切斯科·阿尔巴尼，第110页
奥尔巴尼伯爵夫人（另见英格兰女王斯托尔贝格的路易莎）

阿尔贝里克，第二卷第30章
朱利奥·阿尔贝罗尼，红衣主教，第五卷第15-16章；第六卷第200章
萨克森-科堡-哥达的阿尔伯特，亲王，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的配偶，第四卷第47章；第六卷第207章
普鲁士的阿尔伯特公爵，第四卷第37章
普鲁士的亨利亲王阿尔伯特，第四卷第33章、第271章
萨克森-特申的阿尔伯特公爵，第五卷第127章；第六卷第58章
朱莉·达阿尔贝，第一卷第65章
马格努斯·阿尔贝图斯，第一卷第27章
阿尔西比亚德斯，第三卷第45章、第96章；第四卷第72章、第123-124章；第五卷第229章
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见马努提乌斯）
让-巴蒂斯特·勒朗·达朗贝尔，第二卷第172章、第180章、第187章
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第五卷第12章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第五卷第13章
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第五卷第14章
教皇亚历山大八世，第五卷第15章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三世，第一卷第196章、第229章；第二卷第159章；第三卷第149章、第186章、第195章、第202-203章、第205章、第220-221章、第224章；第四卷第75章、第176章、第192章、第255章、第264章；第五卷第14章、第298章、第403章；第六卷第236章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四世，第四卷第192章
全俄罗斯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第一卷第xxi章、第65章、第99章；第二卷第232章、第289章；第三卷第30章、第49章、第50章、第57-64章、第72-73章、第77章、第86章、第92章、第94章、第98章、第107章、第144-146章、第149章、第157章、第172章、第186章、第194章、第211章；第四卷第33章、第36章、第67章、第104章、第118章、第122章、第146章、第166章、第203-204章、第236章、第277章、第281章；第五卷第272章、第387章、第398章；第六卷第45章
全俄罗斯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第四卷第74章、第271章
亚历山大上尉，第三卷第225章
俄罗斯的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普鲁士的夏洛特皇后，第一卷第99章；第四卷第33章、第35-36章、第271章
维托里奥·阿尔菲耶里，伯爵，第一卷第xxiii章；第二卷第202-203章；第四卷第249-251章；第五卷第55章
英格兰国王阿尔弗雷德，第二卷第140章
霍尔滕斯·阿拉尔·德·梅尔芬斯，女士，第六卷第174章
阿尔马赞（见圣普里埃斯特）

达洛佩乌斯，大卫伯爵，第四卷第36页
达洛佩乌斯，女伯爵，第四卷第36页
达洛佩乌斯（另见拉费罗内家族）
阿拉贡国王阿方索，第一卷第9页
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九世，第二卷第256页
费拉拉公爵阿方索一世，第四卷第42页；第五卷第13页；第六卷第92页
费拉拉公爵阿方索二世，第五卷第330页；第六卷第82、84–87、92、100页
莱昂与阿斯图里亚斯国王阿方索五世，第五卷第377页
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二世，第五卷第13页
葡萄牙国王阿方索四世，第六卷第24页
比斯切利的阿方索，第五卷第13页
阿尔蒂耶里，维多利亚·邦康帕尼-卢多维西
皮翁比诺亲王家族的公主，第四卷第256页
欧塞尔主教阿马多尔，第二卷第43页
东哥特人女王阿玛拉松塔，第四卷第227页
当布瓦兹（参见舒瓦瑟尔与当布瓦兹）
米兰主教圣安布罗斯，第三卷第30页
当布吕热亚克，路易·亚历山大·玛丽
布谢龙子爵，第五卷第106页
威廉·皮特，第一代阿默斯特伯爵，第三卷第211页
安德烈·马里·安培，第五卷第261、389页
让-雅克·安培，第二卷第217页；第四卷第213、254页；第五卷第261、389页；第六卷第223页
阿纳克里翁，第一卷第131页；第三卷第29页；第五卷第257页；第六卷第13页
让-皮埃尔·弗雷德里克·安西永，第四卷第34页、60–61页、102页；第五卷第91页
安西永夫人，第四卷第34页
卢西尼男爵德安克尔，康奇诺·康奇尼侯爵，第六卷第28页
罗贝尔·阿尔诺德·当迪利，又名阿尔诺德，第五卷第54页
克里斯托夫·弗朗索瓦·当德雷泽尔，泰蕾兹·皮孔子爵，第一卷第106–107页、111页
安杰洛（参见马利皮耶里）
当热利（参见雷格诺德·德圣让·当热利）
当吉内斯，娘家姓科特罗，女士，第六卷第238页
朱尔·让·巴蒂斯特·昂热尔斯子爵，第三卷第100页；第四卷第7页

昂古莱姆公爵（参见路易十九，法国与纳瓦拉国王）
昂古莱姆公爵夫人（参见玛丽-特蕾莎，法国王后）
昂古莱姆女伯爵，见第120页
阿尼什女士，见第4章第24-25页及第59页
奥尔良的安娜·玛丽亚，撒丁岛女王，见第4章第251页
“安娜-玛丽”，笔名（参见奥特菲耶女伯爵）
普鲁士的安妮，勃兰登堡选帝侯夫人，见第4章第37页
英格兰的安妮女王，见第5章第333页
英格兰的安妮·博林，女王，见第2章第138页
布列塔尼的安妮公爵夫人，皇后、法国王后，见第1章第27页及第141页
奥地利的安妮，法国王后，见第1章第126页；第2章第151页、第172页；第4章第245页；第5章第101页
俄罗斯的安妮，荷兰女王，见第3章第144页及第6章第185页
俄罗斯的安妮皇后，见第1章第13页及第6章第101页
安内，安托万，见第5章第96页
汉尼拔（参见汉尼拔）
皮埃尔·德·吉布尔，人称“神父”，见第1章第5页
乔治·安森，第一代勋爵，见第1章第126页
伊丽莎白·伯克利，克雷文夫人，后来成为该领地的女侯爵，见第4章第161页
安塔尔，见第1章第122页
圣安东尼，见第2章第43页及第4章第230页
帕多瓦的圣安东尼，见第6章第104页
纳瓦拉的安东尼国王，见第2章第279页
帕尔马的安东尼公爵，见第5章第15页
萨克森的安东尼国王，见第4章第231页
亚洲的安提戈努斯，见第4章第75页
叙利亚的安条克国王，见第4章第75页及第6章第247页
马其顿的总督安提帕特，见第4章第75页
弗朗切斯科·安托马尔基博士，见第3章第216-218页
皮埃尔·安托万·德安托内勒，侯爵，见第4章第18页
安东尼努斯皇帝，见第2章第62页

夏多布里昂子爵的威尼斯向导安东尼奥，第六卷，第53、63–65、104页
马库斯·安东尼乌斯，又名马克，第二卷，第122页
德安特雷蒙（参见布尔迪克）
安特罗多科（参见弗里蒙）
阿佩莱斯，第六卷，第57、180页
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参见克劳狄乌斯·克拉苏斯）
阿波罗多罗斯，第四卷，第256页
安东·罗道夫·阿波尼伊伯爵，第五卷，第17、146页
阿拉贡的红衣主教阿夸维瓦，第五卷，第15页
多米尼克·弗朗索瓦·让·阿拉戈，第五卷，第106、115、156、206页；第六卷，第169页
范妮·伯尼，即德阿布莱夫人，第二卷，第126页
圣女贞德，参见“琼·奥尔克”
阿尔基洛科斯，第五卷，第56页
阿基米德，第六卷，第122页
托马索，阿拉佐的红衣主教，第五卷，第6页
贝特朗·德阿尔让特尔，第一卷，第5页
阿波利奈尔·安托万·莫里斯·德阿尔古特伯爵，第五卷，第111、113–114、116页；第六卷，第99–100页
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第二卷，第220页；第四卷，第42–43、228页；第六卷，第78–79、82、87、92、100页
小阿里奥斯托，第六卷，第82页
阿里斯托吉顿，第六卷，第180页
阿里斯托芬，第二卷，第124页；第六卷，第9页
亚里士多德，第五卷，第70页
阿玛尼先生，第六卷，第51页
阿玛尼小姐，第六卷，第51页
德阿尔马诺（参见科尔代）
阿诺（参见吉贝尔-阿莫德）
安托万神父，第四卷，第245页
安托万·阿诺尔德，第五卷，第54页
阿诺尔德（也可参见德安迪利和蓬蓬内）
阿诺特博士，第三卷，第217页
德阿努维尔（参见马肖·德阿努维尔）
阿鲁埃，即伏尔泰
马其顿国王阿瑞达乌斯，第四卷，第192页

阿里吉，朱塞佩·菲利波，第三卷，106页
达索利，卡米洛·马西米利亚诺·马西莫，亲王，第四卷，238页
阿尔托德·德·蒙托尔，阿尔弗雷德·弗雷德里克，骑士，第二卷，219页；第三卷，122页
阿尔塔薛西斯一世，波斯国王，第三卷，189页
阿特维尔德，雅各布·范，第三卷，138页
亚瑟二世，布列塔尼公爵，第一卷，9页
阿图瓦，罗贝尔，伯爵，第二卷，73页
达图瓦，伯爵（参见法国与纳瓦拉国王查理十世）
哈斯德鲁巴尔（参见阿斯德鲁巴尔）
阿斯吉尔，查尔斯爵士，第一卷，216-217页
“阿什伍德爵士”，第五卷，16页
阿斯帕西娅，第一卷，244页；第三卷，45页；第四卷，117页；第五卷，25页；第六卷，172页
达斯普雷蒙，伯爵，第六卷，46页
亚述尔乌斯，米底与波斯国王，第五卷，383页
阿斯特利，菲利普，第六卷，68页
阿斯托尔夫，伦巴第国王，第四卷，228页
阿塔武尔夫，西哥特国王，第四卷，227页
阿塔尔里克，东哥特国王，第四卷，227页
阿忒纳乌斯，第一卷，259页；第六卷，180页、247页
阿塔卢斯，皇帝，第三卷，88页
阿提库斯·赫罗德斯，提比里亚斯·克劳迪乌斯，第六卷，154-155页
阿提拉，匈奴国王，第一卷，212页；第二卷，185页；第三卷，47页、90页、157页、224页；第五卷，58页、334页；第六卷，50页
达乌贝特雷，约瑟夫·亨利·布沙尔，元帅侯爵，第二卷，41-42页
奥比亚克，第二卷，172页
达乌比涅，查尔斯，第六卷，240页
达乌比涅，热纳维耶芙·皮埃特，夫人，第六卷，240页
达乌比涅，康斯坦特，第六卷，241页
达乌比涅，泰奥多尔·阿格里帕，第六卷，241页
奥迪里·德·普伊拉沃（参见普伊拉沃）
奥尔施泰特，埃克米尔亲王，路易

尼古拉斯·达武，公爵元帅，第三卷，第164页
奥热罗（参见卡斯蒂廖内）
奥吉斯，皮埃尔·雷内，第三卷，第21页
圣奥古斯丁，第一卷，第31页；第二卷，第154页；第六卷，第6页
奥古斯都卢斯，皇帝，第六卷，第195页
奥古斯都，皇帝，第一卷，第68页；第五卷，第8页
弗雷德里克，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
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一世，后来见第六卷，第101页
普鲁士的奥古斯都，亲王，第四卷，第34页及172-173页
勒佩莱蒂埃伯爵德奥尔奈，第一卷，第135页
勒佩莱蒂埃伯爵夫人德奥尔奈，娘家姓德罗桑博，第一卷，第135页
奥尔讷（参见图尔戈）
德奥尔普斯（参见布拉斯·德奥尔普斯）
奥卢斯·盖利乌斯（参见盖利乌斯）
亨利·欧仁·菲利普·德奥马尔
奥尔良公爵路易，第二卷，第110页、第293页
夏尔·德奥弗涅，第二卷，第65页
菲利普·德奥弗涅（参见布永）
安托万·路易·弗雷德里克·德阿瓦雷
贝西阿德伯爵，后为公爵，第二卷，第301页；第四卷，第8-9页
克洛德·安托万·德贝西阿德，德阿瓦雷公爵，第二卷，第301页
德梅利家族出身的德阿瓦雷公爵夫人，第二卷，第301页
丹尼斯·路易·马蒂亚尔·阿韦内尔，第五卷，第95页
何塞·尼古拉·德阿扎拉，第二卷，第230页

贝尔，M.，第三卷，133页
贝尔夫人，第三卷，133–134页
巴利，让·西尔万，第一卷，160–161页、165页
巴耶塞特二世，土耳其苏丹，第三卷，179页
巴拉尼夫人，第五卷，401页
巴尔比，安妮·雅各比·科蒙·拉福尔斯，女伯爵，第四卷，9–10页
鲍德温一世，东方皇帝及佛兰德斯伯爵，第六卷，69页
巴朗什，皮埃尔·西蒙，第二卷，198页、214页、229页、303页、310页、319页；第四卷，149页、162页、172页、180页、213页；第五卷，89页、199页；第六卷，258–260页、262页
巴尔梅因，亚历山大伯爵，第三卷，210–211页
巴尔萨莫（参见卡廖斯特罗）
巴卢（参见拉巴卢）
巴尔扎克，奥诺雷·德，第一卷，111页；第五卷，202页；第六卷，156页
巴尔扎克·当特拉格（参见当特拉格）
夏多布里昂的仆从巴蒂斯特，第五卷，250页、256页、325–326页、330页、349–350页、352页；第六卷，8页、24页、129页
巴朗特，艾马布尔·吉约姆·普罗斯珀·布鲁吉埃男爵，第四卷，28页、285页
巴朗特，塞萨琳·德·乌德托女男爵，第四卷，285页
巴朗特，克洛德·伊格纳斯·布鲁吉埃，第二卷，303页
巴尔巴，维克托，第五卷，121页
奥地利的芭芭拉，费拉拉公爵夫人，第六卷，82页、84页
巴尔巴雷利（参见乔尔乔内）
巴尔巴里尼夫人，第四卷，37页
巴博尔德，安娜·莱蒂西亚·艾肯，女士，第二卷，126页
巴贝里尼红衣主教，第四卷，245页
巴贝里尼-帕莱斯特里纳家族（参见帕莱斯特里纳）
巴尔贝，奥古斯特，第六卷，216页
巴尔比耶里（参见格尔奇诺）
巴尔布，M.，第五卷，96页
巴尔卡罗拉，尼娜，第四卷，245页
巴尔舒·德·佩诺恩（参见佩诺恩）
巴尔迪，贝阿特丽斯·波尔蒂纳里，夫人，第四卷，225–227页

雷恩主教弗朗索瓦·德·吉拉克，第1卷，第152页
夏尔·路易·弗朗索瓦·德·巴伦坦，第2卷，第177页；第4卷，第43页
安纳西姆修道院的女院长、贵妇巴伦坦，第4卷，第43页
贝特朗·巴雷尔·德·维厄扎克，第1卷，第143页；第2卷，第26–27页、第85页
巴尔热蒙（参见维勒讷夫-巴尔热蒙）
尼古拉斯·巴里永，第5卷，第50页
马特尔·巴尔纳日，第4卷，第110页
巴尔塔扎尔·巴罗，第2卷，第303页
莱奥诺拉·巴罗尼（参见卡斯特拉尼）
拉巴罗奈（参见拉巴罗奈地区）
M.巴兰德，第5卷，第361、363、365、367页；第6卷，第37页、第136–137页
巴罗齐（参见维尼奥拉）
巴罗基奥（参见维尼奥拉）
上校巴鲁瓦，第2卷，第262页
奥斯瓦尔德·F.S.A.巴伦先生，第6卷，第266页
卡米耶·伊西昂特·奥迪隆·巴罗，第3卷，第117页；第5卷，第95、113、128页，第152–153页
维克托·巴鲁坎德先生，第3卷，第213页
巴里（参见杜巴里）
让·巴尔特，第4卷，第34–35页
杜巴尔塔斯（参见杜巴尔塔斯）
费利克斯·巴尔特，第5卷，第95页、第265–266页、第302页
让-雅克·巴泰勒米神父，第2卷，第9页
奥古斯特·马赛尔·巴泰勒米，第5卷，第214–216页
丹尼埃洛·巴尔托利，第6卷，第79页
弗朗切斯科·巴尔托洛齐，第4卷，第162页
威廉·巴特拉姆，第1卷，第238页
圣巴斯尔，第1卷，第43页
圣巴西尔，第1卷，第103页
东罗马帝国皇帝巴西尔二世，第5卷，第376页
让·巴斯莱，第1卷，第108页
贝尔纳尔·于格·马雷尔·德·巴萨诺公爵，第2卷，第26页；第3卷，第65页、第168页
弗朗索瓦·马雷沙尔·德·巴松皮埃尔男爵，第1卷，第114–117页；第5卷，第383页、第402页
朱尔·巴斯蒂德，第5卷，第109页、第137页、第140–141页

巴斯维尔，克雷蒂安·弗朗索瓦·德·拉莫伊尼翁，侯爵，ii. 100
拔示巴（见贝特萨比）
巴瑟斯特，艾伦，第一代伯爵，iv. 80-81
巴瑟斯特，亨利，第三代伯爵，iii. 215；iv. 80-81, 89, 287
巴瑟斯特，路易莎·乔治亚娜夫人，iv. 81
巴瑟斯特，艾米莉·夏洛特夫人（见庞森比）
巴瑟斯特，小姐，iv. 81, 287-288
博德，让·雅克，男爵，iv. 7；v. 96-97, 112, 115-116, 144, 210
博德里，子爵，vi. 253
博德里，男爵，vi. 253-254
博德里，安妮·路易丝·德·夏多布里昂，女男爵，vi. 253
鲍弗勒蒙-库尔特奈，泰奥多尔，德梅特里乌斯王子，vi. 38, 128, 138
鲍弗勒蒙-库尔特奈，安妮·劳伦斯，蒙莫朗西公主，vi. 38, 77, 128, 138
鲍尔尼（见博德里）
鲍塞，阿莱主教，路易·弗朗索瓦，红衣主教兼公爵，iii. 18-20
巴维勒（见拉莫伊尼翁·德·巴维勒）
巴武，雅克·弗朗索瓦·尼古拉斯，v. 96, 115
巴亚尔，皮埃尔·杜·特拉伊，骑士，ii. 107, 215；iii. 6；iv. 228；v. 151-152；vi. 26
巴亚尔的夫人，v. 151-152
巴伊加内，领主，ii. 205
贝勒，皮埃尔，ii. 183-184
贝利斯，印刷商，ii. 71-72, 76-77, 80, 97
巴赞库尔，上校，ii. 262
贝阿特丽斯（见巴尔迪）
比蒂，詹姆斯，ii. 129
小比蒂，ii. 129

博福特，夏多布里昂之女，女侯爵，ii. 333
博福特，蕾妮，夫人，i. 6
博福特（另见夏多布里昂与德埃斯特雷）
博阿尔奈，亚历山大子爵，ii. 261；iii. 17；iv. 165；vi. 161
博阿尔奈，欧仁·德（见洛伊兴贝格）
博若莱，奥尔良的路易，伯爵，iv. 161
博利厄，热弗鲁瓦·德，vi. 139
博马努瓦，约翰，领主，i. 9
博马舍，皮埃尔·奥古斯特·卡隆·德，i. 128, 132, 173
巴黎大主教博蒙，克里斯托夫·德，ii. 180
博蒙，克里斯托夫·弗朗索瓦，伯爵，i. 174
博蒙，波琳·玛丽·米歇尔·弗雷德里克·乌尔丽克·德·蒙莫兰-圣埃雷姆，伯爵夫人，i. 174；ii. 167-168, 172-177, 213, 223-243, 246, 248, 295, 302, 306, 311, 316-318；iii. 7, 131；iv. 165, 183, 221, 233, 238；v. 48, 319；vi. 6
博蒙·德·拉博尼耶尔，古斯塔夫·奥古斯特·德，ii. 295
博普瓦伊·德·圣奥莱尔（见圣奥莱尔）
博雷佩尔（见德奥特费伊）
博沃，夏尔·于斯特，元帅兼公爵，i. 119
博维利耶，保罗，公爵，vi. 246
博维利耶·圣艾尼昂（见沙莱-佩里戈尔）
贝克德利耶夫尔-彭乌埃，伯爵，i. 146
贝凯，艾蒂安，v. 96
贝德埃，亚历克西斯，侯爵，i. 146
贝德埃，拉布埃塔尔代领主，安热·安尼巴尔，伯爵，i. 14
贝德埃，玛丽·安托万·贝尼涅·德，拉布埃塔尔代伯爵

德，i. 17, 22-23, 74, 152；ii. 4-5, 9, 54, 62, 64-65, 69, 77, 82, 118-120
贝德埃，玛丽·安吉莉克·福尔图尼耶
塞西尔·金格内，女伯爵，i. 23；ii. 5, 9, 62, 64
贝德埃，玛丽·安娜·德·拉韦内尔·杜·布瓦特伊勒，夫人，i. 14, 17, 21-22
贝德埃，夏洛特·苏珊娜·玛丽，又名卡罗琳，i. 22-23，ii. 5, 9, 62, 64, 119-120
贝德埃，弗洛尔·德，i. 22-23，ii. 5, 9, 62, 64, 119
贝德埃，玛丽·德，i. 22-23，ii. 5, 9, 62, 64, 119
贝德埃（另见拉布埃塔尔代）
贝德福德，约翰·拉塞尔，第六代公爵，iv. 79
贝多耶尔（另见拉贝多耶尔）
贝多芬，路德维希·范，ii. 332
贝克尔，尼古拉斯·莱昂纳德，伯爵，iii. 188
贝尔吉奥约索，克里斯蒂娜·特里武尔齐奥，公主，v. 202, 286
贝利纳耶（另见拉贝利纳耶）
贝拉明，卡普阿大主教，罗伯托·贝拉明红衣主教，亦称“红衣主教”，vi. 259
贝拉尔，尼古拉斯·弗朗索瓦，iv. 7
贝莱，巴约讷主教，后任巴黎大主教，让·杜·贝莱红衣主教，iv. 243；v. 14, 50
贝勒岛，查尔斯·路易·奥古斯特·富凯，元帅兼公爵，vi. 201
贝勒岛，尼古拉斯·富凯，侯爵，vi. 201
贝利尼，乔瓦尼，vi. 48-49
贝洛克，M.，v. 28, 31, 48-49
贝洛伊，夫人，ii. 100
贝吕讷，维克托·佩兰，元帅兼公爵

德，第三卷，第95、129页；第四卷，第62页
贝卢内，朱莉·沃施·范·阿韦萨特，女元帅公爵夫人，第三卷，第129页
贝卢内，本名穆盖，女元帅公爵夫人，第三卷，第129页
贝尔松斯，伯爵，第一卷，第13页
贝尔松斯·德·卡斯特尔莫龙，马赛主教，亨利·弗朗索瓦·泽维尔·德，第二卷，第202页；第五卷，第231页
本博，皮耶特罗，红衣主教，第六卷，第79、103页
贝纳尔（见弗勒里）
本笃十四世，教皇，第四卷，第234页；第五卷，第15页
本笃十三世，对立教皇（见佩德罗·德·卢纳）
贝内文托（见塔列朗-佩里戈尔）
夏多布里昂的园丁本杰明，第三卷，第8页
贝努瓦，弗雷德里克，第五卷，第254页
老贝努瓦，第五卷，第254页
贝努瓦女士，第五卷，第254页
本蒂沃利奥，迦太基大主教，科内利奥，红衣主教，第六卷，第79页
本蒂沃利奥，圭多，红衣主教，第六卷，第79页
本蒂沃利奥，埃科尔莱，第六卷，第79页
本韦努蒂，贾科莫·安东尼奥，红衣主教，第四卷，第235页；第五卷，第6、8、23页
贝朗热，皮埃尔·让·德，第二卷，第132-133页、152-153页；第三卷，第68、199页；第四卷，第140页；第五卷，第206-209页、260页、270页、291页；第六卷，第10页、23页、174页、262页
贝拉尔，奥古斯特·西蒙·路易，第五卷，第96页、116-117页
贝拉尔，皮埃尔·克莱芒，第五卷，第267页
贝伦加里乌斯一世，伊夫雷亚侯爵，意大利国王，第二卷，第202页
贝伦加里乌斯二世，伊夫雷亚侯爵，意大利国王，第二卷，第202页
贝伦热（见沙蒂永）
哈尔基斯的王后贝勒尼基，后来成为女王

西利西亚，第247章
尼古拉斯·贝尔加斯，第175章
巴黎第二区的区长贝尔热，第236章
萨维尼安·西拉诺·德·贝热拉克，第70章
夏尔·奥古斯特·德·贝里奥，第175章
贝里奥（另见马利布兰）
M.德·贝尔蒙，第244章
贝尔纳多特（参见瑞典及挪威国王卡尔十四世以及瑞典女王德西雷）
圣伯纳德，第184、310章
让·伯纳德，第149章
伯纳德夫人，第149、173章
路易·罗兹·德西雷·伯纳德，第96章
伯纳德大师，第351章；第266章
雅克·亨利·贝尔纳丁·德·圣皮埃尔，第9-10、63、133章；第30章；第176章
红衣主教托马索·贝尔内蒂，第234-235、290、293、300-301章；第4、8、45-46、52章；第95章
红衣主教弗朗索瓦·约阿希姆·德·皮埃尔·德·贝尔尼斯，第166、230、238章；第38章
克里斯蒂安·冈瑟·冯·贝尔恩斯托夫伯爵，第34、60、102章；第45章
贝里公爵夏尔，第246章
贝里公爵夏尔·费迪南德，第97、160章；第54、63-64、152-153、259、278章；第89、119、126、144、156、158、161章；第8、11、17、21-23、25章；第161、168、190、215、226、236、303-304、394、410章；第28、38、123、185、193、255章
贝里公爵夫人玛丽·卡罗琳·费迪南德·路易丝，第152-154、156、208章；第156章；第16、24、135、196章；第81、101、144、147、151、157-158章

160、209、215、221–229、235–239、
241–242、244–246、265–266、269、
302–311、320–325、327、340、359、
362、365–366、369、375、384、391、
405–408、414–415；vi. 9、22、25–27、
36–39、47、61、77–78、80、94–102、
118、128–130、132、135–136、139、
156、163、192–193、229–235、243

皮埃尔·尼古拉·贝里埃（老）
贝里埃，见v. 246
皮埃尔·安托万·贝里埃（少）
贝里埃，见v. 246–248、259、
264–266、269、302、309–310；vi. 249、
256

乔治·贝尔特兰神父，vi. 256
M.贝尔斯特奥赫尔，ii. 193；iv. 121
M.贝尔特，v. 96
弗朗切斯科·红衣主教贝尔塔洛齐，v. 8
西班牙及法国女王贝尔特·德·罗汉，H.M.，ii. 279
理工学院学者贝尔特兰，v. 107
贝尔蒂埃（参见瓦格拉姆战役）
奥古斯特·马里·巴伦·贝尔托瓦，v. 135
克洛德·路易·伯爵贝尔托莱，ii. 188
阿尔贝·安妮·朱尔·贝尔蒂埃·德·索维尼，v. 108
路易·贝尼涅·弗朗索瓦·贝尔蒂埃·德·索维尼，i. 161；v. 108
路易·弗朗索瓦·贝尔坦（老），又称贝尔坦·德·沃，见ii. 175、223、229；iii. 8、125、132；iv. 100–101；v. 29、260、368
皮埃尔·路易·贝尔坦（少），又称贝尔坦·德·沃，见ii. 175、223；iii. 125、132；iv. 100–101、260；v. 368
亨利·格拉蒂安·伯爵贝尔特朗，iii. 81、188、192、210

贝特朗，本名狄龙，女伯爵，第三卷第192、210页
贝特朗，上尉，第三卷第16页
贝里克，詹姆斯·菲茨杰姆斯，公爵，第四卷第67页
贝桑瓦尔，皮埃尔·维克托，男爵，第一卷第177页；第三卷第139页
贝斯纳尔迪埃尔（参见拉贝斯纳尔迪埃尔）
贝萨里翁，尼科西亚大主教，后任西彭托大主教，君士坦丁堡牧首，红衣主教约翰内斯，第六卷第49页
贝苏斯，巴克特里亚总督，第三卷第149页
拔示巴，第六卷第237页
贝蒂奥，彼得罗修道院院长，第六卷第53、55-57页
博格诺，雅克·克洛德，伯爵，第三卷第99、127、129-130、178页
贝尔农维尔，皮埃尔·吕埃尔，元帅，侯爵，第三卷第73页
贝维拉夸，红衣主教，第六卷第91页
贝维尔，侯爵，第三卷第5页
贝维尔（另见拉瓦莱特）
贝勒（即司汤达）
贝祖，艾蒂安，第一卷第44页
比安卡·卡佩洛，托斯卡纳大公夫人，第六卷第238页
比拉尔，A.，第五卷第96页
比拉尔德里埃（参见弗拉奥·德·拉比拉尔德里埃）
比拉尔迪埃尔（参见劳奈·德·拉比拉尔迪埃）
比洛-瓦雷纳，雅克·尼古拉，第二卷第18页
比勒科克，阿道夫，第四卷第102页
比林，男爵，第一卷第185页
比约，M.，第五卷第97页
比雷，埃德蒙，第一卷第xvi-xvii页、第5、33页；第四卷第92、215-219、284页；第五卷第360页；第六卷第145、180、229-235、248-265页
比隆，夏尔·德·贡托，公爵，第二卷第121页
比隆，路易·安托万·德·贡托，公爵，第一卷第51、176页
比隆（另见劳尊）
比斯切利耶（参见比斯切利的阿尔方索）
比西，克洛德八世·德·蒂亚尔，伯爵，第五卷第162页

比西（另见蒂亚尔-比西与蒂亚尔·德·比西）
比瓦尔（见迪亚兹·德·比瓦尔）
斯堪的纳维亚人伯恩，第二卷217页
普伊尔·路易·卡西米尔·德·布拉卡斯·多尔普斯，公爵，第三卷100、102、124-127、159、171-175页；第四卷8-9、59、132-133页；第五卷28-29、34、45、52、341-343、352、357-359、363、365-366、368-369、374-375、378、383-385、408、415页；第六卷26、117-118、120、129、135、138-139、193页
伟大的战士布拉卡斯·多尔普斯，第五卷385页
游吟诗人布拉卡斯·多尔普斯，第五卷385页
休·布莱尔牧师，第二卷121页
安热·布莱兹，第六卷216页
让·约瑟夫·查尔斯·路易·布朗克，第五卷119-120、140页
卡斯蒂利亚的布兰奇，法国王后，第二卷256页；第五卷225、377页
查尔斯·约翰·加德纳·布莱斯ington，第一代伯爵，第四卷73页
玛格丽特·鲍威尔·布莱斯ington，伯爵夫人，第四卷73页
布勒特里（见拉·布勒特里）
约瑟夫·马里·雅克·布兰，第一卷153页
布利特斯多夫，军需官，第二卷260页
游吟诗人布隆德尔，第五卷377页
德·布洛萨克先生，第二卷314页
德·布洛萨克夫人，第二卷314页
布吕歇尔（见瓦尔施塔特）
乔万尼·薄伽丘，第四卷185页；第五卷229-230页
出版商博德西，第二卷97页
阿尼奇乌斯·曼利乌斯·塞维里努斯·波埃修斯，第四卷227页
贝努瓦·博瓦涅伯爵，第二卷103页
奥斯蒙德的遗孀，博瓦涅伯爵夫人，第二卷103页；第五卷106页
维克托·博安，第五卷96页
尼古拉·布瓦洛-德普雷奥，第一卷133页；第二卷

100、179、187、293；iii. 10、33；iv. 247；v. 53；vi. 240
老布瓦泽-卢卡斯，德劳内先生，iii. 13
小布瓦泽-卢卡斯，M.先生，iii. 13、16-17
弗朗索瓦·尼古拉·马贡·布瓦加兰，领主，i. 51
伊丽莎白·安妮·布瓦加兰夫人，i. 51
路易·布鲁纳·布瓦热兰伯爵，i. 152
布夫勒家族出身的布瓦热兰伯爵夫人，i. 152
艾克斯大主教让-德-迪厄·雷蒙·布瓦热兰，后任图尔大主教，ii. 103
布瓦德拉费罗尼埃（参见杜布瓦德拉费罗尼埃）
杜布瓦沙蒙先生，i. 23
让·巴蒂斯特·雷内·德盖埃讷克·布瓦舒埃伯爵，i. 154；ii. 38
布瓦舒埃（亦见德盖埃讷克·德布瓦舒埃）
弗朗西斯·勒梅特尔·布瓦罗贝尔神父，领主，v. 55
让·弗朗索瓦·布瓦索纳德，iii. 8
伊莱尔·埃蒂安·奥克塔夫·鲁耶·布瓦西侯爵，ii. 136；iv. 227；v. 89
布瓦西（亦见吉乔利）
让·巴蒂斯特·约瑟夫·欧仁·德拉韦内尔·布瓦特勒尔伯爵，i. 67、69
海辛特·欧仁·皮埃尔·德拉韦内尔·布瓦特勒尔上尉，i. 67
保琳·佐埃·玛丽·德法西·德蒙塔瓦隆夫人·德拉韦内尔，i. 67
布瓦特勒尔小姐，i. 17、21-23；ii. 120；vi. 127、173
斯坎迪亚诺伯爵马泰奥·玛丽亚·博贾尔多，vi. 78-79
亨利·圣约翰·博林布鲁克，第一代子爵，v. 57

哥伦比亚总统西蒙·玻利瓦尔，i. xxi；iv. 291-292
第二代博尔顿勋爵威廉·奥德-波莱特，ii. 68
博尔佐纳伯爵，v. 404
邦夫人，ii. 277
路易·加布里埃尔·安布罗瓦兹·博纳尔，子爵，i. 97；ii. 167、168、170、187、198；iv. 16
查尔斯·拿破仑·路易·波拿巴亲王，iv. 241；v. 58、297
夏洛特·波拿巴公主，iv. 241
被称为“母亲大人”的玛丽亚·莱蒂齐亚·拉莫利诺夫人，ii. 166、213；iii. 64、108-109；iv. 10
克里斯汀·埃莱奥诺尔·博耶尔夫人，ii. 166
伊丽莎白·帕特森夫人，iii. 200
杰罗姆·波拿巴（参见威斯特法伦的杰罗姆国王）
约瑟夫·波拿巴（参见那不勒斯国王约瑟夫，后为西班牙国王）
路易·波拿巴（参见荷兰国王路易）
路易·拿破仑亲王（参见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
吕西安·波拿巴（参见卡尼诺）
拿破仑·波拿巴（参见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意大利国王）
卡罗琳·波拿巴（参见那不勒斯女王卡罗琳）
埃莉莎·波拿巴（参见托斯卡纳大公妃埃莉莎）
玛丽·亚历山德琳·夏洛特·路易丝·劳伦斯·德·布莱尚夫人（参见卡尼诺）
玛丽·约瑟芬·罗斯·塔谢尔·德·拉帕热里夫人，后来成为博阿尔奈夫人（参见法国皇后约瑟芬）
宝琳·波拿巴（参见博尔盖塞家族）

波拿巴（另见布奥纳帕尔特）
圣博纳文图拉，第xxx章
阿图斯·德·邦尚将军，第ii章53、107页；第v章245页
邦尚夫人，第ii章53页
皮埃尔·玛丽·泰耶皮埃德伯爵邦迪，第v章229、235-238页
泰耶皮埃德伯爵夫人邦迪，第v章134页
教皇博尼法斯八世，第v章48页
教皇博尼法斯九世，第v章13页
弗朗索瓦·德·博奈侯爵，第i章175、176页；第ii章247页；第iv章32-33、43-44页
M.邦内，第iv章67页
马尔埃尔贝的邦内博士，第vi章154页
皮埃尔·艾蒂安·德·邦尼维神父，第ii章214、221、235、307页
邦尼耶尔（见博蒙德·拉·邦尼耶尔）
德·邦克雷尔先生，第v章244页
夏尔·维克托·德·邦斯特滕，第iv章250、258页
皮埃尔·让·博凯，第ii章231页；第iv章238页
博尔德（见拉·博尔德）
波尔多公爵（见法国与纳瓦拉国王亨利五世）
埃蒂安·塔尔迪夫·德·博尔德苏勒，波梅鲁克斯伯爵，第v章148页
M.博尔迪耶，第i章178页
帕里德或帕里斯·博尔多内，第vi章49页
博雷尔（见福什-博雷尔）
卡米洛·博尔盖塞亲王，第ii章223-224页
瓜斯塔拉公爵夫人博尔盖塞，保琳·博纳帕尔特公主，第ii章223-224、237页；第iii章108、113、215-216页；第iv章184、248-249页
博尔盖塞公主，第iv章248页
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博尔吉亚，第iv章229页；第v章13页
独眼人（见勒·博尔涅）
博罗梅奥（见查尔斯红衣主教伯爵）

米兰大主教博罗梅奥，圣人
沃韦尔的博西诺（参见沃韦尔）
莫城主教雅克·博絮埃
贝尼涅：第一卷第102、151、234页；第二卷第151、201、292、336页；第三卷第18-19、33、129页；第四卷第127、292页；第五卷第84-86、177、388、403页；第六卷第25页
修道院院长布歇：第五卷第140页
布埃塔尔代（参见贝德和拉布埃塔尔代）
骑士布埃蒂埃：第一卷第8页
路易·弗朗索瓦·马雷夏尔·布菲勒斯：第三卷第27页
约瑟夫·玛丽·布菲勒斯公爵：第三卷第27页
博韦-克拉翁出身的布菲勒斯女侯爵：第三卷第27页
斯坦尼斯拉斯·布菲勒斯骑士：第一卷第152页；第三卷第26-27页；第四卷第164页
萨布兰伯爵夫人布菲勒斯，后成为贵妇：第四卷第164页
路易·德·布菲勒斯：第三卷第27页
路易·安托万·德·布干维尔：第一卷第xxi页
布贡博士：第六卷第193页
布伊耶女侯爵：第五卷第363页；第六卷第136页
布伊耶里（参见拉布伊耶里）
马里·尼古拉斯·布伊耶：第六卷第88、266页
戈德弗鲁瓦·布永公爵：第二卷第65页；第四卷第138页
亨利·德·拉图尔多弗涅·布永，图伦子爵及公爵：第三卷第27页
奥弗涅的菲利普·布永，亲王：第二卷第65页
布永（另见耶路撒冷国王戈德弗鲁瓦·布永）
约瑟夫·布兰：第一卷第108页
特鲁瓦主教，后任维也纳大主教的埃蒂安·安托万·德·布洛涅：第二卷第180页
布内莱先生：第二卷第277页
查尔斯·波旁，红衣主教：第三卷第74-75页

波旁，查尔斯·康内塔布尔公爵，见第16、58页
波旁，路易·亨利公爵，见第200页
波旁，阿尔尚博七世，领主，见第209页
波旁，路易·亨利·约瑟夫公爵
（参见孔代，路易六世，亲王）
波旁，奥尔良的路易丝，公爵夫人
（参见孔代）
布尔达卢，路易，见第100页
布尔达斯，雅克，见第108页
布尔迪克，后为维奥特夫人，玛丽·安妮·亨丽埃特·帕扬·德莱唐，安特雷蒙侯爵夫人，后见第174页
布尔多奈（参见拉布尔多奈）
布尔多涅（参见拉布尔多涅）
布尔多涅-蒙吕克（参见拉布尔多涅-蒙吕克）
布尔格（参见杜布尔格）
布尔日，克莱芒斯·德，见第173页
布尔戈瓦，骑士，见第102页
勃艮第，路易公爵
（参见勃艮第公爵路易，后为法国太子）
布尔蒙，路易·奥古斯特·维克托·德·盖恩，元帅伯爵，见第72、81-84、95、244-245、323页
布尔蒙，阿道夫·德，见第82、244页
布尔蒙，查尔斯·德，见第82、244页
布尔热内，弗朗索瓦·阿道夫，伯爵，见第185页
布里安，路易·安托万·福韦莱·德，见第251、270页；第3卷第86页
布泰（参见马尔斯和蒙韦尔）
布蒂利耶·德朗塞（参见朗塞）
布坦，M.，见第27页
布拉班特（参见布拉班特的吉纳维芙）
布拉恰诺，乔瓦尼·托尔洛尼亚，亲王兼公爵，见第262页；第19页
布拉恰诺-奥尔西尼（参见奥尔西尼）

布拉克恩里奇，亨利·M.，第252页
布拉加迪诺，马可·安东尼奥，第59页
第谷·布拉赫，第387页
多纳托·达尼洛·布拉曼特，第230页
布兰卡斯，科尔贝尔-蒙布瓦西埃之女，女爵，第291页
布兰登（参见汉密尔顿）
布劳恩费尔斯（参见索尔姆-布劳恩费尔斯）
布勒伊尔·德·蓬布里安，子爵夫人，第150页
布雷蒙，M.德，第70页
布伦努斯，第305页
布雷特伊，路易·奥古斯特·勒·托内利耶，男爵，第132、156页；第2卷第31页；第3卷第125页
布列东（参见勒·布列东）
布罗宁，埃莱奥诺拉小姐，第332页
布里什（参见拉·布里什）
布里安，让，第14页
桑斯大主教埃蒂安·夏尔·德·洛梅尼，伯爵，第141页
亨利·奥古斯特·德·洛梅尼，伯爵，第152页
洛梅尼伯爵夫人，第152页
拉埃尔的领主尼古拉斯·让·布里尼翁，第13页
玛丽·安妮·勒·坦杜，夫人，第13页
安特尔姆·布里亚-萨瓦兰，第167–168页
玛丽·玛格丽特·德勒·德雷乌·达夫雷，侯爵夫人，第163页
皮埃尔·约瑟夫·布里奥，第223页
阿曼德·弗朗索瓦·邦·克洛德，布里克维尔伯爵，第209–210、213页
老布里克维尔伯爵，第209页
布里克维尔伯爵夫人，第209页
布里萨克（参见科塞-布里萨克）
巴尔纳贝·布里松，总统，第21页
让·皮埃尔·布里索·德·瓦尔维尔，第14页
克劳狄乌斯·提比略·不列塔尼库斯，又称日耳曼尼库斯，第258页

布里塔尔（参见布里扎尔）
吉尔斯·德·布列塔尼（参见夏多布里昂与尚托塞）
让·巴蒂斯特·布里扎尔，亦称布里塔尔，见第128页
伊格纳斯·佩雷·布罗卡尔，见第43页
维克多·弗朗索瓦·马雷沙尔·德·布罗格利，公爵，见第156页
阿希尔·查尔斯·莱昂斯·维克托·德·布罗格利，公爵，见第81、105、122–123、127页；另见第95、113页
阿尔贝蒂娜·德·斯塔埃尔-霍尔施泰因，布罗格利公爵夫人，见第81页
狱卒布罗洛，见第105–112页
布罗洛夫人，见第105–110页
安杰莉卡·布罗洛（参见“赞泽”）
勒内·德·布罗斯，伯爵，见第300页；另见第30页
布罗斯（亦称德·布罗斯）
亨利·布罗厄姆，第一代布罗厄姆和沃克斯勋爵，见第188页
弗朗索瓦·约瑟夫·维克托·布鲁塞，见第27、74页
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见第253–254页
迈克尔中尉布鲁斯，见第110页
布吕吉耶尔·德·巴兰特（参见巴兰特）
乔治·布赖恩·布鲁梅尔，见第69页
勒布伦与马尔特-布伦（参见相关条目）
纪尧姆·玛丽·安妮元帅布吕讷，见第91页
圣布鲁诺，见第33、309–310页
卢修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见第132、312页
马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见第57、132、394页
提比略·尤尼乌斯·布鲁图斯，见第312页
提图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见第312页
拉布吕耶尔（参见拉布吕耶尔）
理查德·白金汉和钱多斯，第一代坦普尔-纳金特-布里奇斯-钱多斯-格雷维尔公爵，见第140页；另见第79页
约翰·霍巴特，第二代白金汉郡伯爵，见第65页
乔治·路易·勒克莱尔·布丰，伯爵

第一卷，127、174页；第三卷，33页；第四卷，122页
布丰，乔治·路易·玛丽·勒克莱尔，伯爵，第一卷，173页
布丰，后来成为布西耶尔夫人，玛格丽特·弗朗索瓦丝·德·布维耶·德·塞波伊，伯爵夫人，第一卷，173页
布热奥德·德·拉皮科内里（参见德伊斯利）
比松·德·拉维涅（参见拉维涅）
布利永，克洛德·德，第一卷，150页
比洛（参见登纽维茨）
本森，克里斯蒂安·卡尔·约西亚斯，男爵，第四卷，236页
波拿巴，卡洛，第六卷，184页
波拿巴，贾科莫，第五卷，58页
波拿巴（亦见博纳帕尔特）
博纳罗蒂（参见米开朗基罗）
布奥纳维塔，神父，第三卷，215-216页
伯格斯，勋爵，化名（参见拿破仑一世，法兰西皇帝、意大利国王）
伯克，埃德蒙，第一卷，xxi页；第二卷，121、144-145页；第四卷，93页；第五卷，57页
伯尼（参见达尔布莱）
伯恩斯，罗伯特，第二卷，127、129页
布索尼，菲利普，第五卷，96页
布西，乔瓦尼·巴蒂斯塔，红衣主教，第五卷，18页
布西耶尔（参见布丰及雷努阿尔·德·布西耶尔）
布特，约翰·斯图尔特，第一代伯爵，第四卷，81页
布蒂，卢克雷齐亚，第四卷，232页
巴特勒（参见杜布尔-巴特勒）
布塔富奥科，马泰奥，第三卷，196页
拜伦，威廉，第四代勋爵，第六卷，72页
拜伦，乔治·戈登，第六代勋爵，第一卷，xxiii页；第二卷，8、91、123-124、127、129-136、158页；第三卷，68、88、191、220页；第四卷，3、227、232、254页；第五卷，59、89、202-203、209、300、389页；第六卷，50、66、71-76、78、85页

拜伦，安妮·伊莎贝拉·米尔班克，女爵，第二卷136页
拜伦，约翰海军准将，第六卷72页
拜伦，奥古斯塔·艾达（参见利伊）

C

卡科，弗朗索瓦，第二卷219页
加西库尔老子，夏尔·路易·费利克斯，第五卷237页
加西库尔小子，费利克斯，第九卷98-99页、190-191页、237-239页
卡杜达尔，乔治，第一卷65页；第二卷249页、252页、259页；第三卷36页、138-139页；第四卷167-168页
凯撒，盖乌斯·尤利乌斯，第一卷17页；第二卷121页、201页、331页、337页；第三卷87-88页、159页、186页、195页、197页、214页、218页；第四卷14页、176页、229页、264页；第五卷40页、56页、131-132页、155页、333页、403页；第六卷68页、180页、196页、243页
卡利亚里（参见维罗内塞）
卡廖斯特罗，朱塞佩·巴尔萨莫，又名亚历山德罗·孔特迪，第一卷145页
卡恩，路易，第一卷xvii页；第六卷265-266页
卡耶，吉约姆，第二卷108页
圣卡杰坦，第二卷159页
卡拉斯，让，第三卷30页
卡利古拉，皇帝，第二卷33页；第六卷209页
教皇卡利斯特二世，第四卷304页
教皇卡利斯特三世，第五卷13页
卡洛，雅克，第二卷95页
卡洛讷，神父，第二卷72页
卡洛讷，夏尔·亚历山大，第一卷140-141页、162页；第二卷4页；第六卷203页
加尔文，约翰，第五卷199页、273页、388页；第六卷96页
卡马戈，玛丽·安妮·库皮，又名，第二卷119页
坎巴塞雷斯，第二执政官，后成为公爵

让-雅克-雷吉斯·德·帕尔马，ii. 259, 282；iii. 21, 54, 63, 75；v. 409
马里·让-皮埃尔·于贝尔·坎巴塞雷斯，公爵，ii. 259
威廉·卡姆登，ii. 80
约阿希姆·利布哈德·卡梅拉里乌斯，亦称，vi. 142
路易斯·德·卡蒙斯，i. xxiv, 196, 242-243；ii. 123；iii. 30, 208, 219, 222, 237；vi. 86-87, 104, 222
珍妮·路易丝·亨丽埃特·热内斯特，夫人，v. 296
尼尔·坎贝尔爵士，iii. 78-79, 81
托马斯·坎贝尔，ii. 128
威廉·伯纳德·坎贝尔先生，vi. 266
卢切西-帕利家族的坎波-弗兰科亲王，v. 322-323
维琴佐·卡穆奇尼，iv. 241
康斯坦丁·卡纳里斯，iv. 119
小康斯坦丁·卡纳里斯，iv. 118-119
德·坎多勒斯，v. 244
德·卡内科德，i. 164
坎热（参见杜·坎热）
卢西恩·波拿巴·卡尼诺，亲王，ii. 166, 179, 210；iii. 152, 154, 170, 215；iv. 155-158, 196, 220
玛丽·亚历山德琳·夏洛特·路易丝·劳伦斯·德·布莱尚，卡尼诺公主，ii. 166
乔治·坎宁，i. xxii-xxiii, 188；ii. 68-69, 79, 92-93, 128；iv. 70, 73, 82, 89, 92, 96, 128, 217-218, 266；v. 57, 145, 180-181；vi. 45, 252
琼·斯科特·坎宁夫人，ii. 79
安东尼奥·卡诺瓦，i. xxiii, 189；ii. 224, 248；iv. 75, 162, 180-182, 220

238；第六卷，57-58、60页
卡佩菲格，让·巴蒂斯特·奥诺尔
雷蒙德，第四卷，131页
卡佩兰，神父，第二卷，117页
卡佩拉里（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时期的人物）
卡佩勒，吉约姆·安托万·贝努瓦
男爵，第三卷，129、141页；第五卷，88页、378-379页、422页
卡佩洛，维托里奥将军，第六卷，48页
卡佩，雨果（参见法国国王雨果·卡佩）
卡波迪斯特里亚斯，乔瓦尼·安东尼奥伯爵，第一卷，xxi页
卡波尼，吉诺·亚历山德罗·朱塞佩·加斯帕尔多侯爵，第五卷，25页
卡普阿，查尔斯·费迪南德亲王，第五卷，323页
不列颠国王卡拉克塔库斯，第二卷，129页
基耶蒂主教卡拉法，乔瓦尼·皮耶特罗，第二卷，159页
卡拉曼，维克多·路易·夏尔·德·里凯特·德·卡拉曼，最初为侯爵，后成为公爵，第一卷，185页；第四卷，91、102页；第五卷，123页
卡拉曼，乔治伯爵，第一卷，185页
卡拉奇，阿戈斯蒂诺，第四卷，225、236页
卡拉奇，安尼巴莱，第四卷，225、236页
卡拉奇，洛多维科，第四卷，225页
卡尔邦，弗兰斯·德·奥利维耶斯（参见弗兰斯·德·奥利维耶斯）
卡里尼亚纳，查尔斯·埃马努埃尔·费迪南德，萨伏伊亲王，第五卷，322页
卡里尼亚纳，玛丽亚·克里斯蒂娜·阿尔贝蒂娜，萨克森-库尔兰的卡洛塔，萨伏伊公主，第五卷，322页
卡里尼亚纳，路易·维克托，萨伏伊亲王；卡里尼亚纳，维拉弗兰卡伯爵，欧仁，萨伏伊亲王，第一卷，51页
卡里尼亚纳，查尔斯·阿尔伯特，萨伏伊亲王（参见萨伏伊国王查尔斯·阿尔伯特）

撒丁岛）
卡里尼亚恩，伊丽莎白·安妮，公主
萨伏伊（参见博瓦加兰）
卡里尼亚恩（亦见欧仁）
卡琳，玛丽·加布里埃尔·马利亚格里达，尼维隆夫人，见第173页
卡尔斯克鲁纳（参见杜蒙）
卡莱尔，托马斯，见第381页
卡诺，拉扎尔·尼古拉斯·玛格丽特，伯爵，见第100、153、167–169页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松德堡的卡罗琳——丹麦及挪威女王，见第79页
不伦瑞克的卡罗琳，英格兰女王，见第1、188页；第2卷，第142–143页
黑森-达姆施塔特的卡罗琳，黑森-洪堡女伯爵，见第49页
黑森-达姆施塔特的卡罗琳，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公爵夫人，见第41页
卡罗琳·波拿巴，那不勒斯女王，见第2卷，第25页；第3卷，第144页；第4卷，第184–185页、189–196页、198页、201页、203页
卡罗尔斯费尔德（参见施诺尔·冯·卡罗尔斯费尔德）
卡龙，奥古斯丁·约瑟夫上校，见第211页；第6卷，第159页
卡龙·德·博马舍（参见博马舍）
卡雷尔，尼古拉斯·阿曼德，见第82–83页、96页、105页、206–208页、291页；第6卷，第25页、42页、162–171页、215页
老卡雷尔，M.，见第168–169页
卡雷尔夫人，见第168页
小卡雷尔，M.，见第168页
卡雷尔，娜塔莉，见第168页、170页
卡里奥，先生，见第72页
卡地亚，雅克，见第1卷，第26页、30页、204页、232页
凯里，亨利·弗朗西斯，见第4卷，第226页；第5卷，第66页；第6卷，第61页
卡西米尔-佩里埃（参见佩里埃）
卡西奥多鲁斯，马格努斯·奥勒留，见第4卷，第227页；第6卷，第157页

卡斯特尔巴雅克，玛丽·巴泰勒米子爵，见第97页；第4卷第16页。
卡斯特拉尼，朱利奥·切萨雷，见第4卷第245页。
卡斯特拉尼，莱奥诺拉·巴罗尼夫人，见第4卷第245页。
卡斯特尔诺，拉莫维西耶尔的领主，米歇尔·德，见第1卷第212页。
卡斯蒂利奥内，皮埃尔·弗朗索瓦·夏尔。
奥热罗，公爵级元帅，见第3卷第49、80页；第5卷第227页；第6卷第139页。
卡斯蒂利奥内（参见教皇庇护八世）。
卡斯尔雷（参见伦敦德里）。
卡斯特里夫人，见第4卷第285页。
卡斯特罗，伊内斯·德，见第6卷第24–25页。
卡斯特罗，若昂·德，见第5卷第380页。
凯斯卡特，威廉·肖，第一代伯爵，见第3卷第49页。
凯斯卡特，查尔斯，第九代领主，见第1卷第188页。
卡特利诺，雅克将军，见第2卷第107、109页；第5卷第245页。
法国王后凯瑟琳·德·美第奇，见第5卷第84页。
全俄罗斯女皇凯瑟琳一世，见第6卷第101页。
全俄罗斯女皇凯瑟琳二世，见第1卷第132页；第2卷第197、289页；第6卷第101页。
威斯特法伦女王，符腾堡的凯瑟琳，见第3卷第64、86、200页。
卡蒂林，卢基乌斯·塞尔吉乌斯·卡蒂林，见第5卷第215、221页。
乌提卡的加图，马库斯·波尔基乌斯，见第2卷第79、331页；第4卷第246页；第5卷第336、394页。
卡图卢斯，盖乌斯·瓦莱里乌斯，见第1卷第162页；第2卷第114页；第6卷第79页。
考奇夫人，见第1卷第126页。
安妮·考奇，见第1卷第126页。
考什-勒梅尔，路易·弗朗索瓦·奥古斯特，见第5卷第95、126页。
科德，雅克·路易·雷内，骑士，后来成为伯爵，见第1卷第83页；第2卷第176页。
科德，吕西尔·安杰莉克·德·夏多布里昂。

伯爵夫人，第十六卷，第6、12、15、19、29、31、40、65、70、76–79、81–84、91、94–96、102–103、107、111–112、122、125–126、130、137、151、155、180、182页；第二卷，第4、6、7、9、27、82、103、146、175–177、226–229、231–232、239、302、311–319页；第五卷，第258页；第六卷，第128–129页。
考兰库尔（参见维琴察）
科蒙·德·拉福尔斯（参见拉福尔斯）
罗杰·科斯伯爵，第一卷，第99页；第四卷，第33页。
路易·维克托·科斯子爵，第四卷，第138页；第五卷，第120页。
欧仁·路易·卡瓦尼亚克将军，第五卷，第141页。
埃莱奥诺尔·路易·戈德弗鲁瓦·卡瓦尼亚克，第五卷，第140–141页。
让·巴蒂斯特·卡瓦尼亚克，第五卷，第140–141页。
皮埃尔·维克多尔·帕尔马·卡耶，第五卷，第140页。
佐埃·维克多尔·塔隆·杜·布莱·蒂埃里伯爵夫人，第四卷，第9–10页。
雅克·安托万·玛丽·德·卡扎莱斯，第四卷，第6页。
卡泽斯（参见德卡泽斯）。
让·卡佐特，第一卷，第179页；第二卷，第56页。
切卡尔迪（参见科洛纳-切卡尔迪）。
教皇塞莱斯廷五世，第二卷，第200页。
《塞莱斯廷》，第六卷，第171页。
安东尼奥·朱迪切·切拉马雷公爵，乔韦纳扎王子，第六卷，第200页。
安托万·菲利普·菲亚克雷·吉斯兰·维谢尔伯爵，第四卷，第237页；第五卷，第37页。
瓦朗斯出身的维谢尔伯爵夫人，第四卷，第237页。
维谢尔的少女们，第四卷，第237页。
贝尼文托·切利尼，第四卷，第181、239页。
园丁塞尔斯，第五卷，第318页。
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第一卷，第xxiv、151页；第四卷，第232页；第五卷，第263、351页；第六卷，第222页。
梅尔基奥雷·切萨罗蒂，第三卷，第214页；第六卷，第79页。
让·吉拉尔·拉奎·塞萨克伯爵，第六卷，第184页。
弗朗索瓦·沙博，第四卷，第4页。

沙博（另见罗汉-沙博）
沙布罗尔-克鲁索尔，安德烈·让·孔特，见第iv卷134-135页、138-139页；第v卷72页、81页、88页、94页。
沙布罗尔-沃尔维克，吉尔贝·约瑟夫·加斯帕尔，孔特，见第v卷94页、100页、112页。
查夫纳，少校，见第i卷66页、181页。
沙莱（见塔列朗-沙莱）
沙莱-佩里戈尔，德·博维利耶夫人，圣艾尼昂公主，见第vi卷243-246页。
沙拉斯，普罗斯珀，见第v卷96页。
沙梅尔，让·弗朗索瓦神父，见第i卷48页。
沙洛泰（见拉·沙洛泰）
尚博勒，弗朗索瓦·阿道夫，见第v卷95页。
尚博尔，孔特，化名（见法国与纳瓦拉国王亨利五世）。
尚博尔，孔特夫人，化名（见摩德纳的玛丽-特蕾莎，法国王后）。
尚福尔，塞巴斯蒂安·罗什·尼古拉，其别名见第i卷83页、129-130页、132页、175页、178页；第ii卷27页、102页。
夏米索，夏尔·德，见第iv卷40页。
夏米索，伊波利特·德，见第iv卷40页。
夏米索，路易·夏尔·阿德莱德·德·夏米索·德·邦库尔，其别名为阿德尔伯特·冯，见第iv卷39-40页。
香槟尼，子爵，见第v卷94页。
尚普塞内，路易·谢瓦利埃·德，见第i卷175-176页；第ii卷80页；第v卷267页。
尚皮翁·德·西塞，子爵，见第i卷146页。
尚普兰，塞缪尔，见第i卷232页。
尚普拉特鲁（见莫莱·德·尚普拉特鲁）。
尚普梅斯莱，玛丽·德马雷，被称为“小姐”，见第ii卷179页。
商博良，让·弗朗索瓦，见第vi卷223页。
商博良·菲热亚克，让·雅克，见第v卷86页。

尚特洛兹，让·克洛德·巴尔塔扎尔
维克多·德，见第88、90、189、422页
尚特卢普，让·安托万·沙普塔尔，伯爵，见第188、309页
沙佩利埃（参见勒·沙佩利埃）
沙佩勒，克洛德·埃马纽埃尔·吕利耶，见第207页
沙佩，克洛德，见第112页
沙佩，伊格纳斯·乌尔班，见第112页
沙普塔尔（参见尚特卢普）
夏尔代尔，卡西米尔·马里·马塞兰
皮埃尔·塞莱斯坦，见第96、115页
沙雷特·德·拉康特里，弗朗索瓦
阿塔纳塞，见第154页；第2卷第109页；第5卷第245页
查理曼大帝（参见法国国王查理一世）
博罗梅奥红衣主教，米兰大主教，圣人，见第223页；第5卷第230页；第6卷第193页
奥斯特拉西亚公爵“铁锤查理”，见第338页；第4卷第109、263页
布卢瓦的查理，布列塔尼公爵，见第1卷
勃艮第公爵查理，见第2卷第32页；第3卷第153、181页
波希米亚国王查理四世，皇帝，见第388页、第410–411页
皇帝查理五世，见第1卷第25页；第2卷第74、121页；第3卷第126–127、158页；第4卷第239页；第5卷第14、84、400页
皇帝查理六世，见第2卷第78页；第4卷第246页
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国王查理一世，见第1卷第187页；第2卷第18、39、73、124页；第3卷第93、104、127页；第4卷第82、84、124、251–252页；第5卷第115、137、178、255、295页
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国王查理二世，见第1卷第189页；第2卷第137、140页；第3卷第93页；第5卷第50页
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国王查理三世，见第2卷第202页；第4卷第249–252页

第372-373页：第101、201页
查理四世，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的国王（参见撒丁岛国王查理·埃马努埃尔四世）
查理一世，法国国王，又称“皇帝查理曼”，见第1卷第235页；第2卷第32-33、63页；第3卷第205、228页；第4卷第50、170、227、264页；第5卷第11、65、196、337、376页；第6卷第195-196页
查理二世，法国国王兼罗马人的第三位皇帝，见第5卷第297页
查理五世，法国国王，见第2卷第108页；第6卷第27、140、196页
查理六世，法国国王，见第2卷第201页；第5卷第378页；第6卷第10、140、196页
查理七世，法国国王，见第2卷第108页；第4卷第108页；第5卷第378页；第6卷第133、196页
查理八世，法国国王，见第1卷第141页；第5卷第227页；第6卷第196页
查理九世，法国国王，见第1卷第35、109、117、212页；第2卷第18页；第3卷第30、33页；第5卷第49、104、137页；第6卷第82页
查理十世，法国及纳瓦拉的国王，见第1卷第35、135、156、160、163页；第2卷第4-5、16、22、34、40、54、63、79、101、103、107、255、259页；第3卷第55、76-77、89、94、98-99、112、119、136、140-141、155-156、159、161、166、171、176、178、184、188、227页；第4卷第8、14、16、21、44、61-62、96-97、103、106-112、117、120、124、130-141、161、252、280、290-291、293、296、302、304页；第5卷第6、8、17-18、20-21、23、30-32、34-36、40、47-48、67-69、74-78、84、86-97、99-100、103-104、106-108、110-111、114、116-118、121-123、127-128、130-131、133、135、138、143-157、160、164-165页

168-170、173-177、180、188、191-192、194、209-211、220、222、226-228、235、238-239、260、268、271、307、321-322、327、336、339-340、342-343、349、357-362、364-375、378、379、383-387、390-391、393-396、398-399、402、404-405、408、415、421-426；第六卷：23、26、34-35、45、62、99、101、115-118、120、128-141、149、151、165、191、195、197、229-234、238、242-246
查理十一世，法国与纳瓦拉国王（参见西班牙国王查理七世）
查理二世，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大公，第四卷第33页
查理二世，帕尔马公爵；后来成为卢卡公爵，即波旁家族的查尔斯·路易，第四卷第224页
查理三世，帕尔马公爵，第四卷第224页；第五卷第361页；第六卷第254页
查理一世，西班牙国王（参见皇帝查理五世）
查理三世，西班牙国王及两西西里王国国王，第四卷第58页；第五卷第51页；第六卷第202页
查理四世，西班牙国王，第一卷第49页；第二卷第257-258页；第三卷第191页；第四卷第236页；第五卷第74页
查理五世，西班牙国王，第三卷第221页；第五卷第75页
查理七世，西班牙国王及法国与纳瓦拉国王，第二卷第279页
查理四世，两西西里王国国王（参见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
查理十一世，瑞典国王，第五卷第51页
查理十三世，瑞典国王，第二卷第257页；第三卷第46页
查理十四世约翰，瑞典与挪威国王，第二卷第257页；第三卷第46、102、127、144、181、162-167、202、208、220页；第五卷第144页

符腾堡国王查理一世，第322页
普鲁士亲王查理，第33、271页
撒丁国王查理·阿尔贝特，第54页；第38、322页
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亲王（参见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国王查理三世）
撒丁国王查理·埃马努埃尔一世，第27页
撒丁国王查理·埃马努埃尔二世，第130页
撒丁国王查理·埃马努埃尔三世，第251页
撒丁国王查理·埃马努埃尔四世，法律上为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国王查理四世，第221页；第242、251页
撒丁国王查理·费利克斯，第54、251页；第38页；第45页
选帝侯查理·弗雷德里克，后成为巴登大公，第280页；第73页
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亲王查理·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第164页
不伦瑞克-吕讷堡公爵查理·弗雷德里克·威廉，第33-34页；第162、164页；第127页
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公爵查理·路易，第258页；第60页
皮埃尔·弗朗索瓦·泽维尔·德·沙勒沃瓦神父，第232-233页
英格兰王室公主夏洛特，第142页；第118页
普鲁士公主夏洛特（参见俄罗斯女皇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
瓦卢瓦家族的夏洛特，摩德纳公爵夫人，第230页
伊莎贝尔·阿格尼斯·范·图吉尔，圣海辛特修道院的女院长，第107、121-122页
让·巴蒂斯特·阿道夫·沙拉斯，第107页
阿兰·沙尔蒂耶，第201页

沙蒂耶，让，第六卷，133页
沙塞，大卫·亨德里克男爵，第五卷，94页
沙斯泰内夫人，第一卷，101、104–105、112页；第二卷，44页；第三卷，8页
沙斯泰内-朗蒂，路易丝·玛丽·维克托琳女伯爵，第二卷，169页
沙托-达西，米歇尔·查尔斯，洛凯伯爵，第一卷，108页
沙托堡伯爵，第一卷，150页
沙托堡，保罗·弗朗索瓦·德·拉塞勒子爵，后成为伯爵，第一卷，104–105页
沙托堡，贝尼涅·珍妮
夏多布里昂，凯布里亚克女伯爵，后成为子爵夫人，再后来成为伯爵夫人，第一卷，15、40、53、66、106、111、150页；第二卷，319页
夏多布里昂，杰弗里一世男爵，第一卷，6、24页
夏多布里昂，西比尔女男爵，第一卷，6页
夏多布里昂，杰弗里四世男爵，第一卷，8页
夏多布里昂，杰弗里五世男爵，第一卷，9页
夏多布里昂，第九代男爵，第一卷，9页
夏多布里昂，弗朗索瓦伯爵，第一卷，11–12页
夏多布里昂，热弗鲁瓦·路易伯爵，第一卷，8、82–83页；第二卷，295–296、319、333页；第三卷，126页；第五卷，64–65、154、269页；第六卷，253、261–263页
夏多布里昂，亨丽埃特·费利西特·泽莉·德奥尔格朗德伯爵夫人，第一卷，8页；第二卷，296页
夏多布里昂，让·巴蒂斯特·奥古斯特伯爵，第一卷，6–7、12、15–16、18、52、73、83、94–96、101、104–105、111–112、117、119、122、135–137、167、178、180、182页；第二卷，3、22–23、27–32、60、62、65、81–84、146、294–295页；第三卷，31、125页；第五卷，64、304、309页；第六卷，24页
夏多布里昂，阿琳·特蕾莎·勒佩莱蒂埃·德罗桑博伯爵夫人

i. 15, 95, 111, 135；ii. 23, 49，83-84：v. 64
夏多布里昂，路易·孔特，i. 8
夏多布里昂，勒内·孔特，i. 8，10, 12-14, 17-19, 29, 35, 38, 42-43，46-47, 49, 57-58, 63, 70, 72-80, 91，93-96, 107-111, 125；ii. 131, 176；v. 65, 377；vi. 200
夏多布里昂，阿波利娜·珍妮·苏珊娜·德·贝德，女伯爵，i. 14-15, 18-20, 28, 30, 35-36, 38, 40, 53，60-62, 70, 73-74, 76-81, 91-96, 101, 105, 107-109, 111, 125, 146-148, 182；ii. 4, 60, 65, 82, 84-85, 114-116, 120, 146, 176, 318；v. 65, 152；vi. 66
夏多布里昂，弗朗索瓦丝·德·福瓦，女伯爵，i. 120；iv. 228
夏多布里昂，佩特罗尼尔·克洛德·拉穆尔·德·兰热古，女伯爵，i. 11-13
夏多布里昂，弗朗索瓦·勒内·谢瓦利埃，后封为子爵，见于各处
夏多布里昂，塞莱斯特·布伊松·德·拉维涅，子爵夫人，i. xxiii, 130；ii. 5-9, 24, 27, 82, 85, 146, 171, 175-176, 213, 236, 248-249, 252, 299-300, 302, 310, 317, 319；iii. 3, 5-7, 21, 39, 51-53, 99, 123-126, 129-130, 134-136, 140, 161, 176, 178；iv. 63, 90, 106-107, 120, 221, 223-224, 230-231, 233, 285, 287, 296；v. 69-70, 75, 93, 201, 205, 209, 234, 249, 251-253, 256, 258, 264, 267, 270, 290, 297-299, 313, 316-317, 359, 570；vi. 97-98, 130, 137, 145, 258, 260, 262
夏多布里昂，阿莫里·德，i. 7, 11
夏多布里昂，阿尔芒·路易·德，i.

13, 32；ii. 34, 40, 50, 64；iii. 12-18, 142；iv. 176
夏多布里昂，布里安·德，i. 6
夏多布里昂，克里斯蒂安·德，i. 8；ii. 23, 295, 319；iii. 126；v. 63-65, 326；vi. 253
夏多布里昂，弗朗索瓦·亨利·德，i. 11
夏多布里昂，弗雷德里克·德，i. 109；ii. 64
夏多布里昂，热弗鲁瓦·德，i. 15
博福特勋爵夏多布里昂，吉约姆·德，i. 43
夏多布里昂，居伊，i. 9
夏多布里昂，米歇尔·德，i. 7, 11
夏多布里昂，皮埃尔·德，i. 32
夏多布里昂，蒂埃恩·德，i. 6
夏多布里昂，贝尼涅·珍妮·德（见夏托堡）
夏多布里昂，夏洛特（见克罗伊）
夏多布里昂，克劳德夫人，vi. 173
夏多布里昂，朱莉·玛丽·阿加特（见法西）
夏多布里昂，吕西勒·德（见科德）
夏多布里昂，玛格丽特（见罗汉）
夏多布里昂，玛丽·安妮·弗朗索瓦丝·德（见马里尼）
夏多布里昂，玛丽·珍妮·特蕾莎·布里尼翁·德·拉赫尔夫人，i. 13, 15-16
夏多布里昂，珍妮·德，ii. 64
夏多布里昂，珍妮·勒布伦夫人，ii. 64；iii. 12
夏多布里昂，琼，i. 9
拉盖朗德的夏多布里昂，查尔斯·伊莱尔神父，i. 59
拉盖朗德的夏多布里昂，亚历克西斯·德，i. 11
拉盖朗德的夏多布里昂，

克里斯托夫二世，第6-7页、11页
约瑟夫·沙托布里安·杜帕尔克，第11页
皮埃尔·马里·沙托布里安·杜普莱西
安妮，第11-13页、32页
布里安·德·沙托布里安·杜普莱西-贝特朗，第9页
吉尔斯·德·沙托布里安与尚托塞，布列塔尼领主，第25页
德·沙托吉隆神父，第63页
玛丽·安妮·德·梅利-内斯勒，拉图尔内勒女侯爵，后成为公爵夫人，第297-298页；第201页
让·沙泰尔，第401页
雷内·泰奥菲尔·沙泰兰，第95页
沙特莱（参见杜沙特莱）
威廉·皮特，第一代查塔姆伯爵，第73页、146页
亨利·德·沙蒂永，第138页
沙蒂永（另见戈代·德·沙蒂永）
吉约姆·安弗里·肖利厄神父，第211页
德·肖尔内先生，第143页
皮埃尔·加斯帕尔·肖梅特，第16页
皮埃尔·肖万，第297页
肖万小姐，第297页
谢夫特尔博士，第92页
小谢夫特尔，第92页
夏尔·利乌尔特·德·谢内多莱，第167页、171-173页、176页、227页、239页、312页、318页
安德烈·马里·德·舍尼耶，第73页、133页；第234页；第31页、35页；第152页；第161页
玛丽·约瑟夫·德·舍尼耶，第73页、133页；第17页、105页；第18页、20-22页、25-26页、31-33页、35页、68-69页；第187页
埃及国王胡夫，第244页
贝尔纳·谢兰，第6页
米歇尔·谢瓦利埃，第126页、137页
谢瓦利埃（另见庞斯莱）

波士顿主教谢韦鲁斯，后任蒙托邦主教，再后任波尔多大主教让·路易
红衣主教安妮·玛德琳·勒费布尔
克洛德·德·洛林，舍夫勒兹公爵
玛丽·德·罗汉-蒙巴松，吕讷斯公爵夫人，后为舍夫勒兹公爵夫人
舍夫勒兹公爵
诺尔博讷-佩莱家族出身的舍夫勒兹公爵夫人
修复师谢韦
加布里埃莱·基亚布雷拉
罗伯特·柴尔德
法兰克人国王希尔佩里克一世
肖德洛·德·拉克洛（见拉克洛）
埃蒂安·弗朗索瓦·舒瓦瑟尔·德·昂布瓦兹，最初为斯坦维尔伯爵，后成为公爵
玛丽·加布里埃尔·舒瓦瑟尔-古菲耶，弗洛朗·奥古斯特·舒瓦瑟尔伯爵之女
舒瓦瑟尔-普拉斯兰（见普拉斯兰）
克洛德·安托万·舒瓦瑟尔-斯坦维尔，加布里埃尔公爵
舒瓦瑟尔-斯坦维尔的公爵夫人
肖邦，J.
保罗·科姆特·舒洛
丹麦及挪威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
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
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
海地国王亨利·克里斯托夫
圣克里斯托弗

霍特克，卡尔，伯爵，见第340–343页、352–353页、365页、381–382页、391页；另见第6卷第36页、139页。
霍特克，伯爵夫人，见第381页；另见第6卷第139页。
霍特科娃与沃格宁，约翰·鲁道夫，伯爵，见第382页。
西塞（参见博瓦热兰·德·西塞及尚皮翁·德·西塞）。
西塞里，皮埃尔·吕克·夏尔，见第6卷第48页。
西塞罗，马库斯·图利乌斯，见第二卷第81页、129页、132页、201页；第三卷第28页；第五卷第56页、161页、341页；第六卷第47页、237页。
奇科尼亚拉，莱奥波尔德，伯爵，见第6卷第52页、58页。
《熙德勇士》（参见迪亚兹·德·比瓦尔）。
奇马罗萨，多梅尼科，见第一卷第225页；第四卷第185页。
辛辛纳图斯，卢基乌斯·昆克提乌斯，见第一卷第210页；第三卷第228页。
钦蒂奥，红衣主教，见第6卷第90–91页。
奇舍尔，见第四卷第170页。
克兰威廉，理查德·米德，第二代伯爵，见第四卷第72页。
克兰威廉，理查德·查尔斯·弗朗西斯·米德，第三代伯爵，见第四卷第72–73页、89页。
克兰威廉，卡罗琳·图恩，伯爵夫人，见第四卷第72页。
克兰卡蒂，赫斯登侯爵，理查德·勒普尔·特伦奇，第二代伯爵，见第三卷第145页。
克拉伦斯，莱昂内尔，公爵，见第三卷第138页。
克拉伦登，爱德华·海德，第一代伯爵，见第五卷第57页。
克拉克，爱德华上尉，见第二卷第319–320页。
克拉克，玛丽·安妮·汤普森，女士，见第二卷第68页。
克拉里，上校，见第四卷第199页。
布列塔尼公爵夫人克劳德，法国王后，见第一卷第141页。
克劳狄乌斯，皇帝，见第二卷第258页。
克劳狄乌斯·克拉苏斯，阿皮乌斯，见第三卷第51页。

克洛塞尔·德·库塞克，让·克洛德，ii. 252, 319；iii. 3-4, 51, 123；v. 70
沙特尔主教克洛塞尔·德·蒙塔尔斯，克洛德·伊波利特，iii. 9-10
克拉韦尔（圣于贝尔蒂教区）
克里斯托弗·克拉维乌斯，vi. 142
布尔日的克莱芒丝（见布尔日）
圣克莱芒，i. 103
亚历山大的圣克莱芒，i. 231
教皇克莱门特四世，v. 12
教皇克莱门特五世，i. 9
教皇克莱门特八世，vi. 88-90
教皇克莱门特十二世，v. 14-15
教皇克莱门特十三世，ii. 180
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v. 373
对立教皇克莱门特七世（见日内瓦的罗伯特）
雅克·克莱芒，ii. 18
两西西里王国的女王奥地利的克莱门蒂娜，v. 74；vi. 114
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ii. 122；iv. 247
弗朗索瓦·塞巴斯蒂安·查尔斯·克莱尔费伊，约瑟夫·德·克罗瓦伯爵，ii. 147
沙隆主教、后任图卢兹大主教的安妮·安托万·朱尔，红衣主教兼公爵，ii. 214, 222, 247；iv. 304；v. 27-28, 32-33, 41
阿梅·马里·加斯帕尔·克莱蒙-托内雷侯爵，后封为公爵，iv. 62, 135, 138
斯坦尼斯拉斯·马里·阿德莱德·克莱蒙-托内雷伯爵，ii. 194
克莱蒙-托内雷（亦见塔拉鲁）
让·巴蒂斯特·康特·哈韦特·克莱里，ii. 106-107
克林尚普·德·马尔菲拉特雷（见马尔菲拉特雷）
奥利维尔·德·克利松，i. 9, 12

普拉西的克莱夫，第一代领主，第六卷，第202页
法兰克人的国王克洛迪翁，第一卷，第120页；第三卷，第139页；第四卷，第109页
圣克洛多阿尔德，第五卷，第404页
奥尔良的国王克洛多米尔，第五卷，第404页
克洛里维耶尔（参见利莫埃兰·德·克洛里维耶尔）
法兰克人的国王克洛泰尔一世，第一卷，第223页
法兰克人的女王克洛蒂尔德，圣人，第二卷，第303页
克劳德（参见克洛多阿尔德）
法兰克人的国王克洛维一世，第一卷，第24页；第二卷，第29页、第303页；第三卷，第131页、第139页、第224页；第四卷，第108-109页、第112页；第五卷，第142页、第196页、第279页、第404页；第六卷，第172页、第195-196页
威廉·科贝特，第五卷，第399页
乔治·科克本海军上将，第三卷，第210页
德·科埃特洛贡，第一卷，第143页
面包师科尼，第六卷，第71页
被称为“炉匠”的科尼，玛格丽塔，第六卷，第71-74页、第76页
博沙蒙的科涅厄（参见博沙蒙）
玛丽·亨利·弗朗索瓦·科尼
弗朗凯托公爵，第一卷，第119页、第121页
夏尔·乔治·雷内·德·科伊斯拉因
坎布特侯爵，第二卷，第297页
后来成为梅利公爵夫人的科伊斯拉因，玛丽·安妮·路易丝·阿德莱德·德·梅利，第二卷，第170页、第297-302页；第三卷，第5页
克拉伦塞克斯，皇家纹章官，乔治·爱德华先生，第四卷，第251页
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第一卷，第72页、第236页；第二卷，第205页；第四卷，第89页、第127页
爱德华·查尔斯·维克托里尼恩·德·柯尔贝尔·德·莫勒夫里耶，第一卷，第72页
柯尔贝尔-蒙布瓦西埃女伯爵，第一卷，第72页；第五卷，第290-291页

科尔本，亨利，第xv章
柯勒律治，塞缪尔·泰勒，第ii章128页
科莱特，路易丝·雷沃伊尔夫人，第vi章174页
科利尼，加斯帕尔·德·沙蒂永，海军上将，第i章168页
科拉尔（参见罗耶-科拉尔）
科利内，乐队指挥，第ii章143页；第iv章71页
科洛·德埃尔布瓦，让·玛丽，第ii章18页
科隆纳，斯基亚拉，第v章48页
科隆纳-切卡尔迪，韦斯科瓦托市长，第iv章196页
科隆纳·迪帕莱斯特里纳（参见帕莱斯特里纳）
哥伦布，克里斯托弗，第i章26页、195–196页；第ii章217页；第iii章209页；第v章335页；第vi章44页、119页
康布尔伯爵（参见夏多布里昂，勒内·康布尔伯爵）
康布尔，里瓦隆领主，第i章43页
科米讷，菲利普·德，第vi章47页、49页
康皮尼亚诺女伯爵（参见托斯卡纳大公夫人埃莉莎）
孔西尼（参见丹克雷）
孔代，亨利二世，亲王，第ii章152页
孔代，夏洛特·玛格丽特·德蒙莫朗西，公主，第ii章152页；第vi章77页
孔代，路易二世，亲王，第i章77页；第ii章40页、51页、151页、271页、273页、278–279页、290页、292页；第iii章18页、27页、227页；第iv章198页；第v章403页；第vi章19页、77页、167页
孔代，路易五世，亲王，第i章59页、83页、160页；第ii章4页、54页、110页、171页、255页、259页、263页、275页、292–293页；第iii章29页、55页、117页、124–125页；第v章162页、297页
孔代，奥尔良的路易丝，公主，第i章59页
孔代，路易六世，波旁公爵，后成为亲王，第i章59页、160页；第ii章48页、110–111页、255页、259页、263页、279页、293页；第iii章117页、119页；第iv章8页
孔代，奥尔良的路易丝，公爵夫人

波旁，后为公主，ii. 279
孔多塞，玛丽·让·安托万·尼古拉
卡里塔，侯爵，i. 136；ii. 180
科内利亚诺，邦·阿德里安·热诺
蒙塞，公爵元帅，iii. 90, 155；iv. 109
康格里夫，威廉，iv. 80
奥康奈尔，科纳尔·霍姆斯先生
奥里奥丹，又名F.诺里斯，vi. 266
康萨尔维，埃科尔莱红衣主教，ii. 220, 230；vi. 47
康斯坦，德先生，v. 200, 202
康斯坦夫人，v. 200
康斯坦小姐，v. 202
康斯坦·德·雷贝克，亨利
本杰明，ii. 187, 275；iii. 68-69, 114-115, 122, 144, 166, 168；iv. 129, 145, 149-153, 165-166, 201-204, 208, 211-213, 218, 220, 264；v. 118, 138-139, 200, 202；vi. 5
君士坦丁一世，皇帝，ii. 188；iii. 206；iv. 235；v. 196
俄罗斯的君士坦丁，大公，i. 99；iv. 281
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皇帝，iii. 206
君士坦提乌斯三世，皇帝，iii. 47, 227
孔塔德，路易·乔治·埃拉斯姆，元帅兼侯爵，i. 16
帕尼的孔塔夫人，小姐，i. 128, 173
孔坦桑，A.德，ii. 83
康宁厄姆，第一代侯爵亨利，i. 236
康宁厄姆，伊丽莎白·丹尼森，侯爵夫人，i. 236；ii. 298；iv. 73, 79, 85
康宁厄姆，弗朗西斯·纳撒尼尔阁下
康宁厄姆，第二代侯爵

i. 236
詹姆斯·库克船长，i. 69；ii. 319-320；iv. 40；vi. 222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i. 254
哥白尼，v. 327
M. 科彭斯，iii. 134
M. 科平格，iv. 67
费利克斯·科克罗神父，iii. 226
雅克·约瑟夫·吉约姆·弗朗索瓦·皮埃尔·德·科尔比耶，iv. 14-16、26-30、51、59、61-62、99-101、132、135、138；v. 87
M. 科尔比尼，vi. 176
玛丽·安妮·夏洛特·科尔黛·达尔曼，人称夏洛特，ii. 225
科琳娜，vi. 172
科尔多尼埃（见圣伊阿辛特）
坎佩尔的圣科伦坦主教，i. 144
科琳娜，iv. 34
克尼乌斯·马基乌斯·科里奥兰纳斯，ii. 122
马基斯·德·科尔内，i. 146
皮埃尔·高乃依，i. 156、212；ii. 178、205、261；iii. 33
彼得·冯·科尼利厄斯，iv. 240
查尔斯·康沃利斯，第一代侯爵，i. 216、218
科罗尼尼伯爵，v. 358
圣马洛的主教科托瓦·德·普雷西尼，后任贝桑松大主教，加布里埃尔·孔特，i. 146、148
科托瓦·德·昆西神父，v. 15
朱利安·科尔韦西耶，i. 48
托斯卡纳大公科斯莫一世，iv. 239
夏尔·科塞-布里萨克，元帅兼伯爵，后封为公爵，iii. 75
埃马纽埃尔·德·科塞-布里萨克，v. 244
科塞伯爵，v. 360、365、374-375、404
科塞伯爵夫人，v. 374-375、404-405

科斯特，雅克，第96-97页
科坦斯夫人，第iv卷第120页
科特罗，让，第vi卷第238页
科特罗，费利克斯，第v卷第298页
库西，罗贝尔·德，第ii卷第177页
库德尔特，查尔斯，军需官，第iv卷第208、211页
库德尔特，欧仁，第iv卷第208页
库德里安，皮埃尔·马里·约瑟夫神父，第v卷第23-24页
库埃迪克，上尉，第i卷第69页；第ii卷第300页
库伊永（参见圣日耳曼）
库朗热，菲利普·埃马纽埃尔，侯爵，第iv卷第246-247页
库帕尔，两位少女，第i卷第19、31页
库尔塞勒，骑士，第i卷第5页
库尔尚，贝凯夫人，第v卷第96页
保罗·路易·库雷尔·德·梅雷，第iii卷第68页
库尔梅南（参见德沙耶）
库尔特奈（参见博弗雷蒙-库尔特奈）
库尔图瓦，埃德姆·博纳文图尔，第iv卷第4页
库尔图瓦（亦见科尔图瓦·德·昆西）
库尔沃瓦耶，让·约瑟夫·安托万·德，第v卷第72、81、88页
库桑斯·德·莫莱翁，雅克·文森特，侯爵，第i卷第49、51页
库塞尔格（参见克劳塞尔·德·库塞尔格）
考珀，威廉，第ii卷第127、129页
克拉布，乔治，第ii卷第128页
克雷基（参见莱斯迪吉埃尔）
克雷萨普，迈克尔上尉，第i卷第253页
克雷蒂诺-乔利，雅克·奥古斯丁·马里，第vi卷第43页
克里斯塔尔迪，贝利萨里奥红衣主教，第v卷第23页
克罗伊，夏洛特·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第i卷第9页
克罗克，约翰·威尔逊，第ii卷第128页；第iv卷第82页；第vi卷第252页

英国共和国护国主克伦威尔，奥利弗：第一卷第169页；第二卷第73页；第三卷第22-23页、第93页、第198页；第四卷第42页、第93页、第251页；第五卷第115页、第177页；第六卷第123页。
英国共和国护国主克伦威尔，理查德：第五卷第115页。
巴黎第九区区长克罗尼埃：第五卷第237页。
克鲁索尔或克鲁佐尔（参见沙布罗尔-克鲁索尔）。
克鲁扎斯，M.德：第四卷第120页。
克劳，艾尔·埃文斯：第四卷第3页；第五卷第97页。
斯特拉斯堡主教、后任鲁昂大主教的古斯塔夫·马克西米利安·于斯特，红衣主教亲王：第五卷第22-23页。
克鲁索尔，亚历山大·夏尔·埃马纽埃尔，该地区的总督：第三卷第183-184页。
库库龙·西卡德（参见西卡德）。
居雅斯，雅克·德：第二卷第206页。
居雅斯，苏珊娜·德：第二卷第206页。
坎伯兰公爵（参见汉诺威国王欧内斯特一世）。
坎伯兰公爵夫人（参见汉诺威女王弗雷德里卡）。
库尔乔德（参见内克尔）。
演员库尔提乌斯：第二卷第163页。
库西，骑士：第一卷第99页；第四卷第33页。
库斯汀，阿曼德·路易·菲利普·弗朗索瓦，侯爵：第二卷第192页。
库斯汀，路易丝·埃莱奥诺尔·梅拉妮·德·萨布兰，侯爵夫人：第二卷第192-193页、第195页；第三卷第142页；第四卷第121页、第223页；第五卷第347页；第六卷第42页。
库斯汀，阿斯托尔夫·路易·莱奥诺尔，侯爵：第二卷第193页；第四卷第78页、第121页。
库斯汀，出身于圣西蒙·德·库尔托梅尔家族的侯爵夫人：第四卷第121页。
库斯汀，路易丝·菲利普·恩格朗。

德，第四卷，121页
迦太基主教圣西普里安，第二卷，309页
西拉诺·德·贝热拉克（参见贝热拉克）
恰尔托雷斯基公主，第一卷，176页
弗兰蒂谢克·拉迪斯拉夫·切拉科夫斯基，第五卷，389页

D

法兰克国王达戈贝尔特一世，第一卷，74、120页；第二卷，32页；第三卷，182页；第四卷，35页
尼古拉斯·达莱拉克，第五卷，198页；第六卷，162页
美因茨选帝侯大主教卡尔·特奥多尔·安东·玛丽亚·冯·达尔贝格，后来成为法兰克福大公，第五卷，337页
埃默里希·约瑟夫·沃尔夫冈·赫里伯特·冯·达尔贝格，第三卷，73页；第四卷，16页
让·巴蒂斯特·达莱斯姆男爵，第三卷，106–107页
圣赫勒拿岛总督达拉斯，第三卷，225页
达拉斯夫人，第三卷，225页
尼古拉斯·让-德-迪厄·苏尔特，达尔马提亚公爵，元帅，第三卷，49、99、111–112、115–116、122、141、155、164页；第四卷，75页；第五卷，303页
阿尔弗雷德·查尔斯·弗朗索瓦·加布里埃尔·德·达马斯伯爵，第五卷，374–375页
安妮·伊阿辛特·马克桑斯·德·达马斯男爵，第四卷，99、135、139页；第五卷，80、342–343、361–365、367、371–372、374–375、377、379–380、382、415页；第六卷，29、138页
教皇圣达马苏斯一世，第五卷，11页
雷蒙德的达马兹神父，第三卷，36页
查尔斯·亨利·丹布雷，大臣，第三卷，100、123、127、136页；第四卷，7页；第五卷，28页；第六卷，136页
赫尔·达米安，第六卷，142页
罗贝尔·弗朗索瓦·达米安，第六卷，202页

丹皮埃尔，侯爵，见第245页
达姆雷蒙，夏尔·马里·德尼，伯爵，见第3卷第57页
丹迪尼，埃科尔科莱，红衣主教，见第24页
丹多洛，威尼斯总督恩里科，见第400页及第6卷第69页
当戈，菲利普·德·库尔西永，侯爵，见第4卷第44页
但丁·阿利吉耶里，见第1卷第xxiii-xxiv页、第24页、第86页、第89页；第2卷第122页、第124页、第141页、第186页、第212页；第3卷第208页、第219页；第4卷第1页、第42-43页、第140页、第225-228页；第5卷第66页、第78页、第85页；第6卷第50页、第54页、第60-61页、第82页、第89页、第222页
丹东，乔治·雅克，见第2卷第4页、第12页、第18-21页、第106页、第109页、第159页、第259页；第3卷第196页；第4卷第152页；第5卷第215页、第310页；第6卷第47页
大流士三世，波斯国王，见第3卷第149页
达鲁，皮埃尔·安托万·诺埃尔·布鲁诺，伯爵，见第3卷第23-24页
达尔文，查尔斯，见第2卷第129页
达尔文，伊拉斯谟，见第2卷第129页
达西斯，先生，见第3卷第86页
达斯特，夫人，见第4卷第24-25页、第59页
多唐库尔，少校，见第2卷第262-264页、第267页
多努，皮埃尔·克洛德·弗朗索瓦，见第5卷第96页
以色列国王大卫，见第6卷第36页、第207页、第237页
苏格兰国王大卫二世·布鲁斯，见第5卷第411页
雅克·路易·大卫，见第1卷第189页；第2卷第17页、第158页；第3卷第7页、第211页；第4卷第162页；第5卷第290页
达武（参见“德奥尔施泰特”）
演员达津库尔，见第1卷第128页
迪恩，塞拉斯，见第2卷第23页
德博夫，J.，见第2卷第70页、第76页、第81页、第94页、第97页
德布雷特，约翰，见第2卷第97页
德布罗斯，查尔斯，总统，见第4卷第242页、第248-249页、第257页；第5卷第14-17页、第30页
德卡泽，埃利，后来成为公爵，见第1卷第186页；第4卷

7、9-11、13、23、25-26、63、68；第98页，161页
德卡兹，娘家姓穆莱尔，夫人，第四卷第10页
德卡兹，娘家姓德圣奥莱尔，公爵夫人，第四卷第10页
德卡兹，埃利·巴伦，第一卷第185页
老德卡兹，先生，第四卷第10-11页
德西乌斯皇帝，第二卷第309页；第六卷第64页
德方，玛丽·德维希-沙姆鲁，女侯爵，第二卷第172页
德古塞，玛丽·安妮·约瑟夫，第141页
德盖里，加斯帕尔神父，第六卷第262-263页
德让，拿破仑·艾梅伯爵，第95页
德拉克罗瓦，夏尔，第六卷第187页
德拉克罗瓦，费迪南德·维克托·欧仁，第六卷第187页
德拉鲁，先生，第131页
德拉特雷，医生，第二卷第62页
德洛奈，马蒂厄，第140页
德洛奈-博瓦泽-卢卡斯（见博瓦泽-卢卡斯）
德尔德拉戈，特蕾西娅·马西莫，公主，第四卷第256页
德莱塞尔，朱尔·保罗·本杰明男爵，第116、123页
德莱塞尔夫人，第249页
德尔加，先生，第二卷第276页
德利热，先生，第四卷第67页
德利勒，雅克神父，第一卷第132页；第二卷第102-103页、118页；第三卷第27-28页、35页
德利勒夫人，第二卷第102页
德利勒·德萨莱斯，让·巴蒂斯特·伊索阿尔，亦称，第一卷第126-127页；第二卷第157页
德拉格拉西亚（见卢切西-帕利）
德拉马尔莫拉，特雷西奥红衣主教
费雷罗，第21页
德拉索马利亚，弗拉斯卡蒂的主教，后任奥斯蒂亚和韦莱特里的主教，朱利奥·玛丽亚红衣主教，第5-6页、17页
德拉维拉，乔瓦尼·巴蒂斯塔·曼索，侯爵，第六卷第91页
德洛耶，H.D.中校，第六卷第97-98页

德尔芬-雷卡米耶（见雷卡米耶）
德芒热，M.，第266页
德摩斯梯尼，第一卷252页；第二卷129页；第三卷195页、214页；第五卷56页；第六卷180页
德南夫人，第二卷294页
让·费迪南德·德尼，第三卷21页
公证人德尼，第四卷12页
德尼夫人，第一卷167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布洛，冯·德内维茨伯爵，第三卷162页
多米尼克·维万，德农男爵，第三卷7页
德尼（见达姆雷蒙）
埃蒂安神父，第363页
路易·夏尔·安托万，德赛克斯·德·韦古将军，第二卷261页
夏多布里昂的管家德布罗斯，第250页
M.德克洛佐，第三卷104页
路易·约瑟夫·德埃斯科泰，第一卷7页
雷蒙·德塞兹，伯爵，第三卷139页
小姐德加尔桑，第一卷128页；第二卷104页
德格拉维耶-马索（见马索）
M.德格朗日，第48页
路易，库尔梅南男爵德谢耶，第四卷245页
吉约姆·德拉丰·德博瓦热兰，德舒利埃尔领主，第六卷174页
安托瓦内特·杜利吉耶·德拉加尔德，德舒利埃尔夫人，第六卷174页
安德烈·德西勒，第一卷92页、181页
瑞典女王德西雷·克拉里，第四卷208-210页
M.德马希尔，第一卷106页
西普里安·德马雷，第240页
德马雷（亦见雷尼耶-德马雷）
德马雷（见尚普梅斯莱）
查尔斯·德马雷，第三卷15页
让·德马雷，第一卷64页
路易·亨利·德莫尔蒂耶，第258-260页

德穆兰，贝努瓦·卡米耶，第一卷第129、155页；第二卷第17-18页、20-21页、158页；第五卷第215页。
德穆兰夫人，第二卷第20页。
德穆索ー·德·吉夫雷（参见吉夫雷）。
德内图米埃尔（参见海德·德内图米埃尔）。
德奥利维耶尔（参见弗兰斯·德奥利维耶尔）。
德斯帕涅，船夫，第三卷第14-15页。
德斯波特先生们，第二卷第242页。
德普雷奥（参见布瓦洛-德普雷奥）。
德普雷斯，M.，第一卷第20页。
德普雷兹，路易，第四卷第285-286页。
德罗阿（参见塔布罗阿·德罗阿以及塔勒曼·德罗阿）。
德雷诺德，马蒂亚尔·博里埃神父，第三卷第130页。
德索勒，让·约瑟夫·保罗·奥古斯丁，侯爵，第三卷第94页。
德·司汤达（参见司汤达）。
德特梅斯，P. G. 朱尔，第六卷第142页。
德特里克，第二卷第52页。
德乌茨，西蒙，第三卷第156页；第五卷第307页；第六卷第156页。
德维安，珍妮·弗朗索瓦丝·泰韦南，又名索菲，第二卷第308页。
德沃瓦兹，M.，第二卷第330页。
德沃瓦兹夫人，第二卷第330页。
德文郡，威廉·卡文迪什，第五代公爵，第四卷第160页。
德文郡，乔治亚娜·斯宾塞，公爵夫人，第四卷第160-162页。
德威特，科内利斯，第三卷第88页。
德威特，荷兰财政大臣，扬，第三卷第88页。
迪亚斯·德·比瓦尔，即“战斗的熙德”，鲁伊，第一卷第244页；第五卷第239页；第六卷第91页。
狄更斯，查尔斯，第六卷第54页。
狄德罗，丹尼斯，第一卷第52、126页；第二卷第85、180、197页。
提尔女王狄多，第二卷第331页；第三卷第19、108页；第四卷第284页；第六卷第81、127、178、236页。

贝亚特丽克斯·孔特斯，见第172页。
M.德迪斯巴赫，见第245页。
约翰·戴顿，见第75页。
埃马努埃莱·迪格雷戈里奥枢机，见第4-5、8、23页。
阿瑟·迪隆伯爵，见第176页。
泰奥巴尔德·迪隆，见第176页。
迪隆上尉，见第69页。
《迪娜尔扎德》，见第46-47页。
迪内利上尉，见第328页。
迪诺（参见塔列朗-佩里戈尔）。
戴克里先皇帝，见第11-12、113页；第58页；第189页。
第欧根尼，见第180页。
多梅尼基诺，即多梅尼科·赞皮耶里，见第26页；第17、89页。
圣多米尼克·洛里卡图斯，见第43页。
图密善皇帝，见第108页；第299页；第104页。
多纳林（参见勒多纳林）。
加布里埃尔·多纳迪厄子爵，见第139页。
约翰·赫利-哈钦森，第三代多诺莫尔伯爵，见第110页。
克洛德·约瑟夫·多拉，见第106页。
兰巴·多里亚，见第66页。
多里亚公主，见第235页。
多丽卡，歌妓，见第180页。
路易·多勒安，见第130页。
杜埃（参见梅林·德杜埃）。
杜德奥维尔（参见拉罗什福科-杜德奥维尔）。
道格拉斯侯爵（参见汉密尔顿）。
威尔斯·希尔，第一代唐郡侯爵，见第161页。
欧内斯特·克里斯托弗·道森，见第266页。
德拉戈（参见德尔德拉戈）。
弗朗西斯·德雷克，见第259页。
让·巴蒂斯特·德鲁埃·德埃隆，元帅伯爵，见第111页。

德鲁奥，安托万·孔特，第三卷，第84、169页
德罗韦蒂，M.，第二卷，第327-328页
德吕伊莱，朱利安神父，第五卷，第363页
德莱顿，约翰，第二卷，第121页
杜巴里，让娜·沃伯尼耶，女伯爵，第一卷，第177页；第五卷，第51、215页；第六卷，第202页
杜巴尔塔斯，吉约姆·德·萨吕斯特，第六卷，第88页
杜贝莱（参见贝尔莱）
杜博谢，M.，第五卷，第95页
坎布雷大主教杜布瓦，吉约姆红衣主教，第六卷，第200页
杜布瓦，保罗·弗朗索瓦，第五卷，第260-261页
杜布瓦·德·拉费龙尼埃，侯爵，第一卷，第146页
杜布伊斯泰勒尔（参见博伊斯泰勒尔）
迪布尔，第三卷，第74页
迪布尔-巴特勒，“将军”弗雷德里克，第三卷，第181页；第五卷，第112-113、118-120、139页
杜康热，夏尔·杜弗雷斯纳，领主，第一卷，第146页；第三卷，第124页
杜沙特莱，女士，第二卷，第84页
杜沙特莱，加布里埃尔·埃米莉·勒托内利耶·德布雷特伊，侯爵夫人，第六卷，第9页
杜谢努瓦，凯瑟琳·约瑟芬·拉芬，人称“小姐”，第二卷，第177页
迪西斯，让·弗朗索瓦，第三卷，第29、68-69页；第四卷，第212页
迪克洛，夏尔·皮诺，第一卷，第74页；第二卷，第180页；第三卷，第25页；第四卷，第252-253页
杜德方（参见德方）
杜德万，女士（参见桑德，乔治）
达德利，吉尔福德勋爵，第二卷，第74页
迪费，少校，第五卷，第110-111页
迪费，皮埃尔·约瑟夫·斯皮里迪翁，第五卷，第55页
迪富热雷，阿尔弗雷德·泽维尔，男爵，第六卷，第133页
迪福尔尼，奥诺雷·卡伊，第一卷，第5页
迪富尔·德普拉德（参见普拉德）
杜弗雷斯纳（参见杜里斯-杜弗雷斯纳）
迪加宗，亨利·古尔戈，其别名为

i. 128, 173
杜加松，路易丝·罗莎莉·勒费弗尔，夫人，i. 173
杜吉埃，阴谋者，v. 140
杜盖-特鲁安，雷内，i. 26, 30
杜盖克兰，朗格维尔伯爵，贝特朗，i. 6, 9, 74；ii. 39, 200；v. 319
杜盖克兰，蒂芬，i. 9
迪乌梅尔，神父，i. 73
迪乌梅尔·德·蒙索，亨利·路易，i. 180
杜雅尔丹·平特-德-万，上尉，i. 181, 209
杜劳，A.，ii. 97, 116, 147
杜隆，弗朗索瓦·夏尔，vi. 99, 158
大仲马，亚历山大·达维·德，又名拉·帕耶特里·杜马斯，ii. 195；v. 290
杜蒙，卡尔斯科伦男爵，让，iv. 246-247
杜蒙·德乌尔维尔，朱尔·塞巴斯蒂安·塞萨尔，vi. 222
杜莫雷，M.，iv. 287
杜穆兰，埃瓦里斯特，v. 95, 120
杜穆里埃，查尔斯·弗朗索瓦将军，ii. 14, 25, 259, 263, 300；iii. 73, 203, 299；v. 127
邓克尔，马克西米利安·沃尔夫冈，v. 412
邓科姆，约翰，vi. 18
邓莫尔，约翰·默里，第四代伯爵，i. 253
杜潘（参见马莱-杜潘）
杜潘卢普，奥尔良主教，费利克斯·安托万·菲利贝尔，vi. 190
杜帕蒂，查尔斯，iv. 253
杜帕蒂，查尔斯·玛格丽特·让·巴蒂斯特·梅尔西耶，iv. 253
杜帕斯，神父，i. 5
杜佩卢，艾克斯副省长，iii. 84

埃夫勒的主教杜佩龙，后任桑斯的大主教；雅克·达维，红衣主教，见第14、50页。安德烈·玛丽·让·杜潘老，雅克·杜潘，见第264-269页、274页、277页；第95页；第161页。约瑟夫·弗朗索瓦·德普莱，侯爵，见第201-202页。雅克·弗朗索瓦·杜邦，见第95页。皮埃尔·安托万·杜邦·德莱唐，伯爵，见第86页、99页。雅克·查尔斯·杜邦·德勒尔，见第173页。皮埃尔·萨缪尔·杜邦·德内穆尔，见第56页、73页。路易·弗朗索瓦·迪波特·迪特尔特，见第25页。迪波特·迪特尔特的夫人，见第25页。夏尔·弗朗索瓦·迪普伊，见第180页。亚伯拉罕·德克斯纳，侯爵，见第38页；第35页。杜兰德·德马雷伊，见第211页。弗朗切斯科·杜兰特，见第185页。杜兰特夫人，见第24-25页、59页。埃马纽埃尔·费利西泰·德杜尔福尔，公爵，见第17页、111页、118页。路易丝·弗朗索瓦丝·麦克洛文·塞莱斯特·德科埃特莱肯，公爵夫人，见第17页。阿梅德·布列塔尼·马洛·德杜尔福尔，公爵，见第101页、125-126页、128页、174-175页；第107页、114页。克莱尔·勒沙尔·德科埃特南普伦·德凯尔桑，公爵夫人，见第104页；第51页、101-102页、126页、128页、140页；第86页、121页、205-206页、222页。杜拉斯，寡居公爵夫人，见第183页。阿道夫·朱尔·迪鲁罗·德拉马尔。

凯撒·奥古斯都，第二卷，335页
杜罗·德·拉·马勒，让·巴蒂斯特
雷内，第二卷，335页
杜里斯-迪弗雷斯纳，弗朗索瓦，第五卷，162页
杜里厄，泽维尔，第五卷，96页
杜萨尔，伊波利特，第五卷，96页
杜·蒂埃尔（参见蒂埃尔）
莫城主教让·杜·蒂莱，第四卷，112页
杜瓦尔，亚历山大，第五卷，199页
普罗斯珀·路易·杜韦尔吉耶·德·奥兰，第四卷，114、217页
M.杜维维耶，第四卷，296页；第五卷，28页

E

德埃克米乌尔（参见德奥尔斯泰特）
费迪南德·男爵德埃克施泰因，第三卷，161页
玛丽亚·埃奇沃思，第二卷，126页
亨利·埃塞克斯·埃奇沃思·德·菲尔蒙，神父，第六卷，196页
“天鹅颈”伊迪丝，第一卷，104页
英格兰国王埃德蒙二世，第五卷，377页
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第一卷，9页
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第二卷，73-74页、108页、137-138页；第三卷，138页；第四卷，58页、175页；第五卷，411页
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第二卷，75页；第五卷，351页
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五世，第二卷，75页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以及海外英属领地的国王、印度皇帝爱德华七世，第五卷，372页
爱德华七世（另见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国王查理三世）
埃戈尔神父，第一卷，44-45页、53页、55-56页、63页
卡尔·埃格斯，第四卷，240页

埃金哈德，第四卷第50章
德埃格兰坦（参见法布尔·德埃格兰坦）
德埃格蒙特，女伯爵，第一卷第132章；第二卷第10章
德艾希施塔特（参见洛伊兴贝格）
德埃尔贝，吉戈将军，第二卷第187章；第五卷第245章
埃尔博夫（参见朗贝斯克）
德埃尔钦根，莫斯科瓦亲王
米歇尔·内伊，元帅兼公爵，第三卷第50、90、114、122、169章；第四卷第7、10章；第五卷第246章
埃尔多恩，约翰·斯科特，第一代伯爵，第四卷第70章
阿基坦的埃莉诺，法国女王，后为英格兰女王，第四卷第17章
英格兰女王埃尔夫丽达，第二卷第129章
埃尔金及肯卡丁的第十一代领主，托马斯·布鲁斯，第七代伯爵，第六卷第59章
埃莉莎·波拿巴，巴乔基公主，后为卢卡和皮翁比诺公主，再后为托斯卡纳大公夫人，第二卷第166、212、219、246、253–254、294章；第三卷第46、147章
法国的伊丽莎白公主，夫人，第一卷第83、160章；第二卷第37、295章
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第五卷第351章
都铎王朝的伊丽莎白，英格兰女王，第二卷第121、138章；第四卷第72、93章；第六卷第173章
不伦瑞克的伊丽莎白，普鲁士女王，第四卷第38章
全俄罗斯的女皇伊丽莎白，第一卷第13章；第六卷第101章
法尔内塞的伊丽莎白，西班牙女王，第五卷第15章
埃勒维乌，让，第五卷第199章
年长的埃勒维乌，M.，第五卷第199章
萨布兰的圣埃尔泽尔，第一卷第144章
葡萄牙国王埃马努埃尔一世，第六卷第104章
萨伏伊公爵埃马努埃尔·菲利贝尔，第二卷第206章
德昂布利，托马斯·阿尔图斯，阁下，第四卷第73章
埃梅里，雅克·安德烈神父，第二卷第212–213章

法国公主艾玛，第四卷第50页
安杰洛海军上将埃莫，第六卷第60页
德昂吉安，路易·安托万·亨利
波旁-孔代公爵，第一卷第59、160页；第二卷第110、164、188、252、255、257–293、295页；第三卷第4、18、21、47、60、102、117、125、194、219、226页；第四卷第143、145、189、198页；第五卷第293页；第六卷第167、183–185、221页
德昂吉安，夏洛特·路易丝·多罗西，罗汉-罗什福尔公爵夫人，第二卷第279页
德昂吉安，弗朗索瓦·德·波旁-旺多姆，伯爵，第二卷第279页
音乐家恩克，第四卷第38页
德昂特拉格斯，伯爵，第一卷第113页
德昂特拉格斯，弗朗索瓦·德·巴尔扎克，第一卷第117页
德昂特拉格斯，玛丽·图谢，巴尔扎克的夫人，第一卷第117页
德昂特拉格斯，巴尔扎克的女儿，第一卷第117页
德昂特拉格斯（另见圣于贝尔蒂和韦尔讷伊）
埃帕弗罗狄图斯，第六卷第104页
德埃佩尔农，让·路易·德·诺加雷·德·拉瓦莱特，公爵，第二卷第202页；第五卷第385页
爱比克泰德，第六卷第104页
伊壁鸠鲁，第五卷第129页
埃皮米尼德斯，第四卷第94页
德埃皮奈，丹尼斯·约瑟夫·德·拉利夫，第二卷第26页
德埃皮奈，路易丝·弗洛伦斯·佩特罗妮尔·塔尔迪厄·德埃斯克拉维尔，拉利夫的夫人，第二卷第26、197页
伊拉斯谟，德西德里乌斯，第五卷第272页
埃拉尔，塞巴斯蒂安，第四卷第42页
埃尔西利亚·苏尼加，阿隆索，第一卷第xxiv、212页；第六卷第222页
埃雷斯比（参见格威迪尔）
德埃隆（参见德鲁埃·德埃隆）
德埃尔梅农维尔，多米尼克·德·维克，子爵，第五卷第402页

汉诺威国王欧内斯特一世，iv. 33, 46
萨克森-哥达公爵欧内斯特二世，ii. 197
托马斯·厄斯金，第一代勋爵，ii. 143
德埃斯克拉维勒斯（参见德埃皮奈）
埃斯科泰人（参见德斯埃斯科泰人）
约瑟夫·阿尔方斯·埃斯梅纳尔，iii. 30
梅西雷·埃斯潘，v. 70
埃斯帕特罗（参见维多利亚）
M.德埃斯普雷梅尼尔，ii. 84
德埃斯林（参见里沃利）
夏尔·赫克托尔·德埃斯坦伯爵，i. 69, 164, 193
尼古拉斯·埃斯特哈齐·冯·加兰塔，陆军元帅，iii. 64
保罗·安东·埃斯特哈齐·冯·加兰塔，亲王，iv. 69, 79；v. 146
埃斯特哈齐伯爵夫人，v. 408
埃斯特哈齐小姐，v. 408-409
米底和波斯的王后以斯帖，v. 383
安娜·以斯帖，v. 383
埃斯托瓦勒（参见莱斯托瓦勒）
博福尔公爵夫人德埃斯特雷，加布里埃尔，i. 72, 117, 120；ii. 193；iii. 63；iv. 79；vi. 242
安妮·德皮塞勒乌·德埃伊利，德坦普斯公爵夫人，i. 120；vi. 238
埃唐（参见杜邦·德莱唐）
英格兰国王埃塞尔雷德二世，v. 377
查尔斯·吉约姆·埃蒂安，iv. 15, 129；v. 87
让·欧德斯，i. 55
欧德斯（亦见奥多）
梅泽雷的欧德斯（参见梅泽雷）
萨伏伊-卡里尼亚纳的弗朗西斯·欧仁亲王，被称为“亲王”，v. 333
欧根尼乌斯，iii. 47
欧佩尔特，ii. 218
厄尔省（参见杜邦·德勒尔）

欧里庇得斯，第二卷124、178行；第三卷29行
夏娃，第六卷88行、110–111行、237行
爱德华·埃弗雷特，第六卷159–160行
伊西多尔·马雷沙尔·孔特·埃克塞尔曼斯，第五卷108行
爱德华·佩勒乌·埃克斯茅斯，第一代子爵，第五卷86行
胡伯特·凡·艾克，第三卷135行
扬·凡·艾克，第三卷135行

F

亚伯拉罕·马雷沙尔·法贝尔，第六卷24行
亚伯拉罕·法贝尔，第六卷24行
弗朗索瓦·泽维尔·帕斯卡尔·法布尔，第四卷249–250行
让·雷蒙·奥古斯特·法布尔，第五卷88行、96行
玛丽·约瑟夫·维克托兰·法布尔，第五卷89行
菲利普·弗朗索瓦·法布尔·德埃格兰坦，纳泽尔，第二卷18行、20行、21行
盖乌斯·法布里基乌斯·卢斯奇努斯，第三卷31行
让·巴蒂斯特·热尔曼·法布里，第三卷87行
查尔斯·尼古拉·男爵·法布维耶，第三卷57行；第四卷117–118行
罗伯特·男爵·法格尔，第四卷211行
爱德华·费尔法克斯，第一卷203行
法尔科涅里夫人，第四卷256行
卢修斯·凯里·福克兰，第二代子爵，第二卷39行；第五卷57行、295行
约翰·福尔（笔名），参见阿曼德·路易·德·夏多布里昂
P.J.福隆，第六卷134行
弗雷德里克·阿尔弗雷德·皮埃尔·孔特·福卢，第五卷310–311行
法诺·德拉奥里（参见拉奥里）
让·乔治·法西，第五卷109行
安尼巴尔·皮埃尔·弗朗索瓦·德·法西·德蒙塔瓦隆，伯爵，第一卷66行
朱莉·玛丽·阿加特·德夏多布里昂，法西家族成员

伯爵夫人，第12、15、40页，
66-67页，83页，96页，101-104页，111-112页，
122页，125-126页，130页，137页，151页，155页，
180页；第2卷，6页，9页，27页，65页，114-115页，146页，
176页，208页，312-313页，319页；第5卷，65页，258页；
第6卷，246页，265页。
法西小姐，第2卷，319页。
法雷（参见拉法雷）。
约瑟夫·法里亚神父，第2卷，195页。
法里亚乌（参见圣安热）。
J. F. 法什，第2卷，97页。
路易·法什-博雷尔，第4卷，107页。
“七月骑士”福尔，第5卷，240页。
克洛德·福里埃尔，第2卷，205页。
福韦莱·德·布里埃纳（参见布里埃纳）。
法维罗勒斯（参见萨尔瓦奇·德·法维罗勒斯）。
法沃里努斯，第6卷，172页。
托马斯·马希·费拉瓦斯侯爵，第1卷，165页，173页。
拉法耶特（参见拉法耶特）。
M. 德·费约勒，第1卷，63-64页。
让-雅克·法齐，第5卷，96页。
亨利-雅克-吉约姆-克拉克·费尔特雷，翁堡伯爵，元帅，第3卷，112页，127页，133页，181页。
康布雷大主教费内隆，弗朗索瓦·德·萨利尼亚克·德·拉莫特，第1卷，14页，107页；第2卷，105页，313-314页，336页；第3卷，18-19页，30页，33页，176页；第6卷，200页，246页。
皇帝费迪南德一世，第6卷，84页。
皇帝费迪南德二世，第5卷，355页。
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五世，第3卷，127页，176页。
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七世，第1卷，49页；第2卷，257页；第3卷，221页；第4卷，53页，83-84页，96页，236页，272页；第5卷，5页，8页，74-75页，84页；第6卷，97页，140页，207页。
托斯卡纳大公费迪南德三世。

维尔茨堡的费迪南德，第六卷，第12、45、235页
两西西里王国国王费迪南德一世，以及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德四世，第二卷，第25、139、153页；第三卷，第147、156页；第四卷，第52、193、196–197页；第五卷，第51、74、134页；第六卷，第45页
两西西里王国国王费迪南德二世，第五卷，第322–323页
两西西里王国国王费迪南德四世，第六卷，第202页
普鲁士的费迪南德王子，第二卷，第289页；第四卷，第34页
摩德纳大公费迪南德·维克托，第四卷，第251页
安托万·弗朗索瓦·克洛德·费兰，伯爵，第三卷，第110页
货运主管费拉里，第五卷，第244页
费雷罗·德拉·马尔莫拉（参见德莉亚·马尔莫拉）
弗朗索瓦·费龙·德·拉·西戈尼埃尔，普鲁登特·马洛，第二卷，第48、54–55页
费罗内家族（参见拉·费罗内家族）
费罗尼埃尔家族（参见杜·布瓦·德·拉·费罗尼埃尔家族）
费里德-埃丁-阿塔尔，第一卷，第259页
里昂大主教约瑟夫·费施，红衣伯爵，第二卷，第213–214、219、221–222、230、237、246–248页；第三卷，第64、215–216页；第四卷，第238页；第五卷，第6、30、44–45、52、293页
德·费歇尔夫人，第一卷，第59页
拉·费尤拉德（参见拉·费尤拉德）
马纳塞斯·德·帕斯·德·费基埃尔侯爵，第二卷，第40页
博韦主教弗朗索瓦·费特里耶，让·伊阿辛特·孔特，第四卷，第139、304页
费赞萨克（参见蒙泰斯基乌-费赞萨克）
亨利·菲尔丁，第二卷，第125页
约瑟夫·菲埃韦，第一卷，第97页
约瑟夫·玛丽·菲耶斯基，第五卷，第101页
菲热阿克（参见尚波利翁·菲热阿克）
菲利波·德·朱纳齐（参见罗曼诺）

费尔蒙（参见埃奇沃思·德·费尔蒙）
菲茨-詹姆斯，爱德华公爵，第97页；第III卷第74页；第IV卷第67、242、250、256、258–260页
菲茨-詹姆斯，雅克公爵，第VI卷第249页
弗拉奥·德·拉比拉德里，奥古斯特·夏尔-约瑟夫伯爵，第III卷第169页
弗拉马伦斯，M.德，第II卷第302页
弗拉维尼，莫里斯·阿道夫·夏尔子爵，第IV卷第33页
弗莱塞勒斯，雅克，第I卷第158页
弗勒里，弗雷茹斯主教，安德烈·赫拉克勒斯，红衣主教，第I卷第13页；第VI卷第200页
弗勒里，约瑟夫·亚伯拉罕·贝纳尔，又名，第I卷第128–129、173页
弗兰斯·德·奥利维耶，克洛德·玛丽·路易·埃马纽埃尔·卡邦，第I卷第127–128页；第II卷第10、208页
弗洛拉，歌妓，第V卷第204页
弗洛里奥，约翰，第I卷第52、71、79、231页；第II卷第22、73、127、206页；第III卷第60、149页；第IV卷第243–244页；第V卷第333页
弗洛特，艾蒂安·加斯顿男爵，第II卷第257页
福瓦萨克-拉图尔，子爵，第V卷第151页
福瓦（参见劳特雷克、纳博讷和内穆尔）
福克斯先生，第V卷第98–99页
丰谢（参见拉丰谢）
方丹，皮埃尔·弗朗索瓦，第III卷第102–103页
方丹（亦见拉封丹）
老方塔内斯，侯爵，第II卷第104页
方塔内斯，让·皮埃尔·路易侯爵，第I卷第82、127、133–134、175、217页；第II卷第27、104–107、109–114、146、156–167、161–162、166、168、170–171、177、187、210、212、239–240、243、253–254、307、319页；第III卷第3–4、7–8、10–11、28、35–36、51、140页；第IV卷第39、71、147、183、213、250–251、258–259页；第V卷第334页；第VI卷第93页
方塔内斯夫人，第II卷第105页

丰塔内斯，克里斯蒂娜夫人，ii. 105
丰塔内斯-圣马塞兰（见圣马塞兰）
丰唐热，玛丽·安吉莉克夫人
鲁西耶的斯科拉伊尔，公爵夫人，v. 215
丰特奈，骑士，iv. 106
丰特尼勒，菲利普·德·拉罗什，男爵，ii. 205
丰特尼勒，又名“美丽的保莱”，保莱·德·维尼耶，巴伊加涅夫人，后成为女男爵，ii. 205
丰特夫罗，科谢舒阿尔·德·莫尔特马尔之子，修道院院长，i. 103
福尔班，路易·尼古拉·菲利普·奥古斯特，伯爵，ii. 304-305
福尔班-詹松，帕拉梅德·德，v. 116
拉福尔斯（见拉福尔斯）
福雷斯塔，马里·约瑟夫，侯爵，vi. 136
福尔马热，亚历山大，v. 254
福雷斯特，迈尔斯，ii. 75
福斯卡里，威尼斯总督，弗朗切斯科，vi. 50
福索姆布罗尼，维托里奥，vi. 235
福特拉德，ii. 218
富沙尔·德·格朗梅尼尔（见格朗梅尼尔）
富歇（见德奥特朗特）
富永，约瑟夫·弗朗索瓦，i. 156, 161
富凯（见贝勒岛与阿谢特）
富基埃-坦维尔，安托万·昆廷，ii. 20, 83-84；v. 310
傅立叶，查尔斯，ii. 184
富尔尼（见杜富尔尼）
福尔凯（见阿谢特）
福克斯，查尔斯·詹姆斯，i. xxi；ii. 128, 143-145；iii. 215；iv. 70；v. 50
福瓦，马克西米利安·塞巴斯蒂安将军，iv. 128, 218-219
弗朗塞斯·德·拉朗德（见拉朗德）
法国（见法国及玛丽·德·法国）

里米尼的弗朗切斯卡（见马拉泰斯塔）
多米尼克·弗朗切斯基蒂将军
凯撒，第四卷，第196页
雕塑家弗朗切斯基尼，第六卷，第46页
阿西西的方济各，乔瓦尼·弗朗切斯科
被称为圣人的贝尔纳多内，第二卷，第219页；第四卷，第230页；第五卷，第65-66页；第六卷，第143-145页
保拉的方济各，圣人，第一卷，第102页
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见弗朗茨二世，皇帝）
布列塔尼公爵弗朗茨二世，第一卷，第25页、第141页
皇帝弗朗茨一世，第一卷，第156页
弗朗茨二世，后为奥地利皇帝、匈牙利与波希米亚国王，第二卷，第9页、第14页、第58页、第264页；第三卷，第34页、第49页、第64页、第86页、第107页；第四卷，第187页、第191页、第193页；第五卷，第272页、第339页、第341页、第358页、第364页、第369页；第六卷，第12页、第45页、第106页、第108页、第113-114页、第230-231页
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国王弗朗茨一世（见摩德纳公爵弗朗茨五世）
法国国王弗朗茨一世，第一卷，第xxiv页、第77页、第85-109页、第120页、第141页、第172页；第二卷，第17页、第205-206页、第219页；第三卷，第77页、第188页、第228页；第四卷，第58页、第180页、第239页；第五卷，第110页、第227页、第330页、第395页；第六卷，第27页、第173页、第196页、第238页
法国国王弗朗茨二世，第一卷，第109页、第245页；第五卷，第49页；第六卷，第173页
摩德纳公爵弗朗茨三世，第五卷，第230页
摩德纳公爵弗朗茨四世，第四卷，第251页；第五卷，第38页、第40页、第146页；第六卷，第78页、第102页
摩德纳公爵弗朗茨五世，法律上的继承人
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国王弗朗茨一世，第四卷，第251页
萨克森-萨尔费尔德-科堡公爵弗朗茨一世，第六卷，第118页
托斯卡纳大公弗朗茨一世，第六卷，第238页

两西西里王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第157、238、322–323页
弗兰科（参见坎波-弗兰科）
尼古拉·德·纽夫沙托，路易三世，第23页
法国王后弗朗索瓦丝·德奥比涅，（参见曼特农）
安东尼奥·弗兰科尼，第68页
约翰·富兰克林爵士，第136页；第222页
本杰明·富兰克林，第251页；第23页
M.弗兰克维尔，第48页
J.弗雷泽，第249页
赫尔莫波利斯的主教弗雷西努，丹尼斯·孔特·德，第135、138–139页；第88、363页；第193页
勃兰登堡-拜罗伊特边疆伯爵弗雷德里克，第38页
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雷德里克二世，第36–37页
丹麦及挪威国王弗雷德里克六世，第79页
丹麦及挪威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第79页
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一世，后来成为勃兰登堡选帝侯的弗雷德里克三世，第37、58、107页
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第97–99页、第107页；第33、46、258、289页；第146页；第32、34、37–38、40、47、55、58、106页；第57、381页；第6–7页
符腾堡国王弗雷德里克一世，第41页
萨克森选帝侯弗雷德里克·奥古斯都一世，（参见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
萨克森国王弗雷德里克·奥古斯都三世，第146页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松德堡-奥古斯滕堡公爵弗雷德里克·克里斯蒂安，第49页
符腾堡-蒙佩尔加德公爵弗雷德里克·欧仁，第49页
科堡亲王弗雷德里克·约西亚，第162页
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雷德里克·威廉，第37页
不伦瑞克-吕讷堡公爵弗雷德里克·威廉，第34、162页

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第37卷
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二世，第1卷第98、107页；第2卷第33-34页、第52-53页、第258页；第4卷第38页、第55页
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第1卷第99、107页；第2卷第258页、第290页；第3卷第60页、第86页、第94页、第107页、第164页；第4卷第30页、第33页、第35页、第41-42页、第44页、第49页、第60页、第102页、第271页、第279页；第5卷第272页
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第4卷第33-34页、第271页
普鲁士王子弗雷德里克·威廉·查尔斯，第4卷第33页
巴登的弗雷德里卡，巴伐利亚王后，第5卷第345页
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的弗雷德里卡，汉诺威王后，第4卷第33页、第35页、第40-41页、第46-50页、第58页、第62页
弗里曼特尔先生们，第1卷第xv页
弗雷斯隆，法官，第1卷第8页
弗里德兰（参见瓦伦斯坦）
安特罗多科的王子约翰·弗里蒙
玛丽亚，元帅级男爵，后来成为伯爵，第4卷第193页
约翰·弗雷泽·弗里塞尔，第5卷第249页
伊丽莎·弗里塞尔，第5卷第249页、第255-256页
让·弗鲁萨尔，第1卷第xxiv页；第5卷第70页
弗龙萨克公爵，第3卷第51页
加利费家族出身的弗龙萨克公爵夫人，第3卷第51页
奥泰福尔家族出身的弗龙萨克公爵夫人，第3卷第51页；第4卷第77页
弗鲁格莱耶（参见拉·弗鲁格莱耶）
巴斯克的富格雷拉，第5卷第227页
约瑟夫·菲里希，第4卷第240页
罗伯特·富尔顿，第1卷第251页
丰沙尔的伯爵，第4卷第237页；第5卷第18页、第52页
瓦尔特·菲尔斯特，第5卷第27页、第277页
富斯卡尔多伯爵，第4卷第236页

G

萨伏伊的加布里埃拉，西班牙女王，iv. 80
加加林，王子，iv. 236
盖亚尔，博士，iii. 227
盖亚尔，M.，iii. 141, 143
加拉伊济耶尔（见拉·加拉伊济耶尔）
加兰塔（见埃斯特哈齐·冯·加兰塔）
加列里乌斯，皇帝，iii. 12
加尔，弗朗茨·约瑟夫，ii. 195
加莱菲，皮耶特罗·弗朗切斯科，红衣主教，v. 6, 23
加利埃努斯，皇帝，ii. 184
加隆二世，布列塔尼国王，i. 144
伽马，印度总督，瓦斯科·达·伽马，i. 196；iii. 30, 208；vi. 86
加马什，莱奥诺尔·德·蒙泰涅，子爵夫人，iv. 231
甘巴，巴托洛梅奥，vi. 53, 55
甘贝里尼，红衣主教，v. 6
加兰布维尔（即图罗·德·加兰布维尔）
加拉尔，多米尼克·约瑟夫，ii. 105-106；vi. 202
加西亚，曼努埃尔·德尔·波波洛·维森特，vi. 175
加米耶，让·雅克，i. 222
加斯克（见科普）
加西库尔（见卡德-加西库尔）
高贾，M.，v. 95
盖伊，玛丽·弗朗索瓦丝·索菲·尼科尔·德·拉瓦莱特，夫人，iii. 35；v. 200
盖伊（亦见吉拉尔丹）
热莱（见洛林）
盖利乌斯，奥卢斯，vi. 247
格米斯图斯·普莱托（见普莱托）
圣女热纳维耶芙，v. 232
布拉班特的圣女热纳维耶芙，vi. 17
热纳利斯，斯蒂芬妮·费利西泰·杜克雷斯特·德·圣奥宾，伯爵夫人，iv. 44, 120, 149, 172-173, 200-201, 220, 237

热努德，欧仁，第97页
汪达尔人国王根塞里克，第45页
詹松内，阿尔芒，第14页
芬茨，弗里德里希·冯，第79页；第342页；第6页
安茹伯爵杰弗里·金雀花，第8页
杰弗兰，玛丽·特蕾莎·罗代，夫人，第51页、172页
朱利安·路易·热弗鲁瓦，第63页
波希米亚国王乔治·波迪布拉德，第355页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国王、汉诺威选帝侯乔治二世，第120页；第239页
大不列颠、爱尔兰及汉诺威国王乔治三世，第68页、71页、139页、142页、145–146页；第77页、250–251页
大不列颠、爱尔兰及汉诺威国王乔治四世，第184页、186页、236页；第79页、91页、139页、142–143页、298页；第189–190页；第33页、49页、63页、68页、71页、73–74页、76–80页、85页、87–88页、91页、161–162页、164页、281页；第19页、325页；第45页、252页
汉诺威国王乔治五世，坎伯兰的乔治王子，后来成为……，第47页、49–50页
希腊国王乔治一世，第118页
勃兰登堡选帝侯乔治·威廉，第37页
热拉尔，埃蒂安·莫里斯·马雷夏尔，伯爵，第94页、105页、112页、117页、139页
热拉尔，弗朗索瓦·帕斯卡尔·西蒙，男爵，第189页；第34页、162页、172页；第317页
热尔贝，神父，第63页
皇帝日耳曼尼库斯，第33页、258页、291页；第34页
奥塞尔的圣日耳曼努斯，第43页
蒂尔伯里的杰尔维斯，第30页
让·巴蒂斯特·热斯贝尔·德·拉·诺埃-塞肖，第48页
德·热斯里尔先生，第32页
德·热斯里尔小姐们，第32页

热斯里尔·杜·帕普，约瑟夫·弗朗索瓦·安妮，见第1卷第32-36页、43页、64页、66页、69-70页；第2卷第66-67页；第3卷第13-14页。
赫尔曼·格塞尔，见第277页、279页。
所罗门·格斯纳，见第291页。
盖夫雷斯公爵夫人，见第319页。
贾努齐（参见罗马诺）。
爱德华·吉本，见第2卷第120页；第4卷第120页。
“七月骑士”吉贝尔-阿诺，见第240-241页。
吉布尔（参见安塞尔姆）。
埃尔贝的吉戈，参见德·埃尔贝。
弗朗索瓦·埃居耶·金格内，见第1卷第23页。
特蕾莎·弗朗索瓦丝·让·金格内，夫人，见第1卷第23页。
皮埃尔·路易·金格内，见第1卷第63页、129-131页、178页；第2卷第27页、99页、157-158页、181页。
金格内夫人，见第1卷第130页、179页。
夏多布里昂的信使乔治尼子爵，见第4卷第232页。
乔尔乔内，即乔尔乔·巴尔巴雷利，见第6卷第48-49页。
弗拉·乔瓦尼（参见约翰修士）。
乔维内扎（参见切拉马雷）。
吉拉克（参见巴罗·德·吉拉克）。
亚历山大·德·吉拉尔丹伯爵，见第4卷第21页。
埃米尔·德·吉拉尔丹，见第4卷第21页；第5卷第200页；第6卷第133页、167页。
德菲娜·盖伊·吉拉尔丹夫人，见第3卷第35页；第5卷第200页。
阿梅德·吉罗德·德·兰男爵，见第5卷第115页。
安妮·路易·吉罗德·德·鲁西，后来被称为……，见第3卷第7页。
福凯，吉索尔伯爵，见第6卷第201页。
亨利·约瑟夫·吉斯凯，见第4卷第115页、250页、256-257页、261-264页、270页。
吉斯凯夫人，见第5卷第256-257页、261页。
吉斯凯小姐，见第5卷第256-257页、261-262页。

朱纳齐（参见罗马诺）
伊莫拉主教贾科莫·朱斯蒂尼亚尼，第4-6、8、23节
内比斯主教阿戈斯蒂诺·朱斯蒂尼亚尼，第196节
M.德斯穆索ー·德吉夫雷，第28、31-32、114-115节
克里斯托弗·威利巴尔德·格鲁克，第179节；第4卷第41节
妓女格纳萨娜，第180节
戈比安（参见勒戈比安）
西埃尔·戈达尔，第277节
夏蒂永伯爵戈代，第146节
耶路撒冷国王布永的戈弗雷，第110节
威廉·戈德温，第254节；第2卷第126节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第xxiii节；第2卷第127、133节；第4卷第32、181、253-254节；第5卷第412节；第6卷第75、83-84节
奥利弗·戈德史密斯，第125节
戈默，第143节
巴黎大主教亨利·德贡迪，第131节
贡迪（另见雷茨）
埃德蒙·古德温博士，第70节
贡托-比龙子爵，第104节
蒙托-纳瓦伊勒出身的贡托-比龙女子爵，后成为公爵夫人，第103-104节；第5卷第361-362、364-365、375、376、378、391节；第6卷第130-131、134节
戈登上尉，第227节
约翰·戈登，第227节
戈施（参见阿布·戈施）
霍尔施泰因伯爵戈托普的化名（参见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
古菲耶（参见舒瓦瑟尔-古菲耶）
让·古戎，第238节
加斯帕尔·古尔戈男爵，第280节；第3卷第169、192、209、211节；第5卷第98节
古尔戈（另见杜加松）
拉莫特家族的戈莱，参见拉莫特

古维翁-圣西尔，洛朗·马雷夏尔，侯爵，见第1卷第172页；第3卷第120页。
古永-博福尔，吕克·让，伯爵，见第1卷第75页。
古永德米尼亚克，皮埃尔·路易，亚历山大·德古永，见第2卷第35页、第54页。
古永，女性公民，见第1卷第108-109页。
古永，先生，见第5卷第103页。
古永-米尼亚克（即古永德米尼亚克）。
古永-沃鲁奥，先生，见第3卷第16-17页。
古永-沃鲁奥，夫人，见第3卷第17页。
格拉西亚（参见卢切西-帕利）。
格拉古斯，盖乌斯·塞姆普罗尼乌斯，见第3卷第30页；第5卷第10页。
格拉古斯，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见第5卷第10页。
格拉马蒂库斯（参见萨克索·格拉马蒂库斯）。
格拉蒙公爵，见第2卷第84页。
格拉蒙公爵夫人，见第2卷第84页。
格拉蒙（亦参见吉什）。
格朗梅松，热弗鲁瓦·德，见第5卷第259页。
格朗梅尼勒，让·巴蒂斯特·富沙尔·德，见第1卷第128页。
格兰特先生，见第3卷第98页。
格兰特（亦参见塔列朗-佩里戈尔）。
格雷，托马斯，见第2卷第99页、第140-141页；第4卷第233页；第6卷第123页。
格雷戈里奥（参见迪·格雷戈里奥）。
图尔的圣格雷戈里主教，见第2卷第52页。
教皇圣格雷戈里一世，见第5卷第4页、第11页。
教皇格雷戈里五世，见第5卷第376页。
教皇圣格雷戈里七世，见第4卷第260页；第5卷第47页。
教皇格雷戈里九世，见第6卷第143页。
教皇格雷戈里十世，见第5卷第12页。
教皇格雷戈里十三世，见第2卷第18页；第6卷第142页。
教皇格雷戈里十六世，见第1卷第xxi页、第65页；第5卷第4页、第8页、第23页、第295页、第384页；第6卷第95页、第216页、第234-235页。
格勒尼耶，保罗，伯爵，见第3卷第167-168页。
格伦维尔，威廉·温德姆，第一代勋爵，见第2卷第143页。
格莱特里，安德烈·埃内斯特·莫德斯特，见第1卷第164页、第173页。

格勒特里，《少女们》，第173页
格雷维尔，查尔斯阁下，第139页；第4卷，第185页
格雷维尔，福尔克阁下，第188页
格鲁，尼希米亚，第180页
格雷，简夫人，第74页
格雷，查尔斯，第二代伯爵，第73页、第92页；第6卷，第134页
格雷·德·威尔顿，亚瑟·格雷，第十四代领主，第57页
格里菲，伯爵，第47页、第66页
格里尼昂，弗朗索瓦丝·玛格丽特·德
塞维涅，伯爵夫人，第143页、第228页
格林姆，弗里德里希·梅尔基奥尔男爵，第26页、第197页
格里莫德，拉雷尼埃克的领主，加斯帕尔，第27页
格里莫德（另见马莱谢布）
格劳秀斯，雨果·德·格罗特，亦称雨果，第3卷，第22页；第4卷，第280页；第5卷，第51页、第57页
格劳秀斯，彼得·德·格罗特，亦称彼得，第5卷，第51页
格鲁奇，埃马纽埃尔，元帅兼侯爵，第3卷，第163-164页、第169页
格伦施泰因，恩吉安公爵的贴身仆人，第260页
瓜达尼，阿雷佐主教，贝尔纳多
加埃塔诺，红衣主教，第15页
瓜里尼，乔瓦尼·巴蒂斯塔，第6卷，第79页
瓜斯塔拉（见博尔盖塞）
盖埃内克·德·博伊舒，路易·皮埃尔·德，第154页
盖南，骑士，第106页
盖诺·德·穆塞，M.，第2卷，第171页
盖尔，朱利安·海亚辛特·德·马尼耶尔，骑士，第104页、第146页、第152页
格尔奇诺，乔瓦尼·弗朗切斯科·巴尔比耶里，亦称格尔奇诺，第6卷，第80页
盖兰，皮埃尔·纳西斯男爵，第4卷，第234页、第241页、第285页；第5卷，第317页
格农-朗维尔，马蒂亚尔·科姆·安尼巴尔·佩尔佩图·马格洛瓦尔，伯爵，第5卷

82、88、131、189、422
盖朗德（参见拉·盖朗德）
莫布雷伊的盖里（参见莫布雷伊）
盖克兰（参见杜·盖克兰）
吉乔利，后为博瓦西女侯爵；特蕾莎·甘巴，伯爵夫人，见第二卷第136页；第四卷第227页；第五卷第59、89页
吉沙尔迪埃尔（参见拉·吉沙尔迪埃尔）
吉什，后为格拉蒙公爵；安托万·热纳维耶夫·赫拉克利乌斯·阿格诺尔·德·格拉蒙，公爵，见第四卷第78页；第五卷第130、360、363、365页
吉什，后为格拉蒙公爵夫人；安娜·昆蒂娜·阿尔贝蒂娜·伊达·德·格里莫德·德奥赛，公爵夫人，见第四卷第73、78页；第五卷第363-365、381、409页
吉什，后为格拉蒙公爵；安托万·路易·马里·德·格拉蒙，公爵，见第二卷第142页；第四卷第78页；第五卷第130、360页
吉什（另见拉·吉什）
吉达尔，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将军，见第二卷第269页
吉涅斯，公爵，见第四卷第160页
吉尔福德，弗雷德里克·诺斯勋爵，后为第二代伯爵，见第二卷第143页
纪尧姆·勒布勒东
圣皮埃尔的渔夫吉约米，见第一卷第202-203页
吉耶米诺，阿尔芒·查尔斯伯爵，见第四卷第299页；第五卷第19页
吉耶莫，指挥官，见第五卷第246页
摩洛哥主教尼古拉斯·西尔维斯特雷，见第二卷第222-223、247页
吉纳尔，约瑟夫·奥古斯丁，见第五卷第109-110、126、137、141页
吉斯卡尔（参见罗贝尔·吉斯卡尔）
兰斯大主教，洛林的路易二世，红衣主教，见第二卷第21页

吉斯，洛林的查尔斯，公爵，见第402页
吉斯，洛林的弗朗索瓦，公爵，
见第二卷第15、21、45页；第三卷第74页；第五卷第131页；第六卷第23页
吉斯，洛林的亨利一世，公爵，
见第二卷第21页；第三卷第173页；第四卷第245页；第五卷第104–105页、131页、257–258页；第六卷第143页、162页
吉斯，洛林的亨利二世，公爵，见第四卷第245页
吉扎尔，西尔万，见第95页
基佐，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
见第三卷第99–100页；第四卷第73–74页、219页、289页；第五卷第80–81页、87页、105页、116页、123页、135页、258页
贡德林，约翰·保罗，见第四卷第37页
诗人古罗夫斯基，见第412页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
见第二卷第257–258页；第四卷第32页、37页、212页
古斯塔森，上校（参见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
彭蒂耶夫尔的居伊（参见彭蒂耶夫尔）
居耶，伊西多尔，见第95页
居约马莱（参见拉居约马莱）
格威迪尔，彼得·伯雷尔，第一代领主，见第一卷第188页
格威迪尔，威洛比·德·埃雷斯比女男爵，普里西拉·芭芭拉·伊丽莎白·伯蒂夫人，见第一卷第188页；第四卷第73页

H

阿谢特，珍妮·富凯，又名福雷凯或莱内，人称珍妮，见第三卷第181页
罗马皇帝哈德良，见第一卷第249页；第六卷第104页、172页
霍尔，巴兹尔上尉，见第三卷第212页
哈莱-科埃克肯，伯爵，见第一卷第18页
哈莱-科埃克肯，让·乔治·查尔斯·埃马纽埃尔，侯爵，见第一卷第17页
哈勒克，菲茨-格林，见第一卷第254页
哈姆，见第二卷第125页

哈姆（另见雅克梅诺）
汉密尔顿与布兰登的第七代领主、亚历山大·道格拉斯-汉密尔顿、道格拉斯侯爵，后成为该爵位的第十代公爵，见第四卷第161页。
安东尼·汉密尔顿伯爵，见第三卷第136页。
威廉·汉密尔顿爵士，见第二卷第139页；第四卷第185页。
艾玛·莱昂或哈特夫人，见第二卷第139–140页；第四卷第185页。
霍拉蒂亚·汉密尔顿，见第二卷第139页。
约翰·汉普登，见第六卷第123页。
乔治·弗雷德里克·亨德尔，见第二卷第146页。
让·巴蒂斯特·德·阿内·德·斯滕胡伊斯伯爵，见第三卷第141页。
瓦茨拉夫·汉卡，见第五卷第389页。
汉尼拔，见第二卷第330–331页；第三卷第87页；第四卷第123–124页、232页；第五卷第336页；第六卷第178页。
达尔库尔公爵，见第二卷第107页。
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亲王，见第四卷第44页、51页。
M.德阿尔迪维利耶，见第六卷第134页。
F.A.哈雷尔，见第五卷第290页。
雅克·哈雷尔，见第二卷第270页。
阿希尔·德·阿勒莱，见第二卷第21页；第五卷第257–258页。
法莱斯的哈洛塔，见第二卷第62页。
哈莫迪乌斯，见第六卷第180页。
英格兰国王哈罗德二世，见第一卷第104页。
哈普（见拉哈普）。
达德利·赖德·哈罗比，第一代伯爵，见第四卷第80页。
哈斯德鲁巴尔三世，见第二卷第331页。
哈斯德鲁巴尔四世，见第二卷第331页。
博古斯拉夫·洛布科维茨·哈森施泰因，男爵，见第五卷第389页、410页。
沃伦·黑斯廷斯，见第二卷第143页。
德·哈特-隆格鲁夫人，见第二卷第210页。
奥朗纳（见杜韦尔吉耶·德·奥朗纳）。
夏尔·勒梅尔谢尔·德·奥塞兹。

朗普雷，男爵，见第72、379、422页
奥斯曼，尼古拉·瓦伦丁，见第96页
德奥松维尔，M.，见第28页
德奥特菲耶，夏尔·路易·费利西泰，伯爵，见第119页
德奥特菲耶，博雷帕尔之女，女伯爵，见第119页
德奥特里夫，亚历山大·莫里斯·布兰克
德拉诺特，伯爵，见第三卷第121-122页
奥特维尔，唐克雷德，见第四卷第185-186页
海德·德内图米埃尔，伯爵，见第146页
海梅斯，M.，见第135页
哈兹利特，威廉·卡鲁，见第四卷第243-244页、第257页；第六卷第122页
赫恩，塞缪尔，见第136、214页
加尔各答主教雷金纳德·希伯，见第二卷第335页
德埃克托尔，夏尔·让，伯爵，见第67、69页
海登，洛德维克·西吉斯蒙德·文森特，古斯塔夫伯爵，见第四卷第270页
圣海伦娜，皇后，见第三卷第206页
俄罗斯的海伦娜·帕夫洛夫娜，公主
符腾堡的弗雷德里卡·夏洛特·玛丽，大公夫人，见第四卷第36页；第五卷第35、41-42、330页
圣赫勒里乌斯，见第二卷第62页
赫尔吉娜，见第二卷第218页
赫利耶（即赫勒里乌斯）
特里卡的主教赫利奥多罗斯，见第六卷第110页
皇帝赫利奥加巴卢斯，见第六卷第213页
《地狱》，M.，见第二卷第84页
埃洛，夏尔·吉约姆，见第258-259页
埃洛内斯特，见第258页
埃洛伊丝，见第1章第94、114、137页；第310-311页；第三章第53页
爱尔维修，克洛德·阿德里安，见第二卷第180页；第三卷第139页
赫利-哈钦森（即多诺莫尔）
德埃南夫人，见第一章第174页
埃纳坎，安托万·路易·马里，见第六卷第229页
埃南，皮埃尔·米歇尔，见第二卷第300页

法国的亨丽埃塔·玛丽亚，英格兰女王，第四卷第251页
亨利四世，皇帝，第五卷第47页
亨利六世，皇帝，第五卷第377页
东方皇帝亨利，第六卷第69页
亨利一世，英格兰国王，第一卷第8、39页；第二卷第62页；第四卷第209页
亨利二世，英格兰国王，第一卷第39页；第四卷第17页
亨利四世，英格兰国王，第二卷第121页；第三卷第138页
亨利五世，英格兰国王，第二卷第121页；第六卷第10页
亨利六世，英格兰国王，第二卷第121页、第200页
亨利七世，英格兰国王，第一卷第25页；第二卷第74-75页；第五卷第351页
亨利八世，英格兰国王，第二卷第74页、第122页、第124页、第138页；第三卷第30页；第四卷第93页；第五卷第14页
亨利九世，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的国王，第二卷第221页；第四卷第249页、第251-252页
亨利二世，法国国王，第一卷第109页；第二卷第172页、第206页、第294页；第三卷第176页；第四卷第58页；第五卷第49页
亨利三世，法国国王兼波兰国王，第一卷第109页、第175页、第212页；第二卷第18页、第21页、第202页、第206页；第三卷第74页、第173页、第188页；第四卷第72-73页、第124页、第280页；第五卷第16页、第84页、第137页、第257页；第六卷第83页、第173页、第196页
亨利四世，法国国王兼纳瓦拉国王，第一卷第25页、第72页、第85页、第114页、第117页、第120页、第126页、第130页、第175页；第二卷第37页、第56页、第63页、第121页、第152-153页、第172页、第206页；第三卷第29页、第63页、第74-75页、第77页、第89页、第97页、第116页、第127页、第177页、第228页；第四卷第58页、第79页、第124页、第275页、第280页；第五卷第14页、第50页、第74页、第118页、第137页、第142页、第147页、第155页、第162页、第170页、第187-188页、第196页、第215页、第223页、第227页、第229页、第239页、第266页、第303页、第324-325页、第333页、第346-347页、第366页、第377页、第395-396页、第401-402页；第六卷第27-28页、第33页、第61-62页、第77页、第105页、第114页

151-152, 173, 196, 241-242
法国与纳瓦拉国王亨利五世，
第一卷第124页；第二卷第54、104、216、246页；第三卷第119、140-141、166、178页；第四卷第12、24、47-49、58-59、122、138-139、252页；第五卷第81、111、146-147、149-151、153、155、157-159、168-169、171、174、179、191-192、211-212、215、217、220、222-223、226、235、246、255、266、269、302-303、307-312、321-325、327、336、342、359-368、371-372、374-385、390-391、396-397、402、406-408、415-417页；第六卷第16-17、24、27-28、31-32、34-35、37-39、47、61、68、77-78、94-100、102、113-118、123、128-141、148、151、163、165、192-194、197、201、231-232、243-246、248-254、256、263页
海地国王亨利一世（参见克里斯托弗）
纳瓦拉国王亨利二世，第六卷第173页
拿骚-萨尔布吕肯亲王亨利，第四卷第10页
普鲁士亲王亨利，第四卷第38页
普鲁士亲王亨利·阿尔伯特（参见普鲁士亲王亨利·阿尔伯特）
皮埃尔·弗朗索瓦·亨利-拉里维埃尔
约阿希姆，第三卷第13、16页
埃罗（参见里奥）
德埃尔贝（参见圣奥宾）
德埃尔布瓦（参见科洛·德埃尔布瓦）
埃尔布维尔侯爵，第一卷第97页
费拉拉公爵赫拉克勒斯一世，第六卷第92页
费拉拉公爵赫拉克勒斯二世，第六卷第96页
摩德纳公爵赫拉克勒斯三世，第六卷第78页
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第五卷第412页
M.赫默，第一卷第108页
犹太国王希律，第六卷第220页
希罗底，第五卷第173页

希罗多德，第一卷216、258页；第五卷401页；第六卷220页
胡安·德·埃拉拉，第四卷58页
威廉·赫歇尔爵士，第二卷140页
卡罗琳·赫歇尔，第二卷140页
威廉·A’库尔特爵士，后成为第一代勋爵，第四卷83页
普瓦捷的主教圣希拉里，第五卷161页
图尔的大主教希尔德贝特，第二卷30页
乔治·希尔，第一卷254页
让·辛甘特，第一卷25页
弗朗索瓦·玛丽·安妮·约瑟夫·辛甘特·德·拉·蒂姆布莱，第二卷66、72、76–78、80、85、90页；第四卷71、213页
查尔斯·辛格雷，第五卷126、137页
船夫欣顿，第三卷89页
喜帕恰斯，第六卷180页
希波克拉底，第三卷7页；第五卷229–230页
赫洛德维格（见克洛维斯）
拉扎尔·奥什将军，第二卷109页；第三卷67–68、203页
奥夸特夫人，本名普拉尔，第二卷172页
弗朗索瓦·贝诺瓦·霍夫曼，第三卷9页
埃莉泽·菲利潘妮·阿玛莉·冯·奥克斯女男爵，第四卷35–36页
小汉斯·霍尔拜因，第五卷272–273页
亨利·理查德·瓦萨尔·福克斯，第三代勋爵，第二卷128页；第三卷215页；第四卷70页
荷尔斯泰因（见斯塔埃尔-荷尔斯泰因）
荷尔斯泰因-戈托普，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的别名
荷马，第一卷51、200、213、232页；第二卷48、86、124页；第三卷5、12、24、214页；第四卷12、123、160、258、284页；第五卷347、351页；第六卷47、91、194页
霍诺丽亚，图斯塔·格拉塔，第三卷47页
教皇霍诺留三世，第六卷143页
皇帝霍诺留，第一卷74页；第四卷227页

洪坦（见拉洪坦）
阿里斯主教霍诺拉图斯，圣人，第三卷228页
奥皮塔尔（见L’Hôpital）
贺拉斯，昆图斯·贺拉提乌斯·弗拉库斯，见于第一卷53、229页；第二卷124、204页；第三卷23、99页；第四卷185页；第五卷25、55、63页，285、314页；第六卷4、47、237页
贺拉提乌斯·科克莱斯，第一卷35页
霍里翁神父，第六卷142页
霍滕丝·德·博阿尔内，荷兰王后，第三卷17、110、122、154页；第四卷203、287页；第五卷44、291-298页
乌德埃伯爵，第二卷196页
埃莉莎白·弗朗索瓦丝·索菲·德·拉利夫·德·贝勒加尔德，乌德埃伯爵夫人，第二卷196-197、301页；第四卷285页
塞萨尔·安热·德·乌德埃托将军，第四卷285页
圣马洛市长霍维乌斯，第一卷xxx1页；第六卷264页
让·于贝尔，第一卷63页
M.于贝尔，第五卷137页
休·卡佩，法国国王，第三卷137页；第四卷7、112页；第五卷196、376页；第六卷135、196页
维克多·马里·子爵雨果，第三卷68页；第六卷104页
皮埃尔·奥古斯特·伯爵于兰，第二卷262页、264-265页、267页、269-275页、283页；第三卷16、18页
乌洛夫人，第四卷167页
意大利国王亨伯特一世，第一卷51页
萨伏伊伯爵亨伯特一世，第四卷209页
萨伏伊伯爵亨伯特二世，第四卷209页
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亚历山大·冯·洪堡，第三卷207-208页；第四卷39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克里斯蒂安·卡尔·费迪南德·冯·洪堡，第二卷242页；第四卷39页
冯·洪堡小姐，第四卷39页
大卫·休谟，第二卷120页；第四卷250页

阿普利亚伯爵亨弗雷，第四卷，第185页
詹姆斯·亨利·利·亨特，第二卷，第128页
约翰·胡斯，第五卷，第296页、第388页
哈钦森（参见多诺莫尔）
海亚辛特（参见皮洛尔热）
让·吉约姆·德·纽维尔，男爵，第三卷，第177页；第四卷，第91页、第102–103页、第139–140页、第142页；第五卷，第68页、第117页、第123页、第250页、第256页、第258–259页、第304页；第六卷，第256页
希佩里德斯，第六卷，第179页

I

埃及总督易卜拉欣帕夏，第二卷，第338页；第四卷，第263页
圣伊格纳修斯·罗耀拉，第五卷，第367页
伊内斯·德·卡斯特罗（参见卡斯特罗）
因凡塔多公爵夫人，第三卷，第74页
教皇英诺森八世，第二卷，第53页
教皇英诺森十世，第五卷，第14页
教皇英诺森十三世，第五卷，第15页
埃斯特家族的伊波利托，米兰、里昂和纳博讷的大主教，亲王，第六卷，第82页
里昂的主教圣伊里奈乌斯，第二卷，第308页
华盛顿·欧文，第一卷，第254页
巴伐利亚的伊莎贝尔，法国王后，第六卷，第10页
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英格兰王后，第一卷，第9页
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第三卷，第127页
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二世，第三卷，第221页；第五卷，第75页；第六卷，第207页
让·巴蒂斯特·伊萨贝，第三卷，第211页
以赛亚，第三卷，第195页
克莱芒斯·伊索尔，第二卷，第207页；第五卷，第72页
加略人犹大，第五卷，第307页；第六卷，第26页、第156页
托马斯·罗伯特·布热奥德·德·拉·迪斯利

皮科内里，马雷沙尔·杜克，第99、114、158页
伊纳尔，马克西明，第2卷第14页
伊索阿尔（另见德利勒·德·萨莱斯）
奥什大主教约阿希姆·迪索阿尔
红衣主教让·泽维尔·杜克，第22页
伊索塔（见诺加罗拉）
俄罗斯全境的沙皇伊凡六世
约翰·克莱门特·艾夫斯牧师，第2卷第80、86–88、92–93页
艾夫斯夫人，第2卷第86–88、92–93、96页
夏洛特·艾夫斯（见萨顿）

雅各布，第3卷第25页
雅各布，J.J.，第1卷第253页
雅克曼，陶工兼酒馆老板，第3卷第227页
汉姆子爵让·弗朗索瓦·雅克梅诺，第153–154页
尼古拉斯·约瑟夫·冯·雅金男爵，第1卷第180页
雅金少校，第2卷第262–263页
圣詹姆斯·因特塞苏斯，第2卷第43页
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国王詹姆斯一世及六世，第2卷第122页
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国王詹姆斯二世及七世，第1卷第187页；第4卷第67、106页；第5卷第50、115、163、178、372页；第6卷第134页
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国王詹姆斯三世及八世，第4卷第242、249、273页
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第2卷第201页
詹松夫人，第2卷第200页
詹松（另见福尔宾-詹松）
雅弗，第1卷第142页

乔库尔，阿纳伊尔·弗朗索瓦，侯爵
iii. 73, 99, 127, 171
茹格，M.，v. 369；vi. 39
杰伊（见勒·杰伊）
布鲁日的让（见艾克）
让南，皮埃尔，总统，v. 50
杰布，M.P.，理查德·克拉弗豪斯爵士，
v. 56, 335
托马斯·杰斐逊，美利坚合众国总统，i. 252-253
库斯蒂讷侯爵夫人的女仆珍妮，ii. 193
埃德加·阿尔弗雷德·杰普森，vi. 266
耶利米亚斯，v. 37
圣杰罗姆，iv. 232, 244
威斯特法伦国王杰罗姆，iii. 64, 99, 162-163, 200；iv. 57, 242；v. 44, 46
布雷西亚的杰罗姆，vi. 102
布拉格的杰罗姆，v. 296
乔治·柴尔德·维利尔斯，第五代泽西伯爵，i. 188
莎拉·费恩，泽西女伯爵，i. 188；ii. 79；iv. 73
圣女贞德，ii. 109, 128；iii. 90, 98；iv. 41, 108, 112；vi. 78
布列塔尼公爵夫人彭蒂耶夫尔的琼，i. 141
卡斯蒂利亚女王琼，iii. 127
勃兰登堡选帝侯约阿希姆二世，iv. 37
那不勒斯国王约阿希姆，ii. 25, 219, 223, 250, 262, 273, 275, 278, 283；iii. 46, 122, 144, 154-155；iv. 10, 184-185, 189-198, 220
约伯，i. xxi, 82-83，ii. 201, 211, 212, 339
圣施洗者约翰，v. 173
圣福音书作者约翰，ii. 243；vi. 217
科洛努斯的圣主教约翰·沉默者，ii. 43

圣约翰·格里迪隆，第25章
波希米亚国王约翰一世，第355章、410-411页
布列塔尼公爵约翰三世，第141章
布列塔尼公爵约翰四世，第141章
布列塔尼公爵约翰五世，第141章
英格兰国王约翰，第9章；第22章、121章
法国国王约翰二世，第46章、108章；第193章；第196章
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第104章
葡萄牙及巴西国王约翰六世，第53章
修士约翰，第46章
伦敦德里侯爵的侍从约翰，第87章
布鲁日的约翰（见艾克）
冈特的约翰（见兰开斯特）
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第37章
塞缪尔·约翰逊，第121章；第23章；第413章
托马斯·约翰逊，第216章
弗朗索瓦·费迪南德·菲利普·路易·马里·德奥尔良，第280章；第81章、225章
让·苏尔·茹安维尔，第xxiv章；第132章、202章、278章
乔利（见克雷蒂诺-乔利）
伊萨克神父，第229章
卡米尔·乔丹，第68-69章；第128章、180章、213章
那不勒斯国王约瑟夫，后为西班牙国王，第128章；第223章、257章、280章；第46章、54-55章、63-64章、73章、110章、154章、188章；第164章、195章、210章、241章；第44章；第91章、184章
米兰锡匠约瑟夫，第321-322章；第326章
撒丁岛的约瑟芬，法国王后，第9章
萨克森的约瑟芬，法国王储妃，第298章
约瑟芬·塔谢尔·德·拉帕热里

博阿尔奈子爵夫人，后称波拿巴夫人，再后来成为法国皇后，见第二卷第261-262页、282页；第三卷第17页、98页、110页、184页、196页；第四卷第42页、165-166页、178页；第六卷第12页。
巴泰勒米·卡特琳将军，见第三卷第67-68页。
约贝尔，约瑟夫，见第二卷第104页、157页、167-177页、213页、226-227页、230页、236页、239页、244页、307页、310页、317-319页；第三卷第51页；第四卷第213页、221页；第六卷第6页。
约贝尔夫人，见第二卷第171页、174页。
小约贝尔，见第二卷第174页。
阴谋家约贝尔，见第五卷第140页。
让·弗朗索瓦·伊波利特·茹贝尔通，见第二卷第166页。
泰奥多尔·西蒙·茹弗鲁瓦，见第六卷第256-257页。
M.朱尔丹，见第一卷第178页。
让·巴蒂斯特·马雷夏尔·朱尔丹伯爵，见第三卷第67页、155页、162页、203页。
本杰明·乔威特，见第六卷第105页。
加略人犹大（参见“加略人”条目）。
圣尤莉亚，见第一卷第102页。
皇帝尤利安，见第一卷第97页；第五卷第196页、378页；第六卷第18页。
那不勒斯女王朱莉·克拉里，后来成为西班牙女王，见第四卷第210-211页；第五卷第44页；第六卷第184页。
夏多布里昂的贴身仆人朱利安，见第一卷第xvi页；第二卷第319-333页、338页。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见第三卷第176页；第四卷第42页、228页。
教皇尤利乌斯三世，见第四卷第241页。
M.朱利安，见第二卷第177页。
西姆普利西斯·杜·普莱西斯的朱米利亚克侯爵，见第三卷第51页。
多尔主教容肯，见第一卷第17页。
朱诺（参见“达布兰特斯”条目）。
M.德·于萨克，见第二卷第302页。
亚历克西斯·德·于西厄，见第五卷第95页。
贝尔纳·德·于西厄，见第一卷第180页。

查士丁尼皇帝，第四卷第227页；第五卷第230页

K

考曼上尉，第五卷第101页
基思，第十代马里沙尔伯爵，乔治，第四卷第106页
基思，乔治·基思·埃尔芬斯通，第一代子爵，第三卷第191-192页
凯勒，泽维尔，第五卷第289页
凯勒曼（参见瓦尔米）
开普勒，约翰，第五卷第337页
凯拉利厄（参见克尔萨拉昂）
克雷纳万，修道院院长，第四卷第168页
凯拉特里，奥古斯特·希拉里翁，伯爵，第五卷第27页
凯拉特里，让·弗朗索瓦，第一卷第144页
凯尔加里乌，伯爵，第一卷第149页
凯尔戈莱，路易·弗洛里安·保罗，伯爵，第五卷第244页
凯尔戈莱，路易·加布里埃尔·塞扎尔，子爵，后成为伯爵，第五卷第244页
凯古（参见拉巴罗奈）
克尔萨拉昂，侯爵，第一卷第153页
克尔萨拉昂，让·约瑟夫，伯爵，第一卷第153页
克尔维勒，雷内先生，第六卷第265页
克洛德维格（参见克洛维斯）
胡夫（即契奥普斯）
金卡丁（参见埃尔金）
克莱贝尔，让·巴蒂斯特将军，第三卷第67页
诺尔斯，詹姆斯·谢里丹，第二卷第128页
科勒，弗朗茨，男爵，第三卷第78、84、87页
科米耶罗夫斯基，上校，第五卷第107页
科普，奥尔·德，第二卷第207页
科普，奥诺丽娜·加斯克，其夫人，第二卷第207页
科雷夫，大卫·弗里德里希博士，第四卷第44-45页
科策布，奥托·冯，上尉，第四卷第40、46页
科策布，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费迪南德·冯，第四卷第40、46页

克吕德纳，冯男爵，ii. 232
克吕德纳，芭芭拉·尤莉安娜·冯
维廷霍夫-谢尔，女男爵，ii. 232-233, 299；iv. 203-204
库图佐夫，元帅级亲王
斯摩棱斯克，米哈伊尔，iii. 190

L

拉巴卢，让，红衣主教，ii. 53
拉巴罗奈，骑士，ii. 41
拉巴罗奈，弗朗索瓦·皮埃尔·科拉斯，领主，ii. 41-42
拉巴罗奈，雷妮·德·凯尔古，夫人，ii. 41
拉巴特，让·巴蒂斯特神父，iv. 247-248
拉贝，佩兰夫人，洛伊丝，ii. 308；vi. 173
拉贝多耶尔，夏尔·安杰利克·弗朗索瓦·于谢，伯爵，iii. 170
拉贝利纳耶，阿尔芒·马格德隆，伯爵，i. 126
拉贝利纳耶，雷妮·伊丽莎白，i. 126
拉贝斯纳迪埃，让·巴蒂斯特·德·古伊，伯爵，iii. 144-145
拉比拉尔迪埃（参见弗拉奥尔·德·拉比拉尔迪埃）
拉比拉尔迪埃（参见劳内·德·拉比拉尔迪埃）
拉布莱特里，让·菲利普·雷内神父，vi. 18
拉博尼埃尔（参见博蒙·德·拉博尼埃尔）
拉博尔德，上尉，iv. 168
拉博尔德，亚历山大·路易·约瑟夫，伯爵，ii. 291；iii. 4, 39, 56；v. 96, 115
拉博尔德，让·约瑟夫，ii. 296
拉博里，安托万·阿塔纳塞·鲁，ii. 175；iii. 56, 86, 131, 177

小拉布里埃，鲁，第163页
拉布谢尔，M. P.，亨利·杜普雷先生，第121页
拉布埃塔尔代，玛丽·约瑟夫·安尼巴尔·德贝德，伯爵，第1-23页；第2卷第4页；第9、62、64-65、69、78、80-81页；第4卷第71页；第5卷第205页；第6卷第252页
拉布埃塔尔代，玛丽·文森特·德弗朗什维尔，特雷兰的女主人，伯爵夫人，第2卷第69页
拉布埃塔尔代（亦见德贝德）
拉布耶里，弗朗索瓦·玛丽·皮埃尔，鲁莱男爵，第4卷第288页
拉布尔多奈，贝尔特朗·弗朗索瓦·马埃·德，第1卷第26页；第6卷第201页
拉布尔多奈，弗朗索瓦·雷吉斯，伯爵，第4卷第136页；第5卷第72、81-82页
拉布尔多奈·德蒙吕克，侯爵，第1卷第146页
拉布尔多奈-蒙吕克，骑士，第1卷第7页
拉布拉多尔，佩德罗·戈麦斯·卡瓦洛，侯爵，第4卷第236页；第5卷第8页
拉布雷，圣本尼迪克特·约瑟夫，第2卷第9页
拉布里什，亚历克西斯·贾尼韦尔·德拉利夫，第2卷第191页
拉布里什，阿德莱德·埃德梅·普雷沃斯特，拉利夫的女主人，第2卷第191页
拉布吕耶尔，让·德，第3卷第33页
拉沙洛泰，路易·勒内·德卡拉杜克·德，第1卷第18、26页
拉尚布尔，M.，第1卷第149页
拉肖，M. 德，第5卷第244页
拉克洛，皮埃尔·安布罗瓦兹·弗朗索瓦·肖德洛斯·德，第1卷第135、176页
拉科姆布，查尔斯·德，第6卷第256页
老拉克雷特尔，皮埃尔·路易，又称拉克雷特尔，第1卷第51页；第3卷第23页
小拉克雷特尔，查尔斯·让

拉克雷泰尔，见第51章、第128章、第80章。
拉克鲁瓦，理工学校学者，见第110章。
拉德沃卡特，出版商，见第120章、第136章。
凯乌斯·拉埃利乌斯·萨皮恩斯，见第56章。
马修·兰斯贝格，见第6章第7节。
南锡主教拉法尔，后任桑斯大主教，安妮·路易·亨利，红衣主教，见第22章。
皮埃尔·本杰明·拉费，见第6章第256–257节。
玛丽·保罗·约瑟夫·吉尔伯特·德·拉法耶特，莫蒂埃侯爵，见第1章第160、163、165、181节；第2章第14、23、102节；第3章第28、68–69、118、165–168、177节；第4章第127节；第5章第94、105–107、112–113、126、128、135–139、141、159、163、217节；第6章第158、162、191节。
德·诺阿伊勒斯的拉法耶特夫人，侯爵夫人，见第6章第161节。
乔治·华盛顿·莫蒂埃·德·拉法耶特，见第6章第161节。
玛丽·玛德琳·皮奥什·德·拉韦尔涅，伯爵夫人，见第2章第152节；第3章第128节；第6章第240节。
皮埃尔·路易·奥古斯特·费龙，费龙伯爵，见第1章第27节；第4章第36、91、104–106、138、215–216、261–263、265–284、290–296节；第5章第22、28、68、77节；第6章第100、120、229–335、264节。
阿尔贝·德·费龙奈，见第4章第36节。
亚历山德琳·达洛佩乌斯，费龙奈夫人，见第4章第36节。
拉费罗尼埃尔（参见杜布瓦·德·拉费罗尼埃尔）。
皮埃尔·雷蒙·赫克托·德奥布松，费尤亚德伯爵，见第3章第141节。
雅克·拉菲特，见第4章第137节；第5章第105–107、113–114、116–117、127–128、133节。

137-139、141、159、265、267、370
拉菲托，约瑟夫·弗朗索瓦神父，第232页
拉丰谢，安杰莉克·弗朗索瓦丝，夫人，第92、181页
拉封丹，奥古斯特·海因里希·尤利乌斯，见第344页
拉封丹，让·德，第56、124、128、152、169页；见第314、334页；第25、201、246页
拉福尔斯，阿曼德·马雷沙尔，第20页
拉福尔斯，弗朗索瓦·菲利贝尔·贝特朗
诺姆帕尔·德·科蒙，侯爵，第103页
拉福尔斯，玛丽·康斯坦斯·德·拉莫伊尼翁，科蒙侯爵夫人，第103-104页
拉福雷斯特，安托万·勒内·查尔斯
马图兰，伯爵，第279-280、289页
拉法兰斯，夏多布里昂的仆人，第29、35页
拉弗鲁格莱，伯爵，第146页
拉加莱兹尔，先生，第156页
拉加尔德，先生，第51页
拉格朗日，沙特尔主教弗朗索瓦，第190页
拉格朗日，约瑟夫·路易，伯爵，第187页
拉盖朗德（参见夏多布里昂·德·拉盖朗德）
拉吉沙尔迪埃，蒂博·德，第255页
拉吉什，菲利贝尔·德，第25页
拉吉奥马雷，拉莫特之主夫人，第92页
拉阿尔普，让·弗朗索瓦·德，第127-128、131、133、175、178页；第27、99、104-105、138、172、194、208-210页；第17、152-155、158、220页；第335页
拉阿尔普，哈特·隆格鲁的女儿，夫人，第210页
拉赫尔（参见布里尼翁）
拉伊尔，埃蒂安·德·维尼奥勒，亦称，见第378页
拉翁坦，阿曼德·路易·德·德隆达尔斯，男爵，第232页

拉霍里，维克托·克洛德将军
阿尔方斯·法诺·德，ii. 269
安省（参见吉罗德·德·安省）
莱内，让·亨利·约阿希姆·霍斯坦，子爵，ii. 247；iii. 100-101, 118；iv. 12, 27, 118, 202；v. 303-304, 416
莱内（另见阿谢特）
莱斯，歌妓，vi. 180
拉朗德，约瑟夫·热罗姆·勒弗朗塞，iv. 252-253, 257
拉劳伦西，骑士，i. 7
拉利夫·德埃皮奈（参见德埃皮奈）
拉利夫·德拉布里什（参见拉布里什）
拉勒曼，夏尔·弗朗索瓦·安托万，男爵，iii. 111
拉勒曼，亨利·多米尼克，男爵，iii. 111
拉勒芒，热罗姆神父，i. 229
拉利，托马斯·亚瑟，托伦达尔男爵，伯爵，iii. 127
拉利-托伦达尔，特罗菲娜·热拉尔，侯爵，i. 161；ii. 294；iii. 127, 131；iv. 5-6, 128
拉洛尔，艾丽斯，i. 65
拉吕泽尔纳，朗格勒主教，塞萨尔·纪尧姆，红衣主教，i. 97, 156；iv. 16
拉吕泽尔纳，伯爵，i. 73；ii. 234
拉吕泽尔纳，纪尧姆，伯爵，ii. 167, 234, 239
拉吕泽尔纳，维克多瓦尔·德蒙莫兰，圣埃雷姆女伯爵，ii. 167, 234
拉吕泽尔纳，塞萨尔·亨利，ii. 234
拉梅松福尔，安托万·弗朗索瓦，菲利普·杜布瓦-德库尔，侯爵，ii. 223
拉梅松福尔，夫人，vi. 241
拉马尔（参见迪鲁罗·德·拉马尔）

拉马克，马克西米利安·伯爵，见第243、290页
拉马丁，阿尔方斯·玛丽·路易，见第57、79-80页
拉马蒂尼埃，安托万·奥古斯特·布鲁赞·德，见第125页
拉马蒂尼埃先生，见第106-107、125-126页；第ii卷第35页；第iii卷第176页；第v卷第317页
拉莫维西耶尔（参见卡斯特诺）
兰巴勒，玛丽·特蕾莎·路易丝·德·萨伏伊-卡里尼亚纳，公主，见第1卷第51页；第ii卷第222页
朗贝斯克，夏尔·欧仁·德·洛林，埃尔布夫公爵，王子，见第1卷第157页
兰布鲁斯基尼，热那亚大主教，路易吉红衣主教，见第iv卷第300页；第v卷第23、29、35页
拉梅奈，于格·费利西特·罗贝尔神父，见第1卷第27、97页；第iv卷第16页；第vi卷第174、214-216页
拉梅，亚历山大·泰奥多尔·维克托，伯爵，见第iii卷第170页
拉梅，夏尔·德，见第iv卷第43页
拉梅特里，奥弗鲁瓦·德，见第1卷第26页
拉莫伊尼翁，雷内·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侯爵，见第ii卷第100、146、156页
拉莫伊尼翁，安妮·皮埃尔·克里斯蒂安，子爵，见第ii卷第100、137、146、167页
拉莫伊尼翁，纪尧姆，总统，见第1卷第50、134页；第ii卷第100页
拉莫伊尼翁，克里斯蒂安·弗朗索瓦·德，见第1卷第134页；第iv卷第164页
拉莫伊尼翁，克里斯蒂安·德，见第1卷第134页；第iii卷第57页；第iv卷第164页
拉莫伊尼翁（另见巴斯维尔和马莱谢布）
拉莫伊尼翁·德·巴维尔，尼古拉斯，见第1卷第134页
拉莫朗代，弗朗索瓦·普拉西德·马亚尔，领主，见第1卷第50、52页

拉莫特，埃蒂安·奥古斯特男爵
古莱德·德，第三卷，177页
拉莫特-费内隆（参见费内隆）
拉莫特，小姐，第二卷，232页
拉莫特·德·拉吉奥马雷（参见拉吉奥马雷）
拉莫特-皮凯，伯爵，第一卷，69页
兰开斯特，冈特的约翰，公爵，第三卷，138页
兰切洛蒂，奥塔维奥王子，第四卷，238页
兰切洛蒂，朱塞皮娜·马西莫·达尔索利，公主，第二卷，221页；第四卷，238页
朗尚坦（参见瓦尔莫尔）
兰德，理查德·莱蒙，第六卷，121页
兰霍恩，约翰，第二卷，337页；第六卷，243页
兰霍恩，威廉，第二卷，337页；第六卷，243页
朗格勒，皮埃尔·德，第一卷，36页
兰贾梅，骑士，第一卷，8页
兰朱伊奈，让·丹尼斯，伯爵，第三卷，68-69页、165页、167页
拉努埃，弗朗索瓦·德，第二卷，56页
拉努埃，先生，第五卷，80页
兰斯当，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第三代侯爵，第四卷，78页
兰斯费尔德，玛丽·多洛雷斯·埃莉莎·罗萨娜·吉尔伯特，人称洛拉·蒙特斯，后成为伯爵夫人，第五卷，25页
兰特·蒙费尔特里奥·德莱·罗韦雷，玛丽亚·科隆纳，公爵夫人，第四卷，256页
朗蒂（参见沙斯泰内-朗蒂）
拉帕耶特里·杜马斯（参见杜马斯）
拉帕努兹，亚历山大·塞萨尔，伯爵，第五卷，201-202页
拉佩卢斯，V.德，第五卷，95页
拉佩鲁斯，让·弗朗索瓦·加洛普，伯爵，第一卷，xxi页、69页、193页；第二卷，36页
拉皮科内里（参见迪斯利）
拉普拉斯，皮埃尔·西蒙，侯爵，第二卷，187页

拉波特（参见塞巴斯蒂亚尼·德·拉波特）
阿诺德·德·拉波特，第156页
皮埃尔·马兰·维克托·理查德·拉普拉德，第257–260页
让·克洛德·马兰·维克托·拉克维尔，侯爵，第2卷第4页
路易·玛丽·拉雷维耶尔-勒波，第119页
拉雷尼埃尔（参见格里莫德）
让·莫迪厄·拉里夫，第128页
拉里维耶尔（参见亨利-拉里维耶尔）
拉纳日夫人，第71页
拉罗什（参见勒努瓦-拉罗什）
马克西拉克亲王弗朗索瓦·德·拉罗什福科，第2卷第152页；第3卷第128、131页
路易·亚历山大·德·拉罗什福科，公爵，第1卷第174页
索斯泰纳·德·拉罗什福科，第3卷第97页；第5卷第97页
安布罗瓦兹·波利卡普·德·拉罗什福科-杜多维尔，公爵，第4卷第134–135页、第177页；第6卷第184页
玛丽·夏尔·加布里埃尔·索斯泰纳·德·拉罗什福科-杜多维尔，公爵夫人，第4卷第12页、第177页
伊丽莎白·德·蒙莫朗西-拉瓦尔，公爵夫人，第4卷第12页
弗朗索瓦·亚历山大·弗雷德里克·德·拉罗什福科-利安库尔，公爵，第1卷第171页；第4卷第132页
奥古斯特·杜·韦尔吉耶·德·拉罗什雅克兰，伯爵，第3卷第101页
克莱尔·路易丝·奥古斯汀·费利西特·马格洛瓦ール·德·拉罗什雅克兰，塔尔蒙公主，后成为伯爵夫人，第3卷第101页
亨利·杜·韦尔吉耶·德·拉罗什雅克兰，伯爵，第1卷第181页；第2卷第107页；第5卷第245页
拉罗萨（参见马丁内斯·德·拉罗萨）
阿尔芒·德·拉鲁埃里，侯爵，第1卷

66、92、146、180-181
拉鲁埃里，安妮·约瑟夫·雅克
图芬·德，见第126页
拉鲁埃里，特蕾莎·德·拉贝利纳耶，女爵，见第126页
拉鲁斯，皮埃尔·阿塔纳塞，见第266页
拉雷吉，F.，见第96页
拉雷，费利克斯·伊波利特男爵，见第103页
拉雷，让·多米尼克男爵，见第103页
拉萨布利埃，安托万·朗布耶耶，见第25页
拉萨布利埃，女爵，见第25页
拉萨尔，安托万·德，见第371页
拉索德，弗朗索瓦·吉约姆·德，见第149页
拉索德，皮埃尔·德，见第149页
拉斯卡泽斯，埃马纽埃尔·奥古斯丁·迪厄多内，伯爵，见第二卷第281、285-288页；第三卷第192、209、211、215页
小拉斯卡泽斯，M.德，见第三卷第209、211页
拉西戈尼埃尔（参见费龙·德·拉西戈尼埃尔）
拉索马利亚（参见德拉·索马利亚）
拉萨尔，先生，见第二卷第156页
拉萨尔，笔名（参见夏多布里昂，弗朗索瓦·勒内子爵，各处均有提及）
拉苏兹，侯爵，见第三卷第176页
拉塔皮，上校，见第三卷第216页
拉蒂姆布莱（参见英甘特·德·拉蒂姆布莱）
拉蒂尔，阿米克拉主教，后任沙特尔主教，再后任兰斯大主教，让·巴蒂斯特·玛丽·安妮·安东尼，红衣主教兼公爵，见第18、20、22-23、35、52、343、363、373-375、378、415页；第六卷第136、193页
拉图尔，笔名，神父（参见夏里埃尔夫人）
拉图尔（亦参见福瓦萨克-拉图尔）
拉图尔-莫布尔，玛丽·维克托·尼古拉·德·费伊，侯爵，见第321、323页；第六卷第26、136页

拉图尔内尔，侯爵，ii. 298
拉图尔内尔（另见沙托鲁）
拉特雷莫伊勒，图阿尔子爵，塔尔蒙亲王，路易二世，领主，i. 150
劳德代尔，詹姆斯·梅特兰，第八代伯爵，ii. 143
劳顿，M.A.，约翰·诺克斯教授，vi. 155-156
洛容，皮埃尔，iii. 23, 29
拉乌尔纳（另见图尔戈）
劳奈·德·拉比拉迪埃，大卫，i. 47
劳奈·德·拉比拉迪埃，吉勒·玛丽，i. 47, 108
劳内，贝尔纳·雷内·朱尔丹，侯爵，i. 158
劳拉盖，黛安·阿德莱德·德·迈利-内斯勒，公爵夫人，ii. 297
圣劳伦斯，v. 307
劳伦西（另见拉劳伦西）
劳里斯顿，雅克·亚历山大·贝尔纳，法律问题方面的元帅侯爵，iv. 62
洛特雷克，奥德·德·福瓦，元帅，子爵，i. 120；ii. 219；iv. 228
洛特雷克·德·圣西蒙，M.，i. 171
洛尊，后来成为比隆公爵的阿曼德·路易·德·贡托ー·德·比隆，公爵，i. 51, 176, 181；ii. 142；v. 318
拉瓦尔，阿格尼斯，i. 8
拉瓦尔（另见蒙莫朗西-拉瓦尔）
拉瓦尔-蒙莫朗西，安妮·皮埃尔·阿德里安，蒙莫朗西亲王，后来成为公爵，ii. 179；iii. 97；iv. 140, 158-160, 164-166, 213, 302；v. 3, 7-8, 17, 27, 49, 52, 68, 78
拉瓦莱特，M. de，iii. 5
拉瓦莱特，贝维尔侯爵夫人，后来成为夫人，iii. 5
拉瓦莱特，安托万·玛丽·沙曼，伯爵，iii. 110, 169, 190

拉瓦莱特，埃米莉·路易丝·德·博阿尔奈，女伯爵，第三卷第110页
拉瓦利埃尔，弗朗索瓦丝·路易丝·德·拉
鲍姆勒布兰克，公爵夫人，第一卷第102、120页；第二卷第172页；第五卷第215页；第六卷第201、242页
拉万迪耶，M.，第一卷第58页
拉瓦特，约翰·卡斯帕尔，第五卷第291页
拉沃居永，M.，第一卷第156页
拉韦尔涅，路易·加布里埃尔·莱昂斯·吉约德·德，第二卷第207页
拉韦尔涅（参见皮奥什·德·拉韦尔涅）
拉维涅，亚历克西斯·雅克·布伊松·德，第二卷第5页
拉维涅，塞莱斯特·拉皮翁·德·拉普拉塞利耶尔，布伊松夫人，第二卷第5页
老拉维涅，M.布伊松·德，第二卷第5-6页
拉维涅（另见夏多布里昂与普莱西克斯·德·帕尔斯考）
拉维拉特，M.德，第五卷第361-362、380页；第六卷第136页
老拉维拉特，M.德，第五卷第362页
拉维尔德努（参见洛瓦塞尔·德·拉维尔德努）
拉瓦锡，安托万·洛朗，第六卷第161页
劳，约翰，第六卷第200、239页
拉亚，让·路易，第三卷第16页
莱安娜，歌妓，第六卷第180页
勒贝舒，玛蒂尔德，第五卷第244页；第六卷第98、100页
勒邦，约瑟夫，第四卷第4页
勒博尔涅，先生，第一卷第5页
勒布蒂利耶·德·朗塞（参见朗塞）
勒布雷顿，纪尧姆，第一卷第199页；第二卷第30页
勒布伦，第三执政官，后为皮亚琴察公爵，夏尔·弗朗索瓦，第二卷第259页；第三卷第68页
勒布伦，庞斯·丹尼斯·埃斯库沙尔，第一卷第131页
勒布伦，伊丽莎白·维热，夫人，第一卷第131页；第二卷第168页
勒沙佩利埃，伊萨克·雷内·居伊，第一卷第167页；第二卷第84页
勒克莱尔，维克托·埃马纽埃尔将军，第二卷第223页；第三卷第30、191页
勒科涅乌·德·巴肖蒙（参见巴肖蒙）

勒科瓦西耶（见科瓦西耶）
勒库尔托，本姓普拉尔，女士，第二卷172页
莱迪，爱德华，第244页
勒多纳兰，M.，第一卷108页
勒德鲁，夏尔，第261页、309-310页
勒德鲁-罗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第261页
勒费弗尔，雅克，第96页
勒费弗尔-德诺埃特，夏尔，伯爵，第三卷111页
勒费弗尔·德瓦蒂梅尼尔（见瓦蒂梅尼尔）
勒弗朗克，让·巴蒂斯特·安托万，第三卷213页
勒弗朗塞·德拉朗德（见拉朗德）
勒戈班，第一卷55页
勒古韦，加布里埃尔·玛丽·让·巴蒂斯特，第三卷23页
莱布尼茨，戈特弗里德·威廉，男爵，第四卷292页
莱伯里希（见马克·冯·莱伯里希）
利，奥古斯塔·阿达·拜伦夫人，第二卷136页
勒杰，书商，第一卷176页
勒杰，女士，第一卷176页
莱利埃夫尔，船夫，第三卷16页
勒梅尔（见考什-勒梅尔）
勒梅特尔，M.，第二卷191页
勒梅尔西耶，路易·让·内波穆塞纳，第二卷187页；第三卷68-69页
勒梅特尔（见博瓦罗贝尔）
勒米埃尔，安托万·玛丽，第二卷99页
勒米埃尔，奥古斯特·雅克，第二卷99页、157页
勒莫安，M.，第五卷319页
勒蒙泰，皮埃尔·爱德华，第四卷44页；第五卷230页
勒莫塔，船长，第五卷129页
勒莫因-圣保罗，保罗·勒莫因，亦称，第四卷285页
朗克洛，安妮，亦称尼农·德，第二卷100页
朗格莱-杜弗雷斯尼，尼古拉斯神父，第六卷78页
勒努瓦-拉罗什，让·雅克，伯爵，第二卷195页
勒诺尔曼，夏尔，第四卷180页、299页；第五卷85页、200页、261页

勒诺尔曼，阿梅莉·西沃克特，夫人，第5卷；
第4卷：180、188、234、299页；第5卷：85、197、261页；
第6卷：237、258–261页。

出版商勒诺尔曼，第2卷：181页；
第3卷：91、103、133页；第4卷：7、15–16页；
第5卷：122页。

安德烈·勒诺特尔，第6卷：241–242页。

圣教皇利奥一世，第2卷：185页。

教皇利奥三世，第2卷：32页。

圣教皇利奥四世，第5卷：11页。

教皇利奥十世，第4卷：226、228页；第5卷：14、58、273页。

教皇利奥十二世，第2卷：238、247页；第4卷：232、234–235、238、287、290–296、299–303页；
第5卷：1–5、7–8、15、18、20、23、31、36–37、53、316、373、384页。

教皇利奥十三世，第5卷：57页。

圣波尔-德莱昂的主教莱昂，让·弗朗索瓦·德·拉马尔什伯爵，第2卷：103页。

列奥纳多·达·芬奇（见“芬奇”）。

斯巴达国王莱奥尼达一世，第1卷：216页；第4卷：298页。

埃斯特家族的莱奥诺拉公主，第5卷：330页；第6卷：82–84、87、92、100页。

莱奥诺拉（亦见“卡斯特拉尼”）。

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一世，第5卷：377页。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第5卷：323、381页；第6卷：118页。

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第4卷：37页。

皇帝利奥波德二世，第2卷：9页；第6卷：114页。

狱卒莱奥托，第5卷：252–253页。

夫人莱奥托，第5卷：252页。

勒波（见“拉雷维利耶尔-勒波”）。

委员会成员勒佩莱蒂埃，第5卷：126页。

奥尔奈的勒佩莱蒂埃（见“德奥尔奈”）。

圣法尔若的勒佩莱蒂埃（见“圣法尔若”）。

沃邦的牧师（见“沃邦”）。

神父勒普兰斯，第1卷：44、57、63页。

让·路易·欧仁·勒尔米尼耶，第6卷：10页。

勒鲁，皮埃尔，第95页，260行
勒尔瓦，宪兵，第262-263页
勒萨日，阿兰·雷内，第81页，332行
莱斯卡博，马克，第1卷，232页
莱斯科尔（参见马亚尔·德·莱斯科尔）
莱斯库尔，路易·玛丽，侯爵，第2卷，107页
莱斯迪吉埃，弗朗索瓦·德·邦纳·德
克雷基，元帅兼公爵，第6卷，19-20页
莱塞普斯，费迪南德，子爵，第6卷，223页
莱斯托瓦，皮埃尔·德，第1卷，175页；第2卷，15页；第5卷，104页、187-188页、239页
勒苏尔，欧斯塔什，第2卷，309页
勒苏尔夫人，第2卷，309页
莱唐（参见杜邦·德·莱唐）
艾希施塔特亲王，意大利总督，欧仁，博阿尔奈公爵，第2卷，261页；第3卷，17页；第4卷，165-166页、191页；第5卷，103页
厄尔河（参见杜邦·德·厄尔）
勒瓦索尔，M.，第96页
莱维斯，加斯顿·弗朗索瓦·克里斯托夫，旺塔杜尔及德公爵，第3卷，140-141页；第5卷，268页
莱维斯，玛丽·凯瑟琳·阿曼德，奥布松·德·拉费亚德公爵夫人，第3卷，141页
莱维斯，加斯顿·马克·皮埃尔，公爵，第3卷，136页、139-140页、174页
莱维斯，波林·路易丝·弗朗索瓦丝，沙尔庞蒂耶·德内雷里公爵夫人，第3卷，51页、139-140页、176页；第4卷，14-15页
刘易斯，马修·格雷戈里，第2卷，126页
刘易斯，夏多布里昂的仆人，子爵，第1卷，190页
莱罗（参见里奥）
奥皮塔尔，米歇尔，大臣，第2卷，102页；第5卷，49-50页、55页

利安库尔（参见拉罗什福科-利安库尔）
阿曼德·德·夏多布里昂的情人莉巴或莉贝，第二卷第50页
皮耶特罗·利贝里，第六卷第103页
威尔赫米娜·恩克·利希滕瑙，后来成为里茨夫人，再后来成为伯爵夫人，第四卷第38页
利奇诺主教，第六卷第85页
克里斯托弗·安德烈耶维奇·利文，起初为伯爵，后来成为亲王，第四卷第74页
多罗特娅·克里斯托弗罗夫娜·冯·利文，本肯多夫伯爵夫人，后来成为公主，第三卷第72页；第四卷第73-74页
查尔斯·约瑟夫·利涅元帅，亲王头衔，第二卷第58-59页
里尔，化名“里尔伯爵”（参见法国及纳瓦拉国王路易十八）
约瑟夫·皮埃尔·利莫埃兰·德·克洛里维耶尔，第一卷第65页
林赛夫人，第二卷第100、147、155、156、193页；第三卷第35页
卡罗卢斯·林奈，第一卷第180页
柳尔特·德·谢内多莱（参见谢内多莱）
菲利波·利皮，第四卷第232页
投毒者利波尔德，第四卷第37页
尤斯特·利普斯，又名尤斯图斯，第五卷第62页
利夫·德·埃皮奈（参见德·埃皮奈）
利夫·德·拉布里德（参见拉布里德）
查尔斯·詹金森，霍克斯伯里第一代伯爵，利物浦的贵族，第四卷第81页
罗伯特·班克斯·詹金森，利物浦第二代伯爵，第一卷第187页；第二卷第145-146页；第三卷第215页；第四卷第81-82、89、92、217页；第六卷第252页
罗伯特·兰伯特·利沃雷尔，第一卷第150页
提图斯·李维，第一卷第33页；第二卷第335页；第四卷第185、225页；第五卷第155页；第六卷第79、105、142、157页
乔治·穆顿·洛鲍，元帅

孔特德，见第113页
洛比诺，多姆，见第5页
洛布科维茨（参见哈森施泰因）
洛迪，山北意大利共和国副总统，弗朗切斯科·迪·梅拉，公爵，见第219页
洛丹，康堡市长，见第108页
洛文海姆，古斯塔夫·卡尔·弗雷德里克，伯爵，见第144、146页
洛根，詹姆斯，见第253页
洛根，塔-加-朱特，又名约翰，见第253页
卢安蒂埃，酒馆老板，见第137页
洛瓦塞尔·德·拉·维勒德努，小姐们，见第22页及第310页
洛马里亚，M.德，见第143页
隆巴德，查尔斯，见第227页
洛梅尼-布里安（参见布里安）
伦敦德里，罗伯特·斯图尔特，第一代侯爵，见第188页
伦敦德里，罗伯特·斯图尔特，卡斯尔雷子爵，后成为第二代侯爵，见第xxxi页、第188页；第ii页，第79、93页；第iii页，第49、163页；第iv页，第65-67页、第71、73、76页、第80-83页、第86-90页、第92页、第190页
伦敦德里，阿米莉亚·安妮·霍巴特，侯爵夫人，见第iv页，第65、87页
隆格鲁（参见哈特-隆格鲁）
隆格维尔，安妮·热纳维耶芙·德·波旁-孔代，公爵夫人，见第ii页，第151-154页、第172页；第vi页，第77页
隆格维尔（另见杜盖克兰）
隆格维尔-内穆尔，玛丽，公爵夫人，见第iv页，第106-107页
洛佩兹，费尔南多，见第iii页，第207页
洛热里尔，伯爵，见第87页
洛尔热，伯爵，后成为公爵，见第245页
洛兰，克洛德·热莱，又名克洛德，见第iv页，第242、258-259页；第v页，第288页

洛林，夏尔·德·吉斯，红衣主教，第三卷第30、74页
洛泰尔，法国国王，第四卷第112页
洛顿，理工科学者，第五卷第107页
劳登，约翰·坎贝尔，第四代伯爵，第一卷第224页
路易一世，巴伐利亚国王，第四卷第118、164页；第五卷第25、41页
路易一世，佛兰德斯伯爵，第三卷第138页
路易一世，法国国王兼皇帝，第五卷第11页；第六卷第195页
路易五世，法国国王，第三卷第137页；第四卷第112页
路易六世，法国国王，第一卷第9页；第四卷第209页
路易七世，法国国王，第四卷第17页；第六卷第196页
路易八世，法国国王，第二卷第256页；第五卷第225页；第六卷第196页
路易九世，法国国王，圣徒，第一卷第6、118、144、164页；第二卷第15、38、192、202、204、256、278、297、331页；第三卷第90、103、120、138、144–145、177、228页；第四卷第5、11、22–23、143、291页；第五卷第12、85–86、142、155、175、188、212、225、229、239、268、273、296、302、336、356、372、379、396页；第六卷第27、36、96、117、139–140、194、196、251页
路易十一世，法国国王，第二卷第32、53、105、201页；第三卷第153页；第五卷第355页；第六卷第49、147、196页
路易十二世，法国国王，第一卷第141、150、172页；第二卷第17页；第三卷第176页；第四卷第229页；第五卷第395页；第六卷第27、96页；第六卷第196、238页
路易十三世，法国与纳瓦拉国王，第一卷第25、114页；第二卷第151、205页；第四卷第245页；第六卷第28–29、33、196页
路易十四世，法国与纳瓦拉国王，第一卷第7、26、38、77、85、100、103、117、120、126、232、236页；第二卷第100页

105、151、159、172、188、192、202，
204–205、207、309；iii. 25、27、58，
94、177、194、197–198、225、228；
iv. 22、34–35、38、44、58–59、79、89，
122、137、217、274；v. 50、85–86，
101、137、143、215、230、272、330，
332–333、403；vi. 19–20、27、32、33，
151、174、185、196、199、222、238–242，
246–247、250

路易十五，法国与纳瓦拉国王，i. 26、138、163、176–177，
224；ii. 102、188、230、298–299、301；
iii. 127、181、194；iv. 8、38、89，
109、252；v. 51、137、215、333；vi.
69、78、80、151、174、199–200、202，
241–242

路易十六，法国与纳瓦拉国王，i. xxi、6、18、51、111–112，
118–123、134、138、140、143–144、146，
156–157、159–165、168–169、176、178，
187、216、247、261；ii. 4、5、12–14，
18、22、25、34、43、48、52、54、61–62，
73、82、106–107、119、142、156–157，
167、171、234、257、259、296、300–301；
iii. 5、16–17、56、59、65、73，
75–76、79、94、99、102–104、119，
127、139、142–143、167、177、182，
188、218；iv. 4、22、25、38、40、55，
84、91、96、109–111、124、189、198，
252；v. 162、175、177–178、180，
189、275、303、321、332、356、387，
393、402、407–409；vi. 30、32–33，
140、146、150、153、159、162，
174、181、194–196、198、202–203，
242

路易十七，法国与纳瓦拉国王，i. 156–157、160、163；ii.

216；iii. 94；iv. 109
路易十八，法国与纳瓦拉国王，i. xxi, 32, 37, 59, 71, 107, 160-161, 163, 176, 178, 184-186, 190；ii. 4, 17, 22, 34, 40, 64, 71, 79, 100-101, 104, 107, 137, 156, 187, 195, 251, 257-259, 279-280, 301；iii. 13, 37, 57, 61, 63, 65, 68, 73, 76, 78-81, 84-85, 87, 89-102, 104, 111-112, 116-124, 126-129, 131-133, 136-139, 141-147, 150, 153, 155, 158-159, 161-162, 165, 168-178, 180-184, 188-189, 211；iv. 1, 3, 7-12, 14, 21, 27, 29-30, 43-44, 59, 61-63, 65-66, 68-69, 79, 85-86, 90-91, 96-97, 101, 106-107, 109, 111, 138-139, 169-170, 187, 199, 212, 217, 230, 302；v. 18, 44, 78, 81, 97, 106, 108, 119, 146-148, 160, 172, 178, 227, 267, 339, 342, 348, 360, 393, 395, 398-399, 401；vi. 45, 97, 113, 155, 183, 185, 187, 194-195
路易十九，法国与纳瓦拉国王，即后来的安古莱姆公爵路易·安托万，i. 156, 160；ii. 63, 259；iii. 119-120, 122, 129-130, 140；iv. 8, 96, 116, 169, 219, 252, 280, 299；v. 69, 84, 88, 96, 104, 106, 110-111, 129-132, 143, 147-151, 153, 157, 168-169, 191-192, 220, 307, 321, 342, 360-361, 372, 374-375, 378-379, 385-386, 394, 402, 406, 417；vi. 35, 62, 97, 128, 131-132, 134, 137-138, 140, 193, 197, 243, 245, 253-254
荷兰国王路易，iii. 17；iv. 241；v. 44, 292

安茹公爵、那不勒斯国王路易二世，ii. 202
巴伐利亚的路易，亲王殿下，iv. 251
从法律上而言为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女王的巴伐利亚的路易，摩德纳的玛丽亚·特蕾莎·亨丽埃塔·多萝西娅，公主殿下，iv. 251
法国的太子路易，被称为“伟大的太子”，vi. 241
勃艮第公爵路易，后来成为法国的太子，vi. 241, 246
普鲁士的路易，王子，iv. 33
路易，约瑟夫·多米尼克，神父兼男爵，i. 177；iii. 100, 127, 129-131, 171-173；v. 72, 115, 172-173
普鲁士的路易·费迪南德，王子，ii. 289-290；iv. 34
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后来成为法国国王，i. 37, 134, 177, 185；ii. 26, 100, 163, 168, 222-223, 261, 280, 293；iii. 13, 50-51, 57, 65, 89-90, 95, 99, 111-112, 117, 119, 124-125, 137, 139, 143, 145, 163, 165, 168, 178, 225；iv. 15, 21, 58, 75, 102, 111, 114, 135, 138, 145, 161；v. 27, 86-87, 94, 101, 103, 105-106, 108, 114, 118, 123, 126-128, 132-143, 147-152, 156-163, 168, 171-174, 178, 193, 211, 218-220, 222, 225, 238, 253, 258, 260-261, 264, 290, 307-308, 325, 327, 366, 368, 396, 398；vi. 26, 33-34, 37, 78, 95, 113-114, 117-118, 130-131, 146-152, 155, 159, 162, 164-166, 170-171, 242, 244, 249, 261
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的路易莎，普鲁士皇后，ii. 258；iii. 60, 86；iv.

41、49、58、164
奥尔良的路易丝，比利时女王，第六卷第118页
斯托尔贝格-戈德恩的路易丝，英格兰女王，又称奥尔巴尼伯爵夫人，第二卷第202页；第四卷第249-250页
法国的路易丝，帕尔马公爵夫人，第五卷第174页、第321页、第324-325页、第359页、第361-366页、第374-378页、第383页、第388页、第390-391页、第406-408页、第415页；第六卷第24页、第129页、第132页、第134页、第136页、第193页、第231-232页、第243-245页、第254-255页
路易·皮埃尔·卢韦尔，第二卷第54页；第三卷第89页、第119页；第四卷第11页、第21-23页、第59页；第五卷第303页
卢维杜尔（参见图森-卢维杜尔）
弗朗索瓦·米歇尔·莱特利耶·卢沃瓦，侯爵，第六卷第19页
皮埃尔·路易斯，第一卷第xiii页
理查德·洛夫莱斯，第五卷第255页
哈德逊·洛威爵士，第二卷第286页；第三卷第88页、第192页、第210页
洛威夫人，第二卷第97页
洛约拉（参见伊格纳修斯·洛约拉）
吕克（参见文蒂米勒·杜·吕克）
马库斯·安纳乌斯·卢卡努斯，即卢坎，第五卷第29页
卢卡斯（参见博瓦泽-卢卡斯）
埃托雷·卢切西-帕利·迪·坎波-弗兰科埃皮尼亚泰利，恩典公爵，伯爵，第三卷第156页；第五卷第321-323页、第366页；第六卷第94页、第96页、第98页、第231-232页、第234-235页
卢切西-帕利小姐，第三卷第156页
卢切西-帕利（亦见坎波-弗兰科）
卢西恩，第五卷第379页；第六卷第179页
提图斯·卢克雷提乌斯·卡鲁斯，即卢克莱修，第53页、第83页；第五卷第229页
费拉拉公爵夫人卢克雷齐亚·博尔贾，第五卷第13页
费拉拉公爵夫人卢克雷齐亚·德·美第奇，第六卷第84页
埃斯特家族的公主卢克雷齐亚，第六卷第82页

圣路加，第300、307页；第4卷第240页；第6卷第90、220页
佩德罗·德·卢纳，第13页
休·德·吕西尼昂，第1卷第9页
吕西尼（参见d’Ancre）
马丁·路德，第4卷第32页；第5卷第16、273、332、388页
冯·吕措夫伯爵，第4卷第236页；第5卷第7、32、38页
冯·吕措夫伯爵夫人，第4卷第236页
弗朗索瓦·亨利·德·卢森堡
蒙莫朗西-布特维尔公爵，第3卷第162页；第6卷第19页
夏尔·达阿尔贝·迪尤内斯特尔·迪·吕埃纳，第2卷第172页；第6卷第28-29页
出身于蒙莫朗西-拉瓦尔家族的吕埃纳公爵夫人，第2卷第192页
吕埃纳公爵，第4卷第178页
吕埃纳公爵夫人（另见谢弗勒兹）
卢塞恩（参见La Luzerne）
莱库格斯，第4卷第31页
妓女莉迪亚，第5卷第285页

M

苏格兰国王麦克白，第2卷第122页
尼古拉斯·德·麦卡锡神父，第5卷第367页
麦卡锡先生，第5卷第367页
尼西比斯的总主教文森托·马基，红衣主教，第18页、38-39页
麦克唐纳（参见塔伦特）
弗朗西斯·马切罗尼上校，第4卷第197页
让·巴蒂斯特·马肖·达尔努维尔，第3卷第181页；第6卷第202页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第6卷第78页
明泰尔（参见西姆斯和明泰尔）
马奇罗内（参见马切罗尼）
卡尔·冯·莱伯里希男爵，第2卷第40页
亚历山大·麦肯齐爵士，第1卷第136、215页

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ii. 139
詹姆斯·麦克弗森，ii. 133
安布罗修斯·西奥多西乌斯·马可比乌斯，vi. 247
马德里公爵（参见西班牙、法国及纳瓦拉的国王查理七世及十一世）
马德里公爵夫人（参见西班牙与法国的王后贝莎）
克里斯托弗·马格奈，iv. 71
埃尔维纳·马贡，i. 34
约翰·彭特兰德·马哈菲博士，v. 56, 229
马埃·德·拉·布尔多奈（参见拉·布尔多奈）
马伊斯（参见德斯·马伊斯）
土耳其苏丹马哈茂德二世，iv. 267-269, 272, 277-279, 283-284, 297, 303；v. 25-26, 51, 389
穆罕默德，iv. 277
让·巴蒂斯特·梅伊勒，iii. 75
莱斯库尔的迈亚尔上校，iii. 62
M.梅耶维尔，v. 55
路易·玛丽·德·梅利公爵，ii. 297
路易丝·朱莉·德·梅利-内斯勒女伯爵，ii. 297-299
梅利（亦参见科伊林与内斯勒）
曼特农，后来的法国王后，弗朗索瓦丝·德·奥比涅，斯卡隆夫人，后来成为侯爵夫人，i. 14；ii. 172, 192；iii. 27；iv. 79；vi. 238, 240-243, 246-247
尼古拉斯·约瑟夫·梅松元帅，后来成为侯爵，iii. 89-90；iv. 267；v. 152-153；vi. 244
梅松-布朗什先生，iv. 245-246
梅松福尔（参见拉·梅松福尔）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梅特兰德海军上将，iii. 189-190, 192
皇帝马约里安，ii. 45

马里亚泰斯塔，里米尼的弗朗切斯卡，
夫人，第四卷229页；第六卷57页
马尔科姆，普尔滕尼海军上将，第三卷212页
马莱斯科，第一卷7页
马莱谢布，吉约姆·德·拉莫伊尼翁，
领主，第一卷134页
马莱谢布，克雷蒂安·吉约姆·德·拉莫伊尼翁，
第一卷xxi、8、50、72、83、134-137、161、167、180、215-216、227页；
第二卷22-23、27、32、49、60、81-82、84、295页；第三卷139页；第四卷4页；第五卷64-65、304页；
第六卷202页
马莱谢布，弗朗索瓦丝·特蕾莎·格里莫德，
夫人，第二卷27页
马莱，克洛德·弗朗索瓦·德将军，第二卷262、269页
马菲拉特，亚历山大·亨利·德，第一卷83页
马菲拉特，雅克·查尔斯·路易·德·克林尚普·德，第一卷83页；第二卷176页
马勒尔布（参见邦内·德·马勒尔布）
马利布兰，先生，第六卷175页
马利布兰，后来的贝里奥夫人，玛丽亚·费利西塔·加西亚，夫人，第二卷207页；第六卷175页
马利皮耶里，帕多瓦的行政官，安杰洛，第六卷104页
马勒（参见拉·马利克办公室）
马莱-杜潘，雅克，第一卷175页
阿莱斯的圣马洛主教，第一卷25页
马卢埃，皮埃尔·维克托男爵，第二卷100页；第三卷99页
马尔特-布伦，康拉德，第三卷8页
马梅，奥古斯特，第三卷53页
曼达鲁-韦尔塔米，M.，第五卷304页
曼德洛，弗朗索瓦·德，第二卷308页
曼迪尼，先生，第一卷173页
曼迪尼，夫人，第一卷173页

曼德里卡多，西尔维奥·佩利科的信使，第107、109、111页
芒甘，让·亨利·克洛德，第94、96页
曼斯菲尔德，大卫·默里，第二代伯爵，第188页
曼斯菲尔德，路易莎·卡斯卡特，伯爵夫人，第188页
曼索（见德拉维拉）
东罗马帝国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第400页
曼努埃尔，雅克·安托万，第三卷第166页；第四卷第128页
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第六卷第67页
小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第六卷第67页
保卢斯·马努提乌斯，第六卷第67页
亚历山德罗·曼佐尼，伯爵，第一卷第xxiii页；第三卷第214页；第五卷第229-230页；第六卷第15、65、79页
让-保罗·马拉，第一卷第132、161、164页；第二卷第14、16-19、21、159页；第四卷第189页
马博德（见马罗博杜斯）
弗朗索瓦·塞维兰·德格拉维耶将军，第三卷第67页
马里·路易·让·安德烈·德马塞勒斯，泰拉克子爵，第一卷第5、185页；第四卷第139、215-219页；第五卷第21、40-41、153页；第六卷第14、260页
安德烈·路易·奥古斯丁·马尔谢，第五卷第105页
皮埃尔·弗朗索瓦·马尔沙尔，第五卷第96、115页
阿贝·马尚，第一卷第63页
拿破仑的仆人马尚，第三卷第211页
亚历山大·冯·德·马克伯爵，第四卷第38页
马可·奥勒留·安东尼努斯，皇帝，第五卷第57-58页；第六卷第104页
马雷（见巴萨诺）
马鲁伊（见杜兰德·德·马鲁伊）
安茹的玛格丽特，英格兰女王，第二卷第200页
吕西尼昂的玛格丽特，英格兰女王（？），第一卷第9页
普罗旺斯的玛格丽特，法国女王，第二卷第192页
苏格兰的玛格丽特，王储妃

法国，ii. 200
瓦卢瓦的玛格丽特，法国与纳瓦拉女王，ii. 172-173, 206；vi. 173
法国的玛格丽特，纳瓦拉女王，vi. 173
瓦卢瓦的玛格丽特，布卢瓦的查理之母，i. 141
费拉拉公爵夫人贡扎加的玛格丽塔，vi. 84
萨克森-泰申公爵夫人奥地利的玛丽亚·克里斯蒂娜，vi. 58
西班牙女王那不勒斯的玛丽亚·克里斯蒂娜，iii. 221；v. 74, 207
符腾堡-明佩尔加德的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玛丽亚·索菲亚），俄罗斯女皇，iii. 49；iv. 281
两西西里王国女王西班牙的玛丽亚·伊莎贝拉，v. 74-75
伊特鲁里亚女王西班牙的玛丽亚·路易莎，iv. 224
匈牙利与波希米亚女王、女皇玛丽亚·特蕾莎，v. 410；vi. 78, 202
巴伐利亚女王黑森-达姆施塔特的玛丽亚·威廉明娜，v. 345
法国女王玛丽·莱钦斯卡，ii. 299
法国女王美第奇的玛丽，i. 117；vi. 28
法国的玛丽，vi. 172
玛丽，修女，iv. 207
奥尔良公爵夫人那不勒斯的玛丽-阿梅莉，后成为法国女王，v. 134, 156-161；vi. 37
法国女王奥地利的玛丽·安托瓦内特，i. 32, 100-101, 118-119, 156-157, 160-161, 163, 175, 187, 216-217；ii. 12；iii. 102-104；iv. 4；v. 144, 307, 309, 356, 407-408；vi. 7, 78

202
那不勒斯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西班牙王后，第四卷，178页
奥地利的玛丽-路易丝，法国皇后，后为帕尔马公爵夫人，第二卷，264页；第三卷，34、54-56、64、73、108-109、144、154、156、194、217页；第四卷，187、224页；第五卷，322页；第六卷，46页
昂古莱姆公爵夫人玛丽-特蕾莎，后成为法国王后，第一卷，102、156-157、160页；第三卷，65、73、91、103、119-120、139、176页；第四卷，91、96-97、111、134页；第五卷，111、144、147、275、297、321、325、359、361、363、365-366、372、374、391、405-410、412-417页；第六卷，7、29-36、102、129、133-134、140、193、243、245、253-254页
摩德纳的玛丽-特蕾莎，法国王后，第五卷，146页；第六卷，78页
马里尼，让·约瑟夫·热费洛，伯爵，第一卷，53页
马里尼，玛丽·安妮·弗朗索瓦丝·德·夏多布里昂，伯爵夫人，第一卷，15、40、53、66、111-112、150页；第二卷，175、319页；第六卷，255-256页
马兰，骑士，第四卷，162页
马里沙尔（参见基思）
马略，盖乌斯，第三卷，87页；第四卷，14页；第五卷，40页
圣马可，第三卷，123页；第五卷，374页；第六卷，58页
马尔博罗，约翰·丘吉尔，第一代公爵，第二卷，139页；第三卷，197页；第五卷，333页；第六卷，20页
马尔博罗，莎拉·詹宁斯，公爵夫人，第五卷，333页
马尔蒙（参见拉古塞）
马尔蒙泰尔，让·弗朗索瓦，第一卷，133页
马尔莫拉（参见德拉·马尔莫拉）

马恩斯，化名，伯爵与伯爵夫人
（参见法国及纳瓦拉国王路易十九以及法国王后玛丽·特蕾莎）
马罗博杜斯，马科曼尼人国王，见第127章
马里奥勒，米歇尔·德神父，见第75章
马罗切利，先生，见第56章
马罗，克莱芒，见第75、96、238章
玛尔斯，玛格丽特·萨尔韦塔，被称为“夫人”，见第128章
玛尔斯，安妮·弗朗索瓦丝·伊波利特·布泰，被称为“小姐”，见第128章
马蒂尼亚克，让·巴蒂斯特·西尔维尔·加耶，子爵，见第13、138、221、261章；第67–69章、120章
图尔的圣马丁主教，见第26章
马丁，西奥多爵士，K.C.B.勋章获得者，见第225章
马丁内斯·德·拉罗萨，弗朗西斯科，见第xxii章
马蒂尼埃尔（参见拉马蒂尼埃尔）
玛丽二世，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女王（参见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
玛丽三世，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女王（参见摩德纳公爵夫人玛丽·贝亚特丽斯）
玛丽四世，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女王，即巴伐利亚的路易公主，见第245章；第251章；第173章
萨克森-阿尔滕堡的玛丽，汉诺威女王，见第47章
葡萄牙女王玛丽一世，见第53章
葡萄牙及阿尔加维地区女王玛丽二世，见第237章

夏多布里昂子爵的女仆玛丽，第190页
撒丁岛的玛丽·比阿特丽斯，摩德纳公爵夫人；按法律而言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玛丽三世女王，第4卷第251页；第6卷第78页
马西利亚与努米底亚的国王马西尼萨，第2卷第331页
威廉·梅森，第2卷第129页
克洛德·安布罗瓦兹·雷尼耶，马萨公爵，第2卷第273页
马塞纳（参见里沃利）
尼古拉斯·巴伦·马西亚斯，第2卷第280页
让-巴蒂斯特·克莱蒙主教马西永，第1卷第54页、第84页
马西莫（参见达尔索利）
弗雷德里克·马松，第4卷第189页
马蒂尼昂夫人，第3卷第17页
圣马太，第4卷第291页；第5卷第374页
马托斯（参见特谢拉·德·马托斯）
莫布尔（参见拉图尔-莫布尔）
马里·阿尔芒·德·莫布雷伊，盖里·德·莫布雷伊伯爵，奥尔瓦尔侯爵，亦被称为莫布雷伊侯爵，第3卷第86-87页；第6卷第181页
按法律而言为英格兰女王的莫德，即皇后，第1卷第8页
莫迪厄，军需官，第3卷第15页
莫迪厄·德·拉里夫（参见拉里夫）
弗朗索瓦·莫甘，第5卷第96页、第113页、第116页
莫莱翁（参见考桑斯·德·莫莱翁）
莫勒维耶伯爵，第1卷第72页
路易·德·布雷泽，莫勒维耶伯爵，第2卷第294页
莫勒维耶（也可参见科尔贝尔·德·莫勒维耶及瓦朗泰诺瓦）
莫努瓦神父，第1卷第30页
莫尼（参见努里·德·莫尼）

莫普库，雷内·尼古拉，第138页；第6卷，第202页
莫珀图伊，皮埃尔·路易·莫罗德，第18-26页
莫雷尔，猎场看守人，第244页
莫雷帕斯，让·弗雷德里克·费利波，伯爵，第6卷，第202页
圣莫里斯，第6卷，第190页
毛罗，神父，第6卷，第54页
蒙泰菲亚斯科内主教、后任巴黎大主教的让·西弗兰，红衣主教，第3卷，第30页
莫维西埃尔（见卡斯特诺）
皇帝马克西米安，第3卷，第206页
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第2卷，第51页
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第4卷，第57、164页；第5卷，第25、345页
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第5卷，第25页
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第1卷，第141页；第3卷，第176页
马克西穆斯，第60页
洛林的查尔斯，梅耶讷公爵，第2卷，第15、21页；第3卷，第74-75页
红衣主教马扎然，第2卷，第151、153页；第4卷，第9、245页；第5卷，第50页；第6卷，第125页
梅尚，亚历山大·埃德姆，男爵，第138-139页
梅克伦堡（见瓦伦斯坦）
美第奇家族（见斯福尔扎家族）
梅格雷·德·塞里利（见塞里利家族）
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第1卷，第xxi页；第4卷，第264、278页
菲利普·梅兰希顿，第6卷，第142页
彭尼斯顿·兰姆，第一代墨尔本子爵，第4卷，第160页
伊丽莎白·米尔班克，墨尔本女子爵，第4卷，第160页
阿诺德·冯·梅尔赫塔尔，第274、277页
威廉·梅尔莫斯，第60页
梅尔齐家族（见洛迪家族）

梅奈（见拉梅奈）
梅奥，酒馆老板，第二卷第17章
梅尔西耶·杜帕蒂（见杜帕蒂）
梅尔库尔，埃莉莎，第六卷第175章
弗朗茨·冯·费尔德-元帅，第二卷第510章
梅雷（见《梅雷的信使》及《波尔特罗·德·梅雷》）
梅尔费尔德，将军，第五卷第103章
梅里库尔（见特罗瓦涅·德·门库尔）
梅里卢，约瑟夫，第五卷第95、115、265章
梅里坦斯（见阿拉尔·德·梅里坦斯）
梅林，拍卖商，第四卷第11章
杜埃的梅林，菲利普·安托万，伯爵，第二卷第108章；第三卷第153章
蒂永维尔的梅林，安托万·克里斯托夫，第二卷第108章；第三卷第153章
德·梅罗纳先生，第四卷第103章
梅罗维乌斯（见梅罗维格）
法兰克人的国王梅罗维格，第二卷第29章
梅斯默，弗里德里希·安东，第一卷第145章
梅斯纳尔，保罗，第四卷第128章
梅斯纳尔，路易·夏尔·博纳文图尔，皮埃尔伯爵，第五卷第244章；第六卷第38章
梅斯纳尔子爵，第五卷第28章
梅尼耶，路易·马尔特，第四卷第7章
梅塔斯塔西奥，皮耶特罗·博纳文图拉，又名特拉帕西，第二卷第78章
梅特尔（见布瓦罗贝尔）
梅特尔，于格，第二卷第44章
梅泰拉，凯基莉亚，第二卷第244章；第四卷第236章；第五卷第58、61章；第六卷第2章
梅特涅-温内堡，克莱门斯·文策尔·内波穆克·洛塔尔王子，第二卷第134、143章；第三卷第154章；第四卷第73-74章、第96章、第102章、第128章、第266章；第五卷第38章、第91章、第123章、第181章、第339章、第341-342章、第352-353章、第369章、第384章、第408章；第六卷第16章、第46章、第114章、第118章、第187章、第232章
梅特里（见拉梅特里）

梅尼耶，队长，第110页
梅泽雷，弗朗索瓦·欧德斯·德，第55页
梅齐夫人，第296页
米卡拉，路易吉·红衣主教，第8页
迈克尔一世，葡萄牙及阿尔加维地区国王，第237页；第81页
迈克尔二世，葡萄牙及阿尔加维地区国王，第237页
俄罗斯大公迈克尔·帕夫洛维奇，第36页
米开朗基罗，全名米凯兰杰洛·布奥纳罗蒂，见于第166页；第123、219页；第225页；第181、226、236、239、241-243、256、286页；第2、29、36、59、61、316页；第17、59、103页
米肖，约瑟夫，第233页；第131-132、204页
米涅雷，出版商，第157、181、198、209页
米涅，弗朗索瓦·奥古斯特·马里，第82-83、95-96、105、127、206页；第189-190页
米拉，印度女孩，第231、236页；第66页
米尔班克-诺埃尔，拉尔夫爵士，第136页
弥尔顿，约翰，第95、166页；第17、74、94、110、121-122、220、292页；第22、24、27、34页；第42-43、93-94、245、257页；第133页；第47、91、123、179页
米尼亚克（参见古永·德·米尼亚克）
米奥内，西奥多，第53-54页
米拉波，维克托·里凯蒂，侯爵，第167页；第42页
米拉波，加布里埃尔·奥诺雷·里凯蒂，伯爵，第xxi、83、155、166-171、175-177、179、182页；第4、12、71、77、109页；第166页；第6、39、47、55-56页；第42、155页
米拉波，安德烈·博尼法斯·路易·里凯蒂，子爵，第170-171、175-176页；第4、80页
米拉波，让·安托万·约瑟夫·查尔斯

埃尔泽亚尔·德·里凯蒂，被称为“巴伊勒”，见第167页。
米松，弗朗索瓦·马克西米利安，见第246页。
米特里达梯六世，本都国王欧帕托尔，见第335页。
姆纳塔，见第386页。
莫切尼戈，威尼斯总督乔瓦尼，见第59页。
莫切尼戈，威尼斯总督路易吉，见第59页。
莫切尼戈，威尼斯总督托马索，见第59页。
莫埃利安·德·特罗约利夫，特蕾莎·约瑟夫，见第66、92、126页。
莫尔，尤利乌斯·冯，见第258页。
莫尔夫人，见第258页。
莫莱，马蒂厄·路易伯爵，见第134页；另见第168、192、319页；第四卷第26页、118–119页。
莫莱，爱德华，见第134页。
莫莱，马蒂厄，见第134页；另见第192页。
莫莱，弗朗索瓦·雷内·莫莱，另有别名，见第128、173页。
莫莱·德·尚普拉特鲁，爱德华·弗朗索瓦·马蒂厄，担任主席一职，见第134页；另见第192页。
莫莱（参见莫莱条目）。
莫里哀，让-巴蒂斯特·波克兰，另有别名，见第二卷第122、124、128、170页；第四卷第2页；第五卷第15、19、70、345、353页；第六卷第74页。
莫利尼，神父，见第363、372页。
莫兰，上尉，见第262、267页。
蒙索（参见杜阿梅尔·德·蒙索）。
蒙塞（参见科内利亚诺）。
莫奈，M.，见第179页。
莫奈，小姐，见第179页。
蒙费尔特里奥·德莱·罗韦雷（参见兰特·蒙费尔特里奥·德莱·罗韦雷）。
蒙热（参见佩吕斯）。
圣莫妮卡，见第31页。
蒙梅尔克，路易·雅克·尼古拉斯，见第四卷第44页。
莫尼耶，侯爵，见第168页。
莫尼耶，索菲·鲁菲，侯爵夫人，见第168页。

i. 167-168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门罗，詹姆斯，iv. 66, 127
米歇尔·埃凯姆·蒙田，领主，i. 52, 71, 79, 231；ii. 22, 73, 124, 126-127, 206, 220；iii. 60, 177；iv. 149, 231, 243-244, 257；v. 72, 333；vi. 47, 122
蒙田（另见加马什）
德·蒙泰古，M.，vi. 70
玛尔特·卡米耶·巴沙松·蒙塔利维特，伯爵夫人，iv. 114-115, 247-248, 259, 266
阿图尔·德·蒙托邦，i. 25
吉约姆·伊西多尔·蒙贝尔，男爵兼伯爵，v. 72, 81-82, 379, 422；vi. 100, 116-118, 229-230, 234-235
德·蒙布瓦西耶男爵，ii. 32, 49, 60
德·蒙布瓦西耶女男爵，娘家姓马莱谢布，ii. 49
蒙布瓦西耶（另见科尔贝尔·德·蒙布瓦西耶）
夏尔·菲利普·西蒙，蒙布瓦西耶-博福尔-卡尼拉克侯爵，i. 72, 135
弗朗索瓦丝·保琳·德·马莱谢布，蒙布瓦西耶-博福尔-卡尼拉克侯爵夫人，i. 135
雷内·弗朗索瓦·约瑟夫·蒙布尔谢尔，伯爵，i. 153
阿曼德·杜普莱西斯·德·维涅罗，蒙卡尔姆侯爵夫人，iii. 51, 97；iv. 26-27；v. 398
路易·约瑟夫·蒙卡尔姆·德·圣维兰，侯爵，i. 224；vi. 202
蒙什努侯爵，iii. 210-211
让·兰内，蒙特贝洛元帅及公爵，iv. 300；v. 28
拿破仑·奥古斯特·兰内，蒙特贝洛伯爵，后封为公爵，iv. 300-302；v.

18、28-29
蒙特努瓦（参见帕利索·德·蒙特努瓦）
威廉·阿尔伯特·蒙特努奥沃亲王，iv. 187, 224；v. 322
洛拉·蒙特斯（参见兰斯费尔德）
弗朗索瓦丝·阿特奈·德·蒙泰斯潘，罗什舒阿尔·德·莫尔特马尔女侯爵，i. 103, 120；v. 215；vi. 246-247
夏尔·德·塞孔达·孟德斯鸠，拉布雷德及德男爵，ii. 220；iii. 10, 22, 33, 129；iv. 122, 127, 253；vi. 75
弗朗索瓦·泽维尔·蒙泰斯基乌-费赞萨克，马克·安托万神父，公爵，iii. 73-74

99-100, 127, 131；iv. 59
蒙泰斯基乌-费赞萨克，安布罗瓦兹·阿纳托尔
奥古斯丁·孔德，后封为侯爵，见v. 134, 156-157
蒙泰斯基乌-费赞萨克，伊丽莎白·皮埃尔·孔德夫人，见vi. 183-184
蒙泰斯基乌-费赞萨克，路易丝·约瑟芬·德·拉利夫·德布里什，伯爵夫人，见ii. 191
蒙泰松（参见奥尔良家族）
蒙福特，西蒙·孔德，见ii. 206
蒙福特，化名“孔德”（参见威斯特法伦国王杰罗姆）
蒙加斯孔，M.德，见v. 131
蒙格拉斯，马克斯·约瑟夫·加内兰，伯爵，见iv. 57
蒙哥马利，伯爵，见ii. 192
蒙托隆-塞莫维尔，夏尔·让·弗朗索瓦·特里斯坦·孔德，后封为侯爵，见ii. 280；iii. 192, 209, 211, 222-223
蒙托隆-塞莫维尔，阿尔比尼·海伦·德瓦萨尔，伯爵夫人，见iii. 209
蒙蒂，文森佐，见i. xxiii；vi. 79
蒙莱阿尔，亲王，见v. 322
蒙洛齐耶，弗朗索瓦·多米尼克·雷诺德·孔德，见i. 175；ii. 71, 100-102；iv. 123-125
蒙卢埃，弗朗索瓦·让·拉斐尔·德布鲁内斯，伯爵，后封为侯爵，见i. 75, 108-109
蒙吕克，布莱斯·德拉塞兰-马桑科姆，元帅，见i. 109；v. 380
蒙吕克（另见拉布尔多奈-蒙吕克及拉布尔多奈·德蒙吕克）
蒙米雷尔，夏多布里昂的厨师，见iv. 98；v. 326；vi. 14
蒙莫朗西，安妮，元帅兼总司令，

iii. 182
蒙莫朗西，马蒂厄一世，元帅
领主，iv. 209
蒙莫朗西，阿琳，夫人，iv. 209
蒙莫朗西，亨利二世，元帅
公爵，ii. 105
蒙莫朗西，弗朗索瓦，公爵，ii. 121
蒙莫朗西，出身于马蒂尼翁家族，女男爵兼公爵夫人，iii. 17
蒙莫朗西，女男爵，ii. 31
蒙莫朗西，小姐，i. 117
蒙莫朗西（另见阿德莱德、拉瓦尔-蒙莫朗西和卢森堡）
蒙莫朗西-拉瓦尔，马蒂厄·让·费利西泰，子爵，后成为公爵，i. 163；ii. 192；iv. 12, 29-30, 62, 65-69, 76-77, 83-91, 95, 122, 133, 160, 164-166, 169, 171, 176-177, 180, 207-209, 213, 216-217, 286；vi. 45, 161
老蒙莫兰，伯爵，ii. 35
蒙莫兰，安托万·于格·卡利克斯特，ii. 172
蒙莫兰，奥古斯特，ii. 237
蒙莫兰，路易·维克多·伊波利特·吕斯，ii. 167
蒙莫兰-圣埃雷姆，阿尔芒·马克，伯爵，i. 140, 145, 156；ii. 167, 213, 230, 237, 241, 251；iv. 183；v. 319
蒙莫兰-圣埃雷姆，伯爵夫人，ii. 167
蒙托利厄，男爵，iv. 120
蒙托利厄，珍妮·伊莎贝尔·保琳·波利耶·德·博滕斯，克鲁扎斯的夫人，后成为女男爵，iv. 120
蒙托尔（参见阿诺德·德·蒙托尔）
蒙彭西埃，安托万·菲利普·德奥尔良，

杜克·德，第四卷，161页
蒙特朗，M.德，第三卷，143页
莫尔韦尔，雅克·玛丽·布泰，亦称，第一卷，128页；第六卷，162页
摩尔，托马斯，第二卷，128页
莫兰代（参见拉莫兰代）
莫尔，圣托马斯爵士，第五卷，57页
莫罗，让·维克多元帅，第一卷，xxi页、65页、153页；第二卷，249页、252页；第三卷，67页、68页、203页；第四卷，164-170页、220页、299页；第五卷，246页、330页、332页、387页
莫罗，原姓于洛，女元帅，第二卷，64页；第四卷，166-167页、169页
莫罗，小姐，第四卷，169页
莫罗，安尼巴尔，第一卷，101页、104-105页、112页；第二卷，44页；第三卷，8页
莫罗，朱莉·安吉丽克·伊阿辛特·德贝德，夫人，第一卷，101页
莫罗·德圣梅里，梅德里克·路易·埃利，第一卷，161页
莫雷莱，安德烈神父，第二卷，51页、163页；第三卷，21-22页、28页；第四卷，6页
莫雷蒂，路易，第一卷，5页
莫雷，刺客，第五卷，101页
莫里斯，神父，第一卷，5页
莫尔奈，小姐，第五卷，115页
莫尔尼，夏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公爵，第三卷，169页
莫罗西尼，威尼斯总督米凯莱，第六卷，59页
莫尔特马尔，卡西米尔·路易·维克图尔尼安·德罗什舒阿尔，通奈-夏朗特亲王、公爵，第五卷，111页、113-114页、116-118页、122-123页、128页
莫尔特马尔，加布里埃尔·德罗什舒阿尔，侯爵，第一卷，103页、178页
莫尔特马尔，维克图尔尼安·博纳文图尔·维克托·德罗什舒阿尔，侯爵

i. 106；ii. 35；vi. 246
莫尔特马尔（另见丰特弗罗、蒙泰斯潘和蒂安热）
莫斯堡，让·米歇尔·洛朗·阿加尔，伯爵，iv. 190
莫斯堡，原姓马拉，伯爵夫人，iv. 190
摩西，ii. 218；iv. 226, 285；v. 392
莫斯科瓦（见德埃尔钦根）
莫塞尔曼，M.，iv. 170
莫塔（见勒莫塔）
莫蒂埃·德·拉法耶特（见拉法耶特）
莫特厄，彼得·安东尼，i. 133；iv. 243
莫特维尔，尼古拉斯·朗格卢瓦，领主，iv. 245
莫特维尔，弗朗索瓦丝·贝尔托，夫人，iv. 245；v. 71
穆希，菲利普·德·诺阿耶，元帅兼公爵，i. 163
穆希，安托万·于斯特·莱昂·马里·德·诺阿耶，普瓦克斯亲王兼公爵，vi. 239
穆希，菲利普·路易·马里·安托万·德·诺阿耶，普瓦克斯亲王兼公爵，iii. 95
穆希，阿图尔·让·特里斯坦·查尔斯，朗格多克伯爵德·诺阿耶，后封为公爵，ii. 296
穆希，娜塔莉·露丝·莱昂蒂娜·约瑟芬·德·拉博尔德·德·梅雷维尔，诺阿耶伯爵夫人，后封为公爵夫人，ii. 296
穆尼耶，克洛德·菲利贝尔·爱德华，男爵，iii. 131, 171
穆尼耶，让·约瑟夫，iii. 131
穆塞特，M.，v. 95
“穆塞特”，M.德，ii. 84
穆伊龙，上校，iii. 210

穆勒，约翰·冯，第274页
慕尼希，克里斯托夫·布尔查德，
元帅级伯爵，第13页
穆莱尔，奥诺雷伯爵，第10页
缪拉，拿破仑·阿希尔亲王，第198页
缪拉，拿破仑·吕西安·夏尔亲王，
第219页；第198页
缪拉，旅馆老板，第25页；第184页
缪拉（另见那不勒斯女王卡罗琳娜、那不勒斯国王约阿希姆、佩波利与拉斯波尼）
穆里略，巴托洛梅·埃斯特万，第239页；
第381页
缪塞，路易·夏尔·阿尔弗雷德·德，第203页
穆西（见盖诺·德·穆西）
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斯塔法二世，第101页
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斯塔法四世，第267-268页
穆瑟，理查德博士，第240页

N

纳夸尔，上校，第245页
纳戈尔（见纳戈）
纳戈，弗朗索瓦·夏尔神父，第181、195、200页
南吉斯，纪尧姆·德，第30页
圣拿破仑，第209页
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第15、21-22、13、16、71、99、102、104、
128、132、134、170、176、179、211-214、
217、235页；第17、25-26、40、52、
54、100、108、110、118、139、147、
154、159、161、175、180-181、187-188、
190、195、200、210-214、219-220、
222-224、232、246-247、249-255、
257-265、269-275、278、280-292、294、
301、303、309页；第4-5、7-9、12、15-18页

21-24、29-30、34-36、46-52、54-91、
93-99、102-103、106-124、127、
129-131、133-134、136-137、139-141、
143、145-146、148-171、179-180、182-206、
208-228；iv. 1-3、6-7、10、19、
21、32、40、49、53、56、58、75-76、
107、109-111、143、145、158、163-169、
174-180、183-184、187-203、205、208、
220、223-224、231、237-238、242、254-255、
264、274、295；v. 4-5、40、43-44、
46、48、58-59、68、80-82、90、92、
100、103、108、113、116、121、134、
150、160、162、164、166、174、176、
180、202、211、227、232、235、245、
249、263、272、280、291-296、330-331、
332-333、337、379、390、393-394、
397-401、403；vi. 7、10-12、19-21、
25、30、33、42-43、46、51、61、79、91、
95、97、120、148、151、155、162、
182-185、195、197、200、203-204、221、
253

拿破仑二世，法国皇帝，
ii. 264；iii. 34、54、64、109、143、
154、166-167、170、217；iv. 59、224、
44；v. 92、280；vi. 117

拿破仑三世，法国皇帝，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亲王，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后来见于i. 185；ii. 219、280、295；iii.
64、109、143、169、192、227；iv. 33、
114；v. 58、83、94、103、108、292-298、
301-302；vi. 99

纳博讷公爵，vi. 138
纳博讷公爵夫人，vi. 138
让·德·福瓦，纳博讷子爵，i. 120
亚历山大·纳里什金，iv. 236
玛丽亚·安东诺夫娜·纳里什金，iv. 236

纳瓦雷夫人，ii. 311, 316
奈伊，M.，v. 256, 263
尼尔，玛丽，ii. 99
内克尔，雅克，i. 130, 141, 155-157, 160, 162-163, 165, 177；ii. 240-241；iv. 120, 158-160, 170, 183；v. 300；vi. 203
内克尔，苏珊娜·库尔乔德夫人，iv. 120, 300
内克尔·德·索绪尔，阿尔贝蒂娜·阿德里安娜·德·索绪尔夫人，v. 200
内夫策尔，A.，v. 96
奈佩尔格，亚当·阿达尔贝特伯爵，ii. 264；iv. 187, 224；v. 322；vi. 46
布龙特公爵纳尔逊，霍雷肖第一子爵，i. 21；ii. 139-140；iv. 185
内穆尔，加斯东·德·福瓦元帅兼公爵，i. 120；iv. 228
内穆尔（另见杜邦·德·内穆尔及朗格维尔-内穆尔）
尼禄皇帝，ii. 258, 291；iv. 233, 299；v. 196, 215
涅尔瓦皇帝，iv. 229
法国摄政王内勒，让二世，ii. 297
内勒，拉乌尔总司令，ii. 297
内勒，路易·德·马利侯爵，ii. 297
小内勒侯爵，ii. 299
内勒，德罗贡，ii. 297
内塞尔罗德，卡尔·罗伯特伯爵，v. 384
内特曼，阿尔弗雷德·弗朗索瓦，v. 99, 101；vi. 131, 193
内图米埃尔（见海德·德·内图米埃尔）
纳沙泰尔（见瓦格拉姆）
纽沙托（见弗朗索瓦·德·纽沙托）
诺伊霍夫（见科西嘉国王西奥多）
诺维尔（见海德·德·诺维尔）
画家内沃，ii. 194, 196

约克大主教内维尔，第336页
艾萨克·牛顿爵士，第151页；第2卷第74、86页，第187页；第5卷第387页
内伊（参见德埃尔钦根）
迈拉的主教圣尼古拉斯，第174页；第5卷第289页
教皇尼古拉斯二世，第11页
埃斯特侯爵尼古拉斯三世，第6卷第92页
全俄罗斯的沙皇尼古拉斯一世，第1卷第99页；第4卷第33、36、118页，第266–270页，第274–279页，第281–283页；第5卷第322页
俄罗斯大公尼古拉斯（参见全俄罗斯的沙皇尼古拉斯一世）
俄罗斯大公夫人尼古拉斯（参见俄罗斯女皇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
比萨的尼古拉斯（参见皮萨诺）
尼古拉·马里亚神父，第4卷第259页
尼古拉斯（参见尚福尔）
巴托尔德·格奥尔格·尼布尔，第4卷第236页
M.尼维隆，第1卷第173页
尼维隆（亦见卡琳）
尼韦尔奈公爵路易·朱尔·曼奇尼-马扎里尼，第1卷第156页
诺亚（参见诺埃）
诺阿耶斯公爵阿德里安·莫里斯，第6卷第238–240页
诺阿耶斯公爵夫人尼埃·德奥比涅，第6卷第238、240页
诺阿耶斯公爵阿德里安·莫里斯·维克图尔尼安·马蒂厄，第2卷第191页；第6卷第239页
诺阿耶斯公爵夫人克洛蒂尔德·德拉费尔特-梅昂-莫莱·德尚普拉特鲁，第2卷第191页
诺阿耶斯公爵保罗，第6卷第236、242–244页，第246、249、259页
诺阿耶斯夫人爱丽丝·德罗什舒阿尔-莫尔特马尔，

杜切斯夫人，见第243-244页、246页
诺阿耶，亚历克西斯·路易·约瑟夫，伯爵，见第3卷第97页；第4卷第199页
诺阿耶，路易·玛丽，子爵，见第1卷第163页、176页
诺阿耶，阿尔弗雷德·路易·多米尼克·文森特·德·保尔，子爵，见第4卷第78页
诺阿耶，夏洛特·玛丽·安托瓦内特·莱昂蒂娜·德·诺阿耶-穆希，女子爵，见第4卷第78页
诺阿耶（亦见穆希）
诺埃，见第182页
诺埃尔（见米尔班克-诺埃尔）
诺加尔，吉约姆·德，见第48页
诺加罗拉，伊索塔，见第110-111页
努瓦罗，中尉，见第2卷第262-263页；第5卷第103页
诺曼底公爵（见法国及纳瓦拉国王路易十七）
诺尔芒，见勒·诺尔芒
诺斯，见吉尔福德
诺尔万，雅克·马凯·德·蒙布雷顿，男爵，见第4卷第180页、182页
勒·诺特尔，见勒·诺特尔
努艾尔，皮埃尔·亨利，见第1卷第15-16页
努埃，见拉·努埃
努里·德·莫尼，见第1卷第108页
诺瓦，若昂·德，见第3卷第206-207页
努金特，查尔斯，子爵，见第6卷第133页

O

埃斯特侯爵奥比佐一世，见第92页
埃斯特侯爵兼费拉拉领主奥比佐一世，见第92页
奥康奈尔，丹尼尔，见第4卷第92页、293页
奥德斯卡尔基，卡洛，红衣主教，见第4卷第235页

第5章、第8章
法国国王奥多，第三卷第58章
奥尔良的奥多，第二卷第30章
赫鲁利人的国王奥多亚塞，第四卷第227章；第六卷第195章
奥杰或奥吉尔，第五卷第378章
老奥赫古尔蒂，伯爵，第五卷第371章、第374–375章、第378章；第六卷第138章
小奥赫古尔蒂，男爵，第五卷第408章、第410章
奥拉里夫人，第二卷第99章
奥拉里小姐，第二卷第99章
奥莱维夫少校，第三卷第83–84章
俄罗斯的奥尔加·尼古拉耶芙娜，符腾堡女王，第五卷第322章
奥林匹亚（参见帕姆菲利）
加斯帕罗·德·古兹曼·奥利瓦雷斯，伯爵，第五卷第51章
奥利夫小姐，第四卷第148章
奥利维特上尉，第六卷第70章
皮埃尔·约瑟夫·图利埃，奥利维特修道院院长，第六卷第41章
弗朗索瓦·奥利维尔，宰相，第五卷第49–50章
珍妮·阿德莱德·热拉尔丁·奥利维尔，第一卷第128章、第173章
奥利维尔家族（参见弗兰斯·德·奥利维尔）
巴里·爱德华·奥米拉博士，第三卷第216章
奥皮安，第二卷第27章、第306–307章
卡洛·奥皮佐尼，红衣主教，第四卷第235章；第五卷第18章、第21章、第23章
德奥普斯先生，第三卷第134章
德奥普斯夫人，第三卷第134章
德奥尔贝桑，领主，第六卷第103章
霍勒斯·沃波尔，第三代奥福德伯爵，第二卷第172章
德奥尔格朗德斯（参见夏多布里昂）
奥里奥丹（参见康奈尔）
菲利普一世，奥尔良的第一位公爵，第四卷第251章；第五卷第137章
英格兰的亨丽埃塔·安娜，奥尔良公爵夫人，第三卷第128章；第四卷第251章；第五卷第137章

奥尔良的夏洛特·伊丽莎白
巴伐利亚公爵夫人，见137页
奥尔良的菲利普二世，第二代公爵，见137、230页；第六代公爵，见199-200页
奥尔良的弗朗索瓦丝，布卢瓦公爵夫人，见137页
奥尔良的路易三世，第三代公爵，见137页
巴登的奥古斯塔，奥尔良公爵夫人，见137页
奥尔良的路易-菲利普，第四代公爵，见137页
奥尔良的路易丝·德·波旁-孔蒂，公爵夫人，见137页
奥尔良的珍妮·贝罗德·德·拉海·德·里乌，蒙塞松女侯爵，后成为公爵夫人，见137页
奥尔良的路易-菲利普·约瑟夫，第五代公爵，见51、145、157、174、176页；第七代公爵，见71、294页；第三代公爵，见111、143页；第四代公爵，见12页；第五代公爵，见137、141、151页
奥尔良的路易-菲利普，第六代公爵（参见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
奥尔良的费迪南德·菲利普·路易·查尔斯·亨利，第七代公爵，见150页
奥尔良的路易丝·玛丽·阿德莱德·德·彭蒂耶夫尔，公爵夫人，见12页
梅克伦堡-施韦林的海伦，公爵夫人，见150页
奥尔良（参见多勒兰及奥尔良的奥多）
奥尔纳诺的菲利普·安托万，伯爵，见109页
奥尔纳诺（亦参见瓦莱夫斯卡）
奥尔塞的吉永·加斯帕尔·阿尔弗雷德·德·格里莫，伯爵，见73页
奥尔塞的哈丽特·加德纳夫人，伯爵夫人，见73页
奥尔西尼，布拉恰诺公爵，见80页

奥斯曼·塞德，第二卷，第333页
德奥斯蒙德，雷内·欧斯塔什，侯爵，第二卷，第103页；第四卷，第74页
德奥斯蒙德，埃莱奥诺尔·狄龙，侯爵夫人，第四卷，第74页
雷恩主教德奥萨特，后任巴约主教，阿诺德，红衣主教，第四卷，第280页；第五卷，第50、55、70页
奥西恩，第二卷，第133页；第三卷，第214页；第六卷，第79页
奥斯滕-萨克恩，法比安·威廉，亲王，第三卷，第63页
奥托皇帝，第一卷，第158页
德奥特朗特，约瑟夫·富歇，公爵，第二卷，第17、118、259、261页；第三卷，第16-17、111、141-144、151、154-155、165、167-168、175-176、178-180、182-184页；第四卷，第3、11、180、194、196页
奥托三世，皇帝，第五卷，第376页
奥托四世，皇帝，第二卷，第43页
希腊国王奥托，第四卷，第118页
奥托博尼，皮耶特罗，红衣主教，第五卷，第15页
奥特威，托马斯，第六卷，第74-75页
乌达尔，M.，第五卷，第135页
乌迪诺（参见雷焦）
乌特凯尔（参见奥热）
乌瓦拉尔，印刷商，第五卷，第132页
乌夫里耶，综合理工学院学者，第五卷，第110页
奥弗贝克，弗里德里希·约翰，第四卷，第240页
奥维德，普布利乌斯·奥维迪乌斯·纳索，又称，第二卷，第9、186页；第五卷，第63、69、229页
奥克森施蒂尔恩，阿克塞尔，伯爵，第五卷，第51页
奥克森施蒂尔恩，贝内迪克特，第五卷，第51页

P

帕卡，韦莱特里主教，巴托洛梅奥，红衣主教，第五卷，第4-5、23页

帕格尼尼，尼古拉，iv. 237
派塞洛，乔瓦尼，i. 225
帕约尔，皮埃尔·克洛德·孔特，v. 108、138、152-153
帕约尔，埃莉丝·乌迪诺·德·雷焦，女伯爵，v. 108
帕莱斯特里纳，巴贝里尼-科隆纳公主，iv. 256
帕利索·德·蒙特努瓦，夏尔，i. 132
帕拉第奥，安德烈亚，vi. 17、46
帕利（参见卢切西-帕利）
帕卢奇，元帅，vi. 62
帕尔姆，约翰·菲利普，iii. 78-79
老帕尔马，雅各布，vi. 49
小帕尔马，雅各布，vi. 49、103
帕尔马-卡耶（参见卡耶）
潘菲利，奥林皮亚·马尔达基尼，夫人，v. 14
潘（参见马莱-杜潘）
帕纳，骑士，ii. 100、117-118
潘库克，夏尔·约瑟夫，ii. 300
庞热，弗朗索瓦·德，i. 174
庞热（另见西莱里）
帕诺尔米塔，安东尼奥·贝卡德利，vi. 105
保罗，彼得罗·保罗·萨尔皮，又名“弗拉”，vi. 65
保罗，夏多布里昂的意大利仆人，vi. 47
帕尔克（参见夏多布里昂·杜·帕尔克）
帕尔德苏，让·玛丽，v. 304
巴黎，奥尔良的路易·菲利普·阿尔贝，伯爵，v. 22
巴黎（另见巴黎的罗贝尔伯爵）
帕里斯，护卫，ii. 296；vi. 162
帕尔马（参见坎巴塞雷斯）
帕尔芒蒂埃，先生，ii. 84
帕尼，埃瓦里斯特·德西雷·德福尔热，骑士，i. 64、129、178；iii. 30

帕尼，M.德，第128页
帕尼夫人（见康塔特）
帕尔坎，查尔斯，第296页
帕尔坎，娘家姓科谢莱，夫人，第296页
帕里，威廉·爱德华爵士，第136页；第62、122、222页
帕斯卡，布莱兹，第152、216页；第406页
帕斯凯维奇（见华沙）
帕斯基耶，埃蒂安·丹尼斯，男爵，后任宰相公爵，第37页；第168、253页；第87页；第26、30、45、51-55、59页；第89、172-173、256页
帕斯昆，讽刺作家，第273页
帕斯塔，朱迪塔·内格里，夫人，第86页；第67页；第175页
帕斯托雷，克洛德·埃马纽埃尔·约瑟夫·皮埃尔，宰相侯爵，第303-304页；第26、136、138页
帕坦，查尔斯·吉，第103-104页
帕坦，吉，第103-104页
阿马的主教圣帕特里克，第172页
使徒圣保罗，第241页
隐士圣保罗，第43页；第54页
教皇保罗四世，第45页
教皇保罗五世，第65页
全俄罗斯的沙皇保罗一世，第289页；第49页；第33、281页
保罗（另见圣文森特·德·保罗）
符腾堡的保罗·查尔斯·弗雷德里克·奥古斯都，王子，第36页；第41页
保尔，费尔（见丰特尼勒）
书商保罗兰，第127页
保卢斯（见埃米利乌斯·保卢斯）
帕兹（见杜·帕兹）
佩凯，让，第125页
佩迪奇尼，卡洛·玛丽亚，红衣主教，第8页

21、23
罗伯特·皮尔爵士，iv. 80, 219
夏多布里昂子爵的女仆佩吉，i. 190
西尔维奥·佩利科，i. xxiii；v. 348；vi. 55-57、65、79、105-112
保罗·佩利松，iv. 292
让·加布里埃尔·佩尔蒂埃，i. 175；ii. 71-72、76、80-81、99-100、139-141；v. 205, 333
加斯帕尔·蒙日，佩吕斯伯爵，ii. 187-188
奥古斯特·泰奥多尔·伊莱尔·彭乌恩，巴尔雄男爵，v. 86
彭乌埃特（参见贝克德利耶夫尔-彭乌埃特）
威廉·佩恩，i. 207
路易·约瑟夫·玛丽·德·彭蒂耶夫尔，波旁公爵，iv. 12
欧东·彭蒂耶夫尔，伯爵，i. 9
居伊·彭蒂耶夫尔，i. 141
弗洛雷斯塔诺将军佩佩，iv. 52
法兰克人的国王佩潘，iv. 109-110, 228
刺客佩潘，v. 101
莱蒂齐亚·约瑟菲娜·穆拉特，卡斯蒂廖内女伯爵，iv. 198
佩雷蒂小姐，v. 13
伯里克利，i. 252；iii. 45, 96；v. 56, 272
奥古斯丁·查尔斯·佩里埃，v. 116, 123
卡西米尔·佩里埃，iv. 115, 137, 142；v. 88, 95-96, 98, 106-107, 113, 116-117、128, 154, 229
让·保罗·皮埃尔·卡西米尔，法国前总统，iv. 137
佩里戈尔（参见沙莱-佩里戈尔和塔列朗-佩里戈尔）
拉佩鲁兹（参见拉佩鲁兹）
德·佩雷先生，iii. 175
埃内蒙·佩兰，ii. 308

佩兰（另见贝卢内和拉贝）
佩莱，阿德里安，第120页
佩勒斯，爱丽丝，第138页
佩龙（另见杜佩龙）
马其顿国王珀尔修斯，第34页
佩尔西尔，让-查尔斯，第96、310页
佩鲁吉诺，皮耶特罗·万努奇，又称，第240页
佩萨罗（另见斯福尔扎）
圣彼得教皇，第219页；第9-10、78、316页；第216、221页
全俄罗斯的沙皇彼得一世，第271页；第101、203页
全俄罗斯的沙皇彼得三世，第13页；第289页
葡萄牙国王彼得一世，第24-25页
葡萄牙国王兼巴西第一任皇帝彼得四世，第53页
夏多布里昂的仆人彼得，第190页
彼得曼，中尉，第261页
佩蒂翁·德·维伦纽夫，杰罗姆，第13-14、27页
佩蒂，让-马丁男爵，第78页
佩蒂，路易-塞巴斯蒂安-奥兰普，第193页
佩蒂，雷内，第48、108页
佩蒂-布瓦，罗杰子爵，第48页
佩蒂-布瓦（另见皮诺·杜·佩蒂-布瓦）
彼特拉克，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又称，第33、124、200-201、220页；第181页；第49-50、78页
佩拉，阿道夫，第170页
佩罗内，夏尔-伊格纳斯伯爵，第62、117、135-136页；第87-88、189、422页；第229页
佩斯，M.，第95页
佩扎耶，亚历山大-弗雷德里克-雅克·马松侯爵，第162页

法兰克人的国王法拉蒙，第四卷第109页
菲迪亚斯，第五卷第26页；第六卷第59页
妓女菲拉，第六卷第179页
勃艮第公爵菲利普三世，第三卷第135页
法国国王菲利普二世·奥古斯都，第一卷第199页；第二卷第43、173页；第三卷第177页；第六卷第27、196页
法国国王菲利普三世，第一卷第9页；第六卷第140、196页
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第五卷第48页
法国国王菲利普六世，第一卷第141页；第二卷第73页；第五卷第355、411页
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第四卷第192页
帕尔马公爵菲利普，第六卷第202页
西班牙、那不勒斯、西西里岛及英格兰的国王菲利普二世，第一卷第212页；第二卷第50页；第三卷第176页；第四卷第58、239页；第五卷第13页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第二卷第151页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第四卷第80页；第五卷第15页；第六卷第200、238、246页
奥地利大公菲利普，第三卷第127页
庞培的奴隶菲利普，第二卷第337页
夏尔·菲利蓬，第五卷第261-263页
艾玛·菲利蓬，第五卷第261-263页
埃诺的菲利帕，英格兰女王，第三卷第138页
福基翁，第一卷第223页；第三卷第96页
妓女弗里涅，第六卷第180页
皮亚琴察（参见勒布伦）
皮亚特小姐们，第二卷第310页
吉·杜·福尔的皮布拉克，领主，第二卷第206页
路易·贝努瓦·皮卡德，第二卷第170页
尼古拉·皮奇尼，第一卷第179页
奥克塔维奥·特林切·皮科洛米尼，第六卷第4页
马克斯·皮科洛米尼，第六卷第4页
查尔斯·皮切尼将军，第一卷第65页；第二卷第249、252、263页；第三卷第67、203页

iv. 167-168, 299
皮科内里（参见d’Isly）
皮埃加尔·圣克鲁瓦（参见Sainte-Croix）
贝德夫人身边的男仆，i. 22
贝尔尼斯的石头们（参见Bernis）
让·皮埃尔·皮埃-塔尔迪沃，iv. 14
菲利波·德·朱纳齐的彼得罗（参见Romano）
M.皮弗尔，iv. 67
本丢·彼拉多，亦称庞提乌斯，vi. 220
莱昂·皮莱，v. 96
伊阿辛特·皮洛尔热，iv. 45, 90, 97, 298；v. 28, 89, 121, 197-198, 218, 236, 325, 330-331, 338, 340-341, 348, 351；vi. 102, 105, 121, 129, 139, 168
品达，i. 131；ii. 254；vi. 172
乔瓦尼·平德蒙泰，vi. 79
伊波利托·平德蒙泰，i. xxiii；vi. 79
巴托洛梅奥·皮内利，iv. 241
让·安妮·孔特·皮诺·杜·佩蒂博瓦，i. 48, 108
那名理工学院的学者皮松尼耶尔，v. 107
平特-德-文（参见Dujardin Pinte-de-Vin）
艾马尔·皮奥什·德·拉尔涅，iii. 128
亚历克西斯·皮龙，v. 55
托马斯·德·皮桑，vi. 140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vi. 140
比萨的尼古拉斯，亦称尼科拉，vi. 46, 59
威廉·皮特，i. xxi, 186；ii. 69, 142-143, 145-146；iv. 82, 93, 120
皮顿·德·图尔讷福尔（参见Tournefort）
教皇庇护二世，ii. 53
教皇庇护六世，iii. 30；v. 373

庇护七世，教皇，第xxi卷，181页；第ii卷，180、213、219-220、230、238、248页；第iii卷，9、51、63、194、209页；第v卷，29、110、180、182、198-199、220、225、229、231、255、262、297、302页；第v卷的第1-2章、第4-6章、第23-24章、第48章、第59章；第vi卷，45页。
庇护八世，教皇，第v卷的第4-5章、第23章、第27章、第29-31章、第35-40章、第46章、第49章、第53章、第61章、第78章、第384页。
庇护九世，教皇，第iv卷，33页。
普拉森斯（参见勒布伦）。
西哥特女王普拉西迪亚，后成为皇后加拉，第iv卷，227页。
普拉尼奥尔，M.，第v卷，96页。
普兰塔，约瑟夫，第iv卷，65页。
柏拉图，第ii卷，169页；第iv卷，93页；第v卷，53页；第vi卷，194页。
普劳图斯，提图斯·马基乌斯，第ii卷，204页。
普莱纳塞尔夫，上校，第v卷，103页。
普莱洛，路易·罗贝尔·伊波利特·德·布雷汉，伯爵，第i卷，13页。
普莱西斯，M. du，第v卷，85页。
普莱西斯·德·帕尔斯考，埃韦尔·路易·约瑟夫·马里，伯爵，第ii卷，5页；第v卷，85页。
普莱西斯·德·帕尔斯考，安妮·比松·德·拉维涅，伯爵夫人，第ii卷，5页、24页。
普莱西斯·德·帕尔斯考，德·克尔马尔恩出身，伯爵夫人，第ii卷，5页。
普莱托，乔治乌斯·格米斯图斯，第vi卷，49页。
老普林尼，盖乌斯·普林尼乌斯·塞昆杜斯，第i卷，39页；第iv卷，140页；第v卷，60页、334页；第vi卷，237页。
小普林尼，盖乌斯·普林尼乌斯·凯基利乌斯·塞昆杜斯，第v卷，60页。
普洛埃尔梅尔，本姆伯勒勋爵，第i卷，9页。
普罗提诺，第ii卷，184页。
普卢埃尔，弗朗索瓦丝·格特鲁德·德·康塔德斯，伯爵夫人，第i卷，15-16页、18页。
普鲁塔克，第i卷，23页；第ii卷，337页；第iii卷，220页；第vi卷。

157, 236
波德纳斯，纳达亚克之女，女侯爵，见第94、98、100页。
波杰布拉德（参见波希米亚国王乔治·波杰布拉德）。
爱伦·坡，见第254页。
普瓦捷（参见圣瓦利耶与瓦朗蒂诺瓦）。
波瓦夫人，见第174页。
波瓦（亦见穆希）。
波拉斯特龙子爵，见第373页。
玛丽·路易丝·弗朗索瓦丝·德·卢桑·德斯帕尔贝斯，波拉斯特龙子爵夫人，见第373–374页。
朱尔·弗朗索瓦·阿曼德·波利尼亚克，子爵，后封为公爵，见第160页。
约兰德·玛蒂娜·加布里埃尔·德·波拉斯特龙，波利尼亚克子爵夫人，后封为公爵夫人，见第160页及第373页。
阿曼德·波利尼亚克亲王，见第97页。
朱尔·奥古斯特·阿曼德·马里·波利尼亚克亲王，见第160页、第97页、第129页；第29、33、136、138、167页；第69页、第72页、第74–78页、第81–82页、第84页、第87页、第92–93页、第95–96页、第99–100页、第106页、第108页、第144页、第189页、第320页、第375页、第380页、第422页；第117页。
卡尤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见第197页。
马费奥·波罗，见第77页。
马可·波罗，见第77–78页。
尼科洛·波罗，见第77页。
波尔特罗·德·梅雷，见第45页。
塞巴斯蒂奥·若泽·德·卡瓦略·埃·梅洛，蓬巴尔侯爵，见第51页。
弗朗索瓦·雷内·让·德·庞梅鲁男爵，见第104–105页、第36页。
庞梅鲁家族的成员们，见第111页、第125页。
珍妮·安托瓦内特·波瓦松·勒诺尔芒·德埃蒂奥勒，蓬巴杜侯爵夫人。

ii. 166, 298；iii. 181；iv. 38, 79；
v. 51；vi. 242

庞培，塞克斯图斯·庞培乌斯·马格努斯，又名塞克斯图斯，i. 68；ii. 331, 337；
iv. 14, 180；v. 85, 204

蓬波内，西蒙·阿尔诺，侯爵，v. 54

蓬斯莱，又名谢瓦利埃，路易，v. 220

蓬斯德莱罗尔（见里奥）

蓬斯德韦尔东，菲利普·洛朗，ii. 52

庞森比，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爵士，iv. 81

庞森比，埃米莉·夏洛特夫人，娘家姓巴瑟斯特，iv. 81

蓬布里安（见布雷伊尔·德·蓬布里安）

蓬卡雷子爵，iv. 106

蓬特库朗，路易·古斯塔夫·勒·杜尔塞伯爵，iii. 168, 170

蓬马坦，阿曼德·奥古斯丁·约瑟夫·马里·费兰伯爵，v. 101

教皇亚历山大，ii. 121；iv. 80

波佩亚·萨比娜，皇后，v. 215

波凯兰（见莫里哀）

波尔谢，神父，i. 43, 45, 56-57, 63

波尔塔（见塞巴斯蒂亚尼·德·拉波尔塔）

波特拉尔，M.，i. 108

波塔利斯，约瑟夫·玛丽伯爵，iv. 138, 296, 299-303；v. 2-8, 17-18, 20-24, 27, 30-34, 37-42, 46-49, 52, 68, 77

波特（见拉波特）

波特兰，亨丽埃塔·斯科特公爵夫人，ii. 79

朴茨茅斯，奥比尼公爵夫人，路易丝·蕾妮·德·凯鲁艾勒，ii. 137

波特莱，圣马埃和拉杜朗泰的领主，弗朗索瓦·让·巴蒂斯特，i. 47

里昂主教圣波坦，ii. 308

波蒂埃，查尔斯，第21卷
波托茨基，扬伯爵，第IV卷232页
普贝尔，M.，第137卷
普兰，又名圣路易斯·路易，第II卷27-29页
普尔蒂埃，M.，第258卷
普克维尔，弗朗索瓦·查尔斯·于格·洛朗，第206、234页
普拉尔，第II卷172页
普尔塔勒斯，路易伯爵，第IV卷107页
普桑，尼古拉，第IV卷232、242、258-259页，285-286页，298页，304页
普桑，安妮·玛丽·杜盖特夫人，第IV卷242页
波佐·迪·博尔戈，卡洛·安德烈亚伯爵，第III卷50、111、158、162、171-172页；第IV卷76页；第V卷145-147页
普拉东，尼古拉，第VI卷240页
普拉德，普瓦捷主教，后任梅赫伦大主教，多米尼克·杜富尔男爵，第III卷72、78、98页
布拉格（参见布拉格的杰罗姆）
普拉斯兰，夏尔·劳尔·于格·泰奥巴尔德，舒瓦瑟尔公爵，第III卷168页
普拉斯兰，阿尔塔丽斯·罗萨尔巴·塞巴斯蒂亚尼，舒瓦瑟尔公爵夫人，第III卷168页
普拉克西特列斯，第VI卷54、180页
普雷西尼（参见科尔托瓦·德·普雷西尼）
沃邦的神父（参见沃邦）
普兰塞托，玛丽·德卡泽斯夫人，第IV卷10页
普赖尔，马修，第IV卷80页
普罗布斯皇帝，第II卷105页
普罗科皮乌斯，第IV卷227页
普罗佩提乌斯，塞克斯图斯，第I卷162页；第IV卷248页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第V卷219页
蒲鲁东，本名圣克鲁瓦夫人，第V卷219页
普罗旺斯伯爵（参见路易十八）

法国与纳瓦拉国王
普罗旺斯女伯爵（参见撒丁岛的约瑟芬，法国王后）
普鲁多姆，路易·玛丽，第154页
克莱芒·弗朗索瓦·维克托·普吕内尔博士
加布里埃尔，第120页
托勒密一世，埃及国王，第75页
托勒密二世，埃及国王，第75页
克劳迪乌斯·托勒密，又称……，第335页
萨缪尔·冯·普芬多夫男爵，第280页
皮埃尔·弗朗索瓦·奥德雷·德·普伊拉沃，第98页、105–106页、113页
毕达哥拉斯，第196页；第206页；第68页；第4页
皮西阿斯，第202页

Q

夸特先生，第37页
让·弗朗索瓦·泽维尔·德·凯布里亚克，帕特里翁领主，第53页、106页
凯布里亚克女伯爵（参见沙托布尔）
雅克·爱德华·凯克，第241页
威廉·道格拉斯，第四代昆斯贝里公爵，第138页
巴黎大主教海亚辛特·德·凯伦，第111–112页；第190页、241–242页；第190页、263页
昆西（参见科尔托瓦·德·昆西）
尼古拉斯·玛丽·巴伦·基内特，第167–168页
船夫昆塔尔，第13页、15页、17页

R

拉贝上校，第262页
阿尔方斯·拉贝，第97页

拉伯雷，弗朗索瓦，第一卷第133页；第二卷第98、124、155页；第243页
拉结，第三卷第25页
拉辛，让-巴蒂斯特，第一卷第14、62、178页；第二卷第102、106、128、178、183、293页；第三卷第10、33、131、223页；第四卷第23页；第五卷第57、335页；第六卷第36、202、240页
小拉辛，M.，第六卷第202页
拉德克利夫，安·伍德夫人，第二卷第126页
拉齐维尔公主，第四卷第46页
小拉齐维尔公主，第四卷第46页
拉芬（见杜谢努瓦）
拉古塞，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维斯·德·马蒙，元帅兼公爵，第三卷第50、57、118、124页；第四卷第202页；第五卷第94–96、98、100–101、106–110、130–131页
雷纳拉尔（见鲁维尼与雷纳瓦尔）
雷内维尔，阿尔方斯·瓦朗坦·韦斯，伯爵，第四卷第97页
兰维尔（见盖尔农-兰维尔）
朗布耶耶·德·拉·萨布利埃尔（见拉·萨布利埃尔）
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二世（见塞索斯特里斯）
特朗普修道院院长阿曼德·让·勒·布蒂利耶，第六卷第251、253页
拉斐尔·桑西奥，第一卷第31页；第二卷第140、178、306、309页；第三卷第135页；第四卷第181、225、232、239–240、242–243、248–249页；第五卷第42、47、58、61、89、273、286、353页；第六卷第3、22、59、84、141页
拉斯波尼，路易莎·朱莉娅·卡罗琳娜·穆拉特，女伯爵，第四卷第198页
夏多布里昂的猎场看守人拉乌克斯，伯爵，第一卷第49页
罗赞，亨利·路易，谢斯泰卢克斯伯爵，后封为公爵，第三卷第101页

劳赞，克莱尔·亨丽埃特·菲利普娜
杜尔福尔公爵夫人贝让明，iii. 101, 128
拉韦内尔·杜·布瓦斯特勒尔（见布瓦斯特勒尔）
拉维耶上校，ii. 262
图卢兹伯爵、波尔多公爵、普罗旺斯侯爵雷蒙四世，ii. 207, 292
雷蒙（亦见达马泽·德·雷蒙）
普罗旺斯伯爵雷蒙·贝伦加里乌斯四世，ii. 192
雷纳尔，吉约姆·托马斯神父，弗朗索瓦，i. 110
雷内瓦尔，弗朗索瓦·约瑟夫·马克西米利安，热拉尔伯爵，iv. 102
雷努阿尔，弗朗索瓦·于斯特·玛丽，iii. 29
拉祖莫夫斯基，西里尔元帅伯爵，iii. 49
雷亚尔，皮埃尔·弗朗索瓦伯爵，ii. 259, 283
雷奥（见塔布罗·德·雷奥与塔勒曼·德·雷奥）
雷贝克（见康斯坦特·德·雷贝克）
雷布尔，让，ii. 203
雷卡米耶，雅克·罗斯，i. 189；ii. 210；iv. 150, 158, 170-171, 178
雷卡米耶，珍妮·弗朗索瓦丝·朱莉·阿德莱德·贝尔纳尔夫人，i. 5, 188；ii. 67；iii. 102；iv. 34, 40, 119, 121, 147-174, 177-184, 186-192, 194, 198-214, 220, 233-234, 261-262, 284-288, 296-299, 302-304；v. 2, 18-19, 21-22, 25, 30, 35-37, 49, 64, 66, 67, 89, 93-94, 156；v. 162, 197-201, 217, 260-261, 291-293, 296-301；vi. 25, 56, 102, 236, 250, 258-262
雷卡米耶，德尔芬夫人，iv. 178
里夫，亨利，vi. 155-156

雷焦，尼古拉斯·查尔斯·乌迪诺，公爵元帅，第三卷第95页；第四卷第135页
雷格诺德·德·圣让-当热利，米歇尔·路易·埃蒂安，第三卷第23页
雷格诺德·德·圣让-当热利，夫人，第三卷第35页
雷诺，让·巴蒂斯特，第四卷第234页
雷尼耶（参见马萨）
雷尼耶，马图兰，第二卷第305页；第六卷第29页
雷尼耶-德马莱，弗朗索瓦·塞拉芬，第五卷第336页
塞纳利斯的主教圣雷古卢斯，第三卷第177页
雷古卢斯，马库斯·阿提利乌斯，第一卷第33页
里德，托马斯，第六卷第256页
赖因哈德，夏尔·弗雷德里克，伯爵，第六卷第189页
伦勃朗·范·莱茵，保罗，第二卷第178页
雷穆萨，让·皮埃尔·阿贝尔，第五卷第80页
雷穆萨，奥古斯特·洛朗，伯爵，第二卷第261页
雷穆萨，克莱尔·伊丽莎白·珍妮·格雷维耶·德·韦尔热讷，伯爵夫人，第二卷第261、282页；第三卷第17页
雷穆萨，夏尔，第五卷第95页
雷穆萨，保罗·路易·埃蒂安，第二卷第282页
安茹公爵雷内一世，那不勒斯国王，第二卷第200、202页
法国的雷妮，费拉拉公爵夫人，第六卷第75、96页
雷努阿尔·德·布鲁西耶尔，第一卷第174页
雷努阿尔·德·布鲁西耶尔（另见布丰）
雷希德帕夏，穆斯塔法·梅赫梅德，第五卷第51页
雷茨，巴黎大主教，让·弗朗索瓦·保罗·德·贡迪，红衣主教，第三卷第131页；第四卷第246页；第五卷第14、16页
雷韦利埃-勒波（参见拉·雷韦利埃-勒波）
雷尼埃尔（参见格里姆罗德）

伊莫拉与福尔利的领主里阿里奥，第四卷229页
奥塔维亚诺·里阿里奥，第四卷229页
里阿里奥（另见斯福尔扎）
M.德里塞，第三卷171、173页
英格兰国王理查德一世，第五卷70、329、377页
英格兰国王理查德二世，第二卷121页；第三卷138页
英格兰国王理查德三世，第一卷25页；第二卷75、121页
理查德·德·拉普拉德（另见拉普拉德）
塞缪尔·理查森，第二卷125-126页
阿曼德·让·杜·普莱西，红衣主教兼公爵，第一卷114页；第四卷212、245页；第五卷50、55、90页
路易·弗朗索瓦·阿曼德·杜·普莱西·德·维尼罗，元帅兼公爵，第一卷132页；第二卷298页
阿曼德·埃马纽埃尔·杜·普莱西·德·维尼罗，公爵，第三卷51、123、223页；第四卷4、7、9、11、25-29、43、59-77、87、141页；第五卷398页
罗什舒阿尔家族出身的里谢留公爵夫人，第四卷77页
里谢尔，第六卷139页
查尔斯·伦诺克斯，第一代里士满和伦诺克斯公爵，第二卷137页
查尔斯·伦诺克斯，第三代里士满和伦诺克斯公爵，第四卷72页
里西默，第二卷48页
锡永市议会主席M.德里德马滕，第二卷250页
弗雷德里克·威廉二世的仆人里茨，第四卷38页
里茨（另见利希滕瑙）
日内瓦首席行政官里戈，第五卷201页

里尼，亨利·孔特德，第72页
里戈尔图斯（见里戈尔德）
里戈尔德，第2卷第30页
莱茵（见伦勃朗·范·莱茵）
里米尼（见马拉泰斯塔）
里奥，安德烈·庞斯·德·莱罗尔，伯爵，第3卷第109页
里乌夫，奥诺雷·让，男爵，第2卷第52页
里瓦罗尔，安托万·孔特德，第1卷第175-176页；第2卷第31-32页、第80页、第100页；第3卷第125页；第5卷第267页；第6卷第158页
里瓦罗拉，阿戈斯蒂诺，红衣主教，第4卷第235页
里沃，M.，第5卷第103页
里维拉，夫人，第6卷第244页
里维埃尔，夏尔·弗朗索瓦·里夫福尔多，公爵，第4卷第138-139页、第167页；第5卷第342页、第379页
埃斯林亲王安德烈·马塞纳，元帅兼公爵，第2卷第269页；第3卷第63页、第68页、第112页、第120页、第170页、第203页；第4卷第164页、第170页、第227页、第282页
苏格兰国王罗伯特一世布鲁斯，第5卷第411页
英格兰国王罗伯特一世（见诺曼底公爵罗伯特二世）
法国国王罗伯特一世，第6卷第28页
法国国王罗伯特二世，第4卷第58页；第5卷第376页；第6卷第196页
诺曼底公爵罗伯特一世，第2卷第62页
诺曼底公爵罗伯特二世，法律上的……
英格兰国王罗伯特一世，第2卷第62页
巴黎伯爵罗伯特，第6卷第28页
帕尔马公爵罗伯特一世，殿下，第4卷第224页；第5卷第361页；第6卷第254页
日内瓦的罗伯特，伯爵，第5卷第12页
罗伯特，于贝尔，第2卷第296页
罗伯特，路易·莱奥波德，第4卷第240-241页
拉梅奈的罗伯特（见拉梅奈）
阿普利亚公爵罗伯特·吉斯卡尔

卡拉布里亚，第四卷，185-186页
罗伯逊，埃蒂安·加斯帕尔，第二卷，159页
罗伯逊，威廉，第二卷，121页、300页
罗伯斯庇尔，马克西米利安·玛丽·伊西多尔，第一卷，132页、170-171页、175页、218页；第二卷，19-21页、52页、160页、222页、257页、259页；第三卷，124页、201页；第四卷，4页、23页、189页；第五卷，215页；第六卷，166页
罗比翁，M.，第一卷，108页
染匠罗布斯特，第六卷，48页
罗布斯特（另见丁托列托）
罗卡，M.德，第一卷，163页；第四卷，177-178页、205-206页
罗尚博，让·巴蒂斯特·多纳蒂安·德·维弗尔，伯爵，第一卷，218-219页
罗什，阿希尔，第二卷，265页、275-276页
罗什舒阿尔夫人，第二卷，84页
罗什福尔（参见德恩吉安）
罗什福科（参见拉罗什福科）
罗什雅克兰（参见拉罗什雅克兰）
罗金厄姆，查尔斯·沃森·温特沃思，第二代侯爵，第二卷，143页
罗库勒斯夫人，第四卷，37页
罗德里格斯·德·席尔瓦·贝拉斯克斯（参见贝拉斯克斯）
罗德尼，乔治·布里奇斯，第一代勋爵，第一卷，215页
罗德雷尔，皮埃尔·路易，伯爵，第六卷，184页
西西里伯爵罗杰一世，第四卷，186页
两西西里国王罗杰一世，后来成为西西里伯爵的罗杰二世，第四卷，186页
罗杰，中尉，第四卷，211-212页
罗杰斯，塞缪尔，第二卷，128页；第六卷，88-89页
罗赫，雅克神父，第六卷，43页
罗汉，爱德华，第一卷，9页
罗汉，玛格丽特，第一卷，9页
罗汉，蕾妮，第一卷，75页
罗汉-沙博，奥什大主教，后任贝桑松大主教，路易·弗朗索瓦

奥古斯特·德·莱昂，红衣主教
公爵，见第四卷第187-188页；第五卷第64页；第六卷第136页

罗汉-沙博，塞伦特之女，公爵夫人
见第四卷第187页

罗汉-罗什福尔（参见德恩吉安）

让-马里·罗兰·德·拉普拉蒂埃尔，见第二卷第12、14、25、106页

马农-珍妮·罗兰·德·拉普拉蒂埃尔

菲利蓬夫人，见第二卷第12、25、26页

雅克·伊波利特·罗勒，见第五卷第95页

查尔斯·罗兰，见第一卷第63页

罗兰夫人，见第五卷第261页

罗兰（亦参见莱德鲁-罗兰）

诺曼底公爵罗洛，见第一卷第39页

朱利奥·迪·皮耶特罗·迪·菲利波·德·朱纳齐，人称朱利奥，见第四卷第239页

尼古拉·罗曼佐夫伯爵，见第四卷第40页

爱德华·罗姆贝格，见第三卷第132页

罗马国王罗慕路斯，见第六卷第196页

皮埃尔·德·龙萨尔，见第一卷第133、245页；第六卷第82页

路易-维克托-内斯托尔·罗克普兰，见第五卷第96页

罗莎（参见马丁内斯·德·拉罗萨）

罗桑博侯爵，见第二卷第296页

路易·勒佩莱蒂埃·罗桑博子爵，见第一卷第135页

路易·德佩莱蒂埃·罗桑博，主席，见第一卷第126、134、136、178页；第二卷第28页；第五卷第64页

玛丽-泰蕾兹·德马莱舍布·罗桑博，主席，见第一卷第135-136页；第二卷第49、81、84页；第五卷第64页

罗桑博夫人，见第二卷第296页

罗丝，女帽商，见第一卷第99-100页

罗丝，夏多布里昂家的女仆，见第一卷第190页

罗丝·雷卡米耶（参见雷卡米耶）

让·罗索，见第二卷第21页

罗斯尼（参见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