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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腾堡计划电子书：罗伯特·波义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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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罗伯特·波义耳——传记
作者：弗洛拉·马森
发布日期：2024年3月23日 [电子书编号：73234]
语言：英语
最初出版地：伦敦，Constable & Company Ltd.，1914年
更多信息及格式：www.gutenberg.org/ebooks/73234
致谢：Chris Curnow以及https://www.pgdp.net上的在线校对团队（本文件由互联网档案馆提供的图片制作而成）

*** 古腾堡计划电子书《罗伯特·波义耳》开始 ***
罗伯特·波义耳

罗伯特·博伊尔阁下

取自克尔斯布姆的画作，现藏于皇家学会的展厅中。

罗伯特·波义耳
传记

作者：弗洛拉·马森

伦敦：康斯特布尔公司，1914年

理查德·克莱父子有限公司，
地址：东南部斯坦福德街、布伦斯威克街，以及萨福克郡的邦盖。

致谢
对于能够引用《利斯莫尔文集》（由格罗萨特编辑，共10卷）中的内容，我必须向德文郡公爵表示感谢。同时，我也要感谢维尼夫人允许我引用《维尼回忆录》中的内容，以及威廉·拉姆齐爵士允许我引用他于1911年在朴茨茅斯向英国科学促进会发表的演讲稿。多亏了阿奇博尔德·盖基爵士的慷慨许可，我才能使用伦敦皇家学会所藏的罗伯特·波义耳的肖像。
我特别感激已故的爱德华·道登教授在他人生最后几个月里给予我的宝贵建议。对于他们所提供的建议与帮助，我也要向伊丽莎白·道登小姐、理查德·巴格韦尔先生、欧文·马森先生、米勒夫人、汤森德夫人以及詹姆斯·彭罗斯先生表示感谢。
我衷心感谢爱丁堡公共图书馆、西格内特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以及爱丁堡皇家学会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们始终如一的友善与帮助。
弗洛拉·马森
1914年3月，爱丁堡

目录
章次　页码
一　他的出生与家庭　1
二　爱尔兰的童年　15
三　伊顿公学的求学时光　34
四　斯塔尔布里奇庄园　55
五　萨沃伊大厦　70
六　罗宾远赴国外　85
七　惨败　99
八　再次回到英格兰　122
九　亲爱的乡绅　140
十　一种天堂般的生活　159
十一　隐秘的思绪　170
十二　牛津：学术精英的聚集地　189
十三　政治与哲学　206
十四　复辟与皇家学会　226
十五　瘟疫与火灾　246
十六　新的伦敦　267
十七　帕尔莫尔街的住宅　282
索引　311

罗伯特·波义耳

第一章　他的出生与家庭
“……没有必要将传记作者与历史学家混为一谈，也没有必要以家谱作为叙述的起点。”——罗伯特·波义耳的《菲拉雷图斯》。

“感谢上帝，我的妻子在那天下午三点左右，在双子座、天秤座的时刻，在利斯莫尔顺利生下了他们的第七个儿子。愿上帝保佑他，因为他的名字就叫罗伯特·波义耳。”[1] 这段文字记载于1626年1月25日的日期下，保存在至今仍存于利斯莫尔的科克伯爵的私人日记中。当时，这位伯爵已经六十岁，经过四十年的奋斗，他的财富已达到顶峰。他的第二任妻子比他年轻二十岁：他们结婚时，她只有十七岁，而他已经三十七岁且是鳏夫。他们结婚二十三年间，在爱尔兰的几处豪华宅邸里，共生了七个女儿和七个儿子。

他们最初的居所是尤加尔的庄园，后来为了满足伯爵的需求而进行了改建；但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习惯于乘坐马车、带着随从，在尤加尔、都柏林的宅邸以及利斯莫尔的这座宅邸之间往返。利斯莫尔的宅邸早已被誉为“明斯特省最豪华的宅邸之一”。[2] 就在伯爵还在忙于继续改建这座宅邸——建造马厩、马车房、鸽舍和屠宰场，从阿姆斯特丹引进鲤鱼和青鱼放入公园里的鱼塘，还在果园和梯田花园周围筑起高大的城墙——的时候，他们的第十四个孩子诞生了，也就是那个后来被证明是他所有孩子中最出色的“罗宾”，出生地就在利斯莫尔。

理查德·博伊尔如何成为伟大的科克伯爵，这一故事堪称英国贵族史上最精彩的传奇之一。它被多次讲述过，其中最生动的当属伯爵本人在其所著的《真实回忆录》中的描述。这些“回忆录”内容如此详尽、情节如此曲折，以至于许多普通人都误以为它们不可能是真实的。直到近年来，随着伯爵本人的信件以及他在去世前几天所写的私人日记以《利斯莫尔文件》为名公之于世，人们才不再怀疑其真实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今他的形象已经“清晰得如同正午时的太阳一般”。

他是一位伟大的英格兰人，属于伊丽莎白时代的军人政治家与商业冒险家之列：他的优点与缺点都极具伊丽莎白时代特色，尽管他活到了查理一世的统治时期。他是个狂热的新教徒，同时也是坚定的王党派成员；他既精明又天真，有着深厚的家庭情感、远大的抱负以及出色的治国策略。他的偏见与敌意极为强烈，极度自立，其活力甚至不亚于当今整个议会中的任何人。他从极其卑微的出身起步，最终成为了王国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也是当时最伟大的英格兰人之一。

他出生于坎特伯雷，是一个乡下绅士的次子——该绅士属于赫里福德郡的博伊尔家族。他的父亲迁居到肯特郡，娶了坎特伯雷的罗伯特·内勒的女儿为妻，随后在费弗沙姆附近的普雷斯顿定居下来。理查德十岁时，父亲去世了，他的遗孀只能靠微薄的收入尽力抚养两个女儿和三个儿子。博伊尔夫人把家里照顾得很好。长子约翰和次子理查德都被送到了坎特伯雷的国王学校学习，之后理查德还获得了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的贝内特学院深造。约翰·博伊尔后来成为了神职人员，而更聪明的理查德则前往伦敦学习法律。二十一岁时，他似乎已经在中间法庭找到了工作，担任财政大臣理查德·曼伍德的助手。母亲去世后（罗杰·博伊尔和他的妻子琼·内勒被安葬在普雷斯顿教区教堂），理查德·博伊尔决定不再在中间法庭努力积累财富，而是要“去外面闯荡一番”。

“异国王国”，以及“在海外获取学识、知识与经验”。他那充满活力的年轻面容所向往的异国，正是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爱尔兰——也就是“无敌舰队”出征的那一年。自爱尔兰首领尚·奥尼尔出现在伊丽莎白宫廷以来，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年；当时，贵族们、使节们以及主教们都将他视为“沙漠中的野兽”般注视着他。[6] 尚·奥尼尔大步走进女王面前，他的藏红花色斗篷在身后飘扬，头发卷曲着垂在背后，眼睛在斗篷下闪烁着灰色的光芒，显得凶狠而残忍。[7] 他身后则是那些光着头、有着金色头发的盖洛格拉斯人，他们穿着锁子甲和狼皮衣，手中握着短而宽的战斧。这位首领向女王跪下，表达自己的忠诚与善意；而在那二十五年间，爱尔兰始终处于屈服与反抗的状态，周围环绕着狼皮衣、锁子甲和战斧。德斯蒙德叛乱也在恐怖中被镇压了。对理查德·博伊尔来说，这仍然是一个“野蛮的民族”[8]——那里有原始的森林、教会的领地、美丽的牧场、古老的塔楼，还有那些说爱尔兰语的未开化部落。凭借其矿石、木材、草原、鲑鱼捕捞业、优良的港口，尤其是与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相邻的优势，这片土地充满了发展工业的潜力；但同时，这里也充斥着种族仇恨与宗教仇恨，以及迫害与阴谋。这就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急于去开发、掠夺和分割的爱尔兰。

于是，在1588年的夏至夜，又一位聪明的年轻人来到了都柏林。他身上只有27英镑3先令[9]，手腕和手指上戴着已故肯特郡母亲留给他的两件“信物”——手腕上的金手镯，价值约10英镑；手指上的钻石戒指，那颗“带来幸福与好运的宝石”将一直戴在他的手上，直至他去世，然后作为传家之宝传给他的子孙以及博伊尔家族的后代。

这位伯爵从未忘记自己22岁时离开米德尔坦普尔律师事务所时的那些服饰：“一件用丝绒制成的双排扣上衣，裤子也是丝绒材质并配有系带，还有一件新的米兰布料制成的衣服。”

一套用塔夫绸制成、带有系带的服装，两件斗篷，足够的亚麻布制品以及生活必需品，还有我的佩剑和匕首。”他肯定还带了介绍信，这些信为他这位年轻的律师带来了工作机会以及有权势的朋友；因为理查德·博伊尔很快便融入了都柏林的上流社会，他与至少两位来自肯特郡的人建立了友好关系，分别是米斯郡梅利丰特的爱德华·摩尔爵士，以及居住在都柏林的安东尼·圣莱杰爵士。很有可能他在那时还遇到了诗人斯宾塞；因为自1580年斯宾塞作为副王秘书来到爱尔兰后，都柏林就成了他的活动中心。据说斯宾塞经历过德斯蒙德叛乱的种种残酷场面，1588年在担任过多个职务之后，他离开都柏林，搬进了基尔科尔曼那座被德斯蒙德家族废弃的堡垒里居住，那里还有数千英亩的土地，都被分配给了这位早已以《牧羊人日历》的作者而闻名的英国诗人与政治家。在利默里克以南约30英里的加尔蒂山间的荒野森林中，沃尔特·雷利爵士也在访问爱尔兰、视察分配给他的大片土地时，曾到基尔科尔曼与斯宾塞同住。他们在那里互相朗诵诗歌，雷利也说服斯宾塞与他一起回到伦敦，向女王献上他们的作品。因此，在博伊尔最初一两年在爱尔兰的时光里，当他努力争取当地有影响力的人士的认可时，斯宾塞则留在伦敦，被誉为“诗人中的诗人”，是《仙后》前三卷的作者。当斯宾塞带着皇家津贴作为芒斯特省议会的职员回到爱尔兰时，理查德·博伊尔已经担任“没收财产总管”的职员或副手，负责处理王室对那些被没收的爱尔兰土地及头衔的所有权问题——他四处奔波，与所有那些未能从没收财产总管或其职员那里得到满意结果的人结下了仇怨。博伊尔的两个姐妹也随他一起来到了爱尔兰，不久后她们都在那里嫁人了；大约在同一时期，他的表妹伊丽莎白·博伊尔也在爱尔兰，她是赫里福德格雷弗赖尔斯的詹姆斯·博伊尔的女儿。从伦敦回来后的诗人斯宾塞，这位当时的文学英雄，遇见了博伊尔的表妹伊丽莎白，并爱上了她。她就是《爱情小诗集》和《婚礼颂》中的那位女子——“我最美丽的新娘”，拥有“阳光般的面容”以及“长长的、松散的黄色头发”。

“如金色丝线般锁住心扉”，那位恋诗之人曾在爱尔兰的黄色沙地上追寻她的名字，并为她写下如此自豪的诗句——

“告诉我，商人的女儿们，你们以前在城里见过如此美丽的姑娘吗？……”

1594年夏天，他们在科克大教堂举行了婚礼。几个月后，斯宾塞再次前往伦敦，想必是带着他的英国妻子，以及他所著的另外三部《仙后》系列作品。他后来还再次回到爱尔兰。1595年，也就是斯宾塞与伊丽莎白·博伊尔结婚一年后，理查德·博伊尔先生娶了利默里克的一位年轻女子琼·阿普斯利为妻。琼是明斯特议会成员威廉·阿普斯利先生的两个女儿之一，也是其共同继承人。琼每年可从爱尔兰的土地上获得五百英镑的收入，那是一片“极为美好且便利的领地”。这些收入成为了博伊尔先生财富的基石。她在马洛去世时，正怀有第一个孩子，她将所有财产都留给了博伊尔先生，随后被安葬在布特万特教堂，怀里抱着她那已经死去的儿子。

妻子去世后，身为土地所有者且在明斯特颇具影响力的理查德·博伊尔不得不一直与自己的敌人斗争。这些敌人中有一些权势很大的人，据他自己所说，他们“联合起来，用谎言向伊丽莎白女王告发我”。他们声称他不可能通过正当手段取得如此快的晋升速度。于是他们指控他贪污和伪造文件；由于他妻子的亲戚都是著名的天主教徒，他们还指责他——尽管他自己是个坚定的新教徒——用西班牙的黄金购买土地、藏匿神父，甚至伪装成天主教徒。他们甚至还指控他偷了一匹马。有一段时间，他确实被关在都柏林的监狱里。当机会出现，他得以逃离监狱，打算乘船前往伦敦，在女王面前为自己申辩时，明斯特地区爆发了大规模叛乱。在这场混乱中，理查德·博伊尔先生失去了妻子的土地和钱财，但他还是成功逃到了英格兰。诗人斯宾塞也逃走了——他既是《仙后》的作者，也是《爱尔兰现状述评》的作者，却被视为叛乱分子。那么，为什么斯宾塞还要回到爱尔兰，担任科克的郡长呢？

叛乱爆发时，斯宾塞与妻子、孩子们都在基尔科尔曼。他们为保命而逃，德斯蒙德家族的古老塔楼也被烧毁了。他们的其中一个婴儿被留在了那里，最终死于烈火之中——本·琼森后来将此事告诉了霍索恩登的德拉蒙德。斯宾塞则在伦敦贫病交加地死去，最终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与乔叟葬在一起；那些哀悼他的诗人还将笔扔进他的坟墓里。斯宾塞的妻子——理查德·博伊尔先生的表妹——则继续留在爱尔兰，抚养她的孩子（她的儿子佩雷格林是她生命中的快乐），并且又结了两次婚。她的远亲两次目睹自己的表妹出嫁。她虽在人生中得到了一些补偿，但却再也没有机会创作出像《婚礼颂》那样的作品了。

理查德·博伊尔先生抵达伦敦后，在他在剑桥时就认识的安东尼·培根的帮助下，得以见到了新任总督埃塞克斯伯爵，当时埃塞克斯伯爵正准备前往爱尔兰。伊丽莎白女王或许有她的理由，才会在他正打算回到米德尔坦普尔的旧居时，如此轻易地让他进入伦敦塔。也许她是在等待新总督从爱尔兰传回的报告。不久之后，理查德·博伊尔就被召见，他成功地向女王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女王那些美好的话语一直铭刻在他的记忆中，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以上帝之名发誓，这些都是针对这个年轻人的诬陷罢了。”她还说过：“我们认为他是个适合为我们效力的人。”博伊尔受到了宫廷的接纳，当他被派回爱尔兰时，担任的是明斯特议会的书记一职，这正是斯宾塞曾经担任过的职位。他买下了沃尔特·雷利爵士的船“朝圣者号”，在船上装满食物和弹药，然后乘船穿越漫长的海洋，抵达卡里克福伊尔，在乔治·卡鲁爵士的领导下开始新的工作。他妻子的土地也得到了恢复：利默里克郡加尔巴利的理查德·博伊尔在整个金斯莱围城战中都为卡鲁服务，还受命将胜利的消息带给伦敦的女王。他在斯特兰德的罗伯特·塞西尔爵士家中做客，次日早上塞西尔便带他去宫廷，进入女王的寝宫——“女王记得我，叫出我的名字，还让我亲吻她的手。”

很快回到爱尔兰后，理查德·博伊尔便成为总统阁下的得力助手，为王室竭尽全力服务。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位伟大伯爵的书房中为数不多的珍贵藏书之一，就是其上司送给他的凯鲁所著的《Hibernia Pacata》一书。正是凯鲁在1602年将他派往伦敦，并带去了给塞西尔和沃尔特·雷利爵士的信件，推荐他作为购买雷利在爱尔兰的领地的合适人选。当时，位于科克郡和沃特福德郡的数千英亩土地——也就是所谓的“雷利-德斯蒙德领地”——就在伦敦被以极低的价格从沃尔特·雷利爵士手中买下。在理查德·博伊尔的掌管下，那些曾让雷利忧心不已、甚至造成经济损失的荒地，变成了爱尔兰最为繁荣昌盛的地区，也为他带来了财富与权力。因为理查德·博伊尔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地主，还是一位精明的商人、资本家以及大量的雇主。格罗萨特指出：“正是他的毅力、领导才能以及专注的精神，将那些荒凉的山脉、古老的荒地以及潮湿的沼泽地变成了人口密集、产业兴旺的地区。”[13]

乔治·凯鲁则更进一步，他以极为高尚且慈父般的态度帮助博伊尔重新结婚。凯鲁为他的门生挑选的妻子，是17岁的凯瑟琳·芬顿——她是由睿智开明的国务大臣杰弗里·芬顿爵士所抚养的女儿。博伊尔家族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博伊尔在年轻时刚到都柏林时，就第一次遇见了他的第二任妻子。有一次，他因公前往杰弗里·芬顿爵士的家中，在前厅等待那位大人有空接待他时，便与那个由保姆抱着的小女孩玩耍。当杰弗里·芬顿最终出现并为让客人久等而道歉时，这位年轻人则幽默地表示自己一直在追求那位少女作为妻子。那应该是在1588年。两人直到15年后才结婚，而在此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琼·阿普斯利和她的孩子被安葬在布特万特教堂，而“利默里克郡加尔巴利的理查德·博伊尔先生”则买下了那片广阔的雷利领地。1603年7月，37岁的他已成为一位富有的鳏夫，而凯瑟琳·芬顿则17岁。

“我从未向她要求过任何嫁妆，也没有要求过任何承诺，因为那并非我所考虑的。然而，在我结婚后，她的父亲还是送了我一千英镑的黄金作为礼物。他将女儿赠予我，这份恩情我永远心怀感激，视之为我所有福分的顶点；因为她一生都是一位极其虔诚、贤良、慈爱且顺从的妻子，也是我所有孩子的母亲。”[15]

伊丽莎白去世后，詹姆斯一世继承了王位。新任总督乔治·卡鲁在博伊尔先生的婚礼当天便授予他骑士头衔。两年后，他又被任命为明斯特省的枢密顾问，从此他的财富便开始持续增长，再无阻碍。1612年，他在再次访问伦敦并觐见詹姆斯国王之后，成为了爱尔兰王国的枢密顾问。1616年，他被封为尤格尔男爵，1620年则被封为邓加文子爵和科克伯爵。他的家庭生活与他的公共职务并行不悖。“我的孩子们”、“我亲爱的妻子”、“家人”这些词汇在他的生活记录、日记以及书信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他的妻子写给他的几封简短信件则始终以这样一句话开头：对他来说，她永远是“我亲爱的自己”。

罗伯特·博伊尔提到他母亲的“自由高贵的品格”——他还说，她拥有漂亮的宅邸居住——以及她对家人的“善良与温柔”。[16]他们的孩子很快就出生了。第一个孩子罗杰于1606年在尤格尔出生，七岁时被送到英格兰，起初住在叔叔约翰那里，后来又转到利奇菲尔德的牧师约翰·博伊尔家中，一年后又去了德普特福德的布朗家族那里。德普特福德有一所不错的日校，罗杰·博伊尔就被送到那里上学。他穿着镶有毛皮的鹿皮长袍，面容明亮，看起来颇为可爱。

在重要的节日里，他会穿上灰色的缎面双排扣上衣和斗篷，斗篷上镶有松鼠毛，小脖子上还戴着领饰；他的小剑则用绿色丝带束着。汤森德夫人在她的《伟大伯爵传》中指出，这个孩子一年内就穿坏了五双鞋，而他那本法语动词书的价格则是六便士。他在德普特福德因病去世，年仅九岁。布朗一家非常悲痛，竭尽所能照顾他。布朗夫人把他接到自己的房间里，像母亲一样照料他。他的叔叔约翰也被派去帮忙。

她一直守在那个小男孩的床边，直到他去世。医生和药剂师从伦敦乘船赶来，给他使用了“独角兽角制成的补药”以及其他一些奇怪的药剂。“小霍奇”非常耐心，还会主动祈祷；在他去世后，布朗夫人发现他那个被他称为“零用钱袋”的小钱包里还有四十多先令尚未花掉。所有这些细节，以及更多内容，都在“我的宝贝霍奇”——祖父这样称呼他——被安葬在德普特福德教区教堂之后，通过信件寄给了他在尤加尔的父母，以及都柏林的祖父母杰弗里爵士和芬顿夫人。此时，他们已经先后生了四个女儿：爱丽丝、莎拉、莱蒂斯和琼；1612年在尤加尔又生了一个儿子理查德；而“小霍奇”去世时，家里还有一个五岁的女儿凯瑟琳。在他去世几个月后，杰弗里出生了；1617年多萝西出生，两年后又有了刘易斯。1621年又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罗杰；1623年和1624年分别诞生了弗朗西斯和玛丽；随后又有了第十四个孩子，也就是“我的第七个儿子”。伯爵在利斯莫尔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记录：“愿上帝保佑他，因为他的名字叫罗伯特·波义耳。”

第二章 爱尔兰的童年

“他始终认为，自己从未认识过那个赋予他生命的人，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不幸之一。”——罗伯特·波义尔的《菲拉雷图斯》

两周后，利斯莫尔的私人礼拜堂里举行了一场洗礼仪式。由伯爵的牧师兼表弟罗伯特·内勒先生主持仪式，许多宾客也前来参加。即将担任孩子教母的卡斯尔黑文夫人带着家人和随从及时赶到，而孩子的教父则是迪格比勋爵和弗朗西斯·斯林斯比爵士。迪格比勋爵作为新女婿住在那所房子里，孩子便以他的名字命名为罗伯特。

当这个第十四个孩子出生时，伯爵家族那些“有望成材的孩子们”早已长大并各自分散。长女爱丽丝19岁，多年前已嫁给年轻的戴维·巴里——那个几乎被当作伯爵儿子一样在家族中长大的“巴里摩尔”。次女莎拉年纪尚小时就被送到伯爵的老朋友莫尔夫人那里抚养，她在与姐姐爱丽丝同一天嫁给了莫尔夫人的儿子。然而不久之后丈夫便去世了，17岁的莎拉成了寡妇，又回到了父亲的家中生活。在罗伯特·波义尔出生前的圣诞节那天，莎拉在利斯莫尔的父亲礼拜堂里再次结婚，对象就是迪格比勋爵罗伯特。

三女儿莱蒂丝原本应该嫁给卡斯尔黑文夫人的儿子，但那名年轻人的宗教观念“不合标准”，因此她和妹妹琼被留在家中，准备将来去伦敦参加社交活动。现在已是长子及继承人的“邓加万勋爵”则待在家里，由伯爵的牧师负责教导他。他生活在一个充满马匹、猎鹰以及各种鸟类的乐园里，不过年纪较小的凯瑟琳却被送到了英格兰，寄养在莱斯特郡科勒顿的博蒙特夫人那里——那位女士正是小女孩萨普科特·博蒙特的母亲。

罗伯特出生时，他的准丈夫杰弗里应该已经十岁了，但他早在婴儿时期就去世了。据传说，他是掉进了尤加尔地区的厄尔步行道上的井里而死的；不过厄尔的日记在提及这一死亡事件时并未提到那口井。当时九岁的多萝西则注定要嫁给亚当·洛夫特斯爵士的儿子亚瑟·洛夫特斯；在罗伯特出生前的那个秋天，她就被带到了拉思法纳姆的洛夫特斯家族家中抚养。弗朗西斯和玛丽还只是年幼的孩童；而作为第十四个出生的孩子，罗伯特一旦“能够安全地承受迁居带来的不便”，就会由他的“乡村奶妈”抱着他离开利斯莫尔。[18] 据罗伯特·波义耳所说，厄尔极其反感那种将孩子养得过于娇弱的做法——因为他认为，即使是强烈的阳光或大雨，也会像对待黄油或糖一样危及这些孩子的生命。看来并没有征求科克夫人的意见；也许在那些三十二年间，她已经学会了只按照自己“内心的想法”来行事，而不再去考虑别人的意见。因此，罗伯特·波义耳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一样，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里都是由养母抚养长大的。由于当时家庭的变动，他不得不在养母身边待更长的时间。他不是在摇篮里睡觉，而是以爱尔兰的方式，被放在一个有开口的“悬挂式袋子”里接受照料，这样婴儿的头部就可以从开口处露出来。[19] 逐渐地，这个在父亲豪华宅邸中诞生的男孩，开始习惯于“简单但干净的食物”，以及他后来所描述的那种“空气中的各种气息”。他说，这些环境让他拥有了强健的体魄，使得“艰难困苦”因习惯而变得容易忍受；而安逸与便利则因为其稀有性而显得更加珍贵。那些快乐的童年时光，他在母亲的怀抱中度过，或者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中，沉浸在后来成为他研究对象的那种奇妙环境中！罗伯特·波义耳那聪明的小脑袋，从“悬挂式袋子”的开口处探出头来，观察着火光、阳光和阴影，无需任何理论指导，就能享受着“空气中的活力”！与此同时，这个婴儿的家庭正在为去伦敦度过一段时间做准备。在“罗宾”出生后的几个月里，利斯莫尔庄园仍在重建中，花园和梯田也在逐步建成。

果园的围墙仍在建设中。长子迪克以及未来的女婿亚瑟·洛夫图斯被允许前往都柏林观看赛马，他们还获得了“葡萄酒及各种饮品”、“马肉”、“少量现金”以及“其他日常开销”的资助。伯爵喜欢送礼物：在他的日记中，每年新年都会记录下所送与所收的礼物；虽然他保留着女儿们为他制作的领带衬衫和睡帽，但他习惯将更昂贵的礼物送给别人。此时，他正在为利斯莫尔的乐师们支付报酬，同时委托他信任的使者约翰·李克爵士为科克夫人及其母亲芬顿夫人购买衬裙——自从杰弗里爵士去世后，芬顿夫人便大多与女儿及女婿住在一起。伯爵还给每位已婚的女儿各送了一匹用于繁殖的马，每匹马身边都有一匹小马驹；而一些公马和驮马则被分给了不同的朋友。他的女儿莎拉（即迪格比夫人）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这对全家来说是一件大事，孩子于10月在利斯莫尔出生。1627年底，由于即将前往伦敦，伯爵派了一名仆人带着信件前往英格兰。1628年早春，莎拉带着丈夫和孩子离开了利斯莫尔；4月时，玛丽·博伊尔被带到科克，由克莱顿夫人抚养；芬顿夫人也离开了利斯莫尔；小弗朗西斯则被劳伦斯·帕森爵士的妻子带到了尤格尔。随着前往英格兰的日期临近，伯爵立下了两份遗嘱。一份副本被锁在利斯莫尔的那口巨大的铁箱里，箱子配有三把钥匙，由三位值得信赖的亲属保管，他们会在积累到钱款后将其放入箱中；另一份副本则由伯爵亲自带往英格兰。4月21日，一支庞大的队伍——包括伯爵和他的妻子、两个女儿莱蒂丝和琼，以及他们的随从们——动身前往尤格尔。5月7日，他们乘船出发（他们雇了一位船长来护送他们），并于5月16日抵达伦敦。不过途中也遇到了不少波折：他们遭到了一艘300吨重的敦刻尔克船只的追赶，虽然一家人成功逃脱，但跟在后面的仆人和马匹却被抓走并带到了海上。1628年在伦敦度过的那段时光，当时查理一世还是英格兰的年轻国王！那真是忙碌又充满成就感的时期，为了维持这种生活，需要付出大量的金钱、礼物以及进行各种社交活动。

他成功了！伯爵受到了白金汉公爵的接见，随后被引见给国王。他为自己的家族聘请了管家，还租下了威斯敏斯特钱内尔街上格兰迪森勋爵的房子。[20]六月份时，科克夫人及其女儿们也被引见给女王，女王非常亲切地亲吻了她们。那位在贵族阶层中颇有名气的伦敦裁缝珀金斯——被誉为“圣马丁教堂的夹克制作师”——也被召来接受他的订单。显然，伯爵当时忙得不可开交，而且财力雄厚；因为那时至少有两起与他在爱尔兰的财产和产业相关的诉讼正在进行，他还聘请了格兰维尔作为自己的法律顾问。不过，这些似乎并没有影响到1628年那个伦敦季节里的欢乐气氛。为了做准备，他在切普赛德购买了家具和桌布，在伦巴第街为家中的女士们购置了各种物品，还有天鹅绒、金线织物等等。这与他过去在中殿法庭那些简陋的房间里度过的日子，或是那些在盖特豪斯里等待被伊丽莎白女王召见的时光相比，真是天差地别。不过，这位白手起家的伟人并未忘记过去的时光。他一直乐于帮助自己的亲族：爱尔兰到处都有他的“同乡”。他的兄弟约翰，也就是利奇菲尔德的那个穷牧师，幸运地最终成为了科克的主教。而这次来到伦敦后，伯爵也绝不会忽视他在格雷律师学院的那位律师朋友尼勒，以及弗利特街国王头酒馆里的酿酒师克鲁恩。[21]贝德福德伯爵提议在秋天时在自己的诺索尔宅邸举办聚会，人们乘坐马车和马匹，盛装拜访贝德福德家族以及伯爵的老上司卡鲁。如今已成为托特尼斯伯爵的卡鲁住在埃普瑟姆附近的诺桑奇，那是一座亨利八世时代建造的宏伟宅邸，周围环绕着榆树和核桃树，建筑外观经过镀金处理，还有灰泥雕像以及鲁本斯和霍尔拜因的画作装饰。[22]在这种情况下，科克伯爵的马车夫和仆人们都要求更换新的制服，也就不足为奇了。八月时，全家人搬到了诺索尔，同年晚些时候，他们又去了沃里克郡的科莱希尔拜访迪格比夫妇，以及莱斯特郡的科尔奥顿拜访博蒙特夫人。在这里，“凯蒂”与萨普科特·博蒙特之间的婚事宣告破裂，因为金钱方面的安排未能让伯爵满意，于是凯蒂被交由迪格比夫人照顾。

当科克家族的成员们从一栋豪宅前往另一栋豪宅时，传来了白金汉在朴茨茅斯被谋杀的消息；不过这一悲剧并未影响他们9月前往牛津的行程。9月1日从科莱希尔出发的队伍中包括迪格比夫人，她在抵达牛津后的第二天，在克里斯彻奇的韦斯顿医生家中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迪克”当时也在克里斯彻奇，与亚瑟·洛夫特斯以及年轻的基尔代尔伯爵在一起；而莱蒂丝和琼在这次访问期间都遭遇了不幸——莱蒂丝不久后嫁给了英俊却放荡冷漠的乔治·戈林，而琼则许配给了狂野不羁的基尔代尔伯爵。

回到伦敦后，科克伯爵及其妻女还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朝圣之旅。他们一同乘车前往德普特福德的“布朗叔叔家”，参观了德普特福德教区教堂里小罗杰的坟墓。他们还查看了伯爵在那里设立的纪念碑，负责制作该纪念碑的工匠也送来了账单。伯爵对这件作品非常满意，于是又聘请同一个人在肯特郡普雷斯顿教区教堂里为他的父母打造一座更为精美的雪花石膏纪念碑。

随着年末的临近，伯爵从熔炉、铁厂、“烟草种植园”等产业中获得的收入都被存入了利斯莫尔的巨大铁箱中；同时，他也给英国的朋友们送去了圣诞礼物和新年礼物。他送给韦斯顿医生一本手抄版《圣经》，送给其他朋友爱尔兰产的“甘蔗苹果”（也有说法称其为石楠苹果）以及腌扇贝；送给阿伦德尔伯爵一本珍稀的小书，送给萨福克伯爵乌斯克酒。埃德蒙·弗尼爵士从爱尔兰带来的新管家，则得到了伯爵赠送的红色双排扣上衣、长袜和斗篷；坎特伯雷大主教则收到了一瓶乌斯克酒以及一块用于制作法衣的黑色饰带。

随后，伯爵在日记中写下了令人担忧的文字：“我给了穆尔医生5英镑，给了吉福德医生20先令，作为他们照顾我生病妻子的报酬。”在伯爵的账目中，“妻子的病情”也被列为一项开支。不过他们在温莎附近的兰利公园度过了早春时光，4月份又回到了钱内尔街，4月15日，科克夫人的第十五个孩子——一个小女孩——诞生了。6月，他们搬到了林肯的沃里克勋爵家中。

1629年10月，他们再次回到爱尔兰，年幼的玛格丽特则由奶妈和女仆照看留在了身后。这次返程的场面比18个月前的出发时更为盛大隆重。国王的船只之一——“第九只幼狮号”，这艘船是建造在德普特福德的“狮子幼崽”系列舰艇之一，在最后时刻被调派出来为他们护航。科克勋爵向船上的众人分发礼物，临别时还送给船长一副精美的镶边绣花手套，而科克夫人则额外送了一顶用黄金装饰的黑色丝绸睡帽。士兵、马匹以及行李则通过两艘小船安全运送过去，途中并未遇到任何敌舰。

在伯爵离开爱尔兰之前，他与大法官的关系并不融洽。但如今，经过大都市的文明熏陶，再加上乘坐“第九只幼狮号”渡海所带来的荣耀感，应国王的要求，伯爵与大法官和解了。在副王缺席期间，两人都被任命为共同治理爱尔兰的司法官，他们都决心“全心全意地为国王服务”——这一决心他们也确实遵守了一段时间。与此同时，我的伦敦裁缝珀金斯先生给都柏林寄来了一大箱精美的衣物，还有长长的账单；即将卸任的副王则将国王的宝剑以及爱尔兰的统治权交给了大法官和伯爵。

那是1629年10月的事。次年，即1630年2月16日，科克夫人在都柏林去世了。“我仁慈的上帝怜悯我众多的罪过……将我最珍爱的妻子的灵魂带到了他荣耀的天国之中……”当时10个月大的佩吉还在英格兰，而由乡下奶妈抚养的长大的罗宾则只有3岁。在10月到2月这段短暂的都柏林生活中，这位拥有“自由高贵精神”的女士，是否有机会再见到罗宾，让他抱在自己怀里一会儿，然后再离开人世呢？

在科克夫人去世后的那一两年里，伯爵忙于治理爱尔兰以及管理自己的家族和财产，他的活动范围暂时仅限于都柏林的住宅、议会厅以及都柏林城堡的大厅之间。科克夫人

她以隆重的仪式被安葬在圣帕特里克教堂的圣坛里，与她的祖父、大法官韦斯顿以及她的父亲、国务大臣杰弗里·芬顿爵士同葬一处。处理“我亲爱的妻子的葬礼”相关事宜耗费了伯爵不少时间；与此同时，一座华丽的黑色大理石纪念碑也在圣帕特里克教堂的圣坛上方逐步建成。期间，这位鳏夫身边围绕着他的孩子们——巴里摩尔一家及其子女，还有迪格比夫人及其舒适的丈夫；而莱蒂斯·戈林则总是带着或没带着乔治·戈林，在英格兰和这里之间来回奔波。可怜的莱蒂斯·戈林并非幸福的女人。13岁时她曾差点死于天花，或许正因如此，她的教育才遭到严重忽视。她虽有些聪明，但性格懦弱，没有孩子，身体虚弱且心怀不满，总是抱怨不断。她的妹妹凯瑟琳则截然不同：她漂亮、聪慧且充满活力，是所有伯爵女儿中最出色的一位。自从与萨普科特·博蒙特解除婚约后，16岁的凯瑟琳很快又与拉内拉赫勋爵的儿子亚瑟·琼斯订婚并结婚，随后被带到了罗斯康芒郡那座阴森的古老诺曼式城堡——阿斯隆城堡；幸运的是，她当时还不知道自己未来的生活将会多么不幸。两个男孩——刘易斯和罗杰，也就是基纳尔米基勋爵和布罗吉尔勋爵——被带到都柏林，进入三一学院学习；琼则在她的弟弟迪克陪同下，与基尔代尔伯爵结了婚。小宝贝佩吉则由奶妈和女仆一起从英格兰带来。1631年的某个时候，另外两个最小的男孩弗朗西斯和罗伯特也被接回了家；“我的孩子们”、他们穿着的小黑缎子连体衣，还有他们的法语老师“莫恩西埃”，开始出现在伯爵的日记中。就在那时，伯爵开始在各个郡为“罗宾”安排各种事务，这仅仅是众多举措中的第一项；同时，伯爵的一位老仆人的儿子也被安排去“照顾罗伯特·波义耳”。这位年仅五岁的天才少年已经有了自己的贴身仆人。在都柏林的宅邸里，忧虑与喜悦交织在一起。芬顿夫人没能在女儿之后活太久，于是由伯爵及其儿子们和女婿们率领的庞大队伍前往尤格尔为她送行。1631年11月，伯爵被任命为爱尔兰的财政大臣；那个冬天，他在闲暇时一定写下了《真实》一书。

《回忆录》的手稿于1632年6月完成并“留给后人”——就在伯爵、大法官以及年轻的基尔代尔伯爵被授予都柏林市公民权之后。同年早些时候，多萝西嫁给了亚瑟·洛夫特斯，定居在拉思法纳姆；同年夏天，迪克——“我的邓加文勋爵”在导师弗莱先生的陪同下开始了他的海外之旅。邓加文与克利福德勋爵的女儿及继承人的婚事也已提上日程。克利福德勋爵夫妇住在约克郡的斯基普顿；邓加文将获得查理国王的接见，随后前往约克郡继续他的旅程；而这件对伯爵来说极为重要的事务很快就会让他重返家乡。佩吉已经三岁了，也该为她找个丈夫了；大法官和首席主教还将就这一重要事项与伯爵进行长谈。凯纳尔米基则是个忧心忡忡、才华横溢却又挥霍无度的年轻人，他被派往“第九艘船”上，在那位戴着流苏手套、戴着绣花睡帽的船长那里学习“航海技术”和“数学”。那些女婿们简直就是麻烦的根源：乔治·戈林总是借钱不还，基尔代尔则总是在骰子游戏和纸牌游戏中输钱。他还用骨头敲打伯爵最珍贵的银制餐盘，然后因为“找出罪魁祸首”而从岳父那里得到了5英镑！巴里摩尔勋爵在与妻子及全家人在伯爵家中住了18个月后，甚至没有道一声谢就回到了莱昂斯城堡。至于家仆们，那时的“仆人问题”也和现在一样严重。1632年的那个圣诞节，伯爵的一名厨工“因为开玩笑而用刀刺伤了我的副厨师，导致其当场死亡，事情就发生在都柏林的我家”——真是令人不快的家庭事件；而这一切恰恰发生在圣帕特里克教堂那座精美的黑色大理石坟墓完工并付清费用之后！不过，与随后几个月里的种种悲痛相比，这些都不算什么：迪格比夫人就在伯爵家中提前生下了孩子，孩子在去世前匆匆接受了洗礼，而这位年轻的母亲也死了——那个17岁就成为寡妇的小莎拉，在罗宾出生前的那个圣诞节，嫁给了伯爵最得力的女婿迪格比勋爵。[28]

那是1633年一个阴郁的夏天，都柏林的宅邸里，伯爵与他的孩子们仍处在哀悼之初。这时，新任总督温特沃思来到了都柏林。伯爵在日记中写道：他是个让整个爱尔兰都厌恶的人，尤其是对我而言。关于温特沃思治理爱尔兰的种种行径——这种治理方式“在历任总督的记录中几乎无出其右”[29]——已经为许多书籍提供了素材；但在所有这些记载中，始终贯穿着一个主线，那就是温特沃思与科克伯爵之间的个人关系。从1633年7月的那个早晨开始，当这位身为财政大臣的伯爵乘车去迎接总督及其随从时，两人之间便竖起了一道敌意的墙。那些动荡岁月的私人日记记录是最具人文气息的史料；通过逐一记述日常发生的种种事件，伯爵自然而然地凸显出了自己与温特沃思的性格特点，仿佛他们仍活在当下，正在议会中面对面交谈一般。那位伊丽莎白时代的新教徒有着坚毅与温和并存的性格，他已六十七岁，却五十多年一直担任要职。他骨子里是保王主义者，曾为三位连续在位的君主在爱尔兰服务。那里是他所热爱的土地，他在很大程度上认为正是自己造就了爱尔兰的现状；如今，当他将权力交给温特沃思时，他自豪地认为爱尔兰正以“和平与繁荣”的状态被移交出去。而温特沃思则是那个被派来执政的人——他更年轻，受过更好的教育，有着不同的生活准则。但他同样固执地掌控着一切，其精力与傲慢都处于人生的巅峰状态。他也是来为国王服务的，其热情丝毫不亚于不久前还在英国议会中领导民众党派的他。在他的脑海中早已有了那些老伯爵的朴素理念所无法想象的计划与目标。这些计划后来通过他写给劳德的密信展现出来——那些宏大的计划，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彻底政策”，即通过“奖惩”手段来管理所有人。不过，在表面上的恭敬与礼节之下，科克伯爵其实一直憎恨着温特沃思及其统治方式。

温特沃思对科克伯爵怀有个人上的厌恶，因为他知道对方是爱尔兰最重要的人物——一个不愿屈服的人，一个会阻碍总督行事的人。因此，这本日记记录了诸多故事：关于议会中那些纷繁复杂的官场事务，以及温特沃思在爱尔兰的种种作为；还有温特沃思试图夺取科克伯爵在爱尔兰的土地所有权的经过；此外，还有科克伯爵在都柏林宅邸中的私人生活，包括各种社交活动与家庭烦恼。温特沃思在第二任妻子去世一年后，在英格兰秘密娶了第三任妻子，那是在他动身前往爱尔兰之前不久的事。他的妻子在他之前六个月被送到都柏林，以未婚身份住在都柏林城堡里，被称为“罗兹夫人”。但温特沃思一到，她的真实身份便被揭露了：法官们被引见给总督的夫人，并获准亲吻她以示敬意。日记中还记载了都柏林城堡与科克伯爵在都柏林的宅邸之间频繁的往来，城堡里举办的小型聚会，财政大臣和司库都在这些聚会上输给了总督；还有为了赌钱而进行的“梅威”游戏，以及总督的绅士们表演的私人戏剧。有一次，老伯爵观看了一出悲剧，他觉得那真是“极其悲惨”，因为根本没时间吃晚餐。而在温特沃思到来六个月后，关于圣帕特里克教堂里科克伯爵黑色大理石坟墓的麻烦便开始了。巴格威尔指出，对于那些“新教信仰并非劳德派风格”的伊丽莎白时代人来说，将圣餐台单独置于教堂中央并无不妥之处。科克伯爵建造这座纪念碑时，确实改善了圣帕特里克教堂的圣坛状况——原来的圣坛是土铺的，每逢雨天就会积水。他修建了三级石阶和石板地面，“现在，”伯爵在给劳德的信中写道，“圣餐台就矗立在上面，十分干燥且美观。”面对两位大主教的舆论支持，就连劳德本人也难以干预此事。但温特沃思态度坚决，甚至向国王求助。人们认为，让科克伯爵的坟墓继续“位于古老的祭坛所在之处”是一种耻辱。最终，那座巨大的黑色大理石纪念碑被一块一块拆除了；1635年3月，温特沃思……

他得以写信给劳德说：“科克伯爵的坟墓现已被搬走了。我不知道他打算如何处理它；不过那些遗物被装进箱子里，就像庆典用的物品一样，被带往乡下，用于我小主人的洗礼仪式。”这里所说的“我的小主人”，显然指的是基尔代尔夫人的孩子——孩子的出生以及是个男孩这一事实，都是当时科克家族最为关注的事情；事实上，老伯爵还与詹姆斯·厄斯金爵士就此事打过赌。1635年11月，那座坟墓被重新安放在现在的位置，即唱诗班的南侧。经过长时间的争执之后，这件事终于告一段落。科克勋爵并不知道温特沃思在给劳德的信中提到的那些关于庆典用品的讽刺话；1635年12月的某个晚上，当温特沃思突然造访伯爵的宅邸并与伯爵及其家人共进晚餐时，日记中记载称这位副王“以极为高贵且友善的态度入座，毫无附加条件地与我一同用餐”。但在1633年7月到1635年12月那个晚上之间，科克家族发生了许多事情。第九舰队的队长不得不报告说，基纳尔米基勋爵在布里斯托尔欠下了巨额债务。邓加文也被召回英格兰，与他의家庭教师一起处理他与伊丽莎白·克利福德夫人结婚的相关事宜。乔治·戈林得到了资金支持，得以购买一队马匹；而“我们的上校”——以及可怜的莱蒂丝——则前往荷兰，不久便在海牙定居下来。与此同时，小佩吉则由玛丽照顾，由兰德尔爵士和克莱顿夫人负责照料，她将来会继承财产并结婚。伦敦的裁缝珀金斯则为伯爵送来了用锦缎和金色布料制成的新议会礼服。多萝西·洛夫图斯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拉思法纳姆，而凯瑟琳·琼斯的第一个孩子则出生在阿斯隆城堡。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因此伯爵才打赌说基尔代尔夫人的下一个孩子会是男孩。基尔代尔伯爵总是沉迷于骰子游戏和纸牌游戏，这让大家都很担心；同时，迪格比家族和奥法利家族也与这位“仙子伯爵”之间存在着关于家族财产的争执。温特沃思出面干预了此事，1634年秋天，基尔代尔因感到不满而“偷偷乘船离开”，留下妻子、孩子以及大约六十名仆人，让他们陷入无钱可用的困境。

那个犯错的人很快就会再次回家；但在1634年末，那位老伯爵解散了基尔代尔的机构，让女儿和她的孩子们搬进他在梅努斯新建的宅邸中。他亲自陪着女儿前往那里，第一次在新的客厅里与她共进晚餐，还送了她两头肥牛，好让她能开始在新的居所里安家。而“我的邓加文勋爵”迪克则证明自己是个非常出色的儿子：或许不算聪明，但性格极为善良且理智。他在英格兰的表现十分出色，经常给父亲写信，得知自己的儿子参加了皇家化装舞会后，老伯爵非常高兴。那应该就是1634年2月18日，忏悔星期二晚上在白厅举行的盛大皇家化装舞会——“不列颠天空”表演，它是在更为盛大的律师协会化装舞会之后举办的。剧本由诗人卡鲁撰写，音乐则由曾为弥尔顿的《科穆斯》谱曲的亨利·劳斯负责，舞台设计则出自伊尼戈·琼斯之手。国王本人以及他的十四位高级贵族都参与了这场舞会，而少年角色则由十位年轻的贵族子弟扮演。难怪老伯爵会为“迪克”感到骄傲。邓加文的求婚进展如此顺利，以至于7月时，一封用丝带精心封好的漂亮小信寄到了科克伯爵手中，信的开头写着：“勋爵大人——现在我有幸成为您的女儿了。”1634年9月，不懈努力的“第九个孩子”将邓加文和他的新娘带到了爱尔兰。伯爵在他们登陆时迎接了他们，然后让他们乘坐三辆马车返回都柏林的宅邸。包括小罗伯特·波义耳在内的所有家族成员都聚集在一起，欢迎这位新嫂子。这是一次重要的联姻，温特沃思本人也因为婚姻关系而与克利福德家族有了联系。暂时而言，这有助于将副王拉入伯爵的家族圈子，不过副王与伯爵之间的个人关系日后会变得更加紧张。

第三章
伊顿公学的校园生活

“当时的校长是亨利·沃顿爵士，他不仅本人是个出色的绅士，还非常擅长教导他人成为这样的绅士。”——罗伯特·波义尔的《菲拉雷图斯》。

1634年12月，经过近七年的分离后，科克伯爵及其家人回到了利斯莫尔庄园。自1628年4月伯爵与妻子、女儿们动身前往伦敦以来，他们就再也没有以全家人的形式聚在一起过。不过当时议会已经休会，邓加文和他的妻子也与他们同在，种种迹象都表明他们将在自己的家园度过圣诞节。“如果上帝允许的话，”伯爵在离开都柏林的前一天写信给约克郡斯基普顿城堡的克利福德夫人时说道，“我们打算在邻居们中间欢度一个愉快的圣诞节，与斯基普顿的贵族们一起享用美味的鸡肉和鲤鱼，再用我们能找到的最好葡萄酒来为你们干杯……”他说，他的新儿媳“非常喜欢爱尔兰，看起来也很适应这里”。她日渐赢得了那些“最优秀的人”的喜爱与尊敬——尤其是她丈夫和公公的。顺便提一下，由于温特沃思家族与克利福德家族之间的亲属关系，伯爵不得不提及自己正在星室法庭上因尤格尔学院的产权及土地问题而面临严厉的追究；他只遗憾的是，就在儿媳来到爱尔兰之际，有人要对他发起这样的攻击。

从都柏林到利斯莫尔，铁路距离并不超过200英里；但在那个时代，旅行既缓慢又艰难。科克伯爵的队伍——包括家族的马车以及围绕在马车周围的骑兵们——花了四天的时间才抵达目的地。罗伯特·波义尔永远忘不了那段充满波折的旅程。[34] 英国来的儿媳及其随行女仆，还有老伯爵和他的五个儿子也一同同行，其中最小的罗伯特还不到八岁。每晚，他们都在沿途的好心人家里过夜，一切都很顺利，直到经过克隆梅尔后的第四天，当他们正在穿越“四……”

在“迈尔斯河”上，他们的马车在河中翻了。罗宾记得那次冒险的每一个细节：他是如何被独自留在马车里的，“只有个仆人陪着他”；而他父亲手下的某位骑术高超的骑士意识到危险后，便骑马赶到他身边，坚持要抱著这个孩子——他实在不愿离开相对安全的马车内部——一起渡过湍急的河水；结果水流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急、都要深，马匹和骑手们“被猛烈地冲下河去”，而那辆已经空了的马车则很快翻了。那些马匹拼命挣扎，最终挣断了缰绳，才勉强通过游泳保住了性命。

这就是一个敏感的八岁孩子的回忆。伯爵的日记记载则简短扼要：他的马车“翻了”，马匹“有溺水的危险”，但所幸大家都安全抵达了利斯莫尔，而这次旅行让他花费了24英镑。

圣诞节是在利斯莫尔度过的，而旧年的最后两天则在莱昂斯城堡度过，伯爵的女婿巴里摩尔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宴席。在经历了18个月在都柏林伯爵宅邸的相处之后，他至少也应该这么做吧。就这样，这一年结束了。

1635年新年到来时，克莱顿一家从科克赶来，带着玛丽和小佩吉去看望他们的父亲。一两周后，伯爵独自返回都柏林参加议会的最后一次会议，留下邓加文和他的妻子在利斯莫尔料理家务；而凯纳尔米基、布罗吉尔、弗兰克以及小罗宾这四个男孩，则由他们的导师威尔金森先生照顾，他同时也是伯爵的牧师。

那是一个严冬：伯爵离开利斯莫尔的第二天，克朗梅尔就下起了“在世之人所见过的爱尔兰最大的雪”。利斯莫尔庄园一定显得格外洁白宁静，俯瞰着下方奔流的布莱克沃特河。周围的一切——花园、果园、鱼塘、公园以及森林地带——也都覆盖着白雪，一片寂静；远处的山脉则被积雪遮掩着。从克朗梅尔到都柏林的道路肯定不好走，但伯爵和他的仆人们还是安全抵达了都柏林，他还派邓加文的手下把东西送回去。

为多才多艺的基纳尔米基提供进一步学习的资料，有两本新的逻辑学书籍问世。基尔代尔也回到了都柏林，而且时间恰到好处——因为他和年轻的妻子需要在一场葬礼上化解彼此间的矛盾。3月初，他们的长女在都柏林的伯爵府中去世；几天后，基尔代尔夫人的儿子出生了，也就是温特沃思在给劳德的信中所提到的那个“小少爷”。春天即将来临，利斯莫尔的果园里鲜花盛开。伯爵忙于购买更多的土地和庄园，以便让罗宾居住，同时他还写信给英国的朋友们，希望找一位“法国绅士”作为基纳尔米基和布罗吉尔外出旅行时的“监护人”。此外，还有大型猛禽被带来供人们狩猎娱乐；7月时，克利福德勋爵及其随从从约克郡来到利斯莫尔参观。科克伯爵正沉浸在愉悦之中——他安排了一场盛大的狩猎活动，园子里的狩猎者们挤满了整个场所。邓加文和他的妻子——克利福德勋爵的女儿及继承人——巴里摩尔一家，以及凯瑟琳和亚瑟·琼斯都聚集在了利斯莫尔。克利福德勋爵想要亲眼看看这个芒斯特地区的最美景象：色彩斑斓的梯田与玫瑰园、果实累累的果园、鸽舍、水车、鱼塘以及那些带有塔楼的城墙——这些都是多年努力才建成的成果。17世纪的室内装饰想必同样令人惊叹：有镶有银边的深红色天鹅绒家具，也有黑色与猩红色天鹅绒锦缎制成的家具。墙上挂着挂毯，地板上铺着土耳其地毯。还有高背椅和低背椅，以及印度风格的刺绣品，还有用于窗边座椅的长垫子。伯爵设下的宴桌上摆满了鱼、牛肉、鹿肉以及各种大馅饼，这些食物可以搭配波尔多葡萄酒、乌斯克巴格酒以及圣水一起享用。桌上还摆放着大量的银制器皿——酒壶、盘子、“带盖的盐罐”、水壶和勺子，都是银制或镀银的。卧室里的水壶和脸盆也是银制的，那些华丽的镀金床铺则覆盖着猩红色布料和银色蕾丝。儿童房和伯爵书房的内墙则采用了“西班牙式白色”装饰。9月初，凯瑟琳和亚瑟·琼斯回到了阿斯隆。狩猎队散去了，利斯莫尔庄园也逐渐空无一人。

又是在那个秋天，就在凯瑟琳离开利斯莫尔之前，发生了那件关于罗宾和李子树的“愚蠢”小事：多年以后，当罗伯特·波义耳已经享誉世界、她们俩也在帕尔莫尔的那所房子里一起变老时，姐姐才会讲述这件事。[35]
邓加文夫人的宠儿自然是弗朗西斯，他确实是个可爱又性格开朗的男孩。不过，罗宾才是他姐姐凯特最喜欢的孩子。她似乎对这个有着独立个性的小家伙怀有特殊的柔情——他与其他兄弟截然不同：他有点口吃，家人认为这是因为他习惯模仿那些与他一起玩耍的孩子们；八岁时他就很用功学习，而且诚实到令人无奈，就连那位严厉的老伯爵也“一辈子都没能找到他撒谎的时候”。
至于李子的事，健康状况不佳的邓加文夫人深受全家人的宠爱；凯瑟琳·琼斯则下了“严格命令”，要求把利斯莫尔花园里某棵李子树上的果实留下来供邓加文夫人享用。罗宾却违反禁令，去吃了那些李子。当姐姐凯特故意责备他吃了“半打李子”时，他只是简单回答：“不，真的，姐姐，我吃的可是半打呢。”[36]
威尔金森先生和一位名叫“莫恩西尔”的人一起教罗宾学习法语和拉丁语，还教他如何写出漂亮的字迹。现在，罗宾九岁了，弗兰克十二岁，他们即将被送到伊顿公学去上学。伯爵一直与他的老朋友亨利·沃顿爵士保持通信联系，不仅讨论这件事，还商量由谁来带领基纳尔米基和布罗吉尔出国。于是，在1635年9月9日，也就是他们的姐姐凯瑟琳和亚瑟·琼斯离开利斯莫尔几天后，弗朗西斯和罗伯特在他们的贴身仆人卡鲁的陪同下，在伯爵的亲信托马斯·巴德内奇先生的照料下，离开了利斯莫尔，前往尤格尔，然后乘船前往英格兰，以便在伊顿公学接受教育。“巴德内奇要携带装有50英镑的钱包，如果需要更多钱，就可以向伦敦市长伯拉马奇先生申请。”伯爵还给了孩子们……

他们三人平分了3英镑。他在日记中写道：“伟大的天神啊，请保佑、引导并保护他们吧！”直到9月24日，这支小队伍才终于从尤格尔出发——他们等待了一整周才等到顺风，之后又因风暴而被迫折返。不过最终，尽管当时爱尔兰海岸上到处都是土耳其的战船，他们还是安全地抵达了布里斯托尔，途中还在伊尔弗拉康布和迈恩黑德停靠过。他们在布里斯托尔短暂停留，以便“休息和恢复体力”，随后便直接前往伊顿学院。当然，他们是乘马车行进的；九月底时，他们第一次看到了英格兰的风景。10月2日，他们抵达了伊顿学院，巴德内奇先生将两个男孩安全地交给了亨利·沃顿爵士照料。他们的学业将由“校长”约翰·哈里森先生负责指导。抵达后不久，弗朗西斯给他的父亲——科克伯爵写了一封短信，让随行人员带回爱尔兰。他在信的开头以虔诚的祷告开始，接着说他没有什么消息可报，只有些在旅途中观察到的事情，但这些他会让送信人来讲述，“因为学校里的学习任务让我有此想法”。亨利·沃顿爵士对他们非常友善，在他们抵达的第一天就亲自款待了他们。他还为他们提供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里面还有床铺，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伊顿学院的那些年轻贵族们也极为友好，尤其是彼得伯勒伯爵的儿子，弗兰克和罗宾暂时会与他一起进餐。信的结尾还提到，巴德内奇先生在他们整个旅程中都非常友善，抵达后还从伦敦为他们送来了生活用品，他们对他“感激不尽”。几天后，校长约翰·哈里森也给科克伯爵写了一封简洁、得体且令人满意的信。他在信中确认了伯爵的两个儿子已经抵达伊顿学院， “他们经历了海陆两路的漫长旅程，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来说实在不容易，但自他们抵达以来，这里似乎非常适合他们”。他还告诉伯爵，校长已经很慷慨地将这两个男孩交由他照顾，并顺便说明自己目前正是这所学校的校长。

“我会仔细确保他们能获得在学院学习时所需的一切物品，并尽我所能帮助他们提升学业水平。”不过，伯爵所了解的一切情况都是通过男孩们的私人仆人凯鲁得到的。凯鲁在第一封信中简要提到了“漫长而繁琐的航行以及漫长的陆路旅程”，随后直接谈到了最重要的话题——“我的两位小主人”。他们虽然才到那儿几天，但由于举止礼貌、待人真诚，已经深受大家喜爱，尤其是可爱的罗伯特先生，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喜爱。亨利·沃顿爵士对他谈论爱尔兰的情况以及他所经历的种种艰辛十分欣赏，还对他能够留意并记住自己所说的事情感到钦佩。接着，凯鲁描述了亨利·沃顿爵士对男孩们的热情接待，以及在他自己的房间准备好之前让他们暂时住在那里的情况：“我们目前仍住在那儿，”凯鲁说，“这真是莫大的恩惠。”男孩们已经与亨利·沃顿爵士一起吃过几次饭了。他们非常快乐，尽管也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而且他们的老师也非常严谨、负责。信中还略带一丝思乡之情，他们渴望见到老伯爵以及兄弟姐妹，也想回到那充满魅力的爱尔兰生活；但凯鲁很快便转而讲述学院的各项规定，尤其是关于“我的两位小主人的行为规范”的内容。男孩们与其他寄宿生一起在食堂用餐，北安普顿伯爵的四个儿子、彼得伯勒伯爵的两个儿子以及其他“骑士的儿子们”也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他们坐在一起，毫无等级或身份之分”；晚上则在自己的房间里用餐，弗朗西斯先生和罗伯特先生则与彼得伯勒伯爵的儿子们一起用餐，当然，他们也会准备自己的食物。凯鲁还提到了“禁食日”的情况，以及学院规定周五和周六不得烹饪肉类；他还暗示，学院的膳食供应还需要大量补充。罗伯特先生因为忙于学习而无暇写信，但他表达了心中的爱意与关怀：“他们每天早上六点前半小时就起床，然后去学校做祷告。”当时伊顿公学的校长亨利·沃顿，正处于他波澜起伏、充满变数的生命历程的尾声，而那时还不到九岁的罗伯特·波义耳则由他负责照顾。他确实与老伯爵是同时代的人。

他也是肯特人，属于肯特郡的贵族血统；但世上再没有两个比他们更截然不同的人了。他在牛津大学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由于资金匮乏，便开始了为期七年的欧洲城市游历。就在同一年，理查德·博伊尔先生也戴上了那枚幸运戒指，来到了爱尔兰。不过那已经是四十七年前的事了——早已成往事。从那些年轻时的漂泊岁月到如今在伊顿公学校长住所里度过的安逸晚年之间，他经历了许多充满风险的任务以及报酬微薄的政坛阴谋。他曾担任过伦敦埃塞克斯的私人秘书、驻外记者，还当过威尼斯大使。在那些年里，许多怀有远大抱负的聪明人皆遭失败。尽管经济条件不佳，而且在处理外交事务之余还极度热衷于图书馆、实验室和艺术馆，但亨利爵士的处境仍比许多人要好。正是他受托斯卡纳公爵的派遣，秘密前往爱丁堡，告知詹姆斯六世他将遭到毒害，并带去了当时苏格兰药典中尚未记载的意大利解药。他在苏格兰国王身边待了三个月；难怪当詹姆斯登上英格兰王位后，亨利·沃顿会成为国王想要见到的伦敦人士之一。他在宫廷中很受宠信；而他一生对波希米亚的不幸女王伊丽莎白公主的敬重之情也是众所周知的。[40]他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若非多年前在相册中写下的一则拉丁文短诗，他本可以取得更高的地位。就连詹姆斯国王，虽然对那包解药以及斯特林城堡里那位令人愉快的客人记忆犹新，却难以原谅那则拉丁文短诗——可怜的沃顿称其为“一种玩笑”——那是他多年前一时轻率地在相册中写下的，后来被人从奥格斯堡转送到伦敦宫廷：“大使就是为国家的利益而出国行骗的诚实人。”据说这则短诗毁掉了亨利·沃顿的外交前途；1624年，完成其他任务后回到家乡时，他依然一贫如洗，只有从事文学创作的计划以及大量或严肃或有趣的回忆。他曾与王子、政治家、艺术家、科学家以及文学家交往。他曾为埃塞克斯工作，还认识雷利，弗朗西斯·培根则是他的表弟。在他的海外朋友中，有贝扎、卡索邦、阿米尼乌斯和开普勒。他曾目睹开普勒在实验室中的工作，也为培根提供过各种资料。而当培根给他寄来三份副本时……

亨利爵士的《新工具》一书问世时，他便将其中一本送给了开普勒。托马斯·默里去世后，众多候选人中被选中担任伊顿公学校长的是亨利·沃顿爵士，但他十分贫困，不得不借钱才能在伊顿安家。詹姆斯国王本想特许他破例，但他更愿意遵守“伊顿公学校长必须为神职人员”的规定。他曾被正式按立为执事，而且由于思想开明，他采取了“加尔文主义与阿民念主义之间的中间路线”。[41] 当科克伯爵的两个儿子来到伊顿时，亨利·沃顿爵士已担任校长十年，伊顿公学几乎无法想象没有他的日子。除了校长职位带来的俸禄外，他还得到学院里那些学识渊博的人士——如黑尔斯、约翰·哈里森等人——的帮助，因此在晚年时，他可以安心地生活在书籍、珍奇物品、意大利画作以及那些他一直想完成却未能完成的手稿之间——比如多恩和路德的传记以及《英格兰史》。他已不像当初带着新的教学理念来到这里、挂上自己曾作为大使长期居住的威尼斯的画像、并在低年级教室的木柱上悬挂那些“精心绘制的”希腊和拉丁语演说家、诗人及历史学家的肖像供伊顿的小学生们欣赏时那么活跃了；不过，他依然每天出现在学生们中间，穿着绣有花纹的毛皮长袍，为他们讲述一些优美的希腊或拉丁语格言。他依然是那些学生的“忠实关怀者”，悉心照料这些“充满希望的年轻人”，让他们坐在自己热情好客的餐桌旁，区分出那些勤奋的男孩和有天赋的男孩，同时用自己那令人难忘的演讲方式为他们授课。他喜欢回忆意大利——“那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有时他会怀恋地望向伦敦，尽管他用温和而略带贬义的语气来形容它，尤其是在11月时，称其为“烟雾弥漫的城市”。在晚年，他仍希望能接任萨伏伊学院的院长一职；与此同时，从他的校长住所里，他可以眺望“蜿蜒的泰晤士河与美丽的草地”，看到 Windsor城堡那“古老而宏伟”的景象。他一边阅读、沉思，一边抽烟——他偶尔会抽一点烟。

据他的朋友伊萨克·沃尔顿所说，他实在太过忙碌了——不过他也会把那些与伊萨克·沃尔顿一起在河湾处静坐钓鱼的时光视为“并非虚度”的时间。那个地方在当时被称为“黑锅湾”，现在依然如此。1635年，罗伯特·波义耳进入伊顿公学学习时，成为伊顿的学生不仅意味着要接受黑尔斯、哈里森等人的教导，还要在这位温和、友善且富有魅力的人的日常影响下成长。在学校里，这两个男孩被称作“波义耳A”和“波义耳I”，罗伯特就是波义耳I。据凯鲁所说，他们在伊顿公学的最初几个月里成长得极为迅速。弗朗西斯先生不仅身材高大，而且四肢比例匀称，而且越来越喜欢自己的弟弟邓加文勋爵。他并不像“我最尊敬、最疼爱的罗伯特先生那样喜欢读书”——罗伯特的学业表现甚至优于那些年龄是他两倍的孩子。还有一名“非常细心”的老师负责帮助他们学习，而凯鲁则负责监督这名老师。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法语和拉丁语的课文，凯鲁试图让他们也学习爱尔兰语，但罗伯特似乎只对这种语言表现出偶尔的兴趣而已。至于罗伯特先生，他“非常胖，性格开朗，总是充满欢乐，记忆力也极为出色。他认为学习比其他任何美德或乐趣都重要。校长也非常欣赏他的卓越天赋。”他们曾在学院里表演过戏剧，罗伯特也是参与者之一。凯鲁兴奋地写信给科克伯爵说：“他登上了舞台，虽然只是扮演一个没有对白的角色，但凭借他的动作和步伐，他表现得相当出色。”那时他还不到九岁，口吃的问题使得让他扮演没有对白的角色显得十分合适；不过“校长”已经找好了一个人，负责教这两个男孩弹奏小提琴、唱歌，同时帮助罗伯特解决发音问题。凯鲁担心学习音乐会妨碍他们学习更重要的知识，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两个男孩的表现一直都很优秀。他们按时做祷告，对每个人都很礼貌，穿着也极为整洁。他们的哥哥因为“在学校里着凉”而生病了，凯鲁认为这是因为他衣服不合身所致；而伦敦的裁缝珀金斯在寄送新衣服方面则表现得极为迟缓。

弗兰克虽然得了重感冒，但仍保持着一贯的愉快与开朗。当普罗沃斯特先生按照惯例给他开了一些药时，这个男孩还是开心地喝下了最后一滴药——不过马上就拒绝了继续服药。亨利·沃顿爵士亲自给伯爵写信，详细描述了整个事件，其细节之精确简直不亚于开普勒在实验室里的记录。与此同时，亨利爵士也向伯爵保证，罗宾那富有灵性的嗓音和发音问题已经由唱诗班领队负责处理了。罗宾在伊顿的第一年冬天也患了感冒。他因为总是对食物很挑剔，所以决定不吃早餐就直接去教堂。但这一次，由于罗宾实在太受欢迎，整个学院似乎都联合起来反对普罗沃斯特先生开的那个药方。最终弗兰克在没有服药的情况下康复了，而且“品德愈发高尚”。令人惊讶的是，弟弟反而更受宠爱——因为弗朗西斯·博伊尔才拥有“敏捷而机敏的头脑”，并且喜欢打猎和骑马；而正是罗宾劝说他，让他年轻时就努力学习，因为“没有比这更有益、更光荣的事了”。据热情的卡鲁所说，这个九岁的孩子有着“可爱而友善的面容”，他“聪明、谨慎、博学且虔诚；这种虔诚并非孩子们通常的那种，而是真心实意地尊敬上帝，并在一切行为中以他为首要考虑对象”。可以肯定的是，罗宾并不喜欢玩游戏。在他的《菲拉雷图斯》一书中，没有任何关于他热衷于体育运动的描述，甚至连那些男孩们在冬夜时在大厅里玩的那种游戏也不例外——每个新来的学生都必须负责找蜡烛，而据卡鲁所说，那时的蜡烛价格相当昂贵。不过罗伯特学会了“跟着音乐演奏和唱歌”，而且“拉丁语表达能力也非常出色”。弗兰克和罗宾的兴趣如此不同，却依然能成为非常好的朋友，这实在值得称赞。据卡鲁所说，自从他们来到这里后，两人之间从未有过过激的言语，他认为这真是难得的，“尤其是当弟弟在某些方面超过哥哥的时候”。学院里的一些贵族子弟总是争吵不休，但“上帝的平安与我们这些老师同在”。就连在教士们的餐桌上，人们也注意到：“在学院里，从来没见过比博伊尔兄弟更友善、更有礼貌的人了。”唯一不足的是……

他最擅长的就是写信。弗兰克先生因为手抖而无法给伯爵写信；罗宾先生则因为拇指受伤而无法写字。就这样，冬天和春天过去了，夏天来临，伊顿公学的假期也到了。普罗沃斯特先生、哈里森先生以及其他人全都离开了。那两个男孩，还有卡鲁，一起在苏塞克斯郡与他们的姐姐莱蒂丝共度假期。虽然如此，这并不算是一次愉快的访问——尽管卡鲁向伯爵保证：“要不是我尊贵的夫人总是被忧愁和沮丧所困扰，这里完全可以让人们享受美好而愉快的时光。”在这次访问期间，莱蒂丝·戈林夫人极为忧郁，以至于那两个男孩“一看到她就会哭”。不过，他们俩在一起的话，应该也能为这位病弱的女子带来一些欢乐吧。因为伦敦的裁缝珀金斯先生给他们寄来了一些漂亮的新衣服——带有系带和袖口的衬衫、两套没有外套的红色西装，还有两套银色布料制成的双排扣上衣。罗伯特·波义耳对自己在伊顿公学的生活的回忆是在离开多年后才写下来的。他始终怀着感激之情怀念约翰·哈里森先生的善意，从1635年10月到1638年11月，除了在假期时回苏塞克斯郡外，那两个男孩一直住在哈里森先生的家里，而那个房间则花了很长时间才布置好。从一开始，约翰·哈里森就意识到“波义耳并非一个普通的男孩”。他看到的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家伙，面容白皙友善，有点口吃，但一直在努力改正；同时，他的举止也像个小王子一样自然得体。据波义耳自己所说，哈里森先生看出了他具有学习的天赋以及强烈的求知欲；于是这位校长决定用“最温和的方式”来教导他。他首先允许波义耳在正常上课时间不必去学校，而是亲自在他的房间里为他授课。“他常常用水果、甜点以及那些孩子们喜爱的小零食来宠溺他，以此减少他们对这些东西的渴望。有时，他还会主动给波义耳放假，送给他球类玩具和其他可以用来消磨时间的物品，而这些东西都是他从其他孩子那里拿来的。”

他过度地利用了他们。他有时会当着其他人的面表扬某人，以此激发他们的竞争心；而更多时候，则是在众人面前称赞某人，让他努力争取获得这样的表扬。为了避免让人感到厌烦，他会以友善、温和的方式教导那孩子，使他能够轻易地将学习视为一种满足上司要求的义务，而非仅仅是一种任务；同时，学习也被视为一种获取令人愉悦且无价之宝的途径。[45]
由此可见，哈里森先生正在进行一项非常有趣的实验，而且他的方法在罗伯特·波义耳身上确实取得了成功。这个男孩很快就学会了“学生该做的功课”；闲暇时，他总是全神贯注地阅读书籍，以至于哈里森先生有时不得不“强迫他出去玩”。那么，他如此热衷于阅读的究竟是哪些书呢？据罗伯特·波义耳所说，是他偶然读到了昆图斯·库尔提乌斯的著作，这才让他开始喜欢上“非枯燥乏味的书籍”；后来他甚至声称，自己从昆图斯·库尔提乌斯的著作中获得的益处，远远超过亚历山大本人从征服行动中获得的益处。[46]
关于他在伊顿公学时期的其他回忆，大多是一些偶然发生的事件。他的骑术并不如他的兄弟弗兰克那么好。有一次，他从马上摔了下来，马蹄几乎踩到他的喉咙，甚至在他的领带上留下了一个洞，而他后来一直保存着那个洞作为纪念。还有一次，他在穿过一座城镇时，坐骑受惊，后腿直立抵在墙上；他及时滑下来才得以逃生。第三次，他差点因为药剂师的操作失误而丧命；有趣的是，考虑到波义耳后来的人生经历，可以推测“这次意外让他日后更重视医生而非疾病本身，或许也促使他更加热衷于研究医学，从而减少对医生的依赖”。[47] 在这系列近乎保罗式列举的灾难中，最后一件就是某天晚上，哈里森先生家男孩们卧室的墙壁大部分倒塌了。两兄弟早早回到房间，罗宾已经躺在了那张配有羽毛床、靠垫和两个枕头的四柱床上，房间的窗帘则是用蕾丝制成的。

“还有弗伦奇”，[48]弗兰克正和几个男孩围在火堆旁聊天，突然间，房间的墙壁轰然倒塌，天花板也随之垮下，把楼上房间里的床、椅子、书籍以及各种家具都卷了下来。一个高大的男孩将弗兰克从废墟和灰尘中救了出来；他原本坐的椅子已经碎成碎片，衣服也被扯掉了。而未来的化学家罗宾则从百叶窗后探出头来，她记得用床单把弗兰克的头部包起来，这样“就能起到过滤的作用，只有更纯净的空气才能透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校长或男孩们的私人仆人卡鲁写给科克伯爵的信中，完全没有提到这些事故。或许，对于那些在家里就烦心事不断的伯爵来说，没必要让他知道伊顿公学里发生的一切。事实上，他已知道的太多了。肯定是有人——比如裁缝珀金斯先生，或是其他爱管闲事的人——把卡鲁如何在泰晤士河畔消磨闲暇时间的事情告诉了伯爵。弗兰克、罗宾以及卡鲁一起在莱蒂斯·戈林夫人那里度假，一天早晨，亨利·沃顿爵士坐在伊顿公学的书房里，收到了科克伯爵的来信。信中的内容让他震惊不已。“真的，尊敬的伯爵大人，”亨利·沃顿爵士在回信中表示，“第一次看到这封信时，我惊讶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到再读了一遍才确定自己没有看错。”因为学院里的每个人都认为卡鲁先生是个谨慎、有责任心且充满热情的人，所以“很难再给我们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不过，校长还是勉强放下烟斗，稍微调查了一下。结果发现，科克伯爵说的没错：卡鲁与我们面包师的女儿之间确实有过一些亲密的对话，甚至可以说是暧昧的言语。这位老校长显然愿意对这对愚蠢的情侣网开一面。毕竟他自己年轻时也写过一首诗，开头是这样的——

“哦，背信弃义的世界，而其中最背信弃义的，就是女人的心！”

为何她生来就要讨人欢心，而我则必须学会信任那些写在尘土中的话语呢？[49] 然而，亨利爵士告诉伯爵，等他从苏塞克斯回来后，会与卡鲁谈谈，提醒他以自己的身份应当格外谨慎；见到卡鲁之后他还会再给伯爵写信。但在此之前，他希望暂不作出判断：“因为实在没有比这更贴心的照料者来照顾您亲爱的孩子们了。”毕竟消息传递得很慢。那些充满爱意的信件已经写了六个月之久：“时间足够了，我敢肯定”——这位老外交官独自坐在书房里，蒂齐安和巴萨诺斯的画作就在他身旁——“让他们之间的爱意更加冷却。”

第四章 斯塔尔布里奇庄园

“……他常常独自离开众人，到田野中独处四五个小时，任由想象力驰骋，每天都在那里编造着各种浪漫的故事。”——罗伯特·波义耳的《菲拉雷图斯》。

那些男孩们被送到伊顿公学后，伯爵面临着许多令人不悦的事情。温特沃思不断向他施压。的确，城堡里的那些小型晚宴、纸牌游戏以及私人戏剧表演仍在继续，仿佛根本不存在星室法庭一样。1636年1月，副王亲自邀请伯爵到都柏林的家中共进晚餐，并带上了温特沃思夫人。邓加文夫人的女儿在3月出生，是个女孩，被命名为弗朗西丝；在老伯爵的日记中，她被称作“小弗兰克”。副王亲自担任了她的教父，尽管他自己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儿子，而邓加文夫人的女儿的洗礼仪式也因为温特沃思家的孩子下葬而推迟了。不过，副王对那些反对他的人的追捕仍在继续。2月，在温特沃思的孩子去世以及邓加文夫人的女儿的洗礼仪式之前，蒙莫里斯勋爵就因对温特沃思的政府出言不逊而被免去副财政大臣的职务，“经审判后被判处枪决”。不过这一判决并未执行；但越来越明显的是，无论什么身份的人，只要反对温特沃思或对他的政策出言不敬，都会被副王像猎犬一样追捕并加以惩罚。同年初，科克伯爵进行了“重大财产转让”，将所有土地都留给了他的五个儿子。温特沃思对其中一些土地被转交给伯爵的长子邓加文勋爵一事表示不满；2月时，副王与伯爵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4月时，针对伯爵拥有尤格尔教会土地所有权的法案仍在讨论中，而温特沃思则……

现在，他们开始催促支付赎金，最初要求的是3万英镑，后来降到了1.5万英镑。伯爵仍然坚持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不愿妥协——他说，还从未听说过科克伯爵会主动提出任何让步。就在这时，4月底，邓加文夫人刚生下孩子六周后就生病了；第二天，“天花就发作了”。就在同一天，在朋友们以及儿子邓加文的压力下，科克伯爵终于屈服了。他极不情愿地同意支付1.5万英镑，“用于国王的开销”，并以此“从法庭上解脱出来”——不过他在私人日记中宣称自己的“清白与正直”如同正午的阳光一般清晰。这位老保皇主义者依然认为，如果他的国王知道这笔巨额罚款是何等不公平地强加给他的，那“他绝不会接受一分钱”。尽管最终那份重要的文件还是被签署并盖章了，伯爵也得以说可以喝杯酒来“忘却这笔巨额债务带来的忧虑”，但他仍深受打击。令人欣慰的是，他手头有足够的现金，不仅可以用来酬谢似乎曾经过都柏林的国王弄臣阿奇·阿姆斯特朗，还可以为自己购买两件针织丝绸马甲作为夏季服装。

与此同时，基纳尔米基和布罗吉尔正在享受伯爵所说的“旅行生活”。有人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导师，陪同他们出国旅行；这个人就是马孔布斯先生，他是亨利·沃顿爵士极力向伯爵推荐的，被认为非常适合承担这项任务。亨利爵士当时正在伦敦待了一两周，第二天就要“回到伊顿公学我那简陋的住处”了；但他还是向伯爵详细介绍了他在伦敦见过的马孔布斯先生。马孔布斯先生是法国人，出生于奥弗涅省，在日内瓦生活了七年，宗教信仰坚定，且与宗教人士关系融洽。他精通文学与多种语言，尤其是意大利语，说得和母语一样流利。他一定会成为您儿子们在那个复杂地区的良好向导。他看起来既不是愚笨之人，也不是轻浮之辈，而是个头脑清醒、稳重可靠的人。

马孔布斯先生早已在曾任伦敦市长的大米德尔塞克斯勋爵的家族中赢得了极高的评价，而且也为众人所熟知。

接着是市长伯拉马奇先生，他也曾就此事写信给伯爵。裁缝珀金斯先生似乎也出面帮忙了；因为亨利·沃顿爵士、马孔布斯先生以及珀金斯先生曾在“福米城”举行过一次会面，亨利爵士认为那位法国教师的谈吐“非常得体且令人愉悦”。于是，在1636年早春，基纳尔米基和布罗吉尔以及他们的监护人马孔布斯先生从都柏林出发前往国外旅行，他们在伦敦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向国王和王后行礼，并获得了出行的皇家许可与护照；他们还带去了信件，寄给了伊顿公学的亨利·沃顿爵士，以及弗兰克、罗宾，还有那个可怜又不值得同情的卡鲁。在与温特沃思的斗争初期，科克伯爵也曾考虑过前往伦敦，像年轻时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那样再次“为自己申辩”。但他已不再年轻，查理一世也不是伊丽莎白女王，而总督得知这一计划后强烈反对。相反，1636年夏天，总督亲自前往了英格兰；尽管亨利·沃顿爵士以为科克伯爵会前来，甚至有传言称他会被任命为英格兰的大法官，但这位老伯爵仍要在爱尔兰再待两年。他依旧忙于各种事务，在都柏林、利斯莫尔和科克之间奔波，处理审判及其他公务；他在利斯莫尔用石块铺设步道，为当地的免费学校和救济院举行落成仪式，还在都柏林帮助一名老仆人经营烟草店，同时支付了珀金斯先生为弗兰克和罗宾制作白色节日服装的费用。亨利·沃顿爵士告诉伯爵，莱蒂丝夫人会让弗兰克变得比以前在任何一个王国时都更健康强壮，而罗伯特则能“用他那愈发娴熟的才艺来取悦她”。伯爵并未放弃他的英国计划，相反，他打算买下英格兰的一小块土地作为自己的财产，最终他选中了多塞特郡的一处宅邸、领地及土地。于是，在1636年秋天，他买下了斯塔尔布里奇庄园，并派管家托马斯·克罗斯前去接管。在斯塔尔布里奇……

厄尔将是布里斯托尔伯爵的近邻——也就是他女婿迪格比的叔叔——他们同住在谢尔本城堡。1636年是一段艰难的岁月；1637年年初的第一笔开支，就是支付给金赛尔的雅各布·朗格先生的费用，他是“我的德国医生”，负责为我提供药膏和处方，以阻止“瘫痪症”进一步恶化——这种病已经蔓延到了我身体的右侧（愿上帝帮助我），费用为5英镑。尽管那年的收入还算不错，日记中也以“阿门、阿门、阿门”的三重祝福作为结尾，但仍有无法避免的悲伤：因为伯爵最年轻的女儿佩吉生病了。伯爵曾付钱给利斯莫尔的希金斯医生，希望他能为女儿治病，但他从未真正这么做；无论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是尽管有这样的尝试，小佩吉还是没有康复。1637年6月，她在科克的克莱顿夫人的家中去世，她和玛丽一直都住在那里。科克伯爵最年轻的女儿玛格丽特·博伊尔，去世时只有8岁，被安葬在尤加尔的家族墓地中。直到1638年仲夏，当那笔巨额罚款的最后一笔款项也被支付完毕后，伯爵才开始准备前往英格兰的长途旅行。他废除了所有之前的遗嘱，重新立下最后的遗嘱；7月底，他真的动身前往英格兰，带着女儿玛丽、巴里摩尔勋爵与夫人以及几名孙辈一同同行。玛丽·博伊尔与克莱顿夫人之间的告别十分令人难过——克莱顿夫人刚刚失去了丈夫，自己也没有孩子，却像真正的母亲一样照顾着“莫尔”和“佩吉”。不过伯爵为女儿玛丽安排了一桩盛大的婚事；而他后来才发现，玛丽也有自己的遗嘱：在所有女儿中，正是她继承了他那不屈的骄傲。此前，她还只是个在远离父亲的地方长大的孩子，偶尔能因为父亲的探望或新年礼物而感到高兴。但这些其实都已经体现了这位少女的品味与性格。早在知道她会如此倔强地反抗之前，伯爵就已经将“我妻子留下的钻石与红宝石首饰”送给了她。九岁时，她应该就已经是个出色的骑手了；因为伯爵把已故妻子的马鞍以及绿色天鹅绒制成的马鞍垫送给了她，那些马鞍垫上还有银色和绿色丝绸制成的装饰。可以肯定的是，她也继承了伯爵对精美服饰的喜爱。

有各种用花纹缎面及深红色华丽布料制成的小礼服可供选择。更为珍贵的是，老伯爵送给她的礼物——菲利普·西德尼所著的《阿卡迪亚》，题献给“我的女儿玛丽·博伊尔”，当时这位任性的少女只有十二岁。如今还有十二岁的小女孩会去读菲利普·西德尼的《阿卡迪亚》吗？如果老伯爵自己读过这本书的话，他一定能在莫尔回答他的话语中听到西德尼教诲的回声——“……但灵魂拥有属于自己的生命，而生命因爱而与我们的灵魂相连。”

在经历了惯常的出发延迟之后，“第九只幼崽号”还是顺利启航了；8月4日星期六，伯爵及其随从们安全抵达布里斯托尔。像往常一样，他们向船长和船员们赠送了礼物，还有剩下的一些红葡萄酒。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全家人都乖乖地去教堂做礼拜；周一早上，老伯爵让其他人带着仆人和行李随后出发，自己则骑着一匹借来的马，独自前往斯塔尔布里奇。[54]

经过漫长而炎热的夏日之后，傍晚时分，多塞特郡的高地笼罩在一片宁静与祥和之中。多塞特郡的小路蜿蜒于错综复杂的树篱之间，穿过起伏的树林、草地以及柔软的绿色牧场。云雀在高处歌唱，却看不见它的踪影；远处传来的鸡鸣声或羊犬的轻吠声打破了寂静；田野里的牛群低着头吃草。

伯爵又回到了英格兰，他出生的地方。1638年8月的英格兰或许并非一片繁荣安宁的土地。沉重的税收负担甚至压在了这些田园风光优美的地区上。英格兰的心脏地带正饱受政治动荡的折磨。但至少在那个夜晚，只有云雀的歌声，以及空气中野百里香和木头燃烧后的芳香。爱尔兰，他后来生活的那个充满苦难的国家，已经留在了老人的身后，那些五十年来经历的种种回忆也一同被抛在了脑后——那些一生中最艰难、最值得骄傲、也最珍贵的记忆。

邓加文勋爵和夫人早已带着“小弗兰克”到了斯塔尔布里奇。现在又多了一个女儿，不过她似乎还……

他留在了伦敦的索尔兹伯里府。邓加文则骑马走了大约六英里去与父亲会合。当时仍是白天，两人一同骑马前行——那位老人坐在马背上想必很不舒服，因为他那天已经骑了近六十英里——最终他们看到了那座坐落在榆树和栗子树之间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庄园，周围是公园、草地和果园：“这是我在多塞特郡的斯塔尔布里奇自己的房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地方。”[55]此后，这位伯爵及其家人的行踪简直就像宫廷公告一样被详细记录下来。关于那个拥有教堂和市场十字架的小镇上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任何记载；但根据供求规律，这个爱尔兰贵族家族的出现必然会给这座小镇带来许多变化。伯爵在谢尔本城堡向他的邻居兼亲戚布里斯托尔伯爵表达了敬意与感激，而布里斯托尔伯爵夫妇及其随从也立即回访了他们；之后，整个家族在谢尔本城堡接受了为期两天的款待。科克伯爵及其随从则前往“巴斯”，而“巴斯”的朋友们也到斯塔尔布里奇来拜访他们。一两周后，伯爵在邓加文和巴里莫尔的陪同下前往伦敦，受到了国王以及“白厅的所有贵族”的热情接待。国王赞扬了伯爵对爱尔兰的治理方式，坎特伯雷大主教也对他极为友好。巴里莫尔夫人和邓加文夫人共同负责帮助伯爵处理各种事务，为此她们每周可获得50英镑的津贴，需要更多时还可以再申请；斯塔尔布里奇的地窖和储藏室也会不时收到各种礼物。来自明斯特的新年礼物包括一吨红葡萄酒和六加仑圣水，还有英国朋友送来的肥野兔；除了斯塔尔布里奇的土地和森林所产的物品外，伯爵的财产还包括从爱尔兰领地运来的二十头牛、牛肉粉、培根以及咸鲑鱼。他的管家托马斯·克罗斯成了“管家长”——也许谢尔本城堡本来就有管家长；此外还有厨房职员以及众多的男女仆人，还有由伯爵亲自制定并签署的一系列家庭管理规则。[56]当然，庄园的“重建”工作也随即开始了。

曾经，需要用铅管来输送水；还需要从住在“蚱蜢”标志处的伦敦家具商那里尽快订购新家具——一张红色绣花床、一块棕褐色天鹅绒地毯，以及沙发和椅子。此外，还得购买一辆新马车，而斯塔尔布里奇的道路和露台也要像谢尔本城堡里的那样用石头铺成。庄园里还要加装带石制栏杆的楼梯，以及雕刻精美的石制烟囱装饰品——至少要有一个刻有伯爵家族徽章的烟囱装饰品，其高度几乎达到天花板，外观“美观大方”。还要建造一座石灰窑，采购煤炭，并在果园里种植苹果树。不过，慈善行为首先是从家里开始的；即便如此，人们还是捐出了100英镑，用来帮助坎特伯雷大主教重建伦敦的保尔教堂。

与此同时，除了仍留在爱尔兰的多萝西和亚瑟·洛夫图斯之外，伯爵的所有女儿和女婿似乎都各自或一起来到了斯塔尔布里奇庄园；孙辈、侄子侄女，甚至一些亲戚也受到了欢迎。邓加文一家、巴里摩尔一家，还有已经14岁、被视为成年少女的小玛丽也住进了庄园，她每年还能得到100英镑的零用钱以供自己支配。不久之后，基尔代尔一家以及凯瑟琳和亚瑟·琼斯也加入了他们。就连性格忧郁的莱蒂丝和她的丈夫也在伯爵的庄园里住过一段时间。1639年3月，经过三年的离别后，基纳尔米基和布罗吉尔以及马科姆布斯先生从他们的“旅行”中归来。他们发现弗兰克和罗宾已经在斯塔尔布里奇了，只不过不在主宅里。因为他们的父亲在1638年11月从伦敦回来时就把孩子们带走了，从那以后他们就寄宿在离父亲家仅两枪距离的道奇牧师家中。他们在伊顿公学的三年时间里，用于饮食、学费和服装的费用总计为914英镑3先令9便士。

当科克伯爵前往伊顿公学把两个儿子带走时，亨利·沃顿爵士应该已经生病了。自1638年夏季假期过后他回来之后，这位老校长就一直患有发热性疾病，而这疾病最终成了他生命的终结之因。

在校长生病期间，校长一职的额外职责可能落在了校长哈里森先生身上；无论如何，那两个男孩不再由他们那位“友善而和蔼的校长”照顾，而是被交给了“一个新来的、严厉的人”；他们在伊顿公学的生活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幸福了。此外，可怜的卡鲁因为对面包师女儿的好感未能实现，又因过于沉迷于纸牌和骰子游戏而陷入困境。

就在罗伯特·波义耳在校的最后一年——1638年4月，亨利·沃顿爵士尚未生病之时，伊顿公学的一切仍如往常般正常——校长在他的家中接待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的命运日后与波义耳家族的某些成员有着奇妙的联系。此人就是约翰·弥尔顿，当时他还是一名年轻的诗人，与父亲一起住在离伊顿公学不远的霍顿，正准备启程前往意大利。[60] 那天弥尔顿与校长共进晚餐时，罗伯特·波义耳是否也在场呢？他有没有听过弥尔顿与他朋友、博学的黑尔斯以及亨利·沃顿爵士之间的谈话呢？那些谈话内容相当有趣。弥尔顿回到霍顿后，特意给校长写了一封感谢信，并送上了自己的诗作《科穆斯》作为告别礼物；亨利·沃顿则立刻派自己的仆人赶往霍顿，在弥尔顿出发前将一封感谢信以及一张介绍给威尼斯英国代表的信交给他。值得注意的是，亨利·沃顿给弥尔顿的建议，以及他向来给那些即将出国从事外交工作的学生们的建议，都表明尽管这位老人没有忘记自己在奥格斯堡的经历，但他的那种温和的悲观态度却始终未变。他在给弥尔顿的信中写道：“保持严肃的态度，但面容要放松。”而对于所有前往国外从事外交工作的伊顿公学年轻人，他总是说：“永远说实话，因为没人会相信你。”

很难说罗伯特·波义耳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亨利·沃顿的指导与教诲。波义耳记得他是一位出色的绅士，懂得如何让别人也变成那样的人；而约翰·哈里森的教学方法也给这个男孩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我们不应忘记，校长的兴趣不仅限于文学和学术领域；他不仅拥有令罗伯特·波义耳在少年时代极为羡慕的丰富藏书——亨利·沃顿本身也具有科学方面的兴趣。

他喜欢做实验。自从他目睹开普勒在实验室里工作，并将相关数据提供给了他的表兄培根勋爵之后，他就养成了以业余方式从事各种小实验的习惯，比如蒸馏草药、通过让水一滴一滴地流过过滤器来测量时间。伊萨克·沃尔顿在制作用于诱捕小鱼的各种“芳香油”时，也是向亨利·沃顿爵士寻求建议的。而在罗宾在伊顿公学度过的最后一年里，又是谁借给他那些书籍，让他的想象力得以自由驰骋呢？当时罗宾因去伦敦探亲而离开了学校，随后患上了“三日热”，于是被送回伊顿公学，希望良好的空气和饮食能比所有医生开的药更有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为了排解他的忧郁，他们让他阅读《阿马迪斯·德·高尔历险记》以及其他奇幻故事。”那么伊顿公学里的“他们”是谁呢？不可能是那个“刻板严厉的人”。《阿马迪斯·德·高尔历险记》或许属于约翰·哈里森先生的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但人们更愿意相信，亨利·沃顿爵士在塑造罗伯特·波义耳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他的整个图书馆都对这个男孩开放，其中不仅有那些让罗宾的想象力得以自由驰骋的浪漫冒险类书籍。人们确实希望，从开普勒的实验室开始，通过研读培根的《新工具论》这三份副本中的某一份，知识能够传递到英格兰第一位伟大的实验化学家手中。无论如何，1638年11月弗兰克和罗宾离开伊顿公学时，亨利·沃顿爵士已经生病了；是哈里森先生亲自将他们房间的家具——那些精美的窗帘以及可怜的卡鲁精心清单上列出的所有物品——送到斯塔布里奇去。而卡鲁本人则不再为这些可爱的年轻主人服务了，接替他的是一个名叫莱多特的家仆，他似乎已婚，在斯塔布里奇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还有伯爵从爱尔兰引进的苹果树种植的花园。这两个男孩将在牧师住宅里与道奇先生一起生活并学习功课；而那位“老牧师”很快便发现罗宾在伊顿公学其实并没有学到多少拉丁语，于是他便“极其耐心且友善地”开始与罗宾一起阅读拉丁诗人和散文家的作品。与此同时，伯爵则……

弗兰克有一匹属于自己的马，而且众所周知，他骑马时既快乐又英勇。而罗宾则是老伯爵最疼爱的儿子——他的“本杰明”。全家人都觉得罗宾与父亲很相像，无论在外表还是性格上都是如此。很难认为科克伯爵会将他最年幼的儿子那种“无所事事、沉思寡言”的习惯归咎于自己，但罗宾在小时候就展现出一种安静的自立精神，这令老伯爵感到十分惊讶。当时罗宾才十二岁，还完全没有表现出那些让伯爵极为反感的性格特征。因此，当伯爵把马送给弗兰克时，他或许还带着些许惊奇地听着罗宾用虽还不太流利但极为优美的语言表达出的那些“美好想法”，并决定让这个男孩随心所欲地生活。他把果园的钥匙交给了自己的“本杰明”，毫不担心让他待在那个满是未摘苹果的“天堂”里“随意思考”。

第五章 萨伏伊家族

“整个冬天你都可以住在萨伏伊，也就是圣托马斯·斯塔福德的宅邸里。那是伦敦最显赫的家族的居所（但愿那位老人能坚持下去）。”——1639年约翰·李克爵士写给埃德蒙·弗尼爵士的信，《弗尼回忆录》第一卷。

伯爵送给儿子弗兰克的马，其实是在一个关键时刻送出的。16岁的弗兰克体格并不强壮，而12岁左右的罗宾更不可能胜任保卫国家与国王的重任。他们一定亲眼看到自己的三个哥哥——邓加文、基纳尔米基和布罗吉尔——兴高采烈地从斯塔尔布里奇出发，前往纽卡斯尔或约克与国王会合。战争的气息日益浓重，各种关于战争的传言不断传来；斯塔尔布里奇庄园、谢尔本城堡以及多塞特郡的各个村庄，还有英格兰的所有显赫家族都处于紧张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英格兰的骑兵和步兵不断向北方进发，去对抗那些被老伯爵在日记中轻描淡写地称为“苏格兰叛乱分子”的人。1639年1月，查理国王以自己的名义向所有英格兰贵族发出通告，要求他们说明自己愿意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为苏格兰远征提供援助。于是，英格兰的贵族们——无论是劳德派还是清教徒——都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立场给出了答复：1000英镑外加20匹马；20匹马加上亲自出兵或派代理人出兵；用1000英镑代替马匹；500英镑外加12匹马，等等。[62]有些人自愿捐款，有些人则不情愿，还有人干脆拒绝承诺提供任何帮助；甚至有一两个人敢于拒绝，并说明了理由。就连宫廷内部也存在诸多分歧，真是“众说纷纭”。[63]身处爱尔兰的温特沃思则写信表示愿意为国王提供2000英镑，如有必要还会倾其所有。而位于斯塔尔布里奇的科克伯爵的表现也不错，不过他似乎对这种征税行为有所顾虑。

还有军队。他的邻居、住在谢尔伯恩的布里斯托尔伯爵，也是那些暂时不愿做出任何承诺的人之一。但在2月和3月期间，邓加文与巴里摩尔曾去过伦敦，而就在这时，基纳尔梅基与布罗吉尔也随马科姆布斯先生一同回到了伦敦。在伦敦期间，邓加文被说服去参加苏格兰战役，为国王效力——这是一次轻率的决定，因为他并未得到父亲的许可；伯爵在日记中称这是“不明智的承诺”。尽管如此，伯爵还是给了儿子及继承人3000英镑，用于招募并武装一支百人骑兵队——这笔巨额资助在当时在白厅宫廷中引起了广泛讨论。与此同时，巴里摩尔受国王委派，带着信件赶往爱尔兰，试图动员一千名爱尔兰步兵为国王效力，共同对抗苏格兰人。就在巴里摩尔出发执行任务的同一天，布里斯托尔伯爵也离开谢尔伯恩，前往约克与众人会合。一两天后，查理国王本人也从伦敦出发，向北方进发。到了4月，基纳尔梅基与布罗吉尔也得到了武器、马具以及防护装备，准备随他们的兄弟邓加文一同出征。5月初，邓加文的马车开始从斯塔尔布里奇出发；5月9日，伯爵的三个儿子——邓加文、基纳尔梅基和布罗吉尔——带着那支百人骑兵队离开了斯塔尔布里奇。五个儿子中有三个！“上帝啊，”伯爵在日记中写道，“请让他们平安、幸福且战无不胜地回到我身边。”就在那时，他送给弗兰克一匹属于自己的马，也让这位小哲学家可以掌管果园的钥匙。一家人便在庄园里等待着士兵们的消息——在那个年代，消息总是来得如此缓慢。女士们和孩子们则由老伯爵、马科姆布斯先生以及牧师道奇负责照顾。1639年夏天，庄园里有许多女士。一群女儿们围绕着老伯爵，让他感到无比欣慰。虽然家中的男人们不在，但这个家庭并不显得沉闷。因为博伊尔家族的女性，无论她们的教育程度如何，天生就和男性一样聪明：“相信我吧，”家族中有人这样写道。

约翰·李克爵士写信给埃德蒙·弗尼爵士，谈及博伊尔家族的几位女士时说道：“奥尔德·科尔克绝不会做出任何愚蠢的事。”此时，他的儿媳邓加文夫人，以及他的女儿们——巴里摩尔夫人、莱蒂斯·戈林夫人、凯瑟琳·琼斯夫人，还有年幼的玛丽·博伊尔夫人——都待在斯塔尔布里奇，此外还有几名孙辈以及所有的仆从们。想象着这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情景，不禁令人想到：这些贵族女性中至少有三人曾遭受过天花的折磨。邓加文夫人本来就不算漂亮；而她最近患上的天花虽然改变了她的容貌，却并未让她变得不那么开朗友善——当初她作为新娘来到这里时，就凭借迷人的外貌与优雅的举止赢得了爱尔兰上流社会的喜爱。这种魅力一直伴随着她，直到晚年：许多年后，塞缪尔·佩皮斯这样评价她：“她是个口才极佳的女士，也是个善良的女人，不过年纪大了，长得也不美，但很勇敢。”佩皮斯在伯灵顿宅邸初次见到这位高贵的女士时，竟被她深深吸引，以至于用用来封信的蜡烛点燃了自己的假发。[64] 巴里摩尔夫人也在结婚后不久患上了严重的天花，她的妹妹莱蒂斯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这场疾病以及此后生活中的种种挫折，使得莱蒂斯·戈林变成了一个脾气暴躁的病人。她几乎不识字，心胸也较为狭隘，不过并非愚笨之人。而巴里摩尔夫人似乎依然保持着所有的魅力，尤其是她的勇敢精神。她聪慧、善于交际，充满活力且能力出众，非常有趣，也极为可爱。[65] 至于凯瑟琳夫人——亚瑟·琼斯的妻子——则是伯爵所有女儿中智力最出色、品格最优秀的人，据说她的容貌也是最美丽的。尽管婚姻生活十分不幸，但她仍能战胜一切困境，被后人视为“弥尔顿的朋友”、“无与伦比的拉内拉赫夫人”，以及罗伯特·博伊尔“最亲爱、最可爱的姐姐”。1639年夏天，约翰·李克爵士这样评价她：“像她这么勇敢的女人实在难得，她的记忆力极佳，听完布道后能回家并在晚餐后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我不知道她在英格兰会是什么样子，但在都柏林，她可是备受赞誉的。”

约翰·李克爵士娶了埃德蒙·弗尼爵士的同父异母妹妹，他与巴里摩尔家族也有亲属关系。他与妻子儿女一起住在莱昂斯城堡的宅邸中。在他那些美好的信件中，巴里摩尔夫人被称作“我亲爱的妻子”以及“最值得尊敬的女性”。然而，真正赢得他全部忠诚与爱意的，却是凯瑟琳·琼斯——她那甜美的面容上流露出的悲伤之情。他在信中写道：“我可爱的凯瑟琳，已经不再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面孔了（而我确实见过许多美丽的人）。”
那个名叫凯蒂的小姑娘本可以嫁给年轻的萨普科特·博蒙特，从而成为那个后来以慷慨支持艺术与文学而闻名的家族的一员——那个对诗人华兹华斯极为友善的家族。但在15岁时，她就被许配给了将来会成为拉内拉格子爵的“诚实的亚瑟·琼斯”。按照约定，她的嫁妆已于1631年仲夏节在都柏林的克里斯彻奇市斯特龙博夫的墓前支付完毕。之后她被带到了阿斯隆城堡；虽然她后来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父亲家中，而且显然一直受到家人的悉心照料，但从结婚那天起，她就一直处于一个赌徒且品行恶劣的男人的控制之下。1639年的夏天，这位老伯爵写信给亚瑟·琼斯的父亲拉内拉格勋爵，恳求他不要坚持让儿子回到爱尔兰，而是允许凯瑟琳和亚瑟一起在萨沃伊酒店过冬：“他们俩都会在我的家里得到妥善的安置和照顾，我会热情欢迎他们。”他似乎希望，在伦敦度过一个冬天能改变亚瑟·琼斯的不良习惯——“既然他已经不再沉迷于过度赌博了”。不过，如果这位伯爵为了自己最宠爱的女儿而决心尽力改善这种糟糕的状况，那么约翰·李克爵士在给埃德蒙·弗尼爵士的信中则表达得更为直白：“她被世界上最恶劣的家伙囚禁着，已经很久了，”他写道，“他只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偶尔会保持清醒状态上床……”
对于这一群姐妹中最小的那个——小玛丽·博伊尔小姐来说，看到那些作为姐夫的男人的种种表现后，她自然会对所谓的“丈夫”这一概念持怀疑态度。拥有自己的马匹、丰厚的津贴以及极大的自主权，这位14岁的小姑娘并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她人生中的那段波折的爱情故事，终究还是发生了。

为时过早；而此时，那位美丽的少女仍在沉睡。在她的三位姐妹结婚时，她几乎没能见到那种“心灵交换”的场景——或许她曾在菲利普·西德尼所著的《阿卡迪亚》一书中读到过关于这种事情的描述：那应该是一位性格固执的小姐，穿着红色礼服，坐在庄园花园里的某个僻静处。

“我的真爱拥有我的心，而我也有他的心，
通过简单的交换，彼此的心便属于对方了。”

无论是英俊却放荡冷漠的乔治·戈林，还是抛弃妻子儿女、变卖家族银器的基尔代尔，又或是喜欢在角落里过度赌博、常常醉醺醺上床的亚瑟·琼斯，都没有人能对她们说这样的话——哪怕是那些温顺顺从的妻子们也不行：

“他的心在我心中，让我们合为一体；
我的心在他心中，指引着他的思想和行为。”

不，14岁的玛丽·博伊尔并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处境。因此，在1639年夏天，她以极其反感的态度接待了克兰德博伊勋爵的儿子兼继承人詹姆斯·汉密尔顿先生。他是应父亲的邀请来到斯塔布里奇庄园的。科克伯爵与克兰德博伊勋爵早已就这门婚事有过沟通；詹姆斯·汉密尔顿从意大利和法国等地归来后，立刻派人来斯塔布里奇传递他即将到来的消息，随后他自己也在一两天后带着导师及其他随从风风光光地赶到了那里。这位年轻人似乎没有任何缺点。据克兰德博伊勋爵所说，他的儿子“厌恶恶习，崇尚高尚品德与美德”；但玛丽·博伊尔仍然毫不留情地表达了对父亲命令的强烈反对。她根本不想接受这位14岁的年轻人的求婚。无奈之下，伯爵只好在日记中写道：“由于我那任性的女儿玛丽拒绝了我的求婚，他于9月2日离开了这里，前往巴斯。”

但在5月至9月期间，斯塔尔布里奇庄园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情。与苏格兰人的战争很快便结束了。5月9日，邓加文和他的两个兄弟离开了斯塔尔布里奇；与此同时，他的儿子们也会不时从贝里克附近的营地给老伯爵写信。然而在仲夏节当天凌晨两点左右，布罗吉尔从营地急驰而来，将与苏格兰人达成的“光荣和平协议”的好消息带给了父亲。当然，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和解，而且持续时间很短——它只是内战的开始而非结束。邓加文的骑兵部队被解散了，而根据伯爵的日记记载，在可怜的巴里摩尔带着他的1000名步兵从爱尔兰登陆之前，英格兰军队也已被解散。7月时，乔治·戈林与他的妻子一同来到庄园，随后他们一起前往“巴斯”度假。邓加文和他的兄弟们回到了斯塔尔布里奇，而国王和王后则再次回到了伦敦。8月初，托马斯爵士和斯塔福德夫人前来拜访科克伯爵；日记中记载：“我和斯塔福德夫人私下商讨了有关我们孩子们的问题，最终达成了共识。”这次在斯塔尔布里奇客厅里的私下会谈决定了性格温和的弗兰克的命运。斯塔福德夫人当初嫁给伯爵的“忠实朋友”——也就是王后的侍从托马斯·斯塔福德爵士时，已经是米德尔塞克斯郡汉沃思的罗伯特·基利格鲁爵士的遗孀，同时还是几个基利格鲁孩子的母亲。其中有一个就是臭名昭著的汤姆·基利格鲁，他曾是查理一世的宫廷侍从、幽默作家，也是查理二世的亲密伙伴；另一个则是年轻貌美的伊丽莎白·基利格鲁小姐，当时她是王后的侍女之一。而现在，弗朗西斯·博伊尔即将娶伊丽莎白·基利格鲁为妻。需要说明的是，在斯塔尔布里奇的会谈中，老伯爵认为与其举行婚礼，不如先达成婚约；后来是国王亲自出面，同意了出国旅行的计划，但同时补充说：“我们认为，一场完整而完美的婚姻对各方来说都会最为合适且体面。”就在这个时候，詹姆斯·汉密尔顿先生出现了；仅仅两天后，当家族的马车正准备出发时……

当时，整个家族都准备前往谢尔本城堡，去猎杀野鹿，然后与布里斯托尔伯爵和伯爵夫人共进晚餐。就在这时，凯瑟琳·琼斯的第三个孩子提前出生了。“不过我的女儿永远不可能成为国王的侍从，”那位善良的老人说，“因为她连简单的计算都做不好。”他还回忆起很久以前去牛津时，他的女儿迪格比也是这样表现出来的。

在庄园里，婚事安排、猎鹿活动、婴儿出生以及各种重建工作混杂在一起，场面一片混乱。但大家都能保持良好的举止。斯塔福德夫人主持了孩子的洗礼仪式，之后还送给科克伯爵一瓶“用于治疗瘫痪的琥珀酒”。看来，弗兰克的婚事谈判、孩子的出生，再加上玛丽那任性的态度，实在让这位老人难以承受。

到了九月，所有的客人都离开了，伯爵则开始收到国王和王后寄来的信件，信中表达了他们对弗兰克与那位年轻女伴结婚的种种期望。于是9月19日，弗兰克和罗伯特在马孔布斯先生的带领下，每人获得40先令作为零用钱，被派往伦敦去拜访托马斯爵士和斯塔福德夫人。16岁的弗兰克要向那位女士表达自己的心意，而13岁的罗伯特·波义耳则在一旁观察并思考着问题。

老伯爵给弗兰克写了一封信，让他交给斯塔福德夫人——
“我现在派他来为您服务，听从您的命令与指导。”

这是一封充满温情的信。老人虽然遵从国王的命令，但却充满了作为父亲的忧虑、骄傲、关爱以及疑虑。他决心不遗余力地让弗兰克在异国他乡接受良好的教育；他本希望有一份正式的契约；男孩年纪太小、还需要继续接受教育，而且婚后又很难再把他送回去由家庭教师教导——这些都在老人的心中。他还请求未来的岳母也能考虑这些因素：“因为我把他送到您这里，就像把一块丝绸送进去，希望它能被加工成精美的作品。”

你可以选择种植花卉或杂草，也可以让它们自然生长或被修剪，全凭上帝的意旨。请将此意珍藏在你高贵的心中。在我看来，一份妥善且可靠的契约就如同婚姻一般具有约束力，尤其是当双方的意图都是真诚的——我的意图如此，而且永远都会如此。同时，我还承诺：我的这个孩子一定会成为一个虔诚、诚实且公正的人，尽管他可能有些谦逊，甚至过于害羞……他的本性如何，那是由他自己以及你们的家人来决定的……

十月初，斯塔尔布里奇庄园被拆毁了，科克伯爵带着他的家人和随从们浩浩荡荡地前往伦敦。托马斯·斯塔福德爵士同意将自己的萨沃伊宅邸借给这位老友过冬，只是床上用品和餐具还需从斯塔尔布里奇运来。

巴里摩尔夫人和凯瑟琳·琼斯夫人则与她们的丈夫及孩子们一起住在附近的房子里，但他们会在萨沃伊宅邸与父亲一同进餐。正如玛丽夫人多年后所说：“我们安顿下来之后，我父亲的生活极为奢华，吸引了许多人前来拜访。”

既然基纳尔米基和布罗吉尔不再由他人掌控，那么他们的“监护人”便由那两个年纪较小的男孩来担任。人们约定，一旦弗兰克与贝蒂·基利格鲁结为夫妻，马孔布斯先生就会带这两个男孩去开始他们的“旅程”。亨利·沃顿爵士曾经暗示过类似的计划，他说马孔布斯正是为这一目的而存在的。事实上，马孔布斯——他在罗伯特·波义耳13岁到18岁期间一直担任其导师——确实是个非凡的人物。罗伯特·波义耳后来写道：“他是个有着典型民族特征的人，因为他曾多年从事旅行和军旅生活。他衣着得体，非常清楚什么是绅士该有的举止……他并不需要学问，因为在年轻时他曾是一名神学专业的学生；不过，他的阅读量远不及常人，而且他极其厌恶迂腐的作风，简直就像厌恶七宗罪一样。”

在众人面前时，这位监护人总是对学生们十分友善，善于掩饰他们的缺点，同时凸显他们的优点；但在私下交谈中，他却表现得十分冷酷，而且是个擅长批评他人言行的家伙。他最糟糕的缺点似乎就是……

“易怒的脾气”；罗宾很快便明白，为避免与他的总督发生冲突，自己必须控制住那颗急躁的年轻心性。1639年整个夏天，罗伯特·波义耳都是与他一起用拉丁语阅读《世界史》，并用法语进行轻松的交谈。而弗兰克和罗宾在弗兰克的婚礼结束后，也要在他手下开始他们的旅程。他们将前往日内瓦，那里此前已有布罗吉尔和基纳尔米基到过，现在还有马孔布斯夫人准备接待他们。[75]因为在之前与基纳尔米基和布罗吉尔一起游历法国和瑞士时，马孔布斯——这位伯爵根本不知道其存在的人——已经遇到了他的妻子并结了婚。她是一位来自巴黎的贵妇，人脉广泛，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家庭主妇。马孔布斯实际上是为了结婚而暂时离开基纳尔米基和布罗吉尔一两天。伯爵起初很生气，但后来还是原谅了马孔布斯；毕竟，管理基纳尔米基和布罗吉尔并非易事；或许伯爵也意识到，在那种情况下，马孔布斯需要一个更好的管理者；而且无论如何，马孔布斯都是难以替代的。因为他本人就说自己是“一个诚实且谨慎的人”；他在担任基纳尔米基和布罗吉尔的总督期间就明确告诉伯爵，总督这个头衔其实不过是“一个虚名而已，尤其是当那些由他负责管理的人长期与猎人和赌徒为伍，还有那么多愿意迁就他们、让他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贵族，就像我在爱尔兰遇到的那些年轻贵族一样”。[76]马孔布斯认为布罗吉尔没有任何缺点：“我可以向大人保证，您会从他那里得到荣誉与舒适……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很喜欢他，都会毫不夸张地称赞他。”不过，那个才华横溢却又放荡不羁的年轻人基纳尔米基，虽然“是个有很多优点的年轻贵族”，但却过于沉迷于享乐。“我密切关注着他在国内的饮酒情况，也在留意他在外面的借贷行为，”马孔布斯向伯爵汇报道。此外，两个男孩在热那亚都患过天花，但他还是及时将他们安全地带回了斯塔尔布里奇，让他们能够加入他们在苏格兰作战的兄弟邓加文的骑兵部队。想必他也是松了一口气，才把注意力转向另外两个孩子——弗兰克和罗宾。

10月24日，弗朗西斯·博伊尔在白厅的国王礼拜堂与伊丽莎白·基利格鲁夫人结为夫妇。国王亲自为两人主持婚礼，并在宫廷中为这对新人举办了盛大的宴会。国王和王后都出席了仪式；而那位老伯爵以及他的三个女儿（很可能是巴里摩尔夫人、凯瑟琳·琼斯夫人和玛丽·博伊尔夫人）则与各位贵族一同坐在王室的餐桌旁。国王还亲自带着新娘出去跳舞……四天后，为了不让这份喜悦持续太久，弗兰克便与罗宾以及马科姆布斯先生一起被送往法国。在亲吻了国王和王后的手之后，他们与所有的朋友告别。新郎不得不离开自己刚娶回家的妻子，这让他极为难过；而性格活泼的罗宾则因为即将踏上异国之旅、体验冒险而兴奋不已。1639年10月28日，他们跟随总督以及两名法国仆人从萨伏伊宫出发。到目前为止，善良的弗兰克已经完成了所有该做的事；但在告别时却发生了一幕：新娘要留在萨伏伊宫，由科克伯爵照顾，而任性的玛丽夫人则充当她的陪护。弗兰克极不情愿离开，这让老伯爵十分愤怒；在那些艰难的告别时刻，弗兰克甚至忘了扣上自己的剑带——那把剑，连同新娘一样，都被留在了身后！

第六章 罗宾远行

哦，上帝的风啊，愿你们为主祝福：永远赞美他、尊崇他。
……
哦，火焰与热力啊，愿你们为主祝福：永远赞美他、尊崇他。
……
哦，冰雪啊，愿你们为主祝福：永远赞美他、尊崇他。
……
哦，闪电与云朵啊，愿你们为主祝福：永远赞美他、尊崇他。
……
哦，人类啊，愿你们为主祝福：永远赞美他、尊崇他。

《1636年黑体字祈祷书》中的祷文：“愿一切受主的祝福。”

这队人马一共有五人——弗朗西斯、罗伯特以及马科姆布斯先生，还有他们的两名法国仆人。他们前往苏塞克斯郡的赖伊镇，在那里，尽管海面相当汹涌，但他们还是租了一艘船。第二天早上，一阵顺风将他们安全地带到了法国。他们在海上航行了一天一夜，夜间还遭遇了些小波涛；他们成功避开了深海的危险以及“强盗”的威胁。在迪耶普稍作休息后，他们继续朝鲁昂和巴黎前进。途中，他们有幸与几位法国绅士同行，这让他们十分高兴；因为就在鲁昂和巴黎之间的树林里，刚刚发生了一起抢劫案，而旅行者们不得不在夜间经过那片树林。马科姆布斯明智地指出，抢劫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才是穿过那片树林的最安全时机，于是他们便继续前行。在鲁昂时，罗宾被那座随潮水起伏的巨大浮桥深深吸引。他用自己那些有趣的比喻——曾经让伊顿公学的亨利·沃顿感到有趣——将鲁昂的这座桥比作那些追求表面荣耀的人，他们的情绪会随着命运的起落而变化。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弗兰克在白厅举行欢乐婚礼之后不久！

11月4日，他们抵达巴黎，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强盗的骚扰。马科姆布斯和两个男孩在巴黎度过了几天时光。

“一座城市里”，他们在那里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还结识了几位英国朋友——其中有一位让马孔布斯极为反感的人，那就是弗兰克的新姐夫汤姆·基利格鲁，他口才极好，是那个被留在萨沃伊宅邸中的小新娘的兄弟。他们还去拜访了英国大使；不过他们访问巴黎期间的最重要事件已在马孔布斯写给伯爵的第一封信中有所描述。[80]

他说，弗朗西斯先生在离开萨沃伊宅邸时，因为父亲对他的愤怒而心烦意乱，以至于完全忘记了把属于自己的剑以及伯爵送给那些男孩们的手枪盒放在了哪里。因此，当他们抵达巴黎后，马孔布斯不得不为他们“每人买一把手枪”，这不仅是因为法国的道路状况十分危险（比如最近就在森林里发生了抢劫案），也是因为在法国，每位绅士都习惯携带手枪；如果他们没有手枪，人们会嘲笑伯爵那些有抱负的儿子们。此外，还为弗朗西斯先生买了一把剑。“罗伯特先生看到那把剑后，极力希望我也给他买一把，因为他的那把已经过时了，我实在无法拒绝他的这个小小请求。”

他们带着新买的剑和手枪离开了巴黎，一行人共有二十多人，大家都骑着好马，其中还有两位出色的“波兰王子”，他们“既是出身贵族，也因教养而成为真正的王子”。从巴黎到里昂需要九天的路程，途中他们在穆兰等地休息，这位未来的实验学家还记得那里有“精美的镊子”。但那时，对这个男孩来说，浪漫比化学更吸引他；他们的路线经过法国的阿卡迪亚地区，也就是那片美丽的森林地带，乌尔费侯爵曾在那里创作了关于阿斯特蕾亚的冒险与爱情故事，即便他和她都已去世，仍有许多男子深爱着她。[81]

他们曾在里昂停留过一段时间，在罗伯特·波义耳看来，那里“是个商业繁荣、适合经商的城市，但更适合商人居住，而非绅士”。他们穿过了曾经属于萨伏伊公爵、但现在属于法国国王领地的山脉，还看到了罗讷河最狭窄的段落——河水在岩石间流淌，此时站在河的两岸并不困难。从里昂出发三天后，他们便到达了日内瓦，那是一个小小的联邦国家，其发展速度……

在“改革后的宗教”制度下，该地保持着稳定的繁荣，这使其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同时也让人感到惊叹”。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那些男孩们将寄宿在马科姆布斯先生及其妻儿家中，从而融入一个由朋友组成的小圈子；因为巴里摩尔和基纳尔米基也曾一同住在那里，就住在迪奥达蒂别墅里。曾任伦敦市长的菲利普·伯拉马奇与科克伯爵有诸多业务往来，他也是向科克伯爵推荐马科姆布斯的人，他来自日内瓦，与当地的迪奥达蒂家族有姻亲关系。银行家迪奥达托·迪奥达蒂以及著名的意大利新教传教士约翰·迪奥达蒂，都是日内瓦的重要居民。一年或两年后，约翰·伊夫林在描述日内瓦时写道：“那里的教会管理严格遵循加尔文和贝扎所制定的教规，属于长老会体制；但并不像我们苏格兰或英格兰的同教派那样严苛。”正如马科姆布斯在带孩子们去那儿时所指出的，日内瓦不仅对他自己来说是个非常便利的地方——因为他的家人也住在那儿——而且“由于空气清新、常有各种人经过，再加上各种学习条件完备，这里非常适合这两个男孩接受教育”。他们将会生活在那些虽然“并非清教徒”，但却极为虔诚且守规矩的人中间，因此不会因为与“耶稣会士、修道士、神父或任何对他们的宗教、国王或国家心怀不满的人”交流而面临危险。简而言之，弗兰克和罗宾将在一个崇尚宽容与教育的环境中成长，而这种良好的环境影响将伴随罗伯特·波义耳一生——他比他的兄弟在那里多待了一些时间。马科姆布斯不时给伦敦的伯爵写信汇报情况。到目前为止，资金供应一直很稳定；不过，科克伯爵的信件尚未送达，后来我们会看到，他当时正为家庭事务和公共事务而忧心忡忡。马科姆布斯和孩子们已经开始了规律的学习生活。课程包括修辞学与逻辑学、算术与欧几里得几何、地理学、天球与地球结构的相关知识，还有防御工事方面的内容。他们还会跟随剑术教练和舞蹈教练学习，同时还会打槌球和网球——后者是罗伯特·波义耳“极其喜爱的运动”。他们还会一起阅读一本名为《世界》的“内容丰富且质量上乘的著作”；不过，最喜欢的还是罗宾。

不是弗兰克，而是罗伯特沉迷于阅读小说，这些小说不仅让他“极为愉悦”，还教会了他法语。由于他们交谈时使用的是法语而非英语，罗伯特很快便能“流利地使用法语”，而弗兰克则能在各种场合中表达自己的想法。[82]
马科姆布斯显然为能照顾到科克伯爵的另外两个儿子而感到非常自豪；弗兰克和罗宾比基纳尔米基和布罗吉尔更合他的心意。首先，他们刚从学校毕业就来到他这里；他认为这些年轻的男孩“高贵、有美德、谨慎且守规矩”。他在给伯爵的信中写道：“我想，我无需太多言辞就能让大人相信，罗伯特先生是真心热爱读书的。”此外，罗伯特的舞蹈技巧也非常出色；而他如此渴望在击剑方面取得优异成绩，以至于善良的马科姆布斯都“担心他会在英格兰留下未完成的战斗”。至于弗兰克，他对学习展现出了令马科姆布斯惊讶的“热情与悟性”，毕竟这个男孩曾经接触过一些宫廷里的放荡行为。弗朗西斯在伦敦时已经有了足够的衣物，而罗伯特则在日内瓦得到了一套完整的黑色缎面西装，外套内衬则是绒料；马科姆布斯还会每月给他们“价值接近两英镑的物品，供他们消遣”。
在日内瓦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异常寒冷，地上积了厚厚的雪。总督在给伯爵的信中提到，这两个男孩的成长速度很快。弗朗西斯的四肢已经比离开英国时粗壮了许多。山区的空气、舞蹈以及击剑运动对这两个男孩都有好处，不过罗伯特仍然更喜欢独自坐着，手里拿着一本历史书或其他书籍——并没有提到他喜欢读小说——需要别人劝说他才会去打网球或外出活动。不过他的健康状况非常好。马科姆布斯在给伯爵的信中写道：“我从未见过比他更英俊的人了；虽然他长得很快，但身体很健壮，脸颊红得像朱砂一样。”寒冷的天气让他们变得十分强壮，大人看到他们进食的样子一定会很高兴。
“我没有给他们提供过于精致的食物，”他写道，“但我向大人保证，他们总是能吃到上等的饭菜、美酒、上等的牛肉和羊肉，每周还有三次机会享用上等的山鸡和鱼，此外还有各种水果。”

一块奶酪：各种干净的亚麻布，每周要清洗两到三次；他们的房间里要始终保持火光，那里有他们自己用的好床，还有给他们手下人用的床。”马孔布斯详细描述了他们在日内瓦家庭中的日常生活安排。在日内瓦的最初几个月里，他每天早上都会教他们修辞学和拉丁语；晚餐后他们会阅读《旧约》中的两章内容，对于不懂的地方，马孔布斯会给出解释；晚饭前则用法语阅读罗马历史，并反复学习加尔文的教义以及其中那些难以理解的内容的权威解释；晚餐后又阅读《新约》中的两章。他们早晚都要祈祷，每周还要去教堂两次。“大人，”马孔布斯略带得意地总结道，“这就是我们日常事务的概要了！”然而，在这几个月里，他们寄出的许多信件始终没有收到伦敦伯爵的回复。他们于10月28日离开伦敦，显然直到2月中旬才收到父亲的来信；随后，两封期待已久的信件一同寄到了——这两封信都是1月份写的。那些孩子们习惯写给伯爵的正式而恭敬的信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开头和结尾的措辞。它们通常以“我最尊敬的勋爵与父亲”作为开头，结尾则会是类似这样的句子：“我每日都为勋爵的长寿、健康与幸福向上帝祈祷，同时希望终生都能成为您最忠诚、最顺从的儿子及最谦卑的仆人，勋爵。”现代读者很难从这样的措辞中看出其中蕴含的深厚亲情；当然，那也并非现代孩子对父母那种毫无约束的爱。然而，这些17世纪风格的华丽而庄严的信件，其实只是掩饰了其背后的真挚情感罢了。那不过是一种文学形式而已；在它之下，尽管有幼年时的寄养生活、青年时期的顺从，以及父母权威的约束，但17世纪的人们依然拥有着与现在人们一样的深厚感情。当那些期待已久的信件送到马孔布斯在日内瓦的家中，孩子们围在导师身边等待收到父亲的来信时，那个名叫“灵性罗宾”的男孩欣喜若狂，他原本几乎已经消失的口吃症状又重新出现了，他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持续了好几分钟。

弗兰克和马科姆布斯几乎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还得努力忍住不笑。那伯爵那边有什么消息呢？自1639年10月以来，伦敦发生了许多事情，无论是在萨沃伊宫内外都是如此；不过显然，马科姆布斯以及日内瓦的那些男孩们只收到了简略的消息而已。巴里摩尔夫人病得很重，但现在正在康复中。邓加文夫人则因为第二个女儿在男孩们离开伦敦之前就在伦敦的索尔兹伯里府去世了，最终生下了一个儿子；而那个出生于都柏林的女儿“小弗兰克”依然是老伯爵的最爱。继承人于11月17日在萨沃伊宫出生，随后在萨沃伊小教堂接受洗礼，取名“查尔斯”，国王亲自担任教父，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则是教母，另一位教父则是汉密尔顿侯爵。不过最令人高兴的消息还是基纳尔米基的婚事——那真是一场盛大的婚礼，他娶的是女王宫廷中的女士伊丽莎白·菲尔丁，她是登比伯爵和伯爵夫人的女儿。他们的另一个女儿则嫁给了汉密尔顿侯爵，而登比伯爵夫人本身就是国王宠臣、被谋杀的白金汉的妹妹。基纳尔米基与伊丽莎白·菲尔丁的婚姻是在国王的主持下安排的。国王为这位女士准备了嫁妆，婚礼也与弗兰克的婚礼一样在白厅的皇家小教堂举行。国王亲自为新娘送行，并将女王赠送的、价值1500英镑的精美珍珠项链戴在她的脖子上。婚礼之后还有大量的庆祝活动、舞蹈和宴席，国王和王后也给予这对年轻夫妇极高的礼遇。科克伯爵向来是个既慷慨又节俭的人，他为基纳尔米基的婚礼提供了100英镑的资助，还把自己的儿子弗兰克的结婚鞋借给他使用。布罗吉尔也即将结婚。伯爵在给马科姆布斯的信中写道：“你的朋友布罗吉尔即将与女王的侍女之一哈里森夫人结婚。昨天，伯克郡伯爵的儿子托马斯·霍华德与布罗吉尔发生了争执，两人因此打了起来；但感谢上帝，布罗吉尔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家中，另一位先生也只受了轻伤。现在他们已经和好了，成了好朋友。”

接下来我要告诉您，我的女儿玛丽已经出嫁了，明年春天我会让她的丈夫到日内瓦与我的儿子们为伴。”[84] 1640年1月，那位老伯爵在给马科姆贝斯的信中并未预料到这两段小恋情的后续发展。尽管婚礼礼服正在制作中，但布罗吉尔终究没有娶到哈里森夫人——他和许多其他绅士一样曾“深爱”过她。相反，那个获得幸福的人反而是“几乎未受伤害”的托马斯·霍华德先生；而布罗吉尔后来娶的妻子则是萨福克伯爵与伯爵夫人的美丽女儿玛格丽特·霍华德女士，她也是托马斯·霍华德先生的表妹。那两位年轻人曾为某件事而决斗过，不过布罗吉尔与玛格丽特·霍华德之间的婚姻则要等到另一章再讲。

没人确切知道那个愿意娶玛丽·博伊尔并随即像小学生一样被送到日内瓦的贵族求婚者是谁。因为玛丽·博伊尔再次表达了对伯爵建议和命令的“强烈反对”。她又一次拒绝了詹姆斯·汉密尔顿先生，尽管她的所有兄弟姐妹、几位姐夫以及她最要好的朋友们——可怜又任性的玛丽！——都纷纷恳求并试图说服她，而老伯爵也不断下达命令。这一次被击败后，科克伯爵便开始与其他几位追求玛丽手心的年轻男子进行谈判。不过玛丽·博伊尔自己讲述了她的故事。[85] 她说：“我生活得如此自在，实在不愿改变自己的现状。”弗兰克结婚后，他的妻子贝蒂便与伯爵一起住在萨沃伊宅邸里，她和玛丽·博伊尔成了亲密的朋友，甚至成了室友。贝蒂对玛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她怂恿玛丽把时间花在观看戏剧、阅读小说以及穿着华丽的服饰上。贝蒂·博伊尔能随意召唤宫廷里的许多年轻绅士，其中就有沃里克伯爵的次子查尔斯·里奇。查尔斯·里奇是个非常开朗、英俊、有教养且风度翩翩的人，他很会与人相处，因此深受我们所有人的喜爱，几乎每天都来我们家做客。查尔斯·里奇也曾爱上过哈里森夫人，但他的感情并未深到妨碍他在决斗中充当托马斯·霍华德先生的副手的地步；之后有一段时间，他认为离开萨沃伊宅邸才是礼貌之举。

当他再次出现时，是将注意力转向了玛丽小姐；弗兰克的妻子则充当了中间人。在两人那段被禁止的恋情以及私奔结婚之后的许多年里，玛丽这样评价查尔斯·里奇：“他对我真是无比殷勤——当房间里没有其他人在场时，他只会专注于我；但一旦有其他人进来，他就不会再理睬我了。”每到夜晚，当玛丽把那颗不听话的小脑袋靠在枕头上时，她都会下定决心要让查尔斯·里奇离开，同时告诉贝蒂永远不要再把他当作自己的丈夫来提起。然而，每天早上，她似乎又无法实现这个决心；她会精心打扮，穿上最漂亮、最精致的服饰，展现出自己高贵而迷人的形象。

不过，马科姆布斯一家以及日内瓦的孩子们对此一无所知；老伯爵也还不知道这些事情。他在给日内瓦写信时所谈论的那个贵族求婚者，显然不是查尔斯·里奇——后者只不过是个次子，每年只有1300或1400英镑的收入而已；如果他敢向科克伯爵的最小女儿求爱，也必须是在贝蒂·博伊尔的默许下秘密进行。

1640年的春夏季节在马科姆布斯家中平静地过去了。在日内瓦，那个宁静的加尔文主义小镇在明媚的阳光和蔚蓝的天空照耀下显得格外美好；湖水湛蓝，上面还有大翼船行驶；远处的景色绿意盎然，而远山则被永恒的积雪覆盖着，显得洁白无瑕！课程依旧照常进行，孩子们给他们的老师带来了“世间最令人满意的表现”……“真希望自己也能像罗伯特先生那样善于教学。”的确，机智又风趣的汤姆·基利格鲁从巴黎赶来，为他们带来了些“有趣而愉快的谈话”；但马科姆布斯告诉伯爵，他认为基利格鲁不会在日内瓦久留，“这对您的儿子们来说或许反而是好事。”当他离开时，他送给马科姆布斯一块精美的手表和一些红宝石纽扣，让马科姆布斯转交给他在伦敦的妹妹贝蒂。于是，这个小家庭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先是学习修辞学和逻辑学，接着是数学、历史和地理，还有宗教方面的知识，当然还有更多的舞蹈课。弗朗西斯先生正在学习跳跃技巧。他和马科姆布斯在复活节早晨五点钟领受了圣礼；但罗伯特先生却拒绝领受圣礼，他以自己的理由为借口……

“年纪还小，”不过马科姆布斯向伯爵保证，自己并非因为“缺乏相关指导”才不遵守规定。六月时，他们去萨伏伊地区游玩了一趟。“我们在外出了两天，”马科姆布斯在给伯爵的信中写道，“这辈子从未这么开心过。”但那些男孩们真的那么快乐吗？弗兰克或许受到了汤姆·基利格鲁以及家中妻子来信的影响，开始变得坐立不安，他恳求父亲允许他们继续前往意大利，以便尽快回家。那罗伯特·波义耳呢？就在1640年那个炎热的夏天，罗伯特·波义耳遭遇了一场“他始终认为是一生中最重大的意外”。他在《菲拉雷图斯》一书中写道：“要正确理解这件事，就必须明白：虽然他的天性一向善良，生活也毫无丑闻且行为端正，但由于他已沉溺于现有的虔诚之中，不再追求更高的境界，因此那位长久以来沉睡在他良知深处的基督——就像他曾在那艘船上那样——如今必须再次被风暴唤醒。”在一个漫长而炎热的夏日夜晚，他突然醒来，发现自己正处于阿尔卑斯山间那些极其可怕、难以形容的雷暴之中。他觉得“大地仿佛都要被狂风所吞噬”，每一次雷声响起之前和之后都会出现频繁而耀眼的闪电，他甚至开始以为那些闪电就是“即将毁灭世界的火焰的爆发”。狂风几乎盖过了雷声的响动，暴雨则几乎让闪电的光芒消失不见。审判之日似乎近在眼前；想到自己“毫无准备迎接它，还在如此不合适的状态下被它突然袭击”，这个少年便下定决心：如果那晚的恐惧没有成真，那么他今后的生活必将更加虔诚、更加谨慎地度过。清晨来临，天空重新变得晴朗无云，他再次郑重地重申了自己的决心，从那天起，他便将这一天视为自己皈依的起点；既然已经脱离了危险，他便再次履行了在危机时刻许下的誓言。

此后，罗宾想起那个誓言其实是出于恐惧而许下的，便脸红了。但他安慰自己说：“当天地重归平静之时，他才是真正决心献身于虔诚的，其动机不亚于对自身卓越性的追求。”那段恐怖的时光，其实也是他觉醒的时刻。这个颤抖中的孩子，虽然还只是自然之学的初学者，但在风雷交加之中，已开始隐约意识到那些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颤的元素奥秘的存在。那么，难道这些剧烈的自然现象就没有发出命令，要人们永远赞美并颂扬祂吗？那些最深邃、最可怕的元素奥秘，不也正是“普世祝福”的一部分吗？

第七章 惨败

“不过，就像夏天里我们把马牵进马厩并给它们喂燕麦一样，那其实意味着我们打算带它们去旅行。我们的菲拉雷图斯在获得新的力量之后，也立刻有了需要承受的新负担。”——罗伯特·波义耳的《菲拉雷图斯》。

1641年春天，也就是那场雷雨事件发生几个月后，马科姆布斯买了几匹马，他们便开始在周边地区进行为期三周的旅行。伯爵尚未同意他们前往意大利的行程，而弗朗西斯和罗伯特已经学习了16个月，开始渴望放假。他们骑马或步行，游览了尚贝里、艾克斯和格勒诺布尔，随后进入了“那些荒凉的山区，那里坐落着加尔都西会最古老的修道院”。罗宾因那场雷雨而“皈依”的事，显然没有告诉弗兰克和马科姆布斯：他们根本不知道那个男孩心中正在涌动着怎样的念头。

罗伯特·波义耳在《菲拉雷图斯》中写道，是魔鬼利用了那个地方的阴郁氛围，以及布鲁诺修道院里的各种图画和故事，用“种种可怕的念头以及对基督教基本教义的质疑”来诱惑他；虽然他的外表看不出内心的想法，但只有禁止自我决断的规矩才阻止了他付诸行动。

更有可能的是，他只是因为长期研读加尔文的教义而产生了强烈的思乡之情；但对这个敏感的男孩来说，那确实是一次真实的诱惑。回到日内瓦后，他给父亲写信，只将那次旅行描述为“一次既有乐趣也有痛苦的经历”。那是一封令人难过的小信：“大人似乎，”罗宾写道，“在生我弟弟和我的气。”

他们并不经常写信，而且写的信也往往只有开头和结尾，内容并不丰富。而马科姆布斯则给伯爵写了许多热情洋溢的信件，他始终不忘赞美伯爵。

罗宾尤其始终如一，是个“能做所有好事的人”；而两个男孩的性情也“和世界上任何孩子一样善良可爱”。回到日内瓦后，他们收到了伯爵的来信，允许他们前往意大利旅行。1641年夏天，这两个男孩一直在唱歌、跳舞、学习意大利语，举止端正。弗朗西斯先生的身高已经超过了邓加万勋爵，至于罗伯特先生，则属于高个儿，与他的年龄相比相当高大。他们起得早，喜欢骑马外出，回家时总是“肚子很饱”。由于马科姆布斯向伯爵保证，这些孩子会定期去教堂做礼拜，私下里也会“非常虔诚地敬拜上帝”，因此可以推测，罗伯特·波义耳在《菲拉雷图斯》中提到的那些“令人苦恼的混乱时期”——马科姆布斯和弗兰克对此一无所知——已经接近尾声。终于有一天，罗宾不再以“年纪太小”为借口而不接受圣礼了。他说，上帝某天让他领受圣礼，是为了让他重新获得“上帝的眷顾”。尽管科克伯爵已经给予了许可，但他仍对这次意大利之行是否明智心存疑虑。他在伦敦给日内瓦的马科姆布斯写道：“最近有个天主教神父被处以绞刑、凌迟处死；还有很多人被关进监狱，我觉得他们也会遭遇同样的下场，因为他们没有在旧法规规定的期限内离开这个国家。”伯爵在伦敦的朋友们出于“担心报复”的考虑，劝他不要去意大利，并描绘了比死亡还要可怕的宗教审判场景。但这位老人一心想满足孩子们的愿望，真心希望他们能学习意大利语，能亲眼看到“所有那些优秀的大学、国家、城市、教堂以及其他值得关注的事物”——而这些只有意大利才能让他们见到。于是他们终究还是出发了，不过马科姆布斯必须好好照顾他们，记住伯爵是将“我的宝贝们”托付给了他，让他们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生活。为了准备这次意大利之行，马科姆布斯夫人为他们准备了各种新亚麻布制品，而马科姆布斯则为他们购买了三套衣服。

每人一份，等他们到达佛罗伦萨后还会得到更多——“如果上帝愿意，我确实打算在那里为他们准备一辆马车。”马科姆布斯希望伯爵能为他们取得国王写给“所有国王、王子、官员”等的信件，信中必须明确写出马科姆布斯的姓名。他还说，他们应该获得国王的特别许可，以便能够在罗马旅行，“这样以后您的老爷或您的儿子们就不会受到盘问了”。日内瓦的家人对汤姆·基利格鲁极为不满，因为他回家后谎报说马科姆布斯不给孩子们足够的衣服和零用钱。

1641年7月，罗宾再次给父亲写信。伯爵似乎仍然在生“我和我哥哥的气”：“我最尊贵的老爷和父亲，我极其渴望前往意大利，但我向您保证，我其实更希望收到您的来信；这三个月来，我们无法与您通信，对我来说简直如同漫长的岁月一般，但愿这种中断只是因为您有私事或公事要处理。”

马科姆布斯也给科克伯爵写了信。他说自己不敢如此大胆地请求了解“您所在岛屿的情况”。在日内瓦，他们已经听说了斯特拉福德之死，也就是“爱尔兰上一任总督的悲剧”，但他们不知道谁会接替他的职位，也不知道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去向，以及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军队状况如何。多亏了上帝的恩典，日内瓦正享受着深深的和平：“风暴已经转向了别的方向。”

1641年9月，那些男孩们以及他们的导师，都备好了马匹，与夫人和其他孩子们告别，开始了他们期待已久的意大利之旅。他们再次穿越了那些“可怕的山脉”；他们看到了莱茵河的源头——不过那只是一条小溪而已，随后他们来到了瓦尔托利纳山谷，那是个人间天堂，到处都是“刻瑞斯和巴克斯所能赐予的一切美好事物”。

罗伯特·波义耳始终记得自己曾经站在皮乌尔小镇的遗址上。这座曾经以美食而闻名的小镇，在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突然被淹没，埋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后来所有的挖掘尝试都未能找到它的踪迹”。而如今，阿尔卑斯山间依然……

周围是更高的山脉，那里有水晶矿藏，那些地方“终年都像苦修者一样披着白色外衣”。男孩生平第一次置身于云层之上。他永远忘不了，当他们下到莫尔贝尼奥山时，他俯瞰着山下被云层遮蔽的山体，而他和同伴们则处于“清澈宁静”的高空之中。从格劳宾登州出发后，他们进入了威尼斯领地，接着又来到广阔而美丽的伦巴第平原，经过贝加莫、布雷西亚、维罗纳、文琴察和帕多瓦，最终抵达威尼斯、博洛尼亚、费拉拉和佛罗伦萨。他们还非常年轻，他们的“旅行”在观光与冒险方面自然无法与一年或两年后约翰·伊夫林沿着几乎相同的路线但反向进行的旅行相提并论。在佛罗伦萨，他们卖掉了马匹，准备在那里度过1641-1642年的冬天；他们在那里继续学习，主要是意大利语以及“现代历史”；罗宾则阅读了《古代哲学家传》，他对斯多葛学派极为着迷，甚至坚持“毫不在意地忍受长时间的牙痛”。在所有的旅途中，他总是带着自己喜爱的书籍。弗兰克嘲笑弟弟走路时也爱读书的习惯——“无论是在路上、下坡时，还是在崎岖的路上，他都会一直读书；到了晚上回到旅馆后，他仍会继续学习直到晚餐时间，还经常向导师提出遇到的难题。”他们在佛罗伦萨过冬期间，伽利略在距离那里一英里左右的地方去世了。他们从未见过他，但却读到了很多关于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的奇闻轶事。罗伯特从意大利带走了关于罗马教会对待科学发现的种种态度的深刻记忆。伽利略的那些理论被罗马的法令“驳斥”了，或许是因为那些理论根本无法被否定；教皇不愿让“他建立王国的这片大地的稳定性”受到质疑。正是在佛罗伦萨，罗伯特·波义耳听到了这样的故事：有些修士指责伽利略瞎了眼，称那是“上天的公正惩罚”，而那位失明的天文学家则给出了令人难忘的回答：“他在看到凡人从未见过的天象之前，至少还有幸没有变成瞎子。”在佛罗伦萨，马尔科姆布斯和他的学生们与一些“犹太拉比”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罗宾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基督教出现之前，人们有着各种观点与信仰。弗兰克或许更感兴趣的是狂欢节、公爵举办的比武比赛以及那些两位兄弟都被邀请参加的绅士舞会。而马科姆布斯则负责看管伯爵的“珠宝”，不过他们仍可以亲眼目睹17世纪意大利的一切——无论是种种恶行还是辉煌景象。罗伯特当时称其为“无耻的淫秽行为”。他常说，自己从未见过有谁像他那样公开批判自己所见到的一切。[93]

1642年3月，他们来到了罗马。在那里，罗伯特认为伪装成法国人是最安全的做法。当时，英国新教徒尤其不受欢迎，因此罗宾与其兄弗兰克相比，更不愿意“按照罗马人的方式行事”。实际上，罗马让这位年轻的清教徒大失所望。尽管他学习了大量的拉丁历史与文学知识，但罗马并非由胜利的军团统治，而是被他称为“世俗迷信”的东西所掌控，这让他很失望。他看到本应由古代凯撒们占据的位置上却是现代的教皇，还有“像罗马雄鹰一样高飞的‘理发师蜂’”。这无疑是一次令人沮丧的经历；不过他们还是参观了许多风景优美的地方，还看到了在礼拜堂里的教皇及红衣主教们。罗宾还注意到，礼拜结束后，有个年轻的牧师会跪下来，用手帕擦去被教皇的脚踩过的尘土。罗伯特·波义耳则没有去捡那些尘土，但他获得了这位教皇所写的拉丁文和托斯卡纳语诗歌，并加以阅读。罗宾认为乌尔班八世不仅是个诗人，还有其他诸多才能。

为躲避罗马的炎热，他们经由佩鲁贾和皮斯托亚返回佛罗伦萨，然后沿阿诺河前往比萨和利沃诺。从利沃诺出发后，他们乘着小船沿岸航行，每晚都将船停靠在岸边，然后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个小镇上过夜，最终抵达热那亚。之后，他们继续缓慢前行，经过摩纳哥、芒通、尼斯和安提布，于1642年5月到达马赛。

在马赛，他们期望能收到科克伯爵的来信，以及用于继续前往巴黎的汇票。迄今为止，虽然偶尔会有运输上的困难，但他们的季度津贴始终按时送达。在日内瓦时，伯爵每年给他们500英镑；而在意大利期间，则是每年1000英镑。这些钱一直都按时送到他们手中。

多亏了裁缝珀金斯先生、菲利普·伯拉马奇先生、一位在英格兰与日内瓦之间往返的“外来商人”卡斯特尔先生，以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日内瓦银行家迪奥达托·迪奥达蒂先生的共同努力，他们才得以脱困。在意大利期间，他们曾收到过一两次来自家乡的信件，从中隐约得知那里正在发生一些不妙的事情。弗兰克和贝蒂也互相写信：贝蒂恳求弗兰克回到她身边，甚至威胁要去找他；而马科姆布斯一听到有人可能在严密监视可怜的弗兰克，就吓得魂不附体。最近他一直故意不给弗兰克足够的钱，生怕他会做出“我不知道他会做什么”的事。在马赛时，当他们闲着等待汇票，看着法国国王的战舰载着大约两千名奴隶划船出海时，弗朗西斯、罗宾以及马科姆布斯也都猛然醒悟过来——“你们那个岛上的局势”正日益恶化。1642年5月时，温特沃斯的悲惨结局早已成为陈年旧事，因为事态发展实在太过迅速。1640年1月，他终于获得了伯爵头衔，成为了斯特拉福德伯爵以及爱尔兰总督；他还为查理国王提供了贷款，用于支付第二次“主教战争”的费用。斯特拉福德进入了国王的内阁，而科克伯爵则被任命为枢密顾问。1640年4月13日，“短期议会”召开，但在5月5日便解散了——“那是令人悲伤的星期二，议会甚至在通过任何法令之前就解散了。”[94]7月时，这位伯爵及其家人回到了斯塔尔布里奇；此时轮到布罗吉尔去为苏格兰招募一百名骑兵，基纳尔米基、巴里摩尔以及乔治·戈林也都加入了第二次“主教战争”，前往北方。但到了11月，战争已经结束，新的议会（即“长期议会”）召开了。11月11日，斯特拉福德遭到弹劾，被迫跪着出现在议会大厅里（科克伯爵在日记中写道：“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身上盖着东西”）；11月25日，斯特拉福德就被关进了伦敦塔。在整个1640年的伦敦冬季，乃至1641年的春天，斯特拉福德及其审判的话题一直萦绕在所有人心头，不仅是在伦敦，还有整个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在那些决定命运的几个月里，日记中有一些关于这位伯爵的老敌人的生动描述。不过，并没有关于议会内的场景或威斯敏斯特法庭上审判过程的描述。

大厅里，上议院与下议院的议员们齐聚一堂；肉块和酒瓶在人们之间传递；王室成员则待在他们那装饰精美的房间里；国王则独自一人，“焦急地记录着一切”；女士们也出于同情，拿着纸、笔和墨水，“讨论着法律与国家的大事”[95]。但这些景象都未被记入日记中。伯爵的目光始终盯着斯特拉福德，只关注着他：斯特拉福德跪在法庭上，身边有六位律师陪伴；他带着自己精心准备的辩护材料——“18张写满字的羊皮纸”——来到上议院；他还试图通过各种“指控”来“诋毁”科克伯爵的形象以为自己辩护[96]。那真是段艰难的时光。然而，人生本就如此：当斯特拉福德被关在塔中，而下议院的委员会正在准备对他的起诉书时，整个伦敦都在谈论布罗吉尔勋爵与已故萨福克伯爵的女儿玛格丽特·霍华德女士在“考文特花园皇后街的道比涅宅邸”里举行的盛大婚礼[97]。

“在查令十字路口附近，也就是我们卖干草的地方，有一栋带楼梯的房子……”

科克伯爵并没有描述布罗吉尔的婚礼，但约翰·萨克林爵士在他的《婚礼谣》中留下了生动的描述，据说这首诗当时在伦敦的街头流传甚广[98]。新郎是个“极其英俊的人”，走在所有人前面——伦敦人可没忘记他与托马斯·霍华德先生之间的决斗。

“但你猜怎么着？那个年轻人打算结束所有的求爱举动。”

而新娘则是个美丽动人的人：她脸颊上的红晕就像凯瑟琳梨——“靠近太阳的那面”；她的下唇泛红，仿佛“刚被蜜蜂叮过”。

“她的手指太小了，他们给她的戒指根本戴不上去。”

……她裙摆下的双脚，宛如小老鼠一般，时隐时现，似乎害怕光亮。”这就是让布罗吉尔忘记哈里森夫人以及那场无人受伤的决斗的新娘。她就是美丽的“佩格女士”——一个“容貌出众、花钱节俭、穿着朴素；举止端庄得体、善于操持家务、深爱丈夫”的女人[99]。事实上，在布罗吉尔的余生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仅拥有一个勇敢的伴侣，还有一个聪慧的伴侣。罗伯特·波义耳甚至称她为“家族的重要支柱、荣耀与慰藉”[100]。

经过漫长的辩论和多次听证之后，斯特拉福德最终被判处死刑——在所有贵族中只有11人表示反对。5月12日，国王曾承诺不会伤害斯特拉福德的性命，但他还是在塔山被处决了。科克伯爵在日记中只简短地写道：“他罪有应得。”

那么，伯爵的小女儿——那个“任性的玛丽”又在做什么呢？她和弗兰克的妻子贝蒂一起在斯塔尔布里奇与伯爵及其常客们度过了夏天，现在则回到了城里，住在朗艾克地区的邓加文夫人的家中。贝蒂患上了麻疹，玛丽也很快跟着感染了；于是两人都被送到了霍尔本的另一所房子里。查尔斯·里奇对玛丽的关心如此之重，以至于引起了家人的怀疑；贝蒂的母亲因为非常惧怕科克伯爵，威胁要把一切都说出来，于是就在当晚激动之下真的把事情说了出去[101]。

与此同时，贝蒂设法给了这对恋人最后一次机会。查尔斯·里奇跪在正在康复中的玛丽面前，保持这个姿势长达两小时，而贝蒂则守在门口。他表达爱意的方式极为动人，最终玛丽答应了。第二天，身为已婚男子的布罗吉尔便带着妹妹耻辱地搬到了汉普顿宫附近的一间很小的房子里，那房子属于贝蒂的姐姐凯瑟琳·基利格鲁夫人。玛丽在那里度过了数周的流亡生活，查尔斯·里奇则每天骑马去探望她。她的父亲，即科克伯爵……

沃里克伯爵与戈林勋爵出面为这位老专制君主说情，最终他们的共同努力取得了成功。伯爵接受了查尔斯·里奇先生，并对他表现得相当友善；玛丽的嫁妆则定为7000英镑。现在轮到玛丽跪在父亲面前请求他的宽恕了。老人责备了她几句，流下几滴眼泪，然后允许她随时嫁给查尔斯·里奇。

人们或许会认为这样就够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16岁的玛丽一直都非常反对公开结婚，她更愿意选择私奔。查尔斯·里奇也完全同意，于是这对年轻人于1641年7月21日在汉普顿宫附近的谢珀顿小教区教堂里秘密结了婚。几天后，玛丽的姐姐凯瑟琳·琼斯夫人心地善良且通情达理，她不会因为这样的爱情结合而生气，尤其是在婚礼结束后，她便用自己的马车送这对新人前往埃塞克斯郡的沃里克伯爵府，将他们交给那个家族来照顾。[102]

1641年秋天，科克家族中的一些人——巴里摩尔一家以及基纳尔米基一家（不包括他的妻子）——似乎已经回到了爱尔兰；而科克伯爵也在为自己返回利斯莫尔做准备。他正在购买六匹黑马以及马具，用来配备他的新旅行马车、一张铺有康乃馨色天鹅绒的轿子，还有两匹用于拉车的黑马。无论如何，八月都是适合举办宴会的月份，而1641年的夏天尤其炎热，伦敦还爆发了瘟疫和天花。不过8月时，这位老伯爵还是在切普赛德的“Nag’s Head”酒馆里款待了议会两院中负责爱尔兰事务的所有贵族、骑士和绅士们；几天后，克罗恩表弟又在同一处酒馆为他的远亲科克伯爵举办了宴会。

在那些最后的几个月里，科克伯爵还在忙于处理自己的事务：他为布罗吉尔和他的妻子购买了萨默塞特郡的马斯顿比戈特庄园，还买下了德文郡面积较小的安纳里庄园，并将斯塔尔布里奇庄园留给了他的幼子罗伯特。他还需偿还各种债务、保证金以及继承款项，同时还将各种箱子、小柜子打包、锁好并贴上标签，交由一些可靠的朋友保管。其中有一些装着文件的箱子是留给弗兰克的，将由贝蒂的继父托马斯·斯塔福德爵士代为保管；另外还有至少两个被严密封好的箱子，是留给罗伯特的。

其中一份由伯爵的朋友、埃斯克里克的爱德华·霍华德勋爵保管，另一份则由伯爵的表弟、新客栈的律师彼得·内勒保管，那份文件里还有副本。伯爵去世后，斯塔尔布里奇将归罗伯特所有，此外他已拥有爱尔兰的那些土地，以及在费尔莫伊为他专门建造的房屋。这位老人还一心希望为罗宾安排一门美满的婚姻——对象就是埃斯克里克的爱德华·霍华德勋爵的年轻女儿安·霍华德女士，她也是“佩格夫人”的表妹。伯爵在英格兰的最后几次出行中，有一次是与儿子邓加文一起前往哈特菲尔德，向索尔兹伯里家族告别；在那里，他还见到了“我亲爱的罗宾的新娘”，并送了她一枚镶有钻石的小金戒指。最后一次出行则是前往埃塞克斯郡的利兹——他是乘坐查尔斯·里奇的马车前往那里的，目的是向心爱的“早逝的玛丽”道别。伯爵在英格兰留下的最后礼物，似乎是一罐沃尔特·雷利爵士的烟草，这是这位老人送给另一位老人的珍贵礼物。[103]从伦敦到斯塔尔布里奇期间，伯爵与英国的朋友们及亲戚们多次告别，而从斯塔尔布里奇出发时，他们则乘坐马斯顿·比戈特准备的马车前往海岸，途中他还在那儿设立了“宫廷”。凯纳尔米基夫人被说服随丈夫一同前往爱尔兰，布罗吉尔和他的妻子也和他们一起出发了。邓加文一家显然也会在不久之后跟上去。10月17日，他们抵达了尤格尔，一两天后，伯爵及其家人又回到了利斯莫尔府。那些为伯爵撰写传记的人详细描述了在莱昂斯城堡为庆祝他归来而举办的盛大宴会。他们写道，当巴里摩尔勋爵正在款待宾客时，年迈的伯爵却被叫出宴会厅，去见一名信使。那名信使用急促而惊恐的话语告诉他，芒斯特地区爆发了血腥的叛乱。一两周后，巴里摩尔勋爵——这位爱尔兰贵族中唯一始终忠于新教事业的人——开始采购武器以保卫莱昂斯城堡。利斯莫尔府也在不断得到加强，那里储备着各种武器、火药、火枪、加斯科因葡萄酒以及圣水。人们大量购买火药和火柴，资金也被大量支出——伯爵正在为所有人和一切事物提供支持——但资金却越来越紧张。12月，

凯纳尔米基夫人离开爱尔兰前往海牙，而凯纳尔米基则率领一队骑兵和500名步兵——全是英格兰新教徒——负责防守班登布里奇。1642年1月，布罗吉尔则带着一队骑兵以及200名神枪手来保卫利斯莫尔。他是个值得信赖的儿子：“大人，”他写信给父亲说，“不必为利斯莫尔担心，因为如果它失守了，那也是那个请求大人恩赐、自称是大人最谦卑、最感激、最忠诚的儿子与仆人——布罗吉尔——的性命所换的。”老伯爵本人则负责守住尤格尔，掌控那个港口，并“保护那座城市”；他绝不能离开那里。旧学院屋顶上的铅板被拆下来，用来制作武器部件。长矛、火枪、戟以及各种武器都被从德文郡、多塞特郡以及其他地方收集起来，这些武器将在保卫班登布里奇和利斯莫尔的战斗中发挥重要作用。邓加万则率领1200名步兵，与总统大人一同作战。[104]那些新教女士们已经或即将离开，前往英格兰或海牙；但邓加万的妻子和布罗吉尔的妻子则尽可能地留在当地。[105]就在伯爵被派去防守尤格尔之前，他从利斯莫尔出发，通过伦敦的裁缝珀金斯将汇票寄给马科姆布斯：那是从1642年3月1日到6月1日的三个月里，每月250英镑的津贴。3月9日，他又从尤格尔寄出了一封信——那是父亲写给子女的最感人且最悲伤的信件之一——用来欢迎马科姆布斯和孩子们抵达马赛。[106]那是一封很长的信。伯爵从佛罗伦萨收到了他们的消息，得知他们身体健康、表现优异，他很高兴；但一想到他们今后的生活状况，他就感到十分忧虑——“现在就是行动的时刻，”他写信给马科姆布斯说，“你们应该为自己赢得荣誉，让我和他们成为永远忠实的伙伴。出于无奈，我必须让你们知道，由于上帝的安排，我现在正处于多么危险且艰难的境地。”接下来是关于叛乱爆发及发展过程的描述，以及邓加万、凯纳尔米基和布罗吉尔的行动，还有伯爵的种种作为。

他在尤格尔所占据的立场。那简直就是“20万武装人员起来反抗为数不多的英国新教徒”的局面。他告诉马科姆布斯，1月份时他费了很大劲——通过出售银器——才凑齐250英镑作为他们每季度的生活费，然后让珀金斯先生把这笔钱交给卡斯特尔先生。到目前为止，他一直按时给他们送钱——“但我再也无法继续这样做了”。等他们收到这250英镑后，必须谨慎使用它，以便让两个男孩能够回家。他们必须在都柏林、科克或尤格尔登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只能去荷兰，为奥兰治亲王效力。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设法养活自己：“我怀着内心的痛苦写下这番实话：我再也无法为他们提供资助了……但既然我在年老时还不得不这么做，那么他们在年轻时也必须自己想办法……”“但如果他们侍奉上帝，并在人生道路上谨慎行事，上帝就会像过去对我一样保佑他们，因为我当初也是靠自己的努力才积累起财富的，没有依靠父母和朋友的任何帮助……”他知道马科姆布斯心肠太好，不会抛弃这两个对他来说极为重要的儿子，直到确保他们能安全地被送到爱尔兰，或者“顺利加入荷兰的战争”——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以及马科姆布斯的建议。这就是马科姆布斯和两个男孩在马赛收到的信。当时是五月，而信的日期却是3月9日，也就是说，这封信已经有两个月的历史了。他们一定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实现伯爵的愿望。没有钱的话，他们要如何回家呢？也没有任何汇票寄到他们手中：伦敦的裁缝珀金斯欺骗了他们。显然，他们之间达成了这样的安排：哥哥弗兰克，19岁时应该能在父亲身边发挥作用，他将在马科姆布斯的帮助下尽快赶往爱尔兰的尤格尔。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刻，信中并未提及贝蒂。马科姆布斯显然能够从他们手头剩下的钱里凑出足够的钱来送其中一个男孩回家——那个人选就是弗兰克。那罗宾呢？15岁的罗宾仍然是个孩子。马科姆布斯在给伯爵的信中，是否有时夸大了罗宾的身高和力量呢？后续的发展将会揭晓答案。可怜的卡鲁，在伊顿公学读书时……

马科姆布斯自己形容罗宾是个习惯久坐、体格稍胖的男孩。说实话，罗伯特·波义耳身上几乎没有什么军人的特质。他是个学生、思想家、梦想家；15岁时他就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加入军队。而且由于没有钱，他也根本无法获得所需的装备。

显然，马科姆布斯、弗兰克和罗宾三人一起走到了里昂，很可能就在那里分道扬镳：弗兰克骑上马，朝着爱尔兰方向离去，而罗宾与马科姆布斯则满怀忧郁地返回日内瓦。在日内瓦，罗宾需要等待进一步的命令——同时努力学习如何“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一切都记载在他从里昂写给尤加尔伯爵的那封悲伤的小信中，那封信很可能是由弗兰克带往爱尔兰的。

“我最尊敬的领主与父亲，遵照您的命令与指示，我们认真思考了目前的状况。出于种种原因，我们认为不宜让我兄弟亲口告诉您我应该前往荷兰；因为除了已经因八百多英里的漫长旅程而疲惫不堪之外，我目前还太虚弱，无法在陌生的国度进行如此漫长的旅行。到了那里后，我谁也不认识，而且由于年纪尚轻，几乎没有希望被接纳进军队……”他解释说钱还没有到账，但马科姆布斯先生提出愿意让他留在日内瓦，直到收到伯爵的进一步消息，“或者直到上帝改变局势”。罗宾感激地接受了这个提议。他希望尽自己微薄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宗教、国王以及祖国……

“……如果您在爱尔兰需要我，恳请您告知我，相信我从未被教导要在困境中抛弃父母，无论在那里还是其他任何地方，我都会努力成为一个听话的儿子……”

他说弗兰克已经准备好骑马“前往爱尔兰，尽其所能为您效劳”，并会把他们的消息带过去。罗伯特在信的结尾写道：

“我以最谦卑的态度向您告别，将您、他以及我们所有人交托给全能上帝的庇护，恳请您……”

“我相信，无论上帝要降下怎样的苦难或灾祸于我，我绝不会做出任何有损于自己身份的行为。我可是您最忠诚、最顺从的儿子——罗伯特·波义耳啊，我的主人。”[107]
格罗斯阿特博士在整理利斯莫尔的文件时发现，那封原始信件已严重损坏，因为封印被拆开时，有一大块内容被撕掉了。显然，伯爵是出于急于想知道“我的罗宾”会做什么的焦虑而匆忙拆开了信件。无论弗兰克是否真的把信交到了他父亲手中，他肯定很快又回到了爱尔兰，而且处境十分紧急。8月1日，罗宾收到了弗兰克的来信，信中充满了对基纳尔米基在家中的表现的赞赏之情。
因为基纳尔米基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今天下午我就离开‘沉睡之地’了，”基纳尔米基在给尤加尔的父亲的信中写道。那个曾经表现出“一个放荡不羁的年轻人可能有的所有缺点、而这些缺点若不及时改正就会毁了他，也会让我心碎”的儿子，现在正在努力弥补自己的过错。基纳尔米基的妻子（科克伯爵总是称她为“我亲爱的儿媳”）无法与丈夫共同生活；就连他的弟弟们也早就知道基纳尔米基的真实面目。而现在，弗兰克写信告诉远在日内瓦的罗宾，基纳尔米基表现得像英雄一样。而身处异乡的罗宾也在8月1日写了一封充满敬佩之情的短信给这位曾经给他们树立了许多坏榜样的哥哥，但他依然在他们心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这封信的页边，罗宾还加了一小段稚气未脱的附言——只是说他无法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感受，最后写道：“再见了，最亲爱的刘易斯，亲爱的兄弟。祝你有美好的一年，美好的白天，美好的夜晚。再见了，愿上帝保佑你。”
基纳尔米基有没有收到过这封信呢？这封信的日期是8月1日，发自日内瓦，上面还有科克伯爵的批注：“这是我儿子罗伯特寄给他兄弟基纳尔的。收到日期：10月13日。”这封信是被连同基纳尔米基的文件一起寄给伯爵的吗？还是说为时已晚？因为利斯卡罗尔战役发生在9月3日。伯爵忠诚的儿媳巴里摩尔勋爵，以及除罗伯特之外的所有伯爵的儿子们都参加了那场战斗。[108]
在利斯卡罗尔战役中，基纳尔米基阵亡了——他在马背上被枪弹击中头部而死。正是弗兰克——那个刚从日内瓦和意大利学完击剑、舞蹈和跳跃技巧的“善良的弗兰克”——以无畏的勇气救出了他兄弟的尸体和马匹，同时还将军队和步兵团结在一起。

那位老人当时不知道该为这两个儿子中的哪一个而感到自豪。在经历了种种事情之后，当“基纳尔”被安葬在利斯莫尔教堂时，伯爵终于可以心满意足地在他的日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有六名叛乱的士兵的遗体被送到了他的遗孀手中。”[109]此后，罗宾还收到过父亲的来信一两次。伯爵满怀希望，期望能在自己回来后为儿子安排一份“职位”。他还把自己的“最优秀的母马”送到了利斯莫尔，命令人们要好好照料它，等待罗宾再次回家时使用。当布罗吉尔夫人“佩格女士”最终不得不返回英格兰时，老伯爵委托她为自己买一枚“镶满钻石的戒指”，并转交给她那美丽的年轻表妹安·霍华德小姐——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他依然将她视为“我罗宾的年轻妻子”。这位老战士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所展现出的态度，颇具莎士比亚式的风格。他被困在尤格尔，为国王“守护”着这座城市；他的儿子们正在战场上作战，女儿和孙辈们则分散各地；基纳尔米基和巴里摩尔已经去世，可怜的莱蒂斯也在临终之际；他的土地被掠夺，财产也消失了。但他依然是科克伯爵，一个伟大家族的领袖，一位经验丰富、行动力强的老人。在危急时刻，年轻的政客们和亲戚们都向他寻求帮助，而他也确实没有让他们失望。没有什么比他在1642年11月，也就是去世前十个月，在尤格尔亲自制定的那份遗嘱更能体现他的决心与人性了。[111]死亡的时刻无人确切知晓，但大概是在1643年9月中旬，也就是西金斯敦停战协议签署之时，他因年老体弱以及缺乏休息而去世。他被安葬在尤格尔的那座宏伟的坟墓中。他一生都坚信三样东西：上帝的旨意、自己坚定的信念，以及正义的事业。即便在国家和爱尔兰面临最黑暗的时刻，当阴云笼罩着他的故乡以及他寄居的土地时，他对这三样事物的信念依然毫不动摇。莎士比亚告诉我们，信仰与不确定总是并存着的——

“若是现在，那就不是将来；若是将来，那也会是现在；即便不是现在，也终会到来……”

第八章 再次回到英格兰

“尽管他那充满热情的青春时常迫切地渴望参与那些在那个年龄段看来很合适、似乎也有益处的娱乐活动，而将悔改之事推迟到老年再做，但他的请求总是遭到拒绝。菲拉雷图斯始终认为，信奉虔诚并非为了进入天堂，而是为了更好地侍奉上帝……”——罗伯特·波义耳所著的《菲拉雷图斯》。

1644年夏天，一个身材瘦削、皮肤被阳光晒黑、长相异于本地人的年轻人回到了伦敦。几乎五年前，他还是个小孩子时便离开了这里。那时他还未满十八岁，仍然是个“平民”。他的家人没人预料到他会回来；他身上几乎没有钱，对于接下来要做什么也毫无头绪。一切都变了！曾经由他和弗兰克亲吻过双手的国王与王后在哪里？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欢乐宫廷又何在？还有他的父亲！再也没有所谓的“科克大伯爵”了，也没有那个住在萨沃伊宫、生活极为奢华的“全伦敦最显赫的家族”了；白厅的皇家礼拜堂里也不再有贵族婚礼了。弗兰克的那双结婚鞋后来借给了可怜的基纳尔米基，现在它又变成了什么样子呢？当罗伯特·波义耳走向伦敦时，尘土飞扬的夏日道路上尽是军队的身影以及关于军队的议论声；而人们口中那些快速而复杂的词汇和短语——即当时的政治术语——对于长期生活在宁静环境中、只会说法语的这个男孩来说，肯定更难以理解。“暴风雨已经转向了别的方向。”

当他接近伦敦时，罗宾的思绪仍停留在马孔布家——那曾是他不久前的家——以及他留在那里的那群博学而友善的日内瓦朋友身上。因为马孔布确实履行了他的承诺。自1642年3月那位老伯爵给马孔布写信之后，罗伯特·波义耳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汇款。这个男孩因此背负了沉重的债务，不仅是金钱上的，还有情感上的。

他也这样对他的长官写道：“至于我，”他曾给弟弟Kynalmeaky写信谈及马科姆布斯的事（那封旧信有些地方已难以辨认），“他让我欠下了如此沉重的恩情……我实在无法摆脱这些沉重的负担……”[113] 在伯爵去世八九个月后，罗宾因厌倦了无所事事的流亡生活，决定离开周围的环境，设法回家。马科姆布斯利用自己在日内瓦的人脉，以合理的价格为他的学生“买来了一些价值不高的珠宝”，通过变卖这些珠宝，男孩便可以一路回到伦敦。现在他终于到了那里；那个瑞士小城的生活已经留在身后，那些记忆还历历在目：那是一座“防御严密的城市”，市中心有一座宏伟的哥特式大教堂，大教堂的四个炮塔上各有“一名守卫”驻守。当然，那座大教堂早已不复存在。正是在那里，著名的约翰·迪奥达蒂博士以及才华横溢的年轻教授莫里斯——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亚历山大·莫勒斯，“作为大学的诗人兼首席教授”，在加尔文和贝萨的统治之后仍继续发表演讲。[114] 迪奥达蒂博士每周四用意大利语向他的意大利新教徒会众布道，而每周日则按照“法国方式”，戴着帽子用法语布道。他住在湖岸南边的迪奥达蒂别墅，距离城市有两英里远；原来的主教宫殿现在则变成了监狱。大学建筑十分漂亮，有教室、礼堂以及出色的图书馆。神职人员与教授们穿着长袍，戴着帽子，在带有木制拱门的街道上来回走动。那里有大量的书商；人们还可以买到优质的枪械、日内瓦制造的钟表、锡器以及餐具。在尤利乌斯·凯撒以及异教罗马时代的遗迹之中，还有市政厅，上面有十字钥匙图案，以及城市的格言：“黑暗过后便是光明。”[115] 罗宾所知道的唯一的“马提乌斯广场”就是日内瓦郊外的田野，每个星期天做完晚祷后，年轻的城里人就可以在那里练习使用武器，他们努力地练习使用枪支、长弓和弩，以此赢得锡制的盘子作为奖品。罗伯特·波义耳则把他的弓箭带回了伦敦。他肯定也和其他人一起练习过，就像约翰·伊夫林两年前所做的那样。

后来，在那片宁静的战神广场上，他与其他人一起玩耍。他也知道土筑防御工事外的那些种满珍稀郁金香及其他美丽花卉的花园，想必也见过日内瓦严肃的一面——因为那片“战神广场”正是公开行刑的地方；而在当时，日内瓦并没有引渡条款，其他国家的重罪在日内瓦同样属于重罪，来自其他国家的逃犯会在那片广阔的场地上被处死；根据日内瓦的法律，通奸也会被处以死刑。[116]

但日内瓦及其战神广场已留在他身后。那么前方呢？罗伯特·波义耳肯定听说过国内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不时会收到关于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局势极度混乱”的消息。在日内瓦的最后两年里，他一定听到了各种关于议会与王室、教士派与长老会之间斗争的传闻。他在日内瓦的朋友们肯定也谈过《庄严联盟与公约》，以及正在威斯敏斯特召开的宗教会议；还有当时仍活着、仍在狱中、审判被一再推迟的劳德大主教的事。

不过，只有亲眼所见才能明白什么是内战。当罗宾回到英格兰时，发现整个国家正处于自相争斗的状态，全国分裂为两支对立的军队；丈夫与妻子站在不同阵营，父亲与儿子亦如此，兄弟之间更是反目成仇。国王的指挥部设在牛津，而鲁珀特亲王则率领保皇党军队驻扎在兰开夏郡。约克则由纽卡斯尔侯爵防守，以抵抗曼彻斯特、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领导的议会军联军。罗伯特·波义耳抵达英格兰时，几乎正是马斯顿摩尔战役前夕。

那该怎么办呢？此刻，这位伟大的伯爵的独子只能想到一件事。他并非军人，只是一个喜欢读书、擅长射箭的浪漫青年；但由于遗传因素——一种惯性力量——他终究还是加入了保皇党阵营。他的兄弟们都是军人；不过当他回家时，是否知道他们身在何处、正在做什么，这一点值得怀疑。这个分散在各处的家族中的各个成员在政治变革中的立场选择，对他来说无疑是个谜。

罗伯特·波义耳原本打算加入军队，他以为在那里除了自己的兄弟们之外，还能遇到“伟大的国王本人、许多杰出的神职人员，以及各种阶层中的许多优秀人物”。但他也知道，“那些他不得不与之交往的人大多行为放荡，而且既容易如此，也倾向于让别人也变成那样。”如果罗伯特·波义耳真的加入了国王的军队，那很难想象他会穿着盔甲的样子，更不可能把他想象成一个爱开玩笑的骑士。他厌恶粗俗的咒骂语；只喝水，不抽烟；喜欢阐述道德道理，也从不在故事中添加夸张的情节。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以怀疑论化学家的身份还是以基督教道德楷模的身份，他都不可能在一个军官聚会上待上十分钟。那么，无形学院和皇家学会又会怎样呢？幸运的是，对他、对后人来说，事情并没有按照那样的方向发展。当时，他的妹妹凯瑟琳在公公——拉内拉夫夫人去世后，于1644年夏天实际上住在伦敦，而罗宾是“偶然”发现她的；他后来将“自己日后能获得幸福”归功于这次偶然的相遇。后来，当罗伯特·波义耳为即将撰写的传记向伯内特主教讲述自己的一些生平事迹时，他并未提及那次“偶然”的经过。也许因为在王政复辟后不久，他仍有理由对姓名的使用保持谨慎；因为1644年夏天，拉内拉夫夫人显然属于议会党人阵营。从后来的事件来看，如果允许一位实验化学家进行一些推测的话，那么有几种可能性存在。马科姆布斯很可能已经把一些信件交给了罗宾，这些信件上的收件人是那些在罗宾抵达伦敦后能够为他提供实际帮助的人。他们是谁呢？裁缝珀金斯已被证明是个不可信赖的人，因此不可能成为人选。还有住在新客栈的律师表亲彼得·尼勒、住在“马头酒馆”的克鲁恩表亲，以及曾经担任过市长、与那位老伯爵有过很多业务往来的菲利普·伯拉马奇——约翰·迪奥达蒂博士的妻子就是伯拉马奇家族的人。不过，如果这真的是一次偶然的相遇的话，那也实在难以置信。

罗宾很可能从这些人当中获得了他妹妹的地址。那一定是通过某种偶然的机会遇见了她，或是从某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得到了关于她的消息。还有其他一些人，那个男孩很可能会为他们带去马科姆布斯或他在日内瓦的朋友们的信件。有伦敦的医生西奥多·迪奥达蒂，他是日内瓦的约翰医生的兄弟，与伦敦的许多人都很熟识；还有归化后的德国人塞缪尔·哈特利布，他是个商人兼慈善家，人脉广泛，大家都认识他。此外还有弥尔顿本人，他是日内瓦迪奥达蒂家族的朋友，同时也是西奥多·迪奥达蒂博士和哈特利布先生的朋友。西奥多·迪奥达蒂住在圣巴塞洛缪教堂所在的区域，距离弥尔顿在奥尔德斯盖特街的住所不远；而哈特利布则住在奥尔德斯盖特的公爵广场。他兴趣爱好众多，通信量也很大。实际上，他可以算是一家“综合新闻机构”的负责人。由于他与杜里以及欧洲所有新教教会联合这一宏伟计划的关联，再加上他与夸美纽斯的友谊，以及他对英国议会当时试图按照培根的理念改革英国大学和公立学校的努力的积极参与，他在日内瓦和伦敦都享有盛名。可以肯定的是，哈特利布是罗伯特·波义耳在伦敦最早的朋友之一；哈特利布与弥尔顿关系密切，弥尔顿最初也是把《教育论》寄给了哈特利布。很难相信罗伯特·波义耳会不知道弥尔顿的名字。因为1639年夏天，就在弗兰克和罗宾前往日内瓦之前，弥尔顿也曾去过那里。弥尔顿的好友查尔斯·迪奥达蒂是伦敦的西奥多博士的儿子，也是日内瓦的约翰博士的侄子；当弥尔顿从意大利旅行归来经过日内瓦时，约翰博士对他极为热情款待。弥尔顿曾是迪奥达蒂别墅的贵宾，据说他就是在那里听到查尔斯·迪奥达蒂去世的消息的。即便罗宾没有在埃顿学校时，在亨利·沃顿爵士的宴会上遇到弥尔顿，他也极有可能在日内瓦听到过关于查尔斯·迪奥达蒂、约翰·弥尔顿以及弥尔顿回国后为纪念死去的友人而创作的拉丁诗《达蒙的墓志铭》的一切消息。他很可能还知道布里奇沃特家族表演的戏剧《科穆斯》，以及《利西达斯》，还有弥尔顿与那位才华横溢的爱尔兰青年爱德华·金的友谊——爱德华·金在爱尔兰的亲戚们想必也是波义耳家族所熟知的。罗宾很可能在迪奥达蒂别墅读到过《达蒙的墓志铭》，也可能在意大利人的家中读到过它。

作为教师兼难民的塞尔多尼伯爵，或许曾翻阅过那本著名的亲笔签名集——弥尔顿曾在其中写下这样一句话（罗宾肯定会赞同的）：“倘若美德如此软弱，连天堂也会向她屈尊。”不过，弥尔顿的散文是否会让那个男孩喜欢，就不得而知了；那些关于教会政治、反对主教的宣传册，以及最近在伦敦成为讨论话题的离婚相关著作，恐怕都不会让他满意。弥尔顿与罗伯特·波义耳之间并无私人友谊的迹象。他们的道路虽屡有交集，但最终还是分道扬镳。波义耳厌恶宗教纷争，也不同情各种教派与狂热分子。然而，正是在这里，“意外”的可能性出现了。因为拉内拉夫人是一位极为进步的清教徒，她的利益早已与议会党及其改革事业紧密相连。那时她肯定已经通过个人接触或传闻了解弥尔顿，而且她不可能对他或他的作品有负面看法，否则就不会派自己的侄子——年轻的巴里摩尔勋爵——去成为弥尔顿的学生。巴里摩尔比罗伯特·波义耳小四岁，1645年9月，当弥尔顿从奥尔德斯盖特街搬进巴比肯的一所更大房子以便容纳更多学生时，巴里摩尔便是他的常驻学生之一。后来，拉内拉夫人又让自己的儿子迪克·琼斯去接受弥尔顿的教导。她对弥尔顿的友谊在许多动荡的岁月里依然持续着；用弥尔顿自己的话来说，在他失明且孤独的时候，她“代替了所有的亲朋好友”[118]；显然，她的帮助甚至没有因此而停止。也许正是通过迪奥达蒂、弥尔顿和哈特利布之间的联系，罗伯特·波义耳和他的妹妹拉内拉才得以相识？不过1644年的伦敦并没有那么大，克鲁恩表兄很可能仍住在切普赛德的“牛头酒馆”里，当时人们也常在切普赛德见面。1627年约翰·迪奥达蒂博士唯一一次访问伦敦时，不也在切普赛德遇到了他最想见的人——后来成为主教的贝德尔先生吗？无论那次“意外”究竟是什么，拉内拉夫人都热情地接纳了她的弟弟。1644年那个夏天她的住处仍然不确定，不过不久之后她似乎就住在了老购物中心的那栋房子里。

那地方将成为她一生的居所。[119]罗宾很可能就是在帕尔莫尔敲开了他姐姐的房门。拉内拉赫勋爵——他于1644年2月进入上议院任职——当时大概在爱尔兰，因为当时并没有记载他属于家族成员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对夫妇越来越分开生活。拉内拉赫勋爵耗尽了自己和妻子的钱财，便住在爱尔兰，而拉内拉赫夫人则留在伦敦。出于某种原因，她能每周获得政府发放的4英镑抚恤金，此外还得到自己家人的帮助。将近五个月的时间里，罗伯特·波义耳与他的姐姐以及她的孩子们，还有那位立场坚定的议会党人嫂子——一位下议院议员的妻子——住在一起。[121]而玛丽，也就是罗宾所称的“我的莫尔金夫人”，如今已是查尔斯·里奇的妻子，也是伟大的沃里克伯爵的儿媳，她要么住在霍尔本的沃里克宅邸，要么住在埃塞克斯的“美丽的李兹”。自从三年前那段浪漫的婚姻之后，玛丽就一直面临种种困境：她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小女孩，在“一岁零四个月大时”就夭折了，[122]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却在老伯爵去世的那个艰难时刻出生。查尔斯·里奇一直隐瞒着这个坏消息，直到他的年轻妻子能够重新振作起来。[123]在姐姐的家中，罗伯特·波义耳置身于议会党的核心圈中。他的姐姐还很年轻——只有三十岁——而且非常聪明，在当时属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再加上她那“友善的性格”，因此很受众人欢迎。在她的家里，罗宾结识了“当时正在发展壮大、不久后便取得胜利的政党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他们成了真正的朋友。[124]事实上，那时她的家就已经成了议会党的聚会场所。那时的伦敦真是充满趣味又动荡不安：两院都在正常运作，威斯敏斯特议会正在致力于制定新的礼拜仪式规范以及教会管理体制。9月，埃塞克斯在康沃尔被国王的军队击败；曼彻斯特和克伦威尔则从北方返回伦敦。在罗伯特·波义耳寄居在姐姐家的最后几周里，人们谈论的几乎都是曼彻斯特和克伦威尔的事，还有克伦威尔颁布的《宽容令》以及废除《祈祷书》的规定。10月，国王开始返回牛津，新伯里战役也随之爆发。此时，议会党人的注意力已经从教会管理问题转向了军队问题。

改革正在进行中；那年年末，人们开始谈论克伦威尔颁布的“自我牺牲法令”以及它将带来的巨大变革，还有军队的重组——那些讥讽者将其称为“新式军队”。与此同时，位于奥尔德盖特的哈特利布仍致力于他的社会与教育计划；而住在奥尔德斯盖特街的弥尔顿则在教导他的学生，同时撰写他的第二篇关于离婚问题的文章以及《论自由》。劳德则一直被关在伦敦塔里，他的审判迟迟无法结束。在经历了日内瓦的宁静生活之后，罗伯特·波义耳对此有何看法呢？无论他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可以肯定的是，罗伯特·波义尔绝无意放弃《公祷书》或任何他想保留的书籍——人们再也不谈论加入国王的军队了。终于，在那年年末，当伦敦西南部的道路状况允许通行时，这位年轻的乡绅在议会军的护送下前往多塞特郡，去接管属于自己的斯塔尔布里奇庄园。多亏了他姐姐与其议会党朋友们的帮助，罗宾得以“提前获得对自己在英格兰和爱尔兰的财产的保护”。即便有这样的保护，他面前依然存在着诸多困难。独自回到那座空荡荡的庄园，只有五年前的回忆相伴，想必让他感到十分悲伤。那些漂亮的烟囱装饰、雕刻精美的栏杆，以及色彩绚丽的家具——它们本应用来举办1639年的盛大聚会——如今却让他想起自己生命中已经永远逝去的那些时光。那里发生过多少事情啊！有玛丽追求者的出现，有玛丽强烈的反对态度，还有那个年轻人因受挫而离开并前往巴斯……玛丽依旧是个专横的小女人，她现在同样强烈反对查尔斯·里奇参战。可怜的莱蒂丝则一直忧心忡忡、不断抱怨，而乔治·戈林则因为腿部受伤而不得不一瘸一拐地上下楼梯。还有在斯塔尔布里奇客厅里发生的那次“私下谈话”，它决定了可怜的弗兰克的命运：在玛丽结婚后，贝蒂拒绝继续与那位老伯爵同住，选择了独自生活；现在她名义上属于斯塔福德家族，身处海牙，依旧是个活泼可爱的宫廷女子，完全就是个基利格鲁家族的人！还有那些地方——道奇先生曾在那里讲解拉丁语语法，罗宾也是在那里第一次认识了开朗又易怒的马科姆兄弟，他们用流利的法语谈论着他们即将游览的欧洲城市。

通过这些大门，弗兰克与罗宾在埃顿学院度过了多年时光后终于“回家”了——那些华丽的窗帘也随之被撤下。在那次难忘的伦敦之行中，他、弗兰克以及马科姆布斯也经过了这些大门；在萨沃伊酒店里，弗兰克打算向贝蒂表露心意。周围都是他曾梦想过的田野，还有那些让他引以为傲的果园。如今这一切都成了他的财产，但却荒废无人打理：“我那位于乡间的破旧小屋”——对于一个18岁的少年来说，独自回到这样一个地方实在令人沮丧。1645年新年伊始，就有消息传到斯塔尔布里奇：劳德在塔山被处决了。没人会高兴看到罗伯特·博伊尔再次回来，尤其是汤姆·默里——那位由老伯爵留下来掌管一切的人，事实证明他在任职期间和伦敦的裁缝珀金斯一样不可信赖。“汤姆·默里的欺诈行为”便是这位年轻乡绅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过，还有两件事刻不容缓：必须偿还马科姆布斯的钱。显然，出于这个目的，1645年8月，一旦罗伯特·博伊尔能拿到一些自己的钱，他就立刻从斯塔尔布里奇出发了。他在给兄弟布罗吉尔的信中解释说，是“事务的需要”，“根据议会给我的许可”，他不得不前往法国。[126]到了1645年8月，“新模范军”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战绩。春天时，克伦威尔与沃勒曾在英格兰西部作战；6月则发生了纳西比战役，国王的私人信件也被缴获并公之于众。7月，乔治·戈林在西部遭到重创，巴斯也在7月30日投降了。8月15日，当谢尔本城堡遭到攻打时，罗伯特·博伊尔还在斯塔尔布里奇吗？就在拉内拉夫人的孩子出生的那天，老伯爵和他的儿子们曾在那座城堡里猎杀野鹿并享用美食。很可能他不在那儿。按照议会给他的许可，他离开那里才是明智之举。无论如何，当9月10日“布里斯托尔被成功攻占”之时，他早已远离英格兰海岸了。[127]目前还不清楚罗伯特·博伊尔是否真的去了日内瓦，或者他是否真的再次见到了他的老导师；但不管怎样，他的访问时间都很短。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不久之后他就回到了伦敦。

那一年，他住在拉内拉夫人那里，因此能够处理那些尚未完成的事务——当然，如果这些事务在他八月份离开斯塔尔布里奇之前就已经处理完毕的话。记得，老伯爵把一些文件放在一个密封的盒子里，交给了新客栈的彼得·内勒先生。不过那些都是副本，原件则由埃斯克里克的霍华德勋爵保管着，他是“我的罗宾的年轻妻子”的父亲，也是布罗吉尔妻子的叔叔佩格夫人的叔叔。那些文件体现了老伯爵在安排家族婚姻方面的最后努力：为科克伯爵的最小儿子挑选一位合适的伴侣，从而进一步团结塞西尔、霍华德和博伊尔这三个家族；这些家族早已存在亲属关系，因为布罗吉尔的妻子是爱德华·霍华德勋爵的侄女，索尔兹伯里夫人则是他的妹妹，而邓加万夫人的母亲则是塞西尔家族的人。老伯爵为他的小儿子付出了最大努力。认为那些孩子从未见过面是一种误解。在1639年秋天，弗兰克和罗宾身处伦敦、即将结婚的那几周里，他们很可能会互相表达好感。萨沃伊宅邸与索尔兹伯里宅邸相距不远，两家人经常见面；而小安·霍华德——她的母亲已经去世——也经常和索尔兹伯里夫人在一起。在白厅举行的弗兰克婚礼上，这两位孩子甚至可能成为一对令人赏心悦目的组合，也许正因如此，老伯爵才会说“我的罗宾的年轻妻子”。但事情到此为止了：如果他们当时见过面，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五年时间过去后，他们都已经长大成人。1642年，老伯爵让佩格夫人将那枚“镶满钻石的戒指”送给她的表妹；但现在已经是1645年了，许多事情都发生了。爱尔兰的广阔领地因叛乱而遭破坏，多塞特郡也饱受内战之苦。罗宾从日内瓦回来时身无分文，容貌也变了样，他回到自己那座破败的乡间小屋，尽力整理那些混乱不堪的事务。18岁的罗伯特·博伊尔则完好无损地回来了。埃弗林记载说，1646年他和雷上尉以及诗人沃勒在返程途中经过日内瓦时，那里几乎没有漂亮的女子。“这座城市”埃弗林写道，“并不以美女著称，因为即便在离阿尔卑斯山这么远的地方，这里的女性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不过我们的雷上尉……却深深地爱上了某个人。”

罗伯特·波义耳并没有爱上萨拉丁先生的任何一个女儿；而且他对于婚姻的看法也很难被雷伊上尉所理解。二十出头的罗伯特·波义耳在斯塔尔布里奇写道：“婚姻并非单纯的礼物，而是一种心灵的合法交换；那份赋予你拥有他人心灵权利的契约，同时也要求你将属于自己的心灵视为他人的财产，自然也就不能再继续据为己有了。”有趣的是，“我罗宾的年轻妻子”也通过类似的推理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安妮·霍华德夫人是安妮·默里的密友——那位默里曾是亨利·沃顿爵士之前伊顿公学的校长。安妮·霍华德夫人经常与寡居的默里夫人及其女儿一起住在圣马丁巷的家中；1644年的夏季，这两位姑娘则常常待在肯特郡查尔顿的安妮·默里姐姐牛顿夫人的家里。那是一座周围环绕着花园的房子，园中有宁静的小径。埃斯克里克的霍华德勋爵的长子，也就是“我罗宾的年轻妻子”的兄弟，也经常出现在那里，因为他爱上了安妮·默里；而霍华德家族的年轻表兄查尔斯·霍华德也同样经常出现，因为他爱着他的表妹安妮·霍华德夫人。安妮·默里详细描述了在那个花园里发生的爱情故事。在那个时代，人们把那种感情称为“amour”，而他们全都还极其年轻。他们的父亲埃斯克里克的霍华德勋爵是一名议会党人，当时作为威斯敏斯特议会的十名非神职议员之一而十分忙碌，但他即便再忙，听到儿子和女儿之间的情况后也会立刻赶去把他们带回来。这四个人在那个花园里度过了非常幸福的时光。安妮·默里描述过，有一次查尔斯·霍华德牵着他美丽的表妹的手，带她到另一条小径上，留下他和她两人单独相处。“他”就是埃斯克里克的霍华德勋爵的儿子兼继承人，他立刻向“我”求婚。但安妮·默里没有被允许答应；她的母亲将她关起来，只让她吃面包喝水。至于安妮·霍华德夫人和查尔斯·霍华德，则完全不同。那个表兄没有理由隐藏自己的感情，除非是因为空缺中的罗宾已经先占有了他的心。查尔斯·霍华德辉煌的职业生涯可以在任何贵族名录中找到记载。

16岁时，他就已经是一名军人且才干出众。他后来为克伦威尔效力，成为克伦威尔的贵族之一，并在查理二世加冕时被封为卡莱尔伯爵。他堪称“最优秀的绅士”；他还赢得了自己的表妹安妮的心，她便是“罗宾的年轻妻子”。罗伯特·波义耳也表现出了自己作为“极为完美的绅士骑士”以及那位老伯爵的本杰明应有的风度。毫无疑问，拉内拉夫人在一封未注明日期的信中写给弟弟的内容就属于这一时期，而这封信也标志着相关故事的结束。“你现在，”她写道，“已经很接近那个时刻了——你的情人将会把 herself交给别人，从而让你不必再伪装成情人的模样；虽然这些伪装需要你付出一些努力和技巧，但毕竟只是表面上的东西，所以还算容易。”[131] 如果不是在1645年底罗伯特·波义耳从法国短暂返回之后，那查尔斯·霍华德先生与安妮女士很可能很快就会结婚。留在埃斯克里克的霍华德伯爵手中的那些文件，应该又回到了罗宾的手中。这位年轻女子几乎还没真正走进他的生活，就又要离开他了。二十年后，安妮女士依然是个年轻女子，尽管她已经有了成年的孩子，佩皮斯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去了教堂，我们的座位上坐着一位贵妇人，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我的卡莱尔夫人，确实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子。”

第九章　亲爱的乡绅

“……当航海家突然在远处发现一艘陌生的船只时，在与它取得联系之前，他几乎无法预料自己能从那艘船上获得什么信息。而那艘船或许来自非洲或印度群岛的某个偏远海岸，他或许能从中得到有关自己祖国和时局的消息。因此，有时候，一朵小花就能指引我们找到太阳；而只要低头看脚边，我们就能在水中看到那些高悬于天空中的星星。”——罗伯特·波义耳：《关于若干主题的随想录》

1646年3月，罗伯特·波义耳再次从伦敦出发，前往多塞特郡。在接下来的五六年里，斯塔尔布里奇庄园将成为他的居所。
那匹为罗宾的归来而在利斯莫尔等候的伯爵选定的母马，究竟遭遇了怎样的命运呢？旧有的秩序已经改变，罗伯特·波义耳只能骑着一匹并非最优秀的马踏上旅程。布罗吉尔勋爵与他同行，此外还有一名同样路过的政务信使。他们经过法纳姆、温彻斯特以及索尔兹伯里平原的漫长旅程本身就如同一段浪漫的故事。[132] 战争即将结束。国王又回到了牛津——不久之后，他就乔装打扮逃往纽卡斯尔的苏格兰人那里。新型军队几乎已经完成了对西南地区的征服。骑士党人则驻扎在埃格姆和法纳姆之间，但旅行者们成功避开了他们。[133] 法纳姆城已无人居住——“所有镇民都去对抗国王的军队了”。在凉爽的夜晚和清新的花园环境中，罗伯特·波义耳沉浸在沉思之中，来回踱步等待晚餐。旅行者们用过晚餐后便安静地入睡，直到深夜才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惊醒。罗宾仍穿着衣服和长袜睡着了：“这是我旅行时的惯常睡姿。”他从枕头下取出匕首，从枪套中抽出手枪；弓箭也放在不远处。不过原来只是镇上的警察带着一群火枪手在寻找其他人而已。“我的‘绅士形象’可算是破灭了。”罗宾开心地写道。

他对妹妹说：“为了继续寻找，我甚至拿上弓箭就去睡觉了。”第二天他们在温彻斯特用过餐，当晚则在索尔兹伯里过夜。在那里，罗宾追上了先于他送去的行李。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他们被一队骑兵包围，那些骑兵想要搜查他们的物品，看看是否有类似“黄衣男孩画像上常出现的那种有害信件”。不过，这位信使成功地将他们带了过去，他们继续前行，经过那些疲惫不堪的步兵——那些被骑兵驱赶着的“可怜的乡民”。罗伯特·波义耳写道：“在这些人当中，我看到了一个可怜的家伙，由妻子伺候着，肩上还背着孩子。”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新式武器”的表现都远远不尽如人意。尽管拥有手枪，罗伯特·波义耳仍然厌恶战争。“天哪！”他写道，“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理智之人，怎么会喜欢战争这种反自然的东西呢？在战争中，残酷行为简直成了必需品……”他安全地抵达了斯塔尔布里奇，但天气恶劣，寒冷至极。“我们都怀疑那个编历书的人把三月错写成了 January。”恶劣的天气让他只能待在室内，情绪低落得连任何有意义的学习都无法进行。就连他的乡邻们也无法像往常那样来拜访他。罗伯特·波义耳心情沮丧：斯塔尔布里奇远没有伦敦那么热闹。“愿上帝保佑，我在这里的停留时间不会太长。”附近仍有军队驻扎，瘟疫也“又开始蔓延”；布里斯托尔和仅六英里外的约维尔都出现了病例。多塞特郡也饱受各种问题的困扰；而庄园里也有很多人向领主借钱。目前，他的兄弟已经帮他凑够了钱，他打算砍掉一些树木来偿还债务。他打算让“我兄弟种的六十棵树结出金色的果实”，不过这需要分批完成——明年五月节之前先偿还三分之一。与此同时，他试图专心研究自己的著作，但就连写作也并非易事。“我的那本伦理学著作，”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那是他最初尝试写的作品之一），“进展得很慢。”

那些日子也一定过得很缓慢。他在写给拉内拉夫夫人的信中写道：“我已变成一个极其普通的村民，生活得与世隔绝——不仅远离了道路，甚至连传递消息的途径也没有。要跟您谈论我们家乡的情况，实在让我不知从何说起，因为您的孩子们既没有佝偻病，也没有麻疹。”[137]他意识到自己处境的艰难，毕竟他出身于一个对两党都极为重要的家族。“自从上次见到您之后，我就不得不格外谨慎、行事极为小心，”他在给日内瓦的马科姆布斯的信中写道，“因为为了保护自己，我必须如此，毕竟我的处境十分糟糕，让两党都对我心怀不满，而我又得不到任何一方的保护。”他的财务状况依然混乱，其他人也是如此。他的爱尔兰领地至今仍未给他带来“一分钱的收入”。不过，汤姆·默里在斯塔尔布里奇的恶行却带来了一个好处：它迫使罗宾不得不去学习更多的经济知识。他先将汤姆·默里打发走，“好让他知道没有他我也能把事情处理得很好”；而在1646年底，汤姆·默里又被重新请了回来：“既然我已经足够了解自己的财产状况，不会再被欺骗，那我或许会再次利用他，向我父亲的仆人们表明，我并不想伤害那个人，只是想惩治那个恶棍而已。”1646年10月，罗伯特·波义耳再次回到伦敦，或许是为了瞻仰以帝王般的礼仪下葬的埃塞克斯。那天，当这场隆重的葬礼结束后，他坐下来给日内瓦的马科姆布斯写了一封信——对于一个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这真是一封出色的信。他在信中描述了那支由四百名军官组成的长队，“没有一个人是低于上尉级别的”，还有贵族院、下议院、城市领袖们以及神职人员们，他们都跟随埃塞克斯一起前往墓地。但对罗伯特·波义耳而言，这些“悲伤的仪式”反而“掩盖了现实”；“对火势的担忧”则“让人们无暇哀悼”。[138]他写给昔日老师的信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政治局势：在英格兰，“没有一处据点未被攻占”；在威尔士，“只有两三个地方仍在为国王坚守”。苏格兰人则准备交出他们的据点并返回自己的国家，因为议会已经同意与他们达成和解。

欠款问题。双方约定支付30万英镑，但“第一笔款项的支付方式仍在讨论中”。国王仍留在纽卡斯尔，心中充满不满；苏格兰人则必须决定如何“处置他”，而议会两院已投票决定让他继续由议会两院共同掌控。人们希望事情能尽快解决，但罗伯特·波义耳并不这么乐观。他说自己“一直认为辛恩是这场战争的主要煽动者”；然而通过亲身经历，他发现这场战争只会让那些导致战争产生的罪恶愈发严重。他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就像水和冰，彼此相互转化、共生共存。”在爱尔兰，局势同样不容乐观。奥蒙德勋爵关于和平的提议肯定已经传到了日内瓦，但罗伯特·波义耳向马孔布详细解释了三方各自的立场：首先是英格兰的新教徒们；其次是那些希望通过叛乱“用英格兰的王位换取圣彼得的宝座”，或者“摆脱英格兰的统治，转而臣服于某个天主教外国王子”的本地人；第三类则是英格兰境内那些信奉天主教的贵族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都柏林周边的那些地区的人，他们虽然血统上是英格兰人，但在风俗习惯上却属于爱尔兰人。由于因奇金不在芒斯特，尤加尔的总督布罗吉尔便全权负责那里的事务。[139]罗宾非常欣赏布罗吉尔，不仅因为他是一名英勇的战士，还因为他“是当时最聪明的人之一”。布罗吉尔前往英格兰，希望为芒斯特争取军队和补给，[140]但议会迟迟不予以批准，以至于“药物还没送到，病人就已经死了”。接着，罗伯特·波义耳对马孔布谈起了各种教派及其信徒的问题：“经过许多人的强烈反对，长老会政权终于建立起来了（不过我觉得它很难长久存在），而这些反对者也同样厌恶这一制度。”不过，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时候“制止那些以伦敦为聚集地的教派所散播的虚假观念了”。目前，伦敦在宗教问题上存在着不下200种不同的观点。有些观点是从早已被摒弃的旧观念中重新挖掘出来的，而另一些则是……

这些观点都是“在他们自己的头脑中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其实大多数不过是“旧错误的翻版罢了”。那位年轻的哲学家写道：“如果真理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人们一定会用各种方式去寻找它，总会有某一种方法能找到它。”但他所说的是那种宽容的态度——即便在谬误之中也能看到“那些隐秘或曾经被掩盖的真理的踪迹”，并且不会把那些微不足道的错误升级为危险而可憎的异端邪说。目前议会正在制定法令来惩罚这些所谓的错误；但由于这些人坚信自己所信奉的真理是神灵的启示，所以我不明白为何仅仅因为上帝尚未赐予他们圣灵，就应当将他们处以绞刑……”此后，信件内容转向了家庭和个人事务。罗伯特·波义耳曾与阿马大主教——“我们的爱尔兰圣奥古斯丁”——在一起，向他讲述了马科姆布斯对这位大主教的布道文《道成肉身的奥秘》所做的法文翻译。在我向他保证译文准确无误之后，他似乎很希望我能将这篇译文出版。拉内拉夫夫人和布罗吉尔急于为马科姆布斯找更多的学生，但当时英格兰的所有显贵家族都处于观望状态。无论事情最终会走向和平还是战争，“很可能很多人都会前往国外生活。”自从他和导师分开后，罗宾的命运也经历了种种变化：有富足也有贫困，有危险也有安全，有疾病也有健康，有烦恼也有安宁。他曾因一些毫无根据的嫌疑而在伦敦被囚禁过，但很快便成功脱身。在斯塔尔布里奇，他断断续续地继续着自己的学习。我已就多个主题写了一些散文和诗歌之类的小作品；一旦能把它们整理得更加完善些，我就会把其中还算不错的几篇寄给日内瓦的马科姆布斯。他还向马科姆布斯谈到了自己对伦理学的研究，以及希望将这些理念从头脑带入心灵、从学校带到家庭的想法；同时他也提到了那本进展缓慢的小论著。

“我感兴趣的其他人文研究领域还包括自然哲学、力学以及农学，这些都是根据我们新成立的哲学学院的宗旨来确定的——该学院只认可那些具有实用价值的知识。”他请求马科姆布斯帮自己了解日内瓦地区所采用的“农耕方法”；“如果你打算去英格兰的话，希望能带上你能找到的有关这些领域的优秀著作或实用指南，那样你就能在我们这个‘无形学院’里受到热烈欢迎了。”
“无形学院”其实就是后来伦敦皇家学会的前身，当时已经存在了。从1645年开始，一个由几位“对自然哲学充满兴趣的杰出人士”组成的小团体便开始定期聚会：有时在切普赛德伍德街的医生乔纳森·戈达德家中，有时在切普赛德本身的某个“合适地点”——实际上就是公牛头酒馆——还有时则在附近的格雷沙姆学院。该团体的创始人是西奥多·哈克，他和哈特利布一样都是归化后的德国人。其最初的成员包括威斯敏斯特议会的书记员约翰·沃利斯博士、后来担任牛津大学瓦德汉姆学院院长且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姐夫的威尔金斯博士、格雷沙姆学院的天文学教授福斯特、年轻的威廉·佩蒂、戈达德博士，以及伦敦一些颇有名气的其他医学专家。他们拥有望远镜、显微镜以及相关的药剂师等设备；他们排除神学和国家事务之外，自由地探索各种科学领域——物理学、化学、力学和磁学——也就是当时国内外正在研究的那些学科。哈特利布从一开始就与这个团体有联系：“他想象中的‘无形学院’，似乎就是未来所有致力于追求真正有价值知识的人们的联合体，而这个团体则可以被视为这种联合体的象征与承诺。”[144]
他早期写给斯塔布里奇的罗伯特·波义耳的信中，充满了关于这些讨论主题的内容。毫无疑问，正是伍德街上的那些定期聚会以及他在那里结识的朋友们，吸引了罗伯特·波义耳频繁前往伦敦，并让他尽可能长时间地留在那里。
1647年2月，他在给朋友弗朗西斯·塔伦茨的信中写道：“这两个月来，我每天都去看看自己那间已破败不堪的小屋。”[145]

那个国家固然不错，但伦敦实在是个迷宫般的所在，无论我如何努力，始终找不到出路……最幸运的是，那些所谓“哲学学院”的成员们偶尔会与我为伴……他们都是心胸宽广、思维深刻的人，对于学校里的哲学知识而言，那不过是他们知识体系中最基础的部分罢了。尽管他们有雄心要引领人们走向更崇高的目标，但他们却拥有如此谦逊和随和的品格，愿意接受最简单的指导，只能用理性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们试图通过广泛的慈善行为来消除狭隘的心态，他们的善意涵盖了所有人类，唯有普遍的善意才能让他们满足。事实上，他们非常担心找不到有意义的工作，因此将全人类都视为自己需要照顾的对象。”他在赞美之词的最后指出了他们的最大缺点：“这几乎是所有美好事物的通病——那就是数量不足。”对于罗伯特·波义耳来说，这个充满欢乐的团体之外的伦敦并不那么令人愉快。他尤其厌恶各种教派与宗派之争。那些人就像从阿姆斯特丹传来的汇票一样，人们急于阅读它们，但过一两天后就因为觉得没有价值而将其丢弃。他们就像“昨晚才长出来的蘑菇”。他写道：“如果有人失去了信仰，让他去伦敦吧，我保证他能找到它；我几乎还要说，如果有人还有信仰，让他现在就来到这里，他很快就会失去它……至于我，我会一直祈求上帝赐予我们心灵的合一与和平的纽带……”[146] 伍德街上的这些聚会带来了一个计划，显然这个计划得到了拉内拉夫夫人的支持，1647年春天罗宾回到斯塔尔布里奇后，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计划。他打算在那座空置的庄园里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在那个时代，这个计划并非易事，他的初步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他在给拉内拉夫夫人的信中写道：“那个巨大的土制熔炉，我花了这么多精力把它运到这里，最近还冒昧地来麻烦您帮忙，可它到我的手里时已经碎成了无数碎片，就像我们分裂成的各个教派一样。而我原本基于它所设想的所有精彩实验和宏伟计划也都破灭了。”

平安抵达后，我才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显然，我并不适合去寻找哲人石——我在最初的化学实验中就屡遭失败。我的各种烧瓶、容器以及其他玻璃器皿虽然幸免于被火烧毁的命运，但由于那件至关重要的工具出了故障，它们对我来说也就毫无用处了，就像没有热情之火便无法实现救赎一样。说实话，夫人，我付出了如此多的努力，采取了种种预防措施，才避免这座熔炉重蹈前人的覆辙，还让它历经千里的陆路运输，结果收到的却是破损不堪的器物，这样的失败实在无法弥补，唯一能带来的就是一个宝贵的教训：我们在这世间所建立的幸福是多么脆弱。[147]
这些话透露出罗伯特·波义耳生活中最初的忧郁情绪，尽管他竭力掩饰并克服这些情绪，但其根源其实很容易找到。早在1646年，他还不到二十岁时，他的信件中就已出现身体痛苦的描述。和许多学者及思想家一样，罗伯特·波义耳对身体上的疼痛以及感染和疾病的风险极为敏感。在伊顿公学读书时，那些“药剂”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恐惧。或许他曾听说过小霍奇的事迹——那个孩子因为服下了独角兽角的粉末而死在德普特福德。即便没有听说过，他也一定见过类似的事情发生；他很清楚，当时的医疗手段充满了最愚蠢的乐观主义色彩。那些医生们用各种药膏、粉末、药剂来治疗疾病，但结果往往都是糟糕至极的，这让罗伯特对所有医学手段都产生了极度厌恶。他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方法只会让病情更加恶化。他不是亲眼见过有人因为服用药剂而生命垂危吗？正是这些童年经历，使得这位实验主义者一生都更害怕医生，而非疾病本身，因此他致力于研究医学，希望这样就能减少对医生的依赖。尽管他在哲学学院及其他地方拥有当时最博学、最杰出的医生作为朋友，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越来越信任他们中的几位医生的医术，但罗伯特·波义耳一生的倾向依然是简化医学处理方式。

他尽可能依靠聪明且听话的“药剂师”来接受治疗。倘若他早知道自己能活到六十五岁，而接下来的四十五年将是在病痛与折磨中度过的日子，那该有多好啊！但漫长的未来尚不可知；二十岁时，对他而言，眼前的几个月才是最重要的。早在1646年，他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疼痛发作以及“疟疾症状”是由肾结石——也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肾脏中的碎石”——所引起的。他在给同为患者的好友哈特利布写的信中提到了这一点，信中他感激地感谢哈特利布的妻子通过她丈夫的信寄给他一种“药方”或“治愈方法”，用来治疗那种罗宾称之为“极其痛苦且致命的疾病”。了解到这一事实后，斯塔尔布里奇已不再像最初那样充满希望；老伯爵在将这座宅邸留给本杰明时，原本也是期望它能成为如此美好的地方。不过罗伯特·波义耳还是尽力充分利用了它。“至于我，”他在给哈特利布的信中写道，“在这孤独凄凉的地方度日时，我常常利用闲暇时间进行一些实验，当然，这些实验是受限于这里的简陋条件以及我此刻纷乱的思绪。”他的朋友和邻居们也会来到他身边，其中包括一些“年轻的骑士”、年轻的教会人士，还有“来自法国的旅行者”；他们在《沉思录》中以虚构的名字出现：尤西比乌斯，一名“神学博士”；欧根尼乌斯和杰诺里奥，两位“旅行家兼贵族”；还有林达莫尔，一个“出身高贵、教养良好的聪慧青年”。如果他们并非真的住在斯塔尔布里奇，罗宾也会“乐于想象”他们“也在场陪伴着我”；出于文学上的需要，林达莫尔或许就是处于某种心境下的罗宾本人，尽管在某些段落中他仍以菲拉雷图斯的身份出现，而在其他段落中则称他为“波义耳先生”——即便他自己也使用了第一人称代词。布里斯托尔伯爵家族在谢尔本城堡是友善的邻居，而托马斯·马莱特爵士家族则住在波宁顿——托马斯爵士和他的妻子，他们的儿子约翰·马莱特，以及约翰·马莱特即将娶的那位年轻女子——罗伯特·波义尔称她为“让你幸福的那位美丽的年轻女子”。罗宾的家人虽然分散各地、忙于各自事务，但偶尔也会来看他。他自己说，他的妹妹拉内拉夫夫人“在他生病期间几乎一直陪在他身边”；而他的兄弟弗兰克似乎也……

他在斯塔尔布里奇一直是个受欢迎且开朗的客人；而罗宾本人则偶尔会前往马斯顿比戈特，那时“亲爱的布罗吉尔”和佩格夫人也在那里。不过，他的实验室、各种仪器以及书籍，尤其是他与伦敦的哈特利布之间的通信，都为他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撰写了那些他后来讲给马科姆布斯听的小文章。其中就有《反对习惯性咒骂的自由论述》，这份手稿让他的亲人们十分满意，它还被献给了他的妹妹基尔代尔。[150] 同样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写下了《关于若干主题的随想录》，这些作品让拉内拉夫夫人极为喜爱。[151] 这些作品让我们得以窥见罗伯特·波义耳在斯塔尔布里奇度过的那些年的生活状况。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性情温和、勤奋好学、生活简朴的年轻乡绅：他手持书本，坐在有着精美石制烟囱的客厅里，享受着缓缓燃烧的木火带来的温暖；或者骑着马在多塞特郡的崎岖小路上奔驰；在溪流旁钓鱼，或是在自己的草地上散步，身边跟着他的猎犬——边走边思考，时刻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或许还会做一些小小的幻想，当然都是适度的。这些随想录的标题本身就概括了他那段在斯塔尔布里奇的生活。那只猎犬始终陪伴在他身边，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关于我的猎犬如何小心不让我在陌生地方迷路》，以及《关于它喂狗的方式》，就是其中的两篇随想。[152] 罗伯特·波义耳喂养狗的方法并无什么独创之处，只不过其中蕴含着他必然得出的道德结论罢了；但这篇年轻的散文为后人留下了主人与狗之间关系的生动描绘：“只要看看这只狗吧。我把肉递给它，同时用响亮的声音鼓励它吃下去。肉确实放在它够不着的高度，如果它不跳起来去拿，我就不会把肉给它；但如果它跳起来了，我会让肉掉到它嘴边的一半处。”自古以来，猎犬就常常为主人取回手套，但没有人能像罗伯特·波义耳那样生动地描述这一场景：[153] “它多么渴望帮我拿到这只手套啊！它又是如何大声叫嚷、又是如何讨好我，希望我能把手套扔给它！我从未见过它像渴望得到一块肉那样渴望得到某样东西。”

手套。但他知道那并非适合他食用的东西，他的渴望也并非源于饥饿；因为一旦我把手套扔给他，他便不会做别的什么，只是带着一种想要得到它的骄傲，以及一种通过欢快的动作表现出来的极大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如此强烈，以至于语言根本无法更好地表达出来——然后又把手套拿回来给我……”从这些随笔的标题中，就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度过日常生活的：在利姆比克蒸馏玫瑰精；在公路旁两个穷困的乞丐一起乞讨的场景；看到风车静止不动的情景；他的马车在狭窄的小巷里无法通行；看到美丽的挤奶女工为她的牛唱歌的景象；与回声交谈；还有那个为星星而哭泣的孩子——最后一点引用了沃勒的诗句——“在星夜中，可爱的孩子们为点缀天空的璀璨星辰而哭泣。”其中一篇关于吃牡蛎的随笔还有另一层意义：据说它启发了斯威夫特创作《格列佛游记》。与其他随笔一样，这篇也是以尤金尼乌斯和林达莫尔之间的对话形式写成的。“尤金尼乌斯：你让我想起你朋友博伊尔先生的一个想法，他说他打算写一个短篇浪漫故事，故事背景设定在南大洋的某个岛上，那里有类似乌托邦或新亚特兰蒂斯那样的合理法则与习俗。在故事中，他会安排一个善于观察的当地人，这个人从欧洲旅行归来后，会用假名来描述我们国家的状况与风俗习惯，并且在讲述过程中（或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时）不断表达出对自己国家习俗与我们国家习俗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惊讶之情……”这些随笔展现了罗伯特·博伊尔的日常生活、思维方式以及情感世界：他在“美好的早晨”早早起床，仰望“色彩斑斓的云朵”，聆听头顶上云雀的歌声；他捡起马蹄铁，观察孩子们玩耍的场景，或是尝试使用棱镜或三棱镜；他在河岸边用“假飞虫”钓鱼，或者用更普通的饵料让鱼儿逃走；他还会注视着自己投下的影子……

池水的表面，或是装在精美框架中的镜子里的自己的面容。日晷的磁针、燃烧镜的用途，以及直接从自己的帽子边缘喝水——这些是多么值得思考的事物啊！用紫罗兰制成的糖浆，或是装在水晶瓶中的萤火虫——这些又为人们提供了多少思考的素材！在风大的日子里，纸风筝的尾巴会飘向何处？在黑暗而多风的夜晚，带灯笼和蜡烛又会怎样呢？罗伯特·波义耳也曾射杀过什么东西，从他某篇随笔的标题就能看出来：“从窗户里射杀猪槽里的乌鸦，然后立即用他自己的羽毛制成的笔记录下由此产生的种种反应……”可惜的是，在他早年时，这位“亲爱的乡绅”就曾有过一些与疾病相关的经历。他的那本小文集中有部分内容是关于“发热病的种种症状”的，其中涉及了疾病的发作、寒热交替、放血、服药、医生送来的糖浆及其他甜食、睡眠不足、夜里听到时钟走动的声音、烛光中的“窃贼”、死亡的威胁以及对病情复发的恐惧；最后，当罗宾重新恢复健康后，他便开始“整理药铺里存放的各种账单”。1647年夏天，罗伯特·波义耳生病了；但到了秋天，他去探望了一些亲戚。1648年初，他前往荷兰，一方面是为了游览当地，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帮助他的兄弟弗兰克把那位出色的妻子从海牙接回家——这项任务无疑需要弗兰克的善良心肠以及罗宾的智慧。1648年夏天，罗伯特·波义耳再次回到伦敦，这次是拉内拉夫夫人帮他在圣詹姆斯区安排了住处。

第十章 一种极乐世界

“这片神圣的土地，这大地，这个王国，这个英格兰，
这位母亲，这位孕育过众多伟大君王的母体——
那些君王因其血统而令人敬畏，因其出身而声名显赫，
又因其功绩而闻名于世。他们为基督教事业与真正的骑士精神而奋斗，
就如同那座位于坚固堡垒中的坟墓，安葬着世界的救主、受祝福的玛利亚之子。
这片拥有如此高尚灵魂的土地，真是无比珍贵……”

——莎士比亚《理查二世》（1623年第一版）

1648年夏天，莎士比亚的观点已经有些过时了。那时，罗伯特·波义耳从斯塔尔布里奇来到伦敦，住在他姐姐拉内拉格为他准备的圣詹姆斯住所里。当时的英格兰仍深陷内战之中，实际上正处于所谓的第二次内战期间。[156] 罗伯特·波义耳抵达伦敦后，大家都在谈论英格兰各郡的起义情况（多塞特郡也在其中），以及肯特海岸附近的舰队叛乱。国王则身处怀特岛：自1646年10月罗伯特·波义耳给马科姆布斯写信以来，国王就一直在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议会与军队之间、霍尔姆比宫与汉普顿宫之间辗转流离；现在，他虽然逃到了怀特岛，却实际上成了卡里斯布鲁克城堡里的囚徒，同时还在秘密与法国的奥蒙德以及苏格兰的汉密尔顿和保皇派人士进行谈判。就在此时，“尽管有阿盖尔和苏格兰神职人员的阻挠”，一支保皇派军队正在向英格兰进军。王后、王子以及位于圣日耳曼的保皇派宫廷都满怀期待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而年轻的约克公爵则乔装成女孩，逃离了伦敦前往国外。[157] 奥蒙德与宫廷一同在法国，而爱尔兰的因奇金则宣布支持保皇派。威尔士和英格兰各郡也接连发生了保皇派起义。在议会党方面，兰伯特在北方，克伦威尔在威尔士；而费尔法克斯和艾尔顿——他们已镇压了肯特的起义——则正在围攻科尔切斯特。

罗伯特·波义耳在伦敦期间都在做些什么呢？毕竟，在当时的情况下，伦敦是最文明的地方。他聆听了沃里克伯爵亲口讲述的其与那些反叛舰队的最新谈判经过——而沃里克伯爵正是玛丽·波义耳的岳父。后来，当沃里克伯爵赶往朴茨茅斯去处理那里的“叛乱船只”时，罗伯特·波义耳则与沃里克家族的妇女们在霍尔本的沃里克宅邸里安静地用餐，从她们那里得知关于埃塞克斯起义以及他姐夫查尔斯·里奇行为的最新消息。据她们所说，查尔斯·里奇才是这场埃塞克斯事件的“主要煽动者”。这位年轻的乡绅还听到一个有趣的消息：那些反叛船只的新任海军上将竟然是大臣肯布——罗伯特·波义耳称他为“一个疯狂又机智的家伙”，“我经常与他一起欢聚，他的妻子则是现在为我服务的那个诚实的红鼻子武士的妹妹。”[158]

的确，自从英格兰成为国王们的王座、另一个伊甸园和半天堂之后，时代已经变了。毫无疑问，那些隐士们仍像往常一样在伍德街聚会，罗伯特·波义耳也常常与哈特利布及其他人在那里或格雷沙姆学院相聚。年轻的巴里摩尔勋爵不再与弥尔顿一起住在巴比肯。弥尔顿已经离开了学校，他和妻子以及他们唯一的女儿一起住在高霍尔本——离沃里克宅邸很近——现在他过着文人的生活，同时密切关注着议会和军队的动向；几个月后他才被任命为国务委员会的外国语秘书。那位住在圣詹姆斯、拥有自己理想的年轻哲学家也在密切关注着一切发展，不过很难推测罗伯特·波义耳对局势发展的真实看法。他始终保持着“冷静沉着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指南针的指针无论是摆动还是静止，都显示出它朝向极点的趋势。”无论是保皇派、议员、军人、教会人士、长老会成员还是独立派，他都身处他们中间，与许多人有着友谊或血缘关系，但却始终坚持自己的道路。如果他与玛丽的岳父沃里克伯爵在一起，他也会去乌舍尔大主教的书房，聆听截然不同的见解；同时，他还会给身处明斯特、处境艰难的“亲爱的布罗吉尔”写信。如果他谈到威斯敏斯特的“我们的领袖们”，他也会谈到边境那边的“我们的兄弟们”。总的来说，他……

米尔顿在霍尔本，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罗伯特·波义耳似乎也将自己的期望——即便不能说是信仰——寄托在了“新模型”上。他写道：“议会与军队一样，都绝对服从胜利的命令。”[159]与此同时，拉内拉夫人也在竭力培养她弟弟的文学兴趣，让他伦敦之行过得愉快。她曾将弟弟的手稿拿给她的朋友蒙茅斯伯爵夫人看。这位伯爵夫人是科克伯爵的老熟人莱昂内尔·克兰菲尔德的女儿，莱昂内尔是一位聪明的商人兼冒险家，曾任伦敦市长、财政大臣，后来成为米德尔塞克斯伯爵。或许有人还记得，马科姆布斯在带着基纳尔米基和布罗吉尔出国之前，曾是米德尔塞克斯家族的家庭教师。伯爵夫人读过那份手稿并很喜欢，于是通过一封写给拉内拉夫人的信，向这位年轻的乡绅表达了赞赏与邀请。罗伯特·波义耳怀着无比愉悦的心情，在摩尔公园给蒙茅斯伯爵夫人写回了那封堪称17世纪书信礼仪典范的回信——信中写道：“夫人，通过我妹妹拉内拉夫人，我收到了您的来信，您对我的盛情让我倍感荣幸。如果不是她要求我必须回复表示已收到信件，恐怕我根本不敢开口回应，因为我觉得自己实在没有资格接受这样的赞美与恩惠。”诸如此类。伯爵夫人建议他将那本小册子出版，不仅如此，她还邀请这位年轻的乡绅前往摩尔公园，并带上他的手稿——“至于我的那本小册子，夫人，如果它真希望能有幸让您阅读的话，它当然应该以更精美的形式呈现出来……不过，考虑到印刷品对于提升您阅读体验的作用实在微乎其微，我还是决定不将其出版。既然这本小册子不可能获得比在摩尔公园得到您喜爱更高的赞誉或更崇高的意义，那么，如果它真的能让您稍感兴趣，或者对我主人产生一点影响的话，那我就已经实现了心愿。”

超出了我的期望。不过，夫人，能为您取来这样的书，我已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因此，您的命令几乎不可能被违抗；但夫人，我的服从应当是出于对命令的尊重，而非其他动机。为您取书或许只是我此行的一个结果，而非真正目的；因为，夫人，您的谦逊绝不会到如此地步，以至于让我误以为任何卑微的动机都能成为我前来与您交谈的借口——这样的交谈足以给我带来极大的幸福，同时也能让我有机会向您表达，我究竟是何等感激您的人，罗伯特·波义耳，您谦卑而忠实的仆人。”

那是特别寒冷潮湿的7月[161]；乡村里的混乱似乎也影响了空气的质量；那些“习惯生火以抵御寒冷而非冬天”的人，普遍把烟囱里那些象征春天与绿色的装饰物换掉了，因为对他们来说，“伏尔坎”比“弗洛拉”更合适[162]。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封信寄出后不久，阳光终究出现了，罗伯特·波义耳和他的马也沿着古老的道路从伦敦来到了赫特福德郡。当他们来到坐落在山谷中的小镇里克曼斯沃思时，那座巨大的教堂位于小镇中心，马和骑手必定会转向左侧，穿过茂密的橡树林。那条“常规道路”依然通向公园的上方。

莫尔公园曾经属于莎士比亚笔下的彭布罗克伯爵，它“坐落在山坡上，但坡度并不陡”。威廉·坦普尔爵士描述过这座公园在蒙茅斯家族拥有它时的样子：“我觉得，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美丽的地方，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房子的长度与花园的宽度相当。伯爵夫人接待客人的大厅位于一条铺满碎石的阶梯路中间，路两旁种满了月桂树，看起来就像盛开的橙树。花园里有喷泉、雕像以及避暑别墅——堪称“最完美的花园形态”；还有阴凉的回廊，由石制拱门构成，上面爬满了藤蔓。再往远处则是终年阴暗的荒野。罗伯特……

那天，博伊尔一定是个幸福的人——他怀揣着手稿，走到了那扇大门前。蒙茅斯第二代伯爵亨利·凯里是保王党贵族，他的弟弟托马斯·凯里则是查理一世的贴身侍从。他们都是老罗伯特的儿子——那位在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后立刻从伦敦赶往爱丁堡，第一个向詹姆斯六世宣布其已成为英格兰国王的人。第一代伯爵及其妻子特雷瓦尼恩家族的成员安葬在里克曼斯沃思教堂；而当罗伯特·博伊尔到访时，第二代伯爵及其妻子则隐居在摩尔公园，过着平静的生活，因为这位伯爵早已退隐，专注于研究书籍与手稿。[163] 他是一位学者，精通现代语言，也是一名作家——不过他的手稿已全部遗失。他和妻子仍在为长子兼继承人莱昂内尔的死而悲痛不已，莱昂尼尔在马斯顿莫尔战役中阵亡。次子则在伦敦结婚了。[164] 摩尔公园里的家庭成员应该全是女儿，不过长女几年前已经嫁给了玛丽·博伊尔曾被拒绝的求婚者詹姆斯·汉密尔顿先生。[165] 在玛丽·博伊尔与查尔斯·里奇私奔结婚几周后，汉密尔顿先生便娶了安妮·凯里小姐。不过摩尔公园里的其他女儿们——她们数量不少——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都没有结婚，这在当时这个早婚盛行的时代实在令人惊讶，尤其是据伊夫林的描述，其中至少有一名女儿“既美丽又聪慧”。[166] 无论这次访问摩尔公园有多么愉快，它终究还是结束了。八月初，罗伯特·博伊尔住在埃塞克斯郡李兹的沃里克伯爵家中，与妹妹玛丽一起完成关于“神圣之爱”的论著。这部作品声称是由“一位年轻绅士写给另一位年轻绅士的”——实际上就是《沉思录》中所描述的那个“出身高贵、教养良好且学识渊博的年轻人”。手稿几乎是逐页地被交给热心的玛丽，之后又按照当时的习惯在少数人之间传阅，最后被妥善地收放在那位年轻乡绅的其他文件之中。九月时，他又回到了斯塔布里奇。

在那个命运多舛的年份的最后几个月里，许多宁静的英格兰庄园里的人们想必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凄惨、最令人沮丧的时光。罗伯特·波义耳则隐居在自己的庄园中，借助笔墨、墨水瓶和各种书写工具，尽力度过这段时光。他的庄园坐落在秋天的果园之中，有一条石板路穿过榆树丛通向庄园。每周，通过朋友、信使或周报，他都会得知那些接连不断发生的事件的消息，这些事件正在一步步将国王推向毁灭的深渊。第二次内战已经结束；克伦威尔在普雷斯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汉密尔顿也被俘虏，而罗伯特·波义耳仍留在“美丽的李兹”，继续完善他的《神圣之爱》一书。在他离开李兹之前，又有消息传来：科尔切斯特已向费尔法克斯投降，两位保王党领袖也被处决。9月时，议会代表们已抵达怀特岛；到了10月和11月，随着白昼逐渐变短，就连多塞特郡以及那些用于传递消息的小路也受到了议会行动的影响，还有军队提出抗议后引发的激烈辩论，以及国王被从怀特岛绑架到汉普郡的赫斯特城堡这一政变事件。随后，费尔法克斯进入了白厅，军队控制了伦敦。12月来临，议会与军队为决定国王的命运而展开了最后的斗争。国王被带到温莎，圣诞节过后，上议院与下议院开始了最后的较量。对“英格兰国王查尔斯·斯图亚特”的审判开始了，就在七年前斯特拉福德也曾在此接受审判并被判刑。国王的判决消息究竟多久后才传到斯塔尔布里奇庄园？“本法庭判定，上述查尔斯·斯图亚特作为暴君、叛徒、杀人犯及公敌，应被处决，将其头颅从身体上割下。”罗伯特·波义耳又是多久之后才得知那些最后几周、几天、几小时的详细情况，以及那位不幸的国王在走向死亡之际所展现出的种种王者风范与人性特征？又过了多久，才有脸色苍白的骑士将那最后的场景的消息带到斯塔尔布里奇——国王列队穿过公园，从圣詹姆斯宫前往白厅；他从白厅的窗户走出来，站在挂满黑布的绞刑架上；还有那块砧板、斧头，以及那些戴着黑色面具的人……

街道上到处都是步行和骑马的人；从查令十字街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人群，他们都在等待着……“斧头落下，一击便将头颅与身体分开。人群中顿时传来一阵惊恐的颤抖，接着便是此起彼伏的呻吟声。”[167]

布罗吉尔勋爵已经辞去了在议会统治下的明斯特的职务，他与布罗吉尔夫人以及他们的年幼子女一起在马斯顿比戈特过着平静的生活。在那里，布罗吉尔以撰写《帕尔特尼萨》为乐；1649年春天，罗伯特·波义耳也去拜访了他的兄弟以及佩格夫人。他同样忙于自己的手稿写作，同时与伦敦的那些人保持着愉快的通信往来。不过8月份时他却在巴斯。那封写给拉内拉夫人的信日期为8月2日“深夜”，语气绝非轻松愉快。他说，自己的“天性使他不愿在无法得到帮助的地方暴露自己的痛苦”。他“太骄傲了，不愿因为被认为需要帮助而寻求救济”。此外，他又生病了，患的是“持续性发热”。他关于“公共精神”的手稿也被搁置一旁，那些“非凡的成就”也再无人问津。

“有些人误把我的忧郁当作我生病的原因，但实际上，忧郁反而是疾病的后果。”他刚刚被用轿子送到巴斯，打算一直待在那里，直到能够骑马离开。医生们让他抱有希望，认为他很快就能爬回伦敦。但到了8月底，他又回到了实验室里，身处果园之中——他正在为自己“提取艾草的精华”，不过这工作实在算不上有趣。最近他实在太忙了，甚至都没时间给妹妹拉内拉夫人生信。在他的信中，丝毫没有提到过去一年里发生的种种事件——无论是个人方面的还是政治方面的——导致这对兄妹彼此疏远，不过这只是暂时的而已。

“对于‘火神星’而言，”他写道，“它令我如此着迷、如此陶醉，以至于我在其中体验到的愉悦让我觉得自己的实验室宛如一座极乐世界。仿佛那实验室的入口就具有诗人们所描述的那种特质——那种在人们进入幸福之地之前就能让他们体验到的特质。在那里，我会忘记自己的地位、书本，以及几乎所有事物，唯一不会改变的，就是我决心要一直坚持下去，直到死亡。姐姐，你的‘R. B.’”[168]

第十一章　神秘主义思想

“君主可以掌控我的生命与财富，却无法控制我的观点：我自己也无法控制它，它只源于我所评判之事的本性。”——罗伯特·波义耳。

“……在查令十字街附近，有一个化学研究机构，他们经常召开会议。迄今为止，他们的表现相当不错，看来事情正在朝着某种解决方案发展……他们正在筹划建立一个通用实验室，其设计不仅要有利于这个岛国的利益，也要促进全人类的健康与繁荣。”——塞缪尔·哈特利布于1654年5月写给罗伯特·波义耳的信。

布罗吉尔勋爵已经放弃了他的计划。据说在1649年秋天，他以治疗痛风为借口，打算前往斯帕，这样就能接近那个“皇家孤儿”了。至少有一则关于克伦威尔在伦敦截住布罗吉尔的传说十分有趣，不可忽视。据说，除了他的妻子佩格夫人以及可能的妹妹拉内拉赫之外，没人知道布罗吉尔的计划。某天黄昏时分，布罗吉尔带着四名仆人来到拉内拉赫位于老马路的家中，向她道别，准备动身前往斯帕。

“勋爵来了，刚安顿下来，就听到有人喊着要见布罗吉尔勋爵。于是他指责自己的妹妹背叛了他，但妹妹坚称自己无罪，这才让他稍安下来。”原来，那个送信人其实是总司令派来询问何时何地可以与布罗吉尔会面的军官。经过一番交涉后，双方约定次日上午在圣詹姆斯花园见面。克伦威尔早已在那里，身边还有几名军官。布罗吉尔很快得知他与“皇家孤儿”的通信已被发现，他必须做出选择。据传克伦威尔说：“选择很简单：如果你跟我一起去镇压爱尔兰叛军，你还能活下去；否则，你就必死无疑。”[169]

无论细节如何，事实是布罗吉尔接受了克伦威尔的提议，回到了爱尔兰。他明白自己虽然要为克伦威尔以及议会领导的新教事业效力，但只需与爱尔兰人作战，无需与其他人交战。[170]因此，1649年12月，“亲爱的布罗吉尔”再次回到爱尔兰，罗伯特·波义耳写信祝贺他在金赛尔、科克、班登和尤格尔取得的辉煌胜利。“真正让我觉得你的这些成就如此可贵的是，它们几乎没有让你付出太多鲜血的代价。”[171]克伦威尔很了解这个人——他确实是那种出身于军人世家的人，其名声在芒斯特地区依然广为人知。克伦威尔认为，如果每个郡都有像科克伯爵这样的人，爱尔兰就不可能发生叛乱。波义耳家族的其他成员也回到了爱尔兰：长兄邓加文如今已是科克伯爵，他是个性格温和的人，他和同样温和的妻子一起住在利斯莫尔或都柏林。弗兰克以及罗伯特·波义耳所称的“黑贝蒂”——也就是他的小嫂子——则住在莱昂斯城堡附近；还有巴里摩尔夫人，她那个曾经是弥尔顿在巴比肯学院的学生、现在已婚的年轻儿子也在那里。令其母亲极为不满且违背她的意愿的是，年轻的巴里摩尔竟然娶了基利格鲁家族的另一位成员。那些载着罗伯特·波义耳向布罗吉尔表示祝贺的信件中，还有一封从伦敦寄来的、写给他的姐姐巴里摩尔夫人的明智信件。[172]直到婚礼结束，他才得知这件事。

“我并不打算为过去的事情找借口或减轻其过错，只是想提醒你，‘适时’与‘公正’之间是有区别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这场婚姻是否合适，而是该如何应对它；就像最优秀的赌徒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牌，他们的技巧在于如何好好地玩好所分配到的牌一样，最明智的人也无法选择各种状况和事件，他们的智慧在于如何充分利用上天赋予他们的机遇。”他还提醒姐姐，既然她已经公开支持保王党，那么在这件事上就应当考虑让“有权威的人”来调停。此外，她的一些密友“虽然认为这门婚事很不理想，但也认为这对夫妇不应该继续维持这段关系”。[173]

这封信告知人们罗伯特·波义耳即将抵达爱尔兰，他此行的目的是去拜访住在莱昂斯城堡的妹妹，以及芒斯特地区的各个家族宅邸。他的爱尔兰财产固然需要他去处理，但这次访问不得不推迟。布罗吉尔的外交胜利仅仅是一场血腥战争的开始。在整个与爱尔兰的战争期间，布罗吉尔一直为克伦威尔效力，并在多场战斗中表现出色。“布罗吉尔！布罗吉尔！”成了激励他部下前进的战吼；而在最后一场战役——诺克布拉克之战中，他才侥幸逃生。布罗吉尔成了爱尔兰士兵们要攻击的目标。“把那个穿金色镶边外套的家伙杀掉！”爱尔兰士兵们互相呼喊着。不过布罗吉尔并未丧命，尽管他写道：“我那匹最勇猛的马受了两次伤，变得极为惊恐，甚至转身逃回了马车里。”[174]

1650年夏天，罗伯特·波义耳仍留在斯塔尔布里奇，他在五一节时写信感谢哈特利布为他提供关于《乌托邦》和布雷达的资讯：[175]“在‘文学共和国’里，我的兴趣与才能就如同在‘英国国教共和国’里的财富一样重要。我并非无所事事，虽然目前的想法对学术发展并无直接帮助，但我仍能从繁忙的事务中抽出些时间来构思各种计划、设计各种模型等。如果我在爱尔兰能找到合适的材料，就能在雅典建造一座漂亮的房子，这样我就可以在那里从事哲学研究，与哈特利布先生一起生活。”当时，爱尔兰和雅典都显得十分遥远。除了那些无形的东西之外，还有什么力量让罗伯特·波义耳始终与伦敦保持联系呢？许多年后——在罗伯特·波义耳去世之后——他的老友约翰·伊夫林在给沃顿博士描述他时说：“尽管他在所有实验中从未尝试过关于婚姻生活的实验，但我听说他曾追求蒙茅斯伯爵凯鲁的一个美丽而聪慧的女儿，据说他的《神圣之爱》就是由此产生的。”这真的是罗伯特·波义耳一生的爱情故事吗？如果是的话，那这段感情应该发生在1648年至1650年间。早在1648年寒冷的1月，就在斯塔尔布里奇，也就是他成年那天，或许是因为某种沮丧或决心的驱使，这个少年向伏尔坎献上了小小的牺牲：他毅然烧掉了自己闲暇时写的那些“充满爱情、欢乐与虔诚”的诗篇，将它们“藏起来不再示人”。[177]然后，

春天来临，斯塔尔布里奇的果园里开满了白色的花朵。他便动身前往伦敦，住进了姐姐拉内拉格为他准备的圣詹姆斯区的房间。六月初，他给朋友赫西夫人写了一封信——想必是多塞特郡的朋友兼邻居——信中满是政治方面的闲话，而这封信正是他在沃里克府与那些女士们用过晚餐后的第二天所写的。那么，这封信的结尾是什么呢？

“可是，夫人，自从我开始写这封信以来，我有幸与那位美丽的女子进行了长谈，大家都认为她是我的情人。说实话，夫人，虽然我远非那种会坠入爱河的人，但我的冲动让我不得不借用那句老话来为自己辩解：‘说理智的话是一种冒犯。’这样就能为此前写得如此乏味、结尾如此突兀的行为找借口了。因为在这种恋爱的狂热之下，我既无法写出合乎理智的内容而不伤害自己的感情，也无法继续写些无意义的废话，否则就会违背我对您应尽的崇高敬意——夫人，您是我最忠诚、最谦卑的仆人。”

如果那位谈吐如此动人的美丽女子真的是蒙茅斯伯爵“美丽而聪慧的女儿”，那么罗伯特·波义耳的爱情故事也就简明扼要地概括出来了。因为仅仅一个月后，蒙茅斯伯爵夫人就给拉内拉格夫人写了封信，信中的客气言辞让这位年轻的乡绅大为困惑，信中还包含了邀请他去摩尔公园的请求。这两位年轻人早已相识，并彼此倾心：在他们的共同朋友中间，已经有人提到过这位女士可能成为这位年轻乡绅的妻子。拉内拉格夫人很可能是他们初次见面的地方，她当然希望看到罗宾能在斯塔尔布里奇拥有属于自己的妻子。她曾与蒙茅斯伯爵夫人私下交谈过；而作为一群女儿们的母亲，蒙茅斯伯爵夫人尽管知道这位年轻乡绅有着日内瓦式的哲学观念且健康状况不佳，但仍愿意对他抱有好感。因为他是一个显赫家族中最小的儿子，有教养、友善、品德高尚——而且很有可能……

等他的爱尔兰事务处理妥当后，他就能成为个相当富有的男人了。不过，他还得应付蒙茅斯伯爵——那是个教会人士，同时也是坚定的保王主义者。罗宾在写给伯爵夫人的信中有一句话，似乎暗示着其实是对那个年轻求婚者感兴趣的人是她而非伯爵：“至于我那珍贵的手稿，”他说道，“如果它让夫人分心了，或者对我的主人产生了哪怕一点点影响，那我就已经实现了愿望，甚至超出了期望。”蒙茅斯伯爵是否看不起那个年轻的清教徒，或者试图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承诺——比如关于他的宗教与政治信仰的陈述——而罗伯特·波义耳却不愿给出这些承诺呢？至于那位美丽的女子，她在这件事上又有多大的发言权呢？如果罗宾加入了国王的军队，他还能赢得赫米奥妮的心吗？在《天赐之爱》一书中，他提到了赫米奥妮的“冷漠态度”。很有可能，这位蒙茅斯家族中美丽聪慧的女儿只是羞涩地看待罗伯特·波义耳、他的手稿以及他那些奇怪的医疗手段罢了；但也有可能，尽管她还很年轻——大概不超过十七岁——但她已经是一个拥有强烈传统观念的女孩，从小就在严格的教会氛围与保王主义思想中长大，而且她的意志与信念同样坚定，不亚于罗伯特·波义耳本人。罗伯特·波义耳早年创作的散文小说《西奥多拉与迪迪穆斯的殉难记》——该书只有第二部分在1687年才得以出版——很可能蕴含着他自己爱情故事的线索。如果说《天赐之爱》描述了女性“冷漠的态度”，那么《西奥多拉与迪迪穆斯的殉难记》则解释了这一现象。如果这确实就是罗伯特·波义耳所理想的理想女性形象的话，那么西奥多拉这个角色就值得研究。她是个年轻美丽的女性，不仅口才出众，还明确表示自己厌恶婚姻。她将自己的理由告诉了她的朋友艾琳，因为艾琳一直在为迪迪穆斯争取机会。“婚姻，”西奥多拉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虽然我认为，认为一个人可以决定另一个人的命运，这种想法实在是一种肤浅的幸福观，但出于谨慎，以及真诚和贞洁的考虑，女人还是应该认真对待与自己一生相关的一切。而那些打算以妻子身份生活的女人，更应该慎重选择，绝不能轻易踏上那条充满危险的道路。”

尽管有人愿意提供一艘好船让她乘船离开，但既然我亲爱的艾琳借此机会想了解我那些本不应向他人透露的心事，那我就必须告诉她：如果我能随心所欲地做决定，并且愿意做出我一直都反对的转变的话，迪迪穆斯的品德与功绩所带给我的影响，将会超过他的竞争对手们所拥有的头衔、财富或地位所带来的好处。可是，亲爱的艾琳，现在的时代如此，我的处境也如此，若再继续涉足世俗生活未免太过奢侈了。因为当教会处于悲惨境地、饱受种种灾难之时，基督徒是无法想象自己能获得幸福的……西奥多拉继续说道：“一想到教会的凄惨状况，而我自己不仅要充当旁观者，还要成为这场悲剧的参与者，我就无法享受恋人的赞美，也无法期待幸福，除非身处一个不会受到迫害的地方。这些想法，”她说，“其实得到了使徒的认可——在远没有这么多的麻烦的时候，他就已经劝阻那些自由的女性结婚了……”

在蒙茅斯家族的那些女儿中，有谁不愿意嫁给罗伯特·波义耳呢？伊芙琳说：“是个美丽又聪慧的女儿。”关于她的信息也就只有这么多了。长女安妮在1648年已与克兰布拉斯尔伯爵詹姆斯·汉密尔顿结婚数年；而在蒙茅斯伯爵和伯爵夫人所生的六个女儿中，似乎只有三个到了适婚年龄——伊丽莎白、玛丽和玛莎——其中伊丽莎白在1648年时应该17岁。根据1659年7月制定的遗嘱，这三人以及伯爵的遗孀都被指定为伯爵的继承人。当时她们都还是单身；伯爵在遗嘱中规定，只有在她们“在我有生之世结婚，否则就去世”的条件下，他才会将部分财产留给她们。直到蒙茅斯伯爵去世几年后，玛丽和玛莎才结婚——玛丽成了德斯蒙德伯爵的第二任妻子，而玛莎则成了米德尔顿伯爵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于1676年12月去世，几个月后她的母亲蒙茅斯伯爵夫人也在里克曼斯沃思教堂下葬。她墓碑上的铭文并非普通的内容——

为纪念尊贵的伊丽莎白·凯里夫人而建。她是亨利勋爵——莱平顿男爵及蒙莫斯伯爵——的孙女与共同继承人之一。她于1676年12月14日去世，享年46岁。她一生未婚，却即将迎来幸福的救赎，与她唯一的伴侣及救主耶稣基督结合。她安葬在父亲身旁。
她就是博伊尔爱情故事中的女主角吗？就是那个“冷漠的对待”促使他写下《致莉兹的炽热之爱》的赫米奥妮吗？就是那个关于婚姻观念的影响体现在他笔下《西奥多拉与迪迪穆斯的殉道记》中的女人吗？或许永远无法知晓答案。无论这位女士是谁，无论原因为何，用现代的话来说，这段关系在1648年底之前就已经结束了。然而一年后，也就是1649年12月，罗伯特·博伊尔又回到了伦敦，继续沉溺于爱情之中。他在给妹妹巴里莫尔的信中写道：“我知道弗兰克会试图说服你，说正是所谓的爱情让我留在这里。”而在同一天给布罗吉尔勋爵的信中，他又说：“我接下来的信会向你讲述我的生活、研究以及感情生活；至于后者，黑贝蒂会编造尽可能多的谎言，但希望你能清楚她的为人及其出身，不会把她的所有话都当作谎言……”显然，伦敦或周边存在着某种强烈的吸引力，罗伯特·博伊尔的家人也知道这一点；但他们的一切企图都被亨利·沃顿爵士所称的罗宾的“巧妙策略”所化解。在社交场合中，罗伯特·博伊尔总是以“幽默的方式”谈论“婚姻与爱情”，他会同情那些“迷恋男女之情的人”，从不会谴责那些“因失去恋人而重获自由的人”。他还宣称自己“从未经历过爱情的痛苦，只是通过别人的遭遇了解它”；并兴高采烈地描写着“这颗不羁的心”。

他说，幸福的婚姻实在难得一见，因此他并不奇怪“我们的立法者会规定婚姻不可解除，以此确保其长久稳定”。婚姻“就像一场彩票，众多人却只能获得一个奖项”。而罗宾既敏感又骄傲。在那些谈论“婚姻与爱情”的场合中，他有着自己的理想。对他而言，爱情仍是“心灵中最崇高的激情”；21岁时，他就承认存在着“一种无与伦比的独特爱情，那就是夫妻之间的感情”。拉内拉夫人虽曾一次失败，但仍心存希望。“如果你在西部，”她后来写信给这个固执的兄弟，“请代我向我的两位布里斯托尔夫人致以诚挚的问候，同时希望你能让自己带来一位妻子到斯塔尔布里奇，从而让弗兰克失望——这是我必须再次提醒你的事，尽管你有理由怀疑你是否会原谅我说的这些话，以及你的K.R.给你带来的其他麻烦。”但在罗宾的信件中、在他的生活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其他美丽的女子——再也没有哪位女子能让他再次陷入“恋爱的狂喜”之中。他回到了属于自己的“极乐世界”，也就是那个充满化学研究的场所。后来，有传言传到他在爱尔兰的亲戚那里，说他已经结婚了，他的侄子巴里莫尔的妻子更是第一个向他表示祝贺，罗伯特·波义耳则以极为礼貌的言辞回应道：“唉！我和那位小绅士仍然保持着以往的敌对状态。”直到1652年，克伦威尔的战役结束，爱尔兰的战争也即将结束时，罗伯特·波义耳才重返故乡。但他并不喜欢那里。“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他满怀沮丧地写信给多塞特郡的朋友约翰·马莱特，“我一直处于忙碌之中，频繁出行，还要努力处理那些长期被忽视、混乱不堪的财务问题，这让我几乎没有时间阅读除《圣经》之外的任何书籍，几乎也没时间把那些记录着我对《圣经》思考的零散笔记整理成册。”当他最终站在尤格尔，站在他伟大父亲的坟墓前时，心中必定充满了复杂的情绪——这里正是那位老伯爵为新教与保王党事业而奋斗的最后战场。他再次漫步在利斯莫尔的房屋和花园中……

他童年时居住的这座宅邸，在他父亲的时代曾是“明斯特省最宏伟的建筑之一，也是该省最值得炫耀的景观”，如今却“因战争的残酷命运而沦为废墟”。[181]此时，博伊尔家族的境况已跌至谷底，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目睹战争的暴行；那些战斗留下的血迹几乎还未干透，被砍下的头颅与肢体仍挂在柱子上。“大约在1652年到1653年期间……瘟疫与饥荒摧毁了整个郡县，人们即便行走二三十英里也见不到任何活物，无论是人、兽还是鸟，它们要么已经死去，要么早已离开那些荒凉之地。”而在山区，狼的数量激增，以至于人们开始悬赏捉拿狼的头颅。[182]

不过，在克伦威尔的强力统治下，由弗利特伍德担任爱尔兰政府首脑，重新安置民众的工作已经开始。或许正是康诺特地区的重新安置工作——因为罗伯特·博伊尔在康诺特也有土地——促使他在1652年前往爱尔兰。1653年秋天，他短暂回到伦敦，那时正值克伦威尔解散残余议会之后、新议会召开之前；实际上，那时的“议会”还“空无一人，没有任何设施”。[183]

但在克伦威尔在伦敦宣布建立护国政体的一两个月前，他又回到了爱尔兰，并在1653年至1654年的冬天住在都柏林。与他同属“隐形派”的威廉·佩蒂也在那里，还有曾是军队外科医生、哈特利布以及博伊尔家族的好友本杰明·沃斯利。佩蒂被艾尔顿任命为军队的总医官，他在组织管理方面表现极为出色，仅在药品采购方面每年就能为政府节省数百英镑。沃斯利则是个风趣的人，满脑子都是有益于17世纪科学发展的惊人计划，他被任命为土地测量总负责人，负责处理重新安置过程中所需的土地测量工作。在佩蒂看来，沃斯利有点像江湖郎中，他的那些“荒谬的想法”往往只会带来失败的结果；当沃斯利开始进行测量工作时，佩蒂认为可以以更高效的方式完成这项工作，并且也这么说了。政府则支持佩蒂，因为他们看到了他那非凡的才智与精力；而沃斯利则继续担任土地测量总负责人。

他们被允许在13个月内完成地形测量工作，同时可以引进技术工人以及伦敦制造的仪器。[184]与此同时，罗伯特·波义耳在佩蒂的指导下，正在都柏林的解剖实验室里默默工作。1653年，当波义耳短暂访问伦敦时，佩蒂以直率的方式给他写了信。当时，佩蒂与罗伯特·波义耳在都柏林的亲属们都很担心波义耳的健康状况，因此在亲属们的催促下，佩蒂以医生和朋友的身份写信，给波义耳提出一些建议。他写信是为了劝阻波义耳做那些“科克勋爵、布罗吉尔勋爵以及你的其他朋友们认为会对你有害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过度阅读”。佩蒂认为，过度阅读会“削弱大脑功能”，而这种虚弱状态又会“导致身体出现问题”，进而“损害肺部”。在佩蒂看来，既然波义耳已经掌握了如此多的知识，那么继续读书其实并不能带来太多好处。出于对这位朋友的关心，佩蒂又提出了更多建议：“你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总是担心自己会患上各种疾病，始终处于恐惧之中。”他提醒波义耳，这种情况“在所有开始研究疾病的人身上都会出现”；“内在原因”可能会引发“不同的外在症状”，而“书中那些关于疾病预后的规则也并非总是必须严格遵守的”。而且，就算人真的生病了，他们不也有可能康复吗？“为什么一个人不能像患病那样轻松地康复呢？”最后，佩蒂还说：“我对你提出的最后一个批评是，你自行使用那些尚未经过充分试验的药品。”作为一名医生，佩蒂并不相信药品的作用——他在军队药品部门的工作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对罗伯特·波义耳说：“世上有一种错误观念，认为一种药品既可以起到治疗作用，又能充当医生的角色。这真是大错特错！”“仅仅推荐某种药品并不能让它真正发挥作用，只能激励我去通过实验来探究它的功效及适用方法。”而要发现药品的真正功效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佩蒂说：“一想到这点，我就感到难过，因此，在没有尽最大努力去研究之前，我是不敢使用这些药品的。”

这是一封充满男子气概、直言不讳的信，尽管在当时看来可能有些尖刻。但这封信确实起到了作用。罗伯特·波义耳回到都柏林，在佩蒂的指导下从事解剖工作——或许也因此减少了阅读。他依然身体不适，心情低落，仍渴望回到伦敦；但他写道：“为了避免自己完全毫无用处，或者彻底成为研究自然界的门外汉——因为我缺乏用于对无生命物体进行化学分析的仪器和设备——所以我开始对活体动物进行解剖研究。在您岳父那位聪明的朋友、也就是我们的将军的医生佩蒂的帮助下，我得以了解血液的循环情况，以及那些由乳静脉汇合而成的、刚刚被发现的淋巴囊。通过这些解剖观察，我比通过所有书籍所能了解到的还要更多地认识到大自然的多样性、奇妙构造，以及创造它的主宰者的伟大与智慧。”他在爱尔兰被囚禁期间表示，如果自己能以解剖学方面的方式帮助克洛迪乌斯，他会非常高兴；“只要我的手术刀能为您带来些许帮助，我将很荣幸能将其用于如此有意义的事业。”与此同时，他也在按照克洛迪乌斯的要求，研究爱尔兰的矿产资源。但他发现，在这个文盲众多的国家里，人们对这类知识一无所知，因此他的调查毫无成果。他没听到任何关于锑矿的消息；“不过关于铁矿，我可以向您详细介绍，还可以把矿石带过来——我哥哥的领地上有一座铁矿，现在就能为他带来可观的收入；而我自己的领地上也有铁矿，战前那里还有一座工厂（现已废弃），我打算重新建立它。我还听说（不过还不确定是否属实），我的某块土地上有一座小银矿；最近，在我一个兄弟的领地上发现了富含银矿的矿石，经检测，其价值约为每吨30到40英镑；不过这是否真的是一座价值可观的矿山，我们还不得而知。昨天我遇到了一位为国家经营银矿的军官，他承诺会尽力协助我的矿产研究工作，他还告诉我，有一位他极力称赞的冶金专家向他保证，欧洲没有哪个国家能比这里更富饶。”

在爱尔兰这样的地方，只有那些具备探索这些事物的能力以及了解它们方法的居民才能从事相关研究。但罗伯特·波义耳急于离开爱尔兰。他在给克洛迪乌斯的信中写道：“我生活在一个野蛮的国度里，这里的化学物质被严重误解，相关的实验仪器也难以获得，因此很难进行任何与化学相关的思考，更无法将想法付诸实践。”1654年秋天，他回到了英格兰。前一年，他在短暂访问伦敦期间与瓦德汉姆学院的威尔金斯博士讨论了牛津的情况，很可能还亲自前往牛津去看看那里的景象。斯塔尔布里奇固然不错，但它远离了学术交流的途径；自从他生病之后，那里的果园里便笼罩着一种连伏尔坎也无法驱散的忧郁氛围。伦敦是个充满各种兴趣的迷人迷宫，而在牛津，他相信自己可以“为哲学而活”。牛津将成为他的雅典。当时，已经有一些来自伦敦的学者迁居到了牛津。因为这里已不再是那个旧时的保王党控制的牛津——那个曾经有个手持弓箭、皮肤被阳光晒黑的男孩梦想加入国王军队的地方。这是议会进行整顿后的牛津，是《盟约》实施之后的牛津。那些老派的学者要么屈服，要么被立即驱逐，新的学者则属于共和派人士；而克伦威尔本人则担任财政大臣。在牛津，公开举行宗教仪式是不被允许的。然而，正如那句古老的苏格兰谚语所说：“言语是束缚，思想却是自由的。”在牛津，只要一个人愿意，他仍然可以安静地禁食41小时而不会因此受到惩罚。[185]在牛津，人们依然可以毫无阻碍地学习哲学、数学以及东方语言。此外还有博德利图书馆。的确，牛津是“当时英格兰唯一一个能让波义耳心满意足地生活的地方”。[186]他的马可以随时带他往返于牛津和伦敦之间：每晚，他都可以在朋友或亲戚的家中过夜，那些住宅通常坐落在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周围还有花园和鱼塘。一旦回到伦敦，他姐姐拉内拉格位于老商业街的住所始终为他敞开大门。格雷沙姆学院、哈特利布先生、克洛迪乌斯先生以及其他学者们也会热情地接待他。

哈特利布一家搬到了查令十字区；哈特利布与他那“极其热爱化学的儿子”在新的居所里过得非常幸福。
“至于我们这些可怜的‘蚯蚓’，则只能在房子里的旧后厨里爬来爬去——我儿子把那里改造成了一间出色的实验室；据说，那些有幸进入过那里的人都认为，就其各种便利设施而言，这是他们所见过的最棒的实验室了。这几周来，那里日夜不停地有人在工作，感谢上帝，取得了不少成果。”[187]
伦敦宛如迷宫一般；哈特利布的旧后厨确实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但牛津也在召唤着他。于是，27岁的罗伯特·波义耳便前往牛津求学。他一直都是一名学生，同时也是位著名的学者和哲学家，属于“隐形派”中的佼佼者——简直就是天生的才子。

第十二章
牛津：一群博学的学者

“……我认为没有理由绝望。无论我的著作能否得到保护，其中所阐述的真理终将战胜种种反对，像血液的循环以及其他曾经备受争议的真理那样，在人们心中扎根。我的性格使我格外谨慎，不愿冒犯那些与我意见相左的人，因此不会有人因为个人恩怨或挑衅而与我为敌。至于那些因偏见或嫉妒而认为我向世人传达的见解不值得赞赏、只是运气好才被人们接受的人，那也不会在我们之间引发争执——因为或许我自己也和他们一样这么想。无论如何，我都会坦然承认自己属于那种更愿意把时间用于有意义的事务，而非追求让所有针对自己的批评都得到回应的荣耀的人；我也更愿意致力于探索真理，而非让人觉得自己会因人类的弱点而错失真理。”——罗伯特·波义耳：《论空气的来源与重量》序言

在罗伯特·波义耳加入之前，哲学学会的几名成员就已经搬到了牛津。1648年大学进行审查时，威尔金斯博士被任命为瓦德汉姆学院的院长；与此同时，沃利斯博士则成为了萨维利安几何学教授；而来自伍德街的戈达德博士则成了默顿学院的院长。1654年7月的宗教集会期间，罗伯特·波义耳似乎并不在牛津，因为伊夫林在描述那个美好星期里的牛津风貌时并未提及他。而波义耳与伊夫林之间那段将持续“近四十年”的友谊，也是直到稍后才开始的。不过，伊夫林对牛津学术界的描述恰恰反映了罗伯特·波义耳加入时的状况。

伊夫林夫妇是在“该法令颁布的前夜”抵达牛津的，次日中午过后，“学院院长按照惯例在圣玛丽教堂宣布了该法令，那些爱耍花招的人则继续他们的把戏。随后，学者们开始争论，我们在瓦德汉姆学院用晚餐。周日，基督教堂的教士、圣玛丽教堂的传教士弗伦奇博士对那些哲学家们进行了讽刺。他说：‘真正的智慧并非存在于哲学家的书中，而只存在于圣经之中。’他的观点基于《马太福音》12章42节的经文：‘看哪，有比所罗门更伟大的。’”

“就在这里。”周日午后，那位著名的《独立报》记者、现任“克伦威尔的副校长”的欧文博士做了一场精彩的布道，内容是抨击主教制——埃弗琳以及在场的一些人听这场布道时想必觉得极为难受。那天他们与塞思·沃德博士一起用晚餐，沃德在剑桥读书时也曾是那些“反对者”之一，他当时机智过人，差点因此失去学位。晚上，他们在埃弗琳所在的贝利奥尔学院大厅用了晚餐。

周一，他们在圣玛丽教堂全程参加了仪式：校长、副校长及教授们的长篇演讲，还有通过“戴帽、戴戒指、亲吻”等方式授予博士学位的环节。主持仪式的人也发表了非常出色的演讲，尽管他无法完全掩饰自己的长老会立场。经过这一切之后，神学专业只有4名新毕业生，医学专业则有3名，按当时的标准来看已经算不错了。随后，埃弗琳又与她“亲爱的好朋友”、瓦德汉姆学院的威尔金斯博士共进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260年前的那些日子真是幸福啊！在“万灵教堂”里有音乐表演，有“美妙的歌声和乐器演奏”，表演者都是才华横溢的学者们。博学的图书管理员巴洛博士带领他们参观了博德利图书馆，向他们展示了所有的珍宝，其中包括已有800年历史的比德手稿。神学院与物理和解剖学院争相为来访者提供娱乐；而在圣约翰学院，由于劳德赠送的数学仪器以及两具经过精心处理的骨架，图书馆的反光度几乎被盖过了。令埃弗琳满意的是，尽管当时形势复杂，新学院的小教堂依然保持着原有的风貌；在基督教会学院，他们看到了沃尔西红衣主教赠送的亨利八世礼拜书，上面有精美的微型画和镀金装饰，还有大教堂里那些现已严重损毁的彩绘窗户。在马格达伦小教堂里，一切都井然有序，只是祭坛被改成了桌子状；在那里，著名的音乐家吉本先生为他们演奏了双管风琴曲。他们还参观了植物园，那里有一种敏感的植物，被视为奇观。那里种着甘蔗、橄榄和大黄，不过除了品质上乘的果实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东西，女士们尝过果子后，我们就乘车返回住处了。

恩凯尼亚节庆活动在瓦德汉姆学院的午餐时告终。
“我们都在瓦德汉姆学院，那位极其热情且充满好奇心的威尔金斯博士家中用餐。”饭后，他们参观了院长新设计的透明蜂箱——人们可以从中取蜜而不伤害蜜蜂。埃弗林还得到一个空蜂箱，可以带回家放到他在德普特福德的花园里。克里斯托弗·雷恩先生也在场，他是个“才华横溢的年轻学者”，堪称“奇迹般的少年”。大家都在院长的住所的上层房间和走廊里，随意参观那些科学仪器、机械装置、圆锥曲线模型、磁铁、温度计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院长还是单身，直到两年后他才与克伦威尔的妹妹结婚。在埃弗林夫妇访问牛津时，那位女士仍是弗伦奇夫人，也就是基督教堂那位牧师的妻子，正是她曾以“看哪，有比所罗门更伟大的人在这里！”为题布道。
这就是1654年的牛津，它即将迎来罗伯特·波义耳。显然，他在1653年从爱尔兰匆匆来访时就已经到过这里并四处查看过了；而拉内拉夫人也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实验，之后她也去了牛津，查看她兄弟挑选的住处。

“我的兄弟：
上帝保佑，我们已安全抵达牛津。我目前住在克罗斯先生的家里，希望凭借自己的体验为你介绍哪间房间更舒适些。不过就这一点而言，我对两间房间都不满意，因为房门都紧挨着烟囱，如果想享受暖意，就不得不忍受风声的干扰，不过可以用折叠屏风来缓解这个问题。我觉得面向花园的房间会更为舒适，虽然那里几乎已经挂好了窗帘，但他打算再装上磨砂材质的窗帘，供你使用。这里非常期待你的到来，我希望你能尽快过来，因为那样你就能拥有更多的自由，也能有更多交流的机会了。”

“比你现在的住处要好，而且这两点都是必要的，既有利于你的健康，也有助于你的工作。”克罗斯先生是一名药剂师，他的房子位于高街，与大学学院相邻。他之所以被推荐给博伊尔作为房东，不仅是因为博伊尔自身的健康状况不佳，还因为他可能在实验工作中为博伊尔提供帮助。克罗斯是个虔诚的教徒，同时也是克里斯蒂教堂那位著名的保皇派院长约翰·费尔的挚友——那位院长在1648年的宗教审查中被赶出了教堂。在克里斯蒂教堂的庭院里发生过许多事情，但最戏剧性的莫过于在院长本人被押送至伦敦之后，费尔夫人及其家人也被驱逐出教堂。如果埃弗林夫妇看到费尔夫人及其女伴们被迫离开教堂的那个地方，他们肯定会感到震惊——她们宁愿被强行带走，也不愿自愿离开院长住所。约翰·费尔也是克里斯蒂教堂的学生，他被赶出了教堂，但他仍留在牛津生活；他的一个姐妹嫁给了医生威利斯博士，后者在默顿学院的对面、默顿街上开了一家诊所。多亏了约翰·费尔和他的姐夫威利斯博士，再加上一两位同样虔诚的教徒，才使得在共和时期，教会仪式仍能继续在那个地方秘密举行。罗伯特·博伊尔，这个出生于日内瓦的人，是否也参与了那些在威利斯博士家中聚集起来进行礼拜和领受圣餐的、属于半非法性质的聚会呢？这很值得怀疑。博伊尔在1647年写给约翰·杜里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教派分歧的看法：“长期以来，我一直对这种微不足道的意见差异竟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分歧和隔阂感到惊讶和痛心。奇怪的是，人们宁愿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观点而争吵，也不愿为了那些他们所认同的基本真理而团结在一起。就我而言，在我在日内瓦度过的两三年时间里，我从未见过有人对自己所在教会的管理方式感到不满——而那种令人痛苦的教会统治制度正是这里人们所惧怕的。因此，我在那里也从未见过类似的情况。”

“阁下啊，您大可迫使我要么与那些相信自己能通过其他方式得救的人为敌，要么为他们打开新门……”
与罗伯特·波义耳相识近四十年的伊芙琳认为，他在宗教及宗教纪律问题上“秉持着与哲学领域相同的自由思想”。他信奉基督教时“从不喧哗、争论或强行定论”。在宗教方面，他只承认其神圣的创造者才是权威；此外，他“不承认任何其他宗教，只有最原始的宗教形式；不承认任何其他规则，只有圣经；不承认任何其他法律，只有理性；其余的一切都须遵循现有的惯例，不得有任何特例。”[195]
据记载，罗伯特·波义耳仅有一次被说服参加过宗教集会。有一次，出于好奇，他去了亨利·韦恩爵士的家中，聆听这位大人物的长篇布道。“那段经文出自《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二节：‘那些睡在尘土中的许多人将会醒来，有的得到永生，有的则遭受羞辱和永恒的蔑视。’从现代视角来看，这样的经文似乎与复活的主题有关，但令人失望的是，波义耳在亨利·韦恩的布道结束后，以他那典型的牛津式温和态度指出，布道者让经文的含义‘变成了寓言’。当时，亨利·韦恩爵士在政界正处于权力巅峰，罗伯特·波义耳在向彼得·佩特爵士讲述这件事时说，那天亨利爵士的听众都是他的追随者以及期待从他那里得到指导的人，他们绝不会质疑他对圣经的解读，无论那些解读是什么。‘但我’，波义耳说道，‘由于也深受那种敬畏之情的影响，觉得自己有责任与他辩论，这样才能避免圣经的含义被扭曲。’据伯奇所说，最终还是亨利·韦恩爵士占了上风。他认出了这位批评者就是著名的罗伯特·波义耳；当波义耳坐下后，亨利爵士向他及其他听众保证，他谈论《但以理书》的内容只是出于偶尔的思考而已。[197]
不过，还有另一个小型的宗教聚会团体，他们在牛津的一间楼上房间聚会——那是乐于助人且充满好奇心的瓦德汉姆学院的威尔金斯博士家中的房间。那是“隐形会”每周的聚会场所。

正如伊芙琳所称的那样，他们是一个“博学的团体”——一个可被描述为非军事化、无党派的团体，而且绝对不属于任何教派。该团体其实是1645年在伦敦成立的“隐形学院”或“哲学学院”的牛津分院，后来威尔金斯、沃利斯和戈达德才迁往牛津。牛津分院与伦敦的分院保持着定期通信；过了一段时间后，当威尔金斯离开牛津前往剑桥时，这些每周一次的聚会便从瓦德汉姆学院转到了罗伯特·波义耳的住所里。

尽管当时存在种种束缚，这个“博学的团体”依然十分出色！其中就有威尔金斯本人，他出生于牛津，是那位拥有“极为灵巧的双手”、思维始终活跃的牛津金匠的儿子。威尔金斯大约四十岁左右，体格健壮、身材魁梧、肩膀宽阔。作为查理一世的侄子——鲁珀特王子的兄长——的牧师，他的举止十分得体有礼。他自己也是议会成员，还获得了瓦德汉姆学院的监管权以及神学学位。在他的宽容领导下，瓦德汉姆学院得以繁荣发展，仍得到英格兰一些显赫家族的支持；威尔金斯那开朗的宽容态度为一切事务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与此同时，这位学院监管人本身就是牛津新哲学运动的灵魂人物——他不仅以广博的好奇心和迷人的风度著称，还是一位作家。早在1638年，他还只是个年轻人，就试图证明月球可能是一个适合居住的世界；在第三版著作中，他甚至大胆提出，未来或许可以通过飞行方式抵达月球。1640年，他又在书中提出了地球本身也可能是一颗行星的观点。显然，这位监管人远远超前于他的时代；除了那些年轻贵族的良知之外，还有许多东西都得以在他的保护之下安然无恙。

此外还有数学家沃利斯博士，自1649年起他担任萨维利安几何学教授。沃利斯大约三十八岁，是个“原则温和”、体格强健且精力充沛的人，性情沉稳，“不易被激怒”，但一旦需要的话也能果断出手——就像他与霍布斯博士进行那场著名争论时那样。作为新哲学的拥护者，沃利斯也是最早“支持血液循环理论”的人之一。而在他前往牛津的几年前，让他声名鹊起的成就则是……

这堪称“密码学”领域的壮举。1642年12月，他担任伦敦一个显赫家族的私人牧师；某天晚餐时，一封用密码写成的信件送到了他手中，信中载有重要的政治消息。他在两小时内就破译了这封密信；此后，他似乎成了议会军队的“首席密码学家”——据说在纳西比战役期间，他负责破解国王的私人信件。他曾先后担任过多个公职，是威斯敏斯特议会的秘书，也是“隐形会社”的创始人之一。1649年，那时他已经结婚，前往牛津大学担任萨维利安几何学教授，同时也是“学术精英团体”中最活跃的成员之一。

伍德街的戈达德博士也是该团体的成员之一。他来自德普特福德，父亲是一名造船工人，1654年时大约37岁。他曾就读于牛津大学，之后出国学习医学，回国后在剑桥获得了医学学位。自1646年起，他便居住在伦敦，是内科医师学院的会员，住在伍德街。他在自己的私人实验室里研究各种秘密技术，其中包括著名的“戈达德滴剂”。作为克伦威尔的医生，他曾随克伦威尔参加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战役，也在克伦威尔在爱丁堡病重时陪伴在其身边；伍斯特战役后，他随克伦威尔回到伦敦，随后被任命为默顿学院的院长。

而住在默顿学院正对面的则是出身牛津的威利斯，他具有强烈的保王主义和主教派倾向，是克里斯蒂教堂那位固执的老院长的女婿，也是那位被关在学院庭院中的女士的丈夫。在自身专业领域里，威利斯比“戈达德滴剂”的发明者更为杰出。作为一名新哲学的坚定信徒，他解剖了许多大脑标本；我们大脑结构中的某个区域至今仍被称为“威利斯环”。他就是发现糖尿病的人，可以说他是我们第一位神经系统疾病专家。

这些人，再加上当时还是万灵学院研究员的“年轻奇迹”克里斯托弗·雷恩，以及住在瓦德汉姆学院大门上方房间的、机智过人的萨维利安天文学教授塞思·沃德，共同组成了欢迎罗伯特·波义耳来到牛津的“学术精英团体”。不过，也不能忘记博德利图书馆的馆长巴洛博士——尽管他并非“隐形会社”的成员，也完全不支持新哲学。波义耳……

与同时代的许多男子一样，他也既学习神学也学习科学；他来到牛津，或许部分原因就是那里有东方学专家。他正在学习希伯来语、希腊语、迦勒底语和叙利亚语，以便能够亲自阅读圣经。他说自己自学了“足够阅读《旧约》和《新约》的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只是为了能用这两种语言直接阅读经文，从而不必依赖译本。他还特意去学习了迦勒底语语法，以便能理解《但以理书》中以及其他用该语言写成的经文片段；此外他还学习了叙利亚语语法，希望有朝一日能用救主自己的语言来阅读他的教诲。他引用了这样一句名言——“虽然我们喝的水并非特别美味，但我们仍会更乐意饮用泉水。”[199]因此，牛津的那些东方学专家——比如波科克、海德和克拉克——便成了他的新朋友；不过其中最亲密的或许是博德利图书馆的巴洛博士。巴洛是一位逻辑学家和案例分析专家，他能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用现代标准来看或许有些过于保守——但他“拥有惊人的学识和出色的记忆力”。他对“历代神学家、学者以及案例分析专家们对各种神学问题或良心问题的观点了如指掌”；尽管存在一些局限，但他仍是个非常有趣的伙伴——“乐于分享自己的知识”——罗伯特·波义耳也很喜欢他。在牛津还有另一个人，1654年时还只是个少年，但却可能是所有人中最引人注目的：他身材矮小，面容苍白而聪慧，一头黑色的长发垂在眼前；他走路时总是弯着腰，动作敏捷；他是个孤僻的人，吃得少，睡得少，不停地忙碌着；即便在年轻时，他就已经性格忧郁、多疑，而且健康状况不佳。这个人就是罗伯特·胡克，他于1653年18岁时作为基督教堂的仆人或唱诗班成员来到牛津。他是乡村牧师的儿子，体弱多病却极具天赋，由于身体虚弱无法正常上课，便用自己聪明的头脑和双手制作会航行的玩具船、会发射子弹的玩具枪以及会走动的玩具钟。之后，他在威斯敏斯特学校跟随巴斯比博士学习了一段时间；而在基督教堂期间，他那不安分的天赋继续展现出来。

他让那些隐秘的力量注意到了他。威尔金斯博士一直怀有去月球的梦想，因此当他找到一个能够想出“三十种飞行方法”的年轻人时，必定会非常高兴。在塞思·沃德的帮助下，胡克学习了数学和天文学，并在威利斯的实验室里工作。正是威利斯将他推荐给了波义耳；当波义耳在牛津建立实验室后，胡克便成了他的私人助手。“波义耳定律”与“胡克定律”一同被收录在《物理科学手册》中。罗伯特·波义耳为自身需求而发明的空气泵——即“波义耳式机械”——后来由胡克进一步完善。波义耳在《论空气的原理》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当我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胡克一直在我身边。”为罗伯特·波义耳工作的那些岁月或许是胡克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两人分道扬镳后，胡克成为皇家学会的馆长，但他仍给波义耳写了许多信件，从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深厚感情与信任。这些信件的开头是“永远尊敬的先生”，结尾则是“您最忠诚、最谦卑的仆人”。不过，这一切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空气泵只是起点，它让发明者能够建立起关于空气的合理理论。通过这一理论，他证明了空气的弹性，同时也指出这种特性正是进一步探究空气性质的关键。波义耳的第一本著作《关于空气的原理及其效应的物理力学新实验》，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新型气动引擎的，该书于1660年在牛津出版。他在献词中提到，这本书是写给他的侄子、年轻的邓加文勋爵的，日期为1659年12月20日，当时波义耳很可能正在朋友、诗人埃德蒙·沃勒位于霍尔巴恩的家中过圣诞节。这本书遭到了弗朗西斯库斯·利努斯和霍布斯的批评，波义耳则在1662年出版的《为捍卫关于空气的原理与重量的学说而作》一书中回应了这些批评者，其中主要针对的是弗朗西斯库斯·利努斯，因为沃利斯博士已经处理了霍布斯的问题。那些没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能否理解化学或物理实验室里那些令人着迷、充满挑战的工作呢？那些漫长的等待、对细节的严谨态度、成功的喜悦，以及那些失败的挫折……除了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之外，还有谁能够真正理解他们研究背后的精神呢？

“但这样的时刻，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极为罕见，”1659年，哈特利布在给博伊尔的信中写道，“可我的灵魂却在呼喊——

‘磷啊！请赐予光明吧；为何还要拖延我们的欢乐时光？磷啊！请赐予光明吧！’”[207]

正怀着这样的信念，罗伯特·博伊尔在牛津的实验室里持续工作，从护国政府时期一直做到查理二世即位之后。他以极其缓慢、谨慎的方式收集并分析各种证据，力求打破希腊哲学与中世纪哲学中的那些错误观念，从而在新的、可靠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物理与化学科学这座宏伟的体系。这些科学的精髓后来被交给了艾萨克·牛顿和道尔顿，以及后来一系列杰出的实验科学家们。如果17世纪的博伊尔将磷称为“夜光之物”，将气体的弹性称为“空气的弹簧”又会怎样呢？当时，瓦德汉姆学院的威尔金斯博士才刚刚开始撰写关于“真实本质”的论著。[208]早在1647年，年仅20岁的博伊尔就写信给哈特利布说：“如果关于‘真实本质’的理论能够实现，它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人类因傲慢而在巴别塔事件中所失去的一切。”[209]不过，即便威尔金斯博士提出的理论也难以成为今天的科学术语。无论博伊尔用何种语言来表述他的定律，它依然具有不可辩驳的价值。[210]就算他在实际收集到氢气后未能发现它又如何呢？在科学研究中，疏漏是不可避免的。就算他在为科学定义了元素与混合物或化合物的区别之后，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而无法进一步确定某种物质就是最基本的元素，那又怎样呢？尽管如此，他仍然认识到了一个重要的自然事实，并由此开启了科学的新时代。那些在他童年时令他恐惧的古代“元素理论”终将被打破，它们的秘密也将被揭示出来，从而造福人类。在布尔哈夫对博伊尔的颂词中，可以听到古老日内瓦风暴与《主祷文》的回声——“火、空气、水、动物、植物以及霜冻的奥秘，都归功于他”；但在现代，用现代的语言来看，罗伯特·博伊尔确实得到了应有的认可。

在古希腊人那里，“元素”一词更多是用来指物质的某种性质，而非其构成成分。因此，当说某种物质含有火、气、水、土时——这些概念其实源自一种我们小时候都玩过的游戏——其含义大概是指该物质具有所谓元素的特性。可燃性表明其中存在隐含的火；某些物质受热或动植物物质被蒸馏时会释放出“气”，这无疑让人认为这些气原本就存在于那些物质之中；硬度与稳定性则被归因于土的存在，而流动性与可熔性则被认为是由隐含的水所导致的。后来，炼金术士又在原有的四种元素之外增加了三种“基本原理”，即“盐”、“硫”和“汞”。前者代表溶解性以及在火中的稳定性；后者代表可燃性；再者则代表某些物质在受热时能产生通常被称为“黏液”的液体，或者自身会因熔化而变成液态。

正是罗伯特·波义耳在他的《怀疑的炼金术士》一书中首次对这些古老及中世纪的观念提出了质疑，并赋予“元素”这个词如今的含义——即化合物的构成成分。[211]因此，尽管面临反对，罗伯特·波义耳的著作中所阐述的真理依然如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样，在人们的心中确立了地位。

第十三章 政治与哲学

“那个被称为‘护国主’的叛逆者奥利弗·克伦威尔终于死了。”——《埃弗林日记》，1658年9月3日。

“如果人们能以仁慈之心对待他，将他的过错与他一同埋葬在坟墓中，同时铭记他的美德、远大志向以及所做出的贡献，那么他便有资格跻身于最杰出的人士之列……我认为他的离去不会给这些国家带来持续的痛苦，而且我们会因为失去他而更加珍视他——这是我们天性中的缺陷：无论处于何种状况，我们总会对已拥有的东西视而不见，却过分看重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我承认他的实际表现并未能完全实现他的承诺；但我怀疑，即便在他之后出现的人，其表现也未必能超越他。”——1658年9月17日，拉内拉夫人致布罗吉尔勋爵的信，信件来自尤格尔。

“哦，虚荣的人类荣耀！哦，死亡！哦，翅膀！哦，毫无价值的世界！哦，转瞬即逝的一切！然而，那份伟大依然存在于他那衰败的躯体之中；尽管他已经死去，却依然比死亡更强大。从他那变化后的面容中，人们似乎能感受到一种暗示：他仍将再次复活，战胜死亡。”

安德鲁·马维尔，《悼念已故护国主殿下的诗》。

查尔斯·里奇的妻子莫尔金夫人几乎一直住在美丽的李兹。因为玛丽早已变得虔诚，身边围绕着沃里克伯爵的牧师们。关于她皈依宗教的故事是由她自己讲述的。[212]在她二十出头的时候，她唯一的孩子——那个她深爱的小儿子——病得很重。在极度痛苦中，玛丽如同她在暴风雨中的兄弟罗宾一样，向上帝立下誓言：如果上帝能让她找回孩子，她就愿意“成为一个全新的人”。小男孩康复了，而玛丽则“开始发现自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去乡下生活，这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我一直认为搬家是一件非常悲伤的事情。”对于这位自从离开科克的克莱顿夫人的照顾后就一直生活在人群中的女士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便在之后……

1648年末，罗伯特·波义耳完成《在李兹的圣爱》一书的写作后，玛丽来到了霍尔本的沃里克宅邸。在霍尔本时，她患上了天花。当时，雷纳拉夫人正在帕尔莫尔的家中。她自己幸运地没有患上天花，但并不害怕陪伴被隔离在沃里克宅邸中的妹妹。伟大的赖特医生也在那里照料病人——他便是“克伦威尔的御医”，后来在克伦威尔在爱丁堡病重时，他与贝茨医生及一名药剂师一同被议会派去向戈达德医生请教。玛丽刚康复不久，就有消息传到她的病房：查理一世遭到了残酷的处决。[213]

一两年后，当罗伯特·波义耳身处爱尔兰时，玛丽再次生病了，这次是在美丽的李兹，病情极为严重。可怜的查尔斯·里奇再次急忙派人去请雷纳拉夫人，她于次日清晨便从伦敦出发。她发现莫尔金夫人状况糟糕，表面上看似乎还好，但“她的疾病更多表现为愚笨而非疼痛”，见到姐姐时也毫无喜悦之情。那真是一次令人痛苦的会面：玛丽简直就像一个朋友的躯壳，她的“灵魂已丧失了任何理智功能”，她的“善良也已消逝”。

在那个时代，人们对神经系统的了解甚少。埃塞克斯的医生将玛丽的病情诊断为“瘫痪症的一种”。沃里克家族则认为是“脾脏的问题”。赖特医生则持有更为现代的观点，并将这一观点告诉了雷纳拉夫人；但他也同意那位乡村医生的看法，即这种病“非常隐蔽，难以察觉”。雷纳拉夫人写信给她在爱尔兰的兄弟罗伯特，称他们“都在盲目地寻找治疗方法”。[214] 查尔斯·里奇与玛丽的岳母也曾……

“她对玛丽极为细心体贴，十分友善。”等玛丽的健康状况好转后，拉内拉夫夫人便将她带到了伦敦。在姐姐以及赖特医生的照料下，玛丽的健康又恢复了。用玛丽自己的话来说，拉内拉夫夫人是“有史以来最值得信赖、最能照顾人身心健康的挚友”。[215]
还有其他人也这么认为。1655年时，拉内拉夫夫人已经认识弥尔顿十年了。这六年间，弥尔顿一直担任国务委员会的拉丁语秘书；他当时住在威斯敏斯特的佩蒂弗朗斯地区的一栋漂亮的花园住宅里，那房子与斯库达莫尔勋爵的住所相邻，距离拉内拉夫夫人在老马尔的住所也不远。仅作为一位伟大的共和主义宣传家、护国政府的重要官员，弥尔顿就已经是一位极其杰出且重要的人物，除了拉内拉夫夫人之外，还有许多贵族人士以及所有经过伦敦的著名外国学者都前来拜访他。那些曾在奥尔德斯盖特和巴比肯时期与弥尔顿有过交往的人，以及弥尔顿的学生亨利·劳伦斯和西里亚克·斯金纳，几乎每天都去探望弥尔顿；而他最近的朋友中还有不来梅的使者亨利·奥尔登堡先生。身为圣詹姆斯图书馆馆长的杜里也是他的近邻。弥尔顿的妻子——可怜的玛丽·鲍威尔——以及他们的幼子已经去世三年了；这位鳏夫只剩下三个女儿，最小的那个在母亲去世时还只有一两个月大。1655年时，这三个女儿分别九岁、七岁和三岁，她们在佩蒂弗朗斯的房子里由他人抚养长大，因为没有母亲在身边。而弥尔顿本人则依靠读写助手的帮助，尽管视力已严重受损，仍继续为国务委员会工作。因为那时弥尔顿已经完全失明了。[216]
拉内拉夫夫人频繁造访佩蒂弗朗斯那栋漂亮的花园住宅，就是为了看望这位身处书海之中却双目失明的拉丁语秘书弥尔顿。她的儿子迪克·琼斯当时十五岁，他和表弟小巴里摩尔勋爵一样，都是弥尔顿的学生；很可能此时他正在跟随弥尔顿学习，为将来去牛津大学学习做准备，之后还会去国外旅行，亨利·奥尔登堡则担任他的导师。至于拉内拉夫夫人本人，或许是因为哥哥罗伯特对东方语言的研究，再加上弥尔顿的影响，她也在向一位住在霍尔本的苏格兰牧师学习希伯来语。

一年后——大约在1656年10月——迪克·琼斯与亨利·奥尔登堡定居在牛津。迪克的表兄弟们，也就是科克伯爵的两个儿子，早已在那所大学就读，他们的导师彼得·杜·穆兰也在那里照顾他们。这五个人都在罗伯特·波义耳这位杰出人物的影响下成长。亨利·奥尔登堡与彼得·杜·穆兰后来都成了罗伯特·波义耳的弟子。尤其是亨利·奥尔登堡，他后来与“隐形学会”以及未来的皇家学会建立了联系；很可能正是在牛津的实验室里，亨利·奥尔登堡赢得了罗伯特·波义耳的赏识，而迪克·琼斯则首次接触了实验科学，并因此获得了他叔叔给他的绰号——“火恋者”。

与此同时，亨利·奥尔登堡与迪克·琼斯一直与伦敦的弥尔顿保持着通信联系，弥尔顿也写过许多亲切的信件给他的“挚爱的理查德”。弥尔顿写给迪克·琼斯的信都是用拉丁语写的，语气中带有浓厚的教育者风格。从后来的情况来看，似乎聪明的迪克已经让他的母亲有些担忧，因此在她与弟弟罗伯特·波义耳一起担任迪克和亨利·奥尔登堡的导师之前，她非常期望他们能在牛津度过有意义的时光。1656年10月，拉内拉夫人本人也在牛津——她正带着女儿们、仆人们以及八匹马前往爱尔兰进行长期访问。她还把弥尔顿写给她儿子迪克的信带到了牛津。留在伦敦的盲人秘书则无法听到拉内拉夫人频繁敲击佩蒂弗朗斯那间花园小屋的门声。

“现在，你那无比优秀的母亲，”弥尔顿在给牛津的迪克·琼斯的信中写道，“正在前往爱尔兰的途中，她的离去对我们俩来说都应是令人惋惜的事（因为对我来说，她也相当于所有的亲人都一样），她亲自把这封信带给了你。”

事实上，弥尔顿在给迪克·琼斯写信时很可能正在考虑自己的家庭事务，因为他就在拉内拉夫人离开后不久就要迎娶第二任妻子凯瑟琳·伍德科克。不过“对我来说”这几个字其实蕴含着特殊的含义——因为拉内拉勋爵与妻子之间长期关系疏远，几乎没怎么参与过儿子的抚养工作，所以抚养孩子的重任就落在了母亲身上。

孩子们——就像弥尔顿那样，他们代表着“所有的亲眷”。
毕竟，迪克并不是个好孩子——他只不过是他父亲的儿子罢了。
[221]

布罗吉尔勋爵最近驻扎在爱丁堡。克伦威尔重新征服爱尔兰后，他仍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1654年，他作为科克郡的代表参加了克伦威尔领导的议会；1656年则同时担任科克郡和爱丁堡郡的议员。1655年，他被任命为苏格兰新政府的行政首脑，办公地点设在爱丁堡；据贝利所说，他在苏格兰的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了“所有曾经生活在我们中间的英格兰人”。不过，苏格兰的气候并不合布罗吉尔的口味，因此他在1657年回到了伦敦，在护国政府末期，他成为了克伦威尔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而他的那位哲学家兄弟则一直刻意远离各种政党与政治事务。当罗伯特·波义耳前往牛津时，克伦威尔正处于权力的巅峰时期。那艘于1655年春季新建的巨型战舰重达1000吨，配备96门铜制大炮，船头上的船首像是一位骑在马上的奥利弗，他的马蹄下踩着六个国家的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荷兰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英格兰人，他们都穿着各自的民族服饰。伊夫林在参观这艘停泊在码头上的战舰后写道：“有个‘名声’为他那傲慢的头颅戴上桂冠，那句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可怜的伊夫林因为无法参加宗教仪式而悲叹，他让一名神职人员偷偷进入他在德普特福德的家中主持圣礼，或者跑到弗利特街怀尔金斯博士的住处去接受圣礼。尽管如此，他还是忍不住去看看码头上的那艘新战舰，去听威尔金斯博士在圣保罗教堂里为市长所做的关于服从高于牺牲的讲道，还去注视那些在监狱里绝食抗议的贵格会教徒，甚至还想窥探一下现在为护国君主而变得“极为华丽且设施齐全”的白厅。毫无疑问，正是伊夫林的多面性格让他能够在那个对他而言“充满危险与变数”的时代中继续生活下去。船只、监狱、受迫害的神职人员、珍贵的珠宝、微型画作、雕刻精美的木制品，还有别人的房屋、花园和画廊……

那些他喜爱观赏的“无与伦比的珍品”，以及他喜欢聆听的提琴、西奥博尔琴与人声的绝妙演奏——这些正是让伊夫林快乐的原因，也是他的日记如此引人入胜的缘由。或许最重要的是，他对各种“奇珍异物”充满热情。他的好奇心几乎与瓦德汉姆学院的威尔金斯博士不相上下。那些日子真是美好啊：他可以研究那种仅以水晶球在平行金属线上滑动作为平衡装置的钟表，或是能显示所有磁偏角的仪器，还有各种灵药、透视图、占卜工具，以及海煤的燃烧过程；他还能窥探贵族朋友的“实验室”，或与哈特利布先生或威尔金斯博士一起聊聊各种趣事。1656年春天，可能是威尔金斯，也可能是哈特利布，将博伊尔和伊夫林引见了彼此。[222] 可敬的哈特利布是两人的朋友。当时罗伯特·博伊尔正在伦敦，但他是否去听了威尔金斯在圣保罗教堂关于“服从牺牲的优越性”的演讲，却没有记载。无论如何，到了4月，伊夫林与博伊尔之间便建立了联系，而博伊尔与威尔金斯则作为客人参加了伊夫林在赛斯庄园举办的小型晚宴。就在那时，伊夫林送给威尔金斯他那件“稀有的烧制玻璃器皿”，这很可能是作为对威尔金斯在1654年访问牛津时送给他的蜂箱的回礼。晚饭后，众人又一起去观看布劳恩特上校新发明的犁具。这段美好的友谊持续了近四十年。需要记住的是，罗伯特·博伊尔的母亲与伊夫林的家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赛斯庄园原本属于布朗家族，后来通过伊夫林的妻子转到了他手中；而罗伯特·博伊尔的长兄霍奇多年前也在赛斯庄园去世，被安葬在德普特福德教堂。博伊尔与伊夫林性格迥异，但他们有着共同的回忆、情感以及朋友。他们之间的交往很快变得“相互且亲密”；关于罗伯特·博伊尔的最为详尽而生动的描述，正是出自伊夫林之手。[224] 博伊尔随后回到了牛津，继续从事实验哲学研究。在那里，正如谚语所说，狮子与羔羊依然能和谐共处——有趣的是，有时候那只“狮子”还会把羔羊吞在肚子里。而伊夫林及其家人在赛斯庄园则继续过着尽可能舒适的生活，当然这也是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

1657年，护国政府已处于末期。6月时，克伦威尔成了“殿下”，一个拥有专制权力与华丽排场的君主，拥有紫色天鹅绒服饰、《圣经》、宝剑以及权杖等一切象征王权的物品——实际上，除了王冠之外，甚至还有许多王冠本身也不具备的东西。回到伦敦的布罗吉尔勋爵是克伦威尔的上议院成员之一，他也是那些敦促克伦威尔接受王位的人中的核心人物；有记载称，当这一计划失败后，布罗吉尔的头脑中便产生了更为大胆的计划：让克伦威尔的小女儿弗朗西丝与查理二世结为夫妇。不过这个计划也未能实现；1657年11月，克伦威尔的女儿弗朗西丝嫁给了老沃里克伯爵的孙子，也就是查尔斯·里奇的哥哥的儿子。这名男孩在婚礼四个月后，于1658年春天因病去世；而老沃里克伯爵也在同年4月逝世，于是查尔斯·里奇成为了沃里克伯爵爵位的继承人。据伊夫林所说，1657-58年的冬天是英格兰有史以来最严寒的冬天：“冰层将猎物牢牢冻结，岛屿上到处都是被冻死的鱼和鸟……”就在圣诞节那天，伊夫林夫妇前往伦敦，在埃克塞特小教堂领受圣餐，但小教堂被士兵们包围，领圣餐的人们遭到了逮捕——当他们跪在祭坛前时，士兵们的火枪正对准着他们。伊夫林夫妇最终得以回家；而在那次难忘的圣餐仪式一个月后的1658年1月，他们失去了他们那个年仅五岁、堪称神童的长子，他死于疟疾。“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孩子：我为有这样一位孩子而感谢上帝，愿他安息在上帝的怀抱中！”他被安葬在德普特福德教堂；一两周后，他们的幼子也跟着去世了，“在保姆身边挣扎了7周，长牙期间就患上了水肿病”。当时天气依然极其寒冷且多病，5月时人们下令实行公共斋戒，以“避免今年春天可能出现的致命疫情”。然而即便如此，6月还是出现了异常猛烈的冰雹与暴雨，“天气冷得如同冬天，北风持续了近6个月”。或许正是由于这个不健康的冬天之后又出现了疫情，哈特利布才比平时更加好奇某些神秘事物——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那些医学上的“秘密”。他在1658年2月2日写给罗伯特·波义耳的信中特别提到了其中一种“秘密”。哈特利布本人也曾遭受过“极端严寒天气”的折磨。

从哈特利布写给博伊尔的信中可以看出，弥尔顿手中掌握着一个“秘密”，而哈特利布——显然博伊尔也是——当时都急于得到这个秘密。哈特利布在信中写道：“我一定会设法得到那个被交给弥尔顿先生的秘密。也许把秘密交给他的那位贵族会允许我得到一份副本，以防直接从他那里获取有困难。不过如果您去请求弥尔顿先生，我相信他不会拒绝的。”如果哈特利布所说的“您”指的是拉内拉夫人，那么那位夫人当时仍在爱尔兰处理自己的家庭事务，距离佩蒂弗朗斯的花园住宅很远；而迪克·琼斯和亨利·奥尔登堡则在外地旅行。至于弥尔顿是否愿意交出那个秘密，目前还不得而知。哈特利布写给博伊尔的信是在2月2日，几天后弥尔顿的第二任妻子去世了——她于10月为弥尔顿生下的女婴则活到了3月。那个春天，在孤独与黑暗中，弥尔顿的思绪再次转向了他所构思的《失乐园》这部作品。此时实在不是哈特利布去打扰他处理那些事情的时候。克伦威尔生病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般震撼了整个国家。在1658年那个寒冷且不健康的夏天里，尽管国家重担沉重，但对克伦威尔来说，比起看到自己深爱的女儿受苦，这些重担还算容易承受。8月6日，克莱波尔夫人在汉普顿宫去世时，克伦威尔一家人都聚集在她身边。当时克伦威尔本人也生病了，不过他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尽量隐藏自己的病情，仍能偶尔处理国家事务，有时还会与亲卫队一起在汉普顿宫的公园里骑马。8月21日，人们得知这位护国公患上了严重的热病，医生们将其称为“杂种三日热”；但到了24日，他们终于能够将克伦威尔从汉普顿宫转移到白厅，在此期间，尽管仍会发作热病，但他仍继续处理公共事务，直到8月28日。那天，热病的症状发生了变化，从“杂种三日热”变成了“双三日热”——24小时内会出现两次极其剧烈的热病发作。克伦威尔的体力正在逐渐衰竭。次日，也就是29日星期日，各教堂里都举行了祈祷仪式。

“接着，那个非同寻常的周一到来了（1658年8月30日）。那些喜欢研究巧合的人将这一天视为有史以来袭击伦敦和英格兰的最猛烈的飓风之日。从早到晚，狂风呼啸不止，街道上空无一人，房屋屋顶被掀翻，公园里的树木被连根拔起，海上的船只也倾覆了，甚至佛兰德斯和法国的海岸也陷入了这场暴风雨的肆虐之中。在英格兰境内，远至林肯郡都能感受到这场风暴的影响；在那儿的一座古老庄园附近，有个15岁的男孩，名叫艾萨克·牛顿，他后来回忆说，自己通过先顺着风向跳跃、再逆风跳跃，并根据距离差来计算风力的大小，从而试图了解风的强度……”[226]

克伦威尔于9月3日去世，这一消息在9月17日传到了爱尔兰。9月17日，住在尤加尔的拉内拉夫人给她的兄弟布罗吉尔勋爵写了一封长信，本章开头便引用了这封信的内容。几天前还“以自己的声望和力量震撼整个欧洲”的人已经去世了；随着他的离世，英国历史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对拉内拉夫人而言，克伦威尔不仅是一位慷慨而有权势的朋友，而且在她信件的最后部分，她遗憾地谈到了自己的一些个人问题。因为克伦威尔不仅帮助她处理爱尔兰的财产问题，还帮助她应对那个性格倔强的丈夫。“他现在已是贵族身份，”她在谈到理查德·克伦威尔时说，“但在我看来，他并不适合像他父亲那样来处理与我丈夫相关的问题。我觉得，凭借他父亲的权威和严厉态度，应该能够说服或劝诫我丈夫……既然无论在这里还是其他地方都很难让他改变主意，那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为自己和孩子们寻找一份独立的生活保障。”

她说，此前她就同意离开，到自己的朋友中间去，以躲避“我丈夫的压迫”；现在她可以轻松地离开，因为她并没有太多财产需要收拾。由于“我丈夫的专横行为”，她的孩子们“既无法找到合适的配偶，也无法为那种因父亲固执而注定要过的艰苦生活做好准备”。她希望人们知道，“我离开我丈夫并非出于任性，而是出于无奈，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寻求属于自己的安宁生活。”

“我宁愿选择贫穷，也不愿追求财富或为自己创造富足的生活。”[228]此时，博伊尔与伊芙琳之间的友谊正在书信中逐渐成熟——这些信件内容涉及书籍、水果的形状、清漆的制作方法以及许多其他话题，它们在位于塞斯宫廷的伊芙琳与牛津的博伊尔之间往来。在其中一封信中[229]，伊芙琳向博伊尔介绍了他一直以来的设想：在距离伦敦约二十五英里的地方建立一所“哲学数学学院”，让那些天赋出众的人士能够聚在一起，过类似加尔都西会修士那样的生活。伊芙琳甚至将一切都规划得极为详细——需要购置三四十英亩的土地，上面要有高大的树木和高地牧场，还有完善的灌溉系统。学院内的建筑则应是一座“漂亮的宫殿”，内设阅览室、餐厅、图书馆、客厅、厨房、储藏室以及各种服务设施，所有地方都应配备精美而豪华的家具；在宫殿对面、靠近树林的地方，则要建一座“漂亮的礼拜堂”，以及六间供会员使用的房间。此外，这位园艺大师还描述了院内的“实验室”，里面可以存放各种珍稀物品和自然界的奇珍异宝；还有鸟舍、鸽子房、药草园、菜园、果园，以及一两匹马的马厩，还有用于培育娇嫩植物的温室。这些哲学家们可以一起玩保龄球、下棋，也可以在花园的小路上散步——大概是一对一对地走。而作为完美妻子的伊芙琳则欣然同意搬到那里去生活，让丈夫过上加尔都西会修士般的生活，而她则独自住在宫殿里，掌管着餐厅和家务事。至于家务人员，则包括一名“资质良好的牧师”、一名负责处理食物准备的老妇人、一名负责采购食物并打理花园和马厩的男子，以及一名负责处理其他杂务的男孩。罗伯特·博伊尔读到伊芙琳那充满热情的信时，想必会会心一笑——尤其是信中提到的那种类似加尔都西会修士的生活方式：“夏天六点在礼拜堂做祷告，然后学习到十一点半。一点在餐厅用晚餐，四点休息。如果天气允许，就会到外面聊天，否则就在餐厅里聊天。除非生病，否则这种作息规律从不改变。七点再次祈祷，九点上床睡觉。冬天也是一样的，只是时间略有调整，因为夜晚比较漫长，傍晚时的交谈更为愉快。”

食堂。禁止一切游戏，包括棋类、保龄球等。每个人都需自己耕种花园。春季时，会有一个月的時間用于学习蔬菜种植等相关知识；冬季则有一个月的时间用于其他实验。每个人都要有实验室、亭子、图书馆、储藏室等场所的钥匙。每周都要禁食。至少每两周或每月举行一次圣餐仪式。外人不得轻易进入该团体，只有在每周的特定日子里，且只能在晚餐之后才能进入……每周四都会举行音乐聚会，大家可以在此交流谈心……”此外，每位哲学家每周都需“公开汇报自己的研究进展”，所有人都必须穿着“得体的服装或制服”；而最令人欣喜的是：“每年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待在伦敦或任何大学里，或是为公众利益而四处游历。”那些哲学家们一定会欢欣鼓舞吧！

那是1659年9月3日，克伦威尔去世一周年之日。一两周后，伊夫林又写了信。[230]他当时正在阅读博伊尔的《天使之爱》，很可能是手稿版本，因为这本书直到1660年才出版。在伊夫林看来，这本“无与伦比的书籍”仿佛是用从天使翅膀上夺来的笔写成的。“我以前就非常爱你，”他写道，“但现在我的心与你紧密相连。”然而，可惜的是！在伊夫林写给朋友的信中充满了哀求之情，而且再也没有提到过任何卡特西奥会修道院的事。那些小房间、棋类游戏、保龄球，以及那些成对在花园小路上散步的哲学家们，暂时都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美丽而贤淑的女子——

“先生，您觉得阿尔塞斯特怎么样？她竟然冲进了丈夫的葬礼现场。艾米莉亚的善良、卢克雷蒂娅的贞洁、弗丽亚与波西亚的忠诚……如果没有了爱情，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一片荒漠！”

至于圣保罗的观点，伊夫林并不太看重；那些观点或许适合在迫害时期作为传教士所使用的，但他承认自己并没有得到主的命令。那些哲学家们的妻子们真是虔诚又勤奋啊！比如普登蒂拉，她总是为丈夫的研究工作提供帮助。还有格劳秀斯夫人以及其他人。即便不在国外，就在伦敦，那些委员会会议室、议会大厅[231]，也都是现实情况的明证。

“耐心，以及那些温柔的生灵所展现出的关爱与忠诚……”难道就没有希望让博伊尔先生改变主意，意识到如果爱情是美德的话，那它便是神圣的了吗？至少他应该记得，在天堂和方舟里，“那里只有成对的生物，所有的生灵都处于恋爱之中。”

《神圣之爱》的手稿显然已经流传开来。有一份盗版且内容有误的副本被卖给了一位伦敦的书商，该书商又与博伊尔先生取得了联系；长期拒绝出版的博伊尔最终被说服亲自出版这本书。1659年9月，埃弗林很可能阅读了这本由11年前在美丽的利兹生活的一名忧郁青年所写的小册子——11年的时间并未改变博伊尔先生的信念；而《神圣之爱》也成了“奇迹之年”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尽管它并非最具代表性的作品。[232]

与此同时，1659年对博伊尔家族的另一个分支来说也是值得铭记的一年。5月30日，刚刚继承伯爵头衔的查尔斯·里奇的兄长去世，于是查尔斯·里奇与莫尔金夫人成为了沃里克伯爵和伯爵夫人。五天前，理查德·克伦威尔宣布退位。众所周知，理查德担任护国公期间的几个月里，整个国家陷入了极度混乱的状态。随着一个人的死亡，这个伟大共和国的整个结构便崩塌成了碎片。拉内拉夫夫人回到她在马尔的家中时，发现这里的景象与她三年前离开时已大相径庭。“整个国家都处于极度的混乱与不安之中，军队与各派势力之间冲突不断，”埃弗林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有许多人试图夺取政权：到处都是混乱与无序；主啊，请怜悯我们吧！”[233]

只要有可能，布罗吉尔勋爵似乎一直支持着理查德的护国政府；[234]但在理查德退位之前，布罗吉尔和库特就回到了爱尔兰，布罗吉尔负责管理明斯特地区，库特则负责康诺特地区，他们都在为查理二世的复位而努力。1660年初，英格兰的蒙克以及爱尔兰的库特和布罗吉尔都与王室孤儿保持着联系。布罗吉尔写给查理的信中……

它是由性格温和的弗兰克带到了布雷达；据说在蒙克的使者完成任务之前，它就已经落在了查尔斯的手中。[235] 然而，布罗吉尔提出的让查尔斯在爱尔兰登陆的建议其实并无必要——蒙克的提议很快就被接受了。爱德华·蒙塔古爵士——后来成为了桑威奇伯爵——被派往海牙去接回查理二世；1660年5月8日，“经过近20年充满暴力与荒谬的叛乱之后”，[236] 查理二世在伦敦被宣布为国王。5月29日，他抵达了伦敦。在号角的响声中，2万名骑兵和步兵挥舞着剑，高声欢呼。街道上铺满了鲜花，城里的钟声响起，喷泉则向人们喷洒葡萄酒。女士们从窗户和阳台上探出头来，而贵族们则穿着华丽的天鹅绒和金色布料，展现出非凡的风貌。“我站在斯特兰德街上，目睹这一切，心中充满了对上帝的感激！”埃弗林这样写道。[237]

第十四章 复辟与皇家学会

“随后他们前往白厅；在公爵的房间里，国王停留了一两个小时，不停地取笑正在那里谈论自己船只的W·佩蒂爵士，同时也嘲笑格雷沙姆学院。显然，可怜的佩蒂对此感到十分困惑，但他仍保持冷静，以极大的耐心应对国王及其他旁观者的荒谬指责；他还提出愿意与国王最好的船只一较高下，但国王却拒绝，只是用言语贬低他而已。他对格雷沙姆学院也极为嘲讽，因为那里的人只知道测量空气密度，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做。”——佩皮斯日记，1664年2月1日。

“培根如同摩西一般，最终带领我们走出荒野，他站在那片应许之地的边界上，从自己卓越智慧的巅峰上亲眼看到那片土地，并将其展现给我们。然而，人生从来不会给一个人足够的时间去探索世界、征服一切：……因为那些能够将目光投向遥远事物的人，总是处于胜利或战斗之中。”

——亚伯拉罕·考利为皇家学会所写的诗。

（托马斯·斯普拉特所著《伦敦皇家学会史》序言，1667年。）

复辟时期，博伊尔兄弟中有两人获得了国王的嘉奖：老伯爵一定会为自己的儿子们感到骄傲。“亲爱的布罗吉尔”，每当政治局势发生变化时，他总会像一块明亮的玻璃碎片一样成为焦点，其他较小的碎片则围绕着他重新组合成新的格局——他被封为奥雷里伯爵，未来还有着作为军人、政治家及剧作家的辉煌事业在等着他。作为明斯特的总督以及爱尔兰的司法贵族之一，他将把总部设在沙勒维尔，并频繁前往英格兰。而性格温和的弗兰克，则成为了香农子爵以及枢密院顾问。关于弗兰克后来的生活，人们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在香农公园的爱尔兰庄园里生活并抚养家人。

看来，他效仿那些文坛同僚的做法，至少也尝试过一次出版作品。[239] 在那些书信中出现的他的妻子——“黑贝蒂”——比她的丈夫更为后人所熟知。人们不仅记得她是弗兰克孩子的母亲、香农子爵夫人，还记得她是机智而挥霍无度的汤姆·基利格鲁的妹妹，同时也是查理二世某个私生女的母亲。[240]
作为保皇党人的长兄，科克勋爵在护国政府时期一直努力维护家族的财产状况，如今他的地位已恢复到足以为查理二世做那位伟大伯爵曾为查理一世所做之事的程度。他为资金短缺的国王提供资助；作为对其功绩的认可，1663年他被封为英格兰贵族中的伯灵顿伯爵。不久之后，位于皮卡迪利的伯灵顿宅邸便开始建造，它就坐落在大法官官邸的旁边。[241] 科克家族与克拉伦登家族因克拉伦登勋爵的儿子与伯灵顿勋爵的女儿结婚而进一步紧密相连；另一位女儿则嫁给了桑威奇伯爵的儿子欣钦布鲁克勋爵——这位勋爵曾担任舰队司令（佩皮斯是他的秘书），并协助将查理二世从海牙接回英国。性格温和且生活优渥的伯灵顿伯爵，在白厅的会议厅里与同僚们相处融洽，或是作为宫廷贵族中的一员侍奉公爵，他在追求舒适与炫耀方面的天性，与那位伟大伯爵最为相似。他非常享受自己作为家族首领的地位。据说，当他与一群贵族一起乘船沿泰晤士河航行时，一旦看到德普特福德教堂，他总会不忘摘下帽子。“我有理由这么做吧？”他会这么说；同时还会讲述多年前长子霍奇就安葬在那座教堂里，正因这个孩子的去世，他——理查德·博伊尔，也就是次子——才得以成为科克伯爵。从爱尔兰归来的拉内拉夫夫人对“我哥哥科克的奢华生活”颇有微词。复辟前夕，她写信给罗伯特·博伊尔说：“唉！贵族们、淑女们以及通情达理的人们的娱乐方式终究是不同的，这让您的国王极为苦恼。”[242]
不过，这位伯爵和他的伯爵夫人向来很受民众欢迎。复辟之后，当他们的女儿安妮嫁给桑威奇伯爵的儿子、年轻的欣钦布鲁克勋爵时，桑威奇夫人对这桩婚事感到十分高兴。

“他们状况极佳，是聪明又开朗的人，”她在婚礼过后写道。“她”（新娘）“的书写风格极为优雅自然，其他人也是如此，都有点像博伊尔先生的风格。”[243] 而可怜的佩皮斯因为未能在欣钦布鲁克婚礼上得到“恩惠”而十分沮丧，但在白厅见到伯灵顿勋爵后心情才有所好转；因为伯灵顿勋爵“一听到约克公爵叫我的名字，便立刻走过来，以极大的敬意对待我以及我与桑威奇勋爵的关系，并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友善。”这次简短的会面之后不久，佩皮斯就来到了伯灵顿府，由于过度紧张，他甚至烧掉了自己的假发。这也难怪——因为他刚刚第一次见到伯灵顿夫人，也就是当年都柏林的邓加文夫人，当年她怀第一个孩子时，利斯莫尔的李子树上的李子都是为她保留着的。[244] “她是个说话优雅、品性良好的女人，”佩皮斯说，“不过年纪大了，长得也不算漂亮，但很勇敢。”他后来还见到了她的女儿，年轻的欣钦布鲁克小姐。“我无法说她美，但也算不上丑，”诚实的佩皮斯这样写道；不过他也向她致意了，而她也表现得“非常友善”；罗伯特·博伊尔的这个侄女性格十分开朗，喜欢书籍和画作，而且头脑聪慧。为了庆祝这对年轻夫妇，佩皮斯夫妇举办了一场小型晚宴，佩皮斯一直为此操心不已，直到宴会顺利结束，他还特意购买了一枚新的银币作为纪念。晚餐很丰盛，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大部分谈话内容，”佩皮斯天真地补充道，“都是关于桑威奇勋爵及其家人的，因为我们都属于同一个家族。”[245]

伯灵顿——天体仪——香农河。在所有幸存的伯爵的儿子们中，罗伯特·博伊尔在牛津继续以“博伊尔先生”的身份生活着，他是个才华出众且品德高尚的人。他本可以成为贵族，也可以成为主教，或是伊顿公学的校长。据说他曾多次拒绝成为贵族。复辟后不久，他确实也拒绝了担任主教的提议。“国王以及财政大臣南安普顿伯爵、大法官克拉伦登伯爵都对他极为尊重有礼，”伯奇说道。

“英格兰。”但对罗伯特·波义耳而言，一个显赫家族的继承权“不过是一种华丽的奴役”，而“名义上的尊贵地位”在他看来“反而会成为了解诸多深刻真理的障碍”。[246]他认为，自己越少卷入教会的世俗事务，就能在宗教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此外——正如他后来向伯内特主教解释的那样——他并未感受到“圣灵给予他的任何驱使”。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不愿担任伊顿公学的校长。亨利·沃顿爵士当时正与艾萨克·沃尔顿一起坐在黑壶旁，他怎会预料到，有朝一日“灵性十足的罗宾”会被邀请来接替他成为伊顿公学的校长呢！罗伯特·波义耳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希望自由地追求知识，为人类谋福祉，同时服务于上帝。他不愿被各种誓言和约束所束缚，因为自己无法改变自己的性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誓言问题上“有着一种强烈的（或许可以说是特殊的）敏感度”。[247]因此，在那些记录贵族生活的文献中找不到关于他的任何记载，也看不到他穿着短袖衬衫、戴着钻石帽带出现在宫廷贵族中的样子，更见不到他出现在那些不再喜欢莎士比亚作品的复辟时期戏剧评论家们中间：“我看过《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演出，”伊夫林说道，“但现在，由于国王长期不在国内，那些古老的戏剧开始让这个精致的时代感到厌烦了。”罗伯特·波义耳是否曾经看过“亲爱的布罗吉尔”创作的《穆斯塔法》这部剧，实在难以确定，即便当时贝特顿和伊安瑟担任主角，国王、卡斯尔梅因夫人以及“聪明机智的奈尔”也在场观看。[249]不过，在复辟初期的那些年里，还是有一些关于罗伯特·波义耳的记载。直到1659年底，他一直住在牛津，偶尔会乘马车往返于牛津与他所钟爱的伦敦之间。他忙于研究空气泵、进行实验室实验，同时也在撰写《炽热之爱》一书。他与巴黎的迪克·琼斯和亨利·奥尔登伯格保持通信联系，也与伦敦的伊夫林和哈特利布有书信往来。“您这封极为高尚的信真是令人感动，”哈特利布在给牛津的波义耳的信中写道；不过，波义耳在那个时期写给哈特利布的信似乎已经遗失了。哈特利布寄给波义耳的信里满是各种闲话，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其中政治方面的内容甚至比科学方面的还要多。因为作为一名消息灵通的人，哈特利布仍然能够从威斯敏斯特和金融区获取各种信息，于是他给波义耳寄去了许多关于蒙克独裁统治末期那些阴谋与派系的传闻。

关于布拉德肖的死因，以及兰伯特、德斯伯勒、弗利特伍德、韦恩和蒙克本人的行踪；还有那个被他称为“C.S.”的神秘人物，据说他就在水那边。当“C.S.”真正回到伦敦、复辟已成定局时，罗伯特·波义耳和他的抽气机也来到了伦敦，他们受到了“隐形人”们的热烈欢迎，尤其是伊芙琳以及年迈多病且极为贫困的哈特利布——因为他在共和政府时期的养老金已经停发。

“我去了切尔西拜访波义耳先生，”伊芙琳写道，“亲眼目睹了他的气动发动机所进行的各种实验。”她还提到：“去切尔西拜访了波义耳先生，看到了用风泵称量空气的各种效果。”

然而，在复辟之后的那些周与月里——那些用于在议会中通过赔偿法案以及审判弑君者的日子里——对罗伯特·波义耳和他的妹妹拉内拉赫来说，想必是极其痛苦的时光。克伦威尔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得力助手布罗吉尔勋爵确实安然无恙，还能体面地脱身；但其他一些人——那些家族老友和政治盟友——则没有这么幸运。罗伯特·波义耳一直远离派系与军队，尽管他的一些挚友都是清教徒；而拉内拉赫夫人，从长期议会时期起，她的宅邸就一直是议会党的聚集地，她的个人命运也与克伦威尔的护国政体紧密相连，她必定怀着沉重的心情关注着那些将决定许多政治及私人朋友命运的议会讨论。

那些弑君者：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里，英格兰和爱尔兰一直由弑君者统治！的确，其中有些人根本无法被捉拿归案——比如克伦威尔这样的头号罪魁祸首；不过，赔偿与赦免法案中也存在许多例外情况。有些人被列为不属于“真正的弑君者”，有些人则被归为“非弑君者”，还有些人被归入“其他例外类别”。有些人会被“彻底排除在外”——这意味着他们将被处决；有些人则会被“免于处决”，也就是除了处决之外的任何惩罚都不适用；还有些人只是因为无力承担责任而被排除在外，这意味着他们将终生默默无闻。有些人生逃了，有些则留在原地；有些人为自己辩解，试图减轻罪责，而有些人则始终坚守立场。

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声称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那么，这些人各自的命运又会如何呢？曾经被称为“殿下”的理查德·克伦威尔，以及心胸宽广却忧郁的爱尔兰总督亨利·克伦威尔——可怜的亨利曾爱上多萝西·奥斯本，而多萝西又爱上了威廉·坦普尔爵士——他们的结局又会怎样？至于克伦威尔的遗孀——伦敦人现在称她为“老诺尔的妻子”——民众的态度也发生了奇怪的变化。而党内的那些要人——其中有许多曾是拉内拉夫人的密友——兰伯特、拉德洛、圣约翰、弗利特伍德、哈塞尔里格、伦索尔、惠特洛克、韦恩、德斯伯勒、彭宁顿、瑟罗以及劳伦斯总统，他们的命运又会如何呢？劳伦斯总统的儿子亨利·劳伦斯，从他们在巴比肯与弥尔顿一起求学时起，就是小巴里摩尔勋爵的朋友。他依然是弥尔顿的弟子之一，经常造访位于佩蒂法朗斯的花园住宅。而小巴里摩尔勋爵的第二任妻子正是劳伦斯家族的人——玛莎·劳伦斯。要如何解开内战中那些复杂的纠葛呢？[252] 至于古德温、休·彼得斯，还有盲人弥尔顿本人，他的《毁像者》和《为民众辩护》这两部作品在复辟后一两周内就被下令由刽子手烧毁，他们的命运又会如何呢？在那个时代，绞刑、剥皮处死之类的刑罚并不罕见；不过，了解对哈里森少将——第一个被定罪的弑君者——的判决会对像罗伯特·波义耳这样善良而敏感的人产生怎样的影响，倒是一件有趣的事。他的妹妹拉内拉夫虽然是个女人，但身上有着更多老军人伯爵的特质，或许和她伊丽莎白时代的父亲一样，认为这样的死亡不过是不可避免的“悲惨结局”。
“……法庭裁定：你将被带到行刑地点，用绞架将你吊死；在你还活着的时候，人们会将你砍下来，取出你的内脏，在你眼前将其烧毁；然后砍下你的头颅，将你的身体分成四块，头颅和尸体则由国王随意处置。愿上帝怜悯你的灵魂！”[253]
10月13日，当佩皮斯前往查令十字街观看哈里森少将被绞死、剥皮处死的情景时，波义耳是否正在用他的风速计测量空气中的气流呢？

被四等分了吗？“那件事就在那儿发生的，他在那种状况下仍显得无比开心。”[254]但在那群饥肠辘辘的人群中，佩皮斯根本不可能靠近到足以听到哈里森的遗言，而那些遗言至今似乎仍在查令十字街回荡着：“在战斗中，他曾多次为我遮护头部。以神之名，我曾翻过围墙；以神之名，我曾冲过敌军阵营；以我的神之名，我定能度过这次死亡，而他也会让这一切变得轻松……现在，主耶稣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于您手中……”佩皮斯也无法看到哈里森在那一场可怕的处决过程中试图反抗刽子手的一幕。

伊夫林先生并非特意去观看那些谋反者的处决场面；[255]但在17日那天，他偶然看到了那些被从绞刑架上用篮子装下来、浑身是伤、散发着恶臭的尸体。“哦，上帝的奇妙安排啊！”[256]

那么，米尔顿呢？这位盲目的共和主义者，对拉内拉夫人而言，他比任何亲人都重要。博伊尔和哈特利布是否终于从米尔顿那里得到了他们所渴望的处方呢？

米尔顿在复辟时期得以免于惩罚，这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谜团。究竟是通过怎样的政治手段实现的？又是谁在背后操纵了一切？议会向来很擅长以各种方式让自己摆脱困境，但米尔顿的脱险堪称议会手段中最巧妙的一次。克伦威尔去世后，拉内拉夫人从爱尔兰回到她在马尔的宅邸，而米尔顿仍然住在佩蒂弗朗斯的花园小屋中，几乎可以算作她的邻居；他依然与她在巴黎的儿子迪克·琼斯以及他的导师奥尔登堡保持通信联系；他依然是议会的拉丁语秘书，安德鲁·马维尔则是他忠实的助手。1660年新年的曙光到来时，他虽然心灰意冷，但依然毫不气馁地继续为那个注定失败的共和国而奋斗。作为宣传家的米尔顿与作为将军的兰伯特，应被视作复辟运动最后的两位反对者。然而到了3月，随着米尔顿向议会及蒙克本人发表书面劝告，这位盲人秘书被解除了职务，同时也有命令要逮捕他的出版商。5月7日——也就是查理二世即位的前一天——

在伦敦发布的公告称——弥尔顿已经从佩蒂弗朗斯的花园小屋中消失了。没人知道他的孩子们遭遇了什么，也不知道是谁帮助这位盲人找到了藏身之处。“在巴塞洛缪巷的一位朋友家中”——那是一条狭窄的通道，从西史密斯菲尔德进入，入口处有一座甚至在弥尔顿时代就已十分古老的拱门[257]——弥尔顿在那里隐藏了三个多月。6月16日，他的案件与古德温的案件一同被提交到议会审议，议会下令没收并焚毁他们的书籍，同时要求立即将这两个人抓捕归案。但两人都在躲藏之中，直到8月13日，这两个名字才再次被提及；此时，《赔偿法案》仍在上议院与下议院之间悬而未决。两人始终未被找到；尽管当时伦敦各处都贴满了要求焚毁他们所有书籍的通告，却并没有进一步逮捕他们的命令。8月28日，该《赔偿法案》获得了两院的通过；8月29日又得到了国王的批准，《赔偿与遗忘法案》正式载入法律典籍，而其中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弥尔顿的名字。古德温的名字出现了，他被判终身不得担任任何公职。至于弥尔顿——那位共和主义宣传家、克伦威尔的拉丁语秘书，他曾做出过无数贡献，却没有任何记载，他的名字不知为何被彻底抹去了。弥尔顿得救了——“令所有人惊讶的是”，伯内特主教如此说道[259]。如果弥尔顿和那些弑君者一起在查令十字架被处决，或者被押送到泰本刑场的话！在法案审议期间，这种情况似乎并非不可能发生。不过，随着这部《遗忘法案》的通过，这位盲人清教徒重新出现在伦敦老街的阳光下，弥尔顿也就从此退出了拉内拉夫夫人以及博伊尔家族的故事。在该法案通过后的一段时间里（显然他的藏身之处已被发现），他似乎被狱警扣押了起来。或许那样对他来说更安全。他那些有问题的著作被依法焚毁，那些与他一起弑君的同伙也被处以绞刑、剖尸示众的刑罚；12月时，弥尔顿终于重获自由。他有一些忠实的朋友，安德鲁·马维尔或许是其中最勇敢、最不懈的人；但要拯救约翰·弥尔顿，恐怕需要比马维尔和达文南特更强大的影响力。难道拉内拉夫夫人又为他做了一件比以往任何事都更重要的事情吗？她是否动用了自己有权势的……

布罗吉尔兄弟，还有那些她最为熟悉的枢密顾问们——比如桑威奇、曼彻斯特、安尼斯利、莫里斯，以及可怜的莱蒂丝的岳父戈林勋爵，还有年轻的查尔斯·霍华德，他娶了“罗宾的年轻妻子”，即将成为卡莱尔的第一代伯爵。拉内拉夫夫人是否也通过自己的关系网影响了围绕国王而形成的那个小圈子——海德、奥蒙德、南安普顿等人？有人记得，博伊尔先生“受到了国王、财政大臣南安普顿伯爵以及英格兰大法官克拉伦登伯爵的极度礼遇与尊重”。可以想象，博伊尔家族——或许包括博伊尔本人，他的记忆可以追溯到在科穆斯学院和伊顿公学就读时的米尔顿，也就是那些创作过《达蒙的墓志铭》以及住在日内瓦的迪奥达蒂别墅的米尔顿——很可能参与了拯救这位盲目的共和主义者，让他能够完成《失乐园》的创作。不过，如果真有人帮了米尔顿的忙，那也肯定是拉内拉夫夫人。此后再也没有记录显示拉内拉夫夫人再拜访过米尔顿，但很难相信她对米尔顿的友谊会随着王政复辟而结束。佩蒂弗朗斯的花园小屋不再是他居住的地方；他失明的双脚转向东方，再次回到霍尔本，然后是朱温街，最后来到邦希尔菲尔德附近的炮兵步道，在那里他继续完成了他的伟大诗作，也在此度过了余生。很难相信拉内拉夫夫人再也没有敲过那位盲人的门；可以肯定的是，1667年8月底或9月初的某一天，《失乐园》的初稿送到了帕尔莫尔的他家中。

1660年11月28日的一个下午，一群哲学家们像往常一样聚集在贝辛霍尔街的格雷沙姆学院，聆听克里斯托弗·雷恩博士的天文学讲座。自1657年起，雷恩便一直担任该学院的天文学教授，每逢学期期间的星期三下午两点到三点他会举办讲座，而那些学者们则习惯在讲座结束后留在另一个房间里互相交流。过去一两年里的政治动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术的发展；事实上，士兵们曾一度驻扎在格雷沙姆学院里。但到了后来……

1660年11月，一切又逐渐恢复平静，讲座也照常进行。在这次讲座中在场的杰出人士有布伦克勋爵、博伊尔先生、布鲁斯先生、罗伯特·莫雷爵士、保罗·尼尔爵士、威尔金斯博士、戈达德博士、佩蒂博士、鲍尔先生、鲁克先生、雷恩先生以及希尔先生；他们之间的讨论集中在建立一个比以往规模更大的科学协会上——一个“旨在推动物理数学实验性研究”的协会，该协会将从那天起每周三举行会议。

需要记住的是，这并非复辟带来的结果。自“隐形派”开始聚会以来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他们始终避免讨论神学与国家事务，聚会地点有时在格雷沙姆学院，更多时候则在伍德街的戈达德博士家中或切普赛德的公牛头酒馆。当时的罗伯特·博伊尔还只是个18岁的少年，刚从日内瓦回来，他被引入哈特利布、杜里和科梅尼乌斯的这个小圈子后，发现那些议会成员早已对“维鲁拉姆式教育”方案感兴趣了。1660年11月时，“隐形派”已比1645年时成熟了许多。那真是难忘的十五年啊！英国历史上还有过这样的十五年吗？其中一些人，在牛津大学的情况有所变化后，便前往那里，接替保王党人留下的职位，从而形成了“隐形派”在牛津的分支；而如今，这些人在复辟后被赶出牛津大学的职位，又回到了伦敦。1645年的那个“隐形学院”最终并入了皇家学会。于是，在1660年11月的那个下午，格雷沙姆学院里诞生了一个新的协会。会议决定，该协会的“初始成员”就是当时在场的这些人，同时还有另外一些被认为合适的人选，共计39人的名字被提出并记录下来。其中包括约翰·埃弗林、沃利斯博士、塞思·沃德博士、威利斯博士、巴瑟斯特博士、肯纳姆·迪格比爵士、亚伯拉罕·考利、约翰·丹汉姆、威廉·克鲁恩先生、理查德·琼斯先生以及亨利·奥尔登堡。罗伯特·博伊尔的影响力已经开始显现出来。这些人大多是他在牛津时的同事、私人朋友，也是“隐形派”的老成员。最后三位显然是他亲自推荐的，其中两人还是他的亲戚。他满怀希望的侄子迪克·琼斯则刚刚与亨利·奥尔登堡一起从国外旅行归来。威廉·克鲁恩则是以缺席方式被提名为该协会的书记一职的候选人。

该协会的创始人很可能是科克伯爵的子嗣——也就是位于切普赛德的“国王头”酒馆的酿酒师科曾·克鲁恩。[263]因为后来由克鲁恩的遗孀捐赠给皇家学会的“克鲁恩讲座基金”，其实就来源于“伦敦老鱼街附近、兰贝斯山拐角处的‘国王头’酒馆所获得的净租金的五分之一”。[264]这样一来，威廉·克鲁恩便成了罗伯特·波义耳的表亲。作为那位古老酿酒师科曾·克鲁恩的后代，他确实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他后来成为了物理学博士以及格雷沙姆修辞学教授。皇家学会的克鲁恩讲座基金，正是得益于他和他的遗孀的慷慨捐助，以及“国王头”酒馆的收益。其他最初的成员——他们后来被称作“会员”——则是在后来的会议上陆续加入的。那可真是一份了不起的名单啊！有撰写《名人传》的奥布里，有以博物馆收藏而闻名的阿什莫尔，还有诗人德莱顿和沃勒，以及“无形学院”的创立者哈克，还有罗伯特·胡克——波义耳为了让他能担任馆长，特意免去了他在牛津大学的职务。[265]此外还有海军专员彼得·佩特，以及热心为该协会撰写传记的第一位人物托马斯·斯普拉特，还有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温思罗普总督，有学识渊博的牧师艾萨克·巴罗，[266]还有负责编制死亡统计数据的约翰·格兰特。其中贵族也很多——比如白金汉公爵，以及德文郡伯爵、北安普顿伯爵和桑威奇伯爵等；还有现任及未来的主教们。当然，还有物理学博士，以及圣殿律师；还有神职人员、政治家、军人、海军军官以及城市居民。斯普拉特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愿意接纳不同宗教、不同国家、不同职业的人士加入。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否则就无法实现自己所宣称的宏伟目标。因为他们明确表示，他们要建立的并非英格兰式、苏格兰式、爱尔兰式、天主教式或新教式的哲学，而是一种属于全人类的哲学。”[267]苏格兰人罗伯特·莫雷是白厅的宠臣，他很快从宫廷那里得到消息，称国王赞同该协会的目标。莫雷在白厅有自己的实验室，他曾暂时担任该协会的主席，无疑是他让这个新兴的协会充满活力的核心人物。1661年5月3日，也就是查理二世加冕后没几天，他便通过自己的大型望远镜观测到了土星的环以及木星及其卫星。国王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甚至在白厅用晚餐时也开始谈论天文学。[268]几周之后……

后来——罗伯特·莫雷爵士仍担任中间人——国王批准了该学会申请皇家特许状的请求，并“欣然表示愿意成为该学会的成员之一”。1662年7月15日，学会的成立特许状获得了国王的批准，埃弗林称其为“正式的特许文件”。布伦克勋爵当选为首任会长，亨利·奥尔登堡则担任秘书。[269] 国王还赠予该学会一把权杖，权杖上刻有皇冠、皇家徽章以及玫瑰、竖琴、蓟花和百合花等图案。然而在1663年4月，另一份经过改进的特许状再次获得国王批准。[271] 国王在特许状中宣布自己为该学会的创立者和赞助人；同时授予该学会专属徽章，还选定了贺拉斯的一句话作为会训——“不要轻信任何人的话”。1663年11月30日，该学会庆祝了成立一周年。选择圣安德鲁节作为纪念日，一方面是因为这一天距离学会首次聚会的11月28日最近，另一方面则被认为是对罗伯特·莫雷爵士的致敬——这位深受民众喜爱的苏格兰人从一开始就是该学会最积极的成员之一。

真是奇怪的时代啊！有人指出，皇家学会的成立是复辟时期为数不多的值得称颂的事件之一。就在特许状获得批准的恰好一个月前，亨利·韦恩爵士在塔山被处决，“为了不让人们听到他的声音，甚至把号角也搬到了绞刑架下”；而不到一个月后，可怕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发生了，近两千名教区长和副牧师——相当于英格兰神职人员的五分之一——被迫离开自己的教区。与此同时，该学会的活动则宛如一片不宽容的沙漠中的绿洲。那位曾派儿子们去镇压那些叛乱的苏格兰长老会教徒、并在生命最后时刻继续与叛乱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作战的科克伯爵，如果能看到自己的子孙与罗马天主教的肯纳姆·迪格比爵士并肩行走，帽子上还别着圣安德鲁十字勋章，肯定会惊得目瞪口呆！

“因为那天是圣安德鲁节，而他是我们的守护圣人，”埃弗林满意地说，“所以每个人都把圣安德鲁十字勋章用丝带固定在帽子上。选举结束后我们一起吃了饭，国王还送来了鹿肉给我们。”[272]

不过，这些哲学家们在选择守护圣人这个问题上似乎存在一些分歧。佩皮斯则并不在乎这一点。

尽管那位圣人很了不起，但他仍对必须为那枚徽章支付两先令感到不满。[273] 奥布里曾向威廉·佩蒂爵士表示，他更希望选择圣乔治作为纪念日；如果不行，那就选圣伊西多尔——“一位被封为圣人的哲学家”。“不，”性格直率的佩蒂说，“我宁愿选择圣托马斯日，因为他遵循‘不可轻信他人之言’的原则，不亲眼看到、用手指触摸那些孔洞之前是不会相信的。”[274]

第十五章 瘟疫与烈火

“人们通常认为，一个致力于实验哲学研究的学者会同时热衷于基督教信仰，这实在很奇怪；而且，一个人既高度重视经验，又极度尊崇宗教，这两者似乎难以共存……”——罗伯特·波义耳，《基督教的品德》。

“那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热的一天……在德鲁里巷，我看到有两三栋房子的门上画着红色十字，上面还写着‘愿主怜悯我们’……”——佩皮斯的日记，1665年6月7日。

“……火势愈发猛烈，风也很大……在整个泰晤士河沿岸，只要迎着风，就会被飞溅的火滴灼伤……火势越来越大，天色也越来越暗，到处都是火焰——在角落里、尖塔上、教堂与房屋之间，只要往城市的山坡上望去，就能看到那种极其恐怖、凶恶的火焰……从这边到桥的另一边，形成了一道完整的火墙……教堂、房屋全都立刻被点燃了……火焰发出可怕的声响，房屋也在燃烧中崩塌……”——佩皮斯的日记，1666年9月2日。

1661年，不仅出版了前文提到的波义耳的《生理学论文》，还有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怀疑论化学家》。这一年也是“我们的学会”成立的最初一年，会员们极为活跃，开展了许多工作。不过波义耳本人并不总是待在伦敦，也并非全身心投入实验科学的研究。1662年，他意外地获得了更多的爱尔兰土地——因为有人以他的名义从国王那里获得了那些被没收的地产，而他本人并不知情。对波义耳来说，这份礼物简直就像是一头“白象”，于是他向朋友林肯主教寻求建议。他不确定是否应该接受这份礼物，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所得款项。他不想辜负那些主动帮助他的人，如果真的接受了这份礼物，他希望能将所得用于“推动真正的知识发展”。最终，他还是决定接受它，并将三分之二的款项用于在爱尔兰救济穷人。

以及新教宗教的维护；另外三分之一则用于支持新英格兰福音传播协会的运作，而国王最近任命他为该协会的负责人。这一切同样是在博伊尔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因此，我从国王的恩赐中期望得到的最大好处，”博伊尔简练地说道，“就是有机会用这些钱做些有益的事——如果我的朋友们没有得到这笔钱，或许就会有人来乞求它，而那些人则会把钱用在别的地方。”[278]

事情虽已解决，但没人能完全满意。博伊尔继续在牛津从事他的研究工作，并通过秘书亨利·奥尔登堡将研究成果寄送给皇家学会。无论在不在场，博伊尔都是格雷沙姆学院的焦点人物，而他发明的空气泵则是该学院各种会议中最引人注目的物品。[279]

“我们一同去见了鲁珀特亲王，”伊夫林说道，“在那里我们进行了多项与博伊尔所研究的真空状态相关的实验。当空气被抽尽后，有人将手臂伸进真空环境中，结果他的皮肤立刻肿胀起来，血液几乎要冲破血管；当我们把空气重新引入时，发现他的皮肤上布满了斑点。”[280]

博伊尔本人、他的空气泵以及他的著作——尤其是那本关于空气的重量与性质的著作——成为了宫廷和学院里的热门话题。的确，在皇家学会成立的初期，“测量空气的重量”是他们最感兴趣的活动。哲学家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发现自己被带进了一种类似科学幼儿园的地方，在那里，知识不是通过那些古老的书籍获得的，而是通过各种实验装置、摆钟、发光的矿石、珍贵的宝石，以及各种“标本”和“自然界的奇物”来获取的。而当时自然界中最令人着迷的东西——也许正因为它无形、不可见、难以捉摸——就是“空气”。这些人发现“空气”具有特定的性质，遵循一定的规律；事实上，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生活在一个大气层之中。博伊尔证明了这一点，而那台机器便是博伊尔的发明。

不过，年轻的皇家学会还有其他一些活动。在奥尔登堡的信件、胡克的信件，以及佩皮斯和伊夫林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格雷沙姆学院里所发生事情的生动记载。

学院。可怜的哈特利布已经去世，而奥尔登堡似乎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博伊尔在伦敦的通讯员。他向博伊尔提供最新的消息，不仅有“我们的学会”相关的动态，还有国内外“国家事务”的情况。在牛津时，博伊尔从他那里得知了惠更斯、索尔比埃等人访问格雷沙姆学院的消息。即便出席人数不多，可展示的内容也不多，这些外国人仍然对我们的“实验方法”、“冷静而友好的讨论方式”，以及“我们学会的严肃与庄重”感到钦佩。这位不知疲倦的秘书虽然工作过度且报酬低微，还一直试图找到一名助手，但他还是很快与法国、荷兰、德国、意大利、百慕大、波兰、瑞典、新英格兰以及东印度群岛的实验学家建立了联系。“孟买”的新总督也表示愿意为“哲学研究”为该学会服务：“我们决心探索整个宇宙，”奥尔登堡在给康涅狄格州温思罗普总督的信中写道。实际上，无论是关于地球、海洋还是天空的任何“奇闻异事”，都会成为格雷沙姆学院研究的素材。马车与手表、建筑技术、矿石、“盐的性质”、静脉注射与输血、子弹的速度、矿井中的有害气体、音乐声与乐器、温度计与气压计、化石、流星以及双底船——所有这些都被混杂在一起进行研究；而在牛津的博伊尔则竭力让牛津的学者们对格雷沙姆学院正在进行的研究感兴趣；他自己也对伦敦的输血实验以及他在牛津各学院指导进行的“音乐实验”同样充满兴趣。奥尔登堡会把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他，他的老助手胡克现在则是该学会的馆长。温思罗普曾写信介绍新英格兰地区的矿石情况，而一位热情的伦敦年轻人则开始在那里种植“弗吉尼亚式花园”。在学会的某次会议上，人们大量讨论了关于流星的现象；而在另一次会议上，则全是关于物体在水中下落的实验。还有好几次，罗伯特·莫雷爵士、威尔金斯博士、戈达德博士、胡克等人一起登上圣保罗教堂的尖顶，进行有关物体下落和摆钟的“托里切利实验”。而在通讯委员会在林肯的波维先生家中召开会议之后……

为了从“世界各地”收集证据，奥尔登堡写信给博伊尔说：“这是我们在地面上的‘娱乐活动’；至于我们在洞穴里、井边——那里存放着数十种不同酒瓶的‘储藏室’——所进行的通信内容，就由你自行想象吧。”[281]于是，信件在伦敦与牛津之间往复传递；博伊尔的手稿和校样则通过马车、承运人或博伊尔自己的仆人寄送给奥尔登堡。当包裹被多收费用、信件丢失时，奥尔登堡写道：“这些马车夫和承运人实在无可救药。”尤其有个搬运工让奥尔登堡极为恼火。此时，斯普拉特正在撰写该学会的历史；塞缪尔·巴特勒则到处讽刺格雷沙姆学院。大家都知道国王口袋里装着《胡迪布拉斯》一书——那么，这个年轻的学会难道不会受到巴特勒讽刺之词的影响吗？秘书既沮丧又焦虑，他向博伊尔承认：“如果我不是害怕《胡迪布拉斯》，本可以为推动学会的某些研究并使其更受欢迎而付出更多努力。”[282]然而，就在《胡迪布拉斯》嘲笑实验主义者、复辟派正对这种新哲学摇头不已之际，该学会仍有不少支持者——当然，其中很多人住在海峡的对岸。[283]如果巴特勒嘲笑那些哲学家们——“他们那些深奥的推测，以及他们整天忙于测量空气、试图把圆变成方形的举动”——那么，有一位意大利狂热爱好者则写了二十六节诗来对他们大加赞扬，奥尔登堡将其中一首牢记在心，然后得意洋洋地寄给了博伊尔——“英勇的星辰散发出您那神圣的光芒，让我能借助望远镜发现您那博学思想中的宝贵财富！”

或许最动人的赞美来自奥尔登堡的一位巴黎朋友。这位朋友对博伊尔的著作极为赞赏，得知博伊尔健康状况不佳后十分担忧，于是恳请奥尔登堡建议博伊尔搬到空气清新的法国去生活。“请向他提出这个建议：这样他就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哲学思考，同时为更长久地从事哲学研究保持健康。”这个建议确实被转达给了博伊尔，但他的哲学研究仍在家中继续，而各种赞扬与批评似乎对他影响甚微。他在信中写道：“我必须承认，事物的复杂性以及我自己所拥有的、用来克服这些困难的能力之匮乏，常常让我对许多事物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即便我的对手并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285] 1663年，罗伯特·博伊尔的三本书相继出版。《关于实验自然哲学实用性的若干思考》汇集了他前一两年的研究成果，在牛津出版；《关于颜色的若干实验与思考》则在伦敦出版。同年，他还在伦敦发表了《关于《圣经》文体的若干思考》。最后这本书最初是由马斯顿比戈特的布罗吉尔建议他写的，历经数年才完成。在它出版的时候，他正在筹划将《新约》翻译成土耳其语以供当地使用。奥尔登堡对这一计划“欣喜若狂”。这位皇家学会的清教徒秘书说道：“我承认，在土耳其传播像《圣经》这样的书籍会面临诸多麻烦与危险，但还是应该尝试一下。”夏季假期期间，牛津城无人居住，博伊尔一部分时间是在伦敦与拉内拉夫人以及那些才华出众的人士在一起度过的，另一部分时间则是在家族的各个乡间宅邸里度过。在那里，他总是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欢迎，被视为英雄、谜团以及宠儿。查尔斯和玛丽居住的埃塞克斯郡的利兹镇离伦敦并不远。玛丽向他保证：“你可以完全自主安排自己的时间”——显然，她知道查尔斯对新兴哲学知之甚少。而在萨默塞特郡的马斯顿比戈特，当布罗吉尔和佩格夫人身处英格兰时，他们也是极好的伴侣。马斯顿离斯塔尔布里奇不远，虽然博伊尔不再经常住在那里的庄园里，但他仍喜欢保持那里的整洁，因为那是弗兰克的……

为了确保自己能继续拥有它，他不得不防备那些可能觊觎它的人。尤其是斯塔尔布里奇的那些“苗圃”，在周边地区可是非常有名的。约维尔的约翰·比尔博士在写给博伊尔的信中写道：“我听说您还为英格兰的公共利益设立了大规模的慈善机构。”1664年夏天，博伊尔的视力出现了问题；在前往西部的途中——显然那段时间他身处斯塔尔布里奇和马斯顿比戈特——他在索尔兹伯里停留，以便向他的朋友、眼科医生特伯维尔博士寻求诊治。[286]那年秋天，时局问题似乎比学会的各项工作更引人关注；奥尔登堡写给博伊尔的信中大多都是关于战争与宫廷的传闻。馆长胡克也写了信，不过他的信内容则是关于水星与太阳的合相现象。10月时，博伊尔回到了牛津；10月24日，当埃弗林访问牛津时，他发现博伊尔正与沃利斯博士以及克里斯托弗·雷恩博士一起待在学校的塔楼里，使用倒置式望远镜观测太阳，试图确认那天水星是否从太阳前方经过——但由于角度过大，什么也没看到。这群人失望之余便前往博德利图书馆，又去了当时正在由大主教出资建造的谢尔顿图书馆，还参观了万灵教堂祭坛上方那幅画作，画中有着太多裸体人物。[287]11月时，博伊尔仍留在牛津，而约克公爵以及“许多贵族”则动身去加入舰队；12月，人们通过了250万英镑的巨额拨款，目的是让查理二世能够“掌控海上权力并支配贸易”。[288]伦敦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非常富有且充满战斗意志——只不过筹集资金的具体方法尚未确定。同在11月，奥尔登堡请求博伊尔向学会提供有关寒冷现象的历史资料。他说这些资料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最近的霜冻已经促使我们开始进行冷冻实验了。”这场霜冻持续的时间足够长，让伦敦的孩子们和哲学家们都很高兴。1月到来时，天气依旧极其寒冷，还下着雪。[289]1月2日，当佩皮斯先生在考文特花园的广场上与布朗克勋爵共进晚餐时，伦敦的街道上到处都是雪球——而布朗克勋爵除了是皇家学会的会长之外，还是许多其他重要职位的持有者。

——他还为众人朗读了那些“海上的男人们为城里的淑女们创作的芭蕾诗”，引得大家欢笑不已。有谁会忘记巴克赫斯特的诗句呢——

“致所有在陆地上的淑女们，
我们这些海上的人在此献上诗篇；
但首先，我们要让你们明白，
写作究竟有多么困难。
我们必须恳求缪斯女神以及海神尼普顿，
帮助我们为你们写下文字，
啦啦啦啦啦！”

布伦克勋爵和他的同伴们显然对第二段诗句笑得最厉害——

“因为即便缪斯女神愿意施恩，
填满我们空荡荡的头脑，
但如果凶猛的海神尼普顿掀起风浪，
让蔚蓝的海洋波涛汹涌，
那我们的纸张、笔墨以及我们自己，
都会在海上颠簸不定，
啦啦啦啦啦！”

1664年至1665年的那个冬天，罗伯特·波义耳身处城里。12月、1月和2月期间有一些重要活动，或许正是这些活动吸引了他前来。12月，他当选为皇家矿业协会的成员，同时也被选入电池协会。12月22日，在国王的见证下，佩蒂设计的双底船“实验号”终于下水了。[290]1月9日，皇家学会将他们的新章程与法规呈交给白厅的国王，希望国王能在自己的名字后写下“创始人”四字，而约克公爵则希望成为该协会的会员。格莱沙姆学院在2月和3月尤为活跃，胡克在那里就最近在伦敦引起热议的彗星进行演讲。“关于那颗每晚都能看到的彗星，人们议论纷纷；据说昨晚国王和王后也熬夜观看它。”[291]当时在朴茨茅斯随舰队出动的桑威奇勋爵认为，那是“他见过最不可思议的东西”。而来自基督教堂、身材矮小且有些畸形的唱诗班成员罗伯特·胡克……

有人试图向1665年的伦敦人解释这一现象：“其中一点就是，这很可能是1618年出现过的同一颗彗星，而且很可能还会再次出现——这确实是个全新的观点；不过所有相关内容都会被刊印出来。”[292]2月15日，佩皮斯被接纳为皇家学会会员的那一天，关于这一现象的讨论与实验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在空气不流通的地方，火焰会如何熄灭？而在空气耗尽的地方，火焰又会更快熄灭？他们通过特制的装置来演示这一点。”[293]这次会议之后，一些哲学家们前往交易所后面的Crown Tavern，共进“俱乐部晚餐”；不过尽管佩皮斯明确提到自己在学会的下午会议上见过博伊尔先生，但他并未说明博伊尔先生是否也参加了之后的俱乐部晚餐。他或许去了：“那里有精彩的讨论，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佩皮斯记录道，“之后就回家了。”2月，博伊尔终于出版了他的那本小册子《关于若干主题的随想录》——这些文章都是他早些时候在多塞特地区的街道上或在自己庄园里的火炉旁写成的：“那些是我幼年时随手写的零碎文字罢了，”他这样称呼它们。这本书由赫林曼在新交易所下区的Anchor书店出版。它并不打算像巴克赫斯特的“芭蕾剧”那样引发人们的欢笑；当时确实有一些人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它却获得了极高的 popularity，而那些极其受欢迎的书籍往往都会遭到嘲笑。它的问世让拉内拉夫人非常高兴，因为她早就恳请博伊尔将这些零散的文章收集起来并出版，现在她终于得到了这本包含献词的小册子——献词是写给她的，也就是献给“我最亲爱的妹妹”索弗罗尼娅的。众所周知，1665年的伦敦，尽管战争一触即发，许多英俊的男子也在海上，但依然是伦敦最欢乐的季节之一。剧院里座无虚席；白厅那座巨大的大厅也被改成了剧场。4月的天空中又出现了一颗与之前那颗同样明亮的彗星。公园里到处都是美丽的女子；据佩皮斯所说，其中最出众的当属“绝世美人”米德尔顿夫人，为了她，博伊尔那位充满希望的年轻侄子——弥尔顿的学生迪克·琼斯——甚至放弃了哲学研究。[294]

在德普特福德的伊芙琳的花园里，蜜蜂们正愉快地酿造蜂蜜、筑造蜂巢；而伊芙琳本人则忙于为伤病水手们安排住院的地方。与此同时，咖啡馆里人们谈论的尽是荷兰舰队以及正在伦敦蔓延的瘟疫。大家都想出各种解决办法，但意见不一。6月3日，整个伦敦的人都聚集在河边，聆听荷兰与英国舰队之间的炮声；6月7日，也就是胜利的消息传到伦敦的前一天，佩皮斯先生极为震惊地看到德鲁里巷的商店门上出现了红色十字架，还有那些恳求怜悯的文字：“主啊，请怜悯我们吧！”当瘟疫在伦敦肆虐时，拉内拉夫夫人及其两个女儿——她总是称她们为“我的女儿们”——却身处美丽的李兹。那已不再是当年那些浪漫的逃亡者们乘坐拉内拉夫夫人的马车所到的那个地方了。那时还是查尔斯·里奇和玛丽·里奇的夫妇，如今则已成为沃里克伯爵和伯爵夫人。他们因为查尔斯·里奇只是次子而不得不逃婚，至今已有四十二年。现在，查尔斯·里奇已经成为了“我的沃里克勋爵”，他六年前继承了伯爵爵位，六年时间足以发生许多变化。他们的独生子——小时候的病痛让玛丽对生活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现已长大成人，并与德文郡勋爵的幼女结了婚。为了儿子，也为了促成这桩婚事，玛丽离开了宁静的乡村，来到喧嚣的城里；她给牛津的罗伯特·波义耳写信，仍然称他为“最亲爱的先生”，并兴高采烈地写道：“我们很快就会变得很富有，因为这个男孩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出色的情人。”婚后，新郎被派往法国旅行，新娘则由丈夫的父母带回李兹。不久之后，新郎回来，他们暂时一起生活，玛丽也见到了自己儿子有了自己的妻子。但在1664年5月，儿子患上了天花。当时他们都在伦敦的林肯律师学院附近的沃里克宅邸里，玛丽本人也在1648年患过天花。为了避免传染，年轻的妻子被送到了她父亲的家中。与他们同住的查尔斯·里奇的侄女们——也就是他已故长兄的女儿们——也被送回了李兹。而“勋爵”本人则……

她被说服前往帕尔莫尔街上她嫂子拉内拉格的家中。然后——
“我与他同住在一起，”孩子的母亲玛丽说，“尽我所能照顾他的身心。”但男孩在八天后就去世了：“他本应再活四个月才到成年年龄。”玛丽派曼彻斯特伯爵前往拉内拉格夫人的家中，将这个消息告诉沃里克勋爵。听到这个消息后，沃里克勋爵哭得极其厉害，声音远处都能听到。不过玛丽不再悲伤了；她已经立下誓言，也找到了自己的主宰：“我保持沉默，”她说，“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
拉内拉格夫人第二次把玛丽带到自己家中。位于林肯律师学院田野里的那座宏伟的沃里克宅邸被挂牌出售——玛丽再也没有进去过。后来，她前往埃普瑟姆和顿布里奇饮用矿水，试图缓解儿子去世后一直萦绕在她心头的巨大痛苦。二十年前曾向玛丽传道的那位虔诚的牧师沃克博士，在孩子康复后又竭力安慰她，而在孩子去世后则继续给予她支持。
从那时起一年过去了，1665年夏天，当伦敦爆发瘟疫时，这对没有孩子的夫妇又回到了利兹，与那些年轻的女士们以及那位年轻的寡妇、拉内拉格夫人及其女儿们在一起。而年纪尚轻的沃里克勋爵，由于饱受痛风之苦，已不再像从前那样脾气好了。[297]
他们及时离开了伦敦；因为7月初，帕尔莫尔街上的几栋房子就受到了感染，其中一栋甚至几乎空无一人。[298]皇家学会的会议也被暂停了。国王和宫廷成员也都离开了：人们纷纷离开这座城市。胡克、佩蒂和威尔金斯考虑搬到诺森奇去，带上实验设备，以便在远离疫情的地方继续进行实验。[300]
奥尔登堡和他的家人则留在了伦敦。他仔细地将自己的文件——博伊尔先生的文件、学会的文件以及他自己的文件——分装成不同的包裹，并写下了指示，说明如果他自己也死于瘟疫，这些文件该如何处理。罗伯特·博伊尔在6月底前回到了牛津，但在离开之前，他给奥尔登堡寄去了一份“患病证明”。众所周知，佩皮斯随身携带着一瓶所谓的“防瘟水”。

卡特雷特夫人给了他一些药水，每当他感到特别沮丧时就会喝一点。旧enburg是否服用了博伊尔先生的药水并无记载，但他确实没有感染上疾病；《皇家学会会刊》以及博伊尔的一些论文也顺利度过了瘟疫时期，却在火灾中遭到了毁坏。
7月时，拉内拉格夫人写信给她在牛津的兄弟，恳请他加入家族在利兹的聚会，并带上更多他的著作，以便家中的女士们帮忙抄写，为他的书出版第二版。在利兹，大家都在服用“麻痹香油”。她写道：“这里的麻痹香油效果惊人。克里普似乎是家里的药剂师、管家兼万事通，他一直悉心照料着大家。”正是这种麻痹香油、克里普的用心照料以及上帝的庇佑，才使得利兹的家人以及整个周边地区都免于感染。所有的女士们、伯爵夫人以及“我的女儿们”都在为罗伯特·博伊尔服务。[301]
然而他并没有前往。8月时他仍在牛津，忙于照顾克拉伦登夫人和大法官以及他们的新儿媳。[302]他拒绝了因梅雷迪思博士去世而出现的伊顿学院院长职位，而是接受了大学授予的物理学博士学位。9月初他仍留在牛津，这时拉内拉格夫人再次写信——这次她的情绪更为低落，因为每周发布的死亡统计数字实在令人担忧。她不禁觉得伦敦正面临着某种报应：在“我们离开之前那里发生的事情”与“此后那里所遭受的灾难”之间存在着一种可怕却又难以理解的关联。[303]她的兄弟难道还不愿去那个安全的利兹避难吗？
“至于沃里克勋爵，我可以向他保证，他也和我一样，不仅不害怕，反而希望您能来这里与他作伴；他建议您先住在离牛津一天路程的宫廷大臣的金博尔顿府，再从那里前往另一天路程外的奥德利恩德，然后再到这里，不过要住到沃勒先生家——我希望那地方没有疫情……之后再前往帕克霍尔，据我所知那里也是安全的。从那里到这里是最近的路，克里普会派人带路给您……”
她在信的结尾还提出了最有力的理由——

“如果你不抓紧时间，宫廷的人就会在牛津追上你。”罗伯特·波义耳并非朝臣。他确实离开了牛津，但似乎并非前往李兹。他的失踪方式与弥尔顿在王政复辟时的失踪如出一辙。有一段时间，他的朋友们并不知道他已离开，便通过伦敦给他寄信。11月时，瘟疫逐渐消退，拉内拉夫夫人报告说，在李兹他们全都安然无恙——“只有克里普除外，他最近又犯了痛风，不过发作时间很短，比起往年这个时候的发作来说已经算轻的了，他认为这是因为他嚼了抗坏血病草的缘故。”拉内拉夫夫人自己则一遍又一遍地重读她兄弟的所有书籍，以慰藉因他不在而产生的寂寞，同时还将这些书一本接一本地借给她在李兹遇到的那些“勤奋好学的人”。她的手指还渴望打开那封标有“关于宗教事务”的密封信件。直到1月22日，皇家学会才再次召开会议。“这是瘟疫过后格雷沙姆学院的首次聚会，”佩皮斯说道，他在整个瘟疫期间都以非凡的勇气留在了伦敦。“戈达德博士滔滔不绝地为我们辩解，称他和他的同僚们在瘟疫期间离开城市是出于必要，因为他们的病人大多也离开了城市，所以他们可以自由行动，等等。不过，在所有精彩的论述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G·恩特爵士关于呼吸作用的论述；至今为止，医生们仍不清楚自然界是如何实现这一过程的，也不知道它的作用究竟是什么。”4月到了，那个华丽而放纵的宫廷又回到了伦敦；罗伯特·波义耳虽然没有进入伦敦城，但却来到了萨里郡纽因顿村为他准备的住处。3月的一天，在波义耳到来之前，奥尔登堡就去了纽因顿，考察了那所房子及其周边环境——“那里似乎非常适合你居住，”他写信给波义耳说，“有广阔的果园，有适合独自沉思的步道，周围都是干燥的地带，整体环境也很宜人”；此外还有“友善的房东和贤惠的房东娘”。波义耳访问伦敦的直接目的，很可能就是为了观看瓦伦丁·格雷特雷克斯的某些表演。

“斯特罗克”凭借其近乎奇迹般的治愈能力在伦敦引起了巨大轰动。格雷特雷克斯原本是布罗吉尔勋爵在明斯特军团中的中尉，后来出于某种“冲动”，开始在科克郡行医。在布罗吉尔勋爵的建议下，他来到英格兰，最初试图治愈康威夫人的严重头痛症，但未能成功；不过他在治疗其他病人时取得了较好效果，于是国王将他召到白厅，鲁珀特王子也对他予以青睐。当然，医学界对此意见分歧，皇家学会则持谨慎态度。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德的医生斯塔布甚至未经许可就在牛津出版了一本名为《奇迹般的循规者》的小册子，寄给了博伊尔先生——博伊尔自然对此表示不满。随后又有一本在伦敦出版的小册子《无需奇迹》，关于“斯特罗克”的争论仍在继续，当时博伊尔也去了伦敦，亲眼目睹了他的一些“惊人疗法”。博伊尔仔细做了记录，并向格雷特雷克斯提出了一系列书面问题，但这些问题似乎并未得到答复。不过最终，罗伯特·博伊尔还是属于那些在见到“斯特罗克”的治疗效果后，在离开伦敦之前为他写下推荐信的人之一。格雷特雷克斯的事件，标志着1666年时还无人想象过的新型医疗方式的诞生。与此同时，博伊尔的著作《流体静力学悖论》经过数月的缓慢印刷，终于在同年初问世。不久之后，他的另一部著作《形式的起源》也出版了，还有许多他的哲学著作也是在这一年完成的。夏末，当伦敦的社交季结束之后，他仍住在切尔西的住所里，但他又生病了，而拉内拉夫人则回到了帕尔莫尔的家中。博伊尔是否从9月2日一直待到5日？在克伦威尔的“幸运之日”前夕，天色渐暗时，他是在切尔西还是帕尔莫尔，目睹了那片笼罩在燃烧中的城市上空的火光？那座城市刚刚遭受过瘟疫的侵袭，墓地里堆满了石灰，钟声依旧响起，几乎每户人家都在哀悼。他是否看到了伦敦大火？很可能博伊尔当时确实在伦敦，因为9月10日，奥尔登堡写信时似乎认为博伊尔刚刚离开这座城市，他在信中并未提及那场大火，而是从大火停止之后的事情开始叙述的。博伊尔曾去奥尔登堡的家道别，而奥尔登堡……

他对自己未能在场感到非常失望，但很高兴博伊尔身体状况良好，能够前来：“我必须告诉您，”他继续说道，“如此严重的灾难，人们却能以如此良好的态度来面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人们却几乎不抱怨自己的遭遇。昨天我参加了许多那些房屋被烧毁的贵族们的聚会，他们非但不抱怨，几乎只谈论着伦敦的重建计划……”[308]
两天后，拉内拉夫人也给博伊尔写了信；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她在信中并未提及那场火灾的详情。她表示自己的家依然和博伊尔离开时一样安全——“从那以后，我就一直亲自去查看上帝以其公正而可怕的审判所造成的破坏，这座城市如今确实已变成了一片废墟。我所看到的景象真是令人震惊。我把您的救济品分给了那些仍流落在外、无家可归的穷人……”她的信的结尾也很具有特点：“格雷沙姆学院现在变成了市政厅，交易所等等也变了样。如果哲学家们和市民们今后能团结在一起，那么我们的事务或许就能得到更好的管理——当然，除非市民们成为主导力量，而根据您那位君王的观察，这很可能是最糟糕的情况。”[309]

第十六章 新伦敦

“与此同时，国王与议会极为热衷于重建我们被毁的城市；我相信明年春天就会开始这项工作。他们目前正在努力协调各位业主的诉求，以便能按照最完美的设计来规划重建工作。每个人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也向国王呈上了自己的构想，并附上了一篇论述。这是火灾发生两天后出现的第二份相关提案，不过雷恩博士已经先我一步了。”——约翰·伊夫林致塞缪尔·图克爵士，1666年9月27日。

克里斯托弗·雷恩并未等待废墟冷却。伊夫林则在废墟中艰难前行——“地面如此炽热，甚至烧焦了我的鞋底”——他为90座被焚毁的教堂以及圣保罗大教堂的废墟而悲痛不已，后者可是“基督教世界中最古老的宗教建筑之一”。他还为那些“可怜的书商”感到惋惜，这些书商将所有的藏书都存放在教堂里，结果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价值20万英镑的书籍被烧毁了，伊夫林称这“对整个学术界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经过几天艰苦的工作后，佩皮斯终于整理好自己，穿着最好的衣服去教堂，听罗切斯特教区长那糟糕至极的布道：“他甚至无法恰当地表达这座城市从大型书籍尺寸缩小到小型书籍尺寸这一事实。”显然，那位教区长也应属于那些书商之列。拉内拉夫人则正在为那些挤在田野里的无家可归的伦敦人分发罗伯特·波义耳提供的救济品；而亨利·奥尔登堡则正在给牛津的罗伯特·波义耳写信。他在信中写道：“圣保罗大教堂里的印刷商们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他们把所有的书籍都带到了圣保罗大教堂下的圣费思教堂里，但这些书籍都被烧毁了，其中包括那些此前已经印刷好的著作。”他继续说道：“自我上次写信以来，雷恩博士已经设计出了新城市的蓝图，并将其呈交给国王。国王亲自将这份蓝图展示给议会，还表示非常满意。昨天早上我和雷恩博士一起看了那份蓝图，我觉得它在安全性、便利性和美观性方面都考虑得十分周全，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足之处。”

就是那三条主要条款；不过，是否真的征求过一座大城市的民众意见，以及出于国家利益是否真的有必要这么做，这对我来说是个疑问。我告诉那位博士，如果早些有机会与他交谈的话，我就会建议他：在方案呈交给国王之前，先让皇家学会或其某个委员会来审核并认可这个由他设计的方案，这样不仅能提升我们学会的声誉、使其更为知名，还能有效回应那些不断追问“他们到底做了什么？”的人。

雷恩向奥尔登堡解释说，他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动，“以免其他计划抢先实现”。而奥尔登堡在给博伊尔的信中则安慰自己说，毕竟“是学会的一名成员完成了这项工作”，而且一旦雷恩的设计被采纳——而这无疑会发生——全世界都会知道新伦敦的规划方案出自皇家学会的一名成员之手。[311]

罗伯特·博伊尔坐在牛津的扶手椅上，周围摆满了书籍和仪器，他一定很悲伤地听着从焦虑不安的伦敦寄来的各种战况消息以及宫廷和议会的动态。最近人们谈论的尽是海军的混乱状况、巨额的开支、国库的空虚、那些叛变的士兵以及那些“在月光下尽力照料船只”的妇女们所表现出的“情感爆发”：这真是公共事务极为糟糕的状况。人们心中充满了不信任与愤怒，各种奇怪的谣言也四处流传。

在火灾发生之前的那个夏天，人们满脑子想的都是与荷兰的战争。6月时，阿尔贝马勒公爵蒙克与荷兰人德鲁伊特之间爆发了一场“有史以来最漫长、最激烈的海战”。[312] 英国舰队虽遭重创，但英国人并未被征服；7月，两支舰队经过整备后又再次交战。这次是荷兰舰队被摧毁，而荷兰人依然拒绝屈服。就在伦敦的普丁巷发生大火之前，法国舰队也加入了荷兰舰队的阵营，于是拥有虚弱海军和枯竭国库的英国人陷入了僵局。火灾过后，从伦敦塔到坦普尔寺一带全都变成废墟，各种奇怪的谣言在人们之间传播。有人认为“这其中肯定有某种阴谋”；现在正是“人心不满的时机”……

是法国人干的；是荷兰人干的；是天主教徒干的；还是那些老共和党人干的——这是在克伦威尔的“幸运日”前夕所实施的残酷报复。布克所编的年度历书中的预言成了人们餐桌上谈论的话题；卡特雷特夫人告诉佩皮斯，有些烧焦的纸片被风刮到了克兰伯恩，而她自己也曾捡到过一些印有文字的纸片，上面写着：“时机已到，一切已成定局。”1667年春天，布雷达召开了和平会议，但双方拒绝停战；就在那时，德维特抓住了机会，荷兰舰队便驶向泰晤士河口。英格兰人毫无准备，水手们叛变，国库空虚，为了节省开支，大型船只也被停放在码头里。随后出现的恐慌与混乱可想而知——那些觉得自己被背叛的民众充满了愤怒：鲁伊特和德维特率领着由60艘船组成的整齐舰队，正沿着我们心爱的泰晤士河而来。而阿尔贝马勒公爵蒙克则在格雷夫森德竭力试图“封锁航道”。不过荷兰人并不打算登陆。他们在河中烧毁了英格兰的船只之后，便满足地扬长而去，还将那艘曾经名为“纳西比号”、现在则被称为“皇家查尔斯号”的半烧毁的船体当作傲慢的战利品带走了。伦敦人的愤怒无以复加。英格兰已经衰落了——有个放荡懒惰的王子以及一个荒淫无度的宫廷；“国内没有决策机构，没有资金，国内外也毫无声誉。”那些曾在复辟时站在斯特兰德大街上为上帝祈祷的人，现在却希望克伦威尔能再次回来：“现在大家都在怀念奥利弗，称赞他的英勇事迹，说他让周围的各国君主都对他心生畏惧。”1666年底，拉内拉赫夫人正在等待她的兄弟从牛津赶来，到帕尔莫尔的那所房子里与她长期同住。而罗伯特·波义耳所在的地方，肯定也有某种化学实验室。“我已经吩咐托马斯去寻找木炭，”她写道，“如果您能指示我如何准备好后屋，以便您到来时立即使用，那我一定会欣然照办。”

皇家学会再次召开会议；起初，由于种种困难，会议仍在格resham学院举行，而那所学院此时已被财政部门占用。胡克和克鲁恩都对血液输注这种“有趣的实验”充满热情：佩皮斯是这样描述这一现象的——“用一只狗的血液灌满另一只狗”。克鲁恩告诉佩皮斯，格resham学院的这些实验引发了诸多奇特的愿望，比如希望将贵格会教徒的血液注入大主教的体内之类的。当时伦敦仍处于萧条状态；天黑后带着护卫在废墟中行走既困难又危险；不过“主干道”上已经竖起了标记桩。人们也在疑惑，为何有这么多新教堂要“集中在康希尔一带建造”。1667年1月，由于格resham学院被财政部门占用，该学会最慷慨的成员之一亨利·霍华德先生便将自己位于斯特兰德的阿伦德尔府中的房间提供给皇家学会使用。

伊夫林写道：“皇家学会在那场悲惨的火灾之后，应霍华德先生的邀请在斯特兰德的阿伦德尔府开会。在他的建议下，他还把祖父及祖先们收集的珍贵藏书赠予了学会。这位先生本人对书籍并无太多兴趣，这么做只是为了防止这些书籍被盗。”5月时，学会的会议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尤其是5月30日，那肯定是个盛大的日子。

伊夫林称：“有人前往伦敦，去拜访纽卡斯尔公爵夫人——她自诩在学术、诗歌和哲学方面造诣颇深，还出版过多部著作。她以隆重的姿态来到皇家学会，由学会会长在会议室门口迎接她，权杖等物品也被呈到她面前，随后还向她展示了多项实验。我则陪同她回到马车上，然后返回家中。”

佩皮斯的描述更为详细：是公爵夫人主动邀请他们去的；会上发生了许多争论，似乎很多人反对这次会面，我们相信这件事以后会成为许多民谣的主题。最终，哲学家们还是选择了礼貌地接待她。当佩皮斯在中午吃完饭后步行赶到阿伦德尔府时——那天天气极其炎热且尘土飞扬——他发现有许多人正在恭敬地等待着公爵夫人的到来。

公爵夫人带着她的侍女们前来——其中就有那位美貌动人的“费拉博斯科”，关于她的美貌，众绅士们早已议论纷纷。公爵夫人本人穿着那件“古风”的服饰，却让佩皮斯感到失望：“我没听到她说任何值得听的话，只是不停地表示钦佩，全是钦佩之词而已。”哲学家们向她展示了他们最出色的实验成果——“有关颜色、磁石、显微镜以及各种液体的实验”。最令人惊叹的似乎是将一块烤羊肉变成纯血的实验，佩皮斯称这“极为罕见”；之后，公爵夫人及其随从又被送回她的马车中，而公爵夫人仍不断表示自己“满心钦佩”。那是五月份的事。六月底之前，可怜的亨利·奥尔登堡突然被关进了伦敦塔。这个消息在接下来的周三下午的学会会议上犹如晴天霹雳一般。他们的秘书竟然被关进了监狱。

“昨天有人告诉我，”佩皮斯在6月25日写道，“我们在格莱沙姆学院的秘书奥尔登堡先生因为给法国的某位学者写信而被关进伦敦塔，他一直与那位学者就哲学问题保持通信联系；因此现在写作甚至做任何事情都极其危险。”[317]

8月8日时，奥尔登堡仍被关押着，这时伊夫林前往了伦敦塔。

“我去探望了现在被关在伦敦塔里的奥尔登堡先生，他因涉嫌传递情报而被囚禁。我有国务大臣阿灵顿勋爵的许可，才得以进入。这位先生曾是咱们学会的秘书，我相信他一定是无辜的。”事实上，奥尔登堡很快就被释放了。9月3日，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开始给牛津的罗伯特·波义耳写信——“监狱里的空气实在让人窒息，”奥尔登堡说，“一旦获释，我就立刻离开伦敦，前往肯特郡的克雷福德，呼吸那里清新的空气，休息几天。现在我已经回来，也恢复了健康，如果上帝允许的话，我打算重新从事我的老本行，当然前提是我能得到足够的支持。”[318]

显然，博伊尔一家再次为那位陷入困境的清教徒朋友尽了最大努力。奥尔登堡对博伊尔说：“通过这次经历，我学会了如何识别真正的朋友。愿全能的上帝保佑他们，让我能够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先生，我承认自己最初给您的那些麻烦，也恳请您原谅；我向您保证，无论您提出什么要求，我都会尽最大努力欣然遵从。”不过，奥尔登堡获释的消息——尽管博伊尔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却是在一个十分棘手的时刻传来的。在博伊尔收到奥尔登堡的信的几天前，大法官克拉伦登就被要求辞去职务。博伊尔一家肯定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伯灵顿家族与克拉伦登家族是皮卡迪利大街上两座巨大宅邸的邻居，他们的子女还结了婚——“洛里·海德”与亨丽埃塔·博伊尔结婚了。而“亲爱的布罗吉尔”——也就是现在的奥雷里勋爵——则是应国王的意愿来到英格兰的，他离开明斯特时是由一位副总统负责照看他的。他的牧师莫里斯博士这样描述奥雷里勋爵：“他能深刻洞察人们的性格以及各种事情的后果。”他早就预见到克拉伦登会倒台，也曾试图警告过克拉伦登，但毫无用处。8月，克拉伦登的妻子去世了：“她是所有孩子的母亲，也是他在流放期间始终陪伴在他身边的人，她的存在与勇气让他的种种苦难都变得不那么难以承受。”克拉伦登的妻子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里；而这位鳏夫则独自一人在自己的新宅邸里， surrounded by画作和书籍，接待了国王的吊唁。仅仅几天后，国王的消息就由大法官的女婿约克公爵送来了。出于多种原因，尤其是为了克拉伦登自身的安全，他应该辞去大法官的职务。在接下来的一两天里，约克公爵、克拉伦登的女儿——即公爵夫人——以及谢尔顿大主教等人纷纷为克拉伦登向国王求情。8月26日上午，克拉伦登被召到白厅。会面在国王的私人房间里进行了两个小时，之后克拉伦登被遣散了，他“面带愁容”地穿过白厅的私人花园，那里“挤满了”等着看他出来的人。卡斯尔梅因夫人则穿着睡衣，从楼上往下望着。

从鸟舍的窗户望向花园，她与下面的绅士们一同欢笑，同时为那位老人的离去而庆幸。次日，伊芙琳前往皮卡迪利大街上首相的住所拜访他。“我发现他”伊芙琳说，“在卧室里，显得非常悲伤。”形势已对他不利：议会指控了他，宫廷里也有他的敌人；“尤其是那些滑稽演员和妓女们，因为他阻挠了他们的一些计划。”这些都是陈年旧事罢了——克拉伦登的倒台不过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章节而已。但鲜为人知的是，“亲爱的布罗吉尔”，也就是“洛里·海德”妻子的叔叔，曾被要求接管克拉伦登被迫交出的印章。据莫里斯所说，约克公爵夫人请求奥雷里勋爵接手这些印章，以此修复国王与公爵之间的矛盾，因为公爵被怀疑有亲教皇的倾向，这显然对国王不利。随后公爵试图说服奥雷里勋爵，最后连国王本人也向他提供了首相职位。不过布罗吉尔向来是个精明的人；现在身为奥雷里勋爵的他很了解自己的国王，也知道自己的痛风病，于是便以痛风为借口拒绝了国王的邀请。“我已是个衰老之人了，”他对约克公爵夫人说道；但实际上他在公园里的马车上转来转去，思考着如何让国王与公爵达成和解，同时也觉得克拉伦登如此专横——甚至对国王本人也是如此——实在可惜。以上就是莫里斯的记载。奥雷里勋爵回到了爱尔兰，而新的首相则由奥兰多·布里奇曼担任：“他是全国最受好评的人，也能让大多数人满意，”善变的佩皮斯这样说道，而他自己不久前还“疯狂地爱着我的首相大人”。10月，奥雷里勋爵的新剧《黑王子》在国王剧院上演。剧院里人满为患，国王和公爵都在场，佩皮斯在底层根本找不到座位，只好花四先令才能买到上层包厢的座位，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在包厢里”。11月和12月，两院都忙于对首相的弹劾程序，而洛里·海德则到处宣称，如果他认为自己父亲真的做了那些被指摘的罪行中的任何一件，那他，洛里·海德，就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以便对他作出判决”，诗人沃勒称，这种表达方式“宛如古罗马人——比如布鲁图斯那样”——因其雄伟与庄重而令人赞叹。12月3日，重新担任皇家学会秘书的亨利·奥尔登堡给博伊尔写信，谈及那件“重大事件”：上议院与下议院就克拉伦登的弹劾条款所发生的争执。同一封信还指出，皇家学会对博伊尔最近发表的《光学实验》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圣安德鲁节举行的学会周年大会上，博伊尔被选为新的理事会成员——“那是一次人数极多的会议……以往从未有过如此盛况。”当时博伊尔仍在牛津，但财政大臣的老朋友埃弗林又来到了皮卡迪利的那座宅邸：“去探望已故的财政大臣。我在他新建的宫殿花园里找到了他，他正坐在轮椅上，望着北面的大门和周围的田野。他的神情与言语都显得十分沮丧……第二天早上我就听说他去世了……”根据国王的命令，克拉伦登匆忙逃往法国，随后议会通过法令将他永久流放。克拉伦登离开了，而“阴谋集团”的统治也随之开始。[319]如果说1667年对博伊尔家族来说是个充满忧虑的年份，那么1668年则更加糟糕。奥雷里勋爵回到爱尔兰，担任芒斯特地区的总督，他在查勒维尔过着奢华的生活；但他与总督奥蒙德意见不合，1668年秋天，奥雷里勋爵辞去了总督职务，回到了英格兰。莫里斯说，有人“建议”他，他在宫廷中的声望已经开始下降，因此最好回到英格兰。10月，佩皮斯在阿灵顿勋爵的家中遇见了他时，他确实处于极为艰难的处境。尽管患有痛风，博伊尔家族的礼貌风度依然没有改变。他“注意到了佩皮斯”，并开始谈论“绞刑以及船舶的改进”等问题；佩皮斯很快发现，奥雷里勋爵正在极力称赞他的能力和智慧，“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他的评价实在非常高。”然而11月后期，现实给了他沉重的一击——这次轮到奥雷里勋爵在下议院遭到弹劾，罪名是“擅自向国王的子民征税”。

传票送达时，奥雷里勋爵正因严重的痛风病而卧床不起。几天后，当他康复到可以亲自应召时，却几乎无法从威斯敏斯特大厅走上请求法庭的台阶。一位路过的朋友注意到奥雷里勋爵走路时十分艰难且痛苦。“是的，先生，”奥雷里说，“我的双脚很虚弱；但只要我的脚后跟还能帮我走上台阶，我保证我的头脑一定能让我安全地走下来。”事实也确实如此。由于痛风，他只能坐着进行辩护；据说在关键时刻，国王宣布暂停两院会议，从而结束了这场诉讼。[320] 无论弹劾案有多少，奥雷里勋爵或许还会在阿灵顿勋爵的宴会上轻松谈论“绞刑”的事情；但毕竟，距离科克伯爵及其所有儿子在战场上阵亡才二十五年而已。忽视爱尔兰的博伊尔家族为他们的国王所做出的贡献与牺牲未免太过不妥。

再也没有人再对奥雷里勋爵采取任何行动了。“我很高兴议会驳回了那项针对奥雷里勋爵的愚蠢弹劾案，”沃里克的斯塔布先生写信给罗伯特·博伊尔说道。莫里斯称，在此事处理期间，佩格夫人受丈夫之命前往爱尔兰“保护家族财产”。她“以极高的效率完成了任务”，因此“即便他遭到弹劾，他的家人也能安然无恙”。最终，奥雷里勋爵回到了爱尔兰，佩格夫人则留下来修复他最后的居所——马蒂尔城堡，并继续撰写他的《战争艺术》一书。1668年12月，另一部取材于《马加比记》第一卷的悲剧作品《特里丰》在公爵的宅邸里上演，取得了巨大成功。佩皮斯夫妇这次也“匆匆吃了点东西”便赶了过去，结果发现剧院里挤满了人，他们只好坐在楼上的18便士座位上观看演出——那里“热得要命”。

1668年就这样结束了。至少在当年的后半段，罗伯特·博伊尔一直不在牛津，而是待在家人身边。在面临考验之时，他很可能也在“亲爱的布罗吉尔”附近。当家人因这位兄弟而产生的忧虑平息之后，又有消息传来：拉内拉赫勋爵去世了。他的死或许不会给位于莫尔街的那座宅邸带来什么外在变化。迪克·琼斯——他在宫廷中的生活……

与格拉蒙及其他那些绅士们一起，他们肯定给拉内拉夫人带来了不少心痛。奥蒙德促成了拉内拉勋爵与其儿子之间的和解；而年轻的皮罗菲勒斯在父亲去世前曾是爱尔兰议会中罗斯康芒郡的议员，之后才被提升为上议院议员。有趣的是，拉内拉勋爵在临终前所立的遗嘱中，给他的两个未婚女儿伊丽莎白和弗朗西丝留下了一笔钱，但前提是她们必须经长姐蒙特-亚历山大夫人的同意才能结婚。至于这些遗嘱内容是否真的让两位姑娘得到了那笔钱，那就不得而知了。伊丽莎白后来嫁给了梅尔斯特先生，她很可能是个平凡爱情故事中的女主角——因为根据当时的贵族名录记载，她的丈夫不过是个仆人而已。在那个时代，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也不符合科克伯爵孙女的身份预期。不过需要记住的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贵族们身边总有一些出身平民的表亲们，他们虽然地位低下，但却十分忠诚——比如格雷律师学院的奈勒一家以及切普赛德的克鲁恩一家。至于柔弱的弗朗西丝——那个在斯塔尔布里奇庄园早产出生的女孩——似乎从未结过婚。拉内拉夫人一直照顾着“我可怜的弗兰克”，帮她度过各种疾病，当然也包括天花。她经常头痛，而最有效的缓解方法就是喝那些茶包——在那个年代可是相当昂贵的奢侈品——而这些茶包正是拉内拉夫人凭借牛津郡叔叔的帮助才得以为弗兰克弄到的。1669年，罗伯特·波义耳离开牛津后，伊丽莎白和弗朗西丝很可能还只是少女，继续与母亲住在一起。她们的叔叔罗宾——那个“可爱的乡绅”——早已成为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医术高超的人，其名声甚至享誉欧洲。各国的哲学家们都纷纷前来观看波义耳先生的实验。整个伦敦的知识界都在期待着他的到来。他带着自己的书籍、仪器以及各种设备——可惜已经没有弓箭了——再次像1644年那样，与拉内拉夫人一起住在帕尔莫尔的那所房子里。

第十七章 帕尔莫尔街的那所房子

“……我只确信一点：当世间充满这一切废墟与混乱之时，那些能够满怀喜悦地期待救赎降临的人真是勇敢的；而这样的男女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因此，我亲爱的兄弟，让我们努力争取这种尊严吧，即便为此我们必须承受世人的轻蔑；因为在您看来，被卑劣之人轻视反而是荣耀的。”——拉内拉夫夫人致罗伯特·波义耳，1653年9月14日。

“《自然之书》就像一幅精美而巨大的挂毯，我们无法一次性看完整幅图案，只能耐心等待，逐步发现它的美丽与对称之美，因为它会逐渐被展开、展现出来。”——罗伯特·波义耳，《基督教美德论》第二部分，第xxi条格言。

当罗伯特·波义耳离开牛津时，那里的知识氛围已不再是他在1659年所感受到的那种美好氛围了。事实上，在1669年谢尔顿学院落成这一重要时刻到来之前，他应该很高兴能离开那里。当时在场的伊夫林对大学演说者“恶意且无礼地指责皇家学会破坏了大学的利益”感到震惊，同时他对大学小丑的表演也极为不满；他认为，如果不制止这种行为，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他后来向副校长以及几位学院负责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对此感到十分羞愧，并决心今后要加以整治。那种“诙谐的风气”已被粗俗且诽谤性的攻击所取代。伊夫林说：“我这辈子从未见过如此可耻的表演。”

波义耳的老友、数学教授沃利斯博士也同样感到苦恼。事实上，他还将此事写信告诉了伦敦的波义耳先生。沃利斯曾是那些反对大学拟写的感谢信中过度颂扬谢尔顿的人之一——那封信将谢尔顿视为大学的“创造者与救赎者”；而沃利斯则对大学演说者对“克伦威尔、狂热分子以及皇家学会”的攻击感到愤怒。

还有“新哲学”，因为他实在无法忍受那些大学里的荒谬行为。从公爵府引进的真正意义上的戏剧也在牛津市政厅上演过——相比谢尔登学院里发生的那些事情，这些戏剧要可接受得多。不过，就连沃利斯似乎也受到了1669年那场疯狂活动的影响。他在自己家中款待了一些客人，包括詹姆斯·兰厄姆爵士及其夫人，以及其他“有地位的人士”；晚餐后的闲聊中，詹姆斯爵士一直在夸赞一位“出色的女士”——亨廷顿伯爵的妹妹玛丽·黑斯廷斯夫人，他对这位女士极为敬重。他如此高度评价她的性格、才貌、价值、美德、虔诚以及其它一切品质，以至于他很愿意亲自娶她为妻，只是因为她是他已故妻子的妹妹，而他本人已经再婚了。不过詹姆斯爵士认为——沃利斯也同意他的看法——玛丽·黑斯廷斯夫人不仅会是一位出色的妻子，还会是博伊尔先生的理想伴侣。于是沃利斯立刻写信给博伊尔，表示愿意“成为让这两位杰出人物彼此幸福的桥梁”。沃利斯年轻时或许学过密码学，但到了中年却无法理解罗伯特·博伊尔的想法。玛丽·黑斯廷斯夫人很可能从未知晓在那次晚餐后的谈话中有人为她规划了如此美好的未来。她嫁给了斯塔福德郡卡弗斯韦尔城堡的威廉·乔利夫爵士。斯塔尔布里奇庄园则空置着，而博伊尔先生则继续住在帕尔莫尔。不过，如果说近年来牛津发生了变化，那么帕尔莫尔也同样发生了变化——自1649年那个黑暗的夜晚以来，这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克伦威尔的“得力副手”带着消息来到拉内拉赫夫人的家门口。查理二世首先做的就是在圣詹姆斯公园里修建一条新的林荫道，并改善公园的整体环境——“随着各项新建工程的实施，这里一天比一天更加宜人了”，佩皮斯在1662年1月这样写道。人们在公园里开凿了一条河流；在寒冷的冬日里，佩皮斯常常站在那里，观看人们滑冰的情景——“那真是一门非常漂亮的艺术”。约克公爵是个出色的滑冰选手，而国王则擅长这项运动。“这里，整洁的林荫道为我们带来了欢乐。”

想看看我们的王子如何展现他无与伦比的力量。他一碰到那个飞来的球，那球就已经飞过了花园的一半距离了。[323]佩皮斯停下来与正在打扫花园的园丁交谈时，饶有兴致地观察着铺满贝壳碎片的土质地面。而埃弗林则更关心公园里的各种鸟兽——那些来自不同国家的珍禽异兽，比如珍珠鸡、阿拉伯羊；还有鹈鹕，以及俄罗斯大使从阿斯特拉罕带来的那些水鸟；还有索兰鹅，以及那只有着真正木制腿的宠物鹤——“那是某个士兵制作的”。沃勒将圣詹姆斯公园描述为“最近在国王的主持下得到了改善”的地方——

“我仿佛能看到恋人们在那迷人的树荫下漫步；看到绅士们在水边跳舞——他们夏天游泳，冬天则滑冰。我仿佛能听到船上的音乐声，以及回荡着的音符。……女士们在清澈的湖中钓鱼，用钓到的鱼作为美食；她们既用鱼线也用眼睛来捕捉猎物，让鱼儿和男人都成为她们的战利品。”

沃勒总是以乐观的眼光看待一切。“我知道他是一名诗人，”拉内拉夫夫人曾在沃勒向她表达赞美之词时写信给罗伯特·波义耳，“这让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说出一些豪言壮语，而他并不打算让这些话具有更深层的含义。”[324]或许，帕尔莫尔的一些老居民并不赞成对圣詹姆斯公园进行的这些“改进”。古老的帕尔莫尔以及那里的传统活动可以追溯到詹姆斯一世时代。那里有一片种满苹果树的区域，正是圣詹姆斯广场“苹果树庭院”名称的由来。房屋建在旧帕尔莫尔的两侧——人们称它为“帕尔莫尔”。

“帕尔姆大道”，或称“人行道”。从海马克特街到圣詹姆斯宫，沿这条大道两旁排列着70棵榆树——总计140棵——这或许正是沃勒在1661年诗中所描述的“古老的树木长廊”。拉内拉夫夫人的住宅位于大道南侧、西端；那些被宣传为“位于公园一侧，且其花园或小山与皇家花园相连”的住宅也在那里。在博伊尔与拉内拉夫夫人一同居住在那里时，这里住着许多有趣的人士。当时伦敦颇负盛名的医生西登汉姆自1658年起就住在那儿，他是他们的老朋友，属于多塞特郡的著名清教徒家族——西登汉姆家族的领袖就是医生的兄弟、议会成员西登汉姆上校。歌手奈特夫人、神学家艾萨克·巴罗博士，以及《格拉蒙回忆录》中出现的那个声名狼藉的苏塞斯克伯爵夫人，也都住在帕尔姆大道上。那里还有酒馆和商店，挂着“国王之头”和“两个金球”之类的招牌。即便在那时，帕尔姆大道也是各种俱乐部的聚集地：“伍德俱乐部就在佩尔梅尔，那是我们用来聚会的老地方，”佩皮斯在1660年写道。但到了1670年，博伊尔搬去那里居住后，这里依然只是伦敦时尚街区中一个宁静、绿树成荫的小郊区，位于白厅与圣詹姆斯宫之间，被古老的树木环绕，处于威斯敏斯特教堂和威斯敏斯特宫的阴影之下。复辟之后，这里还有绘画室、星形法庭以及圣斯蒂芬小教堂——沃勒称其为“所有苦难的起源之地”。旧帕尔姆大道如此宁静，以至于西登汉姆博士常常坐在敞开的窗边抽着烟斗，俯瞰着人行道，窗台上还放着一杯银制麦芽酒；有一次，有个小偷偷走了他的酒杯，结果小偷和酒杯都“消失在邦德街的灌木丛中”了。[325] 1669年时，内尔·格温住在大道北侧、东端，与玛丽·霍华德夫人相邻；但到了1671年，她搬到了帕尔姆大道公园一侧的一所房子里，那所房子是查理二世赐予她的租约房产。从那时起直到1687年去世，她一直住在那里，距离拉内拉夫夫人和罗伯特·博伊尔仅两户之遥。那些带有“高耸小山”的后花园彼此非常接近，从那里可以望见皇家花园。博伊尔的实验室就在拉内拉夫夫人住宅的后面，他是否曾看到内尔女士站在高处与国王交谈，而国王则站在下方的林间小路上仰望着她呢？那天埃弗林也在场。“我既看到了也听到了，”埃弗林后来在日记中写道，“那场景真是令人难忘。”

国王与内莉夫人之间的对话——内莉夫人将那个无礼的喜剧演员称作如此——她站在墙顶的露台上俯瞰花园，而国王则站在下面的绿色步道上……”[326]
但那是在1671年5月的事了；那时罗伯特·波义耳已经病重11个月，刚刚开始康复。1669年以及1670年的部分时间，他都十分忙碌。除了为《皇家学会会刊》撰稿外，他还发表了关于空气的密度与弹性的研究论文，以及《生理学论文集》的第二版。杜穆兰翻译的《马斯孔的恶魔》一书也出版了，书中还有波义耳写的序言。波义耳竭尽自己的一切影响力，无论是个人影响还是文学上的影响力，试图化解皇家学会与各大学之间的矛盾——斯普拉特、格兰维尔、斯塔布、克罗斯等人都在这些矛盾中各持己见。1670年，波义耳又发表了《关于事物宇宙特性的论述》，这本书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宇宙的疑点》。此时，波义耳在科学界和文学界的声望达到了顶峰：“波义耳先生的文风”对当时的伦敦知识界来说意义重大。有人崇拜他的作品，也有人批评它；伊夫林提到过其中“那些偶尔会让阅读变得有些乏味的内容”；还有人认为，波义耳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不如他在实验领域的成就。[327]
即便在那些实验中，至少也有一双眼睛始终注视着罗伯特·波义耳——那双眼睛的视野甚至可能比波义耳的还要远。艾萨克·牛顿——那个在克伦威尔临终时英格兰正遭受猛烈风暴袭击时仍坚持抗争的少年——在1671年时只有29岁，但他已经是剑桥大学的数学教授，同时也是皇家学会的会员。六年前，他曾在林肯郡母亲的果园里观察到苹果掉落的景象。他自己也曾试图寻找“哲人石”；1676年，当牛顿在《皇家学会会刊》上读到波义耳关于金和汞膨胀现象的精彩实验报告时，他以最真诚的态度给秘书奥尔登堡写信，称波义耳是“最值得尊敬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很多人都会渴望掌握制造这种汞的方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些人可能会努力推动相关研究成果的发表，因为它们能给世界带来好处。不过，以我的拙见，这位高尚的学者既然决定公开这些信息，那……”

在其余方面则应谨慎持保留态度。”牛顿阐述了自己对金属转化理论的质疑理由：他预见到继续研究这一理论可能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破坏”。关于波义耳的实验，他说：“我并不怀疑，这位杰出学者的智慧会让他保持沉默，直到弄清楚这些实验究竟会带来什么后果。”正因波义耳本人似乎“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尊重他人的意见”，牛顿才“大胆地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

艾萨克·牛顿的反对意见起到了作用，不过波义耳为了放弃那一点点的研究工作，想必也付出了代价；因为从1652年起，也就是他25岁那一年起，他就一直在手中摆弄着由水银和金粉构成的小球体，用另一只手的手指轻轻按压它，直到它变得“明显且相当热”，再通过计时器记录其温度上升的时间。他曾持续研究这个课题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听从了牛顿的建议。要是这两位人物能出现在今天伯灵顿宫举行的皇家学会会议上该多好！他们的肖像就挂在会议室的墙上，他们的面容正俯视着现代实验科学。他们的自我克制得到了回报。

早在1670年，波义耳就已经达到了他在文学与科学领域的巅峰地位，成为伦敦新哲学派公认的领袖。他长期以来一直注重养生，将精力集中在工作中，避免与不合拍的人交往。如今，他开始享受家庭生活的舒适与尊严，有聪明的女子照料他、与他相伴，还有各种家庭生活带来的便利——而这些都是他单身时在牛津的住所里所没有的。然而1670年6月，他突然生病了，人们称其为“严重的瘫痪性疾病”；11个月后，也就是1671年5月，他给他在多塞特郡的老朋友、波宁顿的约翰·马利特写了一封充满哀伤的信，用温和的语气描述了自己的病情。“我吃了很多药，”他写道，“但它们带来的缓解效果非常缓慢，所以我很难说哪种药最有效。我觉得在此情况下最值得提及的是，那些具有舒缓作用的药物，尤其是那些对神经系统特别有益的药物，经常被使用且效果不错……而蛇的干肉似乎也是其中一种有效的药物。”

那些药水确实很有用，但我还是坚持每天服用它们，持续了很长时间。我几乎从不错过任何一天不出去呼吸新鲜空气，至少一次；即便在身体最虚弱、需要别人搀扶着才能从椅子上走到马车里的时候也是如此。我发现最能增强双脚和腿部力量的方法，至今仍在使用，那就是将海盐溶于水中制成盐水，然后每天早晚用温暖的手将其涂抹在相关部位上……

博伊尔的私人医生是埃德蒙·金——当时他还不是爵士头衔，而是一名住在哈顿花园的知名伦敦医生；他比博伊尔年轻一两年，是皇家学会的成员，也是威利斯和佩蒂的朋友，擅长解剖与实验。正是埃德蒙·金对首次在人类身上进行的输血实验表现出极大兴趣，他还“用我最好的显微镜”观察到了“浸泡在水中的物品”中出现的生物。值得一提的是，在博伊尔丢失的手稿清单中，有一份名为《自然发生论》的文件。很有可能他和埃德蒙·金博士曾一起使用显微镜进行研究。“蝰蛇粉”是埃德蒙·金开的处方之一，不过据说他更喜欢“挥发性盐类”。直到几年后，埃德蒙·金因为在查理二世中风时迅速采取措施为其放血而声名大噪。他口袋里总是带着手术刀，因为当时没有其他医生在场。

博伊尔虽然恢复得很慢，但最终还是从瘫痪中康复了。不知是蝰蛇肉制成的药水起了作用，还是那双温暖的手的照料起了效果，他确实重新获得了力量，能够再次继续工作并回到伦敦的生活——此后他的生活基本上都处于病弱状态。伊夫林说：“看到他明明无法动弹、甚至无法将手送到嘴边，却仍能一次次康复，实在令人惊叹。实际上，在他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他的体格也显得极为脆弱，我常常把他比作水晶或威尼斯玻璃制品：尽管它们再怎么薄、再怎么精致，只要妥善保存，其寿命也能超过那些常用的金属制品。而且他对所有人都非常坦诚正直，没有任何瑕疵或污点会损害他的声誉。”

在这些年里，博伊尔发表的著作数量之多实在令人瞩目，尽管其中许多作品其实早在之前就已经完成了。

这些著作只需安排出版即可。它们探讨了实验自然哲学的实用性、宝石的起源与特性、火、火焰与气态物质、固体与流体的压力以及水的称重问题；还涉及海水的性质及其蒸馏方法、热与冷、挥发性与沉淀性以及腐蚀性的机械成因；此外还有味觉的产生机制、碱与酸的假说，以及大气条件对人类健康状况的影响。博伊尔的思维中还有另一面：在撰写这些内容的同时，他也在思考“神学相较于自然哲学的优越性”。在他看来，这两者都是“人类应当研究的对象”。他坚定地相信“理性与宗教是可以调和的”；他的神学论著也与他的哲学著作并行存在。

传记的后几章自然记录的是一系列的损失。1672年5月28日，伟大的海军上将、桑威奇伯爵在索莱贝战役中阵亡，这使伯灵顿家族又失去了一位出色的岳父。他那“极为隆重的水路送葬仪式”无疑给帕尔莫尔街上的家人以及皮卡迪利两座宅邸里的家族带来了巨大影响。出发前，桑威奇伯爵曾悲伤地对埃弗林说：“他们不想让我活下去。”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整个政治局势——潜藏在新教英格兰的隐秘天主教运动、在白厅与圣詹姆斯宫之间活动的嘉布遣会士、与法国结盟对抗荷兰的战争、以及持续不断的冲突；还有各种阴谋诡计以及王室后宫中的纷争与更迭，这一切都让罗伯特·博伊尔和他那虔诚的清教徒妹妹极为反感。

可怜的查尔斯·里奇，也就是沃里克勋爵，长期患病，于1673年在利泽去世。他留下了一位没有子女的贵族夫人玛丽，她仍有神职人员陪伴在侧，负责管理丈夫的财产，并为她的三个侄女挑选合适的丈夫。

对罗伯特·波义耳来说，更令人痛心的损失是亨利·奥尔登堡在1677年9月的突然离世。他与另一位老友——那位为人类福祉而努力的沃斯利博士——几乎同时去世。自1667年秋天从伦敦塔获释后，奥尔登堡便一直为皇家学会辛勤工作。他在伦敦大火之后、学会的会刊丢失以及学会暂时迁往阿伦德尔府期间，始终努力维持着学会的正常运转。他见证了学会在格雷沙姆学院重新建立，还看到伦敦市的市长及议员们为庆祝学会而举办盛大的庆典。由于工作过度且报酬过低，他除了从学会的会刊中获得少量收入外，还亲自为波义耳做大量工作，包括校对文字以及将波义耳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波义耳也曾试图为他争取到那个曾经由弥尔顿担任的拉丁文秘书职位，但未能如愿。奥尔登堡与波义耳最后一次相聚，是在1676年2月由约瑟夫·威廉姆森爵士举办的一场小型科学晚宴上；后来布伦克勋爵辞职后，威廉姆森爵士成为了皇家学会的会长。当时波义耳身体状况尚可，能够出席这场晚宴；埃弗林、雷恩、佩蒂以及其他一两个人也在场，当然还有“我们的秘书奥尔登堡先生”。当奥尔登堡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拉内拉夫人正在外地访问；她知道自己的兄弟会因他的死而多么悲伤，于是给波义耳写了一封充满关怀的信，并立即安排返回家中。由于奥尔登堡去世时没有留下遗嘱，而他的妻子（他的第二任妻子，约翰·杜里的的女儿）也在他去世前后不久离世，因此罗伯特·波义耳亲自照料他们的孩子，这些孩子在这个国家里既没有经济保障，也没有亲戚可以依靠。那个男孩被命名为“鲁珀特”，取自那位伟大的科学家之名。沃里克伯爵夫人玛丽则比她的丈夫多活了五年。1678年，她在李兹去世，这无疑标志着这对兄妹在帕尔莫尔的生活就此画上了句号。在玛丽经历的无数艰难时刻中，拉内拉夫人始终陪伴在她身边——那个总是显得有些迟钝的妹妹啊！当科克伯爵因为玛丽解雇了詹姆斯·汉密尔顿先生而大发雷霆时，拉内拉夫人也在斯塔尔布里奇；在查尔斯和玛丽私奔结婚后，也是拉内拉夫人陪同他们前往李兹，并一直留在那里，直到玛丽在那个父权制家庭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在玛丽生病期间，也是拉内拉夫人一直照顾着她。

在儿子去世后，她将玛丽和查尔斯接到了自己家中抚养。罗伯特·波义耳也是她的庇护对象——1648年夏天，当那位“亲爱的乡绅”来到美丽的李兹时，玛丽是何等温柔浪漫啊！她坐在他身旁，看着他撰写《天国之爱》一书。那些刚写完、墨迹还未干透的稿页让她泪流满面。然而，更大的损失还在后面：1679年，奥雷里勋爵布罗吉尔去世了。他患病已有一两年，一直在爱尔兰和英格兰之间往返，接受医生的治疗；除此之外，他仍在查勒维尔和卡斯尔马蒂尔的爱尔兰领地上过着大地主的生活。他献给查理二世的《战争艺术》一书于1677年出版，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如果第一卷足够受欢迎的话，他本打算继续撰写后续章节。但战争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其流行趋势；就连战士也会变老——自那只“凡间的母猪”在利斯莫尔的城墙上立下赫赫战功以来，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

佩格夫人始终与她的丈夫以及他那位可靠的伙伴在一起，直到最后。在萨克林的婚礼歌谣中，那位拥有纤细手指和被蜜蜂蜇过嘴唇的美丽新娘，如今身边已有成年并已结婚的子女，其中一些人还拥有自己的家庭。不过佩格夫人依然美丽动人、生活安逸。“正如老戈林勋爵所说，‘秋天的玫瑰’也和六月的玫瑰一样甜美。”毫无疑问，作为军人、政治家兼剧作家的布罗吉尔——罗伯特·波义耳称他为“我最亲爱的长官”——是家中最受宠爱的兄弟，而佩格夫人则是所有嫂子中的佼佼者，是家庭的“重要支柱、荣耀与慰藉”。

1680年的圣安德鲁节那天，波义耳当选为皇家学会的会长。周年纪念会议及随后的晚宴让众多哲学家齐聚一堂。伊夫林也在场，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次选举：“那位杰出的人物、伟大的哲学家罗伯特·波义耳先生本应成为首任会长，但他的健康状况以及谦逊的性格已无法再成为借口。”不过伊夫林没有提到波义耳实际上拒绝了这一职位。他对各种测试和宣誓有着难以克服的抵触情绪。他征求了顾问的意见，还写信给自己的老助手胡克，解释自己在这方面的“极度（或许有些特殊的）敏感态度”。

他请求胡克向该学会转达他的谢意，同时恳请他们“尽快举行新的选举”。由于越来越无法出席学会的会议，波义耳也逐渐不再参加他担任董事的东印度公司以及他担任理事的福音传播协会的会议。他越来越多地回到自己在帕尔莫尔的家中过平静的生活，那所房子已经经过扩建，以适应他的需求。在皇家学会那次著名的晚宴上并没有提到他——在那次晚宴上，所有食物都是用帕潘先生的消化器烹制的；那次“富有哲理的晚宴”让所有人都非常开心。他更有可能是在一两周后出席了那次活动，亲眼看到摩洛哥大使在成为皇家学会荣誉会员时用阿拉伯语写下自己的姓名与头衔。实际上，波义耳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书籍、手稿以及实验室里。在一名抄写员的帮助下，他与旧大陆的新哲学家们以及新大陆的基督教传教士们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联系。新英格兰的人们称他为他们的恩人：“尊贵、慷慨且不知疲倦的慈父。”他曾试图用土耳其语、阿拉伯语以及马来语在东方传播《圣经》的知识；而爱尔兰语版《圣经》的出版则是他晚年的重要事业之一。虽然纳西索斯·马什等人负责在爱尔兰进行实际的翻译和传播工作，但罗伯特·波义耳则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和财力推动这一事业的发展；在苏格兰拥有自己的盖尔语版《圣经》之前，波义耳所翻译的《圣经》就已经传入了苏格兰的盖尔语地区。不过，波义耳还将自己的钱用于帮助那些处境艰难的人——那些命运不如他所期望的穷苦牧师、来自法国和爱尔兰的难民，以及那些为生计而挣扎的学者们。他多年来一直默默地做着这些事，通常是通过一两个他可以信赖的朋友来帮忙。吉尔伯特·伯内特就是其中一位朋友；如果没有波义耳的帮助，伯内特所著的《宗教改革史》根本不可能问世。波义耳如此低调地提供援助，以至于有时那些得到帮助的人甚至不知道援助是从哪里来的；不过伯内特说，波义耳多年间一直致力于此。

他每年都会进行价值超过1000英镑的慈善捐赠，按今天的汇率来看，这个数字已是那时的三倍多。他无私地给予帮助，从不考虑种族或信仰差异，自视为“人类的一部分，是全人类的债务人”。他尤其关照那些因宗教或政治信念而遭受迫害的人。任何关于迫害的故事都会让他温和的面容上浮现出愤怒与痛苦的神情，而他那极少开口指责他人的嘴唇也会说出充满愤慨的话语。

每年都有新的论著和修订版问世，其数量多到几乎无法一一列举。他的《论超理性之物：探讨哲学家是否应承认其存在》于1681年出版；《人类血液的自然史回忆录》则于1684年问世。那是1683至1684年的严冬，整个伦敦的人们都在冰封的泰晤士河畔露宿欢庆，而天花的死亡率极高。对于这位体弱的哲学家而言，那无疑是个艰难的冬天——由于空气过于寒冷，烟雾无法上升，伦敦到处都是海煤燃烧产生的浓烟，人们几乎无法看清街道上的景象，这些粗大的颗粒还会堵塞肺部，使人难以呼吸。此外，管道和机器也无法提供水，公园里的动植物纷纷死亡，酿酒厂也停止了生产，燃料的价格更是高得离谱。

《人类理智应当对上帝怀有崇高的敬意》一书于1685年出版，而《对世俗自然观念的独立探究》则于1686年问世。他年轻时所写的《西奥多拉与迪迪穆斯的殉道记》在1687年进行了修订并重新印刷。大约在同一时期，波义耳开始在学术界寻找他丢失或被剽窃的手稿，显然他是打算将自己的作品汇编成册。此前唯一的一部作品集是一份非常不完整的拉丁文版本，该版本在1677年于日内瓦出版，而他并不知情。1690年，他出版了《静水医学》以及《基督教君子》的第一部分；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即1691年，他出版了《物理观察实验》。他留下的一些著作将在他去世后才得以发表；他还把一份记载着磷的制造方法的密封文件交给了皇家学会的秘书们，要求在他人生结束后才能打开。

忙碌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最后；而在那些至关重要的岁月里，兄妹俩在帕尔莫尔的那所房子里却过着多么宁静的生活啊！历史在他们身边飞速流逝：国王们来来去去，内阁更迭不断，美丽的容颜逐渐消失，议会被解散，各种教派和政党之间争斗不休；为了政治罪而死的人——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在绞刑架或火刑台上丧生。全世界都知道拉塞尔勋爵和阿尔杰农·西德尼的事迹，但人们有时会忘记，那位弑君者的妻子莱尔夫人也因“窝藏叛乱者”而被处决，而伊丽莎白·冈特也因同样的政治罪行在泰伯恩被烧死。[337] 在旧有的废墟之上，新的伦敦逐渐崛起——在旧的基础上建起了新的尖塔，曾经的绿地上也出现了时尚的新广场。与此同时，一部庞大而复杂的宪法也在数百年的压迫与牺牲中逐渐形成——那是整个民族的鲜血与泪水所铸就的成果。一系列事件接连发生：查理二世的戏剧性结局；偏执的詹姆斯二世上台；蒙茅斯的起义及其被处决；杰弗里斯法官在多塞特和萨默塞特实施的“血腥审判”；詹姆斯与法国的结盟；《南特敕令》的废除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暴行。天主教势力在英格兰各地蔓延，渗透进了军队、法院、议会以及大学之中。加尔默罗会、本笃会和方济各会的神父们在伦敦的街头行走，萨沃伊酒店里还建立了一所规模庞大的耶稣会学校。在苏格兰，爱丁堡城堡由天主教徒掌管；在爱尔兰，天主教徒则领导着军队，成千上万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也被征召入伍。[338] 詹姆斯二世与摩德纳的玛丽生下了一个男孩，关于这个孩子的身份存在诸多猜测，甚至有人怀疑他是冒牌货。随后，新教势力团结起来，国教派与非国教派共同面对共同的威胁，英格兰新教徒的希望寄托在了威廉和玛丽身上。另一则消息从英格兰传到了海牙，又有一位王子来到了英格兰，这一次是为了“通过武力恢复英格兰的自由并保护新教信仰”。伦敦再次发布了公告，这次宣布的是一位英荷混血的王子以及一位公主的到来——她不仅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儿，还是克拉伦登伯爵海德的孙女。爱尔兰再次发生了血腥的叛乱，又是一页屠杀与恐怖的篇章；不过这次发生在阿尔斯特地区，战斗的则是为捍卫新教信仰的阿尔斯特苏格兰人。

罗伯特·波义耳与拉内拉夫夫人，一同在帕尔姆街的宅邸中度过了晚年——他们都是伊丽莎白时代那位伟大的清教徒科克伯爵的子女。他们目睹了芒斯特地区再次落入天主教的爱尔兰人手中；但他们还活到了威廉与玛丽成为英格兰君主的时代，也听到了关于伦敦德里之围和博因河战役的消息。关于那次叛乱的最后几则消息中，有一则是英国人攻占了阿斯隆：这一定让拉内拉夫夫人想起了她婚姻初期的情景，那时16岁的她还是个美丽而充满活力的少女，被亚瑟·琼斯带到了阿斯隆城堡。如今她已76岁高龄。对她而言，即便世界上再没有其他人，她那比她小12岁的哲学家弟弟依然就是“罗宾”——那个“亲爱的先生”。帕尔姆街的宅邸里有一些空荡的房间，也有许多回忆；但兄妹俩仍在一起，那里是个温馨宜人的居所，也欢迎许多朋友前来做客。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人士都会前来拜访这位著名的怀疑论化学家、基督教道德楷模波义耳先生，以及他那无与伦比的妹妹拉内拉夫夫人——她50年来一直活跃在公共场合，是当时所有王国变革中最引人注目的女性。[339] 伦敦的精英们——其中既有主教也有数学家——会带着最新的文学与科学资讯来到那座宅邸。他们的兄长，年迈的伯灵顿勋爵，有时也会出现在那里，身边还会跟着一两位善于交谈的政治家，他们通过谈论苏格兰女王玛丽与“意大利宠臣”之间的恋情这类轻松安全的话题，来避开当下的政治话题。[340] 吉尔伯特·伯内特——那位来自特威德河以南的口才出众且快乐的苏格兰人——则坐在波义耳先生身边记录笔记：随着威廉与玛丽的登基，他也将获得主教的职位。就连皮罗菲勒斯应该也会偶尔去看看自己的母亲和叔叔。迪克的命运好了起来，他成了重要人物，身材发胖，机智过人，还在切尔西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漂亮的房子。[341] 他母亲的肖像画将挂在他的私人壁橱的墙上，即使在她去世后，那幅画仍会一直注视着他，超越其他所有的爱情记忆。[342] 这个显赫家族的年轻一代人们则居住在皮卡迪利、圣詹姆斯街以及帕尔姆街一带。尤其是伯灵顿勋爵与夫人的已婚女儿塔内特夫人，她可称得上是“一位伟大的美德典范”，在伦敦上流社会中享有盛名。

“她过去常常提起她的叔叔。”[343] 而与博伊尔相识近四十年的朋友伊芙琳，尽管博伊尔比她年长许多，仍会从德普特福德专程前往帕尔莫尔，去拜访这位哲学家及其妹妹。下午时分，博伊尔几乎从不独处；伊芙琳说：“即便他专心研究学问，也丝毫不会影响他的谈吐。”每当有女士们在场时，他总能展现出“世界上最风趣、最讨人喜欢的谈吐”；而在其他时间，则显得极为严肃、沉稳且善于思考。不过他并不忧郁，事实上他极其友善、礼貌，甚至有些过分，但绝无矫揉造作之处。[344]

博伊尔的社交活动如此受欢迎，以至于大约在1689年，他不得不在帕尔莫尔的住所门口挂出告示，注明自己“有空接待客人的日子”。他还真的打印了一份公告，开头写道：“博伊尔先生不得不告知那些经常前来拜访他的朋友和熟人……”接着解释说，他那位“技艺娴熟且友善的医生，再加上他最要好的朋友们”，都建议他不要接待太多客人。[345]

因此，他决定将每周二和周五的上午——这两个都是寄信日——以及周三和周六的下午留给自己，这样“就能有时间恢复精力，整理文件、填补其中的空白，同时处理爱尔兰那边一团糟的事务，因为那里的局势时常因各种灾难而发生变化。”[346]

这份公告似乎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伊芙琳在描述博伊尔晚年的日常生活时说：“早晨，在做完私人祈祷之后，他通常会花时间研究哲学或待在实验室里，有时甚至工作到深夜。”但他告诉伊芙琳，由于眼睛的问题，他已经完全不再在烛光下阅读了。他的助手会为他朗读，或者根据他的笔记或口述来写字；而这些笔记往往杂乱无章，正如他自己在其多部著作中所承认的那样，他有时不得不四处寻找所需的资料。显然，博伊尔和其他学者一样，并不注重整洁。“眼镜、烧瓶、化学及数学仪器、书籍以及成堆的文件，把他的卧室塞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空隙。”

那里有几把椅子可以坐人，因为他的整个团队都崇尚哲学思想，行事极为随意。房子里的其他房间里还有一个小图书馆。博伊尔并不需要更多了：“因为他更愿意从实际实验以及自己的实验室里获取知识，而不是从书本上。”[347]
那么，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又是怎样的呢？他“身材较高且较为瘦削，脸色苍白，身体十分虚弱”。由于体质孱弱，他外出时总要穿上各种外套，而且会根据温度计来决定该穿什么衣服。他说话时仍有些困难。“在初次发言或回答问题时，”伊芙琳说，“他有时会稍作犹豫，而不会结巴或重复同一个词；这可能是由于某种缺陷造成的，不过据我所知，他后来已经克服了这一缺陷。正因为如此，他的讲话虽然起初有些缓慢，但之后就能流畅地进行下去，毫无中断。”[348]
在饮食和生活习惯方面，罗伯特·博伊尔“极为节制且简朴”；在他们的友谊期间，伊芙琳从未在他身上发现过任何激情、冲动或苛刻的态度，无论是在何种谈话场合或何种情况下。“一切都是那么平静、从容、严肃、谨慎且富有益处，因此，除了霍布斯先生——他总是反对所有人，只欣赏自己的人——以及弗朗西斯·莱纳斯（尽管他也以礼貌的方式批评过博伊尔）之外，我不记得他有别的对手。”[349]
1691年深秋时，兄妹俩都生病了，当时博伊尔写信给索尔兹伯里的特伯维尔医生，请求为他开具治疗眼睛疾病的药物。“视力对所有人来说都很重要，”他近乎歉意地写道，“尤其是对于那些勤奋好学的人来说。”最近他的眼睛状况很糟糕，尤其是在烛光下。“当蜡烛刚被熄灭时，”这位伟大的实验哲学家写道，“我暂时能看得更清楚一些，但很快又得重新点灯了。”[350]
12月23日时，伊芙琳不在城里，那时雷纳拉夫夫人去世了。直到为时已晚，他才得知她的死讯以及她兄弟的重病情况。“因为就在那时，”伊芙琳说，“他才开始……”

“显然，他的健康状况正在迅速恶化。”当伊芙琳回到城里时，她是为了站在那位老朋友的墓前。罗伯特·波义耳在姐姐去世仅七天后也离世了，他于1691年12月30日逝世。他被安葬在圣马丁教堂的圣坛旁，与拉内拉夫人相邻。[351]当时已担任索尔兹伯里主教的伯内特以他一贯的雄辩口才为这场葬礼布道，他选用的经文是：“因为上帝会赐予那些在他眼中善良的人智慧、知识以及喜乐。”[352]伊芙琳说：“他的姐姐拉内拉夫人也受到了某种影响。”但实际上这并无必要——所有在场的人都知道她的聪慧与品格，她的高标准与敏锐的判断力本可以为其所处的时代带来益处。但她毕竟是个女人；虽然作为罗伯特·波义耳的妹妹，她的二十多年生活十分美好，但在那之前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她却是亚瑟·琼斯的妻子，而亚瑟·琼斯被称作“世上最恶劣的恶棍”。按照波义耳的意愿，他的葬礼“不应有任何铺张”；但在他的墓旁，除了他的众多亲属外，还有许多出类拔萃、地位崇高的人士在场。他的大部分爱尔兰领地都是封地，由他的长兄——伯灵顿和科克伯爵继承。他在遗嘱中写道：“我没有自己的孩子来继承这些封地，这并不让我难过，因为那样一来，这些领地就会回到我们家族中最值得尊敬的人手中。”斯塔尔布里奇庄园则归香农子爵弗兰克所有，同时他还收到了罗宾送的最珍贵的手表以及一封充满深情的信件。弗兰克注意到，尽管罗宾并不想住在那里，但那座庄园仍被妥善维护着“为了他”。嫁给仆人的侄女梅尔斯特夫人也被列入波义耳“受尊敬且亲爱的侄女们”之中，她被提及得比其他人都详细，这并非因为人们对她的感情有别，而是因为她的“特殊处境”。在爱尔兰还有其他一些土地，此外还有许多赠予亲属、朋友和仆人的遗产，当然也有交由托管人管理的慈善捐赠。[353]“我们的社团”以及在格雷沙姆学院度过的美好时光也并未被遗忘。金博士将得到一个银制支架，而那位改良了著名抽气机的罗伯特·胡克，则得到了“我最好的显微镜以及最好的磁石”。

1691年夏天，罗伯特·波义耳立下遗嘱时，显然没有想到拉内拉夫夫人会比他先去世。他将她列为遗嘱执行人之一，并将自己所有的手稿以及“收据集”都留给了她。不过，他还留下了别的东西。在遗嘱的开头，也就是在他所有财产之中，罗伯特·波义耳首先提到了一枚小戒指：“至于我那些由上帝恩赐给我的世俗财产，我决定按以下方式处理——也就是说，我将我左手上常戴的那枚小戒指赠予我亲爱的妹妹，拉内拉夫子爵夫人凯瑟琳。那枚戒指上有两颗小钻石，中间则有一颗绿宝石。自从年轻时起，我就十分珍视这枚戒指，还因为某个特殊的原因而长期佩戴它，这个原因我的妹妹拉内拉夫夫人也是知道的。因此，我恳请她戴上这枚戒指，以此纪念那位真正尊重她、深爱她的兄长。”然而，拉内拉夫夫人却在罗伯特·波义耳去世七天前就离世了。那枚小戒指后来怎么样了？它的故事又是怎样的？为什么波义耳从年轻时起就一直戴着它，并且如此珍视它呢？拉内拉夫夫人知道答案——但她已经死了。那个“特殊原因”究竟是什么？关于那枚小戒指的故事，即便戒指本身已不复存在，也仍埋藏在圣马丁教堂的圣坛里。

脚注
[1] 《利斯莫尔文献》，第一系列，第1卷。
[2] 《菲拉雷图斯》。罗伯特·波义耳留下了一部自传的片段，内容为关于他童年时期的经历。参见伯奇编辑的《其作品集》，共6卷，1774年出版。
[3] 如需阅读一部精彩的现代传记，可参阅多萝西娅·汤森德所著的《伟大的科克伯爵的生平与书信》（达克沃思出版社）。
[4] 可参阅由已故的亚历山大·B·格罗萨特牧师编辑的《利斯莫尔文献》（文中简称L.P.），该书依据保存在利斯莫尔城堡中的德文郡公爵的原始手稿编写，共10卷。
[5] 圣体节。
[6] 弗洛德的《历史》，第7卷（1562年）。
[7] 同上。
[8] 埃德蒙·斯宾塞所著的《对爱尔兰现状的见解》。
[9] 当时的价值约为现在的五倍。
[10] 斯宾塞所著的《对爱尔兰现状的见解》。
[11] 《真实的回忆》。
[12] 《真实的回忆》。
[13] 《利斯莫尔文献》第二系列，第5卷中记载的科克伯爵的生平。
[14] 相当于现在的约5000英镑。
[15] 《真实的回忆》。
[16] 《菲拉雷图斯》。
[17] 《利斯莫尔文献》，第一系列，第1卷。
[18] 《菲拉雷图斯》。
[19] 奥布里的记载。
[20] 奥利弗·圣约翰，爱尔兰的财政大臣。
[21] 这家著名的酒馆在本·琼森的时代就已存在，以美酒和酒保而闻名，可追溯至15世纪，位于新鱼街（坎宁安所著的《伦敦》一书中有所记载）。克罗恩后来应该搬到了新的、更大的场所，因为在1641年时，人们发现他已在切普赛德的“纳格头酒馆”工作。
[22] 可参阅伊夫林的日记和佩皮斯的日记。
[23] 阿博特。

[24] 埃利伯爵洛夫特斯。他与拉思法纳姆的亚当·洛夫特斯爵士是表亲关系。
[25] 福克兰岛。
[26] 该伯爵的住宅被称作“考尔菲尔德勋爵的宅邸”。
[27] 接替格兰迪森勋爵，因为伯爵曾租下过格兰迪森勋爵位于钱内尔路的住宅。
[28] 她与母亲一同安葬在圣帕特里克教堂的墓地中。
[29] 大卫·马森所著的《弥尔顿传》。
[30] 购物街。
[31] 《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爱尔兰》，第一卷。
[32] 布尔克利与乌舍尔。
[33] 1634年，查理一世致总督的信。载于《L.P.》第二系列，第三卷。
[34] 尽管在《菲拉雷图斯》一书中，他将这一事件的时间定得稍早一些，但显然这与伯爵日记中1634年12月17日的记载是同一件事。
[35] 《菲拉雷图斯》。
[36] 《菲拉雷图斯》。
[37] 参见《L.P.》第二系列中卡鲁从伊顿寄给科克伯爵的信件。
[38] 他们是第二张餐桌上的“同席者”。参见莱特所著的《伊顿学校史》。
[39] 可参阅《国家传记词典》中关于沃顿的精彩传记，以及伊萨克·沃尔顿所著的《沃顿传》和马森所著的《弥尔顿传》第一卷。
[40] 可参阅他关于“他的情妇——波希米亚女王”的诗作，载于《珀西学会出版物》第六卷。
[41] 参见马森所著的《弥尔顿传》第一卷，第531页。
[42] 埃弗林的日记。
[43] 1635年时，爱尔兰语是否属于伊顿学校的教学内容？
[44] 《L.P.》第二系列中卡鲁写给伯爵的信件。
[45] 《菲拉雷图斯》。
[46] 同上。
[47] 《菲拉雷图斯》。
[48] 《L.P.》第二系列中卡鲁写给伯爵的信件。
[49] 可参阅亨利·沃顿年轻时所写的诗作，载于《珀西学会出版物》第六卷。
[50] 马森所著的《弥尔顿传》第一卷，第665页。
[51] 同上。
[52] 这笔款项需分三期支付，第三期应在1638年的仲夏节支付。
[53] 可对比《暴风雨》中的普罗斯佩罗所说：“献给我那简陋的居所。”

[54] L. P., 第一系列，第五卷。
[55] L. P., 第一系列，第五卷。
[56] 沃里克夫人的自传（珀西协会出版）。
[57] 有人认为那是石南果，也有人认为是整形栽培的苹果。
[58] 乔治·戈林当时是朴茨茅斯的总督。他在布雷达围城战中腿部受伤，此后一直拄着拐杖在伦敦活动，仍步履蹒跚。
[59] 他因长期患病，于1639年12月去世。可参阅他“在我病重之夜所写的颂歌”（珀西协会，第六卷）。
[60] 参见马森所著的《弥尔顿》，第一卷。
[61] 菲拉雷图斯。
[62] 参见马森所著的《弥尔顿》，第二卷：第一次与第二次主教战争。
[63] L. P., 第二系列，第四卷：1639年巴里莫尔勋爵写给科克伯爵的信。
[64] 佩皮斯的日记，1668年9月28日。
[65] 维尼的回忆录，第一卷。
[66] L. P., 第二系列，第五卷。
[67] 维尼的回忆录，第一卷。
[68] 后来成为克兰布拉西尔伯爵。
[69] 托特内斯伯爵乔治·卡鲁爵士的儿子。
[70] 菲拉雷图斯。
[71] L. P., 第二系列，第四卷。
[72] 菲拉雷图斯。
[73] 菲拉雷图斯。
[74] 沃里克伯爵夫人的自传（珀西协会出版）。
[75] 布罗吉尔和基纳尔米基寄宿在日内瓦郊外的迪奥达蒂别墅里，那里住着著名的迪奥达蒂博士。
[76] L. P., 第二系列，第四卷。
[77] 菲拉雷图斯。
[78] 菲拉雷图斯。
[79] L. P., 第二系列，第四卷。
[80] L. P., 第二系列，第四卷。
[81] 菲拉雷图斯。
[82] L. P., 第二系列，第四卷。
[83] 邓加万夫人的母亲是塞西尔家族的人。
[84] 伯爵的信引自柯林斯的《贵族世系录》。
[85] 沃里克伯爵夫人的自传（珀西协会出版）。

[86] 菲拉雷图斯。
[87] 菲拉雷图斯。
[88] 圣伯纳德。
[89] 《L. P.》，第二系列，第四卷。
[90] 那人是莱斯特伯爵。
[91] 比奇所著的《博伊尔传》，载于《博伊尔作品集》第一卷。
[92] 同上。
[93] 菲拉雷图斯。
[94] 《L. P.》，第一系列，第五卷。
[95] 参见马松所著的《弥尔顿传》第二卷。
[96] 《L. P.》，第一系列，第五卷。
[97] 《L. P.》，第一系列，第五卷。多宾格的记载与邓巴的记载一致。萨福克夫人是邓巴伯爵的女儿及继承人。
[98] 萨克林于1641年去世。
[99] 莫里斯在《奥勒里伯爵传》中对她的描述，该文位于《奥勒里伯爵档案》的序言中。
[100] 博伊尔写给奥勒里夫人的信：比奇所著著作第一卷。
[101] 沃里克伯爵夫人的自传。
[102] 沃里克伯爵夫人的自传（珀西协会出版）。
[103] 《L. P.》，第一系列，第五卷。
[104] 圣莱杰。
[105] 《L. P.》，第一系列及第二系列，第五卷。关于1641年叛乱的详细记载，可参阅巴格威尔所著的《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爱尔兰》。
[106] 《L. P.》，第二系列，第五卷。
[107] 《L. P.》，第二系列，第五卷。
[108] 巴里摩尔勋爵于9月29日去世。据推测他是在利斯卡罗尔战役中受伤的。
[109] 《L. P.》，第一系列，第五卷。
[110] 她于1643年7月在英格兰去世。
[111] 参见汤森德夫人所著的《伟大的科克伯爵传》。
[112] 惯例如此。
[113] 给基纳尔米基的信，载于《L. P.》第二系列，第五卷。保存在利斯莫尔档案中的原信已严重损毁（“显然是被老鼠咬坏了”），——格罗萨特语。
[114] 伊夫林1646年的日记。
[115] 伊夫林1646年的日记。马松所著的《弥尔顿传》第三卷。
[116] 伊夫林1646年的日记。
[117] 1644年2月。

[118] 弥尔顿写给迪克·琼斯的拉丁文信件。参见马森所著的《弥尔顿》一书。
[119] 坎宁安所著的《伦敦；帕尔马尔》。书中记载了布罗吉尔勋爵拜访拉内拉夫夫人的经过（莫里斯与巴杰尔所著）。
[120] 凯瑟琳：第一任丈夫为威廉·帕森斯爵士，第二任丈夫为亚历山大山勋爵休；伊丽莎白嫁给了梅尔斯特先生；弗朗西丝未婚而终；理查德为第二任拉内拉夫勋爵。
[121] 身份不详。
[122] 沃里克伯爵夫人的自传。
[123] 同上。
[124] 罗伯特·波义耳：《菲拉雷图斯》。
[125] 罗伯特·波义耳写给塔伦茨先生的信：伯奇所著的《生平》一书中有所记载。
[126] 曾担任尤格尔总督的布罗吉尔勋爵于1645年返回英格兰（随行的还有他的妻子、巴里摩尔夫人以及年轻的巴里摩尔勋爵），以便获得英国军队的进一步支援。参见巴格威尔所著的《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爱尔兰历史》第二卷。
[127] 马森所著的《弥尔顿》第三卷，第338页。
[128] 威廉·雷爵士，长期议会时期下议院议员。
[129] 在日内瓦担任小卡纳冯勋爵的导师。
[130] 参见哈尔凯特夫人安妮的自传（坎登协会出版）。
[131] 伯奇所著的《生平》第六卷，第534页。
[132] 1646年3月写给拉内拉夫夫人的信：伯奇所著的《生平》一书中有所记载。
[133] 布罗吉尔似乎比罗伯特·波义耳本人更急于避开他们。罗伯特·波义耳在给拉内拉夫夫人的信中写道：“奇怪，一个武器如此精良的人竟会感到恐惧！”
[134] 这封信中略带讽刺意味，很可能是对埃斯克里克的霍华德勋爵的暗讽——他作为威斯敏斯特议会的世俗长老而跻身神职人员之列。在温彻斯特时，那群人“对我们教义的了解极为透彻，仿佛我们真的会被选为新的世俗长老。”爱德华·霍华德勋爵后来的遭遇——因收受贿赂而被逐出议会，以及背叛拉塞尔勋爵和阿尔杰农·西德尼——都是历史事实。
[135] 新模式制度建立后，两王国委员会变得极为活跃。该委员会的办公地点位于威斯敏斯特的坎农街的德比府，他们从那里发布命令。
[136] 1646年3月写给拉内拉夫夫人的信：伯奇所著的《生平》一书中有所记载。
[137] 早期的一封未注明日期的信件，载于伯奇所著的第六卷中。
[138] 正是埃塞克斯说出了决定斯特拉福德命运的那句话：“死人是没有同伴的。”
[139] 英奇金和布罗吉尔都支持议会一方。
[140] 需要记住的是，他还把佩格夫人、巴里摩尔夫人以及年轻的巴里摩尔勋爵一起带回了家。年轻的巴里摩尔肯定也一同回去了吧。

直接寄往巴比肯的米尔顿那里。
[141] 乌舍尔。
[142] 奥古斯丁。
[143] 适当的时候，布罗吉尔勋爵会将自己的儿子们送到日内瓦的马尔科姆布斯去。这位老总督很高兴能将博伊尔家族的第二代成员交由自己照料。
[144] 大卫·马森所著《米尔顿》，第三卷，第662页。
[145] 剑桥大学玛格达琳学院的院士，曾任佩格夫人的兄弟们的家庭教师。
[146] 关于教会联合问题的信件，见伯奇编辑的著作集。
[147] 写给拉内拉夫人的信，见伯奇编辑的著作集，第六卷。
[148] 罗伯特·博伊尔在1647年5月写给哈特利布的信，见伯奇编辑的著作集，第六卷。
[149] 《偶发思考》第二部分中的“边注”，1665年版，第187页。
[150] 这些作品直到他去世后才得以出版。
[151] 在手稿状态下存放多年后，应她的请求，在复辟之后出版了——并献给了她。
[152] 《偶发思考》，1665年版，第245页、第161页。
[153] 同上，第256页：《关于我的西班牙猎犬为我送来手套的事》。
[154] 写于1648年之后。
[155] 见第194页。林达莫尔是个出身良好、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型青年，他的作品中常常似乎在描绘博伊尔本人。作者喜欢直接使用“博伊尔先生”这一称呼。斯威夫特在他的《关于扫把的随想》中讽刺了《偶发思考》，但他并未承认《吃牡蛎》是他创作《格列佛游记》的灵感来源。
[156] 相关历史记载可参见马森所著《米尔顿》第三卷，以及巴格韦尔所著《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爱尔兰》第二卷。
[157] 正是“我罗宾的年轻妻子”的女友安妮·默里负责为小王子装扮。关于这次装扮的详细描述，以及临别时送给男孩的“伍德街蛋糕”，可参见哈尔凯特夫人所著的《安妮日记》（坎登协会出版）。
[158] 罗伯特·博伊尔写给赫西夫人的信，见伯奇所著的传记。
[159] 写给赫西夫人的信。
[160] 感情用事。
[161] 可参阅罗伯特·博伊尔在那个月所写的《思考录》：“关于科尔切斯特被围困的那年夏天（1648年）异常潮湿的天气。”
[162] 同上。
[163] 这个家族似乎在索霍区有住宅，而且还是圣吉尔斯教堂的“重要教徒”（参见坎宁安的著作）。

伦敦）。这位伯爵在1661年去世时，留下了位于朗埃克和圣马丁巷等地的财产。
[164] 他于1649年死于天花，葬于萨沃伊酒店。
[165] 后来成为克兰布拉斯尔伯爵。
[166] 埃弗林写给沃顿博士的关于罗伯特·波义耳的信。
[167] 马森所著的《弥尔顿》第三卷。
[168] 1649年8月写给拉内拉夫夫人的信：伯奇编辑的著作集第六卷。
[169] 可以比较巴格韦尔与莫里斯的记载。
[170] 巴格韦尔所著的《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爱尔兰》。
[171] 罗伯特·波义耳写的信：伯奇编辑的著作集第六卷。
[172] 伯奇编辑的著作集第六卷。
[173] 这位妻子早逝。第二位妻子是亨利·劳伦斯的女儿，很可能是巴里摩尔在米尔顿位于巴比肯的住所里的朋友及同窗的妹妹。
[174] 布罗吉尔写给伦索尔的信，引自巴格韦尔的著作。关于布罗吉尔在战争中的表现，可参阅巴格韦尔所著的《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爱尔兰》。
[175] 当时查理二世在布雷达，苏格兰的使者们也在那里。蒙罗斯于1650年5月21日在爱丁堡被处决，而《布雷达条约》则是在5月3日签署的，该条约要求查理二世遵守《盟约》；但就在那时，他仍在使用宗教仪式书，布雷达城则依旧充满着夜间的舞会与欢庆活动。
[176] 卡里。
[177] 菲拉雷图斯。
[178] 《塞拉菲克之爱》中的女主角。
[179] 罗伯特·波义耳的兄弟弗朗西斯是他最可能的继承人。
[180] 这可能就是年轻的巴里摩尔的第二任妻子，即亨利·劳伦斯的女儿。
[181] 菲拉雷图斯。
[182] 劳伦斯上校的记载，引自巴格韦尔的著作。
[183] 写在下议院的门上。
[184] 巴格韦尔。
[185] G.T.斯托克斯神父所著的《爱尔兰教会的杰出人物》，劳勒博士主编，第74页。
[186] 伯奇所著的《生平传记》。
[187] 哈特利布写给波义耳的信；伯奇编辑的著作集第六卷。
[188] 《恩凯尼亚》。
[189] 当时还没有谢尔登图书馆。
[190] 肯德尔。

[191] 后来成为林肯主教。
[192] 参见伊芙琳的日记，1657年8月6日：“我去了布隆特上校那里，他向我展示了一种更为精巧的装置，它能实时测量行驶的里程，并通过指针显示出来……非常实用。”
[193] 《伯奇传》。拉内拉夫夫人的信上仅写着“10月12日”。这封信应该写于1653年10月，也就是博伊尔回到爱尔兰之后；或者最晚也在1654年，即博伊尔永久离开爱尔兰之前。
[194] 《伯奇传》。
[195] 伊芙琳在1703年写给沃顿博士的信。
[196] 《伯奇传》。
[197] 博伊尔的《随想录》直到1665年才出版，但很可能在手稿形式下就已经广为人知了。
[198] 复辟后的林肯主教。
[199] 罗伯特·博伊尔致布罗吉尔勋爵的信：载于《伯奇传》；后来被用作《论圣经文体的思考》一书的献词。
[200] 《伯奇传》。
[201] 位于怀特岛的弗雷什沃特。
[202] 博伊尔定律，1676年由马略特加以验证：“在恒定温度下，任何气体样本的体积与压力成反比。”
[203] 胡克定律，1676年：“应力与应变成正比。”
[204] 1660年在牛津出版。
[205] 《伯奇传》。
[206] 受到霍布斯和弗朗西斯库斯·利努斯的抨击；第二版于1662年在伦敦出版，第三版于1682年在伦敦出版。
[207]
哦，晨星啊！请让白昼归来吧；
为何你要拖延我们的欢乐？
哦，晨星啊！请让白昼归来吧！

[208] 《关于真实特征与哲学语言的探讨》，1668年以对开本形式出版。（手稿在伦敦大火中遗失。）
[209] 伯奇编辑的著作集。
[210] 如果采用所有现代实验技术，博伊尔定律并不严格适用于除“理想气体”之外的任何气体；但实际上它仍然十分精确，因为所需的修正只是微小的调整而已。
[211] 威廉·拉姆齐爵士，K.C.B.、F.R.S.等头衔获得者，1911年在朴茨茅斯向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发表的主席演讲。
[212] 《沃里克伯爵夫人自传》（珀西学会出版）。

[213] 自传。
[214] 拉内拉夫人写给罗伯特·波义耳的信，载于伯奇编辑的著作集中。
[215] 沃里克伯爵夫人的自传。
[216] 爱德华·菲利普斯的记述。
[217] 理查德·琼斯从未在任何学院就读过。
[218] 彼得·杜·穆兰是保王派及圣公会信徒，曾担任爱尔兰第二代科克伯爵家族的私人教师。他翻译了1658年出版的法国灵异故事《马斯孔的恶魔》，该书附有罗伯特·波义耳写的序言，且是献给波义耳的；1670年，杜·穆兰还将自己所写的拉丁语诗集献给了波义耳。他是《王室之血的呐喊》一书的作者。而他的兄弟刘易斯·杜·穆兰则是物理学博士，属于议会派与独立派人士，在“宗教审查”之后成为牛津大学的卡姆登历史学教授。
[219] 波义耳给那位“充满希望的年轻绅士”——理查德·琼斯先生起的称呼，波义耳将自己的《生理学论文》等作品寄给了他。
[220] 该护照于1656年9月签发。参见马森所著的《弥尔顿》第五卷。她的长女凯瑟琳很可能当时已经结婚并身处爱尔兰，她先后嫁给了威廉·帕森斯爵士以及蒙塔古勋爵。另外两个女儿伊丽莎白和弗朗西丝则与母亲在一起（详见后文）。
[221] 弥尔顿写给理查德·琼斯先生的信件，参见马森所著的《弥尔顿》第五卷。
[222] 伊芙琳在1703年写给沃顿的信。
[223] 伊芙琳夫人是英国驻巴黎大使理查德·布朗爵士的女儿，伊芙琳在巴黎与她结为夫妇。
[224] 详见后文，即伊芙琳的日记与书信。
[225] 我们仍然会说“你和你的家人”，而不会只说“你的家人”。
[226] 大卫·马森所著《弥尔顿传》第五卷，第358页。
[227] 拉内拉勋爵。
[228] 写给布罗吉尔勋爵的信，载于瑟洛编辑的《国家文件集》中。
[229] 伯奇编辑的著作集，第六卷。
[230] 伯奇编辑的著作集，第六卷。
[231] “强有力的政府”在1659年就如同今天一样遭到了抨击。
[232] 从1660年到1708年间共出了九个版本，该书还被翻译成了拉丁语。
[233] 伊芙琳的日记，1659年5月5日及5月25日的记录。
[234] 他是“王朝派”或“宫廷派”克伦威尔支持者中的重要人物，与“军队派”克伦威尔支持者相对立。
[235] 莫里斯；不过佩皮斯提到波义耳在4月11日获得了护照，而在4月20日时，他在蒙塔古的船上被当作“尊贵人物”对待。
[236] 伊芙琳。

[237] 可参阅佩皮斯对查理二世从海牙出发的详细描述，以及伊夫林对他抵达伦敦时的记述。
[238] 彼蒂发明的“双底船”在当时引起了极大轰动。
[239] 《献给那些虚荣时髦的女士们及其情人们的实用指南》，1696年出版。
[240] 夏洛特·杰米玛·亨丽埃塔-玛丽亚·博伊尔，她嫁给了霍华德家族的人（布罗吉尔勋爵妻子的侄子）。他们的儿子“斯图亚特·霍华德”终生未婚而终。
[241] 《伊夫林日记》，1664年10月15日。第一座房子是由约翰·德纳姆爵士建造的，后来才有了另一座房子（坎宁安在伦敦建造的）。
[242] 伯奇编著的《作品集》，第六卷。
[243] F. R. 哈里斯所著的《桑威奇第一代伯爵爱德华·蒙塔古的生平》，第二卷，第179页。
[244] “莉特尔·弗兰克”先后嫁给了库尔特尼上校和罗斯康芒伯爵温特沃思·狄龙。她有几个女儿，其中第四个女儿嫁给了欣钦布鲁克勋爵。第五个女儿嫁给了克拉伦登伯爵的儿子劳伦斯·海德；第三个女儿则成了坦尼特夫人，她是个品德高尚的女性，经常谈论她的叔叔罗伯特·博伊尔，详见伊夫林写给沃顿的信。
[245] 《日记》，1668年。
[246] 菲拉雷图斯。
[247] 1680年写给胡克的信，当时博伊尔拒绝担任皇家学会会长（详见后文）。
[248] 《日记》，1661年11月26日。
[249] “伊安瑟”是玛丽·桑德森夫人因为在达文南特围攻罗得岛战役中的表现而获得的称号。她后来嫁给了贝特顿，一直活到1712年。在她的一生中，她几乎扮演过莎士比亚笔下所有重要的女性角色——当然，“内尔”指的就是内尔·格温。
[250] 1660年9月7日（布罗吉尔被封为奥勒里伯爵两天后）。
[251] 1661年3月9日（克伦威尔、艾尔顿和布拉德肖的尸体被挖出并在泰伯恩处决五周后）。
[252] 罗伯特·博伊尔的侄子，年轻的巴里摩尔勋爵，失去了他的第一任妻子苏珊·基利格鲁，于1656年再次结婚，对象是“亨利·劳伦斯的女儿玛莎”，她很可能是总统的女儿，也是他在巴比肯学院时的朋友兼同学的妹妹。
[253] 引自马松所著的《弥尔顿》，第六卷，第85页。
[254] 《佩皮斯日记》，1660年10月13日。
[255] 1660年10月13日、14日和17日。
[256] 《伊夫林日记》。
[257] 圣巴塞洛缪旧修道院教堂的一部分。

[258] 约翰·古德温，撰写了谴责王室成员被杀行为的小册子《正义的阻碍者》。
[259] 马森所著的《弥尔顿传》，第六卷，第184–185页。
[260] 后来成为安格尔西伯爵。
[261] 乔治·戈林，莱蒂丝那恶劣的丈夫，已经去世。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657年的马德里，当时他病重且穷困潦倒——据说他伪装成多明我会修士的样子。
[262] 那座由砖木建造的老房子，还有其周围的广场和“绿色庭院”，这些都以它的创建者托马斯·格resham爵士的名字命名，因为那曾是他的住所（1597年）。
[263] 可参阅科克伯爵的日记以及坎宁安所著的《伦敦的国王头酒馆》中的相关记载。
[264] 参见1912年出版的《伦敦皇家学会记录》第三版（由皇家学会出版）。
[265] 1663年6月，奥尔登堡写给博伊尔的信（伯奇编辑的著作，第六卷）。
[266] 他发表了那篇长达三个半小时的著名布道，之后称自己因长时间站立而感到疲惫。
[267] 斯普拉特所著的《伦敦皇家学会史》，1667年。
[268] 埃弗林的日记，1661年5月。
[269] 威尔金斯博士与奥尔登堡共同担任秘书一职，但实际上所有工作都由奥尔登堡负责。
[270] 至今仍在使用中。
[271] 该协会至今仍依据这一制度进行管理。
[272] 埃弗林的日记，1663年11月30日。
[273] 佩皮斯的日记，1668年11月30日。
[274] 《伦敦皇家学会记录》，1912年。
[275] 伦敦，1661年。
[276] 牛津，1661年。
[277] 桑德森博士。需要记住的是，作为司法大臣之一的布罗吉尔勋爵负责起草《王位继承法》；而博伊尔家族早已是爱尔兰的大地主，他们因在新教及保王党事业中的贡献而拥有对该地区的世袭统治权。
[278] 1662年5月27日，博伊尔写给科克主教的信：伯奇编辑的著作，第六卷。
[279] 现在这些物品属于伯灵顿宫里的皇家学会文物。
[280] 埃弗林的日记，1662年5月7日。
[281] 埃弗林提到波维先生的“设计精良的地窖以及其他精美的设施”，还提到了他“漂亮的地窖以及整齐排列的葡萄酒瓶”。
[282] 奥尔登堡写给博伊尔的信：伯奇编辑的著作，第六卷。

[283] 索尔比耶尔：《英格兰之旅记》，1664年。奥尔登堡在各国派驻的通讯员们。
[284] 巴特勒所著《月亮上的大象》。
[285] 对霍布斯所著《关于空气本质的物理学对话》的评析。
[286] 奥里尔学院的图伯维尔·多比涅：1660年获牛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是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在博伊尔的建议下，他后来在伦敦行医（参见佩皮斯的日记）。
[287] 伊夫林的日记，1664年10月24日。
[288] 奥尔登堡致博伊尔：伯奇编辑的著作集，第六卷。
[289] 伊夫林的记载，1665年1月。
[290] 那艘船在比斯开湾沉没了，佩蒂因“鲁莽”而受到批评，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发明理念。参见伊夫林的记载，1675年3月22日。佩蒂的这项发明是现存于伯灵顿宫的皇家学会文物之一。
[291] 佩皮斯的记载，1664年12月17日。
[292] 佩皮斯的记载，1665年3月1日。
[293] 佩皮斯的记载，1665年2月15日。
[294] 格拉蒙伯爵的回忆录。
[295] 1665年6月对荷兰人的重大胜利。伯灵顿勋爵的次子理查德·博伊尔先生在“皇家查尔斯号”上阵亡。
[296] 关于1665–1666年的情况，可参阅伊夫林和佩皮斯的记载。
[297] 沃里克伯爵夫人的自传（珀西协会出版）。
[298] 胡克致博伊尔：伯奇编辑的著作集，第六卷。
[299] 从汉普顿宫前往索尔兹伯里，然后再到牛津。
[300] 诺恩苏奇被选为财政大臣的办公地点，而那些文件似乎被送到了埃普瑟姆附近伯克利勋爵的家中。
[301] 拉内拉夫人致博伊尔先生：伯奇编辑的著作集，第六卷。
[302] 博伊尔的侄女，也就是伯灵顿勋爵的女儿。
[303] 拉内拉夫人致博伊尔，1665年9月9日：伯奇编辑的著作集，第六卷。
[304] 诗人沃勒的住所，位于比肯斯菲尔德的霍尔巴恩。
[305] 安格尔西夫人的住所，位于埃平附近。
[306]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皇家内科医学院院长。
[307] 奥尔登堡致博伊尔：伯奇编辑的著作集，第六卷。
[308] 奥尔登堡致博伊尔：伯奇编辑的著作集，第六卷。
[309] 拉内拉夫人致博伊尔：伯奇编辑的著作集，第六卷。
[310] 伊夫林的日记，以及给塞缪尔·图克爵士的信。
[311] 这个模型保存在牛津大学的万灵学院中。

[312] J. R.格林在1882年所著的《英格兰人民史》第三卷第382页中有所记载。
[313] 位于温莎附近。
[314] 《伊夫林日记》。
[315] 拉内拉夫人致罗伯特·波义耳的信：伯奇编辑的著作集第六卷。
[316] 伊夫林，1667年1月9日。
[317] 日记，1667年6月25日。
[318] 他将其称为“哲学性商业”。
[319] 莫里斯：《奥雷里伯爵的官方文件》。还有伊夫林、佩皮斯、奥尔登堡致波义耳的信件（伯奇编辑）；格林的《历史》；马森所著的《弥尔顿》。
[320] 莫里斯。
[321] 那位虔诚的保皇主义者约翰·费尔博士，他自己也以无韵诗形式布道，或许并非严守教规的人。
[322] 沃利斯致波义耳，1669年：伯奇编辑的著作集第六卷。
[323] 沃勒，1661年。
[324] 拉内拉夫人致波义耳的信：伯奇编辑的著作集第六卷。
[325] 可参阅坎宁安所著的《伦敦》一书中的相关记载。
[326] 《伊夫林日记》，1671年5月。
[327] 伊夫林致沃顿。
[328] 大约每年40英镑，按现在的汇率约为140英镑。
[329] 《伊夫林日记》。
[330] 拉内拉夫人致波义耳的信：伯奇编辑的著作集第六卷。
[331] 现在他已是一位重要人物，不仅长期担任某个协会的馆长，还作为建筑师取得了巨大成就，设计了蒙塔古宫，后来该建筑变成了大英博物馆。
[332] 后来成为阿马大主教。
[333] 马什致波义耳的信件：伯奇编辑的著作集第六卷。T.沃顿·琼斯所著的《贝德尔传》（剑桥学会出版）。G. T.斯托克斯所著的《爱尔兰教会中的杰出人物》，由H. F.劳勒编辑。波义耳传的附录：伯奇编辑的第一卷。
[334] 伊夫林，1684年1月。
[335] 第二部分在他去世后才出版。
[336] 《交易记录》，1692年。
[337] J. R.格林所著的《英格兰人民史》第四卷。
[338] J. R.格林所著的《英格兰人民史》第四卷。
[339] 可参阅伯内特在罗伯特·波义耳葬礼上所讲的布道词，以及伯奇所著的《波义耳传》。
[340] 伊夫林，1688年10月30日。

[341] 拉内拉赫宅邸后来被出售，变成了著名的拉内拉赫花园。
[342] 他在遗嘱中将它留给了女儿。
[343] 爱芙琳写信给沃顿。
[344] 同上。
[345] 《伯奇的传记》。
[346] 博伊尔将许多内容口述给了伯内特；而“forenoon”这一苏格兰语词汇的使用表明伯内特也参与了这份公告的起草工作。身为英国人的爱芙琳则使用了“morning”一词。
[347] 爱芙琳写信给沃顿。
[348] 同上。
[349] 爱芙琳写信给沃顿。
[350] 《伯奇的传记》。
[351] 1687年，内尔·格温也安葬于此。
[352] 《传道书》第二章第26节。这篇讲道文已被出版，可供阅读。
[353] 其中包括一项关于设立并永久资助博伊尔讲座的计划——该讲座每年都会举办八次，主题为“为基督教辩护”。

索引

乔治·阿博特，坎特伯雷大主教，22
《遗忘法案》。参见《赔偿法案》
空气：其特性与重量，189、202、248、288
艾克斯，99
乔治·蒙克，阿尔贝马勒公爵，224、232、237、269、270
奥尔德斯盖特街，128、130、133
奥尔德盖特，128、133
牛津大学万灵学院，199、254
《高卢的阿马迪斯》，67、68
斯宾塞的《爱之歌》，7
亚瑟·安尼斯利，第一代安格尔西伯爵，239
其夫人，262注
安娜莉耶，112
安提布，106
苹果树院，286
琼·阿普斯利，7、11
威廉·阿普斯利，7
法国的《阿卡迪亚》，87
菲利普·西德尼的《阿卡迪亚》，61、76
阿奇博尔德·坎贝尔，第八代阿盖尔伯爵，160
亨利·本内特，第一代阿灵顿伯爵，274、278
阿马，147

阿米尼乌斯主义，45
阿米尼乌斯，44
阿奇·阿姆斯特朗，57
《军队抗议书》，167
阿尔诺河，106
《孙子兵法》，280、295
炮兵行进，240
阿伦德尔伯爵，22
其家族，272、273、294
伊莱亚斯·阿什莫尔，242
阿斯特雷亚号，87
阿斯隆城堡，25、31、38、75、302
约翰·奥布里，242
奥德利恩德，262
奥格斯堡，44、66
奥弗涅，57

安东尼·培根，9
弗朗西斯·培根，44、67
托马斯·巴德内奇先生，39、40、41
罗伯特·贝利，212
威廉·鲍尔，241
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190
班登，171
班登布里奇，114
巴比肯，130、146注、161、172及注、234

精简版的议会，182
巴洛博士，191、199，另见200页注释
艾萨克·巴罗博士，243，另见286页注释
爱丽丝·博伊尔·巴里摩尔，伯爵夫人，13、15、23、24、37、60、63、74、81、83、92、111、135、146，另见172页注释
大卫·巴里，第一代伯爵，15、24、26、36、37、60、63、64、71、72、78、88、107、111、113、119、120，另见相关注释
理查德，第二代伯爵，130、135、146，另见161页注释、172页注释，以及210、234、235页的注释
苏珊·基利格鲁，第二代伯爵的第一任妻子，172页注释，以及235页的注释
玛莎·劳伦斯，第二代伯爵的第二任妻子，235页注释
巴塞洛缪街，237
贝辛霍尔街，240
贝茨博士，208
巴斯，63、77、78、133、135、168、169
巴瑟斯特博士，242
比肯斯菲尔德，202、262，另见相关注释
约翰·比尔博士，253
博蒙特夫人，16、21；萨普科特，16、21、25、75
可敬的比德，191
贝德尔主教，130
弗朗西斯·拉塞尔，第四代贝德福德伯爵，20
本·琼森，8
剑桥大学贝内特学院，3
贝加莫，103

伯克利，勋爵，260注
贝里克，77
贝特顿，托马斯，231、232及注
贝扎，44、88、124
《黑锅》，46
《黑王子》，277
布莱克沃特，36
布隆特上校，214
博德利图书馆，187、191、199、200
波希米亚女王，44
博洛尼亚，103
邦德街，287
《布克年鉴》，270
博伊尔，艾丽斯。参见巴里摩尔，女伯爵
⸺安妮。参见欣钦布鲁克，夫人
⸺查尔斯，伯灵顿伯爵之子，93、202
⸺夏洛特·杰迈玛·亨丽埃塔-玛丽亚，277注
⸺多萝西。参见洛夫特斯
⸺伊丽莎白。参见斯宾塞
⸺弗朗西斯，伯灵顿伯爵之女，62、92、229注
⸺弗朗西斯。参见香农，子爵
⸺杰弗里，13、16
⸺亨丽埃塔。参见海德
⸺赫里福德的詹姆斯，7
⸺琼。参见基尔代尔，女伯爵

⸺，科克主教约翰，12、13、20页
⸺，凯瑟琳。参见拉内拉夫子爵夫人
⸺，莱蒂斯。参见戈林
⸺，刘易斯。参见基纳尔米基勋爵
⸺，玛格丽特，22、24、25、26、31、36、59、60页
⸺，玛丽。参见沃里克伯爵夫人
⸺，理查德。参见第一代科克伯爵，“伟大的伯爵”
⸺，理查德，第二代科克伯爵及伯灵顿伯爵，邓加文勋爵。参见伯灵顿伯爵
⸺，理查德，伯灵顿伯爵之子，258页注释

罗伯特·博伊尔：出生与童年时期，1、2、12、14、15、16、17、24页；在都柏林的时光，25、33页；在利斯莫尔的时光，35-39页；在伊顿公学的时光，40-54、58、59、65、66、67页；在斯塔布里奇庄园的时光，68、69、70、72页；在萨伏伊宫的时光，79-84页；出国旅行的经历，85-88页；在日内瓦的时光，88-92、96、97、99页；在意大利的时光，100-107页；失败之后的生活，117、120页；再次回到英格兰的时光，122-139页；在斯塔布里奇庄园的实验室工作与文学创作，《无形学院》，健康状况不佳，140-158页；访问伦敦、摩尔公园和利兹的时光，159-166页；再次回到斯塔布里奇庄园的时光，167-169页；《所谓爱情的事物》，171-181页；访问爱尔兰的时光，181-188页；牛津大学学术团体的一员，189-205、212、213、214、215、217、220、223页；复辟后的生活，230-236、239页；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240-245页；在伦敦和牛津从事科学与政治活动，246-257页

瘟疫与大火期间，260-266页，268页；
牛津与伦敦，271页，274页，277页，279页，280页；
离开牛津，定居在帕尔莫尔，281-288页；
瘫痪发作，290页，291页，292页；
一系列出版物，299页，300页；
晚年生活，300-309页

博伊尔，罗杰，第一代科克伯爵的父亲，3页
⸺ 罗杰夫人，第一代科克伯爵的母亲，3页
⸺ 罗杰，“小霍奇”，第一代科克伯爵的长子，12页、13页、21页、152页、228页
⸺ 罗杰，布罗吉尔勋爵，第一代奥雷里伯爵。参见奥雷里伯爵条目
⸺ 莎拉。参见迪格比夫人条目

博因河战役，302页

布拉德肖，约翰，232页，233页注释

布雷达，65页注释，173页注释，224页，270页

布雷西亚，103页

布里奇曼，奥兰多爵士，276页

布里斯托尔女伯爵，79页
⸺ 约翰·迪格比，第一代布里斯托尔伯爵，59页、61页、63页、71页、72页、79页
⸺ 迪格比家族，154页、180页

大英博物馆，296页注释

布罗吉尔勋爵。参见奥雷里条目
⸺ 玛格丽特·霍华德夫人。参见奥雷里条目

布伦克勒勋爵，240页、244页、255页、294页

布朗夫妇，来自德普特福德的塞斯庄园，12页、13页、21页、215页
⸺ 理查德爵士，214页注释，215页

布鲁斯先生，240页

巴克赫斯特勋爵，255，257
白金汉，乔治·维利尔斯，第一代公爵，19，21，93
白金汉，乔治·维利尔斯，第二代公爵，243
公牛头酒馆，148，241
邦希尔田野，240
伯拉马奇，菲利普，40，58，88，106，127，128
伯灵顿，伊丽莎白·克利福德，邓加文夫人，科克伯爵夫人，31，32，34，35，36，37，39，55，56，63，64，73，92，110，113，114，136，171，229，230
理查德·博伊尔，邓加文勋爵，第二代科克伯爵，伯灵顿伯爵，13，16，18，21，25，26，31，32，34，36，37，38，46，56，62，63，64，70，71，72，77，78，83，100，112，114，115，171，184，227
其宅邸，73，226，228，229，290
伯内特，吉尔伯特，127，231，238，298，302，303，304注，306
巴斯比博士，200
巴特勒，塞缪尔，251
布特万特教堂，7，11

“C. S.”参见查理一世
阴谋集团，278
不列颠之天，32
加尔文，88，100，124
加尔文主义，45
剑桥，3，9，149注，190，196
威斯敏斯特的坎农街，参见钱奈尔街
坎特伯雷，3

凯鲁，弗兰克与罗伯特·波义耳的仆人，39、41、42、46、47、48、49、53、58、65、68、117页
⸺《诗人》，32页
⸺托特内斯伯爵乔治爵士，9、10、11、12、20、78页注释
卡里斯布鲁克城堡，160页
卡莱尔，查尔斯·霍华德，第一代伯爵，138、139、239页
卡里克福伊尔，9页
卡特雷特夫人，261、270页
加尔都西会修士，99页
凯里，安妮，克兰布拉斯尔女伯爵，178页
⸺伊丽莎白，蒙茅斯伯爵亨利的妻子，178、179页
⸺亨利。参见蒙茅斯第二代伯爵
⸺莱昂内尔，蒙茅斯伯爵亨利的儿子，165页
⸺玛莎，蒙茅斯伯爵亨利的妻子，178页
⸺玛丽，蒙茅斯伯爵亨利的妻子，178页
⸺托马斯，165页
卡索邦，44页
卡斯特尔先生，106、115页
卡斯尔黑文夫人，15、16页
卡斯尔里昂斯，26、36、74、113、172、173页
卡斯尔梅因夫人，231、275页
卡斯尔马蒂尔，280、295页
布拉干萨的凯瑟琳，查理二世的王后，256页
卡文迪什，玛丽夫人，德文郡伯爵的妻子，258、259页
卡弗斯韦尔城堡，284页

塞西尔家族，136页。
另见索尔兹伯里。
罗伯特爵士，10页。
切尔多尼伯爵，129页。
尚贝里，99页。
威斯敏斯特的Channel Row，19、22、142页注释。
白厅的皇家礼拜堂，83、93页。
查令十字街，108、168、170、188、236页。
查理一世，3、19、26、58、63、70、72、78、79、80、83、93、102、107、132、135、140、144、145、159、165、167、168、196、208页。
查理二世，139、160、173页注释，202、215、224、225页及注释，226页及注释，227页及注释，228、231、232、237、243、244、245、254、256、260、267、268、275、276、277、279、284、285、287、291、295、300页。
沙勒维尔，227、278、295页。
肯特郡的查尔顿，138页。
乔叟，8页。
切普赛德，20、111、130、131、148、241、242页。
切尔西，233、265、303页。
《基督徒的美德》，246、282、299页。
詹姆斯·汉密尔顿，克兰布拉斯尔伯爵，76、77、78、79、94、166、178、245页。
克兰德博伊勋爵，76、77页。
克拉伦登家族，275页。
爱德华·海德，克拉伦登伯爵，228、229页注释，230、239、261、276、277、278、301页。
克拉克博士，200页。
克莱波尔夫人，218页。
克莱顿夫人，18、31、36、60、207页。

⸺，兰德尔爵士，31岁，36岁
克利福德，伊丽莎白。参见伯灵顿女伯爵
⸺，夫人，26岁，33岁，34岁
⸺，勋爵，26岁，33岁，34岁，37岁
克洛迪乌斯先生，185页，186页，188页
克隆梅尔，36岁
俱乐部，286页
科尔切斯特之围，160页，167页
莱斯特郡的科勒顿，16页，21页
沃里克郡的科尔斯希尔，21页
夸美纽斯，128页
伊顿公学的“同食者”制度，42页注释
“两国委员会”，142页注释
《科穆斯》，32页，96页，129页，239页
康诺特，182页，224页
康威夫人，264页
查尔斯·库特爵士，224页
科克，8页，59页，60页，115页，171页，212页
⸺大教堂，7页
⸺凯瑟琳·芬顿，该大教堂的女伯爵，11页，17页，18页，21页，22页，23页，24页，214页，215页
⸺理查德·博伊尔，第一代伯爵，被称为“伟大的伯爵”，1页，2页，3页，4页，5页，7页，8页，9页，10页，11页，12页，14页，15页，16页，18页，19页，21页，22页，23页，25页，26页，27页，28页，29页，30页，31页，32页，33页，34页，35页，36页，37页，38页，39页，40页，41页，43页，45页，47页，53页，55页，56页，58页，59页，60页，61页，62页，63页，64页，65页，70页，71页，72页，77页，78页，79页，80页，81页，82页，83页，84页，86页，87页，88页，89页，91页，92页，93页，94页，96页，97页，99页，100页，101页，102页

106、107、108、110、111、112、114、117、118、119、120、121、136、171、279、295、301
康希尔，272
福音传播协会，247
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3注
《宇宙的疑点》。参见相关论著
请求法院，279
考特尼上校，229注
考文特花园，108
阿布拉罕·考利，226、242
克兰伯恩，270
莱昂内尔·克兰菲尔德。参见米德尔塞克斯伯爵
肯特郡的克雷福德，274
“残障者”，261、262、263
弗朗西丝·克伦威尔，奥利弗·克伦威尔之女，215
亨利·克伦威尔，234
克伦威尔夫人，234
奥利弗·克伦威尔，126、132、135、139、148、160、167、170、171、181、182、183、198、206、208、212、213、215、218、219、222、233及注，271、283
理查德·克伦威尔，219、224、234
酒商克罗恩，20注、111、112、127、130
威廉·克罗恩，F.R.S.，242、271
克罗恩讲座基金，242
托马斯·克罗斯，管家，59、63、193、288
皇冠酒馆，256

道尔顿，203
多比涅。参见邓巴
威廉·达文南特爵士，232注，239
登比伯爵及伯爵夫人，93
约翰·登厄姆爵士，228注
德普特福德，12、13、21、23、192、198、257、303
  其教堂，215、216、228
威斯敏斯特的德比府，142
德鲁伊特，269
约翰·德斯伯勒，232、234
德斯蒙德叛乱，4、6
  德斯蒙德伯爵，179
德斯蒙德家族，8
《马斯康的恶魔》，288
德文郡伯爵，243、258、259
德维特，270
迪耶普，85
肯内尔姆·迪格比爵士，242、245
  罗伯特·迪格比勋爵，15、16、18、21、24、27、59
  莎拉·博伊尔女士，13、15、16、18、21、24、27及注，79
  迪格比家族，31
查尔斯·迪奥达蒂，129
  迪奥达托，88、106
  约翰·迪奥达蒂博士，82注、88、124、128、130
  西奥多·迪奥达蒂博士，128、129

⸺ 家庭，88、127、128、129、130
《超越理性的事物之谈》，299
约翰·多恩，45
唐奇先生，牧师，65、68、72、134
霍索恩登的德鲁蒙德，8
德鲁里巷，258
德莱顿，242
都柏林，2、5、6、8、11、17、25、26、27、29、33、35、36、37、55、57、59、74、75、115、171、183、185
⸺ 城堡，24、29
公爵剧院，280
刘易斯·杜穆兰，210注
⸺ 彼得，210注、288
邓巴伯爵，108注
邓加文勋爵与夫人，参见伯灵顿
《敦刻尔克人》，19、23、85
杜尔丹斯，260注
杜尔费侯爵，87
约翰·杜里，128、150注、194、209、294

东印度公司，297
南特敕令，301
爱丁堡，43、198、212
埃格姆，141
《破像者》，235
伊丽莎白公主，参见波希米亚女王

⸺，英格兰女王，3、4、6、8、9、10、12、165
《月亮上的大象》，251注
恩凯尼亚，189、192、282
乔治爵士，263
《达蒙的墓志铭》，129、239
斯宾塞的《婚歌》，7、9
埃普索姆，260及注
詹姆斯·厄斯金爵士，30
财政总监，6
埃塞克斯伯爵（伊丽莎白的丈夫），9、44
罗伯特·德弗罗，第三代埃塞克斯伯爵，132、144及注
伊顿公学，34、39、40、65、66、129、134
欧根尼乌斯，153、156
尤西比乌斯，153
约翰·埃弗林，88、103、137、166、174、178、189、190、192及注，193、195、206、213、214、215、216、220、222、223、224、225、226，232、233、236、242、244、245、248、249、250注，254、257、267，272、273、276、277、282、283、288、291、292、293、294、296、303、304、305
埃弗林夫人，190、192、193、214及注，215、216、221
交易所，256、257、266
埃克塞特小教堂，216
《实验》，226、255
《物理观察实验》，300
《光的实验》，277

《仙后》，6、7、8

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126、160、167页
法纳姆，140、141页
费弗沙姆，3页
约翰·费尔，克赖斯特彻奇教区院长，193页
其子约翰，193、194、283页注释
其妻，193、194页
杰弗里·芬顿爵士，11、13、24页
凯瑟琳·芬顿，见科克伯爵夫人
芬顿夫人，13、18、25页
费拉博斯科，273页
费尔莫伊，112页
费拉拉，103页
伊丽莎白·菲尔丁夫人，见基纳尔米基
伦敦大火，246、261、265、269、294页
鱼街，242页
舰队街，213页
查尔斯·弗利特伍德，182、232、234页
佛罗伦萨，101、103、104、105、106、115页
天文学教授福斯特，148页
《反对习惯性咒骂的自由论述》，154页
法国人博士，190、192页
其妻，192页
弗莱先生，家庭教师，26页

加尔巴利，9、11
伽利略，104
加尔蒂山，6
伊丽莎白·冈特，300
日内瓦，82，另见88、90、91、92、94、96、97、98、100、101、102、106、117、118、119、120、123、124、125、133、137、144、145、147，另见注释，148、194
热那亚，83、106
杰诺里奥，153
音乐家吉本先生，191
吉福德博士，22
律师格兰维尔，20
皇家学会的某位先生，288
戈达德博士，148、189、196、198、208、241、250、263
约翰·古德温，235、237，另见注释，238
乔治·戈林，21、24、26、31、65，另见注释，76、78、107、134、135、239，另见注释
乔治·戈林的妻子莱蒂斯·博伊尔，13、16、19、21、24、31、49、50、65、73、78、121，另见注释，134、239，另见注释
戈林勋爵，110、239、296
格拉蒙伯爵，280、286
格兰迪森勋爵，19、25，另见注释
约翰·格朗特，243
格雷夫森德，270
瓦伦丁·格雷特雷克斯，264、265
格勒诺布尔，99

格雷沙姆学院，148、161、188、226、240、241、248、249、250、251、256、263、266、271、272、273、294、308
托马斯爵士，240页注释
格利松斯，103
市政厅，266
《格列佛游记》，156、157页注释
内尔·格温，232页及注释，287页

西奥多·哈克，148、243
海牙，31、134、158、225页及注释，228、301
约翰·黑尔斯，45、46、66
安妮·哈尔凯特，见默里
霍尔巴恩，202、262页及注释
汉密尔顿侯爵，93、160、167
詹姆斯先生，见克兰布拉斯尔
《哈姆雷特》，231
汉普顿宫，110、111、159、218、260页注释
米德尔塞克斯郡的汉沃思，78
弗朗西丝·哈里森夫人，93、94、95、109
约翰·哈里森，40、41、45、46、49、50、51、52、65、67、68
少将哈里森，235、236
塞缪尔·哈特利布，128、133、148、149、153、154、161、173、174、183、188、202页及注释、203、209、214、216、217、232、236、249
哈特利布夫人，153
阿瑟·哈塞尔里格爵士，234
玛丽·黑斯廷斯夫人，283、284

哈特菲尔德，112
哈顿花园，291
海市场，286
亨丽埃塔-玛丽亚女王，19、58、78、79、83、93、160
亨利八世，191
赫里福德，7
赫米奥妮，176、179
出版商赫林曼，257
《宁静的希伯尼亚》，10
希金斯先生，60
希尔先生，241
安妮·博伊尔，欣钦布罗克夫人，228、229及注释，230
欣钦布罗克勋爵，228、229及注释
《寒冷的历史》，254
《宗教改革史》，298
霍布斯博士，197、202、305
小霍奇，参见罗杰·博伊尔
霍尔本，110、131、160、161、162、207、240
霍姆比宅邸，159
罗伯特·胡克，200、201、243、249、250、254、256、260、296及注释，297、308
霍顿，66
安妮·霍华德夫人，112、120、136、137、138
查尔斯·霍华德，参见第一代卡莱尔伯爵
爱德华·霍华德勋爵，112、136、138、139、141及注释
爱德华勋爵之子，138

⸺亨利先生，272页
⸺玛丽女士，287页
⸺斯图亚特，227页，注
⸺托马斯先生，93、94、95、109页
《胡迪布拉斯》，251页
亨廷顿伯爵，283页
赫斯特城堡，167页
赫西夫人，174页
惠更斯，249页
约克公爵夫人安妮·海德，275、276页
⸺海德博士，200页
⸺克拉伦登之子劳伦斯，229、275、276、277页
⸺劳伦斯·海德的妻子亨丽埃塔·博伊尔，228、229页，注，261页及注
《流体静力学悖论》，265页

《伊安瑟》，231、232页及注
伊尔弗拉康比，40页
因奇金伯爵，145页及注，160页
《赔偿与遗忘法案》，234、236、237、238页
律师学院，32页
隐形学院，127、148、149、189、196、243页
“隐形者”群体，168、174、188、196、200、241、242页
亨利·艾里顿，160、183、233页，注
《爱尔兰圣经》，298页
怀特岛，159、167页

詹姆斯一世兼第六世，12、43、44、45、165
约克公爵，詹姆斯二世，160及注释，226、228、229、254、256、275、276、277、284、300、301
杰弗里斯，法官，300
朱温街，240
威廉·乔利夫爵士，284
亚瑟·琼斯，参见拉内拉第二子爵
凯瑟琳·琼斯，参见亚历山大山夫人
伊丽莎白·琼斯，参见梅尔斯特夫人
弗朗西丝·琼斯，211及注释，258、280、281
伊尼戈·琼斯，32
理查德·琼斯，参见拉内拉第三子爵及第一伯爵

“肯布”，叛乱船只的海军上将，161
开普勒，44、67、68
基尔科尔曼，6、8
乔治·菲茨杰拉德，基尔代尔第16代伯爵，21、25、26、31、32、37、65、76
琼·博伊尔，基尔代尔伯爵夫人，13、16、19、21、30、31、32、37、65、154
伊丽莎白·基利格鲁，参见香农子爵夫人
凯瑟琳·基利格鲁，110
罗伯特·基利格鲁爵士，78
苏珊·基利格鲁，参见巴里摩尔
托马斯·基利格鲁，78、86、96、97、102、227
金博尔顿，262
埃德蒙·金格爵士，291、308

⸺，爱德华，129
位于弗利特街的“国王头酒馆”，20页及注释，242页及注释
⸺ ⸺，位于帕尔莫尔街，286页
坎特伯雷的⸺学校，3页
⸺剧院，277页
金赛尔，9、10、59、171页
奈特夫人，286页
诺克布拉克，173页
刘易斯·博伊尔，基纳尔米基勋爵，14、25、26、31、36、37、39、57、58、65、70、71、72、81、82页及注释，83、88、89、93、107、111、114、115、119、120、121、162页
伊丽莎白·菲尔丁，夫人，93、113、114页

约翰·兰伯特上校，160、232、234、237页
兰贝斯山，242页
詹姆斯·朗厄姆爵士，283、284页
兰利公园，22页
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28、30、31、37、63、64、102、125、133、134、191页
劳伦斯，主席，172页及注释，234、235页及注释
劳伦斯的儿子亨利，172页及注释，209、234、235页及注释
玛莎·劳伦斯，参见巴里摩尔
约翰·李克爵士，17、23、70、74、75页
埃塞克斯郡的利兹，111、112、131、166、167、206、207、208、223、253、258、259、260、261、262、263、293、295页
罗伯特·西德尼，第二代莱斯特伯爵，102页

《世界报》，89页
威廉·伦索尔（议长），234页
利奇菲尔德，12、20页
利默里克，6、7、9、11页
林肯律师学院广场，250、259页
林达莫尔，153、156页及注释，166页
弗朗西斯库斯·利努斯，202、306页
“狮子幼崽”舰队，22页
利斯卡罗尔战役，119、120页及注释，227页
莱尔夫人，300页
利斯莫尔，14、15、16、22、37、39、59、111、114、171、296页
利斯莫尔教堂，120页
利斯莫尔议会大厦，1、2、17、18、19、34、35、36、37、38、113、182页
利斯莫尔档案，1、2页
里窝那，106页
亚当·洛夫图斯爵士，16、23页及注释
亚瑟·洛夫图斯，16、18、21、26、64页
亚瑟·洛夫图斯的妻子多萝西·博伊尔，14、16、26、31、64页
财政大臣，23页及注释，26页
伦巴第街，20页
伦巴第地区，103页
伦敦德里的围攻，202页
朗阿克，110、165页及注释
朗阿克议会，107页
雅各布·隆格，59页

埃德蒙上校，234
路德，45
《利西达斯》，129
里昂斯，87、88、117

《马加比传》，280
《博伊尔机械装置》，201、248
牛津大学玛格达伦学院礼拜堂，191
剑桥大学玛格达伦学院，149及注释
“Mall”游戏，29及注释284、285、286
约翰·马莱特，154、181、290
其夫人，154
托马斯·马莱特爵士，154
马洛，7
爱德华·蒙塔古，第二代曼彻斯特伯爵，126、132、239、259
理查德·曼伍德爵士，3
M.马尔科姆布斯，57、58、65、71、72、79、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6、97、99、100、101、102、104、105、106、107、114、115、116、117、123、127、134、135、143、144、145、146、147及注释、148、154、159、162
其夫人，82、101、103
马赛，106、115、116
纳西索斯·马什，297、298
“马尔斯顿偏执狂”，112、113、154、168、252、253
马尔斯顿荒原战役，126、165
《狄奥多拉与迪迪穆斯的殉道记》，176、179、299
安德鲁·马维尔，206、237、239

玛丽二世，女王，威廉三世的妻子，303
摩德纳的玛丽，詹姆斯二世的妻子，301
苏格兰女王，301、302
面具剧，32
梅努斯，32
米斯郡，5
《静水力学医学》，299
梅利丰特，5
伊丽莎白·琼斯夫人，梅尔斯特，211及注释，258、280、281、307
《人类血液的自然历史回忆录》，299
芒通，106
梅雷迪思博士，261
牛津大学默顿学院，189、194、198
莱昂内尔·克兰菲尔德，第一代米德尔塞克斯伯爵，58、162
米德尔坦普尔，3、4、5、9、20
米德尔顿伯爵，179
其夫人，257
约翰·弥尔顿，66、74、128、129、130、133、146及注释，161、162、172及注释，209、210、211、212、217、234、235、236、237、238、239、240、294
迈因黑德，40
《奇迹般的循规蹈矩者》，264
亚历山大·莫鲁斯，124及注释
摩纳哥，106
蒙克将军，参见阿尔贝马勒公爵
蒙茅斯公爵，300

⸺罗伯特·凯里，第一代伯爵，165页
⸺亨利·凯里，第二代伯爵，165、174、175、178页
⸺第一代伯爵的妻子，165页
⸺第二代伯爵的妻子，162、163、164、165、175、178、179页
莫尔贝尼奥山，103页
蒙塔古宅邸，296页注释
蒙罗斯侯爵，173页注释
摩尔博士，22页
爱德华·摩尔爵士，梅利丰特人，3页
⸺梅利丰特的夫人，15页
赫特福德郡的帕克庄园，162、163、164、165、166、175、176页
罗伯特·莫雷爵士，240、243、250页
查普兰·莫里斯博士，275、276、278、279页
威廉·莫里斯爵士，239页
穆兰，87页
亚历山大山，凯瑟琳·琼斯夫人，211页注释，280页。另见帕森斯夫人
⸺该勋爵，211页注释
蒙莫里斯勋爵，55页
明斯特，2、6、7、8、9、12、37、63、113、145、146、168、171、173、182、224、227、264、275、278、301页
托马斯·默里，伊顿公学校长，44、138页
⸺该校校长的遗孀，138页
⸺安妮（哈尔凯特夫人），该校校长之女，138、139、160页及注释
⸺汤姆，134、135、144页

穆斯塔法，231
切普赛德的纳格斯黑德酒馆，20、注释、111、112、127、130
纳斯比战役，135、198
《纳斯比》，271
琼·内勒尔，第一代科克伯爵的母亲。参见罗杰·博伊尔夫人
彼得·内勒尔，律师，20、112、127、136
罗伯特·内勒尔，第一代科克伯爵的岳父，3
罗伯特·内勒尔，牧师，15
保罗·尼尔爵士，240、241
纽卡斯尔，70、140
纽卡斯尔公爵夫人，272、273
纽卡斯尔侯爵，126
牛津大学新学院礼拜堂，191
《新实验》，201、202
新鱼街，20
纽因顿，263
新客栈，112、127、136
《新模型》，140、162
艾萨克·牛顿，203、218、288、289、290
牛顿夫人，138
尼斯，106
《第九只幼崽》，22、23、26、31、32、61
诺恩苏奇，20、260及注释
诺索尔，20、21

北安普顿，第二代伯爵，42
⸺，第三代伯爵，243
《新工具》，44，68

《正义的阻碍者》，237，注释
《关于若干主题的随想》，140，153，154，155，156，157，158，164，注释，166，196及注释，257，261
奥法利，31
《人类理智对上帝应怀有的崇高敬意》，299
老马勒街，参见帕尔马勒街
奥尔登堡，亨利，209，210，211，217，232，237，242，244及注释，248，249，250，251，252，254，260，261，263，264，265，268，269，273，274，277，289，293，294，295
⸺，鲁珀特，295
奥尼尔，尚，4
《形式的起源》，265
奥蒙德，詹姆斯·巴特勒，侯爵及第一代公爵，145，160，239，278，280
奥里里，玛格丽特·霍华德夫人，伯爵夫人，94，108，109，112，113，114，120，136，146，注释，154，168，170，253，279，280，296，303
⸺，罗杰·博伊尔，布罗吉尔勋爵，第一代伯爵，14，25，36，37，39，57，58，65，70，71，72，77，81，82及注释，83，89，93，94，107，108，110，112，114，115，135及注释，140，141及注释，145及注释，146及注释，147及注释，154，162，168，170，171，172，173，179，184，206，212，215，219，224，227，228，233及注释，239，247及注释，252，253，264，275，276，277，278，279，280，295，296，303
奥斯本，多萝西，234
欧文，约翰，190

牛津，21、126、132、140、148、187、188、189、190–205、210、211、220、232、249、250、252、253、254、261、262、269、271、274、277、281、282、283、284、290

帕多瓦，103
《绘画之室》，287
帕拉廷亲王，196、197
帕尔姆街，38、131、170、188、207、209、224、237、259、260、265、271、281、284、285、286、287、293、295、297、300
“帕平的消化器”，297
《失乐园》，217、239
巴黎，85、86、106
帕克霍尔，262
议会。参见短期议会、长期议会、残余议会及简易议会。
劳伦斯·帕森斯爵士与夫人，18
威廉·帕森斯爵士，211注
威廉·帕森斯爵士的妻子，参见蒙特-亚历山大
帕尔特尼萨，168、170
帕尔姆街，参见帕尔姆街
森林地区，87
“佩格”女士，参见奥雷里伯爵夫人
莎士比亚笔下的彭布罗克伯爵，164
艾萨克·彭宁顿，234
塞缪尔·佩皮斯，73、139、226、228、229、230、236、245、246、249、255、256、257、258、261、263、267、271、272、273、277、278、280、284、285、286
佩皮斯的妻子，230、280

珀金斯先生，伦敦裁缝，19、23、31、47、50、53、58、59、106、114、115、116、127、134页
佩鲁贾，106页
彼得伯勒第一代伯爵，41、42页
彼得斯，休，235页
《请愿与建议》，215页
彼得·佩特爵士，195、243页
威斯敏斯特的佩蒂弗朗斯，209、210、211、217、235、237、240页
威廉·佩蒂爵士，148、183、184、185、226及注释，241、245、260、291、294页
菲拉雷图斯，1、2、15、34、35及注释，49、55、97、99、100、122页
哲学学院。参见“隐形学院”
牛津大学自然历史花园，191页
《生理学论文集》，211页及注释，246、288页
考文特花园广场，255页
皮卡迪利大街，228、276、277、293、303页
《朝圣者》，9页
比萨，106页
皮斯托亚，106页
皮乌尔，103页
黑死病，246、257、260、261、262、263页
波科克博士，200页
朴茨茅斯，21、65页及注释，160页
波维，250页及注释
玛丽·鲍威尔，209页
波宁顿，154、290页
《祈祷书》的废除，132页

肯特郡的普雷斯顿，3、20、22页
⸺该地发生的战役，167页
《为英格兰人民辩护》，235页
布丁巷，269、270页
皮罗菲卢斯，211页及注释，280、303页

考文特花园的皇后街，108页
昆图斯·库尔提乌斯，51页

沃尔特·雷利爵士，6、9、10、44、113页
雷利-德斯蒙德领地，10、11页
拉内拉赫，第一代子爵，75页
⸺阿瑟·琼斯，第二代子爵，25、37、38、65、74、75、76、131、212、280、302、307页
⸺凯瑟琳·博伊尔，子爵夫人，13、16、21、24、25、31、37、38、39、65、73、74、75、79、81、83、111、127、130、131、132、135、136、139、143、147、150、154页及注释，159、162、168、170、174、175、188、192页及注释，206、207、208、209、210、211、212、217、219、224、233、234、235、236、237、238、239、240、258、259、260、261、262、263、265、266、268、271、280、281、282、284、285、286、287、294、295、300、301、302、303、306、307、308、309页
拉内拉赫，理查德·琼斯，第三代子爵兼第一代伯爵，130、210、211页及注释，212、217、232、237、242、257、280、303页
⸺拉内拉赫花园，303页注释
拉斯法纳姆，16、26、31页
《真实的品格：一篇关于真实品格的论述》，203页及注释
爱尔兰的叛乱，4、8、113、302页
《王室血统的呼声》，210页注释

《英格兰游记》，251页及注释
理查德，查尔斯。参见沃里克，第四代伯爵
罗伯特先生，沃里克第三代伯爵之子，215、216页
沃里克伯爵与伯爵夫人查尔斯和玛丽·理查德的儿子，258、259页
理查二世，159页
罗兹夫人，温特沃思夫人，29、55页
罗讷河，88页
里克曼斯沃思，164、165、179页
罗切斯特的教长，268页
罗马，102、105、106页
鲁克先生，241页
罗斯康芒，25、280页
温特沃思·狄龙，罗斯康芒伯爵，229页及注释
鲁昂，85、86页
“皇家查尔斯号”，271、258页及注释。另见纳西比战役
皇家矿业公司，255页
皇家学会，127、148、201、211、226–245、246、248、249、256、260、261、263、268、269、271、272、273、277、281、283、288–291、294、297、300、307页
残余议会，182页
鲁珀特王子，126、197、248、264、295页
威廉·拉塞尔勋爵，142页及注释，300页
赖多特，仆人，68页
苏塞克斯郡的赖伊镇，85页

圣巴多罗买小堂，128
圣伯纳德修道院，99及注释
圣费思教堂，位于圣保罗大教堂下，268
圣日耳曼教堂，160
田野中的圣吉尔斯教堂，165及注释
圣詹姆斯教堂，158、168、174、303
  花园，171
  宫殿，286、293
  公园，284、285、286、287
  广场，286
奥利弗·圣约翰，234
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191
安东尼·圣莱杰爵士，5
  首席法官，114
田野中的圣马丁教堂，19、306、309
  小巷，138、165及注释
牛津大学圣玛丽教堂，190
都柏林的圣帕特里克教堂，24、27及注释、29、30
圣保罗大教堂，64、213、214、250、267、268
圣斯蒂芬小教堂，287
M.萨拉丁，137
索尔兹伯里，141、253、260及注释、306
  女伯爵，93、112、136
  宅邸，62、92、136
  平原，140、141

爱德华·蒙塔古，第一代桑威奇伯爵，224、225、228、229及注释，230、239、243、256、293
林肯主教桑德森博士，247及注释
玛丽夫人，演员，231、232及注释
伦敦的萨沃伊酒店，46、165及注释
萨沃伊酒店的客房，70、80、81、84、86、92、93、95、136
萨沃伊公爵，87
德普特福德的塞伊斯法院，12、214、215、222
斯库达莫尔勋爵，209
《自我牺牲法令》，132
《神圣之爱》，166、167、174、176、177、207、222、223及注释，232、295
伊丽莎白·基利格鲁，香农子爵夫人，78、81、83、84、95、96、106、110、112、116、134、171、180、207、227及注释
帕克，227
吉尔伯特·谢尔顿，坎特伯雷大主教，254、275、283
牛津大学的“谢尔顿主义”，254、282
谢珀顿教区教堂，111
谢尔本城堡，59、63、64、70、71、72、79、135、154
短期议会，107
阿尔杰农·西德尼，142及注释，300
菲利普爵士，61、76
西金斯敦，121
罗得岛之围，232及注释
《怀疑论化学家》，205、209、246
西里亚克·斯金纳，209

斯基普顿城堡，26、34
弗朗西斯·斯林斯比爵士，15
福音传播协会，297
索霍区，165，注
索尔贝湾战役，293
关于《圣经》风格的若干思考，252
关于实验哲学实用性的若干思考，252
关于颜色的若干实验与思考，252
索弗罗尼娅，257
索尔比埃，249、251，注
南安普顿伯爵托马斯·里奥兹利，230、239
南埃斯克伯爵夫人，286
斯帕，170
诗人埃德蒙·斯宾塞，6、7、8
其妻伊丽莎白·博伊尔，7、8
其子佩雷格林，9
托马斯·斯普拉特，226、243、251、288
《空气的密度与重量》，参见“空气”条目
斯塔福德夫人，78、79、80、110、134
其夫托马斯爵士，70、78及注、79、80、112、134
星室法庭，34、55、56、287
斯塔尔布里奇庄园，59、61、62、63、64、70、71、72、73、77、78、80、81、83、107、110、112、113、133、135、136、140、142、144、147、149、153、154、166、167、168、173、174、175、181、253、284、295、307
斯特灵城堡，44

斯特兰德，225，272
斯特拉福德，托马斯，第一代温特沃思子爵、伯爵，27，28，29，30，31，33，34，37，55，56，58，71，72，102，107，108，109注，110，167
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德，264
都柏林的斯特朗博之墓，75
斯塔布先生，264，279，288
约翰·萨克林爵士，108，109注
萨福克伯爵夫人，94，108
萨福克伯爵，22，94，108
斯威夫特，迪恩，156，157注
西登汉姆上校，286
西登汉姆博士，286，287

弗朗西斯·塔伦茨先生，34，149及注
威廉·坦普尔爵士，164，234
泰晤士河，270
塞内特夫人，229注，303
“彻底”政策，27
约翰·瑟罗，234
克伦威尔的《宽容令》，132
通布里奇，260
“托里切利实验”，240
伦敦塔，20，107，108，133，273，274，294
伦敦塔山，110，134，244，245
《教育论》，128
《关于事物宇宙特性的论述》，288

《布雷达条约》，173条注释
特雷瓦尼恩家族，165页
都柏林三一学院，25页
《真实的回忆录》，2页、25页
特里丰，280页
塞缪尔·图克爵士，267页
特伯维尔博士，253页及注释，306页
托斯卡纳公爵，43页
帕尔莫尔街上的“两个金球”，286页
泰伯恩，233页及注释，300页

《世界史》，82页
牛津大学大学学院，193页
教皇乌尔班八世，104页、105页、106页
阿马大主教詹姆斯·厄舍尔，26页、147页及注释，162页、207页

瓦尔托利纳，103页
亨利·韦恩爵士（次子），195页、196页、232页、234页、244页、245页
威尼斯，45页、103页
维罗纳，103页
埃德蒙·弗尼爵士，22页、70页、73页、74页、75页
《爱尔兰现状概览》，8页
迪奥达蒂别墅，82页及注释、88页、124页、239页
文琴察，103页

牛津大学瓦德汉姆学院，148页、187页、189页、190页、191页、192页、196页、197页、203页

沃克，牧师，207，260
沃勒，埃德蒙，137，156，202，243，262及注释，277，285，286，287
沃勒，威廉爵士，135
沃利斯，博士，148，189，196，197，202，242，254，283，284
沃尔顿，伊萨克，46，67，231
沃德，塞思博士，190，199，201，242
沃里克，查尔斯·里奇，第四代伯爵，95，96，110，111，113，131，132，134，161，166，206，207，208，215，216，224，253，258，260，262，293，295
其妻玛丽·博伊尔，伯爵夫人，14，16，18，31，36，60，64，73，76，77，79，81，83，84，93，95，110，111，113，131，132，133，134，160，162，166，206，207，208，209，224，253，258，259，260，293，295
其子罗伯特·里奇，第二代伯爵，22，110，111，160，162，206，215，216
其孙里奇勋爵，第三代伯爵，215，216，224
其家族的霍尔本宅邸，131，160，174，207，259，260
温特沃思，托马斯，第一代子爵。参见斯特拉福德
威斯敏斯特，293
其修道院，8，168，275，287
其议会，141及注释，148
其大厅，108，167，279
其宫殿，287
其学校，200
韦斯顿，牛津大学基督教堂的博士，21，22
其担任的大法官职位，24
白厅，63，71，93，167，168，213，218，226，228，229，243，244，256，257，264，275，286，293

惠特洛克，布尔斯特罗德，234
怀尔德博士，213
威尔金斯博士，148、187、189、191、192、196、197、200、203、213、214、241、244（注）、250、260
威尔金森夫人，192
威尔金森先生，导师兼牧师，39
威廉三世，116、301、303
约瑟夫·威廉森爵士，294
威利斯博士，194、198、201、242、291
温彻斯特，140、141及注释
温莎，46、167
温思罗普，总督，243、249、250
沃本，20
沃尔西，红衣主教，191
《奇迹并非奇事》，264
凯瑟琳·伍德科克，212
帕尔莫尔街的“伍德”店，286
伍德街，148、149、150、161、189、198
“伍德街蛋糕”，160（注）
伍斯特战役，198
威廉·华兹华斯，75
沃斯利博士，183、293
亨利·沃顿爵士，34、39、40、41、42、43、44、45、46、48、53、54、57、58、65及注释、66、67、68、81、86、129、174、231
威廉·沃顿博士，174
威廉·雷伊爵士，137及注释

雷恩，克里斯托弗，192、199、240、241、254、267、268、269、294
赖特博士，207、208、209

约维尔，142、253
约克，70、72、126
尤格尔，12、13、16、18、19、35、39、40、60、113、114、115、116、117、119、120、121、135，另见145、171、181、219
尤格尔学院，1、2

理查德·克莱父子有限公司，
地址：萨福克郡的布伦斯威克街、斯坦福德街以及邦盖。

*** 古腾堡电子书项目《罗伯特·波义耳》结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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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发本作品或任何古腾堡计划作品；(b) 对任何古腾堡计划作品进行修改、改动，或添加/删除内容；以及 (c) 由您造成的任何缺陷。

第2节：关于古腾堡计划宗旨的信息

古腾堡计划意味着以各种计算机能够识别的格式免费分发电子作品，这些计算机包括那些已经过时、老旧或较新的计算机。该计划的存在得益于数百名志愿者的努力以及来自各行各业人士的捐助。

志愿者以及为志愿者提供所需支持的财政援助对于实现古腾堡计划的目标至关重要，也只有这样，古腾堡计划的作品集才能一直免费供后人使用。2001年，古腾堡文学档案基金会成立，旨在为古腾堡计划及未来世代创造一个安全且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如需了解更多关于古腾堡文学档案基金会的信息，以及您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捐助来提供帮助，请参阅第3节和第4节，以及www.gutenberg.org上的基金会相关页面。

第3节：关于古腾堡文学档案基金会的信息

古腾堡文学档案基金会是一家非营利性501(c)(3)教育机构，根据密西西比州法律设立，并获得了美国国税局的免税资格。该基金会的联邦税号是64-6221541。根据美国联邦法律及您所在州的法律规定，向古腾堡文学档案基金会捐款可在一定范围内享受税收减免。

该基金会的办公地址位于美国新泽西州蒙特克莱尔市Watchung Plaza #516，邮编07042，电话：+1 (862) 621-9288。可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他们。

相关链接及最新的联系方式可在该基金会的网站以及www.gutenberg.org/contact页面上找到。

第4节：关于为该项目捐款的说明
古腾堡文学档案基金会

古腾堡计划依赖于公众的广泛支持与捐款，才能继续履行其使命——增加可自由传播的公共领域作品及获得许可的作品的数量，让各类设备，包括那些较旧的设备，都能以机器可读的形式访问这些作品。许多小额捐款（1美元至5,000美元）对于维持该机构在IRS处的免税地位尤为重要。

该基金会致力于遵守美国50个州中与慈善机构及慈善捐款相关的法律法规。不过，各州的合规要求并不统一，要满足这些要求需要付出大量努力、处理大量文书工作并支付诸多费用。在没有收到相关合规确认函的地区，我们不会寻求捐款。如需捐款或了解某一州的合规状况，请访问www.gutenberg.org/donate。

虽然在我们尚未满足某些州的要求时，我们不会在这些州寻求捐款，但据我们所知，并没有规定禁止接受来自这些州的自愿捐款。

我们欢迎国际上的捐款，但对于从美国境外收到的捐款的税务处理问题，我们无法给出任何说明。仅美国的法律就足以让我们的少量员工应接不暇。

请查看古腾堡计划的网页，了解当前的捐款方式与地址。捐款还可以通过支票、在线支付或信用卡等方式进行。如需捐款，请访问：www.gutenberg.org/donate。

第5节：关于古腾堡计划的基本信息
电子作品

迈克尔·S·哈特教授是古腾堡计划的发起人，他提出了建立一个可供所有人自由共享的电子作品图书馆的理念。四十年来，他在仅有少量志愿者支持的条件下，持续制作并分发古腾堡计划的电子书。

古腾堡计划的电子书通常是根据多个印刷版本整理而成的，而这些版本在美国均被认定不受版权保护，除非其中包含版权声明。因此，我们并不一定需要让电子书与某个特定的印刷版本保持一致。

大多数人都是从我们的网站开始了解古腾堡计划的，该网站提供了便捷的搜索功能：www.gutenberg.org。该网站还包含了有关古腾堡计划的各种信息，包括如何向古腾堡计划文学档案基金会捐款、如何参与新电子书的制作，以及如何订阅电子邮件通讯以及时了解新发布的电子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