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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腾堡计划电子书：《无政府主义及其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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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无政府主义及其他论文》
作者：艾玛·戈德曼
合著者：伊波利特·哈维尔
发布日期：2000年4月1日 [电子书编号#2162]
最近更新时间：2020年12月31日
语言：英语
更多信息及格式请访问：www.gutenberg.org/ebooks/2162
制作人员：Eva；HTML版本由Al Haines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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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及其他论文

艾玛·戈德曼
附希波吕特·哈维尔所撰传记简介

目录
生平简介

前言

无政府主义：其真正含义

少数派与多数派

政治暴力的心理机制

监狱：一种社会犯罪与失败的表现

爱国主义：对自由的威胁

弗朗西斯科·费雷尔与现代学校

清教主义的虚伪性

妇女贩卖问题

妇女选举权

妇女解放的悲剧

婚姻与爱情

戏剧：激进思想的强大传播工具

艾玛·戈德曼

宣传工作并非如某些人所说的是一种“职业”，因为没人会选择这样一种职业——在这种职业中，人们可能以奴隶般的辛苦劳作为生，却只能以乞丐般的名声死去。那些选择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其动机必定不同于普通职业人士，他们的动机更为崇高，也超越了单纯的利益考量。

乔治·雅各布·霍利奥克

在美国公共生活中出类拔萃的男女人物中，很少有人的名字能像艾玛·戈德曼那样频繁被提及。然而，真正的艾玛·戈德曼却几乎无人知晓。媒体对她进行了大量歪曲和诽谤，尽管如此，真相依然能够破土而出，人们对这位备受诋毁的理想主义者的理解也逐渐加深，这简直堪称奇迹。不过，几乎所有倡导新理念的人都不免要面对类似的困境并承受痛苦，这一事实其实并不能带来多少安慰。一位前总统在奥萨瓦托米为约翰·布朗致敬又有什么意义呢？另一位国家的总统为皮埃尔·普鲁东树立雕像、将其视为值得法国人民效仿的榜样，又有什么用呢？当那些活着的约翰·布朗和普鲁东仍在遭受迫害时，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或路易丝·米歇尔的荣誉与荣耀，并不会因为伦敦或巴黎的市政官员以她们的名字为街道命名而得到提升——当代人应该努力为那些仍然活着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路易丝·米歇尔伸张正义。后人会将温德尔·菲利普斯和劳埃德·加里森等人置于人类解放事业中的荣誉之位，但他们的同代人则有责任在他们生前给予他们应有的认可与尊重。

追求社会正义的宣传者所走的道路布满荆棘。黑暗与不公的力量竭尽全力阻止一丝阳光照进这个世界。

他陷入了毫无乐趣的生活之中。甚至那些与他一起奋斗的同伴——事实上，往往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们——也几乎无法理解这位先驱者的个性。嫉妒，有时甚至会演变成仇恨；虚荣与猜忌不断阻碍他的前进之路，让他的内心充满悲伤。在这样的环境下，要不失去对理想事业的信念，就需要坚定的意志和巨大的热情。那些倡导变革理念的人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现存势力会迫害他们，将社会问题归咎于他们；另一方面，他们的追随者们往往从狭隘的角度来评判他们的所有行为。因此，这些改革者往往只能独自面对周围的人群。就连他们最亲密的朋友们也很难理解他们所感受到的孤独与凄凉。这就是那些身处公众视野中的杰出人物的悲剧。

长久以来笼罩在艾玛·戈德曼名字上的迷雾正在逐渐散去。她为推广无政府主义这一不受欢迎的理念而付出的努力、她的真诚与热忱、她的勇气与能力，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理解和钦佩。

美国知识界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些流亡的革命者。他们播下的种子虽然当时并未被充分理解，但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他们始终高举自由的旗帜，为这个国家的社会活力注入了新的动力。不过，能够同时保持自己的欧洲式教育与文化背景，并融入美国生活方式的人却寥寥无几。对于普通人来说，很难想象要吸收一个新国家的陌生语言、习惯和风俗，同时又不丧失自身个性，需要多大的力量、精力与毅力。

艾玛·戈德曼就是为数不多能够完整保留自身个性，同时成为美国社会与知识界重要人物的人之一。她的生活丰富多彩，充满变化与多样性。她既达到了人生的顶峰，也体验过生活的苦涩。

艾玛·戈德曼于1869年6月27日出生在俄罗斯的科夫诺省，她的父母是犹太人。想必这些父母从未想象过自己的孩子将来会占据如此独特的地位。与所有保守的父母一样，他们也坚信女儿会嫁给一个体面的男人，生儿育女，然后在孙辈的环绕中度过安稳的晚年，成为一个虔诚的妇女。和大多数父母一样，他们根本不知道有一种奇特而充满激情的精神会占据他们孩子的灵魂，将其引领到那条让不同世代永远处于斗争状态的高处。他们生活在一个父母与子女之间必然会爆发激烈冲突的时代。在这场父子之间——尤其是父母与女儿之间的激烈斗争中，不存在妥协、退让或停战的可能。自由与进步的精神——一种不计后果、无视一切障碍的理想主义——将年轻一代从父母的家中驱赶出去。正是这种精神曾经将那些鼓吹不满的革命者耶稣也从其本土传统中驱逐出去。

尽管有种种反犹主义的诽谤，但犹太民族——这个充满卓越理想主义的民族——在旧时代与新时代的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很可能永远无法得到公正而清晰的评价。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意识到在科学、艺术和文学领域里，我们欠犹太理想主义者们多么巨大的债务。然而，关于以色列的儿女们在革命运动中，尤其是在现代革命运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仍然知之甚少。

艾玛·戈德曼的童年时光是在德俄边境的库尔兰省一个宁静美好的地方度过的，她的父亲在那里负责管理公共剧院。当时库尔兰地区完全由德国人统治；就连该波罗的海省份的俄罗斯官僚机构也主要由德国贵族组成。那些充满库尔兰英雄骑士传奇故事的德国童话故事，给年幼的艾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这种美好的景象并未持续太久。不久之后，这个成长中的孩子的灵魂就被生活的阴云所笼罩。在她还很年幼的时候，反抗精神以及对压迫的强烈仇恨的种子就已经在心中萌芽了。

这些理念被种在了艾玛·戈德曼的心中。很早以前，她就认识到了国家的丑恶面目：她目睹自己的父亲遭到基督教官僚的欺压，既因身为小官又因是犹太人而受到双重迫害。强制征兵的残酷行径也时常呈现在她眼前——那些往往是全家唯一经济支柱的年轻男子，被强行拖进军营，过上悲惨的士兵生活。她听到贫穷农妇的哭泣声，也目睹了官员腐败的可耻行径——他们让富人免于服兵役，却让穷人承担后果。女仆们所遭受的恶劣待遇更令她愤怒：她们被主人虐待和剥削，只能依靠军队军官的怜悯，而这些军官则将她们视为天然的性对象。那些被体面的绅士弄怀孕后又被女主人赶走的少女，常常在戈德曼家中找到庇护。而年幼的艾玛则怀着同情之心，从父母的抽屉里拿出硬币，偷偷交给那些不幸的女子。由此可见，艾玛·戈德曼最显著的特质——对弱者的同情——早在她幼年时期就已显现。

七岁时，小艾玛被父母送到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去投靠她的祖母，那里正是伊曼努尔·康德的故乡。除了偶尔的中断，她在那儿一直待到13岁生日。在那个环境中的最初几年并非她最快乐的回忆。虽然祖母非常友善，但家里众多的姑姑们更注重实用主义而非纯粹的理性，而且经常运用绝对命令式的态度。直到她的父母搬到了柯尼斯堡，小艾玛才摆脱了“灰姑娘”的处境。她开始正常上学，同时也享受着中产阶级常见的私人教育带来的好处；法语和音乐课程在她的学习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未来的易卜生和肖剧译者，那时还只是个适应德国氛围的德国小女孩。她在文学方面特别偏爱马尔利特写的浪漫小说；她非常钦佩善良的路易丝王后，而邪恶的拿破仑·波拿巴却以极其不体面的方式对待她。如果她继续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她的未来会怎样呢？是命运的安排，还是经济上的需要？

否则的话，她的父母便决定在万能沙皇的首都圣彼得堡定居，并在那里开始经商。正是在这里，这位年轻梦想家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是充满变革的时期——1882年，当时13岁的艾玛·戈德曼来到了圣彼得堡。专制政权与俄罗斯知识分子之间展开了一场生死斗争，席卷了整个国家。亚历山大二世已在前一年倒台，而那些执行了对暴君死刑的英雄们——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热利亚博夫、格里涅维茨基、里萨科夫、基巴尔奇奇、米哈伊洛夫——也进入了不朽的殿堂。杰西·赫尔夫曼则是唯一因为怀孕而被政府勉强留下来的弑君者，她也与无数俄罗斯烈士一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那是解放斗争中最英勇的时期，那是一场全世界前所未见的为自由而战的斗争。那些虚无主义烈士的名字家喻户晓，成千上万的人渴望以他们为榜样。整个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阶层都充满了革命精神：革命思想渗透到了从豪宅到贫民窟的每一个家庭，影响了军人、官员、工厂工人以及农民。这种氛围甚至渗透到了王宫的深处。年轻人心中萌发了新的思想，性别差异也被抛到了脑后。男男女女并肩作战。俄罗斯女性啊！有谁能够真正公正地评价她们的英勇与牺牲精神，她们的忠诚与奉献呢？屠格涅夫在他的伟大散文诗《门槛上》中将她们称为“神圣的”女性。

对于这位来自柯尼斯堡的年轻梦想家来说，卷入这场风暴是不可避免的。若要置身于自由思想的圈子之外，那就意味着过一种毫无生气的、如同死一般的生活。不必为她的年轻年龄感到惊讶——在那个时代，年轻的激进分子并非罕见现象，幸运的是，现在也是如此。通过学习俄语，年轻的艾玛·戈德曼很快便接触到了革命学生以及新的思想。马尔利特的位置被涅克拉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取代。那位曾经崇拜善良的路易丝女王的人，如今已变成了自由的热情拥护者，像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决心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人民的解放事业。

如今，戈德曼家族内部也出现了代际间的冲突。父母们无法理解女儿为何会对那些他们自己视为荒谬的乌托邦式理念感兴趣。他们试图让女儿放弃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结果便是每天都有令人痛苦的争执。只有家中的一个人理解这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她的姐姐海伦。后来，她与海伦一起移民到了美国，而海伦始终给予她关爱与支持。即使在后来遭受迫害的最艰难时刻，艾玛·戈德曼也能在这位忠诚的姐姐家中找到庇护所。

最终，艾玛·戈德曼决心要实现自己的独立。她看到成百上千的男女为了服务人民而放弃了自己光明的前途。于是她也效仿了他们，成为了一名工厂工人——起初从事胸衣制作，后来则负责手套生产。那时她17岁，为自己能够独立谋生而感到自豪。如果她继续留在俄罗斯，很可能迟早会遭遇那些被埋葬在西伯利亚雪地中的数千人的命运。但对她来说，新的生活篇章即将开始。姐姐海伦决定移民到美国，因为另一位姐姐已经在那里安家了。艾玛说服海伦让自己也一同前往，于是两人满怀对那片自由、美好的土地的憧憬，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旅程。

美国！多么神奇的词语啊。它是被压迫者渴望的地方，是所有追求进步的人们的目标。在这里，人们的理想得以实现：没有沙皇，没有哥萨克，也没有官僚。共和国！平等、自由与兄弟情谊的象征。

1886年，当这两位女孩从纽约前往罗切斯特时，她们正是这样想的。然而，不久之后，现实就给了她们沉重的打击。他们对美国的理想幻想在卡斯尔花园就已经破灭，就像肥皂泡一样瞬间消散。在那里，艾玛·戈德曼目睹了一些景象，这些景象让她想起了童年时在库尔兰所经历的恐怖场景。那些未来将成为这个伟大共和国公民的人在船上所遭受的残酷对待，在卡斯尔花园里又被民主制度的官员以更加野蛮的方式重复着。当这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逐渐了解现实后，她感到了无比的失望。

在新的土地上，情况更加糟糕！那里不再有一个沙皇，而是有成群的沙皇；哥萨克人被手持重棍的警察所取代，而俄罗斯的官吏则被那些更为残忍的工厂监工所替代。

艾玛·戈德曼很快就在加森公司的服装厂找到了工作，每周的工资为2.5美元。当时工厂里没有动力设备，那些可怜的缝纫女工们不得不从早到晚用脚踩动机器的轮子。那是一种极其辛苦的工作，在没有一丝光线的环境中，她们在完全寂静中度过漫长的一天——在那个自由的国家里，工作时互相交谈的俄罗斯习俗是不被允许的。但对这些女工的剥削并不仅限于经济层面；那些贫穷的工人被工头和老板视为性商品。如果某个女孩拒绝“上司”的骚扰，她很快就会因为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而被赶出工厂。愿意成为牺牲品的人从来都不缺：供应量总是超过需求量。

美国那些小城市里令人恐惧的沉闷生活氛围，使得这些恶劣的条件变得更加难以忍受。清教徒式的作风压制着一切欢乐的表现；一种死气沉沉的氛围笼罩着人们的灵魂；不可能有思想的交流，也不可能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对话。艾玛·戈德曼几乎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窒息了。她比任何人都渴望理想的生存环境、友谊与理解，以及志趣相投的人的陪伴。在心理上，她仍然生活在俄罗斯。由于不熟悉那里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她更倾向于活在过去而非现在。就在这时，她遇到了一个会说俄语的年轻人。她非常高兴地与这个人建立了联系。终于有了可以交谈的人，有人能帮助她摆脱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他们的友谊逐渐加深，最终以婚姻告终。

艾玛·戈德曼也不得不走上一条充满痛苦的婚姻之路；她也从惨痛的经历中认识到，法律条文意味着依赖与自我牺牲，尤其是对女性而言。婚姻并没有让她从美国清教徒式的沉闷生活中解脱出来，相反，失去自我独立性反而让情况更加糟糕。

年轻人的观念差异极大。不久之后他们便分道扬镳，艾玛·戈德曼去了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她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工厂工作，而她的丈夫则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二十年后，联邦当局意外地让她再次想起了他。

80年代活跃在俄罗斯革命运动中的那些人，对当时在西欧和美国盛行的各种社会思想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的唯一行动就是教育民众，最终目标则是推翻专制制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这些概念甚至都无人知晓。艾玛·戈德曼同样完全不了解这些理念的含义。

和四年前来到俄罗斯时一样，她抵达美国时也正值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时期。工人阶级正在反抗恶劣的劳动条件；劳工骑士团的八小时工作制运动正处于高潮，全国各地都回荡着罢工者与警察之间激烈冲突的声音。这场斗争最终演变成了针对芝加哥“收割机公司”的大规模罢工，罢工者遭到屠杀，那些劳工领袖也被以司法手段处死，这一切都发生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海姆马克特爆炸案之后。无政府主义者们经历了血的洗礼，成为了殉道者。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们试图为帕森斯、斯派斯、林格、费舍尔和恩格尔被杀的行为找借口，但毫无成功可能。自从阿尔特格尔德州长公布了解放那三名被监禁的海姆马克特无政府主义者的理由之后，人们再也无法怀疑：1887年芝加哥确实发生了五起谋杀案。

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芝加哥殉难事件的意义，统治阶层更是如此。他们以为通过杀害一些劳工领袖就能阻止这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的传播。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正是从殉道者们的鲜血中孕育出了新的种子，而这种残酷的不公正行为只会让更多人加入无政府主义事业。

在美国，无政府主义思想最著名的两位代表人物——沃尔泰琳·德·克莱尔和艾玛·戈德曼——一位是美国人，另一位是俄罗斯人——她们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因为那些司法谋杀事件而信奉了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两位原本并非……

他们此前并不相识，所受的教育也截然不同，但那起谋杀案让他们有了共同的信念。

与大多数美国劳动男女一样，艾玛·戈德曼也怀着极度焦虑与兴奋的心情关注着芝加哥的审判。她同样无法相信无产阶级的领袖们会被杀害。1887年11月11日发生的事情让她改变了看法——她意识到统治阶级是不会心存怜悯的，俄罗斯的沙皇制度与美国的大资本家统治之间除了名义上有所不同外并无实质差别。她的全身心都反抗这种罪行，于是立下庄严的誓言：加入革命的无产阶级阵营，将全部精力与力量投入到帮助他们摆脱工资奴隶制的斗争中。凭借着她天性中特有的热烈热情，她开始研读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文献，参加各种公开集会，结识那些具有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工人。德国著名演讲家约翰娜·格蕾是艾玛·戈德曼听到的第一位社会主义者演说者。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她在一家胸衣工厂工作期间，遇到了积极参与这场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在那里，她阅读了由约翰·莫斯特主编的《自由》杂志。《海马克特惨案》进一步强化了她与生俱来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而阅读《自由》杂志则使她成为一名有意识的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她了解到，无政府主义思想通过美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在理论方面，有约赛亚·沃伦、斯蒂芬·珀尔·安德鲁斯、莱桑德·斯普纳；在哲学方面，则有爱默生、梭罗和沃尔特·惠特曼。

由于工厂工作的过度劳累，艾玛·戈德曼回到了罗切斯特，一直待到1889年8月，之后便前往纽约——那里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的发生地。那时她已经二十岁了。在那些时期的画像中，可以看到她因痛苦而显得苍白的面容，以及那双充满同情的大眼睛。按照俄罗斯女学生的习惯，她的头发剪得很短，从而凸显出她那宽阔的额头。

那是激进无政府主义发展的英雄时代。这一运动在各个国家都飞速发展着。尽管面临着极其严厉的……

政府的迫害使得新信徒的数量不断增加。宣传内容几乎全是保密性质的。政府的镇压措施迫使这一新哲学的追随者们采取秘密行动。成千上万的受害者落入当局手中，在监狱中受苦受难。然而，这一切都无法阻挡人们日益高涨的热情、自我牺牲的精神以及对这一事业的奉献之心。彼得·克鲁泡特金、路易丝·米歇尔、埃利塞·雷克吕斯等人的努力，为这些信徒注入了更强的动力。

社会主义者已经放弃了自由的理念，转而支持国家与政治制度，因此混乱局势一触即发。斗争异常激烈，各派系之间毫无调和的可能。这场斗争不仅发生在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之间，无政府主义团体内部也存在着分歧。理论上的差异和个人恩怨导致了冲突与敌对情绪。德国和奥地利的反社会主义法律迫使成千上万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远渡重洋，到美国寻求庇护。约翰·莫斯特在失去国会席位后不得不离开祖国，前往伦敦。在那里，他逐渐转向无政府主义思想，并彻底退出了社会民主党。后来他来到美国，在纽约继续出版《FREIHEIT》杂志，并在德国工人中间积极开展活动。

1889年，艾玛·戈德曼抵达纽约后，很快就得以与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建立联系。无政府主义者的聚会几乎每天都有举行。她听到的第一位在无政府主义主题上演讲的人是A.索洛塔罗夫博士。对她日后发展而言，结识约翰·莫斯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对那些年轻成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充满激情的演讲风格、不懈的努力，以及为这一事业所承受的迫害，都让同志们深受鼓舞。也是在这个时期，她遇到了亚历山大·伯克曼，他的友谊在她的一生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她出色的演讲才能很快便得到了认可。强烈的热情促使她走上公开演讲的舞台。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她开始以德语和意第绪语在无政府主义者的聚会上发表演讲。不久之后，她又开始了巡回演说活动，甚至走到了克利夫兰。现在，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宣传工作中去。

无政府主义思想。她生命中充满激情的阶段就此开始了。在血汗工厂里不断辛勤劳作的同时，这位热情洋溢的年轻演说家也积极从事煽动活动，参与了各种劳工斗争，尤其是1889年由加西德教授和约瑟夫·巴龙德斯领导的制衣工人大罢工。

一年后，艾玛·戈德曼作为代表参加了在纽约举行的无政府主义会议。她当选为执行委员会成员，但由于在战术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后来退出了该组织。当时，讲德语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尚未明确：有些人仍相信议会制度，而绝大多数人则支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这些关于战术的意见分歧使得她在1891年与约翰·莫斯特决裂。艾玛·戈德曼、亚历山大·伯克曼以及其他同志加入了“自治”组织，约瑟夫·佩克特、奥托·林克和克劳斯·蒂默曼也在该组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分裂引发的激烈争论直到1906年莫斯特去世才告结束。

对艾玛·戈德曼而言，那些属于“ZNAMYA”组织的俄罗斯革命者是巨大的灵感来源。戈尔登伯格、索洛塔罗夫、扎梅特金、米勒、卡汉、诗人埃德尔施塔特、海伦·冯·拉科维察的丈夫兼《VOLKSZEITUNG》报的编辑伊万·冯·舍维奇，以及许多其他流亡在外的俄罗斯人都是该组织的成员，其中一些人至今仍在世。正是在那时，艾玛·戈德曼遇到了罗伯特·赖策尔——这位德裔美国作家对她的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他，她结识了许多现代文学领域的杰出作家，这段友谊一直持续到1898年赖策尔去世。

美国的劳工运动并未因芝加哥大屠杀而终结；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屠杀并没有给那些贪欲横流的资本家带来和平。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仍在继续。1892年，匹兹堡爆发了大规模罢工。霍姆斯特德之战、平克顿侦探团的失败、民兵的出现、对罢工者的镇压，以及反动势力的彻底胜利，这些都是近代历史中的重要事件。这些可怕的事件深深震撼了人们的心灵。

在战争现场，亚历山大·伯克曼决心为这一事业献出生命，以此向美国的雇佣奴隶们展示无政府主义者与劳动者之间紧密团结的精神。他试图袭击匹兹堡的暴君弗里克，但未能成功，这位22岁的年轻人不得不在监狱中度过22年的“活死人”生活。那些多年来一直颂扬谋杀暴君行为的资产阶级此刻怒不可遏。资本主义媒体开始有计划地对无政府主义者进行诽谤和诬陷。警方则竭力将艾玛·戈德曼与亚历山大·伯克曼的罪行联系在一起，企图用一切手段让这位令人畏惧的激进分子闭嘴。正因她当时身处纽约，才得以逃脱法律的制裁。九年后，在麦金利遇刺事件中，同样的情况也帮助她保住了自由。那个时代的记者们竟用如此愚蠢、卑鄙的手段来打压无政府主义者，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只有仔细阅读当时的报纸报道，才能意识到那些指控与诽谤的严重程度。要描述艾玛·戈德曼在那些日子里所承受的痛苦实属困难。面对资本主义媒体的迫害，无政府主义者通常还能保持相对冷静，但来自自己阵营的攻击则更为痛苦且难以忍受。伯克曼的举动遭到了莫斯特以及一些德国和犹太无政府主义者的严厉批评，公开场合和私下聚会中都出现了激烈的指责与反指责。由于支持伯克曼及其行为，再加上自身的革命活动，艾玛·戈德曼遭受了全方位的迫害，甚至无法找到安身之处。她不愿通过隐瞒身份来寻求安全，宁愿在公共公园过夜，也不愿让自己的朋友因她的出现而陷入危险或麻烦之中。更糟糕的是，与艾玛·戈德曼、亚历山大·伯克曼以及另一位艺术家朋友同住的一位年轻同志试图自杀，这让她本已艰难的处境更加不堪重负。

此后发生了许多变化。亚历山大·伯克曼从宾夕法尼亚州的灾难中幸存下来，重新回到了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阵营中，他的意志依然坚强，内心仍充满了对理想的热忱。

在他的青春岁月里，这位艺术家已经成为了纽约著名的插画师之一。那个试图自杀的人在失败后不久便离开了美国，随后因向德国走私无政府主义文献而被捕，被判八年苦工。他也熬过了监狱里的种种折磨，后来因为在德国展现了出色的写作才能而重新回到革命运动中。

为了避免长期露宿在公园里，艾玛·戈德曼最终被迫搬到了第三街上一栋全是妓女居住的公寓里。在那里，身处这个所谓“善良的基督教社会”中的被遗弃者之中，她至少可以租到一个小房间，休息并继续从事缝纫工作。那些妓女们比教会里的神职人员更具同情心与真诚的关怀。然而，过度的苦难与匮乏已经耗尽了她的耐力，她的身体彻底垮掉了，于是这位著名的激进分子被送到了“波希米亚共和国”——那是一栋大型公寓楼，因其居民多为波希米亚无政府主义者而得名。在这里，艾玛·戈德曼找到了愿意帮助她的人。当时德国革命时期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尤斯图斯·施瓦布以及索洛塔罗夫博士一直悉心照料着她。在这里，她还遇到了爱德华·布雷迪，两人之间的友谊逐渐发展成了深厚的感情。布雷迪曾是奥地利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与艾玛·戈德曼相识时，他刚刚从奥地利的监狱中出狱，此前已被关押了十年。

医生诊断出她的疾病为肺结核，建议她离开纽约。她前往罗切斯特，希望家人能帮助她恢复健康。她的父母几年前就已经移民到美国，并定居在那座城市。犹太民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家庭成员之间，尤其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紧密联系。尽管她的保守派父母无法理解艾玛·戈德曼的理想主义追求，也不赞成她的生活方式，但他们现在还是接纳了她。

他们用双臂接纳了生病的女儿。在父母家的照顾与关怀，以及挚爱的妹妹海伦的陪伴，对她的康复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不久之后她就恢复了活力，能够再次积极地活动。

艾玛·戈德曼的生活中没有片刻的安宁。不懈的努力与持续不断的奋斗才是她天性中的核心特质。宝贵的时间已经浪费太多，她必须立即重新开始工作。当时国家正处于危机之中，成千上万的失业者挤满了各大工业城市的街道。他们在寒冷与饥饿中四处奔波，试图找到工作与食物。无政府主义者们在失业者和罢工者中间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在纽约的联合广场上，发生了大规模的裁缝工人和失业者示威活动。艾玛·戈德曼是受邀的演讲者之一。她发表了充满激情的演讲，用激烈的言辞描绘了工资奴隶的悲惨生活，并引用了曼宁红衣主教的名言：“需要无需遵守任何法则，饥饿的人有权利获得邻居的面包。”她在演讲的最后呼吁道：“要求工作吧。如果他们不给你工作，那就要求面包。如果他们既不给你工作也不给面包，那就直接拿走面包。”

第二天，她前往费城，在那里进行公开演讲。资本主义媒体再次发出警告：如果允许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继续鼓动民众，那么工人们很快就会明白自己是如何被剥夺生活的快乐与幸福的。这种可能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阻止。纽约警察局长伯恩斯获得了逮捕艾玛·戈德曼的法庭命令。她在费城被当局拘留，被关在莫亚门辛监狱数日，等待伯恩斯交给侦探雅各布斯的那份引渡文件。几年后，艾玛·戈德曼又在极其不愉快的情况下再次遇到了雅各布斯。在将一名囚犯送回纽约的途中，雅各布斯向她提议背叛劳工运动。他以他的上司伯恩斯之名，提出了丰厚的报酬。人们有时真是愚蠢至极！竟然会想到有人会背叛自己，这反映出他们心理观察力的贫乏。

一位年轻的俄罗斯理想主义者，他甘愿牺牲一切个人利益，为推动劳工解放而努力。

1893年10月，艾玛·戈德曼因煽动暴乱罪在纽约的刑事法庭受审。那群“聪明”的陪审员无视了12名辩护方证人的证词，只相信侦探雅各布斯提供的证据。她被判有罪，被判处在布莱克威尔岛的监狱中服刑一年。自共和国建立以来，她是第一位因政治罪行入狱的女性——苏拉特夫人除外。上流社会早已给她贴上了“耻辱标签”。

在监狱里，艾玛·戈德曼担任监狱医院的护士，借此机会为那些不幸的人带来一丝温暖。两年前，还有些流浪者愿意与她同住一间房子。在监狱里，她还得以学习英语及其文学作品，了解美国伟大的作家们。在布雷特·哈特、马克·吐温、沃尔特·惠特曼、梭罗和爱默生身上，她发现了宝贵的财富。

1894年8月，25岁的她离开了布莱克威尔岛。经过这段经历，她变得更加成熟，思想也发生了转变。她重返社会时，拥有了更丰富的经验，也因苦难而得到净化。她不再感到孤独无助，有许多人伸出援手欢迎她。当时纽约有许多知识分子的聚集地。第一街50号处的贾斯图斯·施瓦布的酒吧，是无政府主义者、文人和波希米亚人聚会的场所。在那里，她结识了许多美国无政府主义者，还与沃尔泰琳·德·克莱尔、威廉·C·欧文、范·埃顿小姐以及《ALARM》杂志的前编辑、芝加哥烈士遗愿的执行人戴尔·D·卢姆建立了友谊。在约翰·斯温顿这位为自由而奋斗的崇高老人身上，她找到了最坚定的朋友之一。其他知识中心还包括：约翰·埃德尔曼出版的《团结》、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本杰明·R·塔克出版的《自由》、哈里·凯利出版的《反叛者》、克劳斯·蒂默曼主编的德国无政府主义刊物《风暴之鸟》，以及由无人能及的罗伯特·赖策尔主持的《可怜的魔鬼》。通过阿瑟·布里斯班，她又……

作为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副手，她接触到了傅立叶的著作。那时的布里斯班尚未陷入政治腐败的泥潭。他给位于布莱克威尔岛的艾玛·戈德曼寄去了一封友善的信，信中还附有他父亲的传记——那位热情的傅立叶追随者。

出狱后，艾玛·戈德曼成为了纽约公共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她的奉献精神、理想主义以及认真态度赢得了激进派人士的赞赏。许多人希望与她建立友谊，还有一些人试图说服她帮助他们推进各自的计划。在莱克索调查期间，帕克赫斯特牧师竭力劝说她加入警戒委员会，共同对抗塔曼尼大厅。作为某个社会中心的灵魂人物，玛丽亚·路易丝则充当了帕克赫斯特的中间人。至于帕克赫斯特从艾玛·戈德曼那里得到了怎样的回复，自然无需多言。顺便提一下，玛丽亚·路易丝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圣雄”。在自由银币运动期间，霍姆斯特德罢工中最具真性情的人物之一——前伯吉斯·麦克卢基来到纽约，试图激发当地激进分子对自由银币的支持。他也试图让艾玛·戈德曼感兴趣，但同样没有取得成功，其结果与帕克赫斯特和莱克索那边的玛丽亚·路易丝一样。

1894年，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们的斗争达到了高潮。共和党新贵们的“白色恐怖”遭到了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红色恐怖”的反击。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者都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这场社会斗争。通过实际行动进行的宣传在几乎所有国家都产生了反响。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旧世界的情况，艾玛·戈德曼于1895年前往欧洲。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进行演讲之后，她又去了维也纳，进入综合医院学习助产和护理技能，同时研究那里的社会状况。她还有机会接触到欧洲最新的文学作品：豪普特曼、尼采、易卜生、左拉、托马斯·哈代等艺术叛逆者的作品都被她热切地阅读着。

1896年秋天，她经由苏黎世和巴黎返回纽约。当时，亚历山大·伯克曼的释放问题亟待解决。22年的残酷判决在激进分子中引发了强烈的愤慨。众所周知，宾夕法尼亚州的赦免委员会在处理亚历山大·伯克曼的案件时会寻求卡内基和弗里克的建议。因此，有人提议去接触这些宾夕法尼亚州的权贵——并非为了获得他们的宽恕，而是希望他们不要试图影响该委员会的决定。欧内斯特·克罗斯比提出愿意与卡内基会面，条件是亚历山大·伯克曼必须放弃自己的主张。然而，这根本不可能实现——他绝不会做出背叛自己人格与自尊的行为。这些努力使得艾玛·戈德曼与欧内斯特·克罗斯比、博尔顿·霍尔以及伦纳德·阿博特等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1897年，她开始了她的第一次大规模演讲之旅，行程甚至延伸到了加利福尼亚州。这次旅行使她作为受压迫者代表的名声广为流传，她的雄辩之辞传遍了整个国家。在加利福尼亚州，艾玛·戈德曼与伊萨克家族的成员建立了友谊，并理解了他们为革命事业所做的努力。在重重困难之下，伊萨克家族首先出版了《FIREBRAND》，而在该刊物被邮政部门查禁后，他们又出版了《FREE SOCIETY》。同样是在这次旅行期间，艾玛·戈德曼遇到了那位倡导性自由的伟大反叛者摩西·哈曼。

美西战争期间，沙文主义情绪达到了顶点。为了遏制这一危险局势，同时为古巴的革命者筹集资金，艾玛·戈德曼与拉丁美洲的同志们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戈里、埃斯特维、帕拉维奇尼、梅尔利诺、佩特鲁奇尼和费拉拉等人。1899年，她又开始了另一次漫长的宣传之旅，最终在太平洋沿岸结束。每次宣传之旅都会面临多次逮捕和指控，尽管并未带来严重的后果。同年11月，这位不懈的鼓动家再次前往英格兰和苏格兰进行演讲，最后在巴黎参加了第一届国际无政府主义大会。当时正值布尔战争，沙文主义情绪再次高涨，就像两年前的美西战争时一样。期间还举行了各种会议。

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革命运动都遭到了爱国分子的干扰与破坏。埃玛·戈德曼借此机会再次与多位英国同志以及一些有趣的人物取得了联系，比如托马斯·曼，还有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的才华横溢的女儿们——她们当时正在负责编辑无政府主义刊物《火炬》。她一生的一个愿望在此得以实现：她得以与彼得·克鲁泡特金、恩里科·马拉泰斯塔、尼古拉斯·柴可夫斯基、W·切尔克索夫以及路易丝·米歇尔建立亲密而友好的关系。这些都是为人类事业奋斗过的老战士，他们的功绩激励了全世界的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他们的生活与事业也激励着无数人追求高尚的理想主义与自我牺牲精神。尽管已是年长之人，但他们仍保持着往日的勇气，精神上坚不可摧，并对无政府主义的最终胜利充满坚定信念。

由于“国际工人协会”解体，革命劳工运动内部出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痕。两种社会哲学理念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889年在巴黎、1892年在苏黎世、1896年在伦敦召开的代表大会都导致了无法调和的分歧。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放弃了他们曾经的自由主义立场，转而成为政客，他们成功地将那些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代表排除在外。于是，后者决定另行召开代表大会。他们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定于1900年在巴黎举行。那个叛变的社会党人米勒兰进入了内政部，他在会上扮演了叛徒的角色。革命派的代表大会被镇压了，代表们在会议开幕前两天就散去了。不过，米勒兰并不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大会，后者随后在铺张华丽的仪式中召开了会议。

然而，这个叛徒并未达到自己的目的。一些代表还是在巴黎郊外一位同志的家中秘密举行了会议，讨论了各种理论及策略问题。埃玛·戈德曼积极参与了这些会议，并借此机会与欧洲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众多代表人物取得了接触。

由于大会被镇压，与会代表面临着被驱逐出法国的危险。此时，来自美国的坏消息也传来：再次尝试解救亚历山大·伯克曼的行动失败了，这一消息让艾玛·戈德曼极为震惊。1900年11月，她回到美国，继续从事护士工作，同时积极参与美国的宣传活动。她还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集会，谴责西班牙政府对蒙朱伊奇监狱中的政治犯所施加的残酷暴行。

作为护士，艾玛·戈德曼有很多机会接触到各种与众不同的人。很少有人能从这位穿着简单护士服的金发女子身上认出那个“臭名昭著的无政府主义者”。从欧洲回来后不久，她就认识了一位名叫斯坦德夫人的病人——她是个鸦片成瘾者，正遭受着极大的痛苦。为了能让她继续处理自己非常重要的事务——也就是沃伦夫人的相关事务，就需要有人悉心照料她。沃伦夫人的私人住宅位于第三大道附近的第三街，而她的办公室则通过一个独立的入口与住宅相连。一天晚上，当护士走进病人的房间时，突然遇到了一位男性访客，他有着粗壮的脖子，外表十分凶狠。那人正是雅各布斯先生，七年前他曾将一名囚犯从费城带到艾玛·戈德曼面前，并在前往纽约的途中试图说服她背叛工人阶级的事业。面对自己情妇的护士艾玛·戈德曼，雅各布斯脸上那副惊愕的表情实在难以形容。这个恶棍立刻变成了一个绅士，努力为自己之前的可耻行为辩解。雅各布斯是斯坦德夫人的“保护人”，也是该家庭与警方之间的中间人。几年后，作为杰罗姆地方检察官的侦探团队成员，他犯了伪证罪，被判有罪并被关进辛辛监狱一年。现在他很可能在某个私人侦探机构工作，成为体面社会中的“模范人物”。

1901年，彼得·克鲁泡特金应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研究所的邀请，就俄罗斯文学主题举办了一系列讲座。那是他的……

在第二次美国巡演期间，同志们自然希望利用他的影响力来为运动服务。艾玛·戈德曼与克鲁泡特金取得了联系，并成功获得了他的同意，让他举办一系列演讲。她还致力于安排其他著名无政府主义者的巡演，尤其是查尔斯·W·莫布雷和约翰·特纳的巡演。同样，她始终积极参与各项运动活动，随时准备为这一事业付出自己的时间、能力和精力。

1901年9月6日，麦金利总统在布法罗遭到莱昂·乔尔戈什的枪击。随即，作为国内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艾玛·戈德曼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迫害。尽管这些指控毫无根据，但她还是与其他知名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在芝加哥被捕，被关押数周，还遭受了严苛的审讯。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针对公众人物如此残酷的追捕行动。然而，警方和媒体试图将艾玛·戈德曼与乔尔戈什联系起来的努力都失败了。不过，这一事件仍给她带来了极大的心灵创伤。身体上的痛苦、屈辱以及警察的暴行她还能忍受，但精神上的打击则更为严重。她意识到那些可怕日子里所发生的种种行为背后体现出的愚蠢、无知与邪恶，这让她深受打击。大多数同志对乔尔戈什的误解态度几乎将她逼入绝境。深受触动之下，她撰写了一篇关于乔尔戈什的文章，试图从社会和个人层面解释他的行为。就像伯克曼作案之后一样，这次她也找不到容身之处，只能像野兽一般四处漂泊。如此残酷的迫害，尤其是同志们的态度，使得她无法继续从事宣传工作。她必须先让身心得到恢复。1901年至1903年间，她没有再公开露面。以“史密斯小姐”的身份，她过着平静的生活，从事自己的职业，闲暇时则研究文学，尤其关注现代戏剧——她认为现代戏剧是传播激进思想与开明观念的最有力工具之一。

然而，对艾玛·戈德曼的迫害也带来了一项结果：她的名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突出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对这位饱受诬陷的激进分子的恶意骚扰引发了众多人的强烈同情。各行各业的人开始关注她的斗争与理念，人们对她的理解与认同也逐渐加深。

英国无政府主义者约翰·特纳来到美国后，艾玛·戈德曼便不再过隐居生活，再次投身于公共活动之中，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来为特纳辩护。由于麦金利去世后通过的禁止无政府主义者的法律，移民当局判处特纳驱逐出境，而艾玛·戈德曼则努力为他争取自由。

当保罗·奥尔莱内夫和纳齐莫娃夫人来到纽约，旨在向美国公众介绍俄罗斯戏剧艺术时，艾玛·戈德曼便担任了这项活动的负责人。凭借极大的耐心与毅力，她成功筹集到了所需资金，让这些俄罗斯艺术家能够登上纽约和芝加哥的舞台。尽管在经济上并未取得成功，但这一尝试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作为俄罗斯剧团的经理，艾玛·戈德曼经历了许多独特的事情：奥尔莱内夫只会说俄语，因此“史密斯小姐”不得不在各种正式场合充当他的翻译。第五大道上的那些贵族女士们根本不知道，那个在下午五点的茶会中生动有趣地谈论哲学、戏剧和文学的友善经理人，竟就是“臭名昭著”的艾玛·戈德曼。如果她将来写下自传，无疑会有很多关于这些经历的有趣故事可以讲述。

伊萨克家族发行的每周一期无政府主义刊物《自由社会》，因麦金利去世后全国范围内掀起的愤怒浪潮而被迫停刊。为填补这一空白，艾玛·戈德曼与马克斯·巴金斯基及其他同志一起决定创办一份月刊，致力于在生活与文学领域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1906年3月，《大地之母》杂志创刊，该杂志的初期经费部分由奥尔莱内夫、纳齐莫娃夫人及其团队为支持无政府主义杂志而举办的慈善演出所得款项所资助。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自1906年以来，这位不懈的宣传者始终致力于《大地之母》杂志的出版工作，克服了种种困难与障碍——这一成就在激进主义出版物的历史中实属罕见。1906年5月，亚历山大·伯克曼终于离开了他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十四年的宾夕法尼亚州。没人相信他还能活下来。他的获释为艾玛·戈德曼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噩梦，她职业生涯中的重要篇章也因此画上了句号。

俄国革命的爆发，在美国生活的俄罗斯人中间引发了最为热烈而积极的反响。俄国革命运动中的英雄们，如柴可夫斯基、布列什科夫斯卡娅夫人、格舒尼等人，纷纷来到美国，旨在唤起美国人民对自由斗争的同情，并为这场斗争筹集支持与援助。这些努力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艾玛·戈德曼的努力、口才以及组织能力。这一机会使她能够为自己的祖国争取自由的事业做出宝贵贡献。人们往往不知道，正是无政府主义者在确保大多数激进主义事业在道德和资金方面的成功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在乎他人的认可；他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事业之中。不过也有一些原本正派的人，虽然一直渴望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与合作，却总想独占所有功劳。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正是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所有的重大革命活动，为每一次自由斗争提供了帮助。但由于害怕惊扰那些将无政府主义者视为撒旦使徒的保守人群，再加上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那些自诩为激进分子的人便忽视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贡献。

1907年，艾玛·戈德曼作为代表参加了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二次无政府主义大会。她在大会的各项活动中极为活跃，并积极支持无政府主义国际组织的建立。她与另一位美国代表马克斯·巴金斯基一起提交了相关提案。

该报告详尽地描述了美国的状况，最后作出了如下论述：

“所谓无政府主义具有破坏性而非建设性，因而反对任何组织形式，这种说法不过是我们的对手散布的诸多谎言之一。他们将我们现有的社会制度与组织混为一谈，因此无法理解我们为何能反对前者而支持后者。事实上，二者并非同一回事。

“国家通常被视为最高形式的组织，但它真的属于真正的组织吗？它其实不过是一种强加在民众头上的任意制度罢了。

“工业也被称作一种组织，但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工业其实就是富人对穷人的持续掠夺。

“有人声称军队也是一种组织，但仔细审视就会发现，它只不过是实施暴力统治的残酷工具而已。

“公立学校、各类学院及其他教育机构，难道不是组织的典范，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机会吗？远非如此。学校比其他任何机构都更像一座兵营，在那里，人们的思想被刻意塑造，使其服从各种社会与道德规范，从而继续维持现有的剥削与压迫体系。

“然而，我们所理解的‘组织’则截然不同。它以自由为基础，是一种自然而自愿的能量结合，旨在实现有益于人类的目标。

“正如有机体的自然生长会造就多样的色彩与形态，让我们在花朵中看到完美的整体一样，具有团结精神的自由人的有序活动也会带来社会和谐的完美状态，而这正是我们所说的无政府主义。”

唯有无政府主义才能实现基于共同利益的非权威性组织形式，因为它消除了个人与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

“在当前条件下，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对立会导致各个社会群体之间不断的冲突，从而为建立合作型共同体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

“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组织会削弱个人自由；相反，它意味着个性的衰落。但实际上，组织的真正功能是促进个性的发展与成长。”

“正如动物细胞通过相互协作来发挥其潜能，形成完整的有机体一样，个体也只有通过与其他个体的协作，才能达到最高的发育水平。”

“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一个组织不可能由一些毫无价值的个体组合而成。它必须由有自我意识、有智慧的个体构成。事实上，一个组织的所有可能性和活动都体现在各个个体能量的发挥上。”

“因此，逻辑上可以推断：一个组织中拥有越多坚强且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其停滞的风险就越小，其生命力也就越强。”

“无政府主义主张一种无需纪律、恐惧、惩罚，也无需贫困压力的组织形式——这样一种新的社会有机体能够终结为生存手段而进行的残酷斗争，那种会破坏人类最美好品质、并不断加深社会裂痕的斗争。简而言之，无政府主义追求的是一种能为所有人带来福祉的社会组织形式。”

“这种组织的萌芽可以在那些已经摒弃了集中化、官僚主义和纪律约束，鼓励成员采取独立直接行动的工会形式中找到。”

美国境内无政府主义思想所取得的显著进步，最有力的证明便是艾玛·戈德曼自1907年阿姆斯特丹大会之后所进行的三次大规模巡回演讲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这几次演讲都覆盖了新的地区，包括那些此前从未有人听说过无政府主义理念的地方。而她不懈努力的最令人欣慰的成果，便是无政府主义相关书籍的大量销售，其宣传效果难以估量。就在其中一次巡回演讲期间，发生了一件非凡的事件，充分展现了无政府主义理念的强大影响力：1908年在旧金山，艾玛·戈德曼的演讲吸引了一名美国陆军士兵威廉·布瓦尔达的注意。由于他敢于参加无政府主义集会，联邦政府对他进行了军事审判，并将他监禁了一年。然而，得益于这种新哲学的感化力量，政府虽然失去了一名士兵，但却为自由事业赢得了一名支持者。

像艾玛·戈德曼这样重要的宣传者，自然会成为反动势力的巨大威胁。他们视她为威权统治继续存在的危险因素。因此，敌人自然会不择手段地试图阻止她的发展。一年前，该国的警察力量曾联合起来，试图系统性地压制她的活动，但与以往所有的类似企图一样，这次尝试也以彻底失败告终。美国知识界人士的强烈抗议成功粉碎了这场针对言论自由的邪恶阴谋。华盛顿的联邦当局又试图再次阻挠艾玛·戈德曼的活动，他们为了剥夺她的公民权，吊销了她18岁时结婚的丈夫的身份证件；而过去二十年来，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其行踪也一直成谜。这个强大的美国政府毫不犹豫地使用了最卑鄙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不过，由于公民权对艾玛·戈德曼来说本就毫无用处，她能够轻松承受这一损失。

有些人的个性极为强大，其影响力足以对当时最杰出的人物产生深远影响。米哈伊尔·巴枯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而对巴枯宁而言，理查德·瓦格纳从未写过《艺术与革命》这部作品。艾玛·戈德曼也是这样的人物——她在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凭借着出色的口才、充沛的精力以及卓越的智慧，她影响了成千上万听众的思想与心灵。

对受苦的人类怀有深深的同情与怜悯，同时对自己保持毫不妥协的诚实，这是艾玛·戈德曼最显著的特质。无论朋友还是敌人，都无权控制她的目标或规定她的生活方式。她宁愿死去，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信念，或是放弃对自己灵魂与身体的掌控权。世俗社会或许可以容忍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教学，但艾玛·戈德曼并非仅仅宣扬这种新哲学，她还坚持将其付诸实践——而这正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如果她像许多激进分子那样，将理想视为单纯的智力装饰品；如果她向现有社会作出让步，与旧有的偏见妥协——那么即便她持有最激进的观点，也或许还能被原谅。但她却认真对待自己的激进主义，让它渗透到自己的血液与骨髓之中，不仅宣扬自己的信念，更亲自践行它们——这一点甚至让那些激进分子都感到震惊。艾玛·戈德曼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她与酒馆老板为伍，因此遭到了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愤怒。

皮埃特罗·戈里和威廉·马里恩·里迪这两位观点迥异的作家，在描述艾玛·戈德曼时竟发现了相似的特质，这绝非巧合。在为《社会问题》杂志撰写的文章中，皮埃特罗·戈里称她为“一种道德力量，一位拥有女先知般视野的女性，她预言着受压迫者即将迎来新的王国；她以逻辑与真诚分析社会的种种弊端，并以艺术家般的笔触描绘出建立在平等、兄弟情谊与自由基础之上的人类的美好未来。”

威廉·里迪则将艾玛·戈德曼视为“梦想的女儿”，她的教义代表着每一个真正拥有伟大心灵之人的愿景。

“有过人生经历的女性。”
那些害怕自己行为后果的懦夫们创造了“哲学无政府主义”这一概念。艾玛·戈德曼太过真诚、太过倔强，不会寻求这种微不足道的庇护。她就是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她代表了乔赛亚·华恩、普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所阐述的无政府主义理念。同时，她也理解那些像卡塞里奥、瓦扬、布雷斯基、伯克曼或乔尔戈什之流会犯下暴力行为的心理动因。对于参与社会斗争的人来说，与黑暗与暴政的力量抗争是一种荣誉，而艾玛·戈德曼也为能将那些在战斗中负伤的人视为自己的挚友和战友而感到自豪。

用伏尔泰琳·德·克莱尔在1893年艾玛·戈德曼入狱后对她所作的评价来说：激励着艾玛·戈德曼的精神，是唯一能够将奴隶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将暴君从其暴政中解救出来的精神——那是一种愿意冒险并承受苦难的精神。

希波吕特·哈维尔
纽约，1910年12月

前言
大约二十一年前，我第一次听到了最伟大的无政府主义演说家——无人能及的约翰·莫斯特的演讲。当时，以及之后的许多年里，我都认为，以如此出色的口才、如此强烈的热情与激情向大众传达的那些话语，永远不可能从人们的头脑与心灵中消失。那些聚集在莫斯特演讲现场的人们，怎可能听不到他那具有预言般力量的声音呢？他们只要听到他的话，就一定会抛弃旧有的信仰，从而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真理与美好！

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用约翰·莫斯特那样的语言来表达思想——这样我也能与大众沟通。啊，多么纯真的青春热情啊！在那个阶段，最困难的事情也似乎只是儿戏而已。那是人生中唯一值得珍惜的时期。可惜，这段时光极为短暂。就像春天一样，宣传者所处的“冲动与奋斗”阶段也会催生出脆弱而娇嫩的新生事物，而这些新生事物能否成长起来，取决于它们抵御种种变故的能力。

我对那种具有神奇力量的语言——即口头表达——的信心早已不复存在。我意识到它根本无法唤醒人们的思考，甚至无法激发他们的感情。经过一番艰难的挣扎，我逐渐明白：口头宣传充其量只能让人们从麻木状态中清醒过来，却无法留下持久的印象。大多数人只有因为在报纸上看到有趣的消息，或者期望获得娱乐，才会去参加会议，这恰恰说明他们内心并没有学习的动力。

而书面表达则完全不同。除非对进步思想有极大的兴趣，否则没人会愿意去阅读严肃的书籍。经过多年的公开活动，我有了另一个发现：尽管人们口头上宣称重视教育，但实际上学生只会接受那些他们内心渴望的东西。大多数现代教育工作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尤其是在对待心智尚未成熟的儿童时。我认为这一道理对成年人也同样适用。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革命家，都无法像音乐家那样被培养出来。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播下思想的种子而已。至于这些种子能否茁壮成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思维的“肥沃程度”，当然，思想种子的质量也同样重要。

在会议上，听众会被各种无关紧要的事物分散注意力。即便演讲者再能言善辩，也无法摆脱人群的躁动不安，结果自然就无法深入人心。很可能，他甚至无法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

而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则更为亲密。的确，书籍只是我们希望它们成为的样子；更确切地说，是我们赋予它们的意义。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恰恰体现了书面表达相较于口头表达的优势。正是这种认知促使我将自己在个人与社会诸多重要议题上的想法汇集在一本书中。

它们体现了21年来我在思想与灵魂层面的挣扎——那些经过无数次变革与内心反思后得出的结论。

我并没有足够的信心期望我的读者能像那些听过我演讲的人一样多。但我更愿意让那些真正渴望学习的人读到我的作品，而非那些只为寻求娱乐的人。

至于这本书，它自己就能说明一切。过多的解释只会削弱其中所表达的思想。不过，我还是想提前回应两种必然会出现的反对意见。一种是与“无政府主义”相关的观点；另一种则是关于“少数群体与多数群体”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说明在无政府主义制度下事物将如何运作？”这是我被反复问到的问题。因为我相信，无政府主义无法为未来制定一套固定不变的规则或方法。每一代人都必须面对的、最难以克服的，就是过去的种种束缚——那些如同罗网一般将我们困住的重担。至少按照我的理解，无政府主义会让后人能够根据自身的需求来发展属于自己的制度。即便我们拥有最丰富的想象力，也无法预见到一个摆脱了外部束缚的民族将会拥有怎样的潜力。那么，又怎有人能擅自为后人规划出行动准则呢？我们这些为每一口清新的空气而付出巨大代价的人，必须警惕那种束缚未来的倾向。如果我们能清除过去与现在留下的种种垃圾，就能为后人留下有史以来最宝贵、最安全的遗产。

读者们最常见的令人沮丧的做法，就是从作品中摘取一句话，以此作为判断作者思想或性格的标准。例如，弗里德里希·尼采因为相信“超人”理念而被指责为厌恶弱者的人。那些肤浅地解读这位伟大思想家的人并未意识到，“超人”这一概念其实也意味着要创造一种不会滋生弱者与奴隶的社会形态。

同样的狭隘态度也使得人们只把马克斯·施蒂纳视为“各人自扫门前雪”这一理论的倡导者。他们完全忽视了施蒂纳的个体主义其实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可能性。

这些例子让我想到了那些针对“少数派与多数派”这一议题的反对意见。毫无疑问，我会被视作人民的敌人而遭到排斥，因为我拒绝承认大众具有创造力。我宁愿如此，也不愿使用那些常被用作诱骗民众的陈词滥调。我非常清楚那些受压迫、被剥夺权利的人群所面临的困境，但我拒绝采用那些既无法让他们死去、也无法让他们康复的荒谬疗法。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再极端一点也没关系；而且，往往只有极端的做法才是正确的。我对多数派的怀疑，源于我对个人潜能的信任。只有当个人能够自由地选择与自己共同追求目标的人选时，我们才能期望在这个混乱与不平等的世界中实现秩序与和谐。

至于其他方面，我的书自会说明一切。

艾玛·戈德曼

《无政府主义：它的真正含义》

无政府状态。

你一直遭受着诋毁与诅咒，却从未被人理解，
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可怕恐怖。
“一切秩序的破坏者！”众人呼喊，
“就是你，还有无尽的战争与杀戮。”
哦，就让他们去呼喊吧。对于那些从不努力去探寻词语背后真相的人，对于那些从未被赋予理解词语真正含义的人而言，他们将继续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但是你啊，如此清晰、如此有力、如此纯净的话语，
你道出了我视为目标的一切。我将你献给未来！当每个人至少能觉醒之时，你便能得到保障。
它是会在阳光下出现，还是在暴风雨中降临？我无法确定——但大地必将见证它！
我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因此我不会去统治，也不会允许别人来统治我！

约翰·亨利·麦凯

人类成长与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每一个预示着更光明未来的新思想所经历的艰难斗争的历史。旧事物因固守传统而从不惜使用最肮脏、最残酷的手段来阻止新事物的出现，无论新事物以何种形式或出现在哪个时代。我们无需回到遥远的过去，就能明白那些阻碍进步思想的巨大阻力与艰难险阻。刑具、绞刑架以及社会上的愤怒依然存在，它们都在共同对抗那不断前进的精神。

无政府主义也无法逃脱其他所有创新思想的命运。事实上，作为最具革命性且最不妥协的创新思想，无政府主义必然会遭遇它试图改造的世界的无知与敌意。

要全面阐述针对无政府主义的种种观点与行为，恐怕需要写一整本书。因此，我仅会回应其中两个主要的反对意见。通过这种方式，我希望能阐明无政府主义真正的含义。

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这种现象很奇怪，因为它揭示了所谓“智慧”与“无知”之间的关系。不过，考虑到万物的相对性，这其实并不那么奇怪。无知的群体有个优势，那就是他们不会假装拥有知识或宽容的态度。他们总是凭冲动行事，其理由就像小孩子一样：“为什么？”“因为。”然而，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对无政府主义的反对，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那么，反对 anarchist 的理由是什么呢？首先，虽然无政府主义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但实际上并不可行。其次，无政府主义意味着暴力与破坏，因此应当被视为邪恶而危险的观念而遭到摒弃。无论是聪明人还是无知的大众，都并非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理解来作出判断，而是依据道听途说或错误的解读。

奥斯卡·王尔德认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要么是已经存在的方案，要么是在现有条件下能够实施的方案；但人们恰恰反对的正是这些现有条件，而任何能够接受这些条件的方案都是错误且愚蠢的。因此，衡量一个方案是否切实可行的真正标准，并不是它能否维持那些错误或愚蠢的状态，而是它是否具备足够的活力，能够打破旧有的僵局，创造并维持新的生命。按照这种标准来看，无政府主义其实是非常切实可行的。与其他任何理念相比，它更有助于消除错误与愚蠢的行为；也更能创造并维持新的生命。

无知之人总是被那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恐怖故事所吓唬，他们的情绪因此持续处于紧张状态。为了反对这一理念及其支持者，人们甚至会使用极其荒谬的手段。对于那些不善于思考的人来说，无政府主义就如同传说中的恶人对待孩子一样——是一种企图吞噬一切的黑暗怪物，简而言之，就是破坏与暴力。

破坏与暴力！普通人怎会知道，社会中最具破坏性的因素其实是无知；而无政府主义所要对抗的，正是这种破坏力呢？他们也不明白，无政府主义的根基其实源自自然力量，它摧毁的并非健康的组织，而是那些吸取社会生命力的寄生性事物。这就好比清除土壤中的杂草，为的是让土壤最终能结出健康的果实。

有人说过，谴责某件事比思考它需要更少的脑力。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思想懒惰现象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大多数人不愿深入探究某个理念的根源与含义，而是选择直接予以谴责，或者依赖一些肤浅或带有偏见的定义。

无政府主义鼓励人们思考、探究、分析每一个观点；但为避免让普通读者的脑力负担过重，我也会先给出定义，然后再详细阐述相关内容。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基于不受人为法律约束的自由之上的新社会秩序的哲学理念；它认为所有形式的政府都建立在暴力之上，因此是错误且有害的，同时也是不必要的。

当然，这种新的社会秩序是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不过虽然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认同当今最主要的弊端在于经济问题，但他们认为，只有全面考虑生活的各个层面——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集体层面，无论是内在层面还是外在层面——才能解决这一弊端。

仔细研究人类发展史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两种彼此激烈冲突的要素；直到现在，人们才逐渐明白，这两种要素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紧密相连、能够和谐共存的，只要将它们置于合适的环境中：那就是个体本能与社会本能。数千年来，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直进行着残酷而血腥的斗争，双方都试图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彼此都忽视了对方的价值与重要性。个体本能与社会本能——前者是个体努力、成长、追求理想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强大动力；后者则是促进互助与社会繁荣的同样强大的力量。

要解释个体内心以及个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冲突并不难理解。原始人无法理解自身的存在，更不用说所有生命的统一性了，他们觉得自己完全依赖于那些盲目且隐秘的力量，而这些力量随时都会嘲笑他们。正是由于这种态度，才产生了“人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尘埃，必须依靠更高层面的力量，唯有彻底屈服才能取悦它们”这样的宗教观念。所有的早期传说都是基于这一观念的，而这一观念至今仍是《圣经》中关于人与上帝、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故事的基调。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人什么都不是，那些力量才是一切。因此，耶和华只允许人在完全屈服的前提下继续存在。人可以拥有世间的一切荣耀，但却绝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国家、社会与道德法则都在宣扬同样的道理：人可以拥有世间的一切荣耀，但绝不能意识到自身的存在。

无政府主义是唯一能让人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哲学；它认为上帝、国家与社会都并不存在，它们的承诺也是无效的，因为只有通过人的服从才能实现这些承诺。因此，无政府主义是生命统一性的导师——这种统一性不仅存在于自然之中，也存在于人类自身之中。个体本能与社会本能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就如同心脏与肺脏之间没有冲突一样：心脏是珍贵生命本质的载体，而肺脏则负责维持这种本质的纯净与强健。个体是社会的核心，承载着社会生活的本质；社会则是肺脏，负责为保持个体——也就是生命本质——的纯净与强健而提供所需的力量。

爱默生说：“世界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那活跃的灵魂；每个人内心都拥有它。活跃的灵魂能够洞察绝对真理，说出真理，并创造真理。”换言之，个体本能才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正是这真正的灵魂能够洞察并创造活生生的真理，而由此还将诞生更伟大的真理——那就是重获新生的社会灵魂。

无政府主义是将人类从那些束缚着他们的幻想中解放出来的伟大力量；它是实现个体与社会和谐的调解者与和平使者。为了实现这种统一，无政府主义向那些至今仍在阻碍个体本能与社会本能、个体与社会之间和谐融合的恶劣势力宣战。

宗教掌控着人类的思想，财产支配着人类的需求，政府则控制着人类的行为——这些都是人类被奴役的根源，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恐怖现象。宗教啊！它如何掌控着人类的思想，如何羞辱和贬低人的灵魂。宗教宣称上帝是一切，而人是毫无价值的。但正是在这种“无价值”的基础上，上帝创造了这样一个专制、残暴、苛刻的王国，自神明出现以来，这个世界就一直被黑暗、泪水与鲜血所笼罩。无政府主义激励人们反抗这个邪恶的怪物。无政府主义告诉人们：打破你们精神上的枷锁吧，因为只有当你们开始独立思考时……

你自己判断吧：能否摆脱黑暗的统治？那可是阻碍一切进步的最大障碍。

财产，其实是人类需求的枷锁，它剥夺了人们满足自身需求的权利。曾经有一段时间，财产宣称自己拥有神授的权利，它像宗教一样向人们灌输“牺牲！放弃！屈服！”这样的观念。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将人类从卑微的境地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挺直腰板，面向光明。人们已经看清了财产那贪得无厌、具有破坏性的本质，正准备将这个怪物彻底消灭。

“财产就是抢劫，”伟大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如此说道。没错，但抢劫者却无需承担任何风险和危险。财产垄断了人类辛勤创造的财富，夺走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使他们沦为穷人和被遗弃者。财产甚至没有“人类创造的物质不足以满足所有需求”这种老生常谈的借口。稍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过去几十年来劳动的生产力远远超过了正常需求量。但对于一个不合理的制度而言，什么才算是正常需求呢？财产所承认的唯一需求，就是它对更多财富的贪婪欲望——因为财富意味着权力，意味着征服、压迫、剥削的权力，意味着奴役、欺凌、贬低他人的权力。美国尤其以自己的强大实力和巨额国家财富为荣。可可怜的美国啊，如果这个国家的民众都穷困潦倒，那么所有的财富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他们生活在肮脏、犯罪横行的环境中，失去了希望与快乐，成了无家可归、一无所有的人，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人们普遍认为，除非任何商业活动的收益能超过成本，否则破产是不可避免的。但那些从事财富创造的人至今仍未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每年，人类生命所付出的代价都在增加（去年美国就有5万人死亡，10万人受伤）；而那些为创造财富做出贡献的普通人的所得却越来越少。然而美国仍然对这种必然的破产视而不见。而这还不是这种行为的唯一罪恶之处。更致命的是，它把生产者变成了机器中的一个小零件，他们的意志和决策能力甚至还不如操纵钢铁机器的主人。人类不仅被剥夺了劳动的成果……

真正的财富在于那些有用且美观的事物，那些有助于创造强健、美好的身体以及令人向往的居住环境的东西。但如果一个人一生中有三十年时间都只能从事绕线、采煤或修路之类的工作，那就谈不上什么财富了。他带给世界的只有那些灰暗而丑陋的东西，反映出一种沉闷而糟糕的生活状态——既无力生存，又不敢面对死亡。奇怪的是，仍有人将这种扼杀创造力的集中生产方式视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如果我们继续屈从于机器的支配，那我们的奴役将会比过去对国王的奴役更为彻底。他们不愿承认，集中化不仅意味着自由的终结，也意味着健康与美、艺术与科学的终结；在那种机械化的环境中，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存在的。

无政府主义必然反对这样的生产方式：它的目标是个体所有潜在能力的最自由发挥。奥斯卡·王尔德将完美的人格定义为“在理想条件下成长的人，不会受到伤害或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只有在一个人们能够自由选择工作方式、工作条件以及拥有工作自由的社会中，才能造就完美的人格。对于这样的人而言，制作桌子、建造房屋或耕种土地，就如同艺术家作画、科学家探索一样，是出于灵感、强烈的渴望以及对工作作为一种创造力量之深切兴趣而产生的结果。这就是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因此其经济制度应当由自愿组成的生产和分配协会构成，这些协会逐步发展成自由共产主义，以此作为以最少的人力消耗进行生产的最佳方式。不过，无政府主义也承认，个人或一群人有权随时选择符合自己喜好和愿望的其他形式的工作。

由于只有在这种完全的个体自由与社会自由之下，人类才能自由地发挥自身能力，因此无政府主义将力量集中在第三个、也是最严重的社会平等的敌人身上——即国家、有组织的权威机构或法律规范，也就是对人类行为的束缚。

正如宗教束缚了人类的思想，财产或对物品的垄断压制了人的需求一样，国家也奴役了人的精神，规定着人们行为的方方面面。爱默生说：“从本质上讲，一切政府都是暴政。”无论是神权统治还是多数人统治，其目的都是让个体完全服从于国家。

美国最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戴维·梭罗在谈到美国政府时说：“政府不过是一种传统——尽管是近来的传统——试图完好无损地传给后代，但每一次传递都会使其完整性丧失；它没有一个个体的生命力与力量。法律从未让人类变得更公正；而那些尊重法律的人，即便心怀善意，也会日渐成为不公正的帮凶。”

的确，政府的本质就是不公正。凭借着“不会犯错”的国王般的傲慢与自满，政府会为最微不足道的过错定罪、惩罚，而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则会以剥夺个人自由这一最严重的罪行作为手段。因此，乌伊达的观点是正确的： “国家的目的只是让民众具备服从其命令、为其财政服务的能力。它最高的成就就是将人类变成机械装置。在这种环境下，所有那些需要空间与自由发展的美好自由都会逐渐枯萎消亡。国家需要的是一台运转顺畅的纳税机器、一个永不出现赤字的财政体系，以及一群单调、顺从、毫无个性、毫无精神的民众，像羊群一样沿着两堵墙之间的笔直道路默默前行。”

然而，即便是一群羊，若不是因为国家为达到目的而使用的腐败、专制和压迫手段，也会反抗它的诡计。正因如此，巴枯宁反对国家，认为国家意味着个人或少数群体的自由被剥夺，意味着社会关系的破坏，甚至意味着为了国家的利益而限制或彻底否定生命本身。国家就是政治自由的祭坛，就像宗教的祭坛一样，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进行人类献祭。

事实上，几乎没有现代思想家不认同：政府、有组织的权力机构或国家，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维护或保护财产与垄断地位。它仅在这一功能上表现出效率。

就连那些期望费边主义下的国家能带来奇迹的乔治·伯纳德·肖也承认：“目前，国家不过是一台用暴力掠夺穷人、奴役他们的巨大机器。”既然如此，就很难理解为何那位聪明的序言作者还要在贫困消失之后依然维护国家制度。

不幸的是，仍有一些人固执地认为：政府是建立在自然法则之上的，它能维持社会秩序与和谐，减少犯罪，防止懒人剥削他人。因此，我将对这些观点进行探讨。

自然法则是那种无需任何外部力量，就能自由自发地体现出来、且符合自然规律的因素。例如，对营养、性满足、光、空气和运动的需求，都属于自然法则。但实现这些需求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也不需要棍棒、枪支、手铐或监狱。要遵守这些法则——如果可以称之为遵守的话——只需要自发性以及自由的机会即可。而所有政府为了生存所使用的暴力、强制手段，恰恰证明了它们并非依靠这种和谐的因素来维持自身。正如布莱克斯通所说：“人类制定的法律是无效的，因为它们违背了自然法则。”

除非是华沙在屠杀数千人之后所建立的秩序，否则很难认为政府具备维持秩序或社会和谐的能力。通过压迫建立并靠恐怖手段维持的秩序并不能真正保障安全；而这正是政府一直以来所能维持的“秩序”。真正的社会和谐源于利益的一致性。在一个总是工作却一无所有，而从不工作却拥有一切的社会里，利益一致性根本不存在；因此，社会和谐不过是幻想而已。有组织的权力机构应对这一严峻局势的唯一办法，就是给那些已经垄断了资源的人更多的特权，进而进一步……

奴役那些被剥夺权利的人群。因此，政府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法律、警察、军队、法院、立法机构、监狱——都在竭力“调和”社会中那些相互对立的势力。

为权力与法律辩护的最荒谬理由就是它们能减少犯罪。然而事实上，国家本身就是最大的罪犯，它违背一切成文法与自然法则，以税收的形式进行掠夺，以战争和死刑的方式杀人。在应对犯罪问题上，国家已完全束手无策，根本无法消除甚至减轻它自己造成的这一可怕灾难。

犯罪不过是能量被错误引导的结果。只要当今的各种制度——经济、政治、社会以及道德层面——都在促使人类的能量流向错误的方向；只要大多数人被迫做着自己厌恶的事情，过着自己讨厌的生活，犯罪就不可避免。所有的法律条文只能让犯罪现象更加严重，而无法将其彻底根除。如今的社会，又如何了解人类灵魂在走向犯罪与堕落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绝望、贫困、恐怖以及艰难挣扎呢？那些了解这一可怕过程的人，必然会认同彼得·克鲁泡特金的话：

“那些能够权衡法律与惩罚所带来的好处与它们对人类造成的伤害的人；那些能够认识到那些受法官偏袒、由政府出钱收买、以打击犯罪为名在人类社会中散布腐败之风的人；那些能够走进监狱，亲眼看到人们失去自由后，在残酷的狱卒照料下、在粗暴恶毒的言语以及无数羞辱之下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他们一定会同意我们的观点：整个监狱与惩罚体系实属可憎，应当被废除。”

法律对懒人产生的威慑作用实在荒谬至极，根本不值得考虑。如果社会能够摆脱养活懒人的浪费与开支，以及为保护这些懒人而产生的巨大成本，那么所有人，包括那些偶尔偷懒的人，都能享有充裕的资源。此外，我们还应该明白，懒惰要么源于特殊特权，要么……

身体与心理上的异常状况。我们现行的疯狂生产体系恰恰会催生这两种状况，而最令人震惊的是，如今竟还有人愿意工作。无政府主义旨在消除劳动中那些令人厌倦、压抑的要素，去除其阴郁与强制色彩，让劳动成为带来快乐、力量、活力以及真正和谐的途径，从而使最贫困的人也能从劳动中获得乐趣与希望。

要实现这样的生活状态，就必须废除政府那些不公正、专横且具有压迫性的措施。政府至多只是将一种固定的生活方式强加给所有人，完全不顾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差异与需求。通过废除政府与法律，无政府主义旨在让个人的自尊与独立性免受权威的束缚与侵犯。唯有在自由之中，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唯有在自由之中，人才能学会思考与行动，展现出最优秀的自我；唯有在自由之中，人才能理解将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纽带的力量，而这正是正常社会生活的真正基础。

那么人性呢？它能被改变吗？如果不能，它在无政府主义制度下还能存在吗？

可悲的人性啊，有多少可怕的罪行是以你的名义犯下的！从国王到警察，从愚蠢的牧师到目光短浅的科学爱好者，每个人都自以为是地试图对人性发表权威性的见解。那些心智愚钝的骗子，往往越是坚称人性本恶、充满弱点。然而，在如今这个每个人的心灵都被囚禁、每颗心都受到束缚与伤害的时代，还有谁能够谈论人性呢？

约翰·伯勒斯指出，对圈养动物进行实验研究是完全毫无意义的。当这些动物离开田野与森林的家园后，它们的性格、习性以及欲望都会发生彻底的变化。既然人性也被束缚在狭小的空间里，每天都被迫屈服，我们又怎能谈论它的潜力呢？

唯有自由、发展机会，尤其是和平与安宁，才能让我们了解人性的真正本质及其所有惊人的可能性。

无政府主义，实质上意味着将人类的思想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将人类的身体从财产的支配下解放出来；让人类摆脱政府的枷锁与限制。无政府主义所追求的是一种以个人自由组合为基础的社会秩序，这样的秩序能够让人们创造真正的社会财富；同时也能确保每个人都能根据自身的愿望、喜好和倾向，自由地使用土地并享受生活所需的一切。

这并非天马行空的幻想或思维的偏差，而是全世界众多知识分子经过深入观察现代社会趋势后得出的结论——即个人自由与经济平等，正是推动人类走向美好与真实的两种力量。

至于实现方式，无政府主义并非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种需要通过神灵启示才能实现的未来理论。它是一种活跃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力量，不断创造新的条件。因此，无政府主义并没有一套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遵循的固定方案。具体的方法应当根据不同地区和经济状况，以及个体的智力与性格特点来决定。托尔斯泰那种平和冷静的性格，会倾向于不同的社会重建方式，而米哈伊尔·巴枯宁或彼得·克鲁泡特金那种充满激情的个性，则会有不同的主张。同样，俄罗斯的经济与政治需求显然会要求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而英国或美国则未必如此。无政府主义并不主张军事训练与统一规范，但它确实倡导以各种形式反抗一切阻碍人类发展的因素。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认同这一点，他们也反对将政治机制作为实现重大社会变革的手段。

梭罗说：“所有的投票都是一种游戏，就像跳棋或双陆棋一样，不过是玩弄对错而已；其义务从来不超过权宜之计的要求。即便投票给正确的人选，也并不能真正实现正义。明智的人不会把正义交给机遇来决定，也不会希望它通过多数人的力量来获胜。”仔细审视一下……

政治的运作机制及其成果将证明梭罗的逻辑是正确的。
议会制度的历史说明了什么？只有失败与挫折，没有任何一项改革能够缓解人们所面临的经济与社会压力。虽然有诸多法律和规章旨在改善劳动条件、保护劳动者权益，但去年的事实就证明了：那些拥有最严格矿山保护法规的伊利诺伊州，其矿山灾难反而最为严重。在那些实施童工法的州，儿童剥削现象最为严重；而尽管我们的工人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资本主义却已发展到极其猖獗的地步。

即便工人能够拥有自己的代表——正如我们那些所谓的“善良的社会主义政治家”所主张的那样——他们又怎么可能保持诚实与诚信呢？只要了解政治的运作过程，就会发现那条看似充满善意的道路其实布满陷阱：操纵、阴谋、奉承、谎言、欺骗，各种诡计层出不穷，政治野心家正是通过这些手段取得成功。此外，人的品格与信念也会彻底堕落，以至于再也无法对这样的堕落之人抱有任何希望。一次又一次，人们愚蠢地信任、相信那些有政治野心的人，并倾尽所有支持他们，结果却只能遭到背叛与欺骗。

或许有人会认为，正直的人不会在政治的残酷环境中堕落。也许如此；但这样的人根本无法为劳动者争取丝毫利益，许多实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国家才是其臣民的经济主宰。如果真有正直之人，他们要么坚守自己的政治信仰而失去经济支持，要么屈从于经济主宰，从而完全无法做任何有益之事。在政治舞台上，人别无选择，要么成为愚昧之徒，要么沦为恶棍。

政治迷信依然笼罩着大众的心智，但真正热爱自由的人不会再与之打交道。相反，他们像施蒂纳一样认为，人拥有的自由程度取决于他自己的意愿。因此，无政府主义主张直接行动，公开……

反抗一切法律与限制，无论是经济上的、社会上的还是道德上的。但这种反抗行为本身是非法的。正因如此，人类才能获得救赎。一切非法行为都要求人们具备诚信、自立和勇气。简而言之，它需要的是自由独立的精神，是需要那些“有骨气、不会任人摆布的人”。

普选制度的存在也得益于直接行动。倘若没有美国革命先辈们的反抗精神，他们的后代至今仍会穿着国王的制服；倘若没有约翰·布朗及其同伴们的直接行动，美国依然会继续贩卖黑人的肉体。的确，贩卖白人肉体的行为仍在继续，但那也必须通过直接行动来废除。工会主义作为现代“角斗士”在经济领域的斗争工具，其存在同样依赖于直接行动。直到最近，法律与政府才试图镇压工会运动，还将那些主张人们组织权利的人视为阴谋家而投入监狱。如果他们试图通过乞求、恳求或妥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工会主义今天早已微不足道了。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甚至在英国（看看英国工会日益强烈的反抗吧），直接的、革命性的经济行动已成为争取工业自由的强大力量，让全世界都意识到工人力量的巨大重要性。总罢工作为工人经济意识的最高体现，不久前还在美国遭到嘲笑。如今，每一次大规模罢工若想取得胜利，就必须认识到团结一致的抗议的重要性。

直接行动在经济领域已被证明行之有效，在个人生活中也同样具有强大的力量。在个人生活中，有无数力量试图侵犯他的自由，只有持续不断的抵抗才能最终让他获得自由。对工厂里的权威、对法律的权威、对我们道德准则中那些侵犯性且爱管闲事的权威的直接反抗，正是无政府主义的合理且一贯的方法。

这难道不会引发革命吗？确实会。因为没有任何真正的社会变革能够在不经历革命的情况下实现。人们要么不了解这一点……

他们尚未了解历史，或者还没有明白：革命不过是将思想付诸行动罢了。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强大的思想力量，如今已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科学、艺术、文学、戏剧，以及为改善经济状况而付出的努力；实际上，一切反对现有混乱状态的个体与社会行为，都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精神力量的启迪。它是一种倡导个人主权的哲学，也是一种追求社会和谐的理论。它是那股正在重塑世界、必将带来新纪元的伟大而充满活力的真理。

**少数人与多数人**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这个时代的趋势，那就是“数量至上”。大众意识无处不在，它摧毁了质量。我们的整个生活——生产、政治和教育——都建立在数量之上。那些曾经以工作的细致与质量为荣的工人，已被那些愚蠢无能的机械人取代，他们制造出大量对自己毫无价值、且对其他人有害的产品。因此，数量非但无法增加生活的舒适与安宁，反而增加了人类的负担。

在政治领域，唯有数量才是重要的。然而，随着数量的增加，原则、理想、正义与正直都被庞大的数字所淹没。在争夺霸权的斗争中，各个政党纷纷使出诡计、欺骗和阴险的手段，因为他们相信，无论谁获胜，都会被多数人视为胜利者。那就是唯一的神——成功。至于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对人格造成多严重的损害，根本无关紧要。要验证这一可悲的事实，我们无需走太远。

我们的政府所存在的腐败与堕落现象，从未像现在这样被彻底揭露；美国人民也从未如此清楚地看到那个政体的背叛本质——多年来，它一直自称无可指责，是制度的中流砥柱，是人民权利与自由的真正守护者。

然而，当那个政党的罪行变得如此明目张胆，连瞎子都能看出来时，它只需动动手脚，就能确保自己的霸权地位。于是，那些屡次受骗、遭背叛、蒙受屈辱的受害者，非但没有反抗，反而选择了支持胜利者。那些感到困惑的人不禁质疑：多数人怎会背叛美国的自由传统？他们的判断力与推理能力何在？事实就是，多数人根本无法理性思考，也没有判断力。由于缺乏创造力与道德勇气，多数人总是将自己的命运交到他人手中。他们无力承担责任，只会追随领导者，直至走向毁灭。斯托克曼博士说得对：“我们中间最危险的真理与正义的敌人，就是那些结成联盟的多数人，那些该死的联合多数人。”没有野心也没有主动性的这群人，最厌恶的就是创新。他们总是反对、谴责并迫害那些试图带来新理念的创新者与先驱。

当今社会反复出现的口号是：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社会主义者，都认为这是一个个人主义、少数人主导的时代。只有那些不深入探究真相的人，才会持有这种观点。难道不是那少数人积累了世界的财富吗？他们不就是局势的主宰者、绝对的王者吗？但实际上，他们的成功并非源于个人主义，而是源于大众的惰性、怯懦以及完全的顺从。大众只希望被支配、被引领、被强迫。至于个人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它从未有过如此低的表达机会，也从未有过以正常、健康的方式展现自身的可能。

那些秉持诚实理念的教育家、拥有独到见解的艺术家或作家、独立的科学家或探险家，以及那些坚决推动社会变革的先驱们，每天都在被那些因年龄增长而丧失了学习能力和创造力的人们逼入绝境。

像费雷尔这样的教育家根本不被容忍，而像艾略特和巴特勒教授那样提倡预消化食品的饮食学家，则成了这个充满平庸之辈、机械化人群时代的推动者。在文学与戏剧领域，汉弗莱·沃德和克莱德·菲奇斯是大众的偶像，却很少有人了解或欣赏爱默生、梭罗、惠特曼，以及易卜生、豪普特曼、巴特勒·叶芝或斯蒂芬·菲利普斯的才华与美妙之处。他们就像孤星，远在众人的视野之外。

出版商、剧院经理和评论家们并不追求艺术作品本身的质量，只关心它能否畅销，是否合乎大众的口味。唉，这种“口味”简直就是垃圾场——只要是不需要动脑筋就能接受的，他们就乐于接受。因此，平庸、普通、乏味的作品就成了主要的文学产出。

在艺术领域，我们面临的也是同样的悲惨现实。只要看看我们的公园和街道，就能意识到那些所谓“艺术作品”的丑陋与庸俗。显然，只有大多数人的口味才能容忍这种对艺术的亵渎。那些充斥在美国城市里的雕像，其构思虚假、制作粗劣，与真正的艺术毫无关系，就如同图腾与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一样毫无关联。然而，这类作品却是唯一能成功的“艺术”。那些不愿迎合世俗观念、勇于创新、努力忠实于生活的真正艺术天才，只能过上默默无闻、悲惨的生活。他们的作品或许有朝一日会成为大众的时尚，但那要等到他们耗尽心血之后，等到那些没有理想、没有远见的群体毁掉了这位大师的遗产之后。

有人说，如今的艺术家无法创作，因为他们就像普罗米修斯一样，被经济压力束缚在岩石之上。但实际上，所有时代的艺术都是如此。米开朗基罗依赖他的赞助人，就像今天的雕塑家或画家一样，只不过那个时代的艺术鉴赏家们远离了喧嚣的群众，他们能有机会在大师的圣地朝拜，就已经感到无比荣幸了。

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保护者只知道一个标准、一种价值——金钱。他们不关心任何伟大作品的品质，只在乎购买这些作品所需支付的金额。正如米尔博笔下的那位金融家那样……

“生意就是生意”——这句话背后隐含着某种色彩上的混乱与不协调，仿佛在说：“看看有多了不起吧，它可花了5万法郎呢。”就像那些靠投机手段发家的人一样，他们为那些所谓的“伟大艺术发现”付出的巨额代价，恰恰弥补了他们糟糕品味的缺陷。

社会中最不可饶恕的罪行，就是独立思考。在一个以民主为象征的国家里，这种现象如此明显，足以说明多数人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五十年前，温德尔·菲利普斯就说：“在我们这个绝对民主平等的国家里，公众舆论不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无处不在。人们无法逃避它的统治，也无法躲开它的影响。因此，如果你拿着古希腊式的灯笼去寻找，你会发现没有一个美国人不是认为，或者至少觉得自己会在事业、社交生活或商业活动中因为周围人的好感与投票而有所得失的。结果就是，我们并非由一个个敢于表达自己观点的个体组成，而是一群胆小鬼；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更像一群害怕彼此的人。显然，我们至今仍未摆脱温德尔·菲利普斯所描述的那种状况。”

如今，和过去一样，公众舆论依然是那个无处不在的暴君；如今，和过去一样，多数人依然是一群胆小鬼，愿意接受那些反映他们自身贫乏灵魂与思想的人。正因如此，像罗斯福这样的人才能如此崛起——他正是群体心理中最恶劣特质的体现。作为一名政治家，他知道多数人根本不在乎理想或诚信，他们追求的只是表面的炫耀。无论是狗展、斗殴、处决“黑鬼”、抓捕一些小罪犯、贵族女继承人的婚事，还是前总统的杂技表演，只要能带来视觉冲击，就能让民众欢欣鼓舞。因此，尽管缺乏理想且心灵庸俗，罗斯福依然能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另一方面，那些远超这些政治侏儒的人——那些有教养、有文化、有能力的人——却被嘲笑为软弱可欺之辈。声称我们生活在个人主义时代，实在荒谬至极。我们所处的，不过是历史上那种现象的又一次重复罢了。

一切追求进步、追求启蒙、追求科学，以及追求宗教、政治与经济自由的努力，都源自少数人，而非大众。如今依旧如此，那些少数人总是被误解、遭迫害、被监禁、受折磨甚至被杀害。

拿撒勒的倡导者所宣扬的兄弟情谊原则，只要还由少数人作为其象征，就能维持生命、真理与正义的种子。一旦被多数人掌握，这一伟大原则便变成了引发血腥与灾难的借口。对罗马强权的反抗犹如黑夜中的曙光，但只有当这种反抗出自胡斯、加尔文或路德这样的杰出人物之手时才是如此。然而，当大众也加入反对天主教的行列时，他们的残忍与嗜血程度丝毫不亚于敌人。那些不愿屈服于其命令的异端分子与少数人，真是悲惨至极。经过无尽的热忱、忍耐与牺牲之后，人类思想终于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少数人继续追求新的成就，而大众则因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扭曲的“真理”而落后。

在政治领域，若非有约翰·鲍尔斯、瓦特·泰勒、特尔以及无数为对抗国王与暴君而奋斗的杰出人物，人类依然会处于最彻底的奴役状态之中。没有这些先锋人物，法国大革命这一震撼世界的巨浪就不可能出现。重大事件往往是由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引发的。卡米耶·德穆兰的雄辩与激情，就如同耶利哥城前的号角，将那个象征着折磨、压迫与恐怖的堡垒——巴士底狱彻底摧毁。

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少数人肩负着伟大理念与解放事业的旗帜。而大众则不然，他们沉重的负担阻碍了自身的行动。这一事实在俄罗斯表现得尤为明显：成千上万的生命已被那残酷的政权夺走，但王座上的怪物依然没有得到满足。当思想、文化、文学以及最美好、最深刻的情感都在铁蹄下呻吟时，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存在呢？那些固执、迟钝、昏昏欲睡的大众——也就是俄罗斯的农民们，经过一个世纪的斗争与牺牲之后……

尽管遭受着难以言喻的苦难，人们仍然认为那根能扼杀“白手人”的绳子能带来好运。

在美国为自由而奋斗的过程中，大众同样成了障碍。时至今日，杰斐逊、帕特里克·亨利和托马斯·潘恩的思想仍被后人否定与践踏，大众根本不接受这些思想。人们已经忘记了林肯所体现出的伟大与勇气，也忘记了那些为那个时代奠定基础的人。真正为黑人带来希望的，是波士顿的那群战士——劳埃德·加里森、温德尔·菲利普斯、梭罗、玛格丽特·富勒以及西奥多·帕克。他们的勇气与坚定最终促成了约翰·布朗这样的英雄人物的诞生。他们不懈的努力、雄辩的口才以及坚定的意志，逐渐动摇了南方统治者的根基。直到废奴成为所有人公认的切实问题之后，林肯及其追随者才加入斗争。

大约五十年前，一个如流星般出现的理念出现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这个理念影响深远、具有革命性且包罗万象，令各地的暴君们心生恐惧；而对数百万人来说，它则带来了欢乐、希望与喜悦。那些先驱者们深知前路充满困难，知道会面临反对、迫害与种种艰辛，但他们依然骄傲而无畏地继续前进。如今，这个理念已变成一句流行的口号。几乎所有人都成了社会主义者：富人也好，穷人也好；维护法律与权威的人也好，犯错的人也好；自由思想家也好，信奉宗教谬论的人也好；时髦的女士也好，普通女工也好。为什么不可以呢？既然五十年前的真理已变成谎言，既然它失去了原有的想象力，也丧失了力量与革命理想——那又何妨？既然它不再是一种美好的愿景，而只是建立在多数人意愿之上的“实用方案”——那又何妨？人们用同样的政治手段每天哄骗、溺爱大众，用各种方式歌颂他们：那些贫穷的多数人、那些受到压迫的人、那些巨大的多数群体，只要他们愿意跟随我们即可。

有谁没听过这些陈词滥调？有谁不知道所有政客们总是重复的那些话呢？大众在流血，正在被掠夺和剥削——这一点我和那些利用选票来谋取私利的人一样清楚。但我坚持认为，造成这种糟糕状况的并非那少数的寄生虫，而是大众本身。他们依附于自己的主人，喜欢受压迫，一旦有人对资本主义权威或任何其他腐朽的制度提出抗议，他们就会第一个喊着“把他们处死！”然而，如果没有大众愿意充当士兵、警察、狱卒和刽子手，权威与私有财产又怎能存在下去呢？社会主义的煽动者们和我一样明白这一点，但他们仍然宣扬多数人的美德，因为他们的生存方式本身就是为了维持权力。而没有人数优势，又怎么可能获得权力呢？没错，权力、权威、强制力以及依赖关系都依赖于大众，但自由、个人自由的发展以及自由社会的诞生却永远不可能实现。

我并不是不同情那些受压迫的人、那些被剥夺权利的人；我也知道人们所过的那种生活是多么可耻、可怕且屈辱。但我并不因此就否定大众作为推动正义与平等的力量。哦，绝不是这样！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整体，大众从来都不追求正义或平等。他们压制人的声音，束缚人的精神，控制人的身体。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目标始终是让生活变得千篇一律、枯燥无味，就像沙漠一样。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永远都是个性、自由意志以及创造力的毁灭者。因此，我同意爱默生的观点：“大众愚昧、无能，他们的要求和影响力极具危害性，他们不需要被奉承，而需要接受教育。我不想向他们让步，而是要对他们进行训练、分化并瓦解他们，从而让个体从他们中间脱颖而出。大众啊！灾难就是大众。我根本不希望有大众，只希望有诚实的人，只有可爱、美好、有才华的女性。”

换句话说，社会和经济福祉的真正实现，只能依靠那些聪明少数的热情、勇气以及坚定的决心，而非大众的力量。

[1] 知识分子。

政治暴力的心理学

分析政治暴力的心理学不仅极其困难，而且充满危险。如果以理解的态度对待此类行为，就会立刻被指责为在歌颂它们；而如果对实施暴力的人表示同情，又可能被视为潜在的共犯。然而，唯有智慧与同情才能让我们更接近人类苦难的根源，并指引我们找到解决之道。

原始人由于不了解自然力量，因而惧怕它们的侵袭，试图躲避它们带来的威胁。当人类开始理解自然现象后，便意识到虽然这些现象会摧毁生命、造成巨大损失，但同时也能带来慰藉。对于那些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人来说，显然可以看出：我们社会经济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力量，最终会演变为政治暴力行为，这就好比大气中的恐怖力量以风暴和闪电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样。

要真正理解这一观点，就必须深切感受到社会不公所带来的屈辱；必须为数百万人每天所承受的痛苦、悲伤与绝望而心痛不已。事实上，除非我们真正融入人类群体，否则根本无法理解人类灵魂中积聚的正义之怒，以及那种必然引发风暴的强烈情感。

无知的民众会将那些对我们社会经济不公现象进行激烈抗议的人视为野兽、残忍无情的怪物，他们以破坏生命、沉浸在鲜血中为乐；或者至少认为他们是毫无责任的疯子。但实际上，事实远非如此。事实上，那些研究过这类人的性格与心理特征，或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人，都认同……

正是他们对周围的不公与邪恶的极度敏感，迫使他们为我们的社会罪行付出代价。那些最著名的作家和诗人，在探讨政治犯的心理时，都对他们给予了最高的赞誉。难道会有人认为这些人曾鼓动暴力，甚至赞同那些行为吗？当然不会。他们的态度其实就像社会观察者一样，明白每一起暴力行为背后都有其深刻的原因。

比约恩斯特耶尔内·比约恩松在《超越人类力量》的第二部分中强调：现代那些为信仰而流血、以微笑面对死亡的殉道者，正是在无政府主义者之中。他们如同基督一样坚信，自己的牺牲能够拯救人类。

法国小说家弗朗索瓦·科佩这样描述那名行刺者的心理：“读到关于瓦扬特被处决的细节后，我陷入了沉思。我想象着他紧绷着胸膛，迈着坚定的步伐，集中全部精力，目光紧紧盯着那把刀，最终向社会发出诅咒之声。然而，不知为何，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另一幅景象：在马戏团的长方形场地里，一群男女挤作一团，数千双眼睛注视着他们；而从巨大圆形剧场的各个台阶上，传来了‘向狮子们致敬！’的呼喊声，下方则是敞开的野兽笼子。”

“我不相信真的会有处决发生。首先，还没有人因此丧命，而且长期以来，人们都不习惯用最严厉的手段来惩罚未遂的犯罪行为。再者，尽管这起犯罪的意图十分可怕，但它其实出于一种抽象的理念，并非出于个人私利。那个人的过去、他那艰难的童年以及他所经历的种种苦难，都对他有利。独立的媒体也纷纷为他发声，声音响亮且富有说服力。有些人带着轻蔑的态度称这是‘纯粹的文学观点’，但事实上，艺术与思想界人士再次表达对这种暴行的厌恶，反而是对他们的一种荣誉。”

左拉在《萌芽》与《巴黎》中再次描绘了那些以暴力手段反抗现有制度来结束自己人生的人所具有的温柔与善良，以及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最能理解恐怖分子心理的人当属哈蒙先生。他撰写了出色的著作《职业军人的心理学》，并得出了如下结论：

“通过理性分析方法所验证的实证研究，我们能够确定一种理想的无政府主义者类型，其心理特征是由各种共同的心理特点构成的。每个无政府主义者都具备一定程度的这种理想特征，因此我们可以将他们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可以这样定义：他们具有某种形式的反抗精神——无论是反对、探究、批评还是创新；他们极度热爱自由，这种自由主义可能是利己的或个人主义的；他们充满好奇心，渴望了解一切。此外，他们还拥有对他人强烈的关爱之情、高度发达的道德敏感性、深刻的正义感，以及强烈的使命感。”

阿尔文·F·桑伯恩认为，除了上述特征之外，还应该加上这些优秀的品质：对动物极为怜爱，其温柔程度超过日常生活中的所有关系；举止极为沉稳；生活节俭而有规律，甚至生活简朴；并且拥有无与伦比的勇气。[2]

“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街头的人们在指责无政府主义者，或是将某个他们此刻视为仇敌的政党视为某些暴行的罪魁祸首时，似乎总是忘记了这个事实。那就是，自古以来，杀戮行为一直是那些受到压迫、陷入绝境的群体和个人，对于他们认为无法忍受的同胞所犯下的过错所做出的反应。这类行为其实是针对暴力——无论是侵略性暴力还是压制性暴力——的激烈反击；它是被激怒且绝望的人性为争取生存空间而进行的最后挣扎。其根源并非某种特定的信念，而是人性本身的深处。整个政治与社会历史进程中到处都有这一事实的例证。不必再举例子，只需看看三个最为臭名昭著的案例即可。”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有一些政党被逼陷入了暴力行为：意大利的马志尼主义者、爱尔兰的芬尼亚人以及俄罗斯的恐怖分子。这些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吗？不是。他们三者的政治观点也并不相同——马志尼主义者是共和主义者，芬尼亚人是政治分离主义者，而俄罗斯人则是社会民主党人或立宪主义者。但所有人都是因为在绝境之下才被迫采取这种极端的反抗手段的。当我们把目光从这些政党转向那些也有类似行为的个人时，就会震惊于有多少人因为极度绝望而做出明显违背其社会本能的暴力行为。

“既然无政府主义已成为社会中的一股力量，那么这类行为有时就会由无政府主义者实施，也会由其他人犯下。因为无论人类心灵接受何种新的信仰，哪怕是最崇尚和平与人道的信仰，一旦出现，带来的也并非和平，而是冲突；这并非因为该信仰本身具有暴力或反社会的性质，而只是因为任何新的、具有创造性的理念都会在人们心中引发动荡，无论他们是否接受它。而无政府主义这种理念，一方面威胁着一切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则描绘出一种通过反抗现有不公来实现自由与高尚生活的图景，因此必然会引发最激烈的反对，让旧有的压迫力量与新希望带来的动荡力量发生激烈冲突。”

“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任何关于美好生活的愿景都会让现状显得更加难以忍受，从而促使那些受苦的人竭力争取改善自己的处境。但如果这些努力反而只会带来更严重的苦难，人们就会陷入极度绝望之中。例如，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那些受到剥削的工人，一旦看到工作和生活本应有的样子，就会觉得目前的辛苦与肮脏简直无法忍受；即便他们有决心和勇气继续努力工作，等待新的理念普及以带来更好的时代，仅仅因为他们持有这样的理念并试图传播它们，就会与雇主产生矛盾。成千上万的社会主义者，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仅仅因为他们的观点就失去了工作机会。

那些天赋异禀的工匠，如果他们还是热心的宣传者，就有希望获得稳定的工作。而那些头脑中充满新思想、眼前浮现出为受苦受难的人们带来新希望的景象、并且明白自己与同伴的苦难并非源于命运的残酷，而是人类自身的不公的人，当他们看到自己所珍视的人正在挨饿，而自己也同样处于饥饿之中时，他们会怎样呢？在如此困境中，有些天性并非最缺乏社交能力或最麻木不仁的人会变得暴力，他们甚至会认为自己的暴力行为是正义的，而非反社会的；他们认为自己在适当的时候采取行动，其实是为了捍卫那些在自身及同伴身上遭受侵害的人性。我们这些并未身处这种可怕境遇的人，难道就要冷眼旁观，无情地谴责这些可怜的受害者吗？难道我们要把那些以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来抗议不公、宁愿牺牲生命也要反抗的人视为恶徒吗？难道我们要加入那些无知而残忍的呼声，将这些人污蔑为在和谐安宁的社会中肆意作恶的怪物吗？绝不！我们对谋杀行为的憎恶之情，对于那些为马塔贝勒人屠杀辩护、对绞刑和轰炸行为漠不关心的人来说或许显得过于夸张，但在我们讨论的这类杀人或企图杀人的案件中，我们拒绝犯下那种将全部责任推给行凶者的残酷不公行为。这些杀戮行为的罪责在于每一个有意或因冷漠而助长导致人们绝望的社会状况的男女。那些不惜付出自己生命的代价来抗议同胞所遭受的不公的人，与那些主动或被动支持残酷与不公的人相比，简直就是圣人，即便他们的抗议会夺走其他人的生命。那么，社会上那些毫无过错的人，就让他们先向这样的人扔石头吧。[3]

如今，每一起政治暴力事件都被归咎于无政府主义者，这其实并不奇怪。然而，几乎所有了解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人都知道，实际上有许多暴力行为并非出自无政府主义者的手。

无政府主义者们不得不承受苦难——这些苦难要么源于资本主义媒体的恶意抹黑，要么是警方直接或间接策划的结果。多年来，西班牙一直发生暴力事件，而无政府主义者们却被视为罪魁祸首，他们像野兽一样被追捕并关进监狱。后来才发现，这些暴行的实施者并非无政府主义者，而是警察部门的成员。这一丑闻影响极为广泛，以至于西班牙的保守派报纸要求逮捕并惩处犯罪团伙的头目胡安·鲁尔，他最终被判处死刑并执行。审判过程中出现的惊人证据迫使警察局长莫门托彻底为无政府主义者们洗清长期以来的嫌疑。这导致多名警察官员被解职，其中包括特雷索尔斯警官；为了报复，他揭露了在那些投弹警察背后还有地位更高的人在为他们提供资金并保护他们。这就是人为制造无政府主义阴谋的众多典型例子之一。美国警察同样能够轻易作伪证，他们与欧洲的同行一样残忍、野蛮且狡猾，这一点已经多次得到证明。我们只需回想一下1887年11月11日发生的海马克特暴动那场悲剧即可。任何了解该案件的人都不会怀疑，在芝加哥被司法处死的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其实是被虚伪、嗜血的媒体以及残酷的警察阴谋所害的。加里法官自己不也说过吗：“你们之所以受审，并非因为你们制造了海马克特炸弹，而是因为你们是无政府主义者。”阿尔特格尔德州长对这一美国历史上的污点的公正而详尽的分析，进一步证明了加里法官的残忍与虚伪。正因如此，阿尔特格尔德才决定赦免那三名无政府主义者，从而赢得了全世界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的尊敬。

当我们回顾1901年9月6日的那场悲剧时，就会看到一个极为鲜明的例子：社会理论其实根本无法解释政治暴力行为背后的原因。“无政府主义者莱昂·乔尔戈什是受艾玛·戈德曼的煽动才犯下此罪的。”当然，她甚至在自己出生之前就在煽动暴力行为，而死后也仍会继续如此。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一切皆有可能。

时至今日，距离那场悲剧已经过去了九年，无数证据都证明艾玛·戈德曼与此事毫无关系，也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乔尔戈什曾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我们仍然面对着警方编造、媒体不断传播的谎言。从来没有人听到过乔尔戈什说过那样的话，也没有任何书面记录能证明他曾提出过这样的指控。这一切不过是无知与疯狂的歇斯底里罢了，它们根本无法解决最基本的因果关系问题。

一个自由共和国的总统被杀！除了袭击者一定是疯子，或是受到了某种煽动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原因呢？

自由共和国！多么荒谬的谎言啊！它持续欺骗着人们，让那些相对聪明的人也无法看清其荒诞的本质。自由共和国！然而在三十多年后，一小群寄生虫竟然成功掠夺了美国人民的财富，践踏了这个国家先辈们所确立的、旨在为每一个男女老少保障“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基本原则。三十年来，他们一直以广大工人为代价来积累自己的财富和权力，从而导致失业者、饥饿者、无家可归者以及没有朋友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四处奔波，试图找到工作。多年来，家庭的重担落在了孩子们身上，而父母则为了微薄的收入耗尽了自己的生命与体力。三十年来，美国强壮的男人们一直在工业战争的战场上牺牲，女人们则在腐败的工厂环境中遭受压迫。多年来，这种破坏国家健康、活力与自豪感的行为一直在持续，而那些被剥夺权利、受压迫的人们却几乎没有任何反抗。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着。在这片“属于我们的自由土地”上，那些掌权者因成功与胜利而变得愈发狂妄，他们不择手段地与腐朽的欧洲暴政争夺霸权。

那些虚伪的媒体试图将莱昂·乔尔戈什描绘成外国人，但这是徒劳的。他其实是我们美国这片自由土地上的产物，是“我的祖国属于你，美丽的自由之地”这一理念的孕育者。

谁知道这个美国人究竟在多少次七月四日庆典或阵亡将士纪念日上自豪地表达对国家的敬意呢？谁又知道他并非不愿意“为祖国而战、为她的自由而牺牲”呢？直到他意识到自己所属的群体其实根本没有国家——因为他们的一切都被夺走了；直到他明白自己年轻时梦寐以求的自由与独立不过是一场闹剧。可怜的莱昂·乔尔戈什，你的罪行仅仅是因为拥有过于敏感的社会意识罢了。与你那些没有理想、愚蠢至极的美国同胞不同，你的理想超越了物质利益与金钱。难怪在审判时，你在那群愤怒的暴民中给唯一一个有理智的人——一名女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被认为是个有着远见的人，完全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你那双充满幻想的大眼睛一定看到了新的、辉煌的黎明。

再来看最近一起由警方捏造的无政府主义阴谋事件。在那个血迹斑斑的芝加哥，有个名叫阿弗布赫的年轻人企图谋杀警察局长希皮。立刻就有消息传遍了世界各地，称阿弗布赫是无政府主义者，而这一行径也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为。所有被认为持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都被严密监视，许多人被逮捕，某个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图书馆也被没收，所有的集会都被禁止。不用说，和以往一样，我必然要为这一行为负责。显然，美国警方认为我拥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我并不认识阿弗布赫，事实上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我唯一可能与他“合谋”的方式，就是通过我的星体形态。不过，警方根本不在乎逻辑与正义，他们只想要一个替罪羊，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无知。

其动机，以及政治行为的心理根源是什么？阿韦尔布赫是无政府主义者吗？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在这个国家只待了三个月，不懂当地语言，据我所知，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也根本不认识他。

是什么促使他做出那种行为呢？与大多数年轻的俄罗斯移民一样，阿韦尔布赫无疑相信美国所宣称的“自由”。他在失业者游行被暴力驱散时，首次经历了警察的暴力对待。后来，在试图寻找工作却徒劳无功的过程中，他又体会到了美国所谓的“平等与机会”不过是幻想而已。简而言之，他在这片所谓“美好”的土地上仅待了三个月，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那些被剥夺权利的人在世界各地都处于同样的境地。在他的祖国，他可能已经了解到——生存面前没有法则可言，俄罗斯警察与美国警察之间并无区别。

对于有见识的社会学者来说，问题不在于乔尔戈什或阿韦尔布赫的行为是否“实用”，就如同不会去问雷暴是否“实用”一样。真正能打动有思想、有情感的人的，是看到在所谓自由的共和国里，无辜者遭到残酷殴打，以及那些令人屈辱、摧毁灵魂的经济斗争——这些景象为乔尔戈什或阿韦尔布赫这类内心充满愤怒的人提供了点燃反抗之火的契机。再多的迫害、追杀和压制，都无法阻止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

不过，常有人会问：那些公认的无政府主义者难道没有实施过暴力行为吗？当然有过，但他们总是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我的观点是，他们这么做并非出于无政府主义的教义，而是由于种种压力使得他们敏感的天性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状况。显然，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还是其他任何将人视为有意识社会单元的社会理论，都会成为引发反抗的催化剂。这并非空话，而是所有经验都证实的事实。仔细研究与此相关的情况，就能进一步阐明我的观点。

让我们来看看过去二十年中一些最重要的无政府主义暴力事件吧。虽然听起来有些奇怪，但其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1892年，美国发生了与霍姆斯特德罢工相关的政治暴力事件。在那个值得铭记的时期，卡内基钢铁公司策划了一场阴谋，企图镇压钢铁工人联合协会。当时担任该公司董事长的亨利·克莱·弗里克被委以执行这一任务的职责。他立即开始实施瓦解工会的政策——这一政策在他统治焦炭生产区的时期就已经得到过成功运用。在和平谈判被故意拖延的同时，弗里克秘密监督着各项军事准备工作：加强霍姆斯特德钢铁厂的防御工事，建造带刺铁丝网的高围栏，并在围栏上设置供狙击手使用的射击孔。随后，在深夜时分，他试图带领他的私人武装——平克顿打手们潜入霍姆斯特德，这一举动引发了针对钢铁工人的残酷屠杀。对于平克顿打手造成的11人死亡的后果，亨利·克莱·弗里克仍不满足，这位自诩为虔诚基督徒和自由美国人的家伙，还命令那些无助的妇女和孤儿们离开那破旧的公司宿舍。

这些残忍的暴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愤怒。数百人发声抗议，要求弗里克停止这种行为，不要做得太过分。的确，有数百人提出了抗议——就像有人会讨厌苍蝇一样。但在霍姆斯特德发生的暴行面前，只有一个人做出了积极回应，那就是亚历山大·伯克曼。没错，他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以自己的无政府主义身份为荣，因为唯有这种信念才能让他内心渴望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矛盾变得可以忍受。不过，推动亚历山大·伯克曼采取行动、试图谋杀亨利·克莱·弗里克的，并非无政府主义本身，而是那11名钢铁工人的惨死。

欧洲的政治暴力事件记录中，也有许多令人震惊的例子，显示出环境对敏感之人的影响。1894年，瓦扬在巴黎众议院引爆炸弹，他在法庭上的陈述恰恰揭示了这类行为的心理机制。

“先生们，再过几分钟你们就要做出裁决了。但即便听到判决结果，我至少也能感到一丝满足——因为我已经伤害了那个腐朽的社会，那个可恶的社会：在那里，一个人可以白白浪费足以养活数千户人家的财富；那个让少数人垄断所有社会财富的社会，而数十万不幸的人甚至连狗都不愿给他们的食物都没有，还有整户人家因为缺乏生活必需品而选择自杀。

“啊，先生们，如果统治阶层能够走到那些不幸者中间该多好！但他们却宁愿对他们的呼喊充耳不闻。似乎有一种命运的力量在驱使他们，就像18世纪的王室一样，走向必将吞噬他们的深渊。那些对饥饿者的呼救置若罔闻的人有祸了，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便有权剥削他人的人也有祸了！总会有那么一天，民众不再理智，他们会像飓风般崛起，又像洪流般席卷一切。到那时，我们就会看到那些人的头颅被插在长矛上。

“先生们，在那些被剥削的人当中，分为两类：一类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顺其自然地生活，认为自己生来就是奴隶，满足于用劳动换来的微薄报酬。而另一类人则不同，他们会思考、会学习，通过观察发现社会中的不公。如果他们能看清现实，却还要为别人的苦难而痛苦，这难道是他们的错吗？于是他们投身于斗争，成为民众诉求的代言人。

“先生们，我就是属于后者的人之一。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能看到那些在资本枷锁下苦苦挣扎的不幸者。无论在何处，我都看到同样的伤痛，让人们流下血泪——即便是在南美洲那些偏远的居民区也是如此。我原以为，那些厌倦了文明带来的痛苦的人，可以在棕榈树荫下休息，研究大自然。然而，即便在那里，我也看到资本如同吸血鬼一般，榨取那些不幸之人的最后一滴鲜血。

“后来我回到了法国，却不得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人遭受残酷的折磨。这成了我悲伤之杯中的最后一滴水。”

我受够了这种充满苦难与懦弱的生活，于是带着这颗炸弹，去对付那些应为社会苦难负责的人。

“有人因为我投掷的弹丸而受伤，因而指责我。请允许我顺便指出：如果资产阶级在革命期间没有进行屠杀或煽动屠杀，他们很可能至今仍受贵族的压迫。再看看在东京、马达加斯加、达荷美等地死亡的和受伤的人吧，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甚至数以百万计的在工厂、矿山以及一切资本压迫严重的地方死去的人。还有那些因饥饿而死的人。而这一切都是在我们议员们的默许之下发生的。面对这一切，现在对我的指责又算得了什么！”

“的确，这些过错无法相互抵消；但当我们反击来自上层的攻击时，不也是出于自卫吗？我很清楚，会有人说我本应仅通过言语来为人民的权益辩护。但还能指望什么呢？必须用响亮的声音才能让聋子听见。他们长期以来一直用监禁、绞刑和枪杀来回应我们的声音。请不要误会：我炸弹的爆炸不仅是叛逆者瓦扬特的呼喊，更是整个阶级为捍卫自身权利而发出的呐喊，他们很快就会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决心。因为可以肯定，他们制定的法律是徒劳的。思想家们的理念不会停止传播；正如上个世纪，所有的政府力量都无法阻止狄德罗和伏尔泰在民众中传播解放思想一样，现有的所有政府力量也无法阻止雷克吕斯、达尔文、斯宾塞、易卜生、米尔博等人传播正义与自由的理念，这些理念将会消除那些让大众处于无知状态的偏见。而这些受到受苦者欢迎的理念，会像在我身上那样转化为反抗的行动，直到权威消失的那一天——到那时，所有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组织生活，每个人都能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那些被称为偏见的道德弊病也会消失，人们将能够和谐共处，唯一的愿望就是研究科学并关爱彼此。”

“先生们，我最后要说的是：在一个存在着如此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的社会里——到处都是因贫困而导致的自杀事件，街头巷尾充斥着卖淫行为；这样的社会，其所谓的‘象征性建筑’不过是兵营和监狱而已。这样的社会必须尽快被改造，否则就会从人类社会中彻底消失。那些不惜一切手段为这一变革而努力的人，值得敬仰！正是这个理念指引着我与权威势力抗争，但在这场斗争中我只伤到了对手，现在轮到对手来攻击我了。”

“先生们，你们要对我施加什么惩罚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这个群体，我不禁会微笑：你们这些迷失在物质世界中的微不足道的存在，仅仅因为拥有脊椎的延伸部分就自以为有资格去评判自己的同类。”

“啊！先生们，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你们的集会和裁决实在微不足道；而人类历史本身，也只不过是那股推动它不断前进的巨大力量中的一个小小存在罢了。它终将消失，或者至少会被改变，然后再次重复同样的历史和同样的故事——这真是宇宙力量永无止境地循环往复的体现。”

难道还会有人认为瓦扬是个无知、邪恶或疯狂的人吗？他的思维何尝不是极为清晰、富有分析能力的呢？难怪法国的顶尖知识分子们都站出来为他发声，他们向卡诺总统递交请愿书，请求减轻瓦扬的死刑。

但卡诺拒绝接受任何恳求；他不仅想要瓦扬的肉体，还想要他的生命。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卡诺总统被杀。在刺客使用的匕首柄上，刻着这样一句话：

“瓦扬！”

圣塔·卡塞里奥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本可以逃脱、拯救自己，但他选择留下来，承担一切后果。

他为自己所做的事给出的理由如此简单、庄重且充满童真，让人想起乡村小学的老师、意大利诗人阿达·内格里对卡塞里奥的赞美之词——她将他比作一株娇弱柔嫩的植物，其质地过于细腻敏感，无法承受这个世界的残酷考验。

“各位陪审员！我并不打算为自己辩护，只是想解释我的行为。

“从小我就意识到当前的社会秩序极为混乱，糟糕到每天都有许多可怜的人自杀，留下妻儿陷入极度困境。成千上万的工人找不到工作，贫困的家庭为食物而乞讨，冻得发抖；他们遭受着极大的苦难。年幼的孩子向悲惨的母亲要食物，但母亲们因一无所有而无法给予。家里为数不多的物品早已被卖掉或典当。他们只能乞讨，还常常被当作流浪汉逮捕。

“我离开故乡，是因为看到八九岁的小女孩不得不每天工作15小时，却只能得到20分钱的微薄报酬，这常常让我泪流满面。18、20岁的年轻女性也每天工作15小时，得到的报酬更是少得可笑。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我的同胞身上，所有工人都是如此——他们整日辛苦劳作只为换取一口面包，而他们的劳动却创造了大量财富。工人们不得不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生活，他们的食物只有少量面包、几勺米饭和水；等到30或40岁时，他们就已经筋疲力尽，最终在医院里死去。此外，由于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这些不幸的人中有数百人死于糙皮病——据医生所说，这种疾病多发生在那些饮食不足、生活艰苦的人身上。”

“我注意到，有很多人处于饥饿之中，许多儿童也在受苦，而城镇里却有大量的面包和衣物。我看到许多大型商店里摆满了衣服和羊毛制品，还有仓库里堆满了小麦和玉米，这些都可以用来帮助那些贫困的人。另一方面，我又看到成千上万不工作、什么也不创造、靠他人劳动为生的人；他们每天花费数千法郎来享受娱乐，还勾引工人的女儿们；他们拥有四十到五十间房间的宅邸、二三十匹马以及众多仆人，总之，他们拥有一切生活上的享乐。

我曾经相信上帝，但当我看到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不平等时，我就意识到并非上帝创造了人类，而是人类创造了上帝。我还发现，那些希望自己的财产能得到保护的人，会刻意宣扬天堂与地狱的存在，让人们保持无知状态。

不久前，瓦扬特为了抗议现行的社会制度，在众议院投掷了炸弹。他没有杀死任何人，只伤了几个人，然而资产阶级的司法系统还是判他死刑。他们不仅判定他有罪，还开始追捕无政府主义者，不仅逮捕那些与瓦扬特有过接触的人，甚至那些只是参加过无政府主义讲座的人也被抓了起来。

政府根本不在乎这些人的妻儿。他们没有考虑到，被关在监狱里的男人并不是唯一受苦的人，他们的孩子也在为食物哭泣。资产阶级的司法系统根本不会关心这些无辜的人，因为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他们的父亲被关在监狱里并非他们的错，他们只是想要吃饭而已。

政府继续搜查私人住宅、拆阅私人信件、禁止举办讲座和集会，对我们实施着极其恶劣的压迫。即便到现在，仍有数百名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在报纸上撰文或公开表达观点而被捕。

各位陪审员，你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代表。如果你们想取我的头颅，那就拿去吧；但不要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无政府主义的传播。请记住，人终将自食其果。”

1896年，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一场宗教游行期间，有人投掷了炸弹。立刻就有300名男女被捕。其中有一些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大多数是工会成员和社会主义者。他们被关进蒙朱伊奇那座可怕的监狱，遭受了极其残酷的折磨。在许多人被杀或精神失常之后，欧洲的自由派媒体开始关注他们的处境，最终使得一些幸存者获释。

导致宗教审判制度再度出现的罪魁祸首是西班牙首相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正是他下令对受害者实施折磨——烧灼他们的肉体、碾碎他们的骨头、割掉他们的舌头。在古巴执政期间，卡诺瓦斯早已习惯了使用暴力手段，他对那些呼唤正义与良知的呼声完全置之不理。

1897年，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被一名年轻的意大利人安吉奥利洛枪杀。安吉奥利洛在祖国是一名编辑，他大胆的言论很快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迫害随之开始，安吉奥利洛便从意大利逃往西班牙，再前往法国和比利时，最终在英格兰定居。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份作曲师的工作，并很快赢得了所有同事的友谊。其中一位同事这样描述安吉奥利洛：“他的外表更像是记者，而非古腾堡的弟子。他那双纤细的手也表明他并非在残酷的环境中长大。他有着英俊坦率的面容、柔软的深色头发以及机敏的神情，完全是那种活泼的南方人的典型形象。安吉奥利洛会说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但不会英语；我所懂的少量法语根本不足以进行长时间的对话。不过，安吉奥利洛很快就学会了英语，他学习得很快，而且很轻松，不久之后就在同事们中间变得非常受欢迎。他那高贵而又谦逊的举止，以及对同事们的关怀，让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喜爱。”

安吉奥利洛很快便了解了媒体上的相关报道。他读到了人们对蒙朱伊奇那些无助受害者的深切同情。在特拉法加广场上，他亲眼目睹了那些暴行的后果——那些从卡诺瓦斯的魔掌中逃脱的少数西班牙人……

来到英格兰寻求庇护。在那次大会上，这些人敞开衬衫，展示着那些可怕的烧伤疤痕。安吉奥利洛看到了这一幕，其震撼程度远远超过任何理论描述；那种冲动无法用言语表达，也无法用逻辑说服，甚至超出了他自身的控制。

西班牙首相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曾住在圣阿格达。通常情况下，所有陌生人都会被禁止接近这位高贵的领袖。不过，有一位外表出众、穿着考究的意大利人例外——据推测，他是某家重要报刊的代表。这位尊贵的绅士就是安吉奥利洛。

卡诺瓦斯先生正要离开住所，走到阳台上时，安吉奥利洛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一声枪响过后，卡诺瓦斯倒地身亡。

首相的妻子冲到现场，指着安吉奥利洛大喊：“凶手！凶手！”安吉奥利洛鞠躬说道：“请原谅，夫人，我尊重您作为女士的身份，但很遗憾您是那个男人的妻子。”

安吉奥利洛平静地面对死亡——对于一个心灵如孩童般纯真的人来说，这是最可怕的死亡方式。

他被勒死。他的尸体躺在阳光下，直到夜幕降临。人们纷纷赶来，用恐惧和惊骇的目光指着他说：“看，那就是罪犯，那个残忍的杀人犯。”

无知真是愚蠢又残忍！它总是误解一切，总是加以谴责。

与安吉奥利洛的案件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的，还有加埃塔诺·布雷西的行径——他对翁贝托国王的暗杀行为让一座美国城市声名大噪。

布雷西也来到了这个充满机遇的国家，在这里只要努力就能获得成功。没错，他也要尝试取得成功。他

他会努力工作，忠于职守。对他而言，工作并不可怕，只要它能帮助他实现独立、成为真正的男人、获得自尊心即可。

怀着满腔希望与热情，他在新泽西州的帕特森安顿下来，并在当地的某家纺织厂找到了一份每周六美元的高薪工作。对于意大利人来说，每周六美元无疑是一笔巨款，但在这个新国家里却远远不够维持生计。他深爱着自己的小家，是个好丈夫，也是一位深爱着女儿比安卡的尽责父亲。他辛勤工作了多年，最终终于从每周六美元的工资中攒下了一百美元。

布雷西有一个理想。我知道，对于一个工人来说拥有理想实在愚蠢——那是在帕特森出版的无政府主义报纸《社会问题》上所宣扬的理念。

尽管工作十分疲惫，他仍每周都会帮忙筹备这份报纸。他会一直工作到深夜。当这家小报即将陷入绝境、同事们也感到绝望时，布雷西用自己多年积攒的一百美元带来了希望与欢乐，这笔钱让报纸得以继续出版。

在他的祖国，人们正在挨饿。农作物收成不佳，农民们面临着饥荒的威胁。他们向善良的乌姆贝托国王求助，希望他能提供帮助。国王确实给予了援助。那些前往国王宫殿的农民的妻子们，默默地抱着自己瘦骨嶙峋的婴儿——她们以为这定能打动国王的心。然而，士兵们却开枪杀死了那些可怜的人。

在帕特森的纺织厂工作的布雷西读到了关于那场可怕屠杀的消息。他脑海中浮现出祖国那些手无寸铁的妇女和无辜的婴儿在善良的国王面前被杀害的场景，他的心灵因恐惧而颤抖。夜里，他还听到伤员的呻吟声——其中一些人可能是他的同伴，是他自己的亲人。为什么，为什么要犯下如此残忍的罪行？

在帕特森举行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聚会几乎以斗殴告终。布雷西坚持要回他那一百美元。他的同伴们则恳求他再给他们一些时间，如果把钱还给他，报纸就会停刊。但布雷西坚决要求收回那笔钱。

无知真是既残忍又愚蠢。布雷西虽然得到了金钱，却失去了同志们的好感与信任。那些贪心超过理想的人，是绝不会再与他们有任何瓜葛的。

1900年7月29日，翁贝托国王在蒙佐遭到枪击。来自帕特森的年轻意大利织工盖塔诺·布雷西杀死了这位善良的国王。

帕特森被置于警方的监视之下，所有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人都会遭到追捕和迫害，布雷西的行径也被归咎于无政府主义的教义。仿佛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理念就能与那些寻求国王帮助的妇女和儿童所遭受的苦难相提并论；仿佛任何华丽的言辞都能像那些垂死之人的鲜血一样，以如此强烈的力量灼烧人的心灵。普通人很少会被言语或行为所打动；而那些以社会联系为纽带的人，则无需任何呼吁就能对社会的种种不公与恐怖作出反应——就像钢铁会被磁铁吸引一样。

如果某种社会理论会诱发政治暴力行为，那又该如何解释印度近期发生的暴力事件呢？因为在印度，无政府主义几乎从未出现过。与其他古老哲学相比，印度教更推崇消极抵抗、顺其自然以及涅槃作为最高的精神理想。然而，印度的社会动荡却与日俱增，最近甚至还发生了印度教徒马达尔·索尔·丁格拉杀害柯松·威利爵士的政治暴力事件。

既然在这样一个几个世纪以来都深受消极思想影响的国家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那么我们还能怀疑严重的社会不公会对人性产生的巨大变革作用吗？我们还能质疑以下这些话的逻辑性与合理性吗？

“自从我们开始抵制英国商品以来，镇压、暴政以及对无辜者的肆意惩罚就一直是印度外来统治政府的行事准则。如今，英国人的残暴本性在印度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以为凭借武力就能征服印度！正是这种傲慢导致了炸弹袭击事件的发生，而他们越是施暴……”

面对无助且手无寸铁的民众，恐怖主义只会愈演愈烈。我们或许会认为恐怖主义是荒谬的、与我们的文化格格不入的，但只要这种暴政持续存在，恐怖主义就不可避免——因为该受责备的并非恐怖分子，而是那些制造暴政的暴君。当无助且手无寸铁的民众陷入绝望之际，恐怖主义便成了他们唯一的出路。这绝非他们的过错，罪在暴君。[4]

就连保守派的科学家们也开始意识到，遗传并非塑造人类性格的唯一因素。在研究人类心理学时，还必须考虑气候、食物、职业，甚至是颜色、光线和声音等因素。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严重的社会不公必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人的心理与性格”这一观点就更加正确了。而那种认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或某些无政府主义者是政治暴力行为的罪魁祸首的刻板观念，显然是极其错误的。

与其他任何社会理论相比，无政府主义更重视人类的生命而非物质。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认同托尔斯泰的这一基本观点：如果生产某种商品需要牺牲人类的生命，那么社会就应该放弃这种商品，但却不能放弃那些生命。但这绝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主张人们屈服——因为它明白，所有的痛苦、苦难与邪恶都源于屈服。

多年前，不是有一位美国先贤说过，反抗暴政就是服从上帝吗？而他甚至都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认为，反抗暴政是人类最高的理想。只要暴政以任何形式存在，人类最深切的愿望就是反抗它，就像人类必须呼吸一样不可避免。

与资本和政府所实施的大规模暴力相比，政治暴力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几乎没有人愿意反抗，这恰恰证明了他们的内心与难以忍受的社会不公之间的冲突有多么可怕。

它们像小提琴的琴弦一样紧绷着，为生活而哭泣、呻吟——如此无情，如此残酷，如此不人道。在绝望的时刻，琴弦终于断了。那些听不见和谐音调的人只能听到刺耳的噪音；但那些能感受到那痛苦呼喊的人却能理解其中的和谐之美；他们从中听出了人性中最动人的时刻的体现。

这就是政治暴力的心理机制。

[1] 实施政治暴力行为的革命者。

[2] 巴黎与社会革命。

[3] 摘自伦敦自由团体出版的小册子。

[4] 自由印度。

监狱：一种社会犯罪与失败

1849年，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牢房墙上写下了《神父与魔鬼》的故事：

“喂，你这个胖小神父！”魔鬼对神父说，“你为什么要那样欺骗那些可怜又受蒙蔽的人？你描述的那些地狱之苦究竟是什么？难道你不知道他们在这世上就已经在承受着地狱般的痛苦吗？难道你不知道你和国家的统治者们其实是我在人间的代表吗？正是你们用你所威胁他们的那种地狱之苦来折磨他们。你难道不明白这一点吗？那么，跟我来吧！”

魔鬼抓住神父的领子，将他高高举起，带到一家工厂，一处炼铁厂。他看到那里的工人们在酷热中来回奔波、辛勤劳作。很快……

浓重闷热的空气与酷热让神父难以忍受。他含着泪水向魔鬼恳求：“放我走吧！让我离开这个地狱！”

“哦，我亲爱的朋友，我还要带你去看看更多的地方。”魔鬼再次抓住他，把他拖到一处农场。在那里，他看到工人们正在打谷。尘土与高温令人难以忍受。监工手持鞭子，对那些因劳累或饥饿而倒下的工人毫不留情地鞭打。

接着，神父被带到那些工人们与家人同住的简陋小屋——肮脏、寒冷、充满烟雾且气味难闻的窝棚。魔鬼露出笑容，指着眼前的贫穷与苦难。

“好了，这样还不够吗？”他问道。看来就连魔鬼也同情这些人了。这位虔诚的神之仆人实在无法再承受下去，他举起双手恳求道：“请让我离开这里吧！没错，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那么，你看到了吧。可你却还打算再给他们一个地狱。在他们身体已经近乎崩溃之时，你还继续折磨他们，让他们在精神上遭受痛苦！来吧，我再带你去一个地狱——最糟糕的那个。”

魔鬼把他带到一座监狱，让他看到地牢里的景象：污浊的空气，许多失去健康与力气的人躺在地上，身上爬满了啃食他们可怜、赤裸且消瘦身体的害虫。

“脱下你的丝绸衣服，”魔鬼对神父说，“戴上这些不幸之人所穿的沉重锁链，躺在又冷又脏的地板上——然后去跟他们谈论等待他们的地狱吧！”

“不，不行！”神父回答，“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了。请您让我离开这里吧！”

“没错，这就是地狱。没有比这更恶劣的地狱了。你难道不知道吗？你难道不知道那些被你用来吓唬他们的来世地狱的形象——其实他们早在死前就已经身处地狱之中了吗？”

这篇文章写于五十年前，地点是黑暗的俄罗斯，是一所极其可怕的监狱的墙上。然而，谁能否认这一情况在当今依然存在，甚至在美国的监狱里也是如此？

尽管我们有着种种所谓的改革、巨大的社会变革以及惊人的科学发现，人类仍然被关进最恶劣的“地狱”之中，在那里他们遭受侮辱、屈辱和折磨，只为了让社会能够“免受”自己制造出的危害。

监狱，竟是一种社会保护手段？究竟是哪颗疯狂的头脑会想到这种主意？这简直就跟说疾病可以通过大规模传播来得到预防一样荒谬。

在英格兰的监狱里度过了18个月的恐怖生活之后，奥斯卡·王尔德为世界留下了他的伟大作品《阅读目标之歌》：最恶劣的行为如同有毒的杂草，在监狱的空气中茁壮成长；唯有人性的美好品质才会在那里枯萎凋零。沉重的牢门由痛苦把守，而狱卒则代表着绝望。

社会仍在不断制造这种有害的环境，却没意识到从中产生的只会是最恶劣的后果。

目前，我们每天要花费3,500,000美元来维持监狱系统，每年总计1,000,095,000美元——这一数字几乎相当于小麦产量750,000,000美元与煤炭产量350,000,000美元的总和。华盛顿特区的布什内尔教授估计，监狱的年度成本为6,000,000,000美元，而美国著名的犯罪问题作家G.弗兰克·莱德斯顿则认为合理的数值为5,000,000,000美元。为了将如此多的人像野兽一样关在笼子里，竟然需要如此巨额的开支！[1]

然而犯罪率却在不断上升。据统计，如今美国的每百万人所犯下的罪行数量是……

二十年前就是如此。

最可怕的是，我们国家的主要犯罪行为是谋杀，而非像南方那样以抢劫、贪污或强奸为主。伦敦的面积是芝加哥的五倍，但芝加哥每年有118起谋杀案，而伦敦只有20起。芝加哥也并非犯罪率最高的城市——在排名中它仅位列第七，排名靠前的则是四座南方城市以及旧金山和洛杉矶。面对如此糟糕的状况，还谈论监狱能为社会带来的保护实在荒谬至极。

普通人的理解力往往较慢，但当一个耗资巨大、组织严密且高度集中的机构被证明是完全失败的社会制度时，就连最迟钝的人也会开始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再也不能仅仅因为某种制度是“神授的”或基于法律的权威就对其感到满意了。

过去几年里，针对监狱的种种调查、讨论与教育活动都充分表明，人们正在努力深入探究社会的根本问题，试图找出导致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之间巨大差异的根源。

那么，为什么监狱会成为一种社会罪恶与失败的表现呢？要回答这个重要问题，我们就需要了解犯罪的本质与成因、应对犯罪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在消除犯罪带来的危害方面的效果。

首先，关于犯罪的本质：

哈维洛克·埃利斯将犯罪分为四种类型：政治型、情感型、精神错乱型以及偶发性犯罪。他认为，政治犯其实是那些试图维护自身稳定的专制政府的受害者。他们并不一定犯了反社会罪行，只是试图推翻某种可能本身就具有反社会性质的政体。这一观点在全世界都得到认可，唯有美国仍存在这种愚蠢观念，认为在民主国家里不应有政治犯。然而约翰·布朗就是一名政治犯，其他一些人也是如此。

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们；所有的罢工者也是如此。哈维洛克·埃利斯认为，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或这个地方被视为政治罪犯的人，可能在另一个时代却是英雄、殉道者或圣人。龙勃罗梭则称政治罪犯是人类进步运动的真正先驱。

“出于激情而犯罪的罪犯，通常都是出身良好、生活诚实的人，他们因为在遭受了极大的不公正待遇后，才为自己讨回公道。”[2]

休·C·威尔在《警察的威胁》一书中提到了吉姆·弗拉赫蒂的案例——他也是出于激情而犯罪的人，但他非但没有得到社会的拯救，反而变成了酒鬼和惯犯，其家庭也因此陷入毁灭与贫困之中。

更令人同情的则是布兰德·惠特洛克小说《平衡的转变》中的主角阿奇，这部作品堪称美国最出色的犯罪题材小说。与弗拉赫蒂相比，阿奇更是被周围环境的残酷无情以及法律机制的无情迫害逼入了犯罪的深渊，最终走向死亡。阿奇和弗拉赫蒂只不过是成千上万这类人的代表而已，他们表明了犯罪的法律层面以及处理犯罪的方法是如何助长这种正在破坏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恶疾的。

“精神错乱的罪犯其实根本不能被视为罪犯，因为他们的心智状态就跟婴儿或动物没什么两样。”[3]

法律早已承认这一点，但只在那些极其恶劣的案例中，或者当罪犯拥有足够的财富来装作精神错乱时才会如此处理。如今，装作精神错乱已变成一种时尚。但总体而言，“正义的权威”依然会以最严厉的手段来惩罚那些精神错乱的罪犯。埃利斯引用了里希特博士的统计数据：在德国，144名精神错乱的罪犯中，有106人被判处了严厉的刑罚。

“偶尔出现的罪犯，实际上构成了监狱人口中最大的群体，因此他们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究竟是什么力量迫使如此众多的人走上犯罪道路，让他们宁愿在监狱里过悲惨的生活，也不愿过正常的生活呢？显然，那一定是一种强大的压迫力量，让受害者毫无逃脱的可能——因为即使是最堕落的人也依然热爱自由。

这种可怕的力量源于我们残酷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我并非要否认生物学、生理学或心理学因素在犯罪形成中的作用；但几乎没有哪位犯罪学家会否认，社会和经济因素才是最致命、最具破坏性的犯罪根源。即便存在天生的犯罪倾向，这些倾向也会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哈维洛克·埃利斯指出，针对个人的犯罪与酒精价格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而针对财产的犯罪则与小麦价格有关。他引用了凯特莱和拉卡萨涅的观点：前者认为社会是犯罪的制造者，而罪犯只是执行犯罪的工具；后者则认为“社会环境是犯罪滋生的土壤，罪犯不过是微生物，只有当它们找到适宜的环境时才会变得活跃起来；每个社会都会有与其状况相称的罪犯。”[4]

在最为“繁荣”的工业时代，工人仍然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来维持健康与活力。而所谓繁荣终究只是虚幻的概念，因此总有成千上万的人陷入失业的境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这些人在四处寻找工作或食物，却只能找到救济院或贫民窟。那些还保留着一丝自尊心的人，宁愿选择反抗，宁愿犯罪，也不愿过那种贫困且屈辱的生活。

爱德华·卡彭特估计，六分之五的应受起诉的犯罪行为都属于侵犯财产权的行为；但实际上这个数字还太低了。经过深入调查就会发现，十起犯罪中有九起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归因于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不公，归因于那种无情的剥削与掠夺制度。没有哪个罪犯会愚蠢到忽视这一事实，尽管他们可能无法解释其背后的原因。

哈维洛克·埃利斯、龙勃罗梭等杰出学者所编纂的犯罪哲学著作表明，罪犯们清楚地意识到，正是社会迫使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一位米兰的小偷对龙勃罗梭说：“我并非在抢劫，只是拿走富人多余的财物罢了；再说，律师和商人难道不也在抢劫吗？”一名杀人犯写道：“既然四分之三的社会美德其实都是懦弱的恶习，那么直接袭击富人总比用诡计行骗要体面些。”还有人写道：“我仅仅因为偷了六七个鸡蛋就被关进监狱。那些窃取数百万财富的官员却能受到表彰。可怜的意大利啊！”一名受过教育的囚犯对戴维特先生说：“社会的法律不过是为了让权贵和自私者掌握财富而制定的，它们剥夺了大多数人的权利与机会。他们为什么要因为我用类似的方法从那些本就不该拥有那么多财富的人手中夺取一些东西而惩罚我呢？”同一人还补充道：“宗教剥夺了灵魂的独立性；爱国主义则是对世俗的愚蠢崇拜，那些从中获利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了民众的幸福与安宁，而国家的法律则通过压制人的自然欲望，与人类内在的法则精神相冲突。与之相比，”他总结道，“偷窃反倒是一种体面的行为。”[5]

的确，这种哲学观点比所有关于法律与道德的书籍都更具有真理性。

既然经济、政治、道德和生理因素都是导致犯罪的根源，那社会又该如何应对呢？

毫无疑问，应对犯罪的方法已经发生了多次变化，但主要体现在理论层面。实际上，社会在处理罪犯时依然沿用着最原始的手段——报复。同时，社会也采用了神学上的观念，即惩罚；而所谓的“文明”手段则包括威慑、恐吓以及改造。不过，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四种方法全都彻底失败了，如今我们距离找到解决方案的距离仍然和黑暗时代时一样远。

原始人那种想要反击、为不公复仇的本能已经过时了。相反，那些缺乏勇气与胆量的文明人，则将为自己报仇的任务交给了有组织的机构，他们愚蠢地认为国家有权去做那些自己已没有勇气或决心去完成的事。法律的威严是基于理性原则的，它不会屈从于原始的本能；它的使命具有“更高”的性质。的确，法律仍然深受神学观念的影响，那些观念将惩罚视为一种净化手段或对罪孽的赎罪方式。但从法律和社会的角度来看，惩罚的目的不仅仅是给罪犯带来痛苦，更是为了对其他人起到震慑作用。

那么，惩罚的真正依据是什么呢？那就是自由意志的概念——即人始终拥有选择善恶的自由；如果他选择了恶，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尽管这一理论早已被推翻，被丢进历史的废墟之中，但整个政府体系仍在每天运用它，使其成为折磨人类生命的最残酷的工具。这一理论之所以能继续存在，是因为人们还抱有一种更为残忍的观念：惩罚带来的恐惧越大，其预防犯罪的效果就越好。

社会在处理社会犯罪者时采用了极其严厉的手段。可这些手段真的能起到威慑作用吗？虽然在美国，一个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应被视为无罪，但执法机构——警察们却实施着恐怖统治，他们随意逮捕人、殴打他人、使用野蛮的审讯手段，让受害者忍受警局里的恶劣环境以及狱卒们粗暴的言语。然而，犯罪行为仍在不断增多，社会也在为此付出代价。另一方面，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那些不幸的公民得到了法律的“恩惠”，被关进最糟糕的牢狱中时，他们真正的苦难才刚刚开始。他们被剥夺了作为人的权利，沦为人形机器，没有意志也没有情感，完全依赖那些残暴的看守的怜悯。与这种状况相比，野蛮的报复简直就是儿戏罢了。

在美国，没有一家监狱或感化院里不存在这样的折磨手段：用棍棒、镣铐、水刑、“蜂鸟”装置（一种通电设备，用于刺激人体）、单独监禁、斗牛场以及饥饿疗法来“改造”囚犯。在这些地方，囚犯的意志被摧毁，灵魂被贬低，精神被监狱生活中单调而残酷的日常所压制。在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宾夕法尼亚州、密苏里州以及南方地区，这类恐怖行为已经变得极为猖獗，甚至传到了外界；而在其他大多数监狱里，依然沿用着那些所谓的“基督教式”惩罚方法。不过，监狱的高墙往往能阻挡住囚犯们痛苦的呼喊——厚厚的墙壁会减弱声音。与其指望从这些20世纪的恐怖场所中获得保护，不如直接废除所有的监狱。

年复一年，监狱这个“地狱之门”不断向世界输送着一群体弱多病、形态扭曲、毫无意志力的人，他们的额头上仿佛带着该隐的印记，希望破灭，所有天性都被扼杀。面对的只有饥饿与非人道待遇，这些受害者很快又会陷入犯罪，因为那成了他们唯一的生存方式。那些在监狱里度过了一半甚至几乎全部人生的人并不罕见。我认识一位住在布莱克威尔岛的女性，她曾38次进出监狱；通过一位朋友，我还得知，在匹兹堡监狱里由他照顾过的17岁少年，从未体验过自由的滋味。从感化院到监狱，就是这个少年的人生轨迹，最终他在身体被摧残后，成为社会报复的牺牲品。这些个人经历有大量数据作为支撑，充分证明了监狱作为一种威慑或改造手段是完全无效的。

现在，一些心怀善意的人正在努力寻求解决监狱问题的新方法——让囚犯重新获得成为人的可能性。尽管这值得赞赏，但我担心，把好酒倒入发霉的瓶子中，是难以期望有好结果的。唯有彻底重建社会，才能让人类摆脱犯罪的危害。不过，如果我们的社会良知能够更加敏锐，或许就能为监狱制度带来新的改变。但首要步骤还是先改革社会本身。

人们的意识状况相当糟糕。遗憾的是，他们亟需意识到：犯罪其实只是程度问题，根据个人的精神、身体及社会环境不同，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着犯罪的倾向；而那些罪犯不过是整体社会趋势的体现罢了。

一旦社会意识被唤醒，普通人就能学会拒绝充当法律的“猎犬”这一“荣誉”。他们不会再迫害、轻视或怀疑那些犯错的人，而是给予他们与同龄人一起生活的机会。当然，要改变那些机构则更为困难——它们冷漠、难以接近且充满残酷性。不过，只要社会意识得到提升，或许就能让囚犯们摆脱狱警和看守的暴行。舆论是一把强大的武器，就连那些囚禁他人的人也会惧怕它。如果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工作离不开人性关怀，或许就会学会多一些人道精神。

但最重要的步骤是，为囚犯争取在狱中工作的权利，并给予一定的经济报酬，让他们能够为出狱后的新生活攒些钱。

考虑到连那些本身也是雇佣劳动者的工人都反对强迫劳动，那么对当前社会抱有太多期望几乎是荒谬的。我不会详细探讨这种反对意见的残酷之处，只想说明它的不可行性。首先，迄今为止，有组织的劳工团体所反对的，从来都是那种无意义的强制劳动形式。囚犯们一直都在工作，只不过过去是国家在剥削他们，就像个别雇主剥削有组织的劳工一样。各国要么让囚犯为政府工作，要么将他们的劳动力出租给私人。有29个州采用后一种方式，而联邦政府以及17个州则放弃了这种方式，欧洲的先进国家也是如此，因为这种做法会导致囚犯们过度劳累、遭受虐待，还会滋生无尽的腐败现象。

罗德岛州在奥尔德里奇的掌控下，堪称最恶劣的范例。根据1906年7月7日签订的为期五年的合同，私人承包商有权再续签五年，该合同规定将罗德岛监狱及普罗维登斯县监狱的囚犯劳动力以每人每天略低于25美分的费用出售给Reliance-Sterling制造公司。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监狱劳动剥削机构，它还租赁了康涅狄格州、密歇根州、印第安纳州、内布拉斯加州和南达科他州监狱以及新泽西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感化院的囚犯劳动力，总计11处设施。

从罗德岛州的合同可以看出这种腐败行为的严重性：同一家公司在内布拉斯加州为囚犯劳动支付的费用是每天62.5美分，而田纳西州从Gray-Dudley五金公司那里获得的报酬则是每天1.10美元；密苏里州从Star Overall制造公司获得每天70美分的报酬，西弗吉尼亚州从Kraft制造公司获得每天65美分的报酬，马里兰州则从衬衫制造商Oppenheim, Oberndorf & Co.那里获得每天55美分的报酬。如此巨大的价格差异足以说明其中存在严重的腐败行为。例如，Reliance-Sterling制造公司生产衬衫，使用免费劳动力的成本至少为每打1.20美元，而它却只向罗德岛州支付每打30美分。此外，该州还不向这家公司收取工厂使用费，电力、供暖、照明甚至排水系统也都无需付费，更不用说缴纳税款了。真是腐败至极！

据估计，该国每年通过囚犯劳动生产的衬衫和工装价值超过1200万美元。这是一项由女性从事的工作，由此可想见，大量免费的女性劳动力因此被取代。另一个问题是，那些本应学习技能以便出狱后能够自食其力的男性囚犯，却被迫从事根本无法赚钱的工作。更糟糕的是，许多这类劳动是在那些声称要培养囚犯成为有用公民的感化院中进行的。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从囚犯劳动中获取的巨额利润不断激励着那些承包商继续从事这种剥削行为。

这些州竟然会剥夺那些无助的囚犯应得的利益，实在太过分了。是时候让工会停止无谓的抗议，为囚犯争取像自己所要求的那样合理的报酬了。只有这样，工人才能消除那些让囚犯成为劳动阶级敌人的因素。我之前就说过，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囚犯因为没有技能、没有职业、没有生活来源而不得不重返社会。这些人总得生存下去，因为就连前囚犯也有各种需求。监狱生活使他们变得反社会，而出狱时面临的重重阻碍只会加剧他们的怨恨。最终，他们就会成为滋生罢工者、捣乱者以及警察等人的温床，而这些人都很乐意为雇主效力。因此，工会对监狱劳动的愚蠢反对实际上是在破坏自己的目标，它只会制造出阻碍经济改善的恶劣环境。如果工人想要避免这种状况，就必须坚持赋予囚犯工作的权利。

应当以兄弟的态度对待他，接纳他加入自己的组织，并在他的帮助下共同反抗那个压迫他们二人的制度。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死刑的残酷性与不合理性。那些相信并努力推动变革的人逐渐认识到，必须给人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而如果一个人要面对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的监禁，他又如何能够做到呢？自由与机会的希望才是维持生活的唯一动力，尤其是对囚犯而言。社会长期以来一直亏待他们——至少应该给他们留下这点希望。我并不乐观地认为社会会这么做，也不认为在导致囚犯与狱卒产生的那些状况被彻底消除之前，能出现真正的改变。从他的口中开出的是红玫瑰！从他的心中开出的是白玫瑰！因为谁又能知道，基督究竟以何种奇妙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旨意呢？毕竟，那位朝圣者手中那根看似毫无生机的枝条，竟然在伟大教皇的眼前绽放出了花朵。[1]《犯罪与罪犯》，W·C·欧文。[2]《罪犯》，哈维洛克·埃利斯。[3]《罪犯》。[4]《罪犯》。[5]《罪犯》。爱国主义：自由的威胁

什么是爱国主义？它是对故乡的热爱，是对那些承载着童年回忆、希望与梦想的地方的眷恋吗？是在那里，我们以孩童般的纯真心情望着天上的云朵，好奇自己为何不能像云朵那样飞得那么快？是在那里，我们数着天上无数闪烁的星星，担心每一颗星星都会变成一只“眼睛”，洞悉我们心灵的深处？是在那里，我们聆听鸟儿的歌声，渴望能拥有翅膀，像它们一样飞往远方？还是在那里，我们坐在母亲膝旁，聆听关于伟大功绩与征服的精彩故事？简而言之，它就是对那个充满幸福、欢乐与美好童年回忆的地方的挚爱。

如果这就是爱国主义的话，那么如今的美国人中几乎没人能被称为有爱国心，因为曾经的游乐场所早已变成了工厂、磨坊和矿场，机器的轰鸣声取代了鸟儿的歌声。我们也再也听不到那些关于伟大功绩的故事了，因为如今母亲们讲述的只是悲伤、泪水与痛苦的故事。

那么，什么是爱国主义呢？约翰逊博士说：“先生，爱国主义不过是恶人的最后手段。”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反爱国主义者列夫·托尔斯泰则将爱国主义定义为一种可以为培养杀人犯提供正当理由的观念——这种“职业”比起制造鞋子、衣服和房屋等生活必需品更需要先进的设备，而且能带来更高的收益与更大的荣耀。

另一位伟大的反爱国主义者古斯塔夫·埃尔韦也正确地将爱国主义称为一种迷信——一种比宗教更为有害、残酷且不人道的迷信。宗教迷信源于人类无法解释自然现象的能力。也就是说，当原始人听到雷声或看到闪电时，他们无法解释这些现象，于是认为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同样，他们也在雨声以及自然界的其他变化中看到了超自然的力量。而爱国主义则是一种通过谎言与虚假信息人为制造并维持下来的迷信；它剥夺了人的自尊与尊严，反而使人变得更加傲慢自大。

的确，自负、傲慢与自我中心正是爱国主义的本质。让我来举例说明。爱国主义认为地球被分割成一个个小区域，每个区域都被“铁门”围住；那些有幸出生在某个特定区域的人，会认为自己比其他区域的居民更优秀、更高贵、更伟大、更聪明。因此，生活在那个区域里的人就有责任通过战斗、杀戮乃至牺牲，来将自己的优越性强加于其他人之上。

当然，其他区域的居民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思考问题，结果就是从孩提时代起，孩子们的头脑就被关于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等等的恐怖故事所充斥。当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后，他们就会深信自己是被上帝选中来保卫自己的国家、抵御任何外来侵略的。正因如此，我们才呼吁建立更强大的军队和海军，需要更多的战舰和弹药。美国也在短时间内花费了四亿美元用于此目的。试想一下——这四亿美元是从人民的劳动成果中拿走的。显然，为爱国主义做出贡献的并非富人，因为他们是世界主义者，在任何地方都能如鱼得水。我们美国人很清楚这一事实：我们的美国富人不就是在法国是法国人、在德国是德国人、在英国是英国人吗？他们不是在挥霍着由美国工厂工人和棉花种植园奴隶辛苦挣来的财富吗？没错，他们的所谓“爱国主义”，就是能够在像俄罗斯沙皇这样的独裁者遭遇不幸时，以“代表人民”的名义向他表示慰问，就像罗斯福总统在谢尔盖乌斯遭到俄罗斯革命者惩罚时所做的那样。

这种“爱国主义”还会帮助杀人犯迪亚兹在墨西哥杀害成千上万的生命，甚至会协助在美国境内逮捕墨西哥革命者，并将他们关押在美国的监狱里，而毫无正当理由可言。

所以，爱国主义并非属于那些拥有财富与权力的人，它只适合普通人。这让人想起伏尔泰的挚友——腓特烈大帝的那句至理名言：“宗教是一种骗局，但为了大众的利益，必须维持它。”

考虑到以下数据，就没人会怀疑爱国主义其实是一种代价高昂的观念了。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世界各国在军队和海军上的开支持续上升，这一事实足以令所有关注经济问题的人感到震惊。我们可以通过将1881年至1905年这段时间划分为五个五年期，然后统计每个时期中几个主要国家在军队和海军方面的支出情况，从而大致了解这一趋势。从第一个时期到最后一个时期，英国的军费支出从2,101,848,936美元增至4,143,226,885美元；法国的军费支出从3,324,500,000美元增至3,455,109,900美元；德国的军费支出从725,000,200美元增至2,700,375,600美元；美国的军费支出从1,275,500,750美元增至2,650,900,450美元；俄罗斯的军费支出从1,900,975,500美元增至5,250,445,100美元；意大利的军费支出从1,600,975,750美元增至1,755,500,100美元；日本的军费支出则从182,900,500美元增至700,925,475美元。

在上述每个五年期内，这些国家的军费支出都在上升。在1881年至1905年的整个期间内，英国的军费支出增加了四倍，美国的军费支出增加了两倍，俄罗斯的军费支出翻了一番，德国的军费支出增长了35%，法国的军费支出增长了约15%，而日本的军费支出则增长了近500%。如果我们将这些国家在军队上的支出与它们在1905年之前的25年间所有支出的比例相比，那么各国的这一比例分别为：英国从20%上升到37%，美国从15%上升到23%，法国从16%上升到18%，意大利从12%上升到15%，日本从12%上升到14%。另一方面，有趣的是，德国的这一比例却从大约58%下降到了25%，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下降，是因为德国在其他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尤其是1901年至1905年间的军费支出甚至超过了此前任何一个五年期的水平。统计数据显示，按国家总收入的比例来看，军费支出最高的国家依次是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

至于海军建设的成本，其数字也同样令人瞩目。在1905年之前的25年里，海军方面的支出也在不断上升。

大致如下：英国为300％；法国为60％；德国为600％；美国为525％；俄罗斯为300％；意大利为250％；日本则为700％。除英国之外，美国的海军开支高于其他任何国家，而且这一开支在各国总开支中所占的比例也最大。在1881年至1885年期间，美国用于海军的开支占其国家总开支的6.20％；接下来的五年这一比例上升至6.60％，再往后五年升至8.10％，接着又升至11.70％，而1901年至1905年期间则达到了16.40％。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五年的开支还会进一步上升。

通过将军国主义带来的成本换算成人均税来计算，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其上升趋势。以这里所比较的五个五年期为基准，各国的这一人均税数额变化如下：在英国，从18.47美元上升到52.50美元；在法国，从19.66美元上升到23.62美元；在德国，从10.17美元上升到15.51美元；在美国，从5.62美元上升到13.64美元；在俄罗斯，从6.14美元上升到8.37美元；在意大利，从9.59美元上升到11.24美元；而在日本，则从86美分上升到3.11美元。

正是通过这种人均成本的粗略估算，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军国主义所带来的经济负担。现有数据表明，各国用于军队和海军的开支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人口增长速度。换句话说，如果军国主义的需求持续增加，这些国家将会面临人力和资源日益枯竭的危险。

爱国主义所要求的那种巨大浪费，足以让智力正常的人远离这种“疾病”。然而，爱国主义还要求更多——人们被鼓动要爱国，为此他们不仅要支持自己的“捍卫者”，甚至还要牺牲自己的子女。爱国主义意味着要对国旗忠诚，也就是要服从命令，甚至愿意杀害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姐妹。

人们通常认为我们需要常备军来保护国家免受外来侵略。然而，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都知道，这不过是一个用来吓唬和胁迫愚昧之人的谎言罢了。

世界各国政府都明白彼此的利益所在，因此不会互相侵略。他们已经意识到，通过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比通过战争和征服能获得更多的好处。正如卡莱尔所说：“战争不过是两个胆小到不敢亲自战斗的盗贼之间的争吵；于是他们从这个村庄抓来年轻人，给他们穿上制服，配备枪支，然后像放任野兽一样让他们互相厮杀。”

要找出每场战争的根源其实并不需要太多智慧。就拿美西战争来说吧，它本应被视为美国历史上的伟大而充满爱国精神的事件。我们当时对那些残暴的西班牙人充满了愤怒！不过，这种愤怒并非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经过数月报纸上的煽动才逐渐形成的，而且那是在韦勒屠杀了众多古巴贵族并伤害了许多古巴妇女之后的事。不过，为了公正地评价美国人民，必须承认他们确实感到了愤怒，并且愿意为正义而战，而且他们作战也非常英勇。但当硝烟散去，死者被埋葬，战争的代价以商品价格和租金上涨的形式转嫁到民众身上时——也就是当我们从爱国狂热中清醒过来时——我们才突然意识到，美西战争的真正原因其实是糖价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美国人民的生命、鲜血和金钱被用来保护那些受到西班牙政府威胁的美国资本家的利益。这并非夸大其词，而是有确凿的事实依据，美国政府对古巴工人的态度便足以证明这一点。当古巴完全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时，那些被派去“解放”古巴的士兵，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发生的香烟制造商大罢工期间，竟被命令向古巴工人开枪。

并非只有我们在为这样的目的而发动战争。那场造成无数鲜血与泪水的日俄战争的动机也渐渐显露出来。我们再次看到，在残酷的战争背后，还有更为可怕的商业主义势力。在日俄战争期间担任俄罗斯战争部长的库罗帕特金揭示了这场战争的真正秘密：沙皇及其王公们将资金投入了朝鲜的特许经营项目，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迅速积累巨额财富。

认为常备军和海军是维护和平的最佳手段，这一观点其实与“武装到牙齿的公民才是最和平的公民”这一说法一样不合逻辑。现实生活充分证明，那些携带武器的人总会试图展现自己的力量。对于各国政府而言也是如此。真正和平的国家不会将生命与精力浪费在战争准备上，正因如此才能维持和平。

然而，要求扩充军队和海军的呼声并非源于外部威胁，而是出于对民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以及工人阶级国际主义意识的恐惧。各国正在为应对这些内部敌人做准备——一旦这些敌人觉醒，其危害性将超过任何外来侵略者。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致力于奴役民众的势力，早已深入研究了他们的心理。他们知道，普通民众就像孩子一样，只要给点小玩具，他们的绝望、悲伤和泪水就能变成喜悦。而玩具越是华丽、色彩越鲜艳，就越能吸引这些“百万头的小孩”。

军队和海军其实就是民众的玩具。为了让这些“玩具”更具吸引力，人们不惜花费成千上万美元来展示它们。美国政府组建舰队并让其沿太平洋海岸航行，目的就是让每位美国公民都能感受到美国的荣耀与自豪。旧金山为款待舰队花费了10万美元，洛杉矶花了6万美元，西雅图和塔科马则各花了约10万美元。说是为了款待舰队？其实不过是用来宴请几名高级军官，而那些“勇敢的士兵”却不得不发动叛乱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没错，在全国上下男女老少都在街头挨饿、成千上万的失业者愿意以任何代价出卖劳动力的时候，仍有26万美元被用于烟花表演、派对庆典之类的活动。

26万美元！这么巨额的资金难道不能用来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吗？

那些城市的孩子们被带去观看舰队，这样，正如某家报纸所说，这就能“成为他们永恒的回忆”。真是值得铭记的美好事物，不是吗？那些用于实施“文明屠杀”的工具……如果孩子们的心灵被这样的记忆所污染，那人类兄弟情谊又怎能真正实现呢？

我们美国人自称是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厌恶流血，反对暴力。然而，一想到可以用飞行器向无助的平民投掷炸弹，我们却会欣喜若狂。对于那些因经济困境而不得不冒险去伤害某些工业巨头的人，我们则准备处以绞刑、电刑或私刑。可一旦想到美国正在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并最终能将铁蹄踩在所有其他国家的脖子上，我们的心中就会充满自豪感。

这就是爱国主义的逻辑。

考虑到爱国主义给普通人带来的种种恶果，与它给士兵们带来的侮辱和伤害相比，简直微不足道——那些可怜的、被迷信与无知所蒙蔽的受害者。他们本应是国家的救星、民族的守护者，但爱国主义为他们准备了什么？在和平时期，他们只能过着屈服、堕落的生活；在战争时期，则面临危险、苦难与死亡。

最近在旧金山进行演讲时，我参观了普雷西迪奥，那是可以俯瞰海湾和金门公园的最美丽的地方。它本应成为孩子们的游乐场，成为人们放松身心的花园与音乐场所。然而，那里却被兵营弄得丑陋、沉闷且灰暗不堪——那些连富人都不愿让狗居住的破旧营房。士兵们像牲畜一样被关在那里，虚度着他们的青春，为上级军官擦靴子、整理铜扣。在这里，我也看到了阶级差异：那些来自自由共和国的强壮年轻人，却要像囚犯一样排成队列，向每一个过路的低级军官行礼。美国的平等理念，竟是在贬低人的尊严，抬高军装的价值！

军营生活往往会滋生性变态行为。它逐渐导致了与欧洲军队中类似的情况。著名性心理学家哈维洛克·埃利斯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这样写道：“有些军营简直就是男性卖淫的集中地……从事卖淫的士兵数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可以说，在某些部队里，大多数士兵都具有卖淫的倾向……夏夜时，海德公园以及阿尔伯特门周边到处都是那些穿着制服或便装、公然从事卖淫活动的士兵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所获得的收入足以成为他们额外的零用钱。”

这种变态行为在军队和海军中的蔓延程度，可以从专门为这类卖淫活动而设立的场所这一事实中看出来。这种现象并非仅存在于英国，而是普遍存在的。“在法国，士兵同样很受欢迎，巴黎和各驻军城市也都存在专为军人服务的妓院。”

如果哈维洛克·埃利斯将美国也纳入他的研究范围，他就会发现，我们国家的军队和海军中也存在着与其他国家相同的状况。常备军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加剧性变态行为的传播，而军营则成了这类行为的温床。

除了对士兵性方面的影响外，军营生活还会使他们离开军队后无法从事有用的工作。那些拥有专业技能的人很少选择加入军队或海军，但即便如此，经过军旅生活之后，他们也会发现自己完全不再适合原来的职业。由于养成了懒惰的习惯，又渴望刺激与冒险，任何平静的工作都无法让他们满足。离开军队后，他们找不到任何有意义的工作可做。通常，那些社会上的不良分子、被释放的囚犯之类的人，要么因为生存的需要，要么出于自身的意愿而加入军队。当他们的军旅生涯结束后，他们又会回到从前的犯罪生活中，而且比以前更加堕落和残忍。众所周知，我们的监狱里有很多前士兵；而在……

另一方面，陆军和海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刑满释放者组成的。在我所描述的种种恶果中，没有哪一种比威廉·布瓦尔达这个例子中所体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人的尊严造成的危害更大。因为他愚蠢地认为一个人可以同时既是士兵，又能行使作为普通人的权利，所以军事当局对他进行了严厉惩罚。的确，他已为祖国服务了15年，期间的表现无可挑剔。但将布瓦尔达的刑期减至三年的芬斯顿将军认为：“军官或士兵的首要职责就是无条件服从并效忠于政府，无论他是否认同那个政府都无关紧要。”如此，芬斯顿便定义了忠诚的真正含义。在他看来，加入军队就意味着放弃了《独立宣言》中的原则。多么奇怪的爱国主义表现啊——它把有思想的人变成了忠诚的机器！为给布瓦尔达这一极其荒谬的判决找借口，芬斯顿将军告诉美国人民，这名士兵的行为属于“等同于叛国的严重罪行”。那么，这种“可怕的罪行”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威廉·布瓦尔达只是参加旧金山一场公开会议的1500人之一；更糟糕的是，他还与会议发言人艾玛·戈德曼握了手。这确实是一桩“可怕的罪行”，芬斯顿将军称其为“极其严重的军事犯罪，比逃兵行为还要恶劣百倍”。还有比这更能谴责爱国主义的吗？它竟然会将一个人定为罪犯，将其关进监狱，剥夺其15年来忠诚服务的成果。布瓦尔达将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以及作为男人的全部尊严都献给了祖国，但这一切都毫无意义。爱国主义是冷酷无情的，就像所有贪得无厌的怪物一样，它要求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它不承认士兵也是人，他们有权拥有自己的情感与观点、自己的倾向与想法。不，爱国主义绝不会承认这一点。这就是……

布瓦尔达不得不吸取的教训；他是以相当高的代价才学到这一课的，虽然代价不低，但并非毫无意义。重获自由后，他失去了在军队中的职位，却找回了自尊心。毕竟，这比三年的监禁要值得得多。

一位撰写关于美国军事状况的文章的作者，在最近的文章中评论了德国军队对平民的统治力。他说，如果我们的共和国的唯一目的就是保障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那它就有存在的理由。我确信，这位作者在贝尔将军的爱国政权时期并不在科罗拉多州。如果他亲眼看到人们是如何以爱国和共和国的名义被关进笼子、被拖来拖去、被赶过边境，并遭受各种侮辱的话，他很可能会改变自己的看法。而科罗拉多州的事件也并非美国军权不断强化的唯一例子。几乎每次发生罢工时，军队和民兵总会出来支援当权者，而且他们的行为往往和那些身穿皇帝制服的人一样傲慢残暴。此外还有迪克军事法。难道这位作者忘记了这一点吗？

我们大多数作家的一个巨大缺陷在于：他们要么对时事一无所知，要么因为缺乏诚实而不愿谈论这些事情。正因如此，迪克军事法才在几乎没有讨论、更没有宣传的情况下就匆匆在国会获得通过——这项法律赋予总统将和平的公民变成嗜血的杀人犯的权力，表面上是为了保卫国家，实际上则是为了保护那个恰好由总统作为代言人的政党的利益。

我们的这位作者声称，军国主义在美国永远不可能像在国外那样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因为在美这是自愿的，而在旧世界则是强制的。然而，这位先生却忽略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首先，征兵制度在欧洲各社会阶层中引发了根深蒂固的反对军国主义的情绪。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是在抗议的情况下入伍的，一旦进入军队，他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逃兵。其次，正是军国主义的强制性特征才催生了强大的反军国主义运动，这让那些掌权者感到恐惧。

欧洲列强才是最主要的威胁。毕竟，资本主义最大的支柱就是军国主义；一旦军国主义遭到削弱，资本主义就会摇摇欲坠。的确，我们没有征兵制度，也就是说人们通常不会被强制入伍，但我们有另一种更为严格、更为有效的“强制力”——那就是生存的需要。在经济萧条时期，入伍人数不是大幅增加吗？虽然从事军国主义相关的工作可能既不赚钱也不光彩，但总比在街头找工作、排队领救济粮或睡在公共收容所里要好。毕竟，入伍后每月能得到13美元，一日三餐有保障，还有地方睡觉。然而，即便如此，生存的需要也不足以让那些缺乏品格与勇气的人加入军队。难怪我们的军事当局会抱怨军队和海军中招募到的都是“素质低下”的人。这一承认其实是个令人欣慰的信号，它表明普通美国人身上仍然存在着足够的独立精神与对自由的热爱，他们宁愿挨饿也不愿穿上军装。

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开始意识到，爱国主义这种观念太过狭隘，无法满足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权力的集中使得世界上受压迫的民族之间产生了团结意识；这种团结意识使得美国的工人与其国外的兄弟们之间的利益更加和谐，远远超过美国矿工与其剥削他们的同胞之间的关系。这种团结意识让人不再惧怕外国的入侵，因为它能让所有工人团结起来，对他们的雇主说：“去你们自己杀吧，我们已经为你们干了太久了。”

这种团结意识甚至也在唤醒士兵们的意识——他们同样属于人类大家庭的一员。在过去的各种斗争中，这种团结意识已经多次展现出其强大的力量；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期间，正是这种团结意识促使士兵们拒绝执行向自己的同胞开枪的命令。近年来，它也为在俄罗斯战舰上发动叛乱的士兵们提供了勇气。最终，它必将推动所有受压迫的人起来反抗他们的国际剥削者。

欧洲的无产阶级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团结力量所带来的巨大力量，因此开始与爱国主义及其血腥的化身——军国主义作斗争。在法国、德国、俄罗斯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成千上万的民众因为敢于反抗这种古老的迷信而身陷囹圄。这场运动并不仅限于工人阶级，它还吸引了各个阶层的人士参与，其中最著名的倡导者便是那些在艺术、科学和文学领域颇有成就的男女。

美国也必将随之行动。军国主义的精神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事实上，我深信，由于资本主义会向那些它想要摧毁的人提供各种诱惑，因此军国主义在这里带来的威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严重。

这种趋势早在学校里就开始了。显然，政府秉持着耶稣会的理念：“把孩子的头脑交给我，我就能塑造出成年人。”孩子们被灌输军事战术知识，课程中也充斥着对军事成就的颂扬，他们的思想被扭曲以迎合政府的意图。此外，还有各种醒目的海报呼吁年轻人加入陆军和海军。“这是了解世界的绝佳机会！”政府的宣传人员这样宣称。就这样，无辜的少年们被道德上裹挟进爱国主义的行列，而军国主义这个恶魔则逐渐在整个国家蔓延开来。

美国的工人阶级已经遭受了军人、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太多的压迫，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对那些依靠军队为生的寄生虫感到厌恶并予以反对。然而，仅仅进行谴责是无法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我们需要的是针对军人的教育宣传——那些能够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究竟有多么可怕、并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与那些为他们提供生存条件的人之间真正关系的反爱国主义文献。

而这正是当局最害怕的。对于士兵来说，参加激进派的集会就已经是叛国行为了；毫无疑问，他们也会将阅读激进派的小册子视为叛国行为。但是，自古以来，当权者不也总是将一切进步之举视为叛国行为吗？不过，那些真心致力于社会改革的人完全有勇气面对这一切；因为将真理传播到军营中，或许比传播到工厂里更为重要。当我们……

只要揭穿了那些爱国主义的谎言，我们就能为那个伟大的目标铺平道路——在那个理想的社会中，所有民族都将团结在一起，形成真正的兄弟情谊，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

弗朗西斯科·费雷尔与现代学校

经验被视为人生最好的老师。那些没有从经验中吸取重要教训的人，确实会被视为愚人。然而奇怪的是，尽管那些有组织的机构不断犯错，尽管他们从不从经验中学习，我们却依然习以为常地接受这一切。

在巴塞罗那，有位名叫弗朗西斯科·费雷尔的人生活和工作着。他是一名教师，深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在西班牙之外，只有少数受过教育的人知道弗朗西斯科·费雷尔的事迹；对广大世界而言，这位教师简直不存在。

1909年9月1日，应天主教会的要求，西班牙政府逮捕了弗朗西斯科·费雷尔。10月13日，经过一场虚假的审判后，他被关进蒙朱伊奇监狱，被枪杀在那面充满悲叹的墙壁旁。顿时，这位原本默默无闻的教师变成了举世瞩目的人物，引发了整个文明世界对这种肆意谋杀行为的愤怒与谴责。

杀害弗朗西斯科·费雷尔并非西班牙政府和天主教会犯下的第一起罪行。这两个机构的歷史就是一部充满鲜血与暴行的历史。但他们仍然没有从经验中吸取教训，也没有意识到：每一个被教会和国家杀害的弱小生命，都会逐渐成长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终有一日将人类从他们的掌控中解放出来。

弗朗西斯科·费雷尔于1859年出生，父母家境贫寒。他们是天主教徒，因此希望用自己的信仰来培养儿子。他们并不知道，这个男孩日后会成为伟大真理的传播者，他的思想将拒绝沿着旧有的道路前进。从小，费雷尔就开始质疑父亲的信仰。他想知道：那个向他宣扬善良与爱的上帝，为何要让无辜的孩子们在恐惧与忧虑中度过童年，让他们害怕折磨、痛苦以及地狱。他头脑敏锐、善于思考，不久便发现了天主教会这一邪恶势力的丑恶面目，于是决绝地拒绝接受它。

弗朗西斯科·费雷尔不仅是一个怀疑者、真理的追求者，更是一名反叛者。他对本国残酷的统治制度充满愤慨。当以勇敢的爱国者维拉坎帕将军为首的一群反叛者在共和主义理想的旗帜下向该政权发起进攻时，没有谁比年轻的弗朗西斯科·费雷尔更积极地参与战斗。所谓共和主义理想——我希望没人会将其与本国的共和主义混为一谈。作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尽管我对拉丁国家的共和主义者有诸多不满，但我知道他们远远高于那些在美国破坏一切自由与正义的腐败反动势力。只要想到马志尼、加里波第以及无数其他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就会明白他们的努力不仅是为了推翻专制制度，更是为了对抗自诞生之初就一直是所有进步与自由主义敌人的天主教会。

而在美国则恰恰相反。共和主义代表着既得利益、帝国主义、腐败行为，以及对一切自由形式的扼杀。它的理想就是麦金利那种虚伪可憎的“体面”，以及罗斯福那种残暴傲慢的态度。

西班牙的共和主义反叛者最终被镇压了。要打破这坚如磐石的现状，斩断天主教会与西班牙王室这一“九头蛇”的头颅，需要不止一次的英勇尝试。那支小队伍的英勇行动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逮捕、迫害和惩罚。那些能够逃脱追捕的人不得不逃往国外寻求安全。弗朗西斯科·费雷尔也在其中，他去了法国。

在新的土地上，他的心灵必定得到了极大的升华！法国，自由、思想与行动的摇篮。巴黎，那永远充满活力、热情四溢的城市，其蓬勃的生命力，在他那阴暗压抑的祖国之后，必定给了他巨大的鼓舞。对于一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来说，那该是多么美好的机会啊！

弗朗西斯科·费雷尔没有浪费任何时间。他如饥似渴地投身于各种自由主义运动中，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人，不断学习、吸收新知识，从而成长起来。在那里，他还见识到了“现代学校”的运作方式，而这所学校后来在他的人生中扮演了极为重要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角色。

法国的“现代学校”其实早在费雷尔之前就已创立。它的创始人，虽然规模不大，但正是那位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路易丝·米歇尔。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位伟大的女性早就意识到未来属于年轻一代；除非将年轻人从那种会摧毁他们心智与灵魂的制度——即资产阶级学校——中解救出来，否则社会弊端就会持续存在。或许她也和易卜生一样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种种迷信，成年男女还有许多偏见需要克服。他们刚摆脱一个“幽灵”的束缚，却又陷入另外九十九个“幽灵”的掌控之中。因此，只有少数人能够达到彻底重生的境界。

然而，孩子无需克服任何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们的头脑没有固定思维的枷锁，心灵也没有因阶级和种姓差异而变得冷漠。对孩子而言，教师就如同雕塑家手中的黏土。世界最终能迎来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还是一幅拙劣的仿制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创造力。

路易丝·米歇尔完全具备满足孩子们心灵渴望的条件。她本身不也拥有孩子般的天性吗？如此甜美、温柔，纯真又慷慨。每当遇到社会不公，她的灵魂就会燃烧起强烈的愤怒。每当巴黎人民反抗某种不义之事时，她总是冲在最前面。由于她为受压迫者所做的贡献，她不得不入狱，于是蒙马特的那所小学校也就随之消失了。不过，那颗种子已经种下，此后在法国的许多城市里开花结果。

现代学校最重大的创举，要数那位伟大的年轻人保罗·罗宾的贡献。他与几位朋友一起，在巴黎附近的美丽之地桑普伊建立了一所规模庞大的学校。保罗·罗宾追求的理想远不止于现代教育理念而已；他希望用事实证明，资产阶级关于遗传的观念只不过是用来为社会逃避其对年轻人犯下的种种罪行找借口罢了。那种认为孩子必须为父母的过错付出代价、必须生活在贫困与肮脏之中、必然会变成酒鬼或罪犯的观点，仅仅因为父母没有给他们留下其他遗产——这种观念对保罗·罗宾那高尚的灵魂来说实在荒谬至极。他认为，尽管遗传因素可能起到一定作用，但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因素，能够消除或减轻所谓的“先天因素”的影响。良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大自然的恩赐与自由、健康的锻炼、关爱与同情，尤其是对儿童需求的深刻理解——这些都能消除加在无辜孩子们身上的残酷、不公与罪恶的标签。

保罗·罗宾并不挑选特定的孩子，也不去寻找所谓的“最佳父母”；他会从任何地方接纳孩子，无论他们来自街头、贫民窟、孤儿院还是感化院，那些被善良的社会藏起来以安抚其愧疚之心的地方。他把所有那些肮脏、可怜、瑟瑟发抖的小孩都带到桑普伊来。在那里，这些孩子沐浴在大自然的美好之中，享受自由与无拘无束的生活，得到充足的营养、干净的居住条件，以及深深的关爱与理解。他们开始茁壮成长，其发展速度甚至超出了他们的朋友兼老师保罗·罗宾的预期。

这些孩子逐渐成长为自立且热爱自由的人。对于那些旨在让穷人永远贫穷的制度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威胁。由于实行男女同校的教育方式——而这在法国是被禁止的——法国政府关闭了桑普伊学校。然而，桑普伊已经运行了足够长的时间，足以向所有先进的教育工作者证明它的巨大潜力，同时也为现代教育方法的推广提供了动力，而这些现代教育方法正在逐步、不可避免地削弱现有的教育体系。

在Cempuis之后，还有许多其他的教育尝试——其中包括才华横溢的作家兼诗人Madelaine Vernet，她著有《自由之爱》一书；还有Sebastian Faure，他创作了《LA RUCHE》。1907年我在巴黎时曾参观过那里。

几年前，Faure同志买下了用于建造LA RUCHE的土地。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他就成功地将那片原本荒芜未开垦的土地变成了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看上去完全像是一座管理良好的农场。一个被三栋建筑环绕的巨大方形庭院，以及一条通往花园和果园的宽阔道路，首先映入游客的眼帘。这个花园是按照只有法国人才懂的方式管理的，为LA RUCHE提供了各种蔬菜。

Sebastian Faure认为，如果孩子受到相互矛盾的影响，其成长就会受到影响。只有当孩子的物质需求、家庭卫生条件以及智力发展环境都处于和谐状态时，孩子才能成长为健康、自由的人。

谈到自己的学校，Sebastian Faure这样说道：

“我收留了24名儿童，男女都有，他们大多是孤儿，或者父母太穷无力抚养他们。他们的衣食住行以及教育费用都由我来承担。在12岁之前，他们会接受扎实的基础教育。12岁到15岁期间，他们仍会继续学习，同时会根据各自的性格和能力学习一些技能。之后，他们可以自由离开LA RUCHE，去外面的世界生活，不过他们随时都可以回到这里，我们会像父母对待心爱的孩子一样欢迎他们。如果他们愿意在我们这里工作，那么需要遵守以下规则：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于支付自己的生活开支，另外三分之一用于资助新来的儿童，最后三分之一则由他们自行支配。”

“现在由我照顾的这些儿童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好。清新的空气、营养丰富的食物、户外的体育锻炼、长时间的散步、对卫生规则的遵守、简短而有效的教学方法，这些都是保障他们健康的重要因素。”

我们對孩子们的关爱与悉心照料，已经带来了令人赞叹的身心发展成果。

“如果说我们的学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那未免有失公正；不过，考虑到他们原本只是普通人，且此前并未有过任何学习机会，这样的成绩确实相当令人满意。他们所获得的最为重要的品质——这是普通学童所罕见的——就是对学习的热情，以及追求知识、渴望了解事物的愿望。他们还学会了一种新的学习方法，这种方法能够提升记忆力并激发想象力。我们特别注重培养孩子们对周围事物的兴趣，让他们意识到观察、探究和思考的重要性，这样当他们长大后就不会对周围的事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我们的孩子从不会盲目接受任何事物，也不会在不弄清楚原因之前就满足于现状；只有当他们的疑问得到彻底解答时，他们才会心满意足。这样一来，他们的头脑就不会因为不完整或虚假的回答而充满疑虑与恐惧；正是这些虚假的回答才会阻碍孩子的成长，使他们对自己及周围的人缺乏信心。”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孩子们彼此之间是如此坦诚、友善且充满爱心。他们在LA RUCHE与成年人之间也保持着和谐的关系，这真是非常令人欣慰的。如果孩子们仅仅因为我们是长辈就害怕我们或敬畏我们，那我们就有错了。我们会竭尽全力赢得他们的信任与喜爱；一旦做到这一点，理解就会取代责任，自信就会取代恐惧，关爱就会取代严厉。”

“至今仍没有人完全认识到孩子内心深处所蕴藏的丰富同情心、善良与慷慨。每一位真正的教育者都应该努力发掘这些宝贵的品质——激发孩子的天性，引导他们展现出最美好、最高尚的特质。对于那些以培育人类人才为毕生使命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看到孩子的天性得以展现，进而成长为独立的个体更值得欣慰的呢？我在LA RUCHE的同事们也没有寻求更高的回报，正因为他们们的努力，再加上我自己的付出，我们的‘人类花园’才能结出美丽的果实。”[2]

关于历史学科以及传统的教学方法，塞巴斯蒂安·福尔这样说道：

“我们向孩子们解释：真正的历史还有待书写——那是那些为帮助人类取得更大成就而默默牺牲的人们的故事。”[3]

弗朗西斯科·费雷尔也无法逃脱这场现代学校运动的浪潮。他看到了它的潜力，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更在于其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他必定意识到，如果西班牙想要摆脱神职人员与军人的双重压迫，那么它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需要这样的学校。

考虑到西班牙的整个教育体系都掌握在天主教会手中，再结合天主教的那套观念——“在孩子九岁之前就将天主教思想灌输到他们心中，就能让他们永远无法接受其他任何思想”，我们就能理解费雷尔为给民众带来新希望所肩负的艰巨任务。命运很快便帮助他实现了这一伟大梦想。

弗朗西斯科·费雷尔的学生、一位富有的女士梅尼埃小姐对现代学校项目产生了兴趣。她去世后，留下了宝贵的财产，以及每年一万二千法郎的款项用于支持这所学校。

有人说，心胸狭隘的人只会产生狭隘的想法。如果是这样的话，天主教会为掩盖自己的罪行而诋毁费雷尔人格的卑劣手段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于是，美国的天主教报纸散布谎言，称费雷尔利用与梅尼埃小姐的亲密关系来获取她的钱财。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男女之间无论何种性质的亲密关系都是他们自己的私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如果不是关于费雷尔的种种恶毒谎言的话，我根本不会多此一举地谈论这件事。当然，那些了解天主教神职人员品行的人自然能明白这种暗示的含义。天主教神父们难道从未把女人视为单纯的性工具吗？关于修道院里发生的种种事件的史实足以证明这一点。那么，他们又怎能不从性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男女之间的合作呢？

事实上，梅尼耶女士的年龄比费雷尔大不少。她在吝啬的父亲和顺从的母亲身边度过了童年与少女时期，因此她很清楚爱情与快乐在儿童成长中的重要性。她一定看得出，弗朗西斯科·费雷尔是一位真正的教师——他并非靠学历或文凭而成才，而是天生具备从事这一职业的才华。

凭借着知识、经验以及所需的种种条件，更有着对自身使命的坚定信念，我们的同志回到了西班牙，开始了他一生的事业。1901年9月9日，第一所现代学校成立了。巴塞罗那的民众热情地接受了这所学校，并承诺给予支持。在学校开校仪式上的简短讲话中，费雷尔向朋友们阐述了自己的计划。他说：“我不是演说家，不是宣传家，也不是斗士。我是一名教师；我无比热爱孩子们。我觉得自己能够理解他们。我希望为自由事业做出的贡献，就是培养出一批能够迎接新时代的年轻一代。”

他的朋友们告诫他，在反对天主教会时必须谨慎行事，因为他们知道教会会不择手段地消灭敌人。费雷尔也明白这一点。但就像布兰德一样，他信奉非黑即白的原则。他不愿在旧有的谎言基础上建立现代学校，他希望以坦诚、诚实的态度对待孩子们。

弗朗西斯科·费雷尔从此成了被监视的目标。从学校成立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处于被跟踪的状态。学校建筑被监视，他在曼加特的小住所也被监视。无论他去法国还是英国与同事们商讨事情，都有人跟踪他。他确实是个被盯上的人，潜伏的敌人随时可能收紧包围圈。

1906年，费雷尔因卷入刺杀阿方索的阴谋而几乎遭难。即便对于那些心怀恶意的人而言，为他洗脱罪名的证据也实在充分，他们不得不放他离开——不过并非永久性放行，他们仍在等待时机。哦，当他们决心要陷害某人时，他们是能够耐心等待的。

最终，机会终于在1909年7月西班牙的反军事起义期间出现了。要想在革命史中找到相关的记载，恐怕是徒劳无功的。

在历史上，再没有比这更令人瞩目的反军国主义抗议了。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一直被军队统治着，民众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压迫。他们拒绝参与那些毫无意义的杀戮。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帮助专制政府去镇压那些为独立而奋斗的人民，就像勇敢的里夫斯人一样。不，他们绝不会拿起武器来对抗他们。

一千八百年来，天主教会一直在宣扬和平的教义。然而，当人们真正想要将这一教义变为现实时，教会却怂恿当局强迫他们拿起武器。于是，西班牙的各个王朝也采用了俄罗斯王朝的残酷手段——迫使民众上战场。

直到那时，他们的忍耐力才终于耗尽。直到那时，西班牙的劳动者们才开始反抗他们的主人，那些像水蛭一样吸干他们力量、榨取他们生命之血的家伙。没错，他们袭击了教堂和神父们，但即便神父们有一千条命，也永远无法弥补他们对西班牙人民犯下的种种暴行。

弗朗西斯科·费雷尔于1909年9月1日被捕。直到10月1日，他的朋友和同志们还不知道他的下落。那天，《人道报》收到了一封信，从中可以了解到那场审判的荒谬之处。第二天，他的同伴索莱达德·维拉弗兰卡收到了这样一封信：

“不必担心，你知道我绝对是无辜的。今天我特别充满希望与喜悦。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给你们写信，也是自被捕以来第一次能沐浴在从牢房窗户照进来的阳光中。你们也一定很开心吧。”

费雷尔竟然在10月4日时还以为自己不会被判处死刑，真是可悲至极。更可悲的是，他的朋友和同志们又一次犯下了同样的错误，他们仍然认为敌人会秉持正义。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寄希望于司法机构，结果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胞被杀害。他们甚至没有为营救费雷尔做任何准备，也没有提出任何抗议；什么都没有。“不可能判费雷尔有罪，他是无辜的。”

在天主教会手中，一切皆有可能。她不就是个惯于充当打手的人吗？她对敌人的审判简直是对正义最恶劣的嘲弄！

10月4日，费雷尔给《人道报》寄去了如下信件：

1909年10月4日，狱中。

亲爱的朋友们——尽管我完全无罪，但检察官仍以警方的指控为依据，要求判处我死刑。那些指控称我是世界无政府主义者的首领，负责指挥法国的工会组织，还犯下了各种阴谋与叛乱罪行；同时声称我前往伦敦和巴黎的目的无非如此。

他们用这些恶毒的谎言试图置我于死地。

信使即将离开，我已没有时间再写更多了。警方提交给审判法官的所有证据都不过是谎言与诽谤之词罢了。而我其实什么罪都没有犯。

费雷尔

1909年10月13日，那颗勇敢、坚定且忠诚的心终于停止了跳动。可怜的愚人们！当那颗心最后一次痛苦地跳动之后，它却在整个文明世界的人们心中激荡起来，最终化作震耳欲聋的怒吼，向那些犯下这起黑暗罪行的人发出谴责。那些披着虔诚外衣的杀人犯，就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弗朗西斯科·费雷尔是否参与了反军事起义？根据马德里一家天主教报纸上刊登的第一份起诉书，该起诉书由巴塞罗那的主教及所有神职人员共同签署，其中并未指控他参与起义。起诉书称弗朗西斯科·费雷尔犯有创办无神论学校以及传播无神论文献的罪行。但在20世纪，人们不能仅仅因为其无神论信仰就被处死。于是人们又编出了“煽动起义”的罪名。

在迄今为止所调查的所有可靠资料中，都找不到任何能将费雷尔与那次起义联系起来的证据。不过，当局本来也就不需要或不愿接受任何证据。确实有72名证人，但他们的证词只是被记录在纸上而已；他们从未与费雷尔对质，费雷尔也从未与他们见面。

从心理层面来看，费雷尔有可能参与其中吗？我认为不可能，原因如下：弗朗西斯科·费雷尔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教师，更无疑是一位卓越的组织者。在1901年至1909年的八年间，他在西班牙建立了109所学校，同时还促使国内的自由派人士另外建立了308所学校。为了开展自己的教育事业，他还建立了现代化的印刷厂，组建了翻译团队，并传播了15万份现代科学和社会学著作，更不用说大量的理性主义教科书了。显然，只有最有条理、最高效的组织者才能完成这样的壮举。

另一方面，有确凿证据表明，那次反军事起义根本不是有组织策划的；它就像以往的许多革命运动一样，是人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爆发的。例如，巴塞罗那的民众虽然控制了这座城市四天时间，但据游客们的描述，那里从未有过如此有序与安宁的局面。当然，这些民众准备得极为不足，以至于关键时刻不知该做什么。在这方面，他们就像1871年巴黎公社时的民众一样——同样毫无准备。他们在挨饿的同时，却还要保护那些装满食物的仓库，还在存放着资产阶级偷来钱财的法国银行周围安排哨兵。巴塞罗那的工人们也在守护着他们主人留下的财富。

弱者的愚昧真是可悲至极，简直令人痛心！但是，难道他们的枷锁不是已经深深烙印在他们的肉体之中，以至于即便他们有能力，也无法将其打破吗？对权威、法律以及私有财产的敬畏之情早已深入他们的灵魂——在没有准备、出乎意料的情况下，他们怎么可能摆脱这些束缚呢？

有谁会认为像费雷尔这样的人会加入这样一场毫无组织、临时拼凑起来的行动呢？他难道不知道那样做只会带来失败，给人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吗？如果他真的参与了，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实干家，他肯定会妥善安排这一切的。即便没有其他证据，这一点也足以证明弗朗西斯科·费雷尔是无辜的。当然，还有其他同样令人信服的证据。

就在起义发生的7月25日那天，费雷尔召集了他的教师们以及理性教育联盟的成员开会，商讨秋季的工作计划，尤其是如何出版埃利塞·勒克吕斯的著作《人与地球》以及彼得·克鲁泡特金的《法国大革命》。费雷尔既然已经知道会有起义发生，而且他自己也是起义的参与者，怎么可能还冷酷地邀请自己的朋友和同事们到巴塞罗那来，让他们在生命面临危险的日子里相聚呢？显然，只有耶稣会那种邪恶的犯罪心理才会相信有人会故意这么做。

弗朗西斯科·费雷尔早已为自己的事业制定了计划；如果他协助这场起义，他只能失去一切，得不到任何好处，只有毁灭与灾难。他并非怀疑人民愤怒的合理性，但他的工作、他的希望，乃至他的本性，都是朝着另一个目标前进的。

天主教的种种疯狂努力、谎言、诽谤都是徒劳的。它因再次犯下过去的罪行而遭到了人类良知的谴责。

弗朗西斯科·费雷尔被指控向孩子们传授极其可怕的观念——比如让孩子们憎恨上帝。真是荒谬！弗朗西斯科·费雷尔根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既然上帝不存在，又何必教孩子去憎恨它呢？更有可能的是，他会带孩子们到户外，让他们欣赏日落的美丽、星空的璀璨，以及山川大海的壮丽景象；他会用简单直接的方式向他们解释生长、发展以及所有生命之间相互关联的规律。通过这种方式，他让天主教那些有害的观念永远无法在孩子们的心中扎根。

有人称费雷尔是在培养孩子们去消灭富人。那些关于女仆的鬼故事……难道他不是在教导他们去帮助穷人吗？他让孩子们了解贫穷所带来的屈辱、堕落与可怕之处——因为贫穷是一种恶习而非美德；同时他也教导他们认识到一切创造性努力的尊严与重要性，因为只有这些努力才能维持生活、塑造品格。这难道不是一种最有效的方式，能够让人们看清寄生生活的毫无用处及其带来的危害吗？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费雷尔还被指控通过灌输反军思想来破坏军队。真的吗？他一定和托尔斯泰一样认为，战争就是合法的杀戮，它会滋生仇恨与傲慢，侵蚀一个国家的心脏，使其变成疯狂的暴徒。

然而，费雷尔本人对于现代教育理念有过这样的阐述：

“我希望让我的读者们注意到这样一个观点：教育的全部价值在于尊重孩子的身体、智力以及道德意志。正如在科学领域中，只有以事实为依据才能进行论证一样，真正的教育也必须摒弃一切教条主义，让孩子自己决定自己的努力方向，教师则只需给予支持。而要违背这一原则其实很容易，但要做到尊重它却极为困难。教育往往意味着强加、侵犯与约束；真正的教育者，就是那些最能保护孩子免受自身观念及个人癖好影响的人，也是那些最能激发孩子自身潜能的人。”

“我们坚信，未来的教育将会是完全自发的；虽然目前我们还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但随着教育方法不断发展，人们对生活现象的理解也会越来越深入，而一切向完美迈进的尝试都意味着对各种束缚的克服——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期望通过科学来解放孩子，这一想法是正确的。”

“让我们勇敢地说出我们的愿望：我们需要那些能够持续不断进步的人，那些能够不断摧毁并重塑周围环境、同时也能不断自我更新的人。这类人的智力独立性将成为他们最强大的力量，他们将致力于……”

没什么，我始终愿意接受最美好的事物，为新思想的诞生而欢欣，渴望在有限的生命中体验多种生活。社会惧怕这样的人；因此，我们绝不能指望社会会愿意提供能够培养出这类人的教育。

“我们将密切关注那些专注于研究儿童发展的科学家的工作，并努力寻找将他们的经验应用到我们所期望构建的教育体系中的方法，从而让个体获得更充分的自由。但我们要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难道不是通过亲自投身于建立新型学校的工作吗？这样的学校应尽可能遵循那种自由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我们预感，将会主导未来的所有教育事业。”

“已经有过一些尝试，目前来看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果。我们可以摒弃现有学校中一切具有约束性的组织形式、那些将儿童与自然和生活隔离开来的人为环境，以及那些用来向他们灌输固定观念、扼杀其天性发展的思想和道德约束。无需自欺，我们可以让儿童回到那个能吸引他们的环境中——即大自然的环境，在那里他们可以接触自己所喜爱的一切，生活的种种体验也将取代死记硬背的读书学习。即便仅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已为儿童的解放做好了很大准备。”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就可以最有效地运用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了。”

“我很清楚，我们无法完全实现所有的期望，往往因为缺乏知识而不得不采用一些不理想的方法；但有一个信念会支撑着我们继续努力——那就是，即使无法完全达到目标，我们在尚未完美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果，也会比现有学校要好得多。比起那些接受了现行教育、拥有世界知识却智力发育不良的儿童，我更喜欢那些一无所知、充满自由天性的儿童。”[5]

倘若费雷尔真的策划了那些暴乱，倘若他真的站在路障上战斗，倘若他真的投掷了上百枚炸弹，那他也无法像现在这样对天主教会与专制制度构成威胁——因为他反对纪律与约束。纪律与约束，不正是世间一切罪恶的根源吗？奴隶制、屈从、贫穷、种种苦难以及所有的社会不公，都是源于纪律与约束。的确，费雷尔是个危险人物。正因如此，他才不得不在1909年10月13日死于蒙朱伊克的沟渠之中。然而，谁敢说他的死是徒劳的呢？面对全球范围内日益强烈的愤慨情绪：意大利以弗朗西斯科·费雷尔的名字为街道命名，比利时发起建立纪念碑的运动，法国号召最杰出的人物继承这位殉道者的遗志，英国率先出版了他的传记——所有国家都在共同努力延续弗朗西斯科·费雷尔的伟大事业；就连向来在进步思想方面行动迟缓的美国，也成立了弗朗西斯科·费雷尔协会，旨在出版关于他的完整生平，并在全国各地建立现代学校。面对这股国际性的革命浪潮，还有谁敢说费雷尔的死是徒劳的呢？

在蒙朱伊克的那个死亡时刻——真是奇妙而富有戏剧性，它深深震撼着人的心灵。弗朗西斯科·费雷尔傲然挺立，内心仰望光明，他不需要那些虚伪的牧师来给予他勇气，也不需要责备那个抛弃他的“幻影”。他明白，那些处决他的人代表着一个正在衰落的时代，而他所代表的则是永恒的真理，这一认知支撑着他度过了最后的英勇时刻。

一个衰落的时代，与一个永恒的真理；
活着的人，埋葬着死去的人。

[1] 《蜂巢》
[2] 《大地之母》，1907年
[3] 同上
[4] 黑乌鸦：指天主教神职人员
[5] 《大地之母》，1909年12月

清教主义的虚伪性

谈到清教主义对美国艺术的影响时，古岑·伯格伦姆先生说道：“长期以来，清教主义让我们变得以自我为中心且充满虚伪，我们与生俱来的真诚以及对自然冲动的尊重早已被扼杀，因此我们的艺术中既没有真实感，也没有个性。”

伯格伦姆先生或许还可以补充一点：清教主义使得生活本身变得不可能。比起艺术、美学而言，生活本身蕴含着千变万化的美；它实际上就是一幅永恒变化的宏大画卷。而清教主义则基于一种固定不变的生命观念；它源自加尔文主义的思想，即生命是上帝的惩罚。为了获得救赎，人必须不断忏悔，摒弃一切自然且健康的冲动，远离欢乐与美好。

在16世纪和17世纪，清教主义在英格兰实行恐怖统治，摧毁了一切艺术与文化的表现形式。正是清教主义的精神让雪莱失去了他的孩子们，因为他不愿屈从于宗教的命令。同样是这种狭隘的精神，让拜伦与自己的祖国疏远，因为这位伟大的天才反抗着祖国的单调、沉闷与狭隘。清教主义还迫使一些最自由的女性陷入婚姻的束缚之中——比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以及后来的乔治·艾略特。最近，清教主义又夺走了奥斯卡·王尔德的生命。事实上，清教主义始终是英国最有害的因素，它充当着对民众艺术表达的审查者，只认可那种乏味的中产阶级价值观。

因此，将美国视为清教主义盛行的国家，纯粹是英国的沙文主义表现。的确，我们的生活也因清教主义而受到束缚。

清教主义正在扼杀我们天性中那些自然而健康的东西。不过，正是英格兰将这种思想传播到了美洲大地，这其实也是我们应该感激的。它是清教徒先辈们留给我们的一笔遗产。为了逃避迫害与压迫，那些著名的“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在新大陆建立了充满暴政与罪恶的统治。新英格兰的历史，尤其是马萨诸塞州的历史，充满了种种恐怖事件，这些事件让生活变得阴暗，欢乐变成绝望，自然状态变成疾病，诚实与真实则变成了可怕的谎言与虚伪。刑架、鞭刑以及各种其他酷刑手段，都是英国人用来“净化”美洲的手段。

作为文化之城的波士顿，在清教主义的记载中被视为“血腥之城”。在迫害那些持有不同宗教观点的人方面，它甚至比塞勒姆还要残忍。在如今著名的公共广场上，一名半裸的女人因为行使言论自由权而被公开鞭打；1659年，另一位贵格会女性玛丽·戴尔也在同一地点被处决。事实上，波士顿曾是清教主义犯下诸多暴行的场所。1692年夏天，塞勒姆因巫术罪名杀害了18人。并非只有马萨诸塞州才会用火与硫磺来驱赶“魔鬼”。正如坎宁所说：“清教徒先辈们来到新大陆，是为了平衡旧世界的状况。”那个时代的恐怖行径，在美国经典小说《红字》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

虽然清教主义不再使用夹板与鞭子，但它依然牢牢控制着美国人的思想和情感。没有什么能解释像康斯托克这样的人为何如此有影响力。就像战前的托尔克马达一样，安东尼·康斯托克也是美国道德领域的独裁者，他决定着何为善与恶、何为纯洁与邪恶。他如同夜贼一般，潜入人们的私生活，窥探他们最隐秘的关系。康斯托克建立的间谍体系，甚至让俄罗斯秘密警察的第三部门都相形见绌。为什么公众会容忍这种对自身自由的侵犯呢？很简单，因为康斯托克不过是盎格鲁-撒克逊血统中所孕育的清教主义的外在表现，就连自由主义者也未能完全从这种束缚中解放出来。那些目光短浅、愚昧无知的人，也就是那些属于旧式基督教戒酒协会的成员……

工会、纯洁主义团体、美国安息日联盟以及以安东尼·康斯托克为精神领袖的禁酒党，都是美国艺术与文化的破坏者。

欧洲至少还能拥有那种敢于深入探讨当代社会与性问题的艺术与文学作品，它们对一切虚伪现象进行严厉批判。就像外科手术刀一样，清教主义会将一切“腐朽之物”剖析得淋漓尽致，从而为人类摆脱过去的重负、获得解放铺平道路。然而，在清教主义持续制约着美国生活的背景下，真理与真诚都无从存在。只有黑暗与平庸才能支配人的行为，限制自然的表达，扼杀我们最美好的冲动。在20世纪的今天，清教主义依然是自由与美的敌人，正如它最初出现在普利茅斯岩时一样。它将我们最真挚的情感视为邪恶与罪恶的东西而加以否定；但由于完全不了解人类情感的真正功能，清教主义反而成了各种恶劣恶习的制造者。

整个禁欲主义的历史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教会与清教主义都将肉体视为邪恶之物，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其压制并隐藏起来。这种恶劣态度的后果，直到现在才被现代思想家和教育家们所认识。他们意识到：“裸体不仅具有卫生价值，还具有精神意义，其作用远不止于满足年轻人的好奇心或预防病态情绪。对于那些早已不再有年轻时好奇心的成年人而言，裸体是一种激励。看到人类最本质、最永恒的形态——那与我们最为接近的存在，其充满活力、美丽而优雅，正是生命的最佳滋养之一。”[1] 但纯粹主义的精神已经扭曲了人类的思维，使人丧失了欣赏裸体之美的能力，迫使我们在贞洁的名义下隐藏自然的身躯。然而，贞洁本身不过是人为强加于自然的一种规定，体现了对人类自然形态的虚假羞耻感。现代意义上的贞洁观念，尤其是针对女性这一最大受害者的观念，不过是对我们自然冲动的感官化夸张罢了。“贞洁的程度取决于衣着的多少”，因此基督徒和纯粹主义者总是急于用破烂的衣服遮盖“异教徒”，以此让他们变得善良且贞洁。

清教主义歪曲了人体的意义与功能，尤其是对女性的看法，它迫使女性要么保持独身，要么随意生育有缺陷的子女，要么沦为妓女。从其后果来看，这种反人类的罪行实在极其严重。未婚女性被强制要求绝对禁欲，否则就会被视为不道德或堕落的人，这会导致神经衰弱、阳痿、抑郁以及各种神经系统问题，进而影响她们的工作能力、生活乐趣、睡眠质量，还会让她们一直沉浸在性欲望与幻想之中。这种强制性的绝对禁欲规定很可能也是造成性别之间心理差异的原因。弗洛伊德认为，许多女性智力低下，正是由于为了压制性欲而对其思维自由加以限制所致。清教主义一方面压制了未婚女性的自然性欲，另一方面却赞扬已婚女性在婚姻中过度生育的行为。事实上，它不仅赞扬她们，还强迫那些因长期压抑而性欲过强的女性生育，不管她们的身体状况如何虚弱，也不管她们是否有能力抚养多个孩子。即使是通过科学方法来避免怀孕也是被严格禁止的；甚至提及这一话题都会被视为犯罪行为。

由于这种清教主义的暴政，大多数女性很快就会陷入身体机能衰退的境地。她们身体虚弱，根本无法为孩子提供最基本的照顾。再加上经济压力，许多女性不得不冒险，甚至不惜付出巨大代价来停止生育。在美国，堕胎现象已经变得极为普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根据最近的调查，每100次妊娠中就有17次会发生堕胎。而这仅仅是被医生发现的案例而已。考虑到这种行为必然处于隐秘状态，以及由此导致的医疗效率低下和疏于照料，清教主义仍在不断为自己的愚蠢与虚伪制造成千上万的受害者。

尽管卖淫行为遭到打击、监禁与束缚，但它依然是清教主义的最大“胜利成果”。它是清教主义最珍视的“产物”，尽管背后充满了虚伪与伪善。妓女们堪称我们这个时代的祸害，她们像飓风一样席卷“文明”国家，留下疾病与灾难的痕迹。对于这个由清教主义所造就的“恶果”，清教主义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实施更严厉的压制与无情的迫害。最新的暴行便是《佩奇法》，它将欧洲的那些恶劣做法强加给了纽约——即对那些成为清教主义受害者的不幸者进行登记并加以隔离。清教主义还以同样愚蠢的方式试图遏制它自己所造成的另一大祸害——性病。最令人沮丧的是，这种狭隘愚昧的精神甚至已经毒害了我们的所谓自由主义者，使他们盲目地加入反对那些由清教主义虚伪行为所催生的现象——即卖淫及其后果的斗争中。清教主义故意装作视而不见，不愿承认真正的预防方法应该是让所有人明白：“性病并非什么神秘可怕的事物，也不是肉体之罪的惩罚，更不是那种被清教主义者视为可耻的邪恶，而是一种可以治疗和治愈的普通疾病。”通过种种隐蔽、伪装的手段，清教主义为这些疾病的蔓延创造了有利条件。其对埃利希教授的重大发现所表现出的无知态度，再次凸显了其偏执的本质——他们用一些含糊其辞的说法来掩饰治疗梅毒的有效方法，仿佛那只是针对某种“毒素”的疗法罢了。

清教主义之所以能犯下如此多的恶行，是因为它有国家的法律作为后盾。它打着保护人们免受“不道德行为”侵害的旗号，渗透到政府的各个机构中，不仅篡夺了道德监管的权力，还对人们的观点、情感乃至行为实施法律上的审查。

艺术、文学、戏剧、私人信件，实际上，我们所有最私密的喜好，都处于这个无情暴君的掌控之下。安东尼·康斯托克或是其他一些同样无知的警察，被赋予了破坏人类天才创造物的权力，他们肆意玷污和毁坏大自然最崇高的杰作——人类的身体。那些探讨我们生活中最重要问题、试图揭示那些被刻意掩盖的问题的书籍，也遭到了法律的制裁。

这些行为被视为犯罪，那些无助的施行者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走向毁灭与死亡。

即便在沙皇的统治下，个人自由也从未像在清教徒横行的美国那样遭到如此严重的侵犯。在这里，民众唯一的休息日——星期天——也变得极其糟糕，根本无法让人享受片刻安宁。所有研究原始习俗与古代文明的学者都认为，安息日本应是欢乐的日子，人们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与忧虑，可以尽情欢庆。在每一个欧洲国家，这一传统依然为人们带来一丝慰藉，让他们从基督教时代的单调与愚昧中暂时解脱出来。到处都是挤满男女老少的音乐厅、剧院、博物馆和花园，尤其是那些带着家人的工人，他们充满活力与快乐，暂时忘记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规则与惯例。正是在这一天，民众展现出在一个理性的社会中生活的真正意义——工作不再具有盈利或摧残灵魂的目的。

清教主义甚至剥夺了人们仅有的这一天。当然，受影响的只有工人阶级：百万富翁们拥有豪华的住宅和精致的俱乐部，而穷人则不得不忍受美国式星期天的单调与乏味。欧洲式的户外社交与娱乐活动，在这里被教堂里的阴郁气氛、闷热且充满细菌的客厅，或是酒吧里残酷的氛围所取代。在实行禁酒令的地区，人们甚至连后者也无法享有，除非他们能用微薄的收入购买劣质酒类。至于禁酒令，其实大家都明白它不过是一场闹剧。与清教主义的其它“成就”一样，它也只是把“魔鬼”逼得更深入人类的生活之中。在实行禁酒令的城市里，醉汉的数量之多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但只要人们还能用香糖来掩盖虚伪带来的恶臭，清教主义就能继续得逞。表面上，禁酒令是以健康和经济为由来反对饮酒的，但由于禁酒令本身的性质就不正常，它最终只会造就一种不正常的生活状态。

一切能够激发想象力、提升情绪的因素，对我们来说都如同空气般不可或缺。它们能强健身体，也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如果没有各种形式的刺激，

创造性的作品是无法产生的，善良与慷慨的精神同样也不可能存在。尽管有些伟大的天才在酒杯中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但这并不能成为清教徒试图束缚人类各种情感的借口。拜伦和爱伦·坡对人类的影响远远超过所有清教徒所能企及的。前者为生活赋予了意义与色彩；后者则将鲜血化为清水，将美丽变为丑陋，将多样性变为千篇一律，最终导致一切的衰败。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清教主义都是一种有害的毒菌。表面上它或许看起来强大而充满活力，但这种毒素会持续发挥作用，直至摧毁整个体系。正如伊波利特·泰纳所说，每一个真正自由的心灵都明白：“清教主义意味着文化、哲学、幽默以及良好人际关系的终结；它的特征就是沉闷、单调与阴郁。”

[1] 《性心理学》，哈维洛克·埃利斯著。

《妇女交易》

我们的改革者们突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白人奴隶贸易。报纸上充斥着关于这些“前所未闻的现象”的报道，立法者也在着手制定新的法律来遏制这一恶行。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公众的注意力被从某种严重的社会弊端上转移开时，人们就会发起针对淫秽行为、赌博、酒吧等的讨伐运动。然而这样的讨伐运动带来了什么结果呢？赌博现象愈发严重，酒吧通过后门继续营业，卖淫活动达到顶峰，而皮条客与帮凶的势力则更加猖獗。

一个几乎每个孩子都知晓的制度，为何会如此突然地被揭露出来？这种众所周知的邪恶现象，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社会学家们，为何现在要将此视为如此重要的问题呢？认为最近对“白人奴隶贸易”的调查（而且那只是非常肤浅的调查）能发现什么新东西，至少可以说是极其愚蠢的。卖淫一直以来都是普遍存在的恶行，但人类依然我行我素，对那些沦为卖淫受害者的痛苦与苦难毫不在意。事实上，人类对我们现有的工业体系以及经济上的“卖淫现象”也同样是漠不关心的。

只有当人类的苦难被变成色彩鲜艳的玩具时，那些愚蠢的人才会感兴趣——至少暂时如此。人们就像容易变心的孩子，每天都需要新的玩具。“正义之士”们对“白人奴隶贸易”的谴责其实也是一种玩具，它能暂时娱乐人们，同时还能为更多寄生虫创造政治职位——那些以检查员、调查员、侦探等身份在世界上游荡的家伙们。

那么，女性被贩卖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不仅仅是白人女性，还有黄种人和黑种人女性。当然是剥削——资本主义这个无情的恶魔，靠压低劳动报酬来获利，从而迫使成千上万的女性和少女陷入卖淫的境地。对于这些女孩来说，沃伦夫人所说的“何必每天工作18小时，只为挣几先令？”确实很有道理。

当然，我们的改革者们对此根本不置一词。他们很清楚其中的真相，但提及它并无好处。与其深入探究问题，不如装作道德高尚的样子，扮演伪善者反而更有利可图。

不过，在年轻作家中也有一个值得称赞的例外：雷金纳德·赖特·考夫曼。他的作品《奴役之屋》是首次尝试从非感伤的视角来探讨这一社会弊端。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记者，考夫曼证明了我们的工业体系让大多数女性别无选择，只能从事卖淫活动。《奴役之屋》中所描绘的女性都属于工人阶级。如果作者去描写其他阶层女性的生活，他也会面临同样的状况。

在没有任何地方，女性是按照她们的工作表现来被对待的，而是被视为一种性别而已。因此，她们几乎不得不以性交易作为代价来换取生存的权利以及维持某种职业地位的机会。至于她们是向一个男人出卖自己——无论是在婚姻关系中还是之外——还是向多个男人出卖自己，那只是程度问题罢了。无论我们的改革者是否承认，女性在经济和社会上的劣势才是导致卖淫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

目前，人们对于以下事实感到震惊：仅在纽约市，就有十分之一的女性在工厂工作；这些女性每周工作48到60小时，平均工资仅为6美元；而且大多数有薪工作的妇女都面临数月的失业期，这使得她们的年均工资只有大约280美元。面对如此糟糕的经济状况，卖淫和人口贩卖为何会变得如此普遍，这还用奇怪吗？

为了避免认为上述数据是夸大之词，我们不妨看看一些研究卖淫问题的专家的观点：

“从那些记录着女性堕落前所从事的工作类型及所得工资的表格中，我们可以找到导致女性堕落的诸多原因。至于雇主以纯粹的商业考量为由降低工资是否合理，以及通过减少工资节省下来的那点钱是否会被用于弥补因这种恶习体系而给公众带来的巨大税收负担——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恶习体系正是诚实劳动者得不到足够报酬的直接结果——这就有待政治经济学家来决定了。”[1]

我们今天的改革者们最好去读一读桑格博士的著作。在书中，他们会发现，在他观察过的2000个案例中，只有少数人来自中产阶级、生活条件良好或家庭环境优渥的家庭。绝大多数都是职业女孩和职业妇女；有些人是因为极度贫困而被迫卖淫，有些人则是由于家庭生活的残酷与恶劣，还有些人则是因为身体缺陷（这一点我稍后会谈到）。对于那些主张维护纯洁与道德的人而言，了解这2000个案例也会很有帮助。

在这些案例中，有490人是已婚妇女，即与丈夫共同生活的妇女。显然，在婚姻的“神圣性”之下，她们的“安全与纯洁”并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2]

阿尔弗雷德·布拉斯科博士在《19世纪的卖淫现象》一书中更为强调，经济状况是导致卖淫现象产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虽然卖淫现象在各个时代都存在，但直到19世纪，它才发展成一种庞大的社会现象。工业的发展使得大量人口进入竞争激烈的市场，大城市的不断扩张与拥挤，以及就业的不稳定，都为卖淫现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动力。”

哈维洛克·埃利斯虽然没有如此绝对地认为经济因素是唯一原因，但也不得不承认它确实是间接或直接的主要诱因。他发现，很大比例的妓女来自仆人阶层，尽管仆人们的生活条件相对较好、更稳定。不过，埃利斯也并未否认，仆女们日复一日的辛苦劳动、单调的生活，尤其是无法享受家庭带来的温暖与快乐，这些因素都促使她们寻求在卖淫中获得慰藉与忘却烦恼。换句话说，作为苦工的仆女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权利，还要承受主人的任意摆布，她们只能像工厂或商店的女工一样，通过卖淫来寻找出口。

目前公众最感兴趣的或许是那些“善良、正派的人”，尤其是那些总是站在各种运动前列的基督教绅士们的愤怒反应。是他们完全不了解宗教历史，尤其是基督教的历史吗？还是他们希望让当代人忽视教会过去在卖淫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们都不应该成为反对当今那些不幸受害者的声音，因为每个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卖淫现象源于宗教，而且一直由宗教所维持着。

几个世纪以来，卖淫行为并非被视为耻辱，反而被视作一种美德，甚至受到众神的推崇。

“看来，卖淫的起源主要在于宗教习俗。宗教作为社会传统的守护者，以某种变形的方式保留了那些正在从社会生活中消失的原始自由。希罗多德在公元前五世纪所记载的例子就很典型：在巴比伦的维纳斯神庙里，每位女性一生中都必须有一次向第一个向她抛硬币的陌生人献身，以此来崇拜这位女神。类似的风俗也存在于西亚其他地区、北非、塞浦路斯以及东地中海的其他岛屿上；在希腊，科林斯要塞上的阿芙罗狄忒神庙也有上千名女祭司，负责为女神服务。”

“所有研究这一问题的权威学者都认为，宗教性卖淫的产生，通常源于这样一种信念：人类的生育活动具有某种神秘而神圣的力量，能够促进大自然的繁衍。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当卖淫变成在祭司控制下的有组织制度后，它便有了功利性的作用，从而有助于增加公共收入。”

“基督教掌权后，相关政策并未发生太大变化。教会的领袖们对卖淫行为持宽容态度。13世纪时，已有受市政当局保护的妓院存在，它们被视为一种公共服务，其管理者几乎被视同公务员。”[3]

此外，桑格博士的著作中还有如下记载：

“教皇克莱门特二世颁布诏书，规定只要妓女将部分收入交给教会，就可以继续从事卖淫活动。”

“教皇西斯图斯四世则更为务实；他亲自建造了一家妓院，从中获得了20,000杜卡特的收入。”

在现代，教会在这方面变得更为谨慎了。至少它不会再公开向妓女索要“贡金”。它认为，投资于房地产——比如三一教堂那样——然后以极高的价格将那些以卖淫为生的人所住的场所出租，才是更赚钱的做法。

尽管我很想谈一谈埃及、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时期的卖淫现象，但我的篇幅不允许。后几个时代的状况尤其有趣，因为那时卖淫活动是有组织地进行的，由所谓的“妓院女王”来掌管这些组织。这些组织会通过罢工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并维持统一的价格标准。显然，这比现代社会中的雇佣奴隶所采用的方法要实用得多。

如果说经济因素是导致卖淫的唯一原因，那未免过于片面且肤浅了。还有其他同样重要且至关重要的因素。我们的改革者们也明白这一点，但他们甚至不敢去讨论这个会摧毁男女生命的制度——我指的是性问题，一提到它，大多数人就会感到极度不适。

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女性从小就被培养成性商品，然而她们却对性的意义和重要性一无所知。所有与性相关的内容都被压制，那些试图揭露这一黑暗现实的人则会被迫害甚至入狱。不过，只要女孩不知道如何照顾自己，不了解自己生命中最重要部分的职能，那么她很容易沦为卖淫的受害者，或者陷入任何一种使其沦为纯粹满足性欲的工具的处境。

正是由于这种无知，女孩的整个生活与天性都受到了破坏。我们早已将“男孩可以顺从自身的本能”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实，也就是说，一旦男孩的性别本能显现，他就可以满足这种本能；但我们的道德家们却对女孩的本能得到释放这一事实感到震惊。在道德家看来，卖淫的罪恶不在于女性出卖自己的身体，而在于她在未婚的情况下出卖身体。

这绝非空话，因为以金钱为交换条件结婚是完全合法的，受到法律与公众舆论的认可；而其他形式的结合则会被谴责和排斥。不过，如果对妓女进行恰当定义的话，她不过就是“那些将性关系视为获取利益手段的人”[4]。

“那些为了进行性行为而出卖身体，并将其当作职业的女性，就是妓女。”[5]

事实上，班格甚至认为，卖淫行为本质上与那些出于经济原因而结婚的男女并无二致。

当然，结婚是每个女孩的梦想，但由于成千上万的女孩无法结婚，我们那些愚蠢的社会习俗迫使她们要么选择独身，要么沦为妓女。人性终究会战胜一切法律，也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要求人性去适应那种扭曲的道德观念。

社会将男性的性经历视为其正常发展的体现，而女性有类似经历则被视为可怕的灾难，是荣誉的丧失，也是人类所有美好与高尚品质的丧失。这种双重标准的道德观念在滋生和延续卖淫现象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使得年轻人在性方面处于完全无知的状态，这种所谓的“纯真”，再加上被压抑的性欲，共同导致了清教徒们极力想要避免或阻止的局面。

并非满足性需求就一定会导致卖淫；真正造成这一问题的，是对那些敢于偏离传统道路的人所施加的残酷、无情且违法的迫害。

那些还只是孩子的少女们，每天要在拥挤、闷热的房间里工作10到12个小时，这样的环境让她们始终处于性兴奋状态。许多女孩没有家，也没有任何舒适的生活条件，因此街头或一些廉价娱乐场所就成了她们忘记日常生活的唯一途径。这自然会使她们陷入……

与异性的过分接近。很难说这两个因素中哪一个导致了女孩的过度性行为，但可以肯定的是，达到性高潮本就是最自然的结果。而这正是通往卖淫的第一步。女孩不应为此负责，相反，这完全是社会的过错，是我们缺乏理解、缺乏对生命成长过程的认知的过错；尤其是那些道德家们的罪过，他们因为女孩偏离了“美德之路”——也就是因为她的初次性经历没有得到教会的认可——而永远地谴责她。

女孩觉得自己被彻底抛弃了，家庭和社会的大门都对她关闭了。她所受到的教育以及传统观念让她觉得自己已经堕落了，因此她没有任何立足之地，也没有任何能帮助她崛起的力量，反而只会让她更加陷入困境。如此一来，社会造就了受害者，之后却又试图徒劳地摆脱它们。即使那个最卑鄙、最堕落的人，也仍认为自己不配娶那个他本愿意用金钱买下的女人，尽管那样做或许能让她免于过上可怕的生活。而她也无法向自己的姐妹寻求帮助——那些姐妹因为自己的“纯洁”而自以为高人一等，却没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在很多方面其实比街上的姐妹更为糟糕。

“与妓女相比，为钱而结婚的妻子才是真正的害群之马，”哈维洛克·埃利斯说道，“她的报酬更少，却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和关怀，而且完全受制于丈夫。而妓女从不放弃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她保留着自己的自由和个人权利，也不必总是屈从于男人的怀抱。”

那些自以为高尚的女性也并不明白莱基的观点——即“虽然她们可能是最恶劣的恶人，但同时也是维护美德的最好力量。如果没有她们，幸福的家庭就会遭到破坏，不自然的、有害的行为也会泛滥成灾”。

道德家们总是准备为了那些他们无法摆脱的糟糕制度而牺牲一半的人类。事实上，卖淫并不能维护家庭的纯洁，正如严格的法律也无法杜绝卖淫现象一样。有50%的已婚男子是妓院的常客。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存在，已婚妇女乃至儿童都会感染性病。然而社会却不对这些男人加以谴责，而对于那些无助的受害者，却有各种残酷的法律来对付她们。她们不仅遭到那些利用她们的男人的侵害，还完全受制于每一个巡逻的警察、侦探、警局里的官员以及各监狱的狱卒。

在一位曾担任“妓院老板”12年的女性所写的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当局每月都强迫我缴纳14.70美元到29.70美元不等的罚款，而那些女孩则要向警方支付5.70美元到9.70美元。”考虑到她是在一个小城市里经营妓院，而且这些数字还不包括额外的贿赂和罚款，就不难看出警察部门从这些受害者的钱财中获得了多么巨大的收入，而他们甚至都不愿意保护这些人。那些拒绝交钱的人就会像牲畜一样被抓起来，“只是为了给城市的善良市民留下好印象，或者因为当局需要额外的资金”。对于那些认为堕落的女人没有人类情感的人来说，他们是永远无法理解我们每次被抓时所感受到的痛苦、耻辱、泪水以及受伤的自尊心的。

奇怪吧，一个经营妓院的女人竟然会有这样的感受？更奇怪的是，一个所谓的基督教世界竟然会剥削这类女人，除了侮辱和迫害之外，什么都不给予她们。哦，但愿基督教世界能展现出一些仁慈之心！

人们经常强调有“白人奴隶”被引入美国。如果欧洲不提供帮助，美国又如何能够保持其纯洁性呢？我并不否认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如此，也不否认有德国和其他国家的使者把经济奴隶诱骗到美国；但我绝对否认卖淫是一种……

从欧洲招募的妓女数量其实并不多。的确，纽约市的大部分妓女都是外国人，但那是因为该市的大部分人口本身就是外国人。一旦我们前往其他美国城市，比如芝加哥或中西部地区，就会发现外国妓女的数量其实只是少数。

另一种被夸大的说法是，这座城市里的大多数街头女孩在来到美国之前就已经从事卖淫活动了。但实际上，这些女孩大多英语流利，生活习惯和外表也完全美国化——除非她们已在美国生活多年，否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她们是因美国的种种状况，以及那种过度炫耀服饰的风气而被迫从事卖淫的，而这种风气自然需要金钱，而金钱是无法在商店或工厂里赚到的。

换句话说，既然美国国内就有成千上万的妓女，就没有理由认为还会有人愿意冒险花钱去购买外国妓女。相反，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将美国女孩出口用于卖淫的行为确实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伊利诺伊州库克县前助理地方检察官克利福德·G·罗便公开指责新英格兰地区的女孩被送往巴拿马，专门供为美国政府工作的男人使用。罗还称“从波士顿到华盛顿之间似乎存在一条地下通道，许多女孩都是通过这条通道被运过去的”。这条通道竟然通向联邦政府的所在地，这难道不值得注意吗？罗说了太多让某些人不满的话，结果他失去了职位。身居要职的人实在没必要讲些无谓的闲话。

对于巴拿马境内的这种情况，人们给出的借口是运河区没有妓院。这不过是那些不敢面对现实的虚伪之徒常用的逃避手段罢了——既没有妓院，也不在城区范围内，所以自然不存在卖淫现象。

除了罗之外，还有詹姆斯·布隆森·雷诺兹，他对亚洲地区的白人奴隶贸易进行了深入研究。作为一名坚定的美国公民，同时也是未来“美国拿破仑”西奥多·罗斯福的朋友……

他绝不可能是第一个诋毁自己国家美德的人。然而他却声称，香港、上海和横滨是美国恶习的滋生地。在那里，美国妓女极为显眼，以至于在东方，“美国女孩”就成了妓女的代名词。雷诺兹先生提醒他的同胞们：虽然在美国的中国人受到领事保护，但在美国的华人却毫无保障。任何了解华人和日本人在太平洋沿岸所遭受的残酷迫害的人，都会同意雷诺兹先生的观点。

鉴于上述事实，将美国的种种社会问题归咎于欧洲实在荒谬至极。宣称犹太人是那些自愿成为猎物的主要群体，同样也是无稽之谈。我确信没人会指责我有民族主义倾向；我很高兴地说，我已经摆脱了这种倾向，也摆脱了许多其他偏见。因此，如果我对“犹太妓女被进口到美国”这一说法感到不满，那并非出于对犹太人的同情，而是基于这些人的生活现实。除非有某种联系或原因，否则只有最肤浅的人才会认为犹太女孩会前往异国他乡。犹太女孩并不喜欢冒险；直到最近，她们几乎从未离开过家，甚至连附近的村庄或城镇都不会去，除非是去探望亲戚。那么，真的有可能这些女孩会在某些势力的诱惑和承诺下，离开父母和家人，长途跋涉到陌生的地方吗？只要去看看那些大型客轮上，就会发现这些女孩都是与父母、兄弟、姑姑或其他亲属一同前来的。当然也有例外情况，但声称有大量犹太女孩被进口用于卖淫或其他目的，完全是不了解犹太人的心理。

住在玻璃房子里的人却去往别处扔石头，这是不对的；更何况，美国的“玻璃房子”其实相当脆弱，很容易破碎，而其内部景象也绝非美好可言。

将妓女数量的增加归因于所谓的“进口”、军校制度的兴起之类的原因，实在是过于肤浅。关于前者，我已有所论述。至于军校制度，尽管它令人厌恶，但我们……

绝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这本质上不过是现代卖淫现象的一个阶段而已——这一阶段因对这种社会恶行的零星打击以及腐败行为而愈发严重。

那些拉皮条的人无疑是人类中的败类，但他们究竟比那些从妓女身上榨取最后一分钱并将其关进警局的警察更可鄙吗？那些靠受害者的汗水发家致富、最终将他们逼上街头的百货公司老板和工厂主，又为何比那些小流氓更恶劣，或对社会构成更大的威胁呢？我并非在为那些小流氓辩护，但我不明白为何要无情地迫害他们，而那些真正制造社会罪恶的人却能逍遥法外、受到尊重。此外，我们还应该记住：并不是那些小流氓造就了妓女，而是我们的虚伪与伪善才造就了妓女与小流氓这两类人。

直到1894年，美国人对拉皮条者几乎一无所知。随后，一场“道德净化运动”席卷了美国——人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根除恶习、净化社会。于是，这些社会“毒瘤”虽然被赶出了表面，却更深地潜伏在了社会之中。妓院经营者以及那些不幸的妓女们，都被交由警察处置。随之而来的，便是高额贿赂和监禁等不可避免的后果。

在妓院里，由于她们还具备一定的经济价值，所以还能得到相对的保护；但一旦回到街头，她们就完全处于那些贪腐的警察手中，任其摆布。这些绝望、需要保护且渴望关爱的女孩，自然很容易成为那些小流氓的猎物，而那些小流氓本身也是商业时代精神的产物。因此，这种小流氓现象其实是警察的迫害、腐败行为以及试图压制卖淫行为的直接结果。将这种现代社会恶行的表现形式与其根本原因混为一谈，实在是愚蠢至极。

单纯的压制与野蛮的法律只会让那些因无知和愚昧而受害的人更加痛苦，进一步降低他们的尊严。这种愚昧行为在拟议中的那项法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该法律将友善对待妓女视为犯罪行为，任何收留妓女的人都将面临五年监禁和1万美元的罚款。这样的态度恰恰暴露出人们对这一社会问题真正成因的极度无知。

卖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体现了《红字》时代清教主义的精神。在现代，没有哪位作家在探讨这一话题时不指出，依靠立法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完全是徒劳的。布拉斯科博士认为，政府的压制与道德批判不仅无法消除这一恶行，反而会使其转入隐蔽的渠道，从而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作为研究卖淫问题最深入且最具人文关怀的学者，哈维洛克·埃利斯通过大量数据证明：越是采取严厉的迫害措施，情况就会越糟糕。例如在法国，1560年查理九世颁布法令取缔了妓院，但妓女的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多了；而且出现了许多形式更为隐蔽、危害更大的新妓院。尽管有这样的立法，或者正因有了这些立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卖淫现象比其他地方更为严重。[6] 只有那些摆脱了对妓女的法律与道德束缚、具备正确观念的公众，才能帮助改善现状。故意视而不见、忽视卖淫作为现代社会现象这一事实，只会让情况更加恶化。我们必须摒弃那种“高人一等”的愚蠢观念，认识到妓女其实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这样的认识能够消除虚伪的态度，带来更深入的理解与更人道的对待。至于要彻底根除卖淫现象，唯有彻底重新评估所有被认可的价值观——尤其是道德观念——并废除工业奴隶制，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1] 桑格博士，《卖淫的历史》。
[2] 桑格博士的著作被排除在美国邮政寄送范围之外，这一事实十分值得注意。显然，当局并不希望公众了解卖淫的真正成因。
[3] 哈维洛克·埃利斯，《性与社会》。
[4] 盖约，《卖淫问题》。
[5] 班杰，《犯罪与经济状况》。
[6] 《性与社会》。

女性选举权

我们自诩生活在一个充满进步、科学与发展的时代。那么，我们仍然信奉拜物教，这难道不奇怪吗？的确，如今的拜物教有着不同的形式与内容，但它们对人类心智的操控力依然与过去一样具有破坏性。

我们现代的拜物对象就是普选权。那些尚未实现这一目标的人会为争取它而发动血腥的革命；而那些已经享受到普选权好处的人，则要为这位“全能的神明”付出沉重的代价。任何敢于质疑这位“神明”神圣性的人都将遭殃！

女性比男性更热衷于拜物教。尽管她们的崇拜对象会不断变化，但她们始终跪地膜拜，始终双手合十，始终无视自己的“神明”其实不过是泥塑之物。自古以来，女性一直是所有“神明”最忠实的支持者，也因此不得不付出只有神明才要求的代价——她的自由、她的心血，乃至她的生命。

尼采那句令人难忘的格言“与女人相处时，带上鞭子吧”被视为极其残酷的言论，然而尼采却用这句话道出了女性对所谓“神明”的态度。

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将女性贬为低等存在、奴隶。它压制了女性的天性，束缚了她的灵魂，然而基督教最大的支持者、最虔诚的信徒恰恰就是女性。事实上，如果没有女性的支持，宗教早已不再能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那些最热心的教会工作者、全世界最不懈的传教士都是女性，她们不断在那些束缚她精神、奴役她身体的“神明”面前献祭。

战争这个贪得无厌的怪物，夺走了女性所有珍贵的事物——她的兄弟、爱人、儿子，只给她留下孤独与绝望的生活。然而，战争最大的支持者和崇拜者依然是女性。正是她们在孩子心中灌输对征服与权力的渴望；正是她们在孩子们耳边吹嘘战争的荣耀，用号角声和枪炮声哄他们入睡。也是女性在胜利者从战场归来时为他们加冕。没错，正是女性为那个贪得无厌的怪物——战争付出了最高的代价。

还有家庭。那究竟是多可怕的枷锁啊！它耗尽了女性的生命力量——这座有着金色栏杆的现代监狱。它光鲜的外表让女性忽视了自己作为妻子、母亲和主妇所要付出的代价。然而，女性依然紧紧抓住家庭，紧紧抓住那束缚她的力量。

或许可以说，正因为女性意识到自己为教会、国家和家庭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所以才渴望获得选举权以获得自由。但那只适用于少数人；大多数女权主义者则完全反对这种亵渎行为。相反，她们始终认为，正是选举权才能让女性成为更好的基督徒、更称职的家庭主妇，以及更忠诚的公民。因此，选举权只不过是强化那些女性自古以来就侍奉着的“神明”的绝对权力的手段罢了。

难怪她会对新的“偶像”——妇女选举权——表现出同样的虔诚、同样的热忱，以及同样的狂热崇拜。和过去一样，她依然面带微笑地承受着迫害、监禁、折磨以及各种形式的谴责。和过去一样，那些最开明的人也期望从20世纪的“神明”——选举权那里获得奇迹：生活、幸福、快乐、自由、独立——所有这些，甚至更多，都将源于选举权。在盲目的崇拜之下，女性们看不到50年前那些有智慧的人所看到的真相：选举权其实是一种邪恶的东西，它只会奴役人们，让她们无法看清自己是如何被巧妙地逼迫服从的。

女性要求平等选举权的理由主要是认为女性应当在社会的一切事务中拥有平等的权利。如果选举权确实是一种权利的话，那自然没人能够反对这一点。可惜的是，人类的头脑如此愚昧，竟会将一种强制行为视为权利。难道让一部分人制定法律，再强迫另一部分人遵守，这不就是最残酷的强制行为吗？然而，女性们却仍在追求那个给世界带来无数苦难、剥夺了男性尊严与自立能力的“黄金机会”；这种强制行为彻底腐蚀了人们，使他们成为无良政客手中的猎物。

那些可怜又愚蠢的美国公民啊！他们虽然享有普选权，但却因此而陷入困境——他们可以自由地挨饿，可以自由地在国家的道路上流浪，但他们却失去了抵制、示威等一切权利，实际上，他们只能任由别人夺走自己的劳动成果。然而，20世纪这一“邪物”带来的种种灾难性后果并没有让女性们有所醒悟。不过，人们还是声称女性能够净化政治。

当然，我并不是基于“女性不具备胜任选举权的条件”这一传统观点来反对妇女选举权的。从身体、心理或智力层面来看，我都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阻止女性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投票权。但是，这并不能让我忽视那种荒谬的想法：即女性能够完成男性未能做到的事情。如果她不想让情况变得更糟，那她至少也不可能让情况变好。因此，认为她能够成功净化某种已然腐朽的东西，实在是荒谬至极。

既然无法让女性得到净化，那就只能认为她们拥有超自然的力量。由于女性最大的不幸就是总是被视作天使或魔鬼，因此她们的真正救赎在于被看作普通人——也就是说，承认她们也会犯下与常人相同的错误。那么，我们是否应该相信两个错误就能带来正确的结果呢？我们是否认为，如果女性进入政治领域，政治中固有的弊端就会减少呢？那些最热衷于妇女选举权的人也绝不会认同这种荒谬的观点。

事实上，那些最支持普选权的人已经意识到，现有的所有政治权力体系都是荒谬的，完全无法解决生活中的各种紧迫问题。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另一位坚决支持妇女选举权的人——海伦·L·萨姆纳博士的印证。在她所著的《平等选举权》一书中，她写道：“在科罗拉多州，我们清楚地看到，平等选举权恰恰暴露出现有体制的本质上的腐朽与低劣。”当然，萨姆纳博士指的是某种特定的投票制度，但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整个代议制体系。基于这样的前提，很难理解女性作为政治力量如何能为自己或全人类带来好处。

但是，那些支持妇女选举权的人会说：看看那些已经实行妇女选举权的国家和州吧。看看女性在那里取得了什么成就——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芬兰、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以及美国的爱达荷州、科罗拉多州、怀俄明州和犹他州。距离会让人产生美好的幻想——或者用波兰人的话说：“不在的地方反而更好。”因此人们会认为，那些国家和州与其他地方不同，它们拥有更大的自由、更高的社会经济平等程度，对人类生活的理解更为深刻，也能更深入地理解那些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社会问题。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女性可以投票，还能参与法律的制定。那里的劳动条件是否比英国更好呢？在英国，那些争取妇女选举权的人正在为这一目标而奋斗。那里的母性是否更加高尚，儿童是否更幸福、更自由？那里的女性是否不再被视为单纯的性商品？她们是否已经获得解放了呢？

她自己能否摆脱清教徒那种对男女道德标准的双重标准呢？显然，只有那些平庸的女性政客才会敢给出肯定的回答。既然如此，再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视为实现平等选举权的典范，未免显得荒谬可笑。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了解澳大利亚真实政治状况的人来说，一个事实是：政治势力通过制定极其严格的劳动法来压制工人阶级，未经仲裁委员会批准而举行罢工的行为甚至被视为与叛国罪同等的罪行。

我绝不是想说妇女选举权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不过，我认为没有理由将澳大利亚视为妇女事业取得成就的奇迹之地，因为其影响力根本无法让工人阶级从政治势力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芬兰已经赋予妇女平等的选举权，甚至还有进入议会的权利。但这是否让芬兰妇女比俄罗斯妇女更具勇气、更热情呢？芬兰和俄罗斯一样，都处于残酷的沙皇统治之下。那些像佩罗夫斯卡娅、斯皮里多诺娃、菲格涅尔、布列什科夫斯卡娅这样的英雄女性在哪里？那些愿意为理想而前往西伯利亚的芬兰年轻女孩又在哪里？芬兰迫切需要英雄式的解放者，可为什么投票权却没能造就他们呢？芬兰唯一为民族复仇的人是男性，而非女性，而且他使用的武器也比投票权更为有效。

至于那些允许妇女投票的州，它们总被当作奇迹的典范来展示。但通过投票权，这些州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果，是妇女在其他州所无法享有的？或者说是她们在没有投票权的情况下通过努力也无法实现的？

的确，在那些实行妇女选举权的州，妇女享有平等的财产权；但对于那些没有财产、只能靠工资生活的成千上万的工人来说，这种权利又有什么用呢？就连萨姆纳博士也承认，平等选举权并未且不可能改善她们的处境，而他显然很清楚这一点。作为一名热心的妇女选举权支持者，他被派往科罗拉多州推动平等权利事业……

纽约州选举权联盟致力于为争取选举权而收集相关资料，她绝不会说任何贬低女性的话；然而我们却得知：“平等选举权对女性的经济状况影响甚微。女性仍然无法获得同工同酬，而且尽管科罗拉多州的女性从1876年起就享有投票权，但女教师的工资仍低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女教师。”另一方面，萨姆纳小姐未能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女性已经拥有34年的投票权，自1894年起还享有平等选举权，但就在几个月前，丹佛的人口普查显示有15000名有缺陷的学童，而这些学童大多在教育部门工作；更何况科罗拉多州的女性还通过了“最严格的儿童和动物保护法律”。科罗拉多州的女性“非常关心那些负责照顾弱势、有缺陷或行为不当儿童的机构”。如果一个城市就有15000名有缺陷的儿童，那这无疑是对女性关怀与责任的严重指责。既然在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儿童问题上，女性选举权都彻底失败了，那它又有什么荣耀可言呢？女性本应为政治领域带来更高的正义感，可1903年矿主们对西部矿工工会发动游击战时，贝尔将军实行恐怖统治，夜间将人们从床上拖起来，绑架他们并将其扔进牛栏，宣称“宪法算什么，俱乐部才是宪法”时，那些女性政治家们又在哪儿？她们为何不行使自己的投票权？其实她们还是行使了权力——她们帮助击败了最公正、最开明的怀特州长。怀特州长不得不让位给矿主们的工具、劳动力的敌人、科罗拉多州的“沙皇”皮博迪州长。“当然，男性选举权也不会造成更糟糕的局面。”没错，那么女性选举权究竟给女性和社会带来了什么好处呢？那种声称女性能净化政治的说法也不过是个谎言，爱达荷州、科罗拉多州、怀俄明州和犹他州的政治状况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女性本质上是纯粹主义者，她们会固执地试图让他人变得像自己认为的那样完美。因此，在爱达荷州，她们剥夺了街头女性的投票权，并宣布所有“品行不端”的女性都没有投票资格。当然，“品行不端”并非指婚姻中的卖淫行为。不用说，非法卖淫……

赌博已被禁止。在这方面，法律必然是具有约束性的：它总是会加以禁止。所有法律都是如此——它们不会走得更远，但其本质却会打开通往地狱的大门。自从有法律禁止卖淫和赌博以来，这两种行为反而变得更加猖獗。

在科罗拉多州，女性们的清教主义表现得更为极端。“自从女性获得选举权后，那些生活极其不检点的人以及与酒馆有关联的人就被排除在政治之外了。”[1]康斯托克先生还能做得更多吗？所有的清教徒领袖们能做得更多吗？我怀疑有多少女性意识到这种做法的严重性。她们是否明白，这非但无法提升女性的地位，反而会让她们变成政治间谍，成为窥探他人私事的可鄙之人——并非为了某种事业的好处，而正如一位科罗拉多州的女性所说：“她们喜欢闯入那些从未去过的地方，尽可能多地打探各种信息，无论是政治方面的还是其他方面的。”[2]没错，她们甚至会深入人的灵魂深处，探究最隐秘的角落。因为对大多数女性来说，没有什么比丑闻更能满足她们的欲望了。而她们又何曾有过像政客们那样的机会呢？

“生活极其不检点的人以及与酒馆有关联的人。”显然，那些推动女性投票的人根本不具备分寸感。即便承认这些爱管闲事的人有权决定谁的生活足够“纯洁”从而适合进入政治领域，那难道酒馆老板也属于同一类人吗？除非这是美国的虚伪与偏执——这种虚伪与偏执在禁酒令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它允许富人沉溺于酒醉之中，却对穷人仅有的娱乐场所严加监控。即便没有其他原因，女性那种狭隘且纯粹的生活态度也会让她们在拥有政治权力时成为自由的更大威胁。人类早已摆脱了依然笼罩着女性的种种迷信。在经济竞争领域，人类不得不发挥效率、判断力、能力与才干。因此，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用清教式的标准来衡量每个人的道德水平。在政治活动中，他们也同样不会盲目行事。他们知道，对于政治斗争而言，数量而非质量才是关键，除非……

他究竟是富有同情心的改革者，还是顽固的旧派人士？他明白政治永远都不过是片沼泽地罢了。

那些对政治过程稍有了解的女性都知道政治的残酷本质，但由于自身的自负与自我中心，她们竟以为只要轻轻抚摸那只“野兽”，它就会变得像羔羊一样温顺、纯洁。仿佛女性不会出卖自己的选票，仿佛女政治家们不可能被收买！如果女性的身体可以用来换取物质利益，那她的选票为何不行呢？即便支持妇女选举权的人也承认，这种行为在科罗拉多州和其他州确实在发生。

正如我之前所说，女性对人类事务的狭隘视野并非反对其成为比男性更优秀的政治家的唯一理由，还有其他原因。她们终生的经济寄生状态彻底模糊了她们对平等含义的理解。她们要求与男性享有平等权利，但我们却看到“很少有女性愿意在条件恶劣的地区开展竞选活动”。与那些为理想而甘愿面对地狱之苦的俄罗斯女性相比，平等对她们而言实在微不足道！

女性要求与男性拥有相同的权利，却因为男性没有因她的出现而死去而感到愤怒——男人继续抽烟、戴着帽子，也不会像仆人一样从座位上跳起来。这些或许都是些琐碎的事情，但却揭示了美国女权主义者的本质。当然，她们的英国姐妹早已摆脱了这些愚蠢的观念，展现出足以应对各种考验的品格与毅力。英国女权主义者们的英勇与坚韧值得尊敬。正是由于她们积极进取的态度，才激励了我们那些缺乏勇气与决心的女性。但归根结底，女权主义者们仍然缺乏对真正平等的理解。否则，又该如何解释那些勇敢的斗士们为何要为那样一项只会让少数有钱女性受益、完全忽视广大劳动妇女利益的法案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呢？诚然，作为政治家，她们不得不采取机会主义态度，无法得到全部利益时就只能选择折中方案。但作为聪明且开明的女性，她们应该明白：如果选票是一种武器，那么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比经济上优越的阶层更需要它。

而后者由于经济上的优势，已经拥有了过大的权力。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杰出领袖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女士在美国的演讲中也曾承认，政治上的强者与弱者之间不可能实现平等。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那些在经济上已经处于劣势、比那些能从沙克尔顿法案中受益的妇女们更落后的英格兰女工们，一旦该法案通过，又如何能与那些政治上的强者共事呢？那些充满热情、奉献精神与牺牲意志的人，恐怕仍不得不像背负经济上的压迫者一样，继续背负着政治上的压迫者。即便在英格兰实现男女普选，她们也依然不得不如此。无论工人怎么做，总是要付出代价。然而，那些相信投票力量的人却毫无正义感可言，因为他们根本不关心那些他们声称应该从中受益的人。直到最近，美国的妇女参政运动还完全是一种纯粹的社交活动，与人们的经济需求毫无关联。苏珊·B·安东尼无疑是个与众不同的女性，但她不仅对劳工阶层漠不关心，甚至还心怀敌意；1869年，她甚至建议女性去取代纽约那些罢工的印刷工。我不知道她在去世前是否改变了态度。当然，也有一些妇女参政主义者与劳动妇女有联系——比如妇女工会联盟——但她们只是少数，而且她们的活动主要还是经济层面的。其余的人则认为劳动是上天赋予的正当责任。如果没有穷人，富人又会怎样呢？那些懒惰、寄生虫般的女人，她们一周的花费就相当于她们的受害者一整年的收入，如果没有八千万名工资劳动者，她们又会怎样呢？平等？谁听说过这种事？很少有国家能像美国这样充满傲慢与势利，尤其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女性。她们不仅认为自己与男性平等，甚至还自认为是男性的上司，尤其是在纯洁、善良和道德方面。难怪美国的妇女参政主义者会为投票权要求最神奇的力量。

她傲慢自大，根本看不到自己其实处于何种被奴役的状态——与其说是被男人束缚，不如说是被自己愚蠢的观念和传统所束缚。选举权无法改变这一悲惨现实，反而只会加剧它，事实也确实如此。

一位美国著名女性领袖声称，女性不仅有权获得同工同酬，甚至还有权依法获取丈夫的工资；如果丈夫不支持妻子，就应该被戴上囚犯的镣铐，而他的收入则应由作为其“平等伴侣”的妻子来收取。另一位为女性权利奔走的杰出人士则认为，女性的投票权能够消除那些全世界最杰出的人们都未能解决的社交弊端。实在令人遗憾的是，所谓的宇宙创造者早已为我们制定了完美的秩序，否则女性选举权肯定能让女性彻底超越他。

没有什么比质疑既定观念更危险的了。虽然我们已不再生活在那种会因这种异端思想而被处以火刑的时代，但那些反对不同意见的人的狭隘心态依然存在。因此，我很可能会被视为女性的反对者。但这并不能阻止我正视这个问题。我再次重复我最初的观点：我不认为女性会让政治状况变得更糟，也不认为她们能使其变得更好。既然她们无法弥补男性的错误，那又何必延续这些错误呢？

历史或许是由谎言构成的，但它中也包含着一些真相，而这些真相正是我们规划未来的唯一指引。男性政治活动的历史表明，他们并没有为人类带来任何无法通过更直接、成本更低且更持久的方式获得的成果。事实上，男性所取得的每一寸进步都是通过不断的斗争、不懈的自我争取才实现的，而非依靠选举权。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女性在追求解放的道路上会或将会得到投票权的帮助。

在最为黑暗的国家——实行绝对专制的俄罗斯，女性并非通过投票权，而是凭借自身的意志力，成为了与男性平等的存在。她们不仅为自己赢得了所有学习和发展的机会，还赢得了男性的尊重与敬意。

同志情谊；不仅如此，她还赢得了全世界的钦佩与尊敬。而这一切并非源于选举权，而是源于她在为自由而奋斗过程中的卓越勇气、坚韧意志、能力以及毅力。在那些拥有选举权的国家或地区里，有哪位女性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呢？当我们审视美国女性的成就时，就会发现，还有比选举权更深刻、更强大的力量在推动着她走向解放。

就在六十二年前，少数女性在塞内卡瀑布会议上提出了要求，希望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以及从事各种职业的机会。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还有谁敢把女性视为单纯的家庭劳力呢？还有谁敢主张某些职业不应向女性开放呢？六十多年来，女性为自己创造了全新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在人类思想的各个领域以及各项活动中，她们都已成为世界级的力量。而这一切都是在没有选举权、没有立法权、没有担任法官、狱卒或刽子手“特权”的情况下取得的。

没错，我或许会被视为女性的敌人；但只要我能帮助她们看到光明，我就不会抱怨。

女性的不幸并不在于她们无法从事男性的工作，而在于她们为了超越男性而浪费自己的生命力。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使得她们在体力上无法与男性相媲美。哦，我知道确实有一些女性取得了成功，但那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重要的不是女性从事何种工作，而是她们工作的质量。选举权或投票权并不能为女性带来任何新的优势，也无法让她们获得任何能提升自身素质的东西。她们的发展、自由与独立必须源自自身，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首先，要作为独立的个体来展现自我，而非作为性别的商品；其次，要拒绝让任何人支配自己的身体；除非自己愿意，否则不要生孩子；拒绝成为上帝、国家、社会、丈夫或家庭的仆人；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简单，但同时也更加充实和有意义。也就是说，要努力理解生活的意义与内涵，摆脱各种恐惧。

公众舆论与谴责。唯有如此，而非投票，才能解放女性，使她成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力量——一种推动真爱、和平与和谐的力量；一种具有神圣力量、能够赋予生命的力量；一种创造自由男女的力量。

[1] 平等选举权。海伦·萨姆纳博士。

[2] 平等选举权。

[3] 海伦·A·萨姆纳博士。

[4] 沙克尔顿先生是一名劳工领袖，因此他自然会提出排除自己支持者的法案。英国议会里到处都是这样的叛徒。

[5] 平等选举权。海伦·A·萨姆纳博士。

女性解放的悲剧

我首先承认一点：无论各种政治和经济理论如何阐述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根本差异，无论阶级和种族差异如何，也无论在女性权利与男性权利之间划下何种人为界限，我都认为这些差异存在一个交汇点，可以融合为一个完美的整体。

我并非要提出某种和平条约。如今充斥在我们整个公共生活中的那种社会对立情绪，是由相互矛盾的利益所导致的；而一旦以经济正义原则为基础对我们的社会生活进行重组，这种对立情绪就会彻底消失。

性别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和平与和谐，并不一定取决于表面上的平等；也不……

它要求消除个体的特质与独特性。如今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不久的将来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既能保持自我，又能与他人融为一体，能够与所有人类产生深刻的共鸣，同时仍保留自己的独特品质。在我看来，这正是大众与个体、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与真正有个性的人、男性与女性能够毫无对立与冲突地相处的基础。我们的座右铭不应是“彼此宽恕”，而应是“彼此理解”。斯塔尔夫人那句常被引用的话——“理解一切就意味着宽恕一切”——从来就没有吸引过我；它带有忏悔室的意味；宽恕他人意味着一种伪善的优越感。只要能够理解他人就足够了。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对妇女解放及其对整个性别群体影响的看法。

解放应当让女性能够以最真实的姿态成为人。她内心所有渴望表达与行动的愿望都应得到充分实现；所有人为设置的障碍都应被打破，通往更大自由的道路上也应清除几个世纪以来所遗留的奴役与屈从的痕迹。

这原本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初衷。但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果却使女性陷入孤立状态，剥夺了她们所必需的幸福源泉。仅仅依靠外在的解放，现代女性便成了某种人造的存在，让人联想到法国园艺艺术中那些造型奇特的树木、灌木、金字塔、轮状结构以及花环——全是些人为塑造的形态，而非她们自身内在品质的自然体现。这类人为培育出来的“女性植物”在当今社会极为常见，尤其是在所谓的知识界。

女性的自由与平等！当这些话语首次由当时最崇高、最勇敢的人们说出时，它们唤起了多么巨大的希望与憧憬啊！一个充满光明与荣耀的新世界即将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女性将能够自由地掌控自己的命运——这无疑是一个值得人们付出巨大热情、勇气与坚持的目标。

无数先驱者们不懈努力，他们不惜付出一切，与充满偏见与无知的世道抗争。我的希望也指向那个目标，但我认为，以当今的理解与实践方式来推动女性解放，终究未能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如果女性真的渴望获得自由，就必须摆脱那种“被解放”的状态。这听起来可能有些矛盾，但实际上却是事实。通过女性解放，她们获得了什么？仅在少数国家拥有平等的选举权而已。这真的如那些善意的倡导者所预期的那样，让我们的政治生活变得更加纯洁了吗？显然没有。其实，那些具备健全判断力的人应该停止用那种幼稚的语气谈论政治腐败问题了。政治腐败与各类政治人物的道德水平或道德松弛无关，其根源完全是物质层面的。政治不过是商业和工业界的反映，而这些领域的准则就是：“获取比给予更值得庆祝”；“低价买入，高价卖出”；“一只脏手会弄脏另一只手”。即便女性拥有了投票权，也毫无可能净化政治环境。女性解放使她们在经济上实现了与男性的平等，也就是说，她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职业。但由于过去和现在所受到的体能训练并未让她们具备与男性竞争所需的体力，因此她们常常不得不竭尽全力、耗尽精力、绷紧每一根神经才能在市场上立足。能够成功的寥寥无几，因为事实上，女教师、医生、律师、建筑师和工程师往往无法获得与男性同事同等的信任，也无法得到同等的报酬。而那些最终实现了所谓平等的女性，往往也是以牺牲自己的身心健康为代价的。至于那些普通的女工，如果将家庭中的束缚与缺乏自由换成工厂、作坊、百货公司或办公室里的束缚与缺乏自由，那她们又能获得多少独立呢？此外，许多女性在辛苦工作一天后，还必须承担起照顾那个冰冷、肮脏、杂乱无章且毫无舒适感的“家”的重担。真是“光荣的独立”啊！难怪会有成百上千的女孩愿意接受第一份求婚，因为她们已经厌倦了那种所谓的“独立”。

在缝纫机或打字机上工作的姑娘们，同样渴望结婚，她们也像那些希望摆脱父母控制的中产阶级女孩一样。那种只能带来勉强糊口收入的所谓独立，并没有那么吸引人，也没有那么理想，以至于让人期望女性为此牺牲一切。我们所推崇的独立，其实不过是一个逐渐削弱和扼杀女性天性、爱情本能以及母性本能的过程罢了。

然而，劳动女工的地位要比那些从事教师、医生、律师、工程师等职业的女性更为自然、更符合人性——后者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更幸运，却不得不维持体面的形象，而她们的内心世界却日益空虚与死寂。

目前对于女性独立与解放的观念过于狭隘；害怕爱上与社会地位不相等的男人；担心爱情会剥夺自己的自由与独立；恐惧爱情或母性会妨碍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使得现代获得解放的女性变成了一个“守贞者”，生活中的种种苦难与欢乐都无法触及她的灵魂。

大多数支持者所理解的解放，其范围实在太过狭窄，无法让身为妻子、母亲的女性能够充分体验到那份深沉的情感所带来的爱与喜悦。

那些能够自给自足或经济独立的女性的悲剧，并不在于经历太多，而在于经历太少。的确，她们比过去几代女性更了解世界与人性的本质，但正因如此，她们才深刻感受到生活的本质缺失——唯有这种本质才能丰富人的灵魂，而没有它，大多数女性就只会变成纯粹的职业机器。

那些意识到在伦理领域中仍存在着许多男性至高无上时代的残余现象的人，早已预见到这种情况的出现；而这些残余至今仍被视为有用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还有相当多的人……

那些获得解放的人没有它们就无法生活。凡是旨在摧毁现有制度、用更先进、更完美的制度取而代之的运动，总有一些人表面上支持最激进的观念，但在实际生活中却表现得像普通的庸人一样，假装正派，试图赢得对手的好感。例如，有些社会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财产权就是盗窃行为，但若有人欠他们几枚别针的钱，他们就会勃然大怒。

在妇女解放运动中也能看到同样的庸人现象。那些低劣的记者和平庸的作家们描绘出的解放后妇女的形象，足以让正直的公民及其庸俗的伴侣毛骨悚然。她们把每一个妇女权利运动的参与者都描绘成无视道德的乔治·桑那样的人——对她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她也不尊重男女之间的理想关系。简而言之，解放意味着放纵欲望、沉溺罪恶的生活，完全不顾及社会、宗教和道德。妇女权利的倡导者们对这种描述极为愤慨，由于缺乏幽默感，他们便竭尽全力证明自己并非如此糟糕，实际上恰恰相反。当然，只要妇女还是男人的奴隶，她就不可能善良纯洁；但现在既然她已经获得自由与独立，她就会证明自己的善良，并且她的存在会对社会中的所有制度产生净化作用。的确，妇女权利运动打破了许多旧有的束缚，但也创造了新的束缚。真正的解放运动并未出现那种能够直面自由的女性群体。她们狭隘的清教徒式观念将男人视为扰乱秩序、不可信赖的存在，将其排除在情感生活之外。除了作为孩子的父亲之外，男人是不被容忍的，因为孩子没有父亲是无法出生的。幸运的是，最顽固的清教徒也永远无法扼杀人们对母性的天性渴望。但女性的自由与男性的自由紧密相连，我那些所谓的“已获解放的姐妹”似乎忽视了一个事实：在自由环境中出生的孩子需要周围所有人的爱与关怀，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不幸的是，正是这种狭隘的观念……

这种关于人际关系的观念给现代男女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悲剧。

大约十五年前，才华横溢的挪威作家劳拉·马霍尔姆撰写了一部名为《女人：人物研究》的作品。她是最早指出现有女性解放观念的空洞与狭隘性，以及其对女性内心世界所造成的悲剧性影响的人之一。在书中，劳拉·马霍尔姆讲述了几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杰出女性的命运：天才演员埃莱奥诺拉·杜塞；伟大的数学家兼作家索尼娅·科瓦列夫斯卡娅；以及英年早逝的艺术家、诗人玛丽·巴什基尔采夫。通过对这些拥有非凡才智的女性的生活描写，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内心深处对完整、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望，以及因无法实现这一愿望而产生的不安与孤独。通过这些精妙的心理刻画，我们不难发现：女性的精神发展水平越高，就越难以找到一个能真正理解她、不仅将她视为性对象，更视其为完整的人、朋友、伙伴以及拥有独立个性的个体的人——这样的伴侣是不会也不应该忽视她性格中的任何特质的。

在劳拉·马霍尔姆的《人物研究》中所描绘的理想伴侣形象中，那种自以为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女性的普通男人，显然是女性无法接受的。同样，那些只看到女性的智力与才华、却无法唤醒其女性本性的男人，也对女性而言是不可取的。

丰富的智慧与高尚的灵魂通常被视为塑造深刻而美好人格的必要条件。但对于现代女性来说，这些特质反而成了阻碍她们充分展现自我价值的障碍。一百多年来，那种基于《圣经》中“至死不渝”理念的传统婚姻制度一直被批评为一种体现男性对女性统治、要求女性完全顺从男性的意愿与命令、并依赖男性提供一切支持的制度。无数事实已经证明，这种传统的婚姻关系将女性限制在作为男性仆人及生育工具的角色上。然而，我们仍然能看到许多追求自由的女性，即便婚姻存在种种缺陷，她们仍宁愿选择婚姻，而非那种狭隘的生活方式。

未婚的生活是狭隘且难以忍受的，因为道德与社会偏见的枷锁束缚着她的天性。许多倡导女性解放的先进女性之所以会表现出这种矛盾的态度，是因为她们从未真正理解过解放的含义。她们以为只要摆脱外在的压迫就够了；而那些对人的成长更为有害的内在压迫者——即各种道德与社会规范——则被搁置不管，结果这些压迫者依然继续存在。在那些最积极倡导女性解放的人心中，以及在我们祖母们的心中，情况似乎并无二致。这些内在的压迫者，无论是以舆论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母亲、兄弟、父亲、姑姑或各类亲戚的意见出现，或是以格兰迪夫人、康斯托克先生、雇主或教育委员会的意见出现——所有这些爱管闲事的人、道德侦探以及人类精神的囚禁者，他们又会说些什么呢？除非女性学会反抗他们所有人，坚定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坚持要求获得完全的自由，倾听自己天性的声音——无论那是呼唤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对男人的爱，还是最光荣的权利——生育孩子的权利——否则她就不能称自己为真正获得解放的人。有多少获得解放的女性有勇气承认，爱的声音正在呼唤着她们，强烈地敲击着她们的胸膛，渴望被聆听、被满足。法国作家让·雷布拉赫在他的小说《新美》中试图描绘出理想中的、美丽且获得解放的女性形象。这个理想形象体现在一位年轻的女医生身上。她非常聪明且明智地谈论如何喂养婴儿；她心地善良，还会免费为贫困的母亲提供药物。她会与自己认识的一位年轻人探讨未来的卫生条件，以及如何通过使用石制墙壁和地板、摒弃地毯和挂饰来消灭各种细菌和病菌。当然，她的穿着极为朴素实用，多为黑色。那位年轻人在初次见到她时，就被她那超凡的智慧所震撼，后来逐渐理解了她，最终有一天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她。他们都很年轻，她既善良又美丽，尽管总是穿着严谨的服装，但干净整洁的白色领口和袖口却让她的形象显得更加柔和。

本以为他会向她表达自己的爱意，但他并非会做出浪漫而愚蠢之举的人。在那位美丽女子的面前，诗歌与爱的热情足以掩盖他们的羞涩。他压制住内心的冲动，保持得体行为。她同样总是那么严谨、理性、举止得当。恐怕如果他们真的结合在一起，那个年轻人很可能会冻死。我必须承认，我看不出这位新出现的“美人”有什么可取之处——她冷若石墙石地，和她所梦想的那样。我宁愿听到浪漫时代的情歌，宁愿看到唐璜与维纳斯夫人，宁愿看到在月夜里用梯子和绳子私奔，随后迎来父亲的诅咒、母亲的哀号以及邻居们的道德评判，也不愿看到那种以刻板标准来衡量得体与规矩的行为。如果爱情不能毫无束缚地给予与接受，那便不是真正的爱情，而只是一种总是强调得失的交易罢了。

当今女性解放运动最大的缺陷在于其人为的刻板性以及狭隘的道德观念，这些因素使得女性的灵魂变得空虚，无法从生命的源泉中汲取力量。我曾经说过，那些时刻关心着孩子们的幸福以及所爱之人的安逸的传统型母亲与主妇，与真正现代的女性相比，似乎存在着更深刻的关系；而后者与其那些所谓“解放了”的姐妹之间则没有这样的联系。那些纯粹追求女性解放的人将我视为异教徒，认为我只配被烧死。他们盲目的热情让他们无法明白，我之所以对比传统女性与现代女性，只是为了证明：我们的许多祖母比那些充斥在大学、学术机构及各种办公室里的“解放了”的职业女性拥有更多的血性、更多的幽默感与智慧，当然也更有自然、善良与纯朴的品质。这并不意味着我要回到过去，也不是要让女性重新回到厨房和育儿室这样的旧角色中。

真正的救赎在于朝着更加光明、清晰的未来奋勇前进。我们需要摆脱旧传统与旧习惯的束缚，自由成长。迄今为止，女性解放运动才迈出了第一步，希望它能够积蓄力量，再向前迈出一步。选举权或平等的公民权利或许是个好的开始。

人们有各种要求，但真正的解放并非始于投票站或法庭，而是始于女性的内心。历史告诉我们，每一个受压迫的阶级都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才从压迫者手中获得真正自由的。女性也必须吸取这一教训，明白自己的自由程度取决于她实现自由的能力。因此，对她来说，更重要的是先进行内在的自我革新，摆脱偏见、传统与习俗的束缚。在生活的各个领域追求平等权利是合理且公正的；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权利还是爱与被爱的权利。事实上，如果要让女性的解放成为彻底而真正的解放，就必须摒弃那种认为“被爱、成为恋人或母亲就等同于成为奴隶或处于从属地位”的荒谬观念，也必须摒弃性别对立的荒诞想法，即认为男人和女人代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世界。

狭隘会制造隔阂，宽广则能带来团结。让我们心胸开阔吧，不要因为眼前的琐事而忽视了那些至关重要的事物。对于两性关系的正确理解，不应存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概念，唯一重要的是无私地付出，从而让自己变得更加丰富、深刻与美好。唯有如此，才能填补空虚，将女性解放过程中的悲剧转化为无尽的喜悦。

婚姻与爱情

人们普遍认为婚姻与爱情是同义词，它们源于相同的动机，满足着人类相同的需求。但像大多数流行观念一样，这种观点并非基于事实，而是源于迷信。

婚姻与爱情毫无关联；二者之间的距离如同两极一般遥远，实际上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无疑，有些婚姻确实是出于爱情而建立的。但这并非因为爱情只能通过婚姻来体现，而是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如今，有大量男女认为婚姻不过是一场闹剧，但他们仍为了顾及公众舆论而选择结婚。无论如何，虽然确实存在一些基于爱情的婚姻，也确实有一些人在婚后依然保持爱情，但我认为这种爱情是与婚姻无关的，而非因婚姻而产生的。

另一方面，认为爱情源于婚姻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偶尔会听到一些夫妻在婚后才坠入爱河的神奇案例，但仔细分析后会发现，那不过是对于不可避免现实的妥协罢了。彼此间的日益熟悉远远无法比拟爱情的那种自然、热烈与美好，没有这些，婚姻中的亲密关系只会让男女双方都感到屈辱。

婚姻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安排，一种保险契约。它与普通的人寿保险协议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其约束力更强、要求更严格。其回报相对于投入而言微不足道。购买保险时，人们只需支付一定的费用，而且随时可以停止缴费。然而，如果女人的“保险费”就是她的丈夫，那么她就必须用自己的名声、隐私、自尊乃至生命来支付这笔“费用”，“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此外，这种“婚姻保险”还会使她终生处于依赖状态，成为寄生者，在个人和社会层面都毫无用处。男人同样要付出代价，但由于他的活动范围更广，婚姻对他的限制不如对女人那么严重。他更多是在经济层面上感受到束缚。

因此，但丁在《地狱篇》中所写的格言同样适用于婚姻：“进入此处的人，须放弃一切希望。”

只有极其愚蠢的人才会否认婚姻是一种失败。只要看看离婚统计数据，就能明白婚姻究竟是何等惨痛的失败。那些陈腐的观点——认为离婚法规过于宽松以及女性越来越放纵——才是导致每十二对婚姻中就有一对以离婚告终的原因，这种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每十万人中的离婚率从28起上升至73；第三，自1867年以来，以通奸作为离婚理由的情况增长了270.8%；第四，遗弃行为则增长了369.8%。

除了这些惊人的数据之外，还有大量戏剧和文学作品进一步探讨了这一主题。罗伯特·赫里克在《在一起》中、皮内罗在《中途》中、尤金·沃尔特在《全额支付》中，以及许多其他作家都指出了婚姻的贫瘠、单调、肮脏以及它作为促进和谐与理解的手段的不足之处。

有思考力的社会学者不会满足于那些肤浅的解释，他们必须深入探究两性之间的生活状况，才能明白为何婚姻会如此糟糕。

爱德华·卡彭特认为，每段婚姻的背后都是两性长期所处的环境；这种环境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男女之间只能保持陌生关系。由于迷信、习俗和习惯构成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婚姻无法让双方建立起相互了解与尊重的感情，而没有这种感情，任何婚姻都注定失败。

亨利克·易卜生是所有社会虚伪现象的批判者，他可能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真理的人。诺拉离开丈夫，并非如那些愚蠢的评论家所说，是因为她厌倦了责任或追求女性权利，而是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八年来一直与一个陌生人生活在一起并为他生儿育女。还有比与一个陌生人终生共处更屈辱、更低贱的事吗？女人无需了解男人的任何事情，只需知道他的收入即可。至于女人本身——除了她的外表好看之外，还有什么可了解的呢？我们至今仍未摆脱那种认为女人没有灵魂、只是男人的附属品、是为了方便那些强大到害怕自己影子的男人而由他的肋骨变来的神学谬论。

也许，女人出身低劣才是其地位低下的原因。无论如何，女人没有灵魂——又有什么好了解的呢？而且，女人的灵魂越少，她的……

作为妻子这一资产，她就会更愿意全身心地投入于丈夫之中。正是这种对男性优越性的盲目顺从，使得婚姻制度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保持完整。如今，女性开始觉醒，开始意识到自己并不受制于男性的支配，于是这一神圣的婚姻制度便逐渐遭到破坏，再多的感伤哀叹也无法阻止这一趋势。

几乎从幼年起，普通女孩就被告知婚姻是她的最终目标；因此，她所受的教育与培养也都应以实现这一目标为导向。她们就像被养肥准备宰杀的牲畜一样，为婚姻做着准备。然而奇怪的是，关于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职责，她们所了解的竟比普通工匠还要少。对于一个品行端正的女孩来说，了解任何有关婚姻关系的事情都是不体面且肮脏的。唉，这种所谓的“体面”真是自相矛盾——它需要婚姻的誓言来将本应肮脏的事物变成最纯洁、最神圣的东西，让没人敢质疑或批评。而这恰恰就是那些维护婚姻制度的人的态度。准妻子和准母亲对自己在婚姻中唯一的资本——性——一无所知。因此，当她们与男人建立终身关系后，往往会因为最自然、最健康的本能——性——而感到震惊、厌恶和愤怒。可以说，婚姻中的诸多不幸、痛苦与折磨，都源于对性知识的那種被奉为美德的极度无知。而我所说的“因为这一可悲的事实而导致许多家庭破裂”，也绝非夸张之言。

然而，如果女性足够自由，能够在没有国家或教会干预的情况下了解性的奥秘，那她就会被视为完全不适合成为“好”男人的妻子——因为所谓“好”男人，不过是头脑空虚却拥有大量财富的人罢了。还有比这更荒谬的吗？一个健康、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成年女性，竟然必须违背自然的需求，压制自己最强烈的渴望，损害自己的健康与精神，限制自己的视野，放弃性体验带来的美好与愉悦，直到有个“好”男人出现并娶她为妻。这难道就是婚姻的意义吗？这怎么可能……

这样的安排除了以失败告终之外，还有别的结局吗？这是婚姻中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并非最关键的因素——它使得婚姻有别于爱情。

我们生活在一个务实的时代。罗密欧与朱丽叶为爱情而冒险违抗父亲意愿的时代，格蕾琴为爱情而承受邻居们闲言碎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即便偶尔有年轻人允许自己沉溺于浪漫之中，也会被长辈们严加管教，直到他们变得“理智”为止。

人们灌输给女孩的道德观念并非那个男人是否激起了她的爱意，而是“爱的程度如何”。在现实的美国生活中，唯一重要的标准就是：那个男人能否养活自己？能否抚养妻子？这才是婚姻存在的唯一理由。渐渐地，这个观念渗透到女孩的每一个想法中；她的梦想不再是月光与亲吻、欢笑与泪水，而是购物和打折。这种灵魂上的贫乏与庸俗，正是婚姻制度所固有的特征。国家和教会不认可其他任何理想，因为只有这种理想才需要国家和教会来控制男女。

当然，仍有一些人认为爱情比金钱更重要。尤其是那些因经济压力而不得不自力更生的群体。考虑到女性进入工业领域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她们地位的巨大变化确实令人惊叹。有六百万女性从事有薪工作；她们与男性拥有同等的权利，可以被剥削、被压迫、可以罢工，甚至可以挨饿。还有更多吗？没错，从最高脑力劳动到矿山和铁路行业，各个领域都有六百万女性从事有薪工作；就连侦探和警察也不例外。显然，女性的解放已经彻底完成了。

然而，尽管如此，在庞大的女性有薪劳动者群体中，只有极少数人将工作视为与男性一样的永久性事业。无论男性多么衰弱，他们都被教导要独立、自给自足。哦，我知道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没人能真正做到独立；不过，最贫穷的男性也不愿成为寄生虫，至少不愿被人这样看待。

这位女性认为自己的工人身份只是暂时的，随时可能被出价最高的人取代。正因如此，要组织起女性群体比组织男性群体困难得多。“我为什么要加入工会呢？我马上就要结婚了，会有属于自己的家。”难道从小时候起就没有人教导过她，应将拥有家庭视为自己最终的使命吗？她很快就会发现，虽然家庭不像工厂那样是一座巨大的牢笼，但它有着更坚固的门和栅栏，还有极其忠诚的看门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逃脱他的监视。然而最悲剧的是，家庭并不能让她摆脱工资奴隶的地位，反而只会增加她的负担。

根据提交给“劳动与工资及人口过剩问题委员会”的最新数据，仅纽约市就有10%的受薪劳动者已婚，但他们仍不得不从事世界上报酬最低的工作。再加上繁重的家务劳动，家庭的庇护与荣耀还剩下什么？事实上，即使是中产阶级的女孩在婚后也无法谈论自己的家，因为是男人创造了她的生活空间。丈夫是粗暴之人还是温柔体贴的人并不重要。我想证明的是，婚姻只能依靠丈夫的恩惠才能为女性提供家园。她年复一年地生活在丈夫的家里，最终她的生活与人际关系也会变得像周围的环境一样单调、狭隘且乏味。难怪她会变得爱抱怨、心胸狭窄、爱争吵、爱搬弄是非，让人难以忍受，从而把丈夫赶出家门。就算她想离开，也没有地方可去。此外，短暂的婚姻生活以及完全放弃自我能力的状态，会让普通女性无法适应外界生活。她们会变得鲁莽、动作笨拙、做决定时缺乏主见、判断力薄弱，成为众人厌恶和鄙视的负担。这真是一种令人沮丧的生活环境，不是吗？

那么，如果不通过婚姻，孩子又该如何得到保护呢？毕竟，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吧？真是虚伪至极！婚姻本应保护孩子，可仍有成千上万的儿童处于贫困和无家可归的状态。婚姻本应保护孩子，可孤儿院和教养院却挤满了人，防止虐待儿童的组织也一直在努力将那些孩子从“慈爱的”父母手中解救出来。

为了让这些孩子得到更悉心的照料，于是有了杰里协会。唉，真是可笑至极！

婚姻或许能迫使马儿走向水边，但真能让它喝水吗？法律会将父亲逮捕并让他穿上囚服，但这又能填饱孩子的饥饿感吗？如果父母没有工作，或者隐藏自己的身份，那婚姻又有什么用呢？它只是借助法律将那人“绳之以法”，把他关在牢笼之中；而他的劳动成果并非用于孩子，而是归国家所有。孩子只能留下关于父亲受罚的痛苦记忆。

至于对女性的保护——这正是婚姻的诅咒所在。它并非真正能保护女性，这种观念本身就令人反感，是对生命的侮辱与践踏，严重贬低了人的尊严，因此注定会让这种寄生性的制度永远无法被接受。

它就像另一种父权制度——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剥夺了人与生俱来的权利，阻碍人的成长，毒害人的身体，使人处于无知、贫穷和依赖的状态，然后还设立各种慈善机构，靠人们仅存的自尊心来维持运转。

婚姻制度使女性沦为寄生虫，成为完全的依赖者。它让女性无法参与生活中的奋斗，扼杀她们的社会意识，束缚她们的想象力，然后假意给予保护，实际上却是一种陷阱，是对人类本性的亵渎。

如果母性是女性天性的最高体现，那除了爱与自由之外，它还需要什么保护呢？婚姻只会玷污、侮辱并破坏这种成就。它不是在告诉女性：只有服从我，才能生育吗？如果女性拒绝通过出卖自己来获得做母亲的权利，难道不会被贬低、蒙羞吗？即使是在仇恨或强迫之下产生的母性，婚姻也依然认可它。然而，如果母性是出于自愿、出于爱、出于狂喜或坚定的激情，那不就等于给无辜的女性戴上荆棘冠冕，用鲜血刻下“私生女”这样的耻辱字眼吗？即便婚姻拥有人们所宣称的所有美德，它对母性的伤害也足以让它永远被排除在爱的领域之外。

爱情，是所有生命中最强大、最深沉的力量，是希望、欢乐与狂喜的象征；爱情，能挑战一切法则与传统；爱情，是最自由、最能塑造人类命运的力量。如此具有强大力量的东西，怎会与那种由国家与教会所催生的卑微事物——婚姻相提并论呢？

自由之爱？爱情本来就是自由的！人类虽能买通头脑，却无法用金钱买到爱情；人类虽能控制身体，却无法用任何力量征服爱情；人类虽能征服整个国家，却无法让军队战胜爱情；人类虽能束缚灵魂，但在爱情面前却毫无办法。即便身处华丽的宫殿之中，拥有金钱所能带来的一切荣耀，若没有爱情，人依然会感到贫穷与孤独。而一旦有爱情相伴，最简陋的居所也会充满温暖、生机与色彩。因此，爱情拥有将乞丐变成国王的魔力。没错，爱情是自由的，它只能存在于自由的环境中。在自由之中，爱情会毫无保留、慷慨地给予一切。一旦爱情扎根，再多的法律、再多的法庭也无法将其从土壤中拔出。但如果土壤本身就不适合生长，婚姻又怎能让它结出果实呢？这就像短暂的生命在面对死亡时最后的挣扎罢了。

爱情无需保护，它本身就是最好的保护。只要爱情能孕育生命，就不会有孩子因缺乏关爱而受苦挨饿。我深知这一点。我认识一些女性，她们在自由的状态下，通过与心爱的男人结合而成为母亲。而在婚姻关系中的孩子，很少能享受到自由母亲所能给予的关怀、保护与奉献。

那些维护权威的人害怕自由母性的出现，生怕它会夺走他们的“猎物”。如果女性拒绝盲目生育，那还有谁会去打仗？谁还会创造财富？谁还会去当警察或狱卒呢？国王、总统、资本家、牧师们都会喊着“要延续种族！”他们宁愿让女性沦为单纯的工具，也要保全种族——而婚姻制度则被视为防止女性性意识觉醒的唯一手段。然而，这些试图维持奴役状态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教会的法令、统治者的疯狂打压，甚至是法律的强制，也都无济于事。女性再也不想参与这种生育行为了。

那是一群体弱多病、软弱无能、衰老可怜的人，他们既没有力量，也没有道德勇气去摆脱贫穷与奴役的枷锁。相反，她希望拥有更少但更优秀的孩子——这些孩子应在爱与自由选择中诞生并成长，而非像婚姻所要求的那样被迫出生。那些伪道德家们还未能理解女性心中因自由之爱而萌生的深厚责任感。她宁愿永远放弃做母亲的荣耀，也不愿在充满毁灭与死亡的氛围中生下孩子。如果她真的成为了母亲，那也是为了将自身最美好的一切奉献给孩子。与孩子一同成长是她的信条；她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塑造真正的男人与女人。

易卜生在塑造阿尔文夫人这一角色时，必定构想过一位自由的母亲形象。她堪称理想的母亲，因为她已超越了婚姻及其种种苦难，挣脱了枷锁，让心灵自由翱翔，最终重塑出坚强而独立的个性。可惜，要挽回她生命中的欢乐——她的奥斯瓦尔德——为时已晚；但意识到自由之爱才是美好生活的唯一条件，还为时不晚。那些像阿尔文夫人一样为精神觉醒付出鲜血与泪水的人，视婚姻为一种强加于人的、肤浅空洞的嘲弄。他们明白，无论爱情仅持续短暂时光还是永恒不变，它都是孕育新种族、新世界的唯一创造性、激励性且能提升人性的基础。

在当今这个落后的社会里，爱情对大多数人而言确实是个陌生的存在。它常常被误解和排斥，难以扎根；即便勉强生长，也会很快枯萎死亡。它那脆弱的本质无法承受日常生活的压力与折磨，其灵魂太过复杂，无法适应我们社会结构中的种种束缚。它会为那些需要它却无力达到爱情巅峰的人哭泣、呻吟、受苦。

总有一天，男男女女将会崛起，他们将抵达山顶，变得强大而自由，准备好接纳、分享，并沐浴在爱的金色光芒中。究竟怎样的幻想、怎样的想象力、怎样的诗意天赋，才能大致预见到这种力量在人们生活中的潜力呢？如果世界……

唯有爱才能孕育出真正的友谊与合一，而非婚姻。爱才是真正的“父母”。

现代戏剧：激进思想的强大传播者

只要不满与动荡仅限于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中以隐秘的形式存在，反动势力往往就能压制这些表现。但当这种隐秘的不满演变为有意识的表达，并几乎遍及整个社会时，它必然会影响人类思想与行为的方方面面，进而通过逐步重新评估现有价值来寻求其个人与社会层面的体现。

要充分理解现代社会中这种有意识的不满情绪的广泛蔓延，仅靠宣传性文字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了解艺术、文学，尤其是现代戏剧中所体现的人类思想发展的更宏观层面——因为现代戏剧才是我们内心深处不满情绪最强烈、最具影响力的表达方式。

米勒那些简单的画作，竟能成为激发人们有意识不满情绪的强大因素！他笔下的农民形象，是对我们社会不公的强烈控诉；这些不公使得那些辛勤劳作的人不得不陷入绝望的苦役之中，无法享受大自然的恩赐。

莫尼埃的画作则展现了矿工们团结一致、共同反抗的场景——他们将受伤的同伴送往安全之地。他的才华充分体现了那些在地下辛苦劳作的人们内心的不安情绪，以及他们试图通过艺术来表达这种情绪的愿望。

在现代文学中，推动反叛意识觉醒的因素同样重要——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安德烈耶夫、高尔基、惠特曼、爱默生以及众多其他作家，都体现了那种追求社会变革的激情与渴望。

而现代戏剧的影响更为深远，它既是激进思想的催化剂，也是新价值观的传播者。

将如此重要的角色赋予现代戏剧或许有些夸张，但只要研究一下大多数国家中现代思想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戏剧确实成功地传达了那些重要的社会真理，而这些真理以其他形式表达时往往会被忽视。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俄罗斯和法国。

在俄罗斯，由于残酷的政治压迫，人们不得不思考问题，他们的社会同情心也被唤醒了，因为民众的知识生活与试图压制这种生活的专制政权之间存在巨大反差。尽管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和安德烈耶夫的伟大戏剧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斗争以及他们的希望与追求，但它们对激进思想的影响仍不及戏剧在其他国家所起的作用。

然而，谁又能否认《黑暗的力量》或《夜宿》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呢？作为真正的基督徒，托尔斯泰却是有组织基督教的最大敌人。他以精湛的笔触描绘了黑暗力量以及基督教教会的迷信对人类心灵的破坏性影响。

还有哪种媒介能以如此强烈的方式揭示教会对其受骗信徒所犯下的罪行应负的责任？又有哪种媒介能以此唤起人们良心的愤慨？

高尔基的《夜宿》中也包含了同样直接而有力的批判。那些被逼入贫困与犯罪境地的社会边缘人，依然紧紧抓住最后的希望与渴望。他们的生活被残酷、不公的社会环境摧毁，陷入绝望之中。

另一方面，法国由于始终为自由而奋斗，堪称激进思想的摇篮；因此它也不需要通过戏剧来唤醒人们。然而，布里厄的作品——如《红袍》中对司法系统腐败的揭露——以及米尔博的《事就是事》中对于财富对人类灵魂的破坏性影响的描绘，其影响力无疑超过了法国国内大多数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章与书籍。

在德国、斯堪的纳维亚、英国，甚至美国——尽管程度较轻——戏剧才是真正推动历史发展、将激进思想传播到那些否则无法触及的人群中的工具。

以德国为例。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那些富有智慧、有理想且品德高尚的人们，一直致力于向受压迫者传播人类兄弟情谊与正义的观念。对于那些生活在残酷无情制度下的受害者而言，社会主义这股强大的革命浪潮，就如同沙漠旅人干渴时的甘水一般。可惜的是，那些所谓“有文化”的人却完全漠不关心；在他们看来，那股革命浪潮不过是些心怀不满、危险又无知的捣乱分子发出的噪音，他们应该被关进监狱。

这些“有文化”的人通常自满自足，他们无法理解为何要为成千上万正在挨饿的人感到担忧，尽管这些人也在为世界的财富做出贡献。身处美丽与奢华之中，他们无法相信还有些人生活得比野兽还要悲惨，没有住所，衣衫褴褛，既没有希望也没有抱负。

这种状况在法德战争后的德国尤为明显。因胜利而得意忘形的德国，沉溺于充满情感色彩的爱国文学作品之中，让年轻一代的头脑被征服与杀戮的荣耀所腐蚀。

于是，德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转向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比如易卜生、左拉、多德、莫泊桑等人的作品。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伟大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然而，没有与本国文化相契合的文学作品和戏剧，任何国家都无法长久保持较高的文化水平，因此德国也逐渐开始创作反映其人民生活与奋斗的戏剧。

阿诺·霍尔茨是当时最年轻的剧作家之一，他的剧作《塞利克一家》让那些自以为是的人震惊不已。这部剧描绘的是社会中的底层人群——那些只能从垃圾桶里捡东西来维持生计的男女。这确实是个残酷的主题，对吧？但对于那些从未经历过贫困、因而认为世界一切安好的人而言，还有别的办法能打破他们固有的思维模式吗？

不用说，这部剧引发了极大的愤怒。现实是残酷的，而那些生活在柏林第五大道上的人不愿面对这一现实。

《塞利克一家》并非在讲述什么此前未曾被写过的内容，但霍尔茨的戏剧天赋以及他对剧本的深刻诠释，使得这部剧能够影响到更广泛的群体，迫使人们思考周围存在的严重不平等现象。

苏德曼的《荣誉》和《故乡》也探讨了重要的主题。我之前已经提到过那种极端狭隘的爱国主义情绪，它完全扭曲了普通德国人的观念，使他们形成了错误的荣誉观。决斗成了家常便饭，无数人因此丧生。许多著名作家都对此风气提出了强烈批评，但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荣誉》那样如此清晰地揭示这种民族弊病。

这部剧并非仅仅着眼于决斗本身，它还分析了荣誉的真正含义，证明荣誉并非一种固定不变的先天情感，而是因不同的民族和时代而有所差异，尤其取决于一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通过这部剧，我们明白，住在豪华住宅里的人必然会以不同于其受害者的方式来定义荣誉。

海内克一家得到了百万富翁穆林的慷慨资助，得以在他位于印度的庄园里那间破旧的棚屋中居住，而此时他们的儿子罗伯特并不在身边。作为穆林的代表，罗伯特正在印度为雇主赚取巨额财富。当他回来后，发现自己的妹妹被年轻的穆林引诱了，穆林的父亲便出面以4万马克的支票来弥补这一过错。愤怒至极的罗伯特无法忍受这种对家族荣誉的侮辱，因此因胆大妄为而被解雇。最终，他当面指责这位慈善家：“我们为你辛勤工作，为你付出全部心血，而你却勾引我们的女儿和姐妹，还用我们为你挣来的钱来弥补她们的耻辱。这就是你所谓的荣誉？”

在《荣誉》这部作品中，主角特拉斯特伯爵对荣誉的概念进行了阐述。他熟知各地的风俗习惯，曾在他多次旅行中遇到一个野蛮部落，由于他拒绝接受部落首领妻子的款待，从而严重冒犯了那个部落的荣誉观念。

《故乡》这部作品则探讨了老一代与年轻一代之间的冲突，这一主题在戏剧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施瓦茨中校的女儿玛格达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她拒绝了父亲为她挑选的求婚者。因为敢于违抗父母的命令，她被赶出了家门。充满活力与自由精神的玛格达离开家后，十二年后以著名歌手的身份回到了家乡。她同意探望父母，但前提是父母必须尊重她过去的隐私。然而，她那严厉的父亲立刻开始质问她，坚持要行使自己的“父权”。玛格达虽感到愤怒，但父亲的不断逼问最终揭示了她生活中的悲剧：原来，备受尊敬的冯·凯勒议员在学生时代曾是玛格达的恋人，当时玛格达还在为争取经济和社会独立而奋斗。这段短暂的恋情留下了一个孩子，但那个男人甚至在孩子出生前就抛弃了她。玛格达那严苛的军人父亲要求冯·凯勒议员为这一切付出代价。

这段爱情故事。鉴于玛格达在社交和职业方面的成功，凯勒愿意同意，但条件是她必须放弃舞台生涯，并将孩子送进孤儿院。旧观念与新观念之间的冲突最终以玛格达那句彰显独立思想与行动力的宣言达到顶点：“……我会说出我对你的看法——对你以及你那所谓的体面社会的看法。我为何要比你们差，非得靠谎言才能在你们中间生存下去？我身上的这些珠宝、我名字带来的光环，为何只会让我的名声更加糟糕？难道我十年来没有日夜不停地工作吗？难道我没有在无数个不眠之夜中缝制这件衣服吗？难道我没有像成千上万的同龄人一样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事业吗？我为何要在别人面前感到羞愧？我就是我自己，正是通过自我努力才成为现在的我。”

《故乡》的主题并非原创，早在《父与子》中就有大师级作品探讨过这一主题。由于屠格涅夫的这部伟大作品反映的是俄罗斯而非全人类的状况，再加上它属于小说形式，因此其影响力仅限于俄罗斯境内。而《故乡》则因其戏剧化的表现形式，几乎成为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品。

那位不仅传播激进思想，还真正彻底改变了德国人思维方式的剧作家，就是格哈德·豪普特曼。他的第一部剧作《黎明之前》被所有德国知名剧院拒绝，最终在一家啤酒园后面的小剧场首演。这部作品犹如一道闪电，照亮了整个社会现实。它的主题围绕着一个愚昧、文盲且残暴的地主，以及与他同样愚昧的奴隶们的生活展开。财富对创造财富的人和拥有财富的人所带来的影响被生动地展现出来——这些影响导致了酗酒、愚昧和堕落。不过，《黎明之前》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也是给豪普特曼带来诸多指责的部分，就是关于那些不合适的父母随意生育子女的问题。

在该剧第二次上演时，一位柏林的著名外科医生在剧场里挥舞着钳子，大声喊叫，几乎引发了恐慌：“这种行为简直毫无尊严可言，完全违背道德准则！”

如果要让生育问题被公开讨论，德国的命运就将岌岌可危。外科医生被人们遗忘了，而豪普特曼则以一个伟大的形象矗立在世人面前。

当《韦伯一家》首次问世时，在那些思想家与诗人的国度里引发了轩然大波。“什么？”道德家们叫道，“让工人、肮脏卑微的奴隶登上舞台？让贫穷的一切恐怖与丑陋成为饭后娱乐的素材？这太过分了！”

的确，对于那些肥胖贪婪的资产阶级来说，面对织工们悲惨的生活状况实在难以接受。因为那些真相与现实在自满的社会中犹如雷声般回荡着——“我控诉！”

其实，在这部戏剧问世之前，人们早已知道：资本只有吞噬劳动力才能变得富有，财富也只有通过贫困、饥饿和寒冷才能积累起来；但这些事实最好被隐藏起来，以免受害者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而现代戏剧的目的正是唤醒被压迫者的意识；这也正是格哈德·豪普特曼向世界展现西里西亚织工们生活状况的初衷。那些每天工作18小时却仍挣不到足够食物和燃料的人，那些住在破败不堪、被雪覆盖的小屋里、只能用破烂衣物来抵御寒冷的人，那些因饥饿和寒冷而患坏血病的婴儿，以及那些已处于肺病末期的孕妇……他们是仁慈的基督教时代的牺牲品，没有生活，没有希望，也没有温暖。啊，这实在太过分了！

豪普特曼的戏剧作品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除了描绘经济状况带来的压迫之外，他还展现了人们为从传统与习俗的束缚中获得精神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在戏剧散文诗《沉没的钟声》中，铸钟师海因里希之所以无法达到自由的顶峰，正如劳滕代林所说，是因为他已在山谷中生活太久了。同样，沃克拉特医生与安娜·玛尔也始终是孤独的灵魂，因为他们同样缺乏反抗传统的力量。然而，他们的失败恰恰会激发人们反抗那个永远阻碍个人与社会解放的世界的斗志。

马克斯·哈尔贝的《青春》[6]与韦德金德的《春天的觉醒》[7]都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传播激进思想的戏剧作品。它们探讨了儿童以及那些阻碍自然觉醒的愚昧与狭隘的清教主义。这一点在《春天的觉醒》中尤为明显：年幼的男孩女孩们被牺牲在虚假的教育以及那种阻碍年轻人了解对社会健康与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的道德观念之下——比如生命的起源及其功能。剧中展现了一位母亲——而且还是位真正善良的母亲——如何让自己14岁的女儿对所有与性别相关的事情一无所知；当这个少女最终因自己的无知而受害时，这位母亲却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伪劣药物夺去生命。她坟墓上的铭文写着“死于贫血”，这样，道德标准也就得到了满足。

韦德金德特别揭示了我们清教式虚伪在这类问题上的致命危害：那些最有潜力的孩子成了性知识匮乏的受害者，而那些负责引导孩子成长的教师们也完全无法理解孩子的觉醒需求。

温德拉虽然比同龄人更为聪慧敏锐，但她仍恳求母亲解释生命的奥秘：

“我有个姐姐，已经结婚两年半了。我自己也第三次当上姑妈了，可我完全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妈妈，别生气啦！除了你，我还能问谁呢？请不要因为我询问这个问题而责骂我。请给我一个答案吧——这是怎么发生的？你总不能骗自己，认为我这个14岁的孩子还会相信鹳鸟会送孩子吧。”

如果她的母亲本身不是那些错误道德观念的受害者，那么一个充满爱意且合理的解释或许就能拯救她的女儿。但这位循规蹈矩的母亲却试图用这种含糊其辞的回答来掩饰自己的“道德”羞耻与尴尬：

“要生孩子的话——就必须爱上自己所嫁的丈夫……温德拉，你必须像你这个年纪还无法做到那样去爱他。现在你知道了吧！”

温德拉究竟“知道”了多少，她的母亲直到后来才意识到。这个怀孕的女孩以为自己患了水肿病。当她的母亲绝望地哭喊着“你没有水肿病，你怀的是孩子啊！”时，痛苦不堪的温德拉困惑地叫道：“但这不可能啊，妈妈，我还没结婚……哦，妈妈，为什么你不把一切都告诉我呢？”

同样因为愚蠢的原因，男孩莫里斯也因考试失败而选择自杀。而温德拉未出生孩子的年轻父亲梅尔基奥尔则被送进了感化院——他过早的性觉醒使他被老师和父母视为堕落者。

多年来，德国的有识之士一直倡导开展性教育的重要性。专门用于坦诚、深入探讨性问题的刊物《MUTTERSCHUTZ》也长期致力于推动这一理念的普及。不过，最终还是韦德金德的戏剧天才发挥了作用，促使德国的许多学校开始教授性生理学知识。

与德国一样，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也是通过戏剧而非其他方式实现了进步。早在易卜生出现之前，伟大的散文家比约恩松就已经强烈批判那些国家中存在的种种不平等与不公正现象。但他的声音如同荒野中的回响，只能传达到少数人耳中。而易卜生则不同。他的作品《培尔·金特》、《玩偶之家》、《社会支柱》、《幽灵》以及《人民的敌人》极大地动摇了旧有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现代且现实的人生观。只要读一读《培尔·金特》，就能理解那种现代的宗教观念——即宗教是一种可以在人间实现的理想，是体现人类兄弟情谊、团结与友善的原则。

作为所有社会虚伪现象的强烈反对者，易卜生揭开了它们虚伪的面纱。而他最猛烈的抨击对象，正是支撑着脆弱社会结构的四大要素：第一，当今社会赖以生存的谎言；第二，道德准则所宣扬的牺牲观念的徒劳性；第三，那些被大多数人奉为“神明”的物质利益；第四，地方主义带来的消极影响。这四大要素在易卜生的戏剧中反复出现，尤其是……

《社会的支柱》、《玩偶之家》、《鬼魂》以及《人民的敌人》。

“社会的支柱”！这真是对那些建立在腐朽不堪的“支柱”之上的社会结构的严厉批判——那些表面上看似完好无损、被精心装饰过的“支柱”，其实只是掩盖了它们的真实状况罢了。那么，这些“支柱”究竟是什么呢？

伯尼克领事正处于其事业和财富的巅峰时期，他是自己所在城镇的恩人，也是社区中最重要的“支柱”。然而，他却是通过谎言、欺骗和欺诈才达到这一地位的。他夺走了挚友约翰的名誉，为了金钱而背叛了自己所爱的洛娜·赫塞尔，迫使她嫁给自己的继妹。他还以“为社区谋福利”为借口，通过不正当手段中饱私囊，甚至不惜让那艘破旧危险的船“印第安女孩号”出海，从而危及人们的生命。

但洛娜的归来让他意识到了自己狭隘生活的空虚与卑劣。他试图用“为自己儿子以及新一代创造更好生活”的希望来安抚自己日益觉醒的良知。然而，当他也意识到真相不可能建立在谎言之上时，这个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就在整个小镇准备以宴会来颂扬这位社区恩人的时刻，已经彻底觉醒的他向在场的众人坦白道：

“我无权接受这样的敬意……我的同胞们必须了解真实的我。让每个人都审视自己，让我们实现那个预言：从这一刻起，我们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那些充满虚伪、虚假的礼仪、可悲的懦弱行为的旧事物，将会像博物馆一样留在我们身后，作为教训。”

通过《玩偶之家》，易卜生为女性的解放铺平了道路。诺拉从“玩偶”的角色中醒来，意识到了父亲以及丈夫赫尔默·托瓦尔德对她所犯下的不公。

“当我和父亲在一起时，他总是把他的观点告诉我，而我也持同样的观点。如果有不同的看法，我就会隐瞒起来，因为他不会同意的。他总称我为他的玩偶孩子，像我玩玩偶一样和我玩耍。后来我搬到了你家里。你按照自己的喜好安排一切，我也变得和你有相同的喜好，或者至少假装如此。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仿佛一直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靠为你表演节目来维持生计。托瓦尔德，是你逼我这样做的。你和父亲对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赫尔默试图用那些陈腐的观念——关于妻子的责任和社会义务之类的理由来说服她，但都是徒劳的。诺拉已经不再是个需要人照顾的玩偶，而是一个有独立意识的成熟女性。她决心自己思考、自己判断。她意识到，首先，自己是一个人，最应该对自己负责。即便面临社会排斥的风险，她也毫不畏惧。她开始怀疑法律的公正性以及现有制度的智慧。她那反抗的灵魂在抗议着现状。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必须决定，究竟什么是正确的，是社会还是我。”

曾经，她怀着对丈夫的天真信任，期待着奇迹的出现。但让她看清婚姻的虚假本质的，并非失望的希望，而是赫尔默那种满足于谎言的态度——那种能够隐藏起来、不会危及他社会地位的谎言。

当诺拉关上那扇金碧辉煌的牢笼之门，以一个全新的人格走向世界时，她也为自己的性别以及未来的世代打开了通往自由与真理的大门。

相比其他戏剧，《幽灵》犹如一颗炸弹，彻底动摇了社会结构的根基。

在《玩偶之家》中，诺拉与赫尔默之间的结合至少还基于丈夫所秉持的诚信观念以及对社会道德的严格遵守。事实上，他确实是个符合传统标准的理想丈夫和慈爱的父亲。但在《幽灵》中则不然。阿尔文夫人嫁给阿尔文上尉后，才发现他已是身心俱疲的人，与他生活意味着彻底的堕落，还会对可能的子女造成危害。在绝望之中，她转向了年轻时的伴侣——那位年轻的牧师。

曼德斯作为拯救灵魂的真正救世主，自然应当对世俗的种种需求漠不关心。他将她送回耻辱与屈辱之中，让她重新承担起对丈夫和家庭的职责。对他而言，幸福不过是叛逆精神的邪恶表现；而妻子的职责并非去评判，而是“以谦卑的心承受那更高力量为你的利益而强加给你的重担”。

阿尔文夫人承受了二十六年的重负。她这么做并非为了那个更高的力量，而是为了她年幼的儿子奥斯瓦尔德——她渴望将他从丈夫家中那恶劣的环境中解救出来。也是为了心爱的儿子，她在“责任与礼仪”的迷信观念驱使下，维持着关于其父亲善良的谎言。可惜，她直到后来才明白，自己一生的牺牲都是徒劳的：她的儿子奥斯瓦尔德也受到了父亲罪恶的影响，注定无法逃脱厄运。她还意识到：“我们所有人都是幽灵。在我们体内流淌的，不仅仅是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东西，还有各种死气沉沉的观念和过时的信仰。它们没有生命力，但却依然紧紧缠绕着我们，让我们无法摆脱……而且，我们都极其害怕光明。当你们把我强行置于所谓的‘责任与义务’的枷锁之下，当你们把我的灵魂所厌恶的一切视为正确且合理的东西时，我开始审视你们那些教条的漏洞。我原本只想解开其中一个结，但一旦解开了它，整个体系就崩溃了。于是我明白，这一切都是人为编造的。”

一个由人为构建的社会，怎可能理解亨利克·易卜生那些伟大作品的深刻内涵呢？它根本无法理解，因此便向这位最伟大的恩人倾泻辱骂与恶意。而易卜生并没有被这些攻击吓倒，他在《人民的敌人》一书中给出了自己的回应，以此证明了自己的勇气。

在那部伟大的戏剧中，易卜生为那个正在衰败、走向灭亡的社会制度举行了最后的葬礼。从它的灰烬中诞生的是重生后的个体——那些勇敢无畏的反抗者。斯托克曼医生是个理想主义者，充满对社会同理心与团结精神，他被召回到故乡，担任疗养院的医生。他很快发现，那家疗养院建在沼泽地上，那些前来寻求治疗的人非但没有得到康复，反而遭到了毒害。

斯托克曼医生是个诚实且信念坚定的人，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将自己的发现公之于众。但他很快便意识到，利润与收益与健康或原则毫无关系。《人民信使》所代表的那些镇上的改革者，虽然总是宣称自己一心为民众服务，但一旦得知医生的发现可能会让小镇蒙羞、进而损害他们的利益，就会立刻停止对这位“鲁莽”的理想主义者的支持。

然而，斯托克曼医生依然坚信镇上的人们会听他的话。但在这里，他也很快发现自己孤立无援——甚至连一个宣扬自己真理的场所都无法找到。当他最终成功传达了自己的想法时，却遭到了人们的辱骂和嘲笑，被视作人民的敌人。这位渴望得到镇民们帮助以根除邪恶的医生，最终只能陷入孤独的境地。他的发现会给小镇带来经济损失，这一考量使得官员们、善良的市民以及那些所谓的道德改革者都选择压制真理的声音。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不可靠的，他们甚至愿意用谎言和欺诈来维持小镇的繁荣。他被指控试图毁掉整个社区。但在他看来，“就算一个充满谎言的社区被毁掉也没关系。它必须被彻底摧毁。所有依靠谎言生活的人都应该像害虫一样被消灭。否则整个国家都将面临毁灭的命运。”

斯托克曼医生并非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他认为，一个自由人绝不能行为卑劣，绝不能做出自毁形象的事。因为只有懦夫才会允许那些所谓的公共利益或党派利益凌驾于真理与理想之上。“党派的纲领会扼杀所有新兴的真理；而权宜之计则会让道德与正义倒置，最终让生活变得极其糟糕。”

易卜生的这些戏剧——《社会的支柱》、《玩偶之家》、《幽灵》以及《人民的敌人》——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逐渐驱散那些存在于所谓文明社会中的“幽灵”。不仅如此，易卜生的破坏性力量其实也具有极大的建设意义，因为他不仅能够摧毁那些虚假的东西……

现有的种种障碍；事实上，他以稳健的步伐为更加健康、理想的未来奠定基础，这一未来建立在个人主权与充满关怀的社会环境之上。

英格兰拥有众多思想领域的先驱者，如戈德温、罗伯特·欧文、达尔文、斯宾塞、威廉·莫里斯以及无数其他杰出人物；还有那些追求自由的伟大诗人——雪莱、拜伦、济慈——这些都是戏剧艺术发挥影响力的典范。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肖、皮涅罗、高尔斯华绥、兰恩·肯尼迪等人的戏剧作品将激进的思想传播到了就连英国那些伟大诗人也未曾触及的听众耳中。原本对罗伯特·欧文关于贫困问题的文章漠不关心、或对萧伯纳的社会主义著作置之不理的公众，因为《芭芭拉少校》而开始思考问题——在这部作品中，贫困被描述为基督教文明最大的罪恶。“贫困使人变得软弱、奴性十足、不堪一击；它还会引发疾病、犯罪和卖淫行为；总而言之，世间所有的祸害都与贫困有关。”贫困还导致人们依赖他人，催生出各种慈善机构，而这些机构恰恰依靠着它们试图消除的东西来生存。例如，《芭芭拉少校》中所示，救世军致力于打击酗酒现象，但其最重要的资助者之一却是威士忌酿酒商巴杰，他每年捐出数千英镑用于消除自己财富的来源。因此萧伯纳认为，社会上真正有贡献的人，应该是像芭芭拉的父亲昂德斯哈特那样的人——他是一名大炮制造商，他的生活信条是“火药比言语更有力量”。

“最恶劣的罪行，”昂德斯哈特说，“就是贫困。与其他所有罪行相比，贫困简直就是美德；与其他所有耻辱行为相比，贫困简直就是骑士精神。贫困会毁掉整座城市，引发可怕的瘟疫，让所有接触到它的人的灵魂都遭到毁灭。你们所谓的罪行其实微不足道：这儿有一起谋杀案，那儿有一起盗窃案，还有打人、诅咒之类的行为——它们有什么意义呢？只不过是生活中的意外和疾病罢了。伦敦里真正的职业罪犯还不到五十个。然而却有数百万穷人，他们生活困苦、衣食不济。他们在道德和身体上毒害着我们，破坏社会的幸福，迫使我们放弃自己的自由，甚至采取残酷的手段来防止他们反抗我们。”

把我们拖入他们的深渊……几个世纪以来，贫穷与奴役一直存在，即便有各种说教和文章试图改变它们，但它们依然无法抵挡我的机枪。不要对它们说教，也不要与它们辩论——直接杀死它们吧……这才是检验信念的最终标准，也是唯一能够颠覆社会制度的强大力量……投票？哼！投票只不过是更换内阁的名称而已。而开枪则能推翻政府、开启新的时代、废除旧秩序、建立新秩序。

难怪人们不愿阅读肖先生的社会主义著作。除了通过戏剧，他无法以如此有力的方式传达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真理。正因如此，肖先生才能通过戏剧成为传播激进思想的革命性力量。

在豪普特曼的《韦伯一家》之后，《斗争》堪称最重要的劳工题材戏剧。

《斗争》的主题就是一场罢工，其中有两个关键人物：公司总裁安东尼，他固执己见、绝不妥协，即使工人们已经坚持数月且处于半饥饿状态，他也依然不愿做出任何让步；另一位则是大卫·罗伯茨，他是个坚定的革命者，对工人阶级以及自由事业充满热情。在他们的压迫下，罢工者们疲惫不堪，还要面对家庭中的贫困与困苦带来的折磨。

《斗争》中最精彩的部分，莫过于高尔斯华绥对那些群众的刻画——他们善变且没有骨气。一会儿他们为老托马斯鼓掌，因为他宣扬上帝与宗教的力量，劝诫人们不要反抗；下一刻，他们又被某个为工会辩护的人所煽动——那个总是主张妥协的工会，一旦工人们敢于为独立诉求而罢工，就会抛弃他们。再后来，他们又会被大卫·罗伯茨的激情与决心所感染——这些人总是随波逐流，任由命运摆布。这正是工人阶级的悲剧：他们总是像待宰的羊群一样被驱使着前进。

在商业时代，固执己见是最严重的罪过。无论一个人的意志多么坚强，地位多么重要，只要他不愿被利用或出卖自己的原则，就会遭到抛弃。公司的总裁安东尼以及大卫·罗伯茨就是如此下场。他们确实代表着截然相反的立场——相互对立的立场，之间存在无法逾越的巨大鸿沟。然而他们却有着相同的命运。安东尼是保守主义、旧观念以及强硬手段的化身：

“我担任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已经三十二年了。我与那些人斗争过四次，从未失败过。有人说时代变了。即便时代真的变了，我也不会随之改变。有人说雇主与雇员是平等的。胡说！一个家里只能有一个主人。有人说资本与劳动的利益是一致的。胡说！他们的利益差距就像两极一样大。对待人们只有一种方式——用铁腕手段。雇主就是雇主，雇员就是雇员。”

我们或许不喜欢这种对旧有、反动观念的坚持，但这个男人的勇气与坚定实在令人钦佩。他对受压迫者利益的危害，远不及那些感情用事、软弱无力的改革者——他们用九根手指掠夺财富，却用第十根手指捐建图书馆；他们像拉塞尔·塞奇那样压榨人类，却又花费数百万美元用于社会研究；他们把美丽的年轻女孩变成衰老的妇人，然后给她们一点微不足道的钱或为她们建立女工收容所。安东尼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要与这样的对手战斗，就必须学会与他正面交锋。

大卫·罗伯茨拥有与对手相同的智慧与道德品质，同时还具备反抗精神以及现代思想。他也同样坚持自己的信念，只为自己的阶级赢得彻底的胜利而奋斗。

“我们奋斗并非为了这一短暂的时光，也不是为了自己微小的身体和温暖；而是为了所有后来的人，为了所有的时代。哦，人们啊，看在他们的份上，不要再给他们增添负担，不要再让天空变得更加黑暗。如果我们能够击败那个从世界诞生以来就一直在吸取我们、我们的妻子和孩子生命的、长着血色嘴唇的白色怪物，如果我们有勇气与它正面抗争，迫使它退缩……”

它哀求宽恕，却继续吸取生命的力量，而我们则将永远困在原地，甚至不如狗还不如。妥协与狭隘利益注定会消逝，留下这两个庞然大物。这是不可避免的，除非大众能够达到大卫·罗伯茨那样的境界。但那有可能实现吗？预言并非剧作家的职责，不过其中的道德启示却是显而易见的。人们不得不意识到，工人阶级必须采用他们此前从未用过的方法；他们必须摒弃那些总是试图调和根本无法调和的对立面——即资本与劳动——的势力。他们必须明白，像大卫·罗伯茨那样的人物正是推动世界变革的力量，正是他们为人类摆脱那个“面容苍白、嘴唇带血的怪物”的掌控、迈向更光明的未来、更自由的生活以及更深刻地认识人类价值铺平了道路。

在近年来，没有任何一个具有同等社会重要性的话题能像监狱与惩罚问题那样受到如此广泛的探讨。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杂志都曾用篇幅讨论这一重要主题。美国及海外许多优秀作家也从历史、心理和社会角度对这一话题进行了分析，他们一致认为，现行的刑罚制度以及我们应对犯罪的方式在各方面都显得不够完善，而且浪费资源。人们本以为，通过对囚犯所遭受的社会不公的持续批判，必然会带来一些根本性的变革。然而，除了某些监狱里出现的一些微不足道的改革之外，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改变。直到加尔沃西的戏剧《正义》出现了对这一严重社会问题的戏剧化呈现。

该剧以詹姆斯·豪父子律师事务所为背景展开。资深职员罗伯特·科克森发现，自己开出的9英镑支票被篡改为90英镑。经过排查，嫌疑落在了年轻的职员威廉·法尔德身上。法尔德暗恋着一名已婚女子，那是一个残暴酒鬼的妻子，她一直遭受虐待。在严厉却又并非刻薄的老板逼迫下，法尔德承认了自己伪造支票的罪行，同时表示自己的恋人露丝·霍尼威尔处境十分危急，因此才这么做。

他原本打算逃走，好将她从丈夫的残暴行为中解救出来。尽管深受现代思想影响的年轻沃尔特苦苦哀求，但作为一位恪守道德与法律的公民，他的父亲还是将法尔德交给了警方。

第二幕在法庭上展开，展现了正义正在被刻意制造的过程。这一场景在戏剧张力和心理真实度上，可与《复活》中的著名法庭场景相媲美。23岁的法尔德是个神经紧张、体弱多病的年轻人，他站在法官面前。他的未婚妻露丝满怀爱意与忠诚，急切地想要拯救这个因自己的感情而陷入困境的年轻人。为法尔德辩护的是弗罗姆律师，他向陪审团发表的演说堪称社会哲学的杰作，其中蕴含着对人类的深刻理解与同情。他并未试图否认法尔德确实篡改了支票这一事实；虽然他为当事人辩护称其只是暂时行为失常，但这一辩护是基于一种深入且全面的社会意识——那种根植于社会弊病背后的意识。“正义是一台机器，一旦被启动，就会自行运转下去……难道就因为一次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过是软弱的表现，就要让这个年轻人被这台机器碾得粉碎吗？难道他就要成为那些被称为监狱的黑暗、不幸之地的囚徒之一吗？……先生们，我恳请你们不要毁掉这个年轻人。因为那四分钟之后，彻底且无法挽回的毁灭就会降临到他头上……从决定对他提起诉讼开始，正义的‘车轮’就已经开始碾压这个男孩了。”

然而，正义的“车轮”依然无情地转动着，因为正如那位博学的法官所说：“法律就是法律——它是一座宏伟的建筑，庇护着我们所有人，每一块石头都建立在另一块石头之上。”

法尔德被判处三年监禁。

在监狱里，这个年轻且缺乏经验的囚犯很快便成了那恶劣“制度”的受害者。狱方承认，年轻的法尔德在身心状况上都十分糟糕，但对此无能为力——还有许多人的处境与他相似，而且“监舍条件也很差”。

第三幕的第三个场景以其无声的力量令人心碎。整个场景就像一场哑剧，发生在法尔德的牢房里。

“在日益昏暗的光线中，人们看到法尔德穿着长袜，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头微微偏向门口，侧耳倾听。他慢慢地靠近门口，穿着长袜的脚步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他在门口停了下来，竭力想要听到外面的任何声音，哪怕是最微小的动静。突然，他像被什么声音惊到一样猛地站直，然后又完全静止不动。接着，他叹了口气，回到自己的工作旁，低着头盯着那些衣物，缝上一两针——他的神情如此悲伤，仿佛每一针都是在让心灵重新苏醒。随后，他突然转身，在牢房里来回踱步，头部也像动物在笼子里踱步一样不停移动。他又在门口停下，倾听，然后将双手掌心摊开贴在门上，额头抵在铁门上。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缓缓走向窗户，双手托着脑袋，似乎感觉自己的脑袋快要炸开了，最终在窗户下停了下来。但由于无法看到外面，他便停止了注视，拿起其中一个罐子的盖子，往里面窥视，仿佛想用自己的脸作为伴侣。天色已经几乎完全变暗了。突然，罐子盖子从他手中掉落在地，发出一声响声——这是打破寂静的唯一声音——他则紧紧盯着墙上在黑暗中显得格外苍白的衬衫布料，似乎在那里看到了什么人或什么东西。接着传来一阵急促的敲击声，玻璃屏风后面的牢房灯被打开了，整个牢房顿时亮了起来。法尔德显得气喘吁吁。

这时，远处传来一种声音，像是重物在厚金属上敲击的声音。法尔德吓得往后退去，无法忍受这突如其来的噪音。但那声音越来越大，仿佛有个巨大的重物正朝牢房滚来。渐渐地，那声音似乎对他产生了催眠般的作用。他开始一寸一寸地靠近门口。那敲击声在各个牢房间回荡，越来越近；可以看到法尔德的手在动，仿佛他的灵魂也在随之移动。

他早已加入了这场殴打，那声音愈发响亮，仿佛已渗入了牢房之中。他突然举起紧握的拳头，气喘吁吁地冲向自己的门，开始猛烈地敲打它。

最终，法尔德离开了监狱——他成了一个被剥夺自由的人，额头上带着囚犯的印记，心灵深处则充满了痛苦。多亏了露丝的恳求，詹姆斯·豪父子公司愿意重新雇用他，条件是他必须放弃露丝。就在那时，法尔德得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他深爱的女人被无情的经济压力逼得不得不出卖自己。“我试着做裙子……一些便宜的东西……每周最多只能挣10先令，还得自己买棉花，整天工作。几乎总是要到十二点以后才能上床……后来……我的雇主出现了——从那以后他就一直跟着我。”在如此可怕的情境下，警察因他未能按时报到而将他拖回监狱。面对残酷的现实，年轻的法尔德在侦探们将他带回监狱之际，选择自杀，以此寻求超越人类正义的安宁。

这部戏剧所产生的影响实在难以估量。或许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中略知一二：它的影响力之大，甚至促使英国内政大臣对英格兰的监狱制度进行了大规模改革。这无疑体现了现代戏剧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希望高尔斯华绥对现实社会的严厉批判也能在美国的公众舆论和监狱状况方面产生类似的影响。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其他现代戏剧能在唤醒社会良知方面带来如此直接而迅速的效果。

另一部现代戏剧《屋内的仆人》则触及了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关键问题。肯尼迪的这部杰作中的主人公是罗伯特，一个粗俗、肮脏的酒鬼，被体面社会所排斥。实际上，这位清理下水道的工人才是这部戏剧的真正英雄，甚至是唯一的救星。正是他自愿深入危险的下水道，好让他的同伴们能够拥有光明与空气。毕竟，他不是一直都在为他人争取光明与空气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吗？

“劳动是社会福祉的救星”这一观念在世界各地、以各种语言被反复宣扬。然而，罗伯特用简练的文字更深刻地诠释了劳动的意义与使命。

美国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所有试图反映现实生活的尝试大多都以失败告终。不过，即便这些作品来自国外，明智的观众们对现代戏剧仍抱有希望。

迄今为止，美国创作的唯一真正意义上的戏剧就是尤金·沃尔特所写的《最简单的道路》。这部作品旨在描绘纽约生活中某个“特殊的阶段”。如果仅此而已，它的意义也就微不足道了。但赋予这部作品真正价值与重要性的因素其实更为深刻：首先，是我们社会结构中的某种根本性力量，它驱使着包括劳拉这样坚强的人物在内的所有人选择最简单的道路——一条会破坏诚信、真理与正义的道路；其次，还有劳拉这一性别所固有的残酷而无意义的宿命论。正是这两个因素使得这部作品具有普遍意义，成为一部针对社会的有力批判作品。

在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类能量的浪费迫使劳拉像其他普通女孩一样为了有个家而嫁给任何男人，也迫使男人们为微薄的报酬忍受最屈辱的待遇。

此外，还有劳拉这一性别所固有的宿命论。这种力量的不可避免性可以用以下话来概括：“难道你不知道，在这些男人的生活中，我们只不过是驯服的动物罢了？这只是一场游戏，如果我们不能好好应对，就会输掉一切。”女性在与生活的斗争中只有一件武器、一种资本——那就是性别。唯有它才能成为人生这场游戏中的王牌。

这种盲目的宿命论使女性变成了寄生虫，变成了毫无主动性的存在。那么，又怎能期望劳拉有毅力或活力呢？自古以来，最简单的道路就是为她铺好的道路，她别无选择。

还有许多其他戏剧作品可以被视为戏剧作为激进思想传播工具这一角色日益重要的体现。只需提及查尔斯·克莱因所著的《第三级刑》、梅迪尔·帕特森所著的《第四阶层》，以及伊达·克劳彻斯所著的《男人的世界》——这些作品都标志着美国戏剧艺术的诞生，而这种艺术正在向人们揭示社会中的种种严重问题。

古语有云：“条条大路通罗马。”将这一道理应用到当今的趋势上，可以说：所有道路都通向伟大的社会变革。工人阶级的经济觉醒，以及他们对采取联合行动的必要性的认识；现代教育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其对儿童自由成长的促进作用；通过艺术与文学表达并不断加剧的动荡情绪——所有这些都在为通往变革之路铺平道路。而最重要的，当属现代戏剧：它通过剧作家与表演者这两重渠道发挥作用，同时影响人们的思想与情感，是激发社会不满情绪的最强力量，它推动着那股冲破无知、偏见与迷信障碍的强大浪潮不断前进。

*** 古腾堡电子书项目《无政府主义与其他文章》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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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腾堡计划代表着以各种计算机都能读取的格式免费分发电子作品，这些计算机包括过时的、老旧的、中型的以及新型的计算机。它的存在正是基于……

数百名志愿者的辛勤付出，以及来自各行各业人士的捐助，共同推动了这一项目的进展。

志愿者们以及为她们提供所需支持的财政援助，对于实现古腾堡计划的目标至关重要，也只有这样，古腾堡计划所收藏的书籍才能一直免费供后人使用。2001年，古腾堡文学档案基金会应运而生，旨在为古腾堡计划及未来的世代创造一个稳定且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如需了解更多关于古腾堡文学档案基金会的信息，以及您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捐助来提供帮助，请参阅www.gutenberg.org网站上的第3节和第4节内容以及基金会的相关页面。

第3节：关于古腾堡文学档案基金会的信息

古腾堡文学档案基金会是一家非营利性的501(c)(3)类教育机构，根据密西西比州的法律成立，并获得了美国国税局的免税资格。该基金会的联邦税号为64-6221541。根据美国联邦法律及您所在州的法律规定，向古腾堡文学档案基金会捐款可享受税收减免。

该基金会的办公地址位于美国新泽西州蒙特克莱尔市Watchung Plaza 41号516室，邮编07042，电话号码为+1 (862) 621-9288。电子邮箱地址及最新的联系方式可在www.gutenberg.org/contact网站上找到。

第4节：关于向古腾堡文学档案基金会捐款的说明

古腾堡计划依赖于公众的广泛支持与捐助，没有这些支持，它就无法继续履行自己的使命——增加那些可以以机器可读格式存在、并能被各种设备读取的公共领域及授权作品的数量。

包括那些已经过时的设备。许多金额不大的捐赠（1美元至5,000美元）对于维持该机构在IRS处的免税地位而言尤为重要。

该基金会致力于遵守美国50个州中与慈善机构及慈善捐赠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些法规的要求各不相同，要满足并持续符合这些要求需要付出大量努力、处理大量文书工作并支付诸多费用。在没有获得相关合规性确认的地区，我们不会寻求捐赠。如需捐款或了解某个特定州的合规状况，请访问www.gutenberg.org/donate。

虽然在我们尚未满足某些州要求的地区，我们无法也不会寻求捐款，但据我们所知，并没有规定禁止接受来自这些州的自愿捐赠者所提供的捐款。

我们衷心欢迎国际上的捐赠，但对于从美国境外收到的捐赠在税务处理方面，我们无法给出任何说明。仅美国的法律就足以让我们的少量员工应接不暇。

请访问古腾堡计划网站，了解最新的捐款方式与地址。除了现金捐赠外，还可以通过支票、在线支付或信用卡等方式进行捐赠。如需捐款，请访问：www.gutenberg.org/donate。

第5节：关于古腾堡计划电子作品的基本信息

迈克尔·S·哈特教授提出了古腾堡计划的构想，即创建一个可供所有人自由共享的电子作品图书馆。四十年来，他在仅有少量志愿者支持的条件下，一直负责制作和分发古腾堡计划的电子书。

古腾堡计划的电子书通常是由多个印刷版本整理而成的，而这些版本在美国均被确认为不受版权保护，除非……

其中包含了版权声明。因此，我们并不一定需要让电子书与相应的纸质版保持一致。

大多数人都是从我们的网站开始了解的，该网站提供了主要的PG搜索功能：www.gutenberg.org。

该网站还提供了有关古腾堡计划的各种信息，包括如何向古腾堡文学档案基金会捐款、如何为新的电子书的制作提供帮助，以及如何订阅我们的电子邮件通讯以获取新电子书的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