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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腾堡计划电子书：《批判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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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批判性研究》
作者：乌伊达
发布日期：2011年7月19日 [电子书编号#36788]
语言：英语
更多信息及格式：www.gutenberg.org/ebooks/36788
制作人员：大卫·爱德华兹、玛丽·米汉以及http://www.pgdp.net上的在线校对团队（本书是由谷歌打印项目中的公共领域资料扫描而成的。）

*** 古腾堡计划电子书《批判性研究》开始 ***

作者：乌伊达
第二版

伦敦
T.费舍尔·昂温出版社
帕特诺斯特广场
1900年

[版权所有]

前言
除了一篇关于布兰特先生诗歌的文章外，这些文章都曾发表在《双周评论》、《十九世纪评论》或《新文集》上。其中两篇发表在《新文集》上的文章是我用意大利语撰写的，现在由我亲自翻译成了英语。那篇发表在《双周评论》上的关于丹努齐奥的文章，是第一篇以英语介绍这位如今已广为人知的作家的作品。自该文发表以来，我认为他并未再创作出能与《胜利》相媲美的作品。他的天赋并不适合戏剧创作，而他目前也主要致力于戏剧领域。看看他的才华是否能够应用于政治生活将会很有趣——最近他确实对政治产生了兴趣。也许他会成为新的里恩齐式人物，而意大利正急需这样的人物。

奥伊达

目录
一、加布里埃莱·邓南遮 1
二、乔治·达里安 50
三、玛丽昂的意大利小说集 85
克劳福德
四、导师的秘密 112
五、帝国的仁慈 126
六、威尔弗里德·斯考恩·布伦特 143
七、约瑟夫·张伯伦 165
八、不成文的文学法则 180
九、奥伯龙·赫伯特 201
十、现代生活的丑陋 210
十一、怜悯的品质 239
十二、拉丁民族的衰落 264
十三、威尼斯之魂 280

关键研究

一、加布里埃莱·邓南遮

在文学界，加布里埃莱·邓南遮的名字早已声名显赫。没有哪个有文化的社会群体不对《无辜者》与《胜利》的作者有所了解；人们也都知道，他是一位极为出色且敏锐的评论家，认为他正是拉丁文艺术复兴的化身。尽管他的小说受限于某种语言的表达方式——尽管这种语言极为优美，但除了在其发源地之外几乎无人知晓——但他仍极为幸运地得到了赫雷尔先生、雷内·杜米克以及沃盖子爵这样的支持者。《胜利》在《两世界评论》上获得了如此出色的推介，而自竖琴出现、月桂叶被编织以来，还从未有过如此动听且慷慨的赞誉来形容这位被誉为“第二个夏多布里昂”的人，以及他所带来的新版《薄伽丘》。

沃盖子爵优雅优美的文风以及卓越的智慧素养，使他获得了“第二个夏多布里昂”的美誉，这些优点毋庸置疑。然而，它们却可能让读者忽视他对文学作品的评判价值。他确实是一位极其细腻敏锐的评论家，但同时也充满热情，而这些热情有时会超过他的判断力，甚至压倒它。对于自己欣赏的事物，他会全身心地倾注赞美之情，往往因此而失去筛选能力和精准的评判力。这一特点在他所有关于巴斯德的著作中都很明显，同样也体现在他对所喜爱之人的极度崇拜之中——他用尽笔力来歌颂那个人。不过，将邓南遮引入法国文学虽然带来了无可争议的优势，但对作者而言也有相应的弊端；因为那些不在意大利、阅读其原著的读者……

有一万人只会通过法文版了解他，还有两万人会接受德·沃盖对其作品的描述，而不会试图亲自去评判这些作品。在法文版中，这些小说在某些方面有所改进：过多的细节被删减，粗俗的内容也得到了缓和，那些令人厌烦的分析以及频繁出现的淫秽描写也被去掉了。众所周知，埃雷勒先生的译本在优雅与精致程度上堪称出色，但尽管这些译本已经做到了在删减内容的前提下仍能保持完美，它们却无法呈现出那些阅读原版作品的人所能感受到的丹努齐奥的独特风格。在法文版中，这些作品显得更为温和、更为克制，少了些肆无忌惮，也少了些冷酷的裸露；但同时，它们的力度、激情以及强烈的蔑视之情也大大减弱了。许多精彩的段落因为被认为冗长而被完全删去，甚至整个章节也因迎合读者的审美或篇幅要求而被舍弃。

在《胜利》的法文版中，几乎整部名为《新生活》的书都被省略了，其中包括关于卡萨尔博尔迪诺朝圣的情节。如果不阅读这段对意大利狂热与疯狂场景的精彩描绘，以及他作品中类似的内容，就根本无法全面了解真正的丹努齐奥，也无法评价他那卓越的观察与描述能力，以及他对丑恶事物的持续追求，还有他在审视身体疾病与道德缺陷时的残忍快感。

我不明白为何这段朝圣的描写会被剔除，因为它并不比书中的其他部分更不堪入目，而且它真实地展现了意大利生活的某些面貌——其中既有深植于人们血脉中的异教色彩，又有基督教偏执的残酷性。让我在此翻译一下它的开头：

“那真是一幅奇妙而又可怕的景象，前所未见，与其他任何人群或事物的聚集都不同。它由如此多样、残酷且怪异的事物组成，其恐怖程度甚至超过了噩梦中最可怕的幻象。有永恒的愚昧所带来的所有丑陋，有罪恶及其愚蠢行为带来的所有污秽，有受洗之人的身体所表现出的各种扭曲与畸形，有忏悔的泪水，也有放纵的笑声；还有狂躁、贪婪、诡计、欲望、欺诈、愚笨……”

绝望、神圣的颂歌、被附身者发出的嚎叫、流动小贩的呼喊、钟声的鸣响、号角的尖啸、牛的哞叫、马的嘶鸣、羊的咩叫；锅灶下火焰的噼啪声、堆满的水果与甜点、陈列着的器皿、物品、武器、珠宝以及念珠；舞者们下流的举动、癫痫患者的抽搐、争吵者之间的殴打、惊慌失措的小偷在人群中飞奔；来自偏远城市肮脏街巷的种种腐败现象，像马蝇一样扑向那些无知且惊愕的人群，就像一群寄生虫扑向无法自卫的群体。所有残酷欲望的诱惑、利用人们单纯与愚昧而实施的背叛行为、所有欺诈与无耻行径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无遗；在圣母殿周围，所有这些对立的景象交织在一起，沸腾着、翻腾着。

这里展现了多么强大的表现力啊！所使用的描述性语言真是精彩绝伦，构思也极为精妙，简直就像卡洛或霍加斯的作品一样！它生动地传达出了拥挤、匆忙、喧闹、混乱、恶臭以及骚动的气息！我们仿佛就生活在那样的人群之中。

德·沃盖认为，邓南遮的作品虽充满淫秽内容，但绝不属于“低俗或下流”的范畴；尽管其内容十分放纵，却并不粗俗。他承认邓南遮喜欢描写污秽的事物，这种偏好甚至近乎一种幻觉，但他指出，在邓南遮的作品中，这种污秽总是被艺术所升华。德·沃盖在他那篇著名的评论中写道：“拉伯雷、薄伽丘、洛蒂或邓南遮，都是以某种特定的气质来表达作品，他们运用那种气质所要求的艺术手法来创作。他们与那些为了满足出版商和某些读者的需求而刻意制造污秽内容的作家截然不同。前者与后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我们虽然能通过批判来认识到这种差异，但却无法用逻辑来证明它；我们的审美直觉能够感知到这一点，就如同眼睛能够区分出可能是有毒但属于自然的花朵，与那些用有毒染料染色的人造花朵一样。”

这段话确实有道理，但并不能因此就说邓南遮绝不属于低级阶层。事实并非如此。

在描写淫秽内容时，他总是刻意追求某种夸张、做作或不必要的表现手法。如果读者想了解我所说的含义，可以翻阅《Trionfo》的第320页，或是《Piacere》（意大利语版）的第十章——那里有诸多与叙事毫无关联、也毫无出现必要的淫秽描写。

我认为，比起描述中的感官过度，更令人反感、对艺术危害更大的，其实是纯粹的污秽与下流；在这方面，德·安努恩齐奥与左拉一样有罪，而且左拉向来如此。德·沃盖尽管可以随意蔑视创作了《人兽》的那位作家，也可以用华丽的赞美之词来颂扬《Trionfo》的作者，但事实依然是：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们都暴露出了其低俗的一面。至于推动他们这样创作的动机，我们无权加以谴责或评价，因为探究个人动机无疑是一种侵犯，绝不应被尝试。

不过，我们可以推测：尽管两者的创作背景和环境截然不同，但左拉和德·安努恩齐奥之所以选择去描绘那些所谓不道德、色情的内容，都是出于一种真诚的愿望——即深入探索人性的本质，不回避任何调查，不否认任何证据，同时反对文学艺术常常以虚伪的态度遮掩真相的行为。正如左拉所说：“让我们只研究生活本身吧。”如果德·安努恩齐奥在探索生活中发现了其中的腐朽之处，就像比萨圣地墓园里那些骑马的人在敞开的棺材前停下马匹一样，那他这样做其实并没有比左拉在《娜娜》中所做的更违背艺术原则。

事实上，德·沃盖的这种观点毫无依据，几乎所有读过德·安努恩齐奥作品的意大利人在谈到他时，都会对他屡次使用淫秽内容的行为感到遗憾。这并非出于保守，因为意大利人从来都不是保守的人，而是出于艺术素养的考量——这种不断出现的淫秽内容属于审美上的错误，其令人厌烦的程度与其他形式的重复并无二致。

现代文学最明显的缺陷，无疑就是其冗长的文风。它完全忘记了“艺术在于隐藏艺术”这一重要原则——即用一个词就能传达出无尽的意味，将灵魂中的所有情感浓缩在短短几个字之中。在这个时代，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存在同样的问题；文学也不例外，它也犯了冗长的毛病。邓南遮那些低俗的描写，以及其他各种描述，都显得极为冗长；而这种冗长既无法被低俗的内容所弥补，低俗的内容也无法因冗长而得到改善。

这种冗余的倾向并非他个人的问题，而是他所处时代的特征。现代绘画中巨大的画布与众多的人物形象、现代雕塑中拥挤的人群与扭曲的姿态、现代歌剧与戏剧中复杂的场景效果、机械化的表演手段以及层出不穷的情节，都是这种重复性弊病的体现——人们不知道何时、如何在该停止创作时便停止，也缺乏掌握精妙表达技巧的能力。现代作家的描写往往只是简单的罗列，极其繁琐细致，就像由数百万个小方块拼凑而成的马赛克。正如面对现代绘画时，我们往往不会被整体效果所打动，反而会被精湛的笔触所吸引；在现代文学中，我们也不太关心作品的主题，反而会被其巧妙的表达方式所吸引。不幸的是，这种冗长的文字往往掩盖了思想上的贫乏。不过在邓南遮的作品中，没有一页是缺乏思想的；这些思想或许有时会令读者反感或厌恶，但无论如何都值得人们关注，即便它们只是对堕落行为的描绘而已。

邓南遮之所以比左拉更出色，不是因为他模仿或超越了左拉的低俗风格，而是因为他是左拉所不具备的那种人——一名学者兼诗人。他的文化素养极为丰富且具有古典气息，既深刻又卓越；早在创作小说之前，他的诗才就已经通过十四行诗和抒情诗展现出来。左拉则不是学者，无论从性格还是表达方式来看，他都不是诗人。很难想象他能创作出像邓南遮的《奇吉别墅》或《里佩塔的回忆》这样的诗篇。在左拉的作品中，尤其是在《大地》这部作品中，有一些段落堪称散文的巅峰之作，但却毫无诗意可言。

此外，当德·沃盖埃声称丹努齐奥的粗俗行为并非真正的粗俗行为，因为意大利语本身就不可能显得粗俗时，他还认为在其它语言中无法接受的内容在意大利语中却是可行的，因为意大利语拥有与其母语拉丁语相同的优势——即能够以优雅且无需担责的方式表达那些在其他语言中会令听者反感的内容。但他说的完全是谎言；人们不禁怀疑他是否了解街头、田野、酒馆以及通俗剧院中的意大利语究竟是怎样的。在这点上，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他将自己想象中的东西当作事实，并以此为基础做出断言。这是他的惯常做法，也使得他在许多其他话题上的论点同样站不住脚。我们知道，他在访问意大利期间只是偶尔才会听到意大利语，而且所听到的都是经过润色的标准用语。对于那些每天都能听到各种阶层人们使用意大利语的人来说，这种语言显然并不具备他所宣称的那种优势。相反，它可能非常粗俗直白，缺乏法语所具有的细腻与优雅，以及微妙的表达层次；它总是以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事物，其咒骂之语更是极其残忍和污秽。也不能说丹努齐奥曾试图让意大利语变得更为含蓄或富有暗示性；他的语言和奥维德或卡图卢斯的一样粗俗直白。他从不允许任何关于自己意图的模糊之处存在，尤其是在处理那些在现代文学中被视为禁忌的主题时，他更是直言不讳。事实上，他那种试图像细密画家在象牙上作画那样细致地描绘妓院和疯人院的冲动，反而导致了他的一个重大缺陷——过度雕琢。他不够信任那种在优秀作家手中对读者心灵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暗示力量。他没有意识到，半音阶就能让耳朵充满旋律，而一丝暗示就能激发人们的厌恶感或欲望。虽然听起来有些矛盾，但我认为他广博的知识反而损害了他的写作风格。如果他只懂意大利语，当然还有拉丁语和希腊语，或许他会成为更出色的意大利作家。现代教育带来的极端文化素养与多样性往往会破坏或至少干扰原创性，会给人的思维带来过重的负担。

财富虽能带来启迪，但也会造成阻碍；倘若莎士比亚没那么无知，或许也就不会如此伟大了。外来影响对意大利人并无益处——它会使他们变得不真实，让他们失去那种迷人的自然优雅与率真，使他们变得矫揉造作；他们永远无法真正成为所谓“世界主义者”（比如达弗林勋爵或已故的洛巴诺夫王子那样的人），同时也会丧失许多自身的民族特质。极少有意大利人能像已故的学者恩里科·内乔尼那样，深入汲取外国文学的精华，却丝毫不丧失自己的意大利特色。相反，邓南遮则完全被外来影响所吞噬、同化，甚至被其支配，以至于他的文风常常因此而变得混杂不堪，许多句子读起来就像是从外语翻译过来的。他声称自己极大地丰富了意大利语，确实让这种语言变得更加口语化、更加丰富，但他也常常将外国的表达方式融入其中，或许也因此剥夺了意大利语的一些尊严与优雅。他认为艺术家应当不断改造自己使用的工具，但这一观点在其他艺术领域并不成立——萨拉萨特并不会去雕刻小提琴的琴壳，克劳森也不会亲手编织他所使用的画布，巴托洛梅更不会从山体中开采大理石。作家应当使用源自语言自然源泉的纯正语言，若往其中注入外来元素，只会污染它。邓南遮或许会辩称，他所使用的那些外来语言元素恰恰反映了当今社会生活中各种语言混用的现象。这样的辩解无疑有一定道理，但它只适用于《欢愉》一书中的某些社交场景；而我反对的并非直接引入外来短语，而是他经常赋予自己语言的那种外来风格与特征——这是此前从未在意大利作家身上出现过的缺陷。他的许多短语都是外来结构的，但因此就称他为剽窃者未免过分；他从来都不是剽窃者，只不过是个受过过高教育、心理过于敏感的人罢了。剽窃这一指控很容易被提出，却很难被反驳，那些心怀嫉妒与自卑的人总会对像邓南遮这样有才华的人加以指责。

骄傲、热情，且不愿接受批评。凡具有真正伟大特质的人，总会被投以这些泥点。相反地，他似乎刻意追求对自身独特性的夸张表现；对任何作家而言，有意识的模仿都是最可憎且最不可能做到的事。遗憾的是，他的所有作品中都完全缺乏机智、欢笑与幽默——在他的文字中找不到一丝笑声，甚至连微笑也几乎没有；当然，那些情人因情妇的体貌缺陷而发出的残酷笑声除外。笼罩在他整个才华之上的，是那种“灰色的忧郁”，这是现代思想中极为常见的色彩，是那种从科学实验室蔓延至整个文学界的死气沉沉的灰色氛围。不仅听不到欢乐的笑声，就连那些能让心境阴郁的作家们稍感宽慰的宽容微笑也不存在。这一点在描写那位可怜的老虔诚女徒乔康达·奥里斯帕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对她年老时对甜食的渴望、当侄子忘记带甜食来时的失望、她那“近乎无礼的恳求”般的目光、带着恶臭的急促呼吸，以及她在花丛中蹒跚的步态——这一切都充满残酷与无情，毫无怜悯或同情之心，只有对如此弱小无害之人的尖刻讽刺。与这种处理方式相比，皮埃尔·洛蒂笔下《克莱尔姨妈》中的细腻温柔，萨克雷在描写老人死亡时的温和态度，莫泊桑让我们对可怜的布勒·德·苏伊夫产生共鸣的手法，都显得尤为出色。悲剧未必意味着残酷，真实描写也未必意味着野蛮。莎士比亚让我们对李尔王感到愤慨，并与他一同分担悲伤；而丹努齐奥却只让我们关注他那被冬风吹动的稀疏头发、没有牙齿的下巴的颤抖，以及弯曲不稳的四肢。在最高级的艺术作品中，总会有怜悯之情，因为总会有理解。目前丹努齐奥还缺乏怜悯之心，就像生理学教室里的实验员一样。不过，他日后或许会拥有怜悯之心，因为怜悯很少是年轻时的情感，它通常是经过思考、比较之后，对那些陌生而非个人化事物的领悟所带来的。他已能感知万物的内在生命，这种感知不会让他永远对那些生命的痛苦无动于衷。

目前，他正沉浸在青春期的感官享乐之中，那些淫靡的快感使他无法看到周围的其他事物，也让他对它们变得冷漠与忽视。德·沃盖认为他是新流派的领袖，但实际上他的处世方式并无什么新意。那不过是《门徒》那种风格而已，只不过多了些热情的色彩，场景更为丰富，情感也更为强烈，因为其背景和气质都带有意大利特色。如果真有真正的拉丁文艺复兴的话——虽然这几乎不可能实现——那也不会出自一个深受法国、俄罗斯、德国和英国文化影响的作家之手，而会出自拥有纯粹拉丁天性与气质的人。但如今还有这样的人存在吗？如果有的话，那也应该是在偏远的山区或孤寂的湖边，而非俱乐部或赛马场里。这样的作家，如果真的会出现的话，更有可能来自南方，甚至可能是西方那个巨大且几乎未被开发的岛屿。在撒丁岛茂密的软木林中或荒凉的海岸上，或许能诞生出文学界的萨尔瓦多·罗萨，因为那里也有缪斯们所不畏惧的伴侣——苦难。我想德·沃盖对意大利南部和西部的民歌了解不多。我敢说，那些民谣、小调等作品中，所体现的才是意大利土地的真正精神，远比达·安努齐奥迄今为止所写的任何作品都要真实，因为尽管这些作品充满了强烈的激情，但却洋溢着纯粹的诗意之美与理想的温柔，而这些在他描绘的爱情场景中是不存在的。即便在德·沃盖对这些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看法上，也常常出现对其特点的误解。例如，他在《胜利》这部作品的结尾所描述的悲剧里，将奥里斯帕极度渴望得到某人却不得不毁掉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这一行为，视为实现完全拥有的唯一手段。但我并不这么看。在我看来，奥里斯帕是个惯于放纵自己、体质虚弱的年轻人；他最初是对那个女人充满狂热的崇拜，后来则逐渐陷入因这种占有而产生的厌恶情绪之中。这一点可以从他那些残酷而冷嘲热讽的批评中看出来——他列举了她的种种身体与心理缺陷，还将她那双踩在沙滩上的畸形脚视为……

他来来回回地思考着，渐渐意识到她在他心中引发的那种日益强烈的厌恶感——无论是身体上还是道德上。他觉得既无法与她共处，也无法离开她；她终将以某种方式毁掉他。在仇恨与无力的狂怒中，他最后一次将她拥入怀中，然后与她一起跳下悬崖，坠入下方星光闪烁的深海之中。忽视这一点，就等于错过了这一结局的全部意义，以及整部作品的真实内涵。

我曾在那些体弱多病的男人身上看到过这种嫉妒心理，他们所爱的女人却拥有强健的体魄。没有比这更残酷、更难以治愈的嫉妒了。在现代社会里，随着女性体力和社交自由的极大提升，这种情况很可能会越来越常见。这是一个痛苦的事实，但却是无可争议的。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男女聚集在一起，你就能看到像伊波利塔那样充满活力、茁壮成长的女子；而在她身边，十有八九会有一个像乔治·奥里斯帕那样身材矮小、体弱多病、半瞎、面色苍白、毫无血色、没有胡子、病态且过早衰老的男人。

我本更愿意描绘那种感官欲望如何逐渐侵蚀一个健全的男性心智与强健体魄的破坏性影响，就像蚀刻刀侵蚀铜板一样。在那个他在罗马小教堂的暮色中见到伊波利塔的致命日子之前，奥里斯帕就已经精神失常了。他看待一切事物——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人类还是动物、现实还是幻想——都是通过那种扭曲的视角，就像精神异常的人总是透过凸面且起雾的玻璃来看世界一样。他不仅体弱多病，更是精神错乱。如果他不是因为情妇而选择自杀，那也会因为德米特里乌斯·奥里斯帕早已自杀，或者因为其他在他那种精神状态下看来是不可避免的理由而自杀，因为对于精神不健全的人来说，那些理由往往看起来就是理所当然的。

整本书都在提醒我们，要认识到他那种极度的软弱——无论是身体上还是道德上——正是这种软弱最终促使他毁灭自己和对方。

“你热爱生活吗？”他带着隐忍的苦涩低声问道。
“是的，生活让我愉悦。”她几乎激动地回答道。

她的声音、态度以及整个人都洋溢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喜悦与快乐。她浑身散发着那种满足感，而这种满足感只有当生命的一切都和谐运转、各种生命力之间达到完美平衡、周围的环境也十分理想时，生物才能体验到。如同其他类似时刻一样，在清新的海风与凉爽的夏夜中，她仿佛那朵只有在太阳落山时才会绽放花蕊的美丽夜花一般。

这是但丁·阿努恩齐奥所擅长的无数精彩描写之一，而我所引用的这段文字无疑是最为出色的范例。不过，尤其是结合上下文来看，它清楚地表明：奥里斯帕曾经对她的那份热情，如今已变成了对她那充沛的生命力、那种永恒且不可摧毁的享受能力的强烈嫉妒。那个夜晚，他杀害了她，并非因为过度的爱，而是因为嫉妒她那充满活力的生命状态，以及她与自己无能状态的鲜明对比；正如我所说，他觉得既无法与她共处，也无法离开她。在这一点上，但丁·阿努恩齐奥将因果关系描绘得极为精准。他所描述的每一丝情感都得到了准确的呈现，而且这些情感都源自自然的原因，就如同现实生活中饱腹之后会感到厌恶一样。然而，在他对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刻画中，往往缺乏这样的自然联系。《胜利》这部作品从开头到结尾都保持着极佳的平衡；作品开篇的那场发生在平奇奥山上的悲剧，恰到好处地奠定了全书的基调，而歌剧的主题也在序曲中得到了体现。但在其他小说中，所描述的情节与其动机或根源之间往往缺乏一致性。有时甚至完全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笔下的人物都带有某种程度的疯狂特质——行为毫无逻辑可言，彼此之间也没有关联。他有太多内容没有加以解释，太多行为缺乏动机，太多人物形象就像惠斯勒的夜景与河流画作一样模糊不清。有趣的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竟会存在如此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以及晦涩难懂之处。

另一方面，他的描写往往过于琐碎细致，令人厌烦。他不断要求我们相信那些他根本没有提供任何依据的东西。即便在《胜利》这部作品中，他也不断引入与故事情节毫无关联的人物和事件。乔治奥的整个家族、在瓜尔迪阿格雷莱发生的所有事件，虽然被描绘得极为详尽，却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既看不到也听不到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他们以及瓜尔迪阿格雷莱再也不会出现在他的作品中；而乔治奥父亲那段重要的情节同样毫无结果，最终只是陷入死胡同。这显然是叙事上的重大缺陷，会让读者感到失望与恼怒。至于德米特里乌斯·奥里斯帕，书中虽对他大加描述，但却没有任何解释或后续发展；他对丁尼生的一首诗所做的冗长解读，就如同书中后面对瓦格纳的冗长论述一样毫无必要。邓南遮过于专注于刻画人物的心理，以至于常常忘记让他们的前世经历与行为保持一致或具有可信度。例如，在《纯真者》中，朱莉安娜·赫米尔这一角色是小说中最可爱、最真实、最优雅、最有趣且最具女性魅力的形象之一。从她的性格或所处环境来看，根本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她会毫无理由地受到感官欲望的驱使而违背婚姻誓言。同样，也无法想象图利奥·赫米尔在听到她承认这种无意识的通奸行为后，会心平气静地继续不知道那个短暂情人是谁，仅仅因为在一本小说中看到某段文字就猜出对方身份，然后只是以温和的讽刺回应她的辩解——说她的灵魂与她的过错无关！“可怜的灵魂啊！”他会带着宽容的微笑轻声说道。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两性关系中本来就存在各种可能性；但这种情况确实极不靠谱且不合逻辑，因为朱莉安娜一直被描述为最温柔、最胆小的人，尽管书中要求我们相信她会犯下通奸罪，但她依然是最纯洁的女性，像格丽塞尔达那样愿意忍受被抛弃的命运，绝不会产生任何不洁的念头。让这样一个女人以如此愚蠢、可笑且难以理解的方式犯错，同时让图利奥·赫米尔在那种情况下仍与她同住直至她分娩，这完全违背了人性与事实。

邓南遮同样完全缺乏洞察力，无法分辨何为荒谬、何为可悲。这是他同胞们常见的缺陷，往往源于他们缺乏幽默感。《无辜者》中的情节与动作本应具有悲剧性，但由于种种荒谬的元素，这些悲剧性被彻底破坏了——无论是从情节本身，还是从那些用来解释其最终行为的细节来看都是如此。这个故事的构思本身不错，主人公对孩子的仇恨也显得合情合理，而那起“半谋杀”行为的策划与实施方式则颇为巧妙且富有创意。然而，对婴儿的污秽描述（几乎与左拉《生活的欢乐》中新生儿的描写如出一辙）、不断提及的婴儿的襁褓，以及那些繁琐的细节描写，都让读者彻底失去了对受害者的同情心，也不再为导致其死亡的罪行感到愤慨。人们会觉得，那个哭闹不停、浑身是泥、头上有疥疮、发出猫般叫声的小东西，最好还是被杀死算了——而这显然并非作者想要传达的感觉；他希望我们既能对图利奥·赫米尔感到恐惧，又能对他产生同情，但实际上我们只能对这个无助的年轻人感到一丝轻蔑。如果那起“半谋杀”发生在婴儿出生后不久，或者等他回来时，孩子已经长到两岁，拥有那个年龄应有的可爱模样，那么这种低俗感就可以避免了；那样，这起隐秘的罪行依然会具备强烈悲剧的力量，而不会因为那些粗俗又滑稽的描写而削弱其悲剧性。图利奥·赫米尔对这个“假冒”的孩子的厌恶感与日俱增，最终演变成想要将其消灭的冲动，这完全是自然的。但要想让这一行为具有悲剧性，从而唤起人们对受害者的同情——正如所有真正的悲剧所应做的那样——就必须对受害者进行恰当的描写，让读者在看到它被冰冷的空气夺去生命时心碎不已，让它的悲惨命运得到应有的哀悼，就像那些在关键时刻回荡在寂静屋子里里的歌声一样。《无辜者》中有许多像“诺维娜”这一章节那样极为优美的段落；它的缺陷则在于作者无法认清哪些荒谬之处会破坏悲剧性，进而削弱作品的震撼力。作者的艺术直觉促使他创造出一个独特且充满趣味的故事，其中蕴含着大量可供分析的元素。

各种诱惑与情感；在分析这些方面，他堪称大师，只是他的阐述有时过于冗长。然而，由于他缺乏那种能让我们认清戏剧性与荒诞之间界限的洞察力，因此他便越过了这条界限，将戏剧性元素淹没在种种琐碎而平庸的细节之中。此外，像图利奥·赫米尔那样厌恶这个“私生儿”，却又陪着兄弟去邀请一位老农担任它的担保人，这也实在不合常理。这段文字虽美且简洁，却无法让我们接受这种行为的不合理性。

“当我们接近乔瓦尼·德·斯科尔迪奥的住处时，我兄弟在田野里看到了那个老人的高大身影。
‘看！他就在那儿，正在播种。我们选在这样一个庄严的时刻来送邀请。’
我们走了过去。我内心充满恐惧，仿佛即将犯下亵渎神明的罪行。的确，我亵渎了本应神圣而美好的事物——我竟然去请求一位品德高尚的人为这个私生子担任精神上的父亲。
‘看看他的身高吧，’弗雷德里戈指着那个播种的人说道，‘他并不比其他人高，但却看起来像巨人一样。’
我们在树下停下来，从远处观察着那名劳动者。乔瓦尼并没有注意到我们。
他以缓慢而有节奏的步伐朝我们走来。他戴着一顶黑色和绿色的羊毛帽，帽檐以传统方式遮住了耳朵。一个白色的袋子用皮带挂在他的脖子上，一直垂到腰部，袋子里装满了谷物。他用左手撑开袋子，右手则取出谷物并撒向地面。他的动作从容而优雅，带着一种宁静的节奏。从他手中飞出的谷物在阳光下如同金粉一般闪耀，有规律地落在湿润的田垄上。他缓缓前行，双脚陷入潮湿的土壤中，偶尔还会抬头仰望那神圣的光芒；他的整个姿态都显得简单、高贵而庄严。”

“我们走进了那片田地。”
“愿你身体健康，乔瓦尼，”弗雷德里戈走向那位老人说道，“愿你的后代得到祝福，愿你未来的生活也充满祝福。”
“也祝你身体健康，”我重复道。
那个农夫停止了工作，摘下了头上的帽子。
“乔瓦尼，把帽子戴回去吧，否则我们也要在阳光下光着头站着了，”我的兄弟说。
老人困惑又略带羞涩地笑了笑，重新戴上了帽子。
他谦逊地问道：“为何要给我如此多的荣誉？”
我尽力保持声音的平稳，回答道：“我来是想请求您在洗礼时照看我的儿子。”
农夫惊讶地看着我，又看了看我的兄弟。他的尴尬感愈发强烈，低声说道：“为何要给我这样的荣誉？”
“你有什么回答？”我问道。
“我是您的仆人；愿上帝因您今日给予我的这份荣耀而赐予恩典，也愿上帝因在我晚年时赐予我这份喜悦而受到赞美。愿上天所有的祝福都降临在您的儿子身上。”
没有什么比这一场景更美好、更简洁、更有效的了。但当我们意识到这里所说的儿子其实就是图利奥·赫米尔所厌恶的那个私生子时，我们的同情心就会被这种矛盾与厌恶感所抵消。我们明白，那个年轻人绝不会去做这样的事，也绝不会用这样的言辞来为妻子那难以理解、无法解释的恋情所生的孩子祈福。尽管《无辜者》的故事在现实主义手法上相当出色，叙述方式也极为流畅自然，看似真实，但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这个故事的任何一部分。

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事件，没有任何小说家能超越它们，真正能与之相媲美的作家也寥寥无几。在所有的作品中，丹努齐奥都以极其精准的技巧描绘女性形象，同时还能深刻洞察她们的内心世界与情感波动。至于男性角色，他只塑造了一种类型——无论他们被称作斯佩雷利、奥里斯帕、坎特尔米还是赫米尔，他们其实都是同一类人：心思细腻、学识渊博、气质高雅、易受感动且充满欲望，但却都患有“时代的疾病”；皆因过早且无节制的自我放纵而患上神经衰弱。然而他的女性角色则要丰富多样得多，她们仿佛拥有鲜活的生命力。伊波利塔那邪恶、残忍又狂热的感官主义特质，将女性天性中的种种矛盾以惊人的精确度展现出来；我们仿佛在夏夜目睹维苏威火山从沉睡逐渐变得狂暴一般，见证着她的恶行不断滋生。他以无与伦比的技巧让我们意识到，在她那令人着迷的外表之下隐藏着的粗俗本质，以及在她那耀眼的魅力背后所显现出的卑微出身；同时，她那活泼的性格、欢快的举止、情绪与心情的快速变化，以及残忍与怜悯并存的态度，都显得如此自然。他对《岩石上的圣女》中那些出身高贵的女性，以及那三个性格相似却又各不相同的“悲伤姐妹”也进行了同样出色的刻画——这三人仿佛是从维罗内塞的画作中走出来的，却因孤独与长期被忽视而显得黯淡无光。他对锡耶纳女子玛丽亚·费雷斯也展现了极为细腻的刻画，尽管她实际上几乎就是朱莉安娜·赫米尔的翻版；而那位贵族妓女唐娜·埃莱娜·穆蒂虽然无耻、好色且毫无良知，却依然属于高贵的女性。他成功地展现了意大利女性的独特魅力——她们是地球上最优雅、最充满激情、最具有诱惑力的女性，但或许也是最专横、最无情、要求最苛刻的人。即便像伊波利塔这样邪恶的角色，也被德·沃盖称为“可爱的伊波利塔”，她的形象无疑会像《曼侬·莱斯戈》中的角色一样，成为后世珍视的宝贵财富。我担心，未来英国读者所能了解的他的作品可能只有《岩石上的圣女》而已，因为……

它已经消失了，但并不算低俗。其他作品无法被翻译成英文；而《岩石上的圣母》则未能充分展现作者的才华与实力。目前这仅仅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后两部分尚未出版。这是他作品中最为纯净、简洁且富有浪漫气息的作品，但恐怕只有少数人能欣赏得懂它，而且它完全缺乏前两部作品的优秀特质。它不像《无辜者》那样结构严谨，也不如《胜利》那样大胆深刻，更没有《愉悦》那样的精彩之处；它的叙事显得杂乱无章、含糊不清，很难理清情节脉络。该作品以片段形式出版，这种出版方式实在不明智，恐怕即使完整出版也难以与《无辜者》或《胜利》相媲美。事实上，一旦脱离了关于感官心理的主题，邓南遮的作品就会失去力量与色彩，变得支离破碎、毫无趣味，就像在这部最新作品中，奥多与安东内洛在林图尔诺的废墟中徘徊，在孤寂小溪的睡莲间游荡一样。

不过，尽管有这些缺陷，对于那些了解意大利某些生活状况的人来说，这个故事仍具有极大的魅力。我曾在偏僻的乡村里见过这样的古老宫殿，见过在贫困与无尽忧愁中长大的年轻女孩们，见过那些执着于早已破败的王位与消逝的信仰的父辈们，也见过那些毫无色彩、枯燥乏味、仿佛被囚禁般的日子——那种生活简直就像莎洛特夫人的一样，没人愿意抬头看看杏树是否已经开花。

这本短书的每一页都充满了意大利式的真实感，弗雷德里克·莱顿定会乐于为它们绘制插图。那些巨大的石阶、昏暗的拱门、喷水而出的巨型喷泉，以及午夜月光下随水花升起的幽灵；那些长满自生香草的干涸鱼塘，那些荒废却美丽芬芳的花园，那些装饰着壁画的巨大厅堂与房间，那些铺着大理石的地面；那些寂静的走廊，那些高耸如大教堂圆顶的天花板，那些褪色的挂毯，那些柔和的灰色尘埃，还有那种荒废、贫穷、庄严的氛围，以及这种辉煌所蕴含的无限悲怆与魅力——因为它是源于真正的艺术与真挚的情感，所以才会如此缓慢地消逝。

“曾经是英勇的贵族家族。”在这段关于蒙泰加家族三位女儿的奇特而简略的故事中，所有这些都被极为真实地呈现出来。她们所面临的命运、她们母亲身上的疯狂特质，也同样符合意大利的现实状况——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位母亲被抬着，坐在装饰华丽的轿子里，眼神呆滞，头戴黑发制成的头饰，面色苍白，双手镶满珠宝。在意大利，疯狂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几乎没有哪个贵族家族没有疯子成员。这类人通常被关在宫殿或家族别墅里的房间里，所有来访者都会礼貌地询问他们的状况，就像故事中的克劳迪奥询问唐娜·阿尔多伊娜的健康状况一样。意大利人通常对患有精神疾病的亲人很友善，也并不以之为耻，但这样的疯子会给那些孕育了他们、容纳了他们病痛的古老宅邸带来一种诡异的阴郁氛围，最终他们的棺材也会被安放在宅邸的地下墓室里。

或许在我看来，这个故事的内容比实际要丰富一些，因为我太了解其中所描绘的生活状态了；而故事中缺乏任何客观的趣味性，对自然与艺术毫无关注，也看不到其中所能带来的慰藉，这使得那种生活显得比实际更加贫瘠。邓南遮在描述居住在特雷詹托那座古老别墅里的家族时，就体现了这种思想的贫瘠与视野的狭窄。毫无疑问，他内心充满着古典艺术的记忆与对自然之美的深刻感悟，却不得不忍受那种冷漠、无知以及自我封闭的家庭氛围带来的痛苦。他肯定经常遇到人们无法理解事物的情况、无知的愚昧，以及那些封闭的心灵所带来的空洞与迟钝，正如他在以下文字中所描述的那样：—

“我们当时正在雷布尔萨附近。那条岩石链的尖峰呈断续状，沿着蜿蜒的索尔戈河向右延伸，一层层地通往卡拉恩山的巨大山顶。道路的左侧，地面平坦且起伏不定，就像海边的巨大沙丘；再往远处，则是一连串黄褐色的山丘，形状宛如沙漠中的骆驼。”

“看啊，看！”我喊道，又看到了一片银色的花海。“安东内洛，你难道看不见吗？”
他并没有用我的眼光去看那些杏树；他虽然也在看，但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或许是在思考我见到第一朵花时所感受到的那种童真的喜悦吧。不过，在这个荒凉而多石的地方，还有什么比这更美的景象呢？
“要是我姐姐们也在这里该多好！”奥多也喊道，我的快乐也感染了他。“哦，要是她们在这里该多好！”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遗憾。
“应该把她们带到有花开放的地方去。”安东内洛轻声说道。
“看啊，看！”我再次喊道，此刻，既然至少在他们这些封闭的心灵中也能激起一些共鸣，我便更加尽情地享受这份喜悦了。“奥多，我很高兴这些花是属于我的。”
“我的姐姐们也必须来到这里。”安东内洛叹息道，仿佛在梦中说话一般。
他那狂热的眼神似乎因为看到如此纯净的景象而得到了慰藉……
他们俩都有些困惑地看着我，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就好像突然被带到了一处令他们震惊却又充满美好感受的奇景面前。他们向我展示了他们的病痛，向我倾诉了他们的苦难，还告诉我他们来自那个忧郁的牢笼，也将会回到那里去；而我，则在这条向所有人敞开的道路上，邀请他们去欣赏、去庆祝春天——那个他们早已遗忘的春天，现在他们似乎在多年之后才第一次见到它，他们怀着恐惧与喜悦交织的心情注视着它，仿佛在看一个奇迹。

这样的表达方式，难道不就像杏花的花瓣一样精致吗？

今天，一位意大利学者在给我的信中确实相当准确地指出：邓南遮的写作风格中的做作成分恰恰剥夺了其作品的自由与真诚；当他描写杏树与夜莺时，并不会让人觉得这些事物对他而言是珍贵的，反而给人的印象是他只是在努力用尽所能的优美语言来描述它们。我的那位意大利来信者说：“他的风格就是他一生的全部追求，也是他作品中最令人着迷的部分；他对自然或人性几乎毫不在意，除非它们能成为他表达情感的工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评价，尽管有些过于严厉。邓南遮的作品中缺乏皮埃尔·洛蒂在创作时那种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他始终处于他所描述的事物之外，身上有着很强的表演意味。这让我想起我的一位朋友，他是伦敦的名人，曾邀请一群艺术家到他在伦敦的家中欣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当帷幕被拉开后，人们发现那件艺术品其实只是一个比例极为完美的裸体少女，她躺在黑熊皮制成的地毯上，以此衬托出她皮肤上的琥珀色、象牙色以及蓝色纹路。邓南遮将这样的主题置于恰到好处的光线之下，让世人观赏——但他对这一主题并无丝毫怜悯之心。这种做作风格在他的序言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非其正文之中。这些序言都是冗长、复杂且华丽的论述，充满了学究式的矫饰之词；在《胜利》一书的序言中，作者声称这部色情小说旨在加速并迎接“超人”的降临，面对这样的宣称，实在不禁要会心一笑。正如德·沃盖所承认的那样，此时我们真希望回到那种质朴的写作风格之中。在《愉悦》一书的序言中，他也承认了自己作品确实存在做作的问题，他谈到了“因繁琐复杂的写作技巧而带来的漫长而沉重的疲惫感以及厌恶之情”。这并非真正艺术家的言语，因为真正的艺术家在追求简洁这一目标的背景下，能在风格的优美与复杂之中找到与音乐家、画家、雕塑家在从事艺术创作时相同的满足感。风格应是艺术家创造激情的体现，它不应带来疲惫或厌恶，而应是满足欲望所带来的宁静喜悦。

不过，除了德·沃盖似乎没有察觉到的这种“过于精致”的缺陷之外——在许多意大利人看来，这一缺陷却是无可争议的——邓南遮的文风其实非常出色；尤其是当他用来描绘自然景象以及那些不受传统束缚的人物形象时，其文笔更是堪称一流。请阅读这段极为简单的文字吧，其中所展现的生动场景真是令人惊叹！这段文字选自《奥里斯帕与伊波利塔在赫米塔吉的居留生活》的前半部分。

“听到盘子的碰撞声，他问道：‘你饿了吗？’这个由细微的声音引发的疑问，以孩子般急切的语气提出来，让伊波利塔笑了起来。
‘嗯，有点儿。’她微笑着回答。两人一起看向橡树下面已经摆好的餐桌。再过几分钟，晚餐就准备好了。
‘你得满足于现有的食物了，’乔治说，‘这不过是些很简单的饭菜罢了。’
‘哦，有草药的话我就满足了。’
她兴高采烈地走到桌边，仔细打量着桌布、银器、玻璃杯和盘子，觉得一切都很迷人。那些装饰在精美白色陶器上的蓝色花朵让她像孩子一样开心。
‘这里的一切都让我开心！’
她弯下腰，看着那个仍然温热的圆形大面包，其金黄色的酥皮显得格外诱人。
‘啊！多香啊！’仿佛被新鲜面包带来的愉悦感驱使，她掰下一小块面包皮。
‘多好的面包啊！’
她那洁白的牙齿在咀嚼时闪闪发光，她那微微上扬的嘴唇也流露出满心的喜悦；从她整个人身上似乎散发出一种难得的清新气息。

那份优雅，以一种全新而出人意料的美感，吸引着她的爱人，令他惊叹不已。
“哦，多好啊！尝尝看，真是美味极了！”

还有什么比这寥寥数语所描绘的景象更生动、更简洁、更绚丽呢？
请看这幅极为逼真地再现了威尼托地区风光的画面：——
“时值午后。他沿着那些时而上坡、时而下坡的蜿蜒小路前行，最终走向海边的佩纳山峰。他好奇地注视着前方与四周的景色，但或许也带着些许刻意为之的专注，似乎想要理解这些简单场景中隐藏的深意，试图从中揭开那些难以捉摸的秘密。在海岸群山的怀抱中，一条小溪的水流通过用空心树干制成的简易水道，流过两座山坡之间的低洼地带。其他一些小溪则被凹形石板引导，为长满茂盛植被的耕地提供水源；在这些始终清澈荡漾的溪流上方，还开着一些美丽的紫色花朵；在他看来，所有这些平凡的事物都蕴含着深刻的生命力。所有的流水都顺着斜坡流向卵石铺就的海滩，流过一座小桥。在桥拱的阴影下，有一些妇女正在洗衣服，她们的动作倒映在溪水中。在碎石地上，还有更多的衣物被摊开，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洁白。小路上有个光着脚的男人，手里拿着鞋子行走。两个背着衣物的孩子边跑边笑。一位老妇人则把一张蓝色床垫挂在绳子上。小路边缘有一些白色的小贝壳，从贝壳中伸出脆弱的触须，向着光线伸展。上方的岩石上挂着一些像缠绕在一起的蛇一样的枯根。再往前走，有一座巨大的农舍，屋顶顶端有陶制的花饰。一架外置楼梯通向一个有顶的露台。两位妇女坐在楼梯旁纺线，亚麻纤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宛如黄金。可以听到纺车的转动声。另一位妇女则坐在窗边织布，她移动梭子的动作很有节奏感。”

庭院里，一头巨大的灰色公牛正躺着；它不时摇动耳朵，轻轻摆动尾巴，与飞虫作斗争。鸡鸭在它周围咯咯叫着、啼鸣着。再往前走，还有一条小河横跨道路；河水清澈见底，发出清脆而欢快的声响。

在另一处农舍附近，茂密的月桂树丛围成了一片果园。那些笔直、光亮的枝干静静地矗立着，顶端长满了闪亮的叶子。其中一棵月桂树上攀爬着常春藤，它用雪一般的花朵以及宛如婚礼面纱般的清新气息，温柔地覆盖着这棵月桂树。树下，泥土上满是露水，散发着芬芳的气息。角落里，一个黑色的十字架倚在树篱上，四周的寂静中透着墓地的忧伤气息。沿着小路走下去，会看到一段台阶，一半处于阴凉处，一半沐浴在阳光下；这些台阶通向一扇半开着的门，门的上方挂着两根橄榄枝作为装饰。最下面的台阶上，有个老人正在睡觉，他没戴帽子，下巴搁在胸前，双手放在膝盖上；阳光照在他的苍老的额头上。从半开的门里传来了摇篮的节奏声，还有轻柔的摇篮曲声，为他的沉睡增添了宁静。

还有什么比这更真实、更美妙的呢？想象一下，那位躺在石阶上的老人，与屋内那个看不见的年轻母亲——她正轻声唱着摇篮曲——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啊。现在，让我们以完全不同的风格和语气来描述奥尔维耶托吧：

一块凝灰岩耸立在忧郁的山谷之上；这座城市如此安静，仿佛空无一人：窗户紧闭，灰色的街道上长满了草；一只卡普钦僧侣穿过广场；一位主教从封闭的马车中下来，来到医院的大门前；一座塔楼矗立在白色且多雨的天空之下；时钟缓慢地报时；突然，在街道的尽头出现了一座用石头建造的奇迹——大教堂。

卢卡·西格诺雷利的作品不也正是通过这几行文字展现出来的吗？这里所体现的，已远远超越了技巧或风格的巧妙运用；这是诗人、画家所拥有的能力，他们能够一眼便把握整个世界，然后通过简单的描绘，让那些目光迟钝的人也能看到这个世界的种种面貌、各种暗示，以及它的过去与现在，还有坟墓与未来中的种种秘密。

再来看这幅截然不同的画面：—

“他发现了那些金雀花。在一片高地上，茂密的金雀花开满了花，形成了一层厚厚的金色覆盖层，将整个地面都染成了金色。有五位少女正在采花，把花装进筐子里，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她们的歌声和谐动听，音符彼此呼应。当其中一位少女唱到某个特别的段落时，她会将上半身从那片黄色的花海中抬起来，让声音更自由地从喉咙中传出，同时凝视着同伴们，而其他少女则用花束为她们鼓掌。

当她们看到那个陌生人时，便停止了动作，再次弯下身子去采花。黄色的花海中传来压抑着的笑声。乔治问道：‘你们当中谁是法维塔？’一个皮肤呈橄榄色的女孩惊讶且略带恐惧地抬起头回答：‘是我，先生。’‘你不是圣维托最出色的歌手吗？’‘不，先生，那不是真的。’‘那是真的！绝对是真的！’她的同伴们喊道。‘先生，请让她唱歌吧。’‘不，先生，那不是真的，我不会唱歌。’她笑着躲了起来，脸庞通红；其他人则继续取笑她。她身材矮小但体态优美，胸部丰满，仿佛充满了歌声。她有一头卷发、深色的眉毛以及鹰一般的面容，整体给人的感觉是野性而自由。经过最初的抗拒后，她终于屈服了。其他人抓住她的手臂，将她围在中间。他们的腰部都浸在开满花的金雀花中，周围还有蜜蜂飞来飞去。”

他们轻声哼唱着。
法维塔的歌声起初有些不稳定，但随着每个音符的发出，她的声音逐渐变得坚定起来。那声音清澈透明，宛如水晶一般，如同山泉般纯净。她唱了一小段歌词，其他人则齐声合唱副歌部分。他们将口型靠近彼此，仿佛用声音共同演奏一支乐曲；歌声在空气中起伏，节奏缓慢而规律，犹如诵经一般。
法维塔唱道：
“所有的泉水都干涸了，
哦，我可怜的爱人！
他因口渴而死去。
你曾经带给我的水在哪里？
我们为你送来了一个陶罐，
可罐子周围却环绕着金链！”
其他人则唱道：
“愿爱情永存！”
那是五月对爱情的颂扬，源自那些或许还不知道爱情之甜蜜、或许永远也不会体会其悲伤的年轻心灵。

或者看看下面这段描述——它不仅表达得极为优美，其对现实的描绘也极为准确。图利奥·赫米尔和朱莉安娜在莉拉别墅里聆听着那个春天里第一位歌手的歌声。
夜莺开始歌唱。起初，它的歌声宛如一阵悦耳的乐音，一连串轻快的颤音在空气中回荡，就像珍珠落在风琴的玻璃上。接着是短暂的停顿。随后，夜莺又开始了歌唱，那声音敏捷而悠长，仿佛是在展示自己的力量，也在向某个未知的对手发起挑战。
又是一阵停顿。接着是一段由三个音符构成的旋律，带有疑问的语气。这一段旋律通过一系列轻柔的变奏重复了五到六次，听起来就像是一支细长的芦笛所发出的声音。

他演奏了一首田园曲。第三次停顿之后，歌曲变得哀婉起来，转调为小调，宛如一声轻叹；那声音几乎就像呻吟一般，表达了孤独恋人的所有悲伤与渴望，以及那徒劳的希望。接着，他即兴发出最后的呼喊，那声音尖锐得如同痛苦的尖叫，随后音乐便停止了。又是一段漫长的停顿，气氛愈发阴郁。接着，人们听到了一种新的音调，那声音如此微弱、如此轻柔，似乎并非出自同一个人的喉咙；它类似于刚长出羽毛的鸟儿的鸣叫，或是麻雀的啾啾声。随后，这种微弱的音调以惊人的流畅性转变成一首急促的歌声，音调越来越快，持续震动着，最终形成激昂的音符，不断攀升，达到女高音的最高境界。歌唱者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歌声之中。他通过极短的停顿——一个音符还未结束，另一个音符就已接踵而至——在多变且充满情感的旋律中尽情表达自己的情感，这些旋律时而温柔动人，时而又震耳欲聋，时而轻快，时而又沉重；其间还夹杂着断断续续的叹息、哀诉与恳求，以及即兴创作的抒情诗句和强烈的呼唤。仿佛连花园里的植物也在聆听，天空也俯视着那棵老树，而那位肉眼看不见的诗人正从树顶倾泻出如此动人的歌声。花朵静静地、深深地呼吸着。西方天边还残留着黄色的余光。这即将消逝的黄昏景象实在令人忧伤。不过，这时已有一颗星星升起，它孤零零地闪烁着，就像一滴发光的露珠。

能够如此描写的人无疑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这段文字的魅力不仅在于其诗意，更在于其真实的描绘。夜莺的歌声会因年龄、种类（实际上有两种，即Luscinia Philomela和Luscinia Major）、气候以及是否感到安全而有所差异，但那些处于成熟期、在自己喜爱的花园里自在生活的夜莺所唱的歌声，恰恰就是这段文字中所描述的那种，而且其表现程度甚至超过了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达·安农齐奥对鸟类歌声的这种共鸣显得尤为奇特，因为意大利人几乎总是对这类歌声漠不关心，他们会冷酷无情地将这位美妙的歌手捕获，或者在他高唱“我胜利了！”之时开枪打死他。也许达·安农齐奥并不比其他意大利人更喜欢鸟儿本身，他只是热衷于用语言来描述它们罢了。当然，这么说也并无不妥。

他从未遭受过不公的对待，因此他的内心也从未有过丝毫的柔情。他没有“可悲的错觉”；不过有时也近乎如此。当女性们对他而言不再拥有那么强烈的身体魅力时，大自然那更为广阔而深邃的美或许会变得更加清晰，也更加令他珍视。不过也未必如此，因为意大利人很少能做到超然客观。

我的那位意大利通讯员有着精致的审美品味，他指出的那些做作之处确实存在，这些人为的痕迹破坏了他为大海所写的那些精彩篇章。那些篇章的确很美，也完全真实；但其中仍有一些矫揉造作的成分，一些过于复杂的表达方式。他最熟悉、也始终铭记在心的，是亚得里亚海——那里的色彩极为美丽，就像风和阳光洒在草地上的银叶一般，可惜除了我之外，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在《欢乐》一文中，他这样写道：“哦，九月里那美丽而清澈的海水啊！海水平静而纯净，宛如熟睡的孩童，静静地铺展在如珍珠般的天空之下。有时，海水呈现出孔雀石般鲜艳的绿色，而那些小小的粉红色船帆则仿佛是飘荡的火焰。有时，海水又变成深蓝色的，就像用于纹章绘制的群青色，还带有金色纹路，如同青金石一般；而那些彩色的船帆则好似天主教节日里举着的旗帜与长矛。还有时候，海水会呈现出一种金属般的光泽，或是银白色的色调，类似成熟柠檬的颜色，那种感觉难以形容且十分奇特。在这样的神秘海面上，船只缓缓滑行，渐渐消失，就如同天使的翅膀沉入古老乔托式壁画的柔和色彩之中。”

对他来说，大海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更是让他沉浸其中、满足内心渴望的源泉；它是一口能让他恢复健康、让心灵变得高尚的“青春之泉”。大海对他而言具有故乡般的神秘吸引力，他以虔诚的态度投入其中，就像一个弱小的孩子依偎在全能父亲的怀抱里一样。他从大海中获得了……

从中无法获得任何慰藉，因为从来没有人徒劳地向大海倾诉过自己的悲伤、欲望或梦想。

“所以，”丹努齐奥这样告诉我们，安德烈亚·斯佩雷利也是这么想的，乔治奥·奥里斯帕同样如此。但大海对两人的灵魂都无永久的影响力：一个人从对大海的凝视中回到充满享乐的生活；另一个人则将自己以及那个他曾狂热爱慕的女人一起淹没在海浪之中，而那只狗则在橄榄树下哀鸣，海水则轻柔地流淌着，仿佛在摇篮中摇晃着星星的倒影。

在丹努齐奥的作品中，只有一次出现了真正且充满渴望的悔恨之情，其真挚与自然毋庸置疑，它让作者陷入强烈的情绪之中，并展现出毫无雕琢的雄辩才华。那就是当克劳迪奥·坎特尔莫以愤怒的口吻谴责现代人对罗马的亵渎时——在这些段落中，他无需刻意便能展现出强大的表达力，无需练习就能做到雄辩滔滔，无论在表达悲伤还是蔑视时都极为真实。他的怒斥源自内心深处，其力量堪比那些曾在废墟中的论坛上演讲的拉丁演说家们。

“我在罗马生活了数年，那座本应象征‘拉丁血统在拉丁土地上统治下的爱情’的第三座罗马，我曾在那里看到新理想的璀璨光芒。我也目睹了那里最可耻的种种行为，以及那些玷污神圣场所的最淫秽的结合。我明白了那位亚洲征服者所采取的行动背后的象征意义：当他想要建立一座新都城时，他将无数人的头颅扔进撒马尔罕的喷泉里。这位聪明而残忍的暴君意在表明，在创造新的秩序时，必须进行无情的毁灭。”

“那艘载着马萨拉千人的船启航，只是为了让交换与贸易活动得到国家的保护！”

那是罗马城内破坏者与承包商们最为疯狂肆虐的时期。伴随着尘土风暴，一种贪婪的狂热、一种恶性的妄想蔓延开来，它不仅笼罩着商人、放债人以及从事砖石工作的工人，也波及到了那些本应继承教皇财产的人士——他们曾经从那些历经岁月侵蚀却依然坚固的石灰岩宫殿中，以轻蔑和厌恶的目光看待这些外来者。

那些曾在那里建立的显赫贵族家族，依靠裙带关系以及各派系之间的争斗得以延续和壮大，但如今一个个走向衰落，陷入泥潭，最终消失不见。那些经过数个世纪掠夺与奢侈生活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也被卷入了股市的投机漩涡之中。

而在那些曾经是贵族们休闲场所的草地上——就在上个春天，那里还开满了比草叶还要多的紫罗兰——现在则堆满了石灰和砖块，装满石料的马车在草地上发出吱嘎声，空气中回荡着车夫的咒骂声和监工的叫喊声。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那些残酷的施工正在不断摧毁这片曾经属于美丽与梦想的圣地。一场野蛮的暴风雪席卷了罗马，威胁着那些在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与美好。

就连斯基亚拉别墅里的月桂树和玫瑰树，那些曾无数个夏夜被夜莺歌唱的树木，也遭到了毁坏，或者被留在那些分配给商人的小花园里，沦为被亵渎的废墟。那些巨大的卢多维西式柏树、奥罗拉花园里的柏树，以及那些曾在歌德面前展现出庄严而神秘气息的柏树，如今也一根根倒下，它们那不堪回首的根系伸向苍白的天空，那些黑色的根系似乎仍承载着某种超越我们生存方式的生命之网。

就连阿尔巴尼别墅里的那些小巷子，那些曾经如同卡里亚蒂德雕像和赫尔墨斯神像一样看似永恒的地方，也笼罩在那片阴影之下。

一片被破坏者肆意毁坏后的景象。毁灭的蔓延无孔不入。在无尽的逐利斗争中，在贪婪与欲望的疯狂驱使下，在商业活动中的慌乱无序中，一切基本道德准则都被抛诸脑后，对过去的尊重也被彻底践踏。人们以盲目的狂热进行着利益争夺，毫无约束可言。锄头、铲子以及欺诈手段成了他们手中的武器。一周又一周，以惊人的速度，那些由砖石建造的巨大而愚蠢的建筑便在这片被破坏的土地上拔地而起——它们有着方形的孔洞，顶部有虚假的装饰线条，表面还覆盖着令人厌恶的灰泥装饰。就像一种巨大的白色肿瘤，在这座伟大城市的伤痕累累之处不断蔓延，逐渐耗尽它的生命力。

“日复一日，每当夕阳西下时，沿着博尔盖塞公园的林荫大道，我们就能看到那些身着华丽新装的人，他们是命运的新主宰，无论是理发师、裁缝还是制鞋匠，都无法抹去他们身上的卑劣印记。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骑着光亮的花马和棕色马匹，以响亮的蹄声来来往往；从他们傲慢的姿态以及那双贪婪而粗俗的手势，就能立刻认出他们来。他们仿佛在大声宣告：‘我们是罗马的新统治者，向我们屈服吧！’”

的确，他们就是罗马的统治者，就是那些曾经被先知和诗人比作尤利西斯之弓的罗马的当前主人。

我自己也写过类似的内容，但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夸张之词。而在弗兰卡维拉的加布里埃莱·邓南遮笔下，却绝非如此。所有热爱罗马并痛恨其现代破坏行为的人，都应由衷地感谢他写下这些文字，同时也应为我们无法将那些破坏者赶出被亵渎的圣殿而与他一同悲伤。这确实是他最大的优点——尽管他还很年轻，却有勇气抵制同时代人的思想倾向，拒绝崇拜他们的“神明”，看清并鄙视那些在现代生活中奴役众人的虚假科学主张。

通过学习积累起来的智慧，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偏见的。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们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沦为各种条条框框的奴隶，成为专业偏见的下属，因此能保持完全思想自由的人实属罕见。他既摆脱了宗教迷信——在如今这时代，人们很容易陷入宗教迷信；也摆脱了科学迷信——而这要困难得多，还会招来更多的非议与反对。在他关于乔尔乔内的研究中，他说出了在当今这个时代需要极大勇气才能说出的话：

“科学精神已经渗透到了我们这个世纪后半叶的人们心中。由于物理学和数学计算带来的惊人成果，人们一度认为，借助这些工具，就能揭开所有的奥秘、解决所有问题。但这种傲慢的情绪过后，取而代之的是失望与怀疑。他们不无道理地问自己：‘科学所承诺给我们的确定性究竟在哪里？’如果有什么确定性是不完整、缺乏可靠标准的，那恐怕就是自然科学所提供的那种确定性了。至于那些所谓的精确科学，有些像几何学，其基础不过是些武断的论断；另一些则像代数学，仅仅依靠推理方法，其确定性程度也就如同三段论的公式一样，多寡不定。”

这确实是对的，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认识到这一事实，那些信奉实验科学或精确科学的狂热分子仍然坚决否认这一点。邓南遮的思想拒绝一切束缚，它遵循自身的法则，这正是一位伟大作家应有的思维方式。我想，别人对他的看法对他来说根本无关紧要。他的教诲始终是：要保持自我的独立性，不必拘泥于各种条条框框，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要做大自然赋予我们的本来面目。他的道德观念属于最原始的那种；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根本没有道德观念，就如同那些躺在椰子树下晒太阳的南海岛民一样。

树木环绕着他，海浪冲刷着他赤裸的肢体。指责他不道德实在荒谬——在他看来，沉溺于感官享受与法维塔在金色灌木丛中歌唱、收割者享用紫葡萄酒一样，都是自然且正当的行为。然而，一种并不罕见的反常现象是：他对情感完全自由的追求，却伴随着在政治事务上渴望专制的倾向。他倾向于将力量神化。在他的文字中，有一两处能听到卡莱尔的影子，但在那些充满情欲自由与艺术放纵的表述之中，这些痕迹显得格格不入，实在配不上一位敢于反对科学伪善与学校束缚的作家。他仅仅因为某事物强大就加以崇拜，却忘记了这种力量其实是建立在弱者苦难之上的。的确，他所生活的环境中，那些源于革命崇高追求的真理总是遭到恐惧与误解的对待。科迪尼的倾向与观念，从这位诗人的雄辩之词以及哲学家的论断中可见一斑。他完全缺乏利他主义精神，正因如此，马志尼对他而言必然和托尔斯泰一样难以理解。在他眼里，人类大众永远只是卡萨尔博尔迪诺那种肮脏、狂躁、野蛮的群体。不过，即便没有仁慈之心，也总比那些对民众与君王都极尽谄媚之能事的作家要好；这比那种既自我崇拜又自我毁灭、既是自己的崇拜者又是自己的杀手的人性更显男子气概。他在蔑视人类这群“羊群”时，确实完全忽视了这群人中最卑微的个体所应享有的公正权利，但即便这种蔑视是错误的，它依然像亚得里亚海的海浪在东风驱使下拍打在礁石海滩上那样，充满活力与激情。他无所畏惧，也从不屑于进行那种卑劣的自我谄媚——而这正是现代政治与现代科学最令人作呕的特征。

“这就是你们的职责！”他向同时代人呼喊，如果他们想要抵抗时代带来的堕落影响，“就要捍卫你们内心的梦想。既然如今人们不再向缪斯女神的歌者献上爱与荣誉，那么诗人们啊，就用尽一切武器来保护自己吧！让你们的剑刃浸透最致命的毒药，让你们的讽刺作品充满腐蚀力，足以……”

它将穿透脊椎的精髓并将其摧毁。让那些企图给每一个灵魂贴上相同标签、让所有人的头脑都变得千篇一律的愚人，他们的愚蠢脑袋会被永远铭记在骨头上，就如同铁钉在制钉工的敲击下被敲成统一的形状一样。当听到那头“巨兽”的爪牙在人间的议会中叫嚣时，就让你们的笑声响彻云霄吧……捍卫他们所威胁的思想，捍卫他们所亵渎的美，捍卫你们先辈们所拥有的古老自由，以及你们后辈们未来的自由，抵御那些醉汉奴隶的疯狂攻击。尽管人数不多，但也不要绝望——因为你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文字。

文字确实是他手中的利器，是剑，是从神之杀蛇者箭袋中射出的箭矢。而在他那个时代，没有哪个国家比意大利更需要这样的利器、这样的剑、这样的箭矢，来消灭那些寄生在祖国身上的朝臣、高利贷者、马屁精、恶棍、野兽，以及那些像水蛭一样附着在祖国身上的“正义贩子”。这位意大利之子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所有那些对生活毫无秘密、对真理毫不畏惧的男女，都应该去阅读他的原著作品。他还年轻；终有一日，就像所有人一样，感官的快乐也会像夏天的玫瑰被秋风吹散一样消逝。希望将来他能迎来第二个创作高峰期，在那个时期，他的才华能够摆脱外来影响的束缚，不再受制于对华丽辞藻的追求。才华就像河流的源头，会呈现出它发源地的色彩；只有当它发展到最旺盛的状态，流速达到最深时，才会变得清澈透明，只反射出天空的色彩。愿这样的未来属于他，愿他能更充分地实现自己用崇高语言表达过的理想。

“艺术！这才是永恒不衰的激情，甚至是不朽的；这是众人所无法理解的纯粹欢乐之源；这是能使人变得如神一般的神圣事物。既然已经尝过这种滋味，他怎会再去饮用别的‘酒’呢？[3]既然已经体验过这种狂喜，他怎会再去追求其他的快乐呢？当他的感官曾经被那种最崇高的感知力所激发——那种能够洞察无形之物、触碰不可捉摸之物、揭示大自然最隐秘秘密的感知力——他的感官又怎会堕落到最低级的欲望之中呢？”

就以这些他迄今为止所写过的最具深意的话语为结尾，我暂且与他告别吧。

二
乔治·达里安

在所有国家中，法国依然是最能说出真相的地方。蒙田与莫里哀的祖国总是最先认可那些敢于揭露社会弊端、用批判之剑刺向这些弊端的才子们，并给予他们荣誉。尽管《比里比》一书中那些骇人听闻的揭露在最初出现时遭到了官方的阻挠与压制，但这本书最终还是战胜了这些阻碍，将其光芒带入了军事统治与压迫的黑暗角落。在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这样的作品早就被罚款、流放或没收所阻止；在俄罗斯，则根本不可能出版；而在英国，对作者来说，出版这样的作品所带来的代价，就如同维泽特利为出版左拉的作品而付出的代价一样沉重。唯有在法国，由于高卢精神始终赋予的文学自由，这些关于最可怕现实的描述才能畅通无阻地流传开来，无论政府与法律如何试图加以制止。

有人认为，乔治·达里安作品中的种种指责其实是对法国的诋毁，因此作为一位爱国者兼前军人，他本不应将这些内容公之于众。但这其实又引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有才华的作家是否应受爱国主义或其他顾虑的束缚而隐瞒真相？还是说，他应当不惜一切代价，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揭示他所认定的真相？我无需说明自己赞同哪种观点。人类思想所能取得的真正进步，都是通过自由思想的表达，以及对其被时间、惯例和偏见所掩盖的恶行的无畏揭露而实现的。在这个口头上宣称自由、但实际上却从未拥有过自由、甚至根本不明白自由含义的现代世界中，有两种日益强大的专制主义如沉重的冰层般笼罩着人们：科学专制主义与军事专制主义。关于前者，在此无需多言；至于后者，它在整个欧洲正逐年加剧。

自1870年至1871年的战争以来，这种情况一直令所有公正的思考者感到忧虑——它带来了人民的贫困、青年与成人的苦难，以及沉重的财政负担，以至于各个阶层都为此而呻吟；同时，每个国家都生活在持续的焦虑之中，他们怀疑邻国，时而傲慢地冒犯它们，时而又因感受到自身的弱小而卑躬屈膝。任何能够揭示当前军事专制现实的内容都是宝贵的，无论它多么令军队和政府反感，都应受到欢迎；尤其是那些来自亲身经历过相关事件的人所写的文字，他们并非凭想象，而是基于记忆来描述这一切。

乔治·达里恩就是他所描述的那种人：尽管他并未违反任何法律，却被视为最恶劣的罪犯。在《比里比》和《卑微的心》两书中，乔治·达里恩以第一人称写作，实际上是在记录自己的一部分自传。他在后一本书中是个十岁的男孩，与前书中的年轻主人公一样；而在前一本书中，则是一名志愿兵，相当于第41炮兵连的二等炮手。正因如此，这两本书才具有那种直率、简洁且充满力量风格的特点，这也是这两部作品的显著特征。它们充满了生命力。读者或许会厌恶它们、恐惧它们以及其中所揭露的真相，但终究会被它们打动，从阅读中获得唯有现实才能带来的震撼。这些文字充满了那个坚强之人的血泪——他意识到自己无力唤醒自己的时代、改变人类；他知道自己的声音就像在荒野中呼喊的先知之音，在满是枯骨与流沙的沙漠中回荡。没有什么痛苦能比看到真相却无法改变它，知道他人的救赎就在其中，却只能徒劳地向充耳不闻的人讲述，将生命的甘泉献给因傲慢、残忍和愚昧而紧闭的双唇更令人心痛了。

“比里比”这个名称对于这样的主题来说似乎太过轻巧，听起来像是个玩笑；但实际上，这是个极其残酷的笑话，就像骷髅在绞刑架周围跳舞一般可怕。事实上，“比里比”是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士兵和当地士兵对法非军队中负责执行惩罚任务的部队的昵称——这是一个用来戏称地球上最可怕的地狱的俚语。在任何军队中，哪怕是最优秀的军队里，都存在着各种折磨……

在最为和平的时期，这类苦难也绝不可能被高估；而它们恰恰因为几乎总在沉默中承受、被当权者忽视，才显得更加可怕。偶尔会有人站出来发声，极少数情况下，一些比平常更为残酷的惩罚或不公行为才会暴露出来，从而引发公众的愤怒。《Biribi》便是从那些封闭的牢狱中传出的为数不多的声音之一——在那里，那些无人关心、无人怜悯的人们的生命被折磨得支离破碎、血肉模糊。乔治·达里安的文学才华极具独创性，他的风格独一无二，其叙事方式也与其他人截然不同。他没有任何现代派的特点，只有那种绝望的情绪；他的文字有力、强烈、粗犷；他不追求华丽的辞藻，也不刻意营造效果，只是凭着自己的感受来写作，大胆而充满激情，其雄辩之处源于简洁与真实，更得益于他对各种文学作品及人性的深刻理解。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天主教徒，母亲是加尔文主义者，幼年时便因宗教冲突而饱受折磨。后来他游历了许多地方，见识过最底层的阶层以及最艰苦的生活环境；虽然年纪尚轻，但却拥有极为丰富的阅历。他确实拥有非凡的才能，可惜至今仍未得到应有的认可，因为他挑战了同代人的偏见和既得利益，而在法国，偏见与既得利益依然根深蒂固，阻碍着许多事物的发展。此外，他也不屑于迎合那些希望以故事形式来阅读书籍的读者。如果按照大多数人的理解，把故事视为某种爱情故事的话，那他确实没有什么可讲的。《Biribi》是一部关于一个反抗者生平的残酷而可怕的记述；而《Bas les Cœurs》则是一个男孩对“恐怖之年”经历的简单记录。这两部作品里都不存在任何浪漫的元素。这一事实使得只有那些能够欣赏那种无需依赖浪漫元素、仅凭出色的描写能力和对人物性格的分析能力来展现故事的技巧的读者，才会喜欢上这些作品。就对文学卓越性的追求以及作品的和谐性而言，我认为《Bas les Cœurs》要优于《Biribi》。这部作品从当地一个家庭的视角，讲述了普鲁士占领前后凡尔赛发生的种种事件，叙述得极为自然，让读者能以极大的兴趣跟随故事的发展，始终被深深吸引。

历史上那些最悲惨、最重要的事件，竟以如此令人惊叹的方式呈现在一个十岁男孩的脑海中。他用刻针描绘凡尔赛城的日常生活与街景时所展现出的冷静与精准，与他在描绘非洲行刑队遭受折磨的场景时所使用的浓烈色彩和粗犷的炭笔线条形成了奇特的对比。这充分体现了达里安天赋的多样性——与《Biribi》中那种充满暴力与狂躁氛围的作品相比，《Bas les Cœurs》中所呈现的则是克制而细腻的讽刺手法：前者是维列沙金式的战画，画面中满是满身污秽、气喘吁吁的人物，仿佛整幅画都在为战争呐喊，鲜血四溅；后者则是梅索尼耶风格的静物画，精致完美、尺寸小巧，却能带来无尽的联想，其细腻程度堪比针尖，残酷程度则如同蛇舌一般。毫无疑问，达里安是个残忍的人；但他的残忍源于内心深处无力的愤怒，以及他的祖国、他所处时代、他的同胞们以及他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所引发的无力感与蔑视之情。普通人的冷漠与愚昧让他充满怒火；他渴望像参孙一样摧毁这个世界的“圣殿”，全然不顾自己会因此被柱子与屋顶压垮。那些信奉既定教条、陈规陋习以及不容置疑的准则的人，根本不配阅读这些书。他们只会看到其中对他们所崇拜之神的亵渎；因为这位作家根本不适合那种自满自足的庸俗风气，那种总是歌颂自己的“主”的风气。对于那些拥有才华与知识的小说家来说，像在《La Débâcle》的可怕篇章或《Attaque du Moulin》那令人心碎的描写中那样展现战争其实并不难。但要描绘战争对那些毫无特色、平凡无奇的人们的影响，同时还能让读者持续关注在一场可怕的民族灾难中某个普通家庭里发生的一切，那就困难得多；尤其是当读者本应因受难者身上体现出的高尚情感而产生的同情心被刻意忽视，而书中所描绘的动机与情感仅仅是卑鄙、自私且悲惨的，唯有那个年幼的叙述者除外——他的童真智慧正逐渐被唤醒……

他周围的人都是卑鄙之徒，而他那天性诚实且热爱祖国的心灵，一旦意识到家人与邻居们的卑劣与懦弱，便会充满羞愧与痛苦。在我看来，最出色的文学才华体现在于：能够完整地保留年轻观察者那纯真的天性，展现那种模糊的感知、逐渐觉醒的理解力，以及面对周围种种恶劣现象时逐渐产生的恐惧感——因为在这个腐败不堪的环境中，他的心灵依然保持着本能的忠诚与正义。以下便是这种写作风格的示例：—

“远处树林里传来喊声。
‘啊，我可怜的孩子！’姑妈哭着说，‘战争真是件可怕的事情！’
我那可怜的莫罗姑妈看起来十分虚弱、憔悴。看到她那张消瘦的脸和像骨架一样的手，我感到心如刀绞。她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以我的年纪，’她低声说道，‘面对这些事情实在难以承受。’
不过，她还是向我保证德国人并不算太残忍。驻扎在她家的那些士兵的指挥官，虽然外表粗鲁，但倒也不无礼貌。
就在这时，那位军官带着他的部下回来了；他的高跟鞋在前厅的砖地上发出响声。他打开了我们所在的小房间的门。
‘夫人，不必担心，’他对姑妈说，‘您听到的枪声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个伐木工，我们在他屋里发现了武器，所以才开枪打死了他，仅此而已。’
他敬了个礼便离开了。姑妈浑身一颤，脸色变得苍白，双眼紧闭，头靠在椅背上。她晕倒了。我叫来了她的仆人，她立刻赶了过来，同时厨师和另一个仆人也来接我了。三个女人试图让她恢复意识，但她仍然非常虚弱。”

再次恢复意识时，他们已将她送回房间。她为自己昏倒而感到难过。
“当我亲爱的小让来看我时，”她低声说道，“是因为想到了那个可怜的伐木工……”
我离开她时，她浑身发抖，如同树叶般颤抖。
从祖父家来接我的热尔曼让我稍等片刻，她说有祖父要转达给普鲁士上尉的消息。那名军官正在菩提树下来回走动，一边抽烟。我听到他粗哑的声音回应道：“告诉你的主人，我会在这里等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回到祖父家后，我急忙走进餐厅想要询问老人，但热尔曼抓住了我的胳膊。
“您不能打扰先生，他正在和别人谈话。”
透过半开着的门，我看到了那个人。他穿着农民的衣服，但看起来并不像农民——他的大帽子戴得太过优雅，那件破旧的蓝色衬衫也与他高贵而精致的容貌不相称。他是自由战士中的军官吗？还是法国间谍？我的祖父是在传递信息还是接收信息呢？他是否真的在计划突袭普鲁士人，就像我所希望的那样？我询问热尔曼，她对我的担忧感到惊讶。
“那个男人？他想见市长，因为德国人把市长关进了监狱，所以他才被带到这里。让先生，不必为他担心。”
我听到门关闭的声音，显然，那是那个陌生人离开了。
祖父来到我身边。
“那么，你的姑妈怎么样了？”
我把发生的事情以及那个伐木工的故事以及它对姑妈的影响都告诉了他。

“啊！真遗憾！——哼，哼！——我得去看看她。热尔曼，把我的斗篷拿来。”
“我要和你一起去吗，爷爷？”
“不用了，没必要。我半小时内就回来。”
二十分钟后他就回来了。
“你看，我确实说到做到。我可是加急赶回来的，对吧？”
“我姑妈好些了吗？”
“你姑妈？嗯……是的，好多了。”
晚餐后他对我说：“你本来应该后天回去的，但由于我明天一早就要去凡尔赛处理公务，所以就带你一起去了。你失望了吗？”
“有那么一点。”
“唉！以后还有机会补偿的。你可以再过来住几天，把那些功课都抛到脑后吧。”
我笑了。我想自己一定是看错了。我看到的那个人肯定只是个农民而已。如果今晚马乌西要发生战斗的话，我的祖父不可能这么开心。不过，在上床睡觉之前，我还是望向了远方，躺下后则竖起耳朵倾听任何声音。整夜我都无法入睡，只能不停地听。突然，有一只手触到了我的肘部。我惊叫着坐了起来。热尔曼则笑了。
“怎么了，让先生？是在做梦吗？”
我惊讶地环顾四周。已经是白天了。
“快点起床吧，巧克力已经准备好了，主人正在等着呢。”
半小时后，我们离开了房子。当我们走到通往凡尔赛路的街道尽头时，一队端着刺刀的普鲁士士兵出现在那条路上。我的祖父粗暴地抓住我，把我推到篱笆后面的灌木丛下。我从树枝间望去，那些普鲁士士兵正快速行进着。

在他们中间，有一个男人被绑着双手前行。我看见他戴着宽边帽，面容苍白而傲慢，穿着一件旧的蓝色衬衫——那就是昨天那个男人。我一眼就认出了他。

“爷爷，那是谁？”

“呃！谁啊？不过是某个普鲁士巡逻队从沟里抓来的流浪汉罢了。普鲁士人对过路人可很严厉……最好别卷入这种事情里——我的意思是……”

“我确定爷爷在撒谎，我有这种感觉。他为什么要撒谎呢？他们要把这个被绑着的人带到哪里去？为什么还要逼我躲在树丛里？村子的后面传来一阵响亮的枪声。”

“爷爷，爷爷，你听到了吗？”

老人脸色铁青。

“是普鲁士人在练习射击——他们每天早上都会这么做，这是他们的习惯……”

他的牙齿不停地打颤。

再来看看关于军队前往前线的描述：

“今天，最后一支驻扎在这里的军团也要前往前线了，那是一支正规军。”

“莱昂和我正在集市上等待，打算跟着士兵们一起去火车站。”

“军队的离去真像一部史诗。我从未有过如今这样的感受。空气中弥漫着战斗的气息；盛夏的阳光照在枪管上，反射在军装上，让人心潮澎湃。炮兵部队行进时，大地都在颤抖，那些沉重的弹药车带着铁制轮子，震得石头都动了起来；青铜大炮的炮口则张开着，仿佛随时都会喷出死亡之火。”

乐队演奏着战斗的乐曲，人们高唱《马赛曲》；肩章上的金色饰物以及制服上的蕾丝在灯光下闪闪发光；旗帜在旗杆上飘扬，旗杆顶端还有展翅的鹰；冲锋士兵的鞋子则像银色的新月一般闪耀。人们能感受到一种强大的战争气息，在这些即将面对战斗的铁血之躯之上翱翔。血液在血管中沸腾，那种紧张的情绪吞噬着人们，于是他们喊得越来越响、越快，只为不让自己发疯。

今天是集市日，广场上挤满了前来出售蔬菜和水果的乡下人。他们的摊位设在各种树木下，有的还占用了人行道。我们站在一个卖沙拉的女人和一个卖洋葱的老人之间，老人正四肢着地趴在装洋葱的筐旁，因为每隔一会儿就有一个洋葱从筐里滑落，滚进排水沟里，除非他及时阻止。为了一个洋葱竟如此费心，真是个奇怪的老人！啊！又有一个洋葱掉了！老人急忙去接，但一名穿着靴子、戴着马刺的军官踩在了那个洋葱上，结果自己滑倒了。卖洋葱的老人立刻摘下帽子：“哦，先生！万分抱歉！”

那名军官站起身来，抓住马鞭的末端，用尽全力击向老人没有戴帽子的头部，老人顿时向后倒下，鲜血溅满了他的洋葱筐。 “部队来了！”莱昂大声喊道。

街那头传来了乐队的声音，我们朝那边跑去。“你看到那个可怜的老人了吗？”我问道。“看到了。他活该如此。想想看，要是被那名军官踩中了，他的腿可能会断掉吧？”我没有回答，只是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那些与我们一同行进的士兵们。

士兵们并没有完全保持一致的步伐——有激动之情，有战斗的兴奋感，有击败普鲁士人的喜悦，也有离开所爱之人的悲伤——种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我旁边还有一名受过勋章的老年士兵，他的步伐十分不稳。

那名年轻的军官还很稚气，几乎没长胡子，每隔一会儿就会把火枪架在老人的肩上。士兵们与军官们之间如此和谐相处，实在令人赞叹。那位留着灰白胡须的上校在人们为他欢呼时用剑行礼；前排的一名号手则将一大束玫瑰花插在自己的号角上，就像神父捧着圣体一样举着它。还有些花束被插在火枪的枪管上。在成堆的背包下，酒瓶的瓶塞露了出来；几只狗则躺在马车的粮食袋上，人群也为这些狗欢呼。所有的农民都挤过来观看，向这支军队鼓掌致敬。在街角的药店前，一群年轻人不停地挥舞着帽子；药剂师则挥动着他的白色手帕；在他身后，我看到了那个卖洋葱的老人穿着蓝色衬衫，他静静地躺在地上，无人注意。突然，音乐声响起，是《马赛曲》。“来吧，祖国的孩子们，荣耀的时刻到来了！”哦，这一切真是美极了！士兵们排成队列，民众们则一边呼喊、一边为他们送行至车站。透过车站大门的栅栏，一名士兵把他的水杯递给我，让我去大门前的酒铺里倒酒给他。“等等，这是钱。”但我并不想要这位勇敢士兵的钱，我口袋里有一法郎，可以为他付酒钱。我立刻跑回去。“谢谢您，年轻人，”士兵说，“这可能是我最后喝到的酒了。”“最后？”莱昂脸红得像火鸡一样，他能激励一名战士的斗志，让他感到无比自豪。“最后？啊！等您胜利归来后，我们会给您大量的酒喝的。”

围在我们周围的镇民们欢呼起来。那名士兵则怀疑地摇了摇头。“还是谢谢大家吧，”他悲伤地说。他似乎对胜利并不抱太大希望。“你怀疑我们能取胜吗？”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时，莱昂厌恶地说道，“带着如此低的信心就离开城镇前往边境！我愿意付出一切——哦，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要能长大去打败普鲁士人。亲爱的让，那个士兵真没有良心！”“我不确定。也许那名士兵并不把这次作战当作一场轻松的娱乐活动。也许他比我们看得更清楚？也许吧？许多我以前从未想过的事情此刻涌入我的脑海中。”

几天后，塞丹战役结束后，让看到德国人进入了凡尔赛。“他们来了！”那些负责检查通行证的士兵从城门飞奔而出时喊道。他们经过我身边时粗暴地推了我一下，他们极度的恐惧也感染了我。我跟着他们跑，但当我跑到大道另一边时，看到有五六个好奇的人停下了脚步，躲在树后。如果他们愿意留下来看，那我为什么不能呢？我也躲到一棵树后面，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即将发生的一切。在距离城门五十码远的路上，有十几名骑兵正缓步前进。他们在那些检查通行证的士兵面前停了一下，然后分成两列进入城镇，马蹄几乎要碰到路面了。“是乌兰骑兵！”我身后有人说道。啊，我激动地想，那就是乌兰骑兵！他们渐渐靠近我们，手枪已经上膛。他们从我身边经过时，我吓得差点摔倒；我的指甲紧紧抓住遮住我的那棵树的树皮。那些骑手浑身是血，他们长矛上的旗子上有血，马匹的膝盖上也有血。

他们穿着破旧的制服，其中一个人的额头上还有一条被鲜血染红的白色亚麻布带。啊！真是可怕！我想要逃跑——我真的想逃走，但根本不可能。在我面前，是那些缓慢行进的德国人，他们用锐利的目光扫视着左右两侧的街道。在他们后面，是一队队黑压压的士兵。可以听到他们的脚步声，还能看到头盔上的尖刺、火枪的枪管、比手鼓稍大的小鼓，以及正在吹奏进行曲的短号。在这些鼓手和吹笛手之后，是身着深蓝色制服的士兵们，他们的靴子露出裤子外面，火枪竖直扛在肩上，斗篷则被卷起。

“那些满身尘土与泥浆、脸上沾满火药、制服破烂不堪的士兵——他们无疑今天早上刚刚参加过战斗，又进行了长途行军——却依然保持着极其整齐的队列排列，从队伍的最前端到最后端，每一步都保持着一致的节奏。”

“他们不断前进，似乎永远没有尽头。我的恐惧几乎消失了。我此刻正站在那棵可以遮蔽我的树下。鼓声和短号声渐渐停止，取而代之的是一支乐队在前方演奏的音乐。他们演奏着战斗进行曲、战歌。从已经抵达凡尔赛宫的最前部队，到刚刚离开谢斯奈的最后一支队伍，整个军队中都响起了胜利的欢呼声，这些声音盖过了铜锣的响声。那胜利的歌声随风飘荡。那是《马赛曲》——就是我们军队出征边境时所演奏的那首歌，那首能让所有法国士兵变得无往不胜的歌曲。当年，当我们坚信自己必胜之时，我也在巴黎到柏林的道路上插满了三色旗，那时我也唱过这首歌！”

“现在，炮兵部队也跟上了；那些装在蓝色炮车上的黑色大炮，还有步行或骑马的炮手，他们头戴带有铜球装饰的头盔。大炮的口部插着鲜花，周围还缠绕着常春藤和绿枝。骑兵们则跟在炮兵之后——有龙骑兵、胸甲骑兵、轻骑兵……”

他们的靴子是白色的，上面还有死神的图案。接着是马车、货车、装有梯子的车辆以及行李车……顿时，我的心感到一阵恶心，仿佛停止了跳动。在最后几辆货车的车轮后面，我似乎看到了某种红色布料。没错，那就是我们的红色布料——那是我们的士兵。在两排端着刺刀的普鲁士人之间，我们的俘虏们手无寸铁地行进着，他们肮脏、破烂、凄惨，还充满了羞愧。他们至少有两百人，我竭力注视着这些注定要在德国要塞中腐烂的同胞。

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一部当代小说能像这些文字那样，如此精准、生动地描绘出重大时刻下的景象、人们的情感以及街头生活，其用词简洁，情感表达深刻动人。

这段描写中蕴含的持续而尖锐的讽刺与谴责，尽管始终局限于一个男孩的观察与经历范围之内，却堪称完美。由于孩子理解能力的有限，他的叙述中所体现的讽刺意味反而更加锐利。普通读者绝不会原谅那些被描绘成这样的角色——比如那个高喊“振作起来！让我们发誓捍卫祖国的神圣土地！”之后却接受普鲁士人的命令，在自己的木材厂里加工木材，为围攻巴黎的敌人提供燃料的巴尔比埃；或是那个大喊“背叛自己国旗的士兵？就让他像狗一样去死吧！”之后却光着头、弯着腰为巴伐利亚军官出售雪茄的勒格罗。这就是人性：被商业、现代教育以及低俗的媒体所扭曲的人性。但巴尔比埃和勒格罗也绝不会原谅那些这样描绘他们的人。对于有人指责他总是选择这类人物进行描绘，达里安无疑会回答说，如果这些人才是他所能遇到的，那也不是他的错，因为他无法选择更优秀、更高尚的人物。他是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有勇气展现他所看到的现实。

《可怕的岁月》给这位作家的童年蒙上了阴影，只要他还在世，这种阴郁的氛围就会一直伴随着他。即便法国本身忘记了这一切——但愿上天不要让这种事发生——他也不会忘记。他的灵魂早已浸透了冥河之水。

无疑，会让他失去大量读者的，正是他几乎完全缺乏对人类的同情心，或者至少不愿表达这种同情。他极少流露出任何怜悯之情。他对人性的种种表现都毫无怜悯之心。他看到的是——而这一点往往因为软弱或策略原因被作家与思想家们忽视——绝大多数人既非殉道者也非英雄，既非受害者也非暴君，他们只是数量庞大、但在精神与道德层面毫无价值的一群人，一心只想着各种形式的自私与利益追求。将普通人视为值得祝福或诅咒的对象，或许是一种错误，尽管这种观点因习惯与才华而得以流传。但提出这种观点的作者，永远无法得到占世界人口十分之九的那些平庸之人的原谅。达里安如此看待问题，并在作品中加以展现，正因如此，他的作品才会让那些无法接受这种真实而勇敢的视角的普通读者觉得沉闷压抑。

当然，在整个新闻界，对于那些令人不悦且尴尬的揭露与描述，人们总是会指责其夸大其词。但可以肯定的是，作者的描述并非夸大或捏造；最近对阿尔及利亚军队中人员死亡原因以及秘密军事审判后处决情况的调查，也证实了《比里比》中所述内容的真实性。事实上，正如我所说，法国政府非常担心这些内容会对公众舆论产生影响，因此虽然没有禁止这本书的出版，却禁止在街道上张贴书中描述的事件的彩色漫画。在所有国家，当局都把民众当作孩子对待；而孩子只有在被蒙住眼睛、脚被束缚时，才会乖乖地按指示行事。

不过，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更关注的是它们的文学价值，而非政治或军事方面的内容。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相当高，风格独特且富有创意。《Il vous empoigne》便是如此——读他的两部作品时，无论我们是否为其中那种冷酷的蔑视与激烈的愤怒而感到痛苦，都无法否认其勇气与才华。这些作品有时简直坚硬如石，足以压垮那些病弱之人……

那个昏厥的士兵被拖过来，绑在骡子的尾巴上。他们有时会像那些袖子上带有三条纹路的正规刑讯者一样残忍，将那些被堵住嘴、捆绑着的囚犯扔到燃烧的沙地上。他们总是如此可怕，因为记录下这些事情的人本身就经历过种种恐怖的经历。《Biribi》的作者亲自经历过那些被这个看似轻松的词所掩盖的残酷折磨，因此说这并非背叛信任。经历了此处描述的种种场景与痛苦之后，人的血液绝不可能还是温顺的。“仇恨就像子弹；咀嚼它，就会自我毒害。”在这种军事制度之下，其受害者们只能产生仇恨——那种暴力、无情且永恒的仇恨。

“一名年轻的士兵，一名新兵，一名骑兵，就在部队即将前往突尼斯之际丢失了两发子弹。”
“下士把这件事告诉了指挥官，指挥官沉默地望着他。男孩卢帕特用一种动物面对即将击中它的棍棒时的眼神看着他，他不知道该如何逃脱。”
“在经过突尼斯时，下士对他说：‘我们会把你留在这里。这样就能让你知道不能卖掉自己的子弹。’”
“男孩明白了。军事法庭会以偷窃罪判他刑罚，一个年轻人仅仅因为丢失了两发国家配发的子弹，就要承受难以抹去的耻辱！第二天凌晨四点，号角声响起，天还处于黑暗之中。五点差二十分钟时，全连士兵背着背包，在穿过营地的道路上列队。号角声响起，每个人听到自己的名字后都会回答‘到’。”
“‘有人失踪了吗？’”
“‘有，卢帕特，长官。’”
“‘卢帕特不在吗？’”
“‘是的，长官。’”

“那个混蛋！他趁夜逃走了，想躲避军事审判，但我们会找到他的。继续搜查吧。还有其他人失踪吗？”
“看那儿！”一名士兵指向体育馆。所有人都朝他指的方向望去。在门廊下，左侧的巨大横梁上，有一具尸体正挂在绳子上，浑身漆黑。
一名中尉立刻跑过去，爬上横梁抓住那具尸体，又松手，然后回来报告。
“死了？”指挥官问道，“是卢帕特吗？”
“他已经凉了。”
“那个混蛋！”上尉再次怒骂道。“好吧，他自己给自己讨来了报应。右翼，前进！”
我们挤进那些开往突尼斯的火车车厢里。透过车门缝隙，我看见下方很远的地方——已经相当遥远了——有一个黑色的小身影在风中摇晃，就像挂在绞刑架上一样，只有初升的太阳光照亮着它。
另一名士兵巴尔诺克斯被同伴给了些酒喝。他正和自己的战友们一起喝酒，这时一名中士进来，发现了这一违规行为，便将犯人带到了指挥官面前。
巴尔诺克斯拒绝说出给酒的人是谁。上尉命令给他戴上镣铐。他们把他双手反绑在背后，脚踝也用链条锁住，然后把他扔在营地的沙地上。因为他痛苦地呻吟，他们就用脏布堵住他的嘴，还用绳子把他的下巴绑在头上。他就这样被绑着度过了一整夜。到了早上，当换岗时，他们发现他已经死了——是被堵住的嘴弄死的。

“还有那家医院的恐怖景象——那些令人们极度恐惧的地方，他们宁愿撕掉伤口上的绷带，或用碎玻璃割断自己的血管，也不愿活着走进去。
那些赶骡人把我们带到一个用作诊所的巨大帐篷里；里面有一些架在支架上的木板，还有装满浑浊红水的巨大桶子。
‘你看到了吧，’帕洛特说道，他凭着临死前的直觉猜出了那些木板的用途，‘那将是我最后的床铺了。’
一名穿着脏兮兮围裙的助手示意我们进去。
那个巨大的帐篷简直糟糕透顶：它被风雨不断摧残，空气在其中肆意流动，地上则扬起阵阵尘土。那里只有大约二十张铁床，除此之外还有一堆床垫，人们就蜷缩在那些床垫上。床单根本不够用，他们只好让病人们起身，把位置让给帕洛特，医生则为他把脉。
‘完了，’医生咬着牙说道，根本不在乎帕洛特是否听到他的话。
至于我们其他人，则只能睡在地上那些满是害虫的床垫上；他们只给我们扔些被前人呕吐物弄脏的覆盖物。
这所医院真是糟糕至极！日子过得如此疲惫，唯一的陪伴就是那些被痛苦折磨得精神失常的人，他们发出的惊恐与痛苦的呼喊声不绝于耳！当你在这个充满污秽与苦难的肮脏地方感到厌恶与绝望时，拖着颤抖的身体走到阳光下，你会觉得无比虚弱、精疲力尽、无助至极，甚至无法迈出一步。你坐在酷热中，尽管气温很高，却仍感觉寒冷；牙齿不停地打颤，身体则被汗水浸湿。到了晚上……”

不得不回到帐篷里，度过那些可怕的夜晚——被可怕的噩梦所困扰，被那些模糊不清、形影不定的恐怖事物所吓倒，它们仿佛要扼住你的喉咙，让血液在血管中凝固。哦！那些可怕的夜晚，你会看到垂死之人用萎缩的手指试图掀开身上的覆盖物，试图抬起他们那因痛苦而憔悴的脸庞，而他们的脸则被黄绿色的灯光照亮！“在这些夜晚里，那些即将死去的人紧紧抓住覆盖在身上的破布，因愤怒和恐惧而尖叫，仿佛看到了敌人正在向他们袭来！在这些夜晚里，还能听到年轻的帕洛特那孩子般的啜泣声，他处于极度痛苦之中，不断呼喊着‘妈妈！妈妈！’”那两个可怜的字句将永远在我耳边回响，整整三个夜晚，它们都在那个悲惨的地方回荡着无止境的哀嚎。起初是低沉而温柔的哀鸣，接着是哽咽的哭声，最后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那是生命即将终结时的绝望呼喊，那人已经失去了对一切事物的感知，也忘记了时间，他只知道自己即将死去，于是发出最后的呼喊，试图反抗与所爱之人的分离。

年轻的帕洛特就在这样的呼喊中死去，人们在他身旁的一棵巴巴里无花果树下的红土中挖了一个坑，将他埋葬在那里。

“啊！可怜的小士兵，你在临终前仍在呼唤着母亲；你曾用那双呆滞的眼睛望着故乡的景象；你年仅二十三岁就躺在那儿，任由异国土地上的虫子吞噬你的身体。你在这里孤独地死去，没有朋友来安慰你最后的挣扎，也没有人帮你闭上双眼，只有医院里那些残忍的仆人，当你绝望的呼喊打扰了他们的睡眠时，他们就用手捂住你的嘴，就像给动物戴上口套一样。啊，我知道你的病为何会致命；我比那个用手术刀切开你那消瘦身体的外科医生更清楚这一点。我真为你们这些可怜的受害者感到难过。”

“我全心全意地同情你们，因为我很怜悯那些等待着你们的母亲们——她们日复一日地数着你们不在家的日子，最终只能独自收到关于你们死亡的官方通知！啊，不！我不会同情你们这些死去的年轻士兵，也不会同情为你们哀伤的母亲们！我不会同情那些被嗜血之徒杀死的儿子们，也不会同情那些生下孩子却只能将他们交给会吞噬他们的弥诺陶洛斯的母亲们！难道你们不知道，母狼宁愿被杀也不愿失去自己的幼崽；有些野兽在幼崽被夺走后也会因悲伤而死去吗？难道你们不明白，与其把刚出生的孩子养大二十一年，最后再将他们交给那些想用他们的肉来喂养大炮的人，还不如把他们撕成碎片吗？……当死亡降临，在某个黑暗的时刻，你们的孩子的骨头被鬣狗啃食，被阳光晒得发白，那时你们还想要我们的同情吗？”

《比里比》中有很多这样的段落，充满了真理与痛苦；如果能让这个时代的人们记住这些内容，那该多好。这些人在统治者与政治家的压迫下，像羊群一样愚昧地走向毁灭。当然，这样的思想会受到所谓权威以及我所提到的那些认为战争是必要手段、常备军则是政府支柱的阶层的谴责。但如果每个国家的民众都能阅读、理解并领悟其中的真理与道理，那就再好不过了。正如我所说，从纯粹的文学角度而言，我认为《巴尔斯·科埃尔斯》比《比里比》更出色，因为《巴尔斯·科埃尔斯》在结构与叙事连贯性方面表现更好。而《比里比》则显得突兀且混乱，与其说它是一个连贯和谐的叙事，不如说是一系列可怕的记录与悲剧性事件的总和，尽管它确实讲述了同一名士兵从入伍到最终摆脱惩罚营的灰色制服与军帽的整个历程。请读者记住，他之所以会被送进那个惩罚营，是因为……”

并非什么严重的违法或违背道德的行为，而是那些违反军规的过错——在军事法庭看来，这些过错比任何真正的犯罪行为都更应受到谴责：丢失了团里的物品、忘记向上级敬礼、行军时停下来喝水、没有在衣刷或锡盘上标注规定的编号、未经许可擅自离开、弄丢子弹或纽扣……诸如此类数不胜数的行为或疏忽，都会让士兵对上级——无论是中士还是将军、下士还是上校——产生不服从的态度。在军人看来，这些行为都是极其恶劣的罪行，甚至难以用言语形容；这些罪行充斥着各种惩罚条款，而那些实施这些行为的人，在那些扭曲的权威者眼中，不过是些愚蠢至极的家伙罢了。只要读一读因轻微的疏忽或愚蠢的玩笑而受到的惩罚就知道了：所谓“坟墓式惩罚”，其实就是用木桩撑起一块帆布，做成一个长一米、宽六十厘米的笼子，被判处这种刑罚的士兵不得不趴在地上爬行。他在这个笼子里度过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时间，完全听凭那些暴君的摆布，唯一的饮水是一升水，而他与酷热、暴雨或刺眼的沙尘之间只有那块帆布相隔。在炎热的日子里，他容器中的水会迅速蒸发；而那些负责看管他的下士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让他36小时不喝水、不吃东西。在阅读这些文字时，请记住：那个描述这一切的人，曾经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生活了好几个月——在阿尔及利亚灼热的沙漠里，在非洲严酷的气候中，他甚至羡慕豺狼有洞穴可藏、秃鹫有翅膀可飞；在他的那个“家”里，他的肉体逐渐腐烂，他的意志也日渐消沉。或许，对一位作家最高的赞誉，就是被他的作品深深打动，以至于几乎忘记了去评价他的智力水平。很难以冷静批判的态度来评价这些作品，因为它们是用血泪写成的——那是所有热爱法国的人从内心深处流出的泪水。因为如果军国主义是法国唯一的武器，是它对抗敌人的唯一手段，那么我们确实应该为法国感到担忧；同时，也为整个欧洲感到担忧，因为那里的所有年轻人都像被压在研钵里一样，被军国主义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乔治·达里安的这两部作品也因此被指责缺乏爱国心。但那其实是人性的缺陷罢了。

他所揭露的并非仅仅是法国的特性；在所有现代社会、所有国家以及各个阶层中，都存在着虚伪、自私、懦弱和卑鄙等恶习。如果明年德国人入侵意大利或英格兰，那么很可能会有与《放下你们的傲慢》一书中描述的那些凡尔赛人一样多的人愿意屈服于征服者、对他们唯命是从，并从他们那里获利。现代民族的内心深处存在着道德上的混乱；对金钱的渴望、对贫穷的恐惧，以及现代教育和商业所灌输的只关注个人利益的观念，使得许多人沦为纯粹为他人服务的工具，随时准备服从最强者的命令。在这些描绘德国统治下凡尔赛的画面中，被讽刺的不仅仅是1870年的法国资产阶级，还有在现代科学、现代商业和现代道德观念影响下的19世纪后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整个现代社会。全人类都被注入了懦弱与自我主义的“病毒”；有些人有足够的抵抗力来抵御这种病毒，但大多数人则会被它感染并患上这种疾病。达里安所说的并非懦弱，而是恐惧，而这种恐惧在现代社会的影响下愈发严重，而且在未来一个世纪里还会继续加剧。他问自己以及读者：在军事生活中强制要求的那种纪律、那种盲从，究竟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在平民生活中，科学和医学的专制也要求人们做到这一点。）他的回答很微妙，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那些对卑劣命令唯命是从的士兵并非懦夫，而是胆小鬼（不是lâche，而是peureux）。这样的胆小鬼今天可能会为了拯救战友的生命而跳进火海或洪水中，但明天却会因为下级军官的命令而开枪打死自己的战友。他并非卑鄙，只是害怕而已。面对命令时，他的勇气就会消失；面对军队的指令时，他的胆量也会消散殆尽。让他害怕的是惩罚的威胁，是对那些地位高于他的人的恐惧。恐惧就是雅努斯神庙中的关键所在。军队就像一个洗衣场，人们的良知被扔进肥皂水中，他们的品格像湿透的亚麻布一样被拧碎、扭曲，最终以毫无形态的状态置于残酷的纪律之下。只有依靠恐惧，军队才能维持秩序。

这个体系已经能够确立自己的地位。正是依靠这种恐惧，它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它必须用恐怖来影响人们的想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扼杀各民族的灵魂与意识，防止他们看到超出那些愚蠢的边界限制之外的东西。它必须用神秘的仪式、宗教般的庄严氛围来将自己包围——在这种氛围中，恐怖与壮丽交织在一起；号角声与死亡的尖叫声混杂在一起；人们可以看到血迹斑斑的荣耀之袍、将军们的羽饰、宪兵的手铐、元帅的权杖，以及行刑时使用的子弹，还有象征胜利的金色手掌以及死者破碎的骨头。它必须向那些站在它面前、惊恐颤抖的人群展示这些景象，就如同人们在集市上面对那些用彩饰和羽毛吸引他们的骗医时那样——一旦看到他们手中闪着寒光的镊子或手术刀，就会立刻感到害怕而退缩。它之所以要这么做，是为了让那些总是对奇妙的事物充满狂热、却不愿去分析其本质的人们，对其产生敬畏与钦佩之情；就像那些面对自己无法理解、但却知道其具有致命力量的武器而惊恐屈服的野蛮人一样。

许多人会抗议将这一形象视为对普通民众的侮辱，但就像许多其他带有尖锐讽刺意味的侮辱一样，这一描述其实是有根据的，并没有偏离事实。达里恩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来表达观点，而这种力量显然只源于他内心深处的信念——他坚信自己所讲述的内容是真实的，也理应被人们知晓。

“人们常说，”他继续说道，“军队就是国家的化身。”历史则通过各种巧妙的谎言将这种观念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十个军事轶事就能概括一个世纪的历史；一句夸耀之词就能描述一个王朝的兴衰。历史宣扬对人民的仇恨，推崇掠夺者，将屠杀神圣化，美化杀戮行为。弱者、敏感者、胆小者会在这样的环境中屈服，要么被埋在红土中，要么被丢在沙漠里任由秃鹫和豺狼吞食。而强者（并非总是如此）则会在这些记忆的折磨下度过一生，其性格也会因此变得扭曲和阴郁；或者他们会因为犯下某种不可饶恕的过错而被迫被杀害。

纪律；对上级出言不逊，或是故意表现出傲慢的态度；在军法中，死亡是永恒的惩罚；如果一个人不肯屈服，那就必须让他崩溃——用子弹击碎他的脊椎，让他断成两截。惩罚营、强制劳动场，这些都是常备军的直接后果。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社会会将年轻的公民变成士兵，而一旦这些士兵试图摆脱那种使他们堕落、变得残忍的纪律束缚，他们就会立刻变成苦工。就像所有的暴君和篡位者一样，社会也依靠恐怖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以此来确保自己的威望，稳固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社会所要求的，是一种被动且盲从的服从，是完全的愚昧，以及毫无限度、毫不犹豫的屈辱；就像机器对操作工的服从，像听话的狗对主人指挥的服从一样。只要让一个人放弃所有的自由意志、选择权、自由与良知，那么你就造就了一个士兵。在19世纪末的今天，“士兵”与“公民”这两个词之间的差异，就如同凯撒时代“Milites”与“Quirites”这两个词之间的差异一样大。常备军是现实社会结构的基石；它是一股用来巩固武力征服成果的力量；它存在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略，不如说是为了压制各国的正当诉求。那些被武装起来对抗自己父辈的士兵，其实不过是伪装起来的宪兵罢了。

这无疑是绝对的真理——正是这种真理最令那些掌权者恐惧；那些无论是君主、大臣、金融家、专业人士还是商人，都依靠各国的奴性与轻信来维持自己的生活的人。

“纪律不就是恐惧吗？士兵们从小就被培养成更害怕背后的事物，而非那些他们必须面对的东西；他们更害怕那些被命令从背后开枪杀他们的战友，而不是那些被命令去攻击的敌人。军队本身就是恐惧的化身。士兵必须像被烧伤的孩子害怕火焰一样害怕自己的指挥官。他们绝不能嘲笑指挥官的荒谬行为，也不能对他们的不公或暴行发出任何反对的声音。”

绝不能说话。他甚至不得思考，因为他的上司会代他做这一切。如果他敢笑、敢怨恨、敢说话、敢思考，如果他既不是懦夫也不是蠢货，那他便是叛乱者——必须加以驯服、殴打，直至彻底摧毁他。

当梦想家凯斯利尔说，人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种对他们的压迫，明白军事阶层是建立在与他们为敌的偏见和利益之上的，于是奋起将其摧毁时，达里安也以同样的坚定态度回应道：“在世界上所有的桥梁下都有无数的水流过，但人们仍会继续崇拜那些浸透着鲜血与泪水的虚妄偶像。”

的确是虚妄的偶像！数千年来，军事专制的巨轮一直在压榨着那些屈服的民众，而至今仍没有迹象表明这些民众会奋起将这辆沾满鲜血的“车辆”粉碎。达里安对民众的反抗几乎不抱希望，他担心大多数人会一直被那些毁灭他们、杀害他们的势力所吓倒、迷惑，变得沉默无助。德国的威廉则公然宣称，如果“战争领主”命令他这么做，士兵就必须屠杀自己的亲人；然而他依然能够继续统治。对于那些甘愿被践踏、舔舐那些欺压他们之人的靴子的国家，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比里比”以及它所代表的那种残酷制度，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都存在；每当欧洲推行其“文明”时，也会随之带来速射炮、成群的奴隶、有组织的屠杀行为，以及对人们意志力和主动性的摧毁。英国认为这本书中的观点与自己无关，因为它没有征兵制度。但是，她还能在多久内避免被迫服兵役呢？现任总司令沃尔斯利勋爵希望实行征兵制，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形势会让他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4]

“啊，马斯卡里尔！竟想把历史融入牧歌之中！”达里安喊道。“历史给了我们沙文主义——那种让一个国家像加达拉的猪群一样盲目冲撞、最终坠入专制深渊的瘟疫！你说军队是国家的化身？不，它只会削弱国家。它所代表的不过是残酷而盲目的力量，随时为那些能给予它最多利益的人服务；或者——很遗憾——为出价最高的人服务。军队就是社会的毒瘤，是那只用触手吸取各国鲜血的章鱼；是人们若想活下去就必须用斧头斩断的百只手臂与触须。”

这样的言论极为激进，必然会引发那些长期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人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现存的社会秩序堪称完美且不可动摇，因为它凭借力量与谋略才得以维持。当然，这类言论可以遭到反驳，也有值得考虑的反论意见；但在当前欧洲的局势下——每个国家都武装到牙齿，每个地方都成了武器库——这样的言论比任何其他言论都更为必要。

三
玛丽昂·克劳福德所写的意大利题材小说

我认为，克劳福德那些以意大利为背景、以意大利人为角色的小说，并不属于他最受欢迎的作品。如果这一说法属实，那必定是因为他的美国和英国读者普遍无法领会这些作品中所展现的精准观察力与细腻描写。几乎所有这类作品都蕴含着一些只有了解作品中人物国籍的人才能体会到的特质。在我自己所写的以意大利为背景的小说中，我几乎只描绘意大利的农民阶层；而克劳福德则将注意力集中在中上层阶级身上。我觉得他对意大利贵族的刻画虽然缺乏那种本土特色，但对下层及中层阶级的描绘却极为真实准确。例如，《马齐奥的受难》中对意大利生活的描绘，其精确度堪称无与伦比。整个故事的架构与表现都十分出色，没有一页是可以删去的，也无需再添加任何内容来提升它的完美程度。在我看来，这无疑是他迄今为止最出色的作品。

在他对意大利贵族的描写中，他似乎赋予了他们比实际更多的魅力与坚毅。他将他们的激情描绘得比实际情况更为激烈，也将他们的意志力描绘得比实际更为坚强。他似乎把他们的固执误认为是力量；即便他确实注意到了这一点，也未能展现出那些令人着迷的礼貌与优雅风度——而这些正是意大利人如此吸引人的地方，也正是让许多意大利男女具有如此强大魅力的原因。在他笔下，意大利人是一群野蛮的狂战士，总是互相残杀；而他完全没有体现出那种能够巧妙隐藏意大利绅士真实想法的极度礼貌，而这种礼貌除了在极少数无法控制的愤怒时刻外，始终伴随着他们。所有阶层的意大利人都牢记语言是用来隐藏自己思想的工具，也没有人能像意大利人那样完全遵循这一原则。

他从摇篮到坟墓都严格隐藏着自己的想法，甚至不对最亲近的人透露。但在描绘意大利风情的画作以及那些我们在社会中日常遇到的普通人时，克劳福德展现出了出色的绘画技巧；对于那些被许多作家忽视的普通人物，他的刻画也极为动人。比如《萨拉奇内斯卡》中的阿奎拉老神父——仅用寥寥几笔，他就让这个角色栩栩如生。我们虽然只见过他一次，但他会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在那个粉刷一新的房间里，空气中弥漫着粉色花朵的芳香，他还表达了自己从未去过罗马、且以他的年纪已无望再去罗马的遗憾之情。顺便提一下，他笔下的神职人员们，无论是从基层的乡村牧师到学识渊博、气度不凡的红衣主教，都被刻画得极为出色。他凭借唯有出于同情心才能拥有的技巧，深入展现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与性格特点。因此，他对那些令他恐惧和憎恨的社会主义者与共和主义者的动机与观点自然毫无了解。所有这些迷人的细节，比如那些粉色花朵，只有那些深入了解意大利人的性格与习惯的人才能真正领略其妙处。不过这类细节随处可见，充分体现了作者敏锐的观察力与细腻的洞察力，因此我们实在无法原谅他总是刻意追求华丽的夸张效果。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犯罪或犯罪的冲动并非小说家不可采用的题材；这两种主题都可以被妥善处理，但唯有像克劳福德在《马尔齐奥的十字架》中所做的那样处理，它们才能具有艺术价值。而在《背风处》、《格里芬斯坦》和《布拉乔之家》中，他对这些主题的处理则显得粗糙且缺乏艺术性。他倾向于创作情节剧，这实在令人遗憾，因为这种风格破坏了他原本自然的写作风格，也与他看待生活的方式不符——他的视角既不富有诗意也不充满激情，而是略带忧伤与幽默，属于现代风格，且本质上较为肤浅，就像现代社会本身一样。在《马尔齐奥的十字架》中，他的写作风格极为自然，人们真希望他永远保持这种风格。书中的每一个动机都很自然，每一个角色也都前后一致。他笔下角色的这种自然性……

克劳福德先生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的独特风格；而当他在《布拉格的女巫》和《格里芬斯坦》这类低劣的情节剧里偏离这一风格时，他就不再是他自己了。很难理解，同一个作者为何既能创作出极为精妙的水彩画，又能做出如此粗糙不堪的插图；为何一个擅长用银针细绘的人会沦落到用粗陋的颜料胡乱作画。如果这就是多才多艺的代价，那还不如不要多才多艺。但这并非真正的多才多艺，因为真正的多才多艺意味着拥有如宝石般多面发光的能力，其每一面都经过精心雕琢。此外，真正的多才多艺并不仅仅是题材上的变化，而是风格、思维处理方式的改变，实际上是作者整个思维方式的转变，使其与新的主题和氛围完全契合。在这些小说中却不存在这样的变化——克劳福德先生始终都是他本人。由于他从未在创作中迷失自我，因此总能以真实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无论他描写的是布拉格那些可怕的心理学谜团，还是罗马欢乐的狂欢节场景，他的风格始终如一。

在悲剧领域，他并不出色。当谋杀蒙特瓦尔基或试图暗杀塞尔·托马索这类情节只是故事中的偶然事件时，他的描写依然相当精彩；但一旦这些情节成为小说的核心，他就完全无法赋予其崇高感，它们在他笔下只不过是些吓人的假人，其木制的手在空气中挥动只会让人发笑。人们能感觉到这并非他的擅长领域，他并不喜欢也不适应这种题材，只是出于公众要求的错误印象——或许是由于某些不明智的出版商或朋友的劝说——才勉强为之。他的一些小说以粗俗的情节剧式结尾，这与书中人物及作品的整体风格格格不入。的确，在现实生活中，谋杀在某些情况下是合理的，因此在小说中也可以恰当地将其作为结局；然而，这种暴力结尾只适合描写荒野或乡村生活题材的小说，若要用于描写都市男女的故事，则无论如何都会显得突兀，除非以极其巧妙的方式呈现。因为这类人物的邪恶欲望与那种原始而野蛮的杀敌泄愤方式有着本质不同，他们需要不同的方式来发泄欲望。所有这些影响……

社会习俗使得社会中的男女几乎不可能成为刺客。克劳福德先生很擅长描绘世界各地的男女形象，可惜他总是刻意用与他们所处生活阶段不相符的武器——如碗和匕首——来破坏这些画像的真实性。他始终是个绅士，而在描写他所熟悉的那个社会中的绅士们时，他的写作技巧更是达到了极致。在除英格兰以外的所有上流社会中，决斗都是很常见的事，而自查尔斯·莱弗以来，再也没有人能像克劳福德先生那样将决斗描绘得如此生动；不过，在有教养的人们的世界里，谋杀并非普遍现象，即便在最低层的平民生活中也极为罕见。《卡萨·布拉乔》中，苏比亚科的农民怀着长期以来的复仇心绪，最终因一场误会而得到满足，这个情节本应十分动人，但由于没人会在意那个被杀之人，而且这个受害者犯下的“原罪”（与修女结婚）在克劳福德先生看来虽是重罪，但在我们看来根本算不上罪过；因此他的悲剧结局既无法打动我们，也无法让我们感受到任何正义感。《卡萨·布拉乔》中刻画得最为生动真实的并非格里格斯与格洛丽亚，或是安格斯·达尔林普尔与玛丽亚·阿多拉塔，而是苏比亚科的农民们、怀有复仇心绪的斯特凡诺内，以及他的妻子索拉·南娜——她一直穿着死去女儿的鞋子，因为丢弃它们是一种罪过。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两个形象自然逼真的人物却被置于充满夸张戏剧性的情节之中，让他们的形象被烟雾与火焰所掩盖。他为何不能为我们讲述一个发生在萨宾山脉那片有趣却鲜为人知的地区的、充满激情却又自然的的故事呢？我所说的“情节剧”，指的是那些模仿悲剧风格却又不及悲剧水准的作品；真正的悲剧虽然被模仿了，但却被各种因素所干扰，从而失去了尊严，变得夸张而怪异。《皮埃特罗·吉斯勒里》、《塔基萨拉》以及《国王的孩子们》中的情节都属于这类作品；它们根本无法打动我们，在现代背景下，我们只会对它们感到厌烦，因为它们与现代背景毫无契合之处。在后面的那个故事中，鲁杰罗的形象虽然……

“新”这个概念本身并无问题；但这部作品中所描绘的情境完全不适合这样的角色出现。而他杀害的那个人也并非罪大恶极之人，其行为也并不严重到足以让读者像作者那样原谅他的行为。如果暴力的行为会有暴力的结局，那么这种结局就必须有充分的动机和合理的解释，让读者觉得它是不可避免的，是某种必然结果的体现。对读者而言，这样的罪行应当被视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报应。但在《国王的孩子们》这个暴力的结局中，其起因显得微不足道，所发生的行为在那种情境下也显得不合逻辑，而且其带来的冲击感与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以及整个故事的轻松、随意的现代风格完全不符。

在文学作品中，这种缺乏一致性的缺陷已经很严重了；而在舞台上，由于动作发展得更快，每个角色的特点也更易被观众看穿，这样的缺陷就会造成更大的破坏。更令人恼火的是，它表明作者从未真正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之中，从未让角色完全掌控自己，使其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正如布尔沃·利顿所说，所有优秀小说家的角色都应当如此，因为一旦创造了角色，它们就如同孩子一般，一旦诞生，就会变成它们该有的样子，我们无法控制它们后续的发展。

克劳福德作品的另一个缺陷是，故事在接近结尾时往往会失去趣味，结局也过于突然，给读者一种故事被草率结束的印象，好像作者不再愿意继续讲述下去。这一缺陷几乎出现在他所有的故事中，尤其是在《艾萨克斯先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在他最新的作品《亚当·约翰斯通的儿子》中，这一缺陷更为突出且令人恼火。实际上，在这部作品中，结局显然与开头几章所设定的完全不同。

不过，一部结构良好的小说或许会让你喜欢或不喜欢，或许具有吸引力或令人反感，但它始终会是经过精心构思且结构和谐的；其中不会出现任何与情节没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内容。最错误的做法莫过于通过一些暗示来激发读者的期待，而这些暗示最终却没有任何结果，就像道路上的路标只能通向一堵空墙而已。

在克劳福德的故事中，经常会出现严重违反这一规则的情况。其中最恶劣的当属亚当·约翰斯通之子所经历的那段故事：有一整章的篇幅都在描述他在索伦托路上与一个残忍的那不勒斯马车夫之间的冲突。主人公将那名马车夫打倒，而对方则试图用刀刺杀他；随后宪兵赶到，逮捕的是马车夫而非那个英国人（在现实生活中，他们肯定会这么做）。整个事件虽然被生动地描述出来，但只有当那个马车夫日后再次出现并继续向主人公复仇时，这样的情节才算合理，也才值得原谅。然而，当宪兵给他戴上手铐后，他就永远从场景中消失了。我们再也没有见到或听到过他的消息，而那个英国人也就再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在现实生活中，这件事肯定会让他在当地法庭上大为恼火。读者不应被这类沦为“巴尔米基德盛宴”的情节所吸引。作者创作这一场景时必定有某种意图，为何他没有实现自己的意图呢？这样一来，许多极其有趣且罕见的情节组合就被刻意舍弃了。他常常引入一些令我们极为感兴趣的角色，却又以一种读者无法理解的冷漠态度抛弃他们。这就好比一位画家在画布上画了许多人物形象，却从未完成这些作品，却仍将画作当作已完成的作品来展示。在他所有的小说中，唯有《香烟制造者》、《三重命运》和《马齐奥的十字架》完全没有这种缺陷。在此，我忍不住要指出《三重命运》这个故事的精妙、细腻与巧妙之处——尽管这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因为本文讨论的是美国文学。这个故事几乎没有情节发展，也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件，其趣味完全在于人物性格的塑造以及情感的演变。不过，这些处理方式足以牢牢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对于那些能够理解心理问题的人来说，研究故事中的主人公——他的犹豫与矛盾正是故事的主题——无疑是一种享受；而对于一般人来说，或许难以理解，但他们仍可以怀着同情与好奇心反复阅读它。故事中的人物就像我们今天可能认识或明天可能会认识的人一样；他们对事物的思考与倾向也被以高超的技巧描绘出来，其精确度甚至堪比生理学家绘制的神经系统图谱。

在克劳福德先生的小说中，最吸引我的便是其中所弥漫的优雅气质。读者会感觉自己正与一位有教养的人为伴。他们的哲学观念、生活经历以及观点，都体现出一个世故之人的特质；他们具有宽容之心，且毫无偏见（宗教与政治问题除外），这种态度令人耳目一新，也体现了对公正宽容的追求，即便无法真正做到也是如此。他们的作品中没有任何热情，没有利他主义，也没有深刻的情感。遗憾的是，他们完全无法理解那些并非人类却与人类一样拥有感知能力的生命，就像皮埃尔·洛蒂作品中所描绘的那样。在他的小说里，我们永远看不到那种像罗尼兄弟笔下所描述的、对无生命事物也抱有温柔情感的意境，或是看到狗在路边欢快地玩耍、享受生活的场景。对克劳福德而言，就像对彼得·贝尔一样，河边的报春花只不过是一朵报春花而已，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意义；而在报春花根部上方的石南丛中歌唱的鸫鸟或麻雀，在他眼里根本不存在。他有着美国人典型的冷漠态度，对所有非人类的生物都漠不关心。在他的书中，除了《顺风而行》中那个被可恶的情人打断脖子的可怜猎犬，以及《塔基萨拉》中那只最终被毒死的猫之外，根本没有其他动物出现。他的作品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关心自然界的任何方面，他甚至将蝉称为蝗虫。在意大利时，他只关注周围的人，就如同他在帕尔马尔、百老汇或香榭丽舍大街上生活时一样。意大利曾激发过雪莱、拜伦、乔治·桑、德·穆塞、欧文·梅雷迪思，甚至是泰纳那冷静的分析思维，但这一切都未曾触动他。他从未体验过泰纳那句“人在光中畅游”所表达的那种狂喜之情。对他来说，圣安杰洛桥下台伯河面上的月光，不过就像哈德逊河上的谷物仓库被手电筒照亮一样罢了。所有与意大利相关的美好——色彩、香气、光线、传说、狂喜与情感——全都与他无缘；他从未感受过那种狂热的激情，从未领略过那里永恒的青春，也从未见过那些失落的众神在田野里盛开的鲜花间行走，而星光照亮着水仙花洁白的花杯。至于在科索大道和基亚贾大街上与他擦肩而过的人，以及在蒙泰奇托里奥和阿诺河沿岸与他握手交谈的人，他们只是闲适地聊天罢了。

与他一起出现在咖啡馆、使馆以及公共花园里的他，既是个出色的学生，也是一位优秀的摄影师。他绘制的肖像画中最令人赞叹的，当属小说主角唐·奥西诺的画像。桑蒂·伊拉里奥，就像他那位英勇的父亲一样，可能是个北德人、匈牙利人或苏格兰贵族；他的性格确实更偏向北方风格而非南方风格。而他的儿子唐·奥西诺，则完全如书中所描绘的那样：一个出身高贵的意大利青年，曾在英国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身上有着现代年轻人所有的虚荣、自我中心以及冷漠无情的特点。对于这种有地位的现代青年的形象，再也没有比这部作品中对他的描述更生动的了。他的性格极为难以刻画——那种冷漠、自立、自给自足的态度，虽然比自负更难理解，但也并非那么可鄙；这些特质虽会让他日后取得成功，却绝不会让他变得可爱或温柔。那些能阻止他做出卑劣行为的种族本能，由于现代教育的影响已变得十分微弱，所有这些都被极其巧妙地展现出来，以至于这个充满现代式自我满足感的少年就活在我们面前。尽管他虚荣又自私，我们仍不愿与他分离，还渴望知道他的未来会如何。在这段故事中，克劳福德先生那独一无二的魅力——也就是我之前提到的自然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唐·奥西诺与父母以及周围人的关系，还有那些试图把他拖入投机陷阱的狡猾商人，都显得极为自然。不过，这个故事中不自然的地方在于阿兰胡埃斯夫人的性格。她一出现，就展现出所有构成一个无耻冒险家的特质。她要么就是那样的人，要么就不是。她竭尽全力去吸引并掌控萨拉西内斯卡的儿子。她成功了；然而，正如克劳福德作品中常见的那种出尔反尔的行为，她在获胜之后却放弃了这场游戏，没有做我们预期她会做的事，反而嫁给了那个让唐·奥西诺倾家荡产的投机者，条件是这个人必须把唐·奥西诺失去的一切归还给他。考虑到这位女性的性格，再不可能有比这更不合逻辑、更矛盾的事情了；同样，那个傲慢易怒的年轻男子也不可能容忍通过她的斡旋来解决问题，无论这种斡旋是如何掩饰的。与这位女士相关的一切……

它向我们承诺着激情、阴谋，或许还有悲剧，当然也有危险，但我们却无法体验到这一切。关于她的种种谜团其实都非常简单，她看起来完全是个无辜无害的人。而那把形似匕首的巨大纸刀，虽然据说一直放在她身边，但除了可能用于杀人或自卫之外，根本没有任何作用，最终也从故事中消失了，让我们对为何要提及它感到困惑不已。

任何有水平的法国作家都不会创造出那样一把奇特的纸刀，还让它一直放在女主人公身边，更不会刻意强调它的巨大尺寸与华丽外观，除非他打算将其作为救场道具来使用。在艺术作品中，刻意吸引读者的注意然后又打破读者对其的预期，是一种严重的缺陷；而英美作家却常常犯这种错误。的确，在故事结尾处有提到她的丈夫曾被这把纸刀刺伤，而著名的击剑手斯皮卡也因此杀死了他，但这些内容只是顺便提及，并未能充分解释我们为何会对这把武器如此感兴趣。相反，斯皮卡这个角色被描绘得极为出色，我们真正感受到了对这位冷酷无情的决斗士的敬意，这种感受只有通过生动逼真且富有同情心的刻画才能在读者心中产生。

在这幅斯皮卡的画像中，有许多令人动容的细节，还有一些完全符合意大利贵族出身却家境贫寒的人的生活场景，比如当他心情低落时，仆人劝他吃些炸菜配新鲜沙拉，“今天的沙拉非常好吃”；斯皮卡受到感动，精神为之一振，便检查自己那微薄的零用钱，拿出一张10法郎的纸币交给仆人，说这笔钱可以买一双靴子。到了晚上，当他的钱包被放在桌上时，仆人又把那张纸币放了回去，因为他知道主人“从不仔细清点钱款”。

在我看来，克劳福德笔下所有角色中，最出色的是斯皮卡伯爵——因为一个总是能杀死对手的著名决斗士，能够以自己选择的方式、以极其冷静且精准的手段杀人，这样的角色实在很难让读者产生好感。

对于读者而言，尤其是那些厌恶决斗的英国读者来说，这些故事实在引人入胜。斯皮卡是个极为完美的绅士，他忧郁、纯朴、冷静，尽管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却依然显得自然而不张扬。因此，没人能不对他产生兴趣甚至喜爱之情；同时，看到他遭到像康苏埃洛·阿兰胡埃斯这样令人厌恶的女人的虐待，也会感到痛心——毕竟他为她付出了那么多，也承受了那么多苦难。克劳福德先生的击剑技巧总是十分精准，而当莱奥内·萨拉奇内斯卡担任他儿子的副手时，我们更是屏息以待。这一切在意大利都十分真实，因为那里至今仍经常发生用军刀或佩剑进行的决斗，任何侮辱行为，或是仅仅是意见不合、些许无礼之举，都可能引发决斗。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故事并未被那些无良的伦敦剧作家们搬上舞台，因为它们充满了戏剧性的情节以及精彩的对话。的确，有些故事存在我所说的那种逻辑矛盾的问题，但它们仍然为戏剧创作提供了许多绝佳的素材。例如，《萨拉奇内斯卡》或《圣伊拉里奥》中的角色几乎无需改动就能搬上舞台；其中有许多情节在舞台上会极具感染力，而那些强烈的情感与震撼人心的场景肯定能打动并吸引观众。人们也会好奇，为何故事的作者自己不尝试为舞台写作——毕竟他对情节和复杂情境的掌控能力足以让他远远超越伦敦的许多剧作家。在他的几乎所有作品中，都有些场景几乎无需改动就能用于戏剧演出，比如《萨拉奇内斯卡》中唐·乔瓦尼与德尔·费里塞之间的决斗，以及《圣伊拉里奥》中图书管理员梅斯基尼的死亡场景。如果《国王的孩子们》中的犯罪动机能够更加合理的话，整个故事完全可以成为一部浪漫主义戏剧的素材。在这里，我要指出这些作品中的一个虽小却令人恼火的缺陷：那就是上个世纪作家们常见的习惯，即以角色的职业或某种道德特征来为其命名。梅斯基尼这个词是意大利形容词“卑鄙的、胆小的、可鄙的”的复数形式，被用来称呼具有这些缺点的男人；而另一位非常有趣的人物——一位著名的法国肖像画家——却不幸被赋予了如此荒谬且不合理的名字。

克劳福德先生在给角色起名时确实常常犯错。《Casa Braccio》中，格洛丽亚的美国情人是个爱作秀的人，但我们仍应以钦佩与同情的态度看待他，可他却被赋予了“格里格斯”这个糟糕至极的名字。克劳福德先生没有意识到，如果《奥赛罗》或《哈姆雷特》也被叫做格里格斯，他们同样无法打动人们的心灵。对玫瑰来说名字或许无关紧要，但对小说中的角色而言却至关重要；世界上本就有许多悦耳动听的名字，选择如此荒谬或难听的名字实在不可原谅。同一部小说中，格洛丽亚那个可怜的私生女出生时也被赋予了“沃尔特·克劳迪”这个名字，对于一个婴儿来说，这个名字实在过于滑稽，以至于让这个可怜孩子的悲惨处境显得更加可笑。也许克劳福德先生是出于追求现实主义的目的才选用这些奇怪的名字来反衬悲剧氛围，但他的故事本身就不具备现实性，也无法通过这种方式变得真实。他还有另一个缺陷，几乎出现在他所有的作品中，而且是个相当严重的缺陷——他有时会忘记自己为角色设定的性格特征。例如，乔瓦尼·萨拉奇内斯卡被描述成一个性格坚强、高贵且沉默寡言的人，智力极为出众，以至于他的妻子都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伟大的人物；他确实很像那种能够成为领袖的人。但在后续情节中（此时他被称为圣伊拉里奥），他的性格完全变了，表现得像个白痴，那些优秀的品质再也听不到，更看不到。在《唐·奥尔西诺》的后续情节中，他更是彻底丧失了自我，甚至允许自己的儿子与那个他极其厌恶的德尔·费里斯为伍、成为他的债务人——而德尔·费里斯的卑鄙无耻他是再清楚不过的了，那人在那场著名的决斗中还试图用卑劣手段杀死他。续写作品总是对作者的连贯性以及读者的记忆力的一种考验，显然，让唐·奥尔西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物出现，而非乔瓦尼·萨拉奇内斯卡和科罗娜·达斯特拉尔登特的儿子，会更好。当读者满怀兴趣与同情地跟随某个充满激情的恋人的命运发展时，他们希望看到的是那个“中年男子”站在圣彼得大教堂里，与一个比他更高的儿子交谈。要让一个角色始终如一地“成长”，需要极高的艺术功力。因此，续写故事虽然让安东尼·特罗洛普和萨克雷很满意，但我认为这并非小说中的佳策。

克劳福德先生错失了许多机会，本可以培养他无疑具备的分析与推理能力。他观察力很强，但却满足于仅仅记录事实，而不去探究这些事实的成因或影响它们形成的各种因素。在《马齐奥的十字架》中，那对打算结婚的年轻人讨论着他们的房子应该是什么样子，墙壁和家具该用什么颜色时，他们的传记作者写道：“意大利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色彩的感知。”这确实如此，但这也是最令人惊讶、最令人痛心、最不可思议的事实之一；我一直在苦苦寻找其解释，却毫无结果。而克劳福德先生则没有试图寻找任何解释，只是陈述了这一事实，然后便转向另一个话题。

同样，在这句话中他的开头也还不错：“否认白兰地及赌博游戏对当今男性的巨大影响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我们能够找出导致赌博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特有的恶习的原因，或许还能有所收获。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他并不愿意费心去进行这样的调查，尽管他还补充了一句尖锐的话：我们这个时代那些沉溺于享乐生活的人大多都表现出“明显的身体疲惫迹象，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脑部贫血。用训练术语来说，他们就是‘过度疲劳’了。”

他在另一处写道：“意大利人没有想象力。”这其实只部分正确；我甚至不确定它是否真的正确。他们的现代诗歌非常优美，比其他任何国家的诗歌都要美。他们的民歌也充满诗意与激情，绝无其他民族能及；在他们的农民中间，也能听到一些情感与表达极为优美的话语。有一次，一位中年妇女对我说：“只要母亲还在世，人的青春就永远不会真正逝去，因为总会有某个人认为你还是年轻的。”还有一个粗鲁的农夫，他不识字，一生都在劳作，某个春夜，当他抬头望着满月时，他对我说：“她真是美丽极了！但她没有心。她看着我们在下面辛苦劳作、痛苦挣扎，而自己却始终那么平静美好，从不哭泣！”还有人曾在砍树遇到困难时说：“它很难被砍倒，因为它已经属于这片土地很久了。”当一群大雁从马尔凯地区飞往山区回家时，它们飞过我们的土地，然后降下……

为了让他们能休息，农民们没有去打扰他们：“他们很疲惫，可怜的人啊，”一位妇女说道，“总不能因为他们需要地方栖身而剥夺他们的土地。”在那些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心中竟会有这样的想法，这难道不说明说话者富有想象力吗？另外，他在别的地方所说的“没有诗人”又是什么意思呢？他难道从未读过卡杜奇的诗吗？尽管我们可能对卡杜奇的反动政治立场感到愤慨与遗憾，但没人能否认他是一位最纯粹的诗人。他难道从未听过卡瓦洛蒂那些如号角般响彻大地的诗篇吗？他难道从未研究过丹努齐奥那些精致却略带色情的颂歌，或是斯特凯蒂那些动人的诗句吗？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许多真正的优秀诗人；即便是在那些为报纸而写的普通诗作中（在其他国家，这类诗作往往十分低劣），意大利的诗作中也常常蕴含着真挚细腻的情感以及令人愉悦的抒情韵律，让人惋惜如此美好的东西竟被浪费在如此短暂的生命之中。意大利人之所以会被无良的政治家们用花言巧语所欺骗，从而陷入灾难性的政治决策之中，更多是因为他们的想象力，而非虚荣心。只要某件事足以满足他们的自我崇拜与幻想，他们就会相信它，甚至会盲目地走向深渊。只有像意大利人这样充满想象力的民族，才会如此疯狂地恋爱，也会为爱情而疯狂地自杀。前几天，因为一名年轻士兵被派往非洲，他的兄弟便绝望地自杀了，而那对年轻人的父亲也跟着自杀了。正是这种易受影响的想象力，使得这个民族如此轻易地被无良政客们用荣耀的承诺和幻想所诱惑，一步步走向毁灭。正是这种想象力让意大利人如此轻信他人，当胜利者告诉他们马卡莱的耻辱性投降其实是一种胜利时，他们竟然相信并欢庆起来，挂起彩旗，直到阿布·卡里马战败后，他们才被迫从幻想中醒来，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个受害者。克劳福德先生主要生活在城市里，而在城市里，哪怕是在罗马，意大利人也因为与外国人的接触而变得相当堕落；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意大利人的影响极为负面；此外，城市里的犹太人数量也非常多。有无数人自称拥有意大利名字，还说着

在意大利，那些人不过是犹太人而已。我认识的一位芬兰犹太人买下了一处意大利的房产，同时获得了相应的头衔；通过向当权政府支付巨额金钱，他便得以取得这个头衔。他还因在所居住的国家的“慷慨慈善行为”而受到国王的嘉奖。他与一名英国女子结婚，他们的孩子则装作意大利贵族，但实际上他们身上没有一滴意大利血统。不幸的是，现代意大利有众多这样的“意大利贵族”，他们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极大的耻辱。再过一两代人，他们的真实身份就会被遗忘，社会也会认为他们就是自己假装的那种人。如此一来，伟大的民族就被丑化了，古老的头衔也被滥用，意大利则被赋予了并非其子民的人，那些根本算不上意大利私生子的冒牌子弟；这些人厚颜无耻地使用意大利的名字，夸耀自己的意大利血统，而实际上他们的头发、肌肤都与意大利毫无关联。扼杀意大利人想象力、摧毁意大利人灵魂的，正是对金钱的狂热——纯粹的贪欲，因为他们只知道获取，却从不享受消费带来的乐趣。人们常说这种狂热源于贫困，但贫困并不一定就会导致贪婪；爱尔兰人虽然很穷，但却极为慷慨，西班牙人也是如此。前几天在米兰就发生了这样一个可笑的例子：一位富有的商人建造了崭新的店铺，并举办了盛大的开业庆典；他只给了市政府15法郎用于救济穷人，大家都称赞他的慷慨！这种对金钱的渴望、贪欲或吝啬，无论我们如何称呼它，都普遍存在，因而对意大利人的性格造成了损害。它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各种个人行为中，常常成为决定婚姻、事业和教育方向的关键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更为有害的力量，它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削弱、玷污并扭曲人的品格，那就是教会的恶劣影响。不过，要讨论这个问题需要太多篇幅，而且也会偏离克劳福德先生的故事主题。在他的作品中，存在着一种倾向于认可他所称的等级制政府的倾向，尽管他并没有强烈地坚持这一观点，因此也不必对此进行深入分析。不过，克劳福德先生的观点仍受限于所谓宗教的狭隘观念，以及他无法看到这些具有破坏性观点背后的积极面。

他对此心怀恐惧，于是竭力通过让那些观点出自半疯的艺术家马齐奥之口来将其变成笑柄。事实上，在当今时代，他在宗教问题上的偏执实在令人发笑；他谈论“异教徒”时的语气，简直就像《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们一样。这与他著作中的风格截然不同——他的作品始终体现出一个世故之人的风格；作为这样的人，他本应具备那种思想上的开放性，而这或许正是他那一代人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美德。如果他拥有这种品质，无疑能够达到比现在更高更卓越的境界。看起来，他似乎不信任自己内在的智慧，刻意加以限制，就如同一个过分谨慎的骑手不信任那匹渴望在广阔草地上自由奔驰的马一样；似乎总有一些外在的“影响”在不断束缚着他的理智，使其无法自由发挥。他的宗教偏见阻碍了他的智力发展，因为这些偏见极其保守且过时。他谈论“自由思想家”的方式，简直就像缅因州或马萨诸塞州在实施巫术审判和焚烧无神论者时的教会长老们那样。他认为未来的大战将会在他所谓的“信徒”与“异教徒”之间爆发，并且满怀喜悦地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那时人们会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互相争斗。这种思维上的盲点必然会带来后果：它使他原本可以自信从容地前进，却只能步履蹒跚；它使他不敢面对那些他的本能告诉他确实存在且无可辩驳的事实。这是早期教育、遗传倾向、女性或教会的影响所导致的吗？我不得而知；但无论源自何处，这种偏执的污点都蒙蔽了他的智慧，阻碍了他的进步，对于那些了解他若没有这种偏执会成为怎样的人的人来说，实在令人深感遗憾。他作品中的许多段落表明，他已经意识到并理解了那种存在于所有意大利人生活中的腐败现象的普遍性，人们希望他能更彻底地揭露这一现象。比如，他描述了银行家德尔·费里切是如何为自己政治上的支持者谋取官职的——

德尔·费里塞独自一人时，又想起了关于授予市长荣誉奖的问题。如果他无法让那个人得到自己想要的，那这个人肯定会向反对党的人求助，从而获得那份令人垂涎的荣誉，并在下次大选中带领所有选民倒向对方，这无疑会令德尔·费里塞极为尴尬。因此，必须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来推荐他获得这一荣誉。当时他还不知该怎么做，但最终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建议自己的通讯员撰写一篇关于在现任政府领导下该地区农业状况迅速改善的小册子，甚至还亲自撰写了一些相关内容并寄了过去。这些内容极为详尽完备，以至于市长在抄写之后根本找不到任何借口再添加一个字或进行修改。它们被印在质量上乘的纸张上，页边还有装饰图案，标题为《前进吧，帕尔特诺佩！》。市长最终获得了荣誉奖，德尔·费里塞也再次当选，不过从来没有人去调查过小册子中所述内容的真实性。

从这些段落以及类似的内容可以看出，如果克劳福德愿意放手一试的话，他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位才华出众的讽刺作家。他更喜欢创作那些结构巧妙但情节发展不够深入的迷人故事，以此来娱乐当代人；不过我认为，有大量证据表明他本可以创作出更出色的作品，或许现在依然可以。他选择过一种像海鸥般的生活——只在表面游弋，避开深处的风暴。但他本也可以选择像海燕那样的生活。或许，舒适的社会环境让他变得懒惰，不愿在其中制造风波。很少有人能抵抗社会氛围的压力。他的著作《与不朽者同行》虽然因为其背景设定不合逻辑且难以置信而有所欠缺，但也表明他具备思考的能力，并且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果这部作品能采用马洛克先生的《新共和国》、阿瑟·赫尔普斯爵士的《议会中的朋友们》或克里斯托弗·诺斯的《安布罗西亚之夜》那样的形式，那么其中的论点与对话定会十分出色。然而，其中出现的鬼魂元素以及超自然的场景却破坏了作品的卓越性。约翰逊博士、海涅、帕斯卡、巴亚尔、弗朗索瓦·德·瓦卢瓦以及凯撒这些人彼此之间实在格格不入，我们很难接受他们共处一处的情景；而且，这些死者都能用英语交谈，而且全都注定要……

那些人在世时所穿的衣物，历经岁月依然完好无损，实在荒谬可笑，这完全破坏了他们对话本可能带来的趣味与吸引力。克劳福德先生遗憾地缺乏识别荒谬之处的能力——他没有幽默感，也无法察觉事物之间的矛盾之处；他对生活的看法中也毫无诗意可言。本质上，他只是这个快速衰落的时代中的世俗之人，即便他居住在塞壬们居住的岸边，那些塞壬也不会为他歌唱。

因此，他应当更充分地认识到自己那些令人钦佩的才能，专注于用自己所拥有的关于那个时代、那个阶层人们的知识来描绘他们。我希望能看到他创作一部关于现代政治生活的意大利小说。毫无疑问，他有很多机会去研究政治的运作机制与各种阴谋诡计。他能够如此精准而细致地剖析像德尔·费里切这样的人的心理与性格，所以如果让他以罗马为背景创作政治小说，那必定会兼具准确性、趣味性以及讽刺意味。但他必须清除头脑中的些许偏见，明白那些目前令他厌恶的“异教徒”与革命者，其实是意大利最敏锐的知识分子群体，甚至是唯一健康的群体；他们代表着这个国家未来实现真正自由与纯洁政治目标的唯一希望，尽管这种希望或许还很微弱。

在结束对这些关于他创作的意大利故事的评论之前，我必须向他表达感谢——感谢他为我带来的那些美好时光，也感谢他用那些生动的形象为所有读过他小说的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IV
导师的秘密

就在几周前，伦敦兰贝斯区一家新免费图书馆的开幕仪式上，据报道约翰·卢博克爵士就小说问题发表了如下看法：

“约翰·卢博克爵士在向威尔士亲王和路易丝公主致谢时指出，伦敦的免费图书馆目前拥有超过25万册书籍；去年有超过10万人借阅了这些书籍，而图书馆本身也被使用了250多万次。认为公共图书馆只被小说读者使用是一种错误观念。坎伯韦尔图书馆中小说类书籍的比例仅为65%，当然，这一比例中还包括了几乎所有供儿童阅读的书籍。此外还必须记住，阅读历史或科学类作品所需的时间远远长于阅读故事。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伦敦人在选择阅读书籍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他本人也绝不愿意低估小说的价值——即便是无意义的文字也能带来愉悦感，他认为英国人从小说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所学到的历史知识，比从历史书籍中学到的还要多。”

这几句话概括了英国人对小说艺术的整体看法。对英国人而言，小说与彩色石版印刷、柯达相机的使用以及走钢丝等技艺处于同一水平。这位为小说辩护的人说：“即便是无意义的文字也能带来愉悦感。”他或许还可以补充一点：这种愉悦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无意义文字的性质——有些无意义的内容很乏味，有些则显得刻意做作，还有些则十分粗俗，其乏味程度甚至超过枯燥的布道，沉重程度则超过厚重的面包；而那些真正能愉悦普通人心灵的无意义内容才是最好的。

对有教养的头脑而言，愚蠢的东西就如同死水一潭、充满恶臭的池塘；而真正的无稽之谈——也就是那些俏皮话、讽刺作品、模仿作品以及“精妙的戏弄”——根本不属于小说的范畴。显然有人反对建立免费图书馆，理由是这类图书馆主要被小说读者使用。为支持建立此类图书馆，约翰·卢博克爵士（他不敢宣称阅读小说本身具有价值且值得提倡）指出，所借书籍中只有65%是小说，并以小说可以被快速读完为由，进一步声称英国人获取历史知识的主要途径就是小说和莎士比亚的戏剧。这样的说法足以让弗里曼先生在坟墓中翻滚，也让弗劳德教授坐立不安。不过我认为这一说法其实基于事实，只是说话者似乎从未想过：虽然从小说和戏剧中获得的史实并非最纯粹的，但一部优秀的小说或戏剧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对于那些能够理解并欣赏它们的人来说，其价值远超过那些正确的历史记载。约翰·卢博克爵士还谦逊地表示，他“很不愿意低估小说的价值”。真是甜蜜而虚伪的谦逊啊！他甚至不愿“低估”薄伽丘、塞万提斯、格雷拉齐、泰奥菲尔·戈蒂耶、梅里美、维克多·雨果、萨克雷、沃尔特·斯科特、菲尔丁、奥克塔夫·费耶、乔治·桑以及布尔沃-利顿的作品！真是令人钦佩的仁慈啊！当然，关于蚂蚁或蜜蜂行为的著作肯定比单纯研究人类行为、性格与情感的著作更为高深。阅读前者是一种教育，而阅读后者则只是一种娱乐——或许并无害处，但几乎没有任何益处。站在蚁丘上的约翰·卢博克爵士有着科学家的崇高气质，而阿尔方斯·都德在探讨人性问题时却不过是个华而不实的浅薄之徒。约翰·卢博克爵士似乎甚至没有意识到，一部优秀的小说蕴含着最高层次的智慧，同时融合了创造艺术中最宏大的效果与最精细的细节。一部优秀的小说绝不应该被草率地翻阅，就如同不应粗心地浏览梵蒂冈的雕塑或乌菲齐美术馆的画作一样：普通读者或许可以这么做，但那样做实在是非常愚蠢的。

这对小说而言，无疑是一种不可饶恕的侮辱，就如同对雕塑和绘画的侮辱一样。试想一下，要创作出一部优秀的小说，其作者身上必然具备种种多样的才能：不仅有想象力，还有机智；不仅有机智，还有学识；不仅有学识，还有创造力；不仅有创造力，还有辨别力、观察力以及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同时还要能够像雕塑家用黏土塑造形象那样，从虚无中创造出人物形象。而要将所有这些才能融为一体，还需具备精湛的语言技巧，以恰当的方式将它们组合、浓缩并赋予生命。只有当所有这些才能汇聚于同一位作家身上时，优秀的小说才能诞生。而一旦这样的小说问世，就需要以如同有教养的旅行者参观梵蒂冈或乌菲齐美术馆那样的认真态度去欣赏它。

我逐月阅读《Le Secret du Précepteur》这部作品，每读一篇都感受到无比的愉悦，而这种愉悦唯有通过从容、细致、富有艺术性的方式来品味其精美的文学品质才能获得。它就像一种美酒，只有具备鉴赏力的读者才能领略其韵味。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情节本身也不够惊险或独特，但其魅力在于其真实可信性以及所蕴含的心理深度。整部作品的风格始终保持着开篇那种轻松幽默的调子。啊，那风格真是妙极了——清澈如水，细腻优雅，和谐动听，堪称完美！它既有世故之人的迷人魅力，又有艺术家般的雄辩与才华。我曾见过一位伟大的大使在装饰华丽的房间里演奏舒曼、肖邦和巴赫的音乐，他的演奏技艺令人赞叹不已；谢尔布利耶的风格让我想起了那位才华横溢的外交官。人们经常谈论保罗·布尔热的神奇风格，但与谢尔布利耶的风格相比，布尔热的风格显得生硬、曲折、做作且不自然。谢尔布利耶风格的卓越之处在于它的自然流畅，就像人在社交场合中的得体举止一样。对于掌握这种风格的人来说，运用它的一切技巧所带来的快乐，就如同击剑大师使用剑术、雕塑家操作黏土一样令人愉悦。用这样的风格来讲述故事，无疑会带来无比温暖的体验。

对于作品的拥有者而言，能欣赏到它所带来的愉悦，就如同画家能够用少量的颜料和一块画布，创作出冬夜、夏日、青春或衰老、黎明或月光、仙女之舞或森林之神的嬉戏场景一样。但要想真正领略其妙处，读者自身也必须具备一定的素养。

这部作品中没有那种在布尔热等人的作品里令人反感的英语化表达，比如用“Henry”代替“Henri”，用“Francis”代替“François”，用“window”代替“fenêtre”，用“le cab stoppait”代替“le fiacre s’arrêtait”——诸如此类对世界上最优美语言的扭曲。当某种表达方式只有某种外语才能恰当地表达时，人们确实会想要使用那种外语。但谁会认为“cab”比“fiacre”更好，或者“window”比“fenêtre”更佳呢？谢尔布利埃所使用的法语，是出自一位优雅作家、一位世故之人的法语，与那些年轻人的法语相比，就像清澈的河流与蜿蜒堵塞的溪流一般。没有那些心理学上的专业术语，也没有那些令读者疲惫不堪的复杂分析，《家庭教师的秘密》中充满了对人类心灵与性格的细腻而有趣的探讨。它的最大优点在于，能让读者持续对这样一个角色保持兴趣——而在大多数作家笔下，这样的角色要么毫无意义，要么荒谬可笑。

故事的讲述者就是这位家庭教师本人。他相貌平平，地位低下且有些荒谬，还坦诚地承认自己的愚蠢与错误，但却是最可爱、最值得尊敬的人；他的智慧与才气完全弥补了他地位低微以及相貌不佳的缺陷。他向我们讲述自己极其丑陋的外表，这样我们就不会误以为那是一种“美丑交织的美丽”，而是接受他所说的那样——那种因贫穷而让所有女性终生都对他望而却步的丑陋。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他个性中不可抗拒的魅力，钦佩他的机智，赞美他的无私，为他的自我克制、勇气以及意志力而欣喜，离开他时，我们会像与一位具有最高素养、最温暖情感的伙伴暂时分离一样感到惋惜。我们也为他感到遗憾，因为像大多数无私的人一样，他不得不满足于幸福的碎片，而非完整的幸福。这完全符合现实生活。

他不应再得到更多；作者能够抵制住将如此迷人的角色赋予幸福却违背常理的命运的诱惑，这恰恰证明了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我们深知人生中的奖赏往往是与付出相称的，因此让那只忠诚的狗只能得到与普通忠犬相同的回报，才是符合艺术与现实原则的。我们明白事情本就不可能有所不同，但还是为那只狗只能得到那些微不足道的残羹剩饭而感到惋惜。我认为，这个角色所引发的强烈兴趣与情感共鸣，堪称小说创作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因为它的魅力完全源自于其自身的品质，而非外貌、地位或身份所带来的附加优势。书中有一个平凡而贫穷的人，身处恶劣的环境之中，却像浪漫小说中的英雄一样战胜了所有困难，仅凭着与生俱来的尊严、高尚的品格以及过人的智慧与才智，便赢得了读者最高的尊敬与喜爱。而且，他的一切行为都极为自然，读到他的故事时很难相信他只是一个虚构的角色；他所做的一切、所说的话都如此真实、如此人性化。阅读《大地的承诺》或《女人的心》时，没人会有一刻认为书中的角色真的存在过或有可能存在过；他们不过是些用纸板做成的模型，穿着制衣商提供的衣服，按照创作者的意图行事罢了。然而，莫泊桑笔下的皮埃尔与让是活生生的，洛蒂笔下的高德与法图盖也是活生生的，罗德笔下的迈克尔·泰西埃同样是活生生的，还有那个可爱的耶特，而在这部出色的小说中，导师特里斯坦则比他们更加鲜活地存在着。他周围的所有人物也都生活在那座位于埃佩尔奈附近的乡间别墅里，那里几乎是他所有欢乐与痛苦的发生地。我们真希望这一场景永远不变——那里的风景与故事情节如此契合，让人希望一切都能保持原样直到结尾。当故事发展到巴黎时，人们不禁为场景的变迁而感到遗憾。或许，故事的结局并非谢尔布利埃最初所设想的那样。这确实是一个很难以艺术的方式来收尾的故事。事实上，它根本就没有结束，只是在某个关键时刻中断了，让读者觉得莫妮克还会经历许多冒险，而她的“那只忠诚的狗”和丈夫则要面对诸多忧虑。如果真有缺陷的话，那似乎就是：如果从一开始就考虑到这个危机，那么路易斯·穆弗兰这个角色——尽管他已经非常自然了——

这个角色的形象本应被刻画得更加英勇一些，这样就能让人更感兴趣地关注他在嫉妒的驱使下所经历的转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开枪这一幕就应该由导师来执行，而不是他本人；事实上，既然特里斯坦在故事开头就提到自己枪法极佳，我们自然会期待他能向某人展示自己的技艺，而他本可以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对那个可恶的家伙特里盖尔施以枪击。读者会不由自主地认为，这原本就是作者所设想的结局，那样的结局会更为有力、更令人满意。不过，也许是因为他认为悲剧作为故事的结尾会破坏整部作品那种轻松幽默、充满雅致气息的氛围，所以才放弃了这个想法。

要充分描绘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实在需要很多篇幅；他们都被刻画得极为出色，只是穆弗兰夫人的形象有些夸张。不过，开朗大方的商人布罗格斯、他那出身高贵且虔诚的妻子、迷人的神父韦莱、害羞沉默、心地温柔又胆小的穆弗兰、那个聪明绝顶却又令人难以忍受的西多妮，以及最后那个极其独特的形象——那个用铁棒统治着自己那只忠实“两条腿狗”的任性的日本女子，所有这些角色都被刻画得十分精彩，尽管他们在重要性上还是略逊于主角导师本人。其中最精彩、最复杂的当属布罗格斯夫人，她既有虔诚之心，又有欲望；她本能地反感资产阶级生活的单调，性格复杂而傲慢；她对女儿们既冷漠又温柔；在她与小女儿莫妮克的最后一次会面中，这些特质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显然，谢尔布利埃对服饰在上流社会女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服饰给她们带来的慰藉作用印象深刻。母女俩因为这次偶遇而深受感动（这是自母亲私奔、女儿结婚以来的第一次见面）；不过这次会面发生在巴黎的展览馆里，她们的情绪并没有妨碍她们继续研究、讨论并购买漂亮的布料。这正是各种矛盾情感的体现。

这正是生活中应当注意的：深沉的情感与真诚的悔恨，与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极易分散注意力的事物混在了一起——那些事物或许很琐碎，但却十分自然，源于那些与个人外表相关的忧虑与乐趣，而这种忧虑与乐趣是绝不会因任何非死亡的因素而消失的。还有另一段文字，同样展现了作者在洞察并描绘这种双重动机、这种既相互矛盾又常常触动我们心弦的情感方面的能力与洞察力；这种情感正是现代人的典型特征，他们的心境往往复杂而做作，琐碎且善于分析，因而无法产生单纯或纯粹的情绪。西多妮是个极其骄傲、贞洁且固执的少女，当她发现母亲出走后，她深受打击；一想到邻居和仆人们会怎么想，她就痛苦不堪；而对父亲所受到的伤害，她则流下了人生中的第一滴眼泪。然而，既然她决定永远不结婚，那么她现在以及将来都将永远是父亲家的女主人，这一事实却给她带来了难以抗拒的快乐与安慰。在这个可怕的夜晚，她还是忍不住行使起了自己最初的专制权力。她的母亲向来喜欢柔和的光线，总是要求在楼梯底部的电灯前放置玫瑰色的布帘来遮光。西多妮却把那些玫瑰色的布帘拿走了。就在她掌权的第一个晚上，没有遮掩的强光依然照耀着整个空间，这无疑宣告了家庭统治权的更迭以及新女主人的绝对权威。这些都是贯穿整部小说的精妙细节，体现了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只有那些愿意像约翰·卢博克爵士及其读者那样，将注意力投入到研究甲壳类动物或家养跳蚤的著作上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这些细节的妙处。朱尔·勒梅特雷在他的小说《国王们》中嘲讽地称，他笔下的某个角色“生来就是为了欣赏奥贝尔、卡巴内尔的作品以及《双世界评论》上的小说”。而在他本季出版的名为《国王们》的书中，他只是把《迈耶林的悲剧》、约翰·奥斯的谜团，以及最近发生的那些涉及在世王子的扑克牌和债务丑闻混在了一起。

他通过这些描写再现了路易丝·米歇尔的个性、克鲁泡特金的一生以及一位著名金融家的经历，还在对这些人物的描述中加入了一些关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文章，将这些作品全部定在1900年，并将其称为小说。但实际上那并非小说，因为其中毫无想象力可言。它不过是现实中的近代事件的照片或拙劣的模仿之作——无论读者想如何称呼它都行——只是稍加掩饰而已，而且被过度夸大了；在很多方面，它简直就是对多德《流亡之王》的厚颜无耻的模仿。书中确实有一些精彩的文字，也有一些出色的思想和表达，当然，当作者像勒梅特尔这样聪明时，这种情况是难免的，但它终究算不上小说；它只是一系列场景的集合，几乎所有场景都借鉴或模仿自已有的著名事件；整体结构缺乏协调性，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总是在故事结尾处插入对先前事件的冗长描述，还会引入新角色。此外，书中还有关于某位王室成员的描述，其内容极其恶劣，对一个无法反抗也无法为自己辩护的人而言，这样的描述实在是不公平甚至残忍的。虽然故事的时间背景可以定为1900年，但其中所描述的那些事件其实早已由一些知名人物经历过。

因此，像勒梅特尔这样不成熟的作家，竟然还敢嘲笑《双世界杂志》上的小说——仅以去年为例，该杂志就发表了《米夏埃尔·泰西埃的私生活》和《家庭教师之谜》这样优秀的作品——实在是不妥当的。批评小说远比创作优秀小说容易，拆解作品所需的才能也低于构建作品所需的才能。

在过去的二十个月里，法语文学中出现了一些非常出色的小说。保罗·瓦西利的《坠入深渊》是一部极具原创性的杰作，其主人公这一极端利己主义者的形象，在直觉、哲学思想以及现实主义表现方面都堪称独一无二。这部作品的趣味性完全来自于对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角色形象的刻画，以及通过种种情节使得原本慷慨的天性逐渐演变为彻底的利己主义，最终导致其在事业上大获成功的同时却陷入道德孤立的状态。保罗·马格丽特的《恋人们》与《事物的力量》也是优秀的小说，它们在构思的独创性以及……方面都十分出色。

对自然事件的敏锐观察力，以及吸引读者兴趣的才华。尤其是前者，充满了真实感、诗意，情节与人物形象也都十分新颖；这完全是一部爱情故事，但对爱情的描绘既充满同情心又富有理解力，所呈现的场景虽充满戏剧性，却显得极为自然。如果约翰·卢博克爵士能读完这三本书，最后再读《家庭教师的秘密》，我想他一定会承认：要真正欣赏这类作品，就需要以同样的专注态度去阅读，同时读者也需要具备相应的智慧与洞察力——这就像研究黄蜂的社会习性或笼中蓝蝇的食性一样，无论多么有趣，都需要这样的努力。毫无疑问，研究蚯蚓需要比研究人性更高的智力水平。不过，很难相信蚯蚓能像人类那样带来如此多样而复杂的趣味；而在优秀的小说中，对人类的刻画与分析无疑是最为出色的。[6]

V

《无上的仁慈》[7]

有一位法国评论家将罗尼兄弟列为“未来的作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确实属于所谓的“年轻人”这一群体——不过这一称呼往往被误用，因为其中也有中年人。“年轻人”这一称谓更多是用来指代那些采用新方法、拥有新观念的作家，而非真正描述他们的年龄。凡是能够摆脱传统束缚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属于“年轻人”；但人们却过分强调这一名称的重要性。真正的艺术总是自然的，而这一新兴流派的作品却很少具备自然之美；其中更多的是怪异的风格，而非真正的原创性思想；其作品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充满刻意为之的痕迹。比如莫里斯·巴雷斯，他运用精妙的语言来掩饰思想的贫乏；乔治·奥内则通过巧妙的情节描写，让那些毫无生气的角色显得仿佛有生命一般；而保罗·布尔热则试图用优美的文笔和深刻的人物心理描写，勉强为那些贫乏的情节增添些许趣味，从而用华丽的辞藻化解批评的声音。

在罗尼兄弟的作品中，也存在着这些作家的矫揉造作之处，但却没有他们思想上的贫乏。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各种想法、深刻的思考、敏锐的观察力以及丰富的经验。对于他们那无比丰富的创造力而言，小说所受到的种种限制实在太过狭小。在他们作品的某些部分，确实可以看到那种人为的写作风格，以及对复杂难懂的词汇和古怪表达方式的追求，这些都是“年轻人”流派的缺点；但在许多其他部分，他们敏锐的洞察力、深厚的情感以及卓越的艺术天赋使他们超越了这种刻板作风，创作出了在所有文学作品中都难以匹敌的佳作。《无上的仁慈》是一本非常长的书，但若有人不希望它更长，或者不觉得作者们不得不放弃许多本想表达的情节、思考与描写，那才是真正无聊的人。

书中充满了生动的描写。作者通过文字表达出对自己所塑造角色的深厚情感；我们相信，他们完全有能力用上百卷的篇幅来讲述这些角色的命运故事。他们同情心的源泉永远充满活力。最令人钦佩的还有他们的公正态度——他们既能看到穷人对富人的不公，也能看到富人对穷人的不公；这种公正无偏的同情心实属罕见。世界上充斥着那种出于偏见而产生的片面同情，但那种全面且完全公正的同情则极为少见。罗斯尼一家具备这样的品质。

书中的语言有时显得迂回复杂、夸张古板，带有现代文学的风格；但有时又会摆脱这种风格，变成我们所喜爱的清晰、流畅、优美的法语。在那些描述拉马克及其他受苦之人的段落中，语言最为简洁明了，直击人心。

本书的第一部分最为出色，其中关于这个家庭的描写也是最精彩的，因为它们是全书中最为简单的部分。还有哪段描述能比这更令人动容、更真实呢？那是对那个垂死之人及其孩子们乘坐破旧车辆最后一段旅程的描绘。

“拉马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力量与宁静抚慰着他疲惫而虚弱的身体。”“啊！我确信这会让我康复。”他那纤细的鼻孔间露出微笑，嘴唇因愉悦而微微张开。阿尔贝感觉仿佛天地在无尽的生命中重新诞生了。他的灵魂透过蓝色的眼睛闪耀出来，开始与大自然嬉笑打闹。然而，他的母亲和乔治却在这明亮的光线中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拉马克极其消瘦的状况，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筹钱支付五法郎的出租车费用。他们驱车驶向一条充满神秘与诗意的道路：菩提树、金合欢树、年轻的榆树，各种绿色的植物在夕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那里有成群的细长树干，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绿色画卷；高处，淡色的树叶似乎在吸收着光线；而在更深处，阳光则像彗星的星云一般流淌着，如同蒸汽一般，有一些脆弱的昆虫在上面漂浮着。

海面上的水母。地面上已满是枯叶，宛如森林生物的鞣制过的皮肉或棕色的毛皮。蜘蛛网呈现出彩虹般的色彩；在那些没有鸟儿的树上，蝴蝶仿佛赋予了生命以翅膀的意象，让人联想到雏鸟飞翔的情景。幸福似乎体现在织布的女子身上，体现在远处火车的鸣响中，体现在两个孩子边吃梨边享受其果皮的快乐中，也体现在那只在草地上打滚、发出年轻般的吠声、眼神充满对生活热爱的狗身上。经过的少女那件红色的裙子为金色的午后增添了力量感、绚丽与激情。

“这里真好！”阿尔伯特说道。

乔治望着蜘蛛们编织的银色细网，想起了自己曾经有过的关于自由以及为善良的动物和人创造空间的种种幻想。

“我又变年轻了！”拉马克低声说道。他的脸色依然苍白，但已不像死人那样惨白。就连小弗朗索瓦也静静地聆听着，内心充满喜悦——因为他的喜悦只能藏在心中——他爱着自己的父母、兄弟、司机、树木以及嗡嗡飞舞的苍蝇。

“停下。”病夫突然说道。他们正站在一扇高大的门前，透过门可以看到一座宛如伊甸园般的美丽花园。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池塘，池塘上仿佛漂浮着无数美好的梦想；还有高大的伦巴第杨树，以及优雅的垂柳。低垂的落叶松也笼罩在水莲之上；还有浓密的加拿大杨树，以及白杨树发出的轻柔声响与敏感的叹息。水中倒映着森林生活的美好景象；下面的景色对称而宁静，仿佛被氧化后的银色所笼罩。此外，还有长满草的小径和缓坡；更远处则是空地，美丽的树木半隐在迷雾之中，仿佛在预示着丰饶与幸福。这个地方的美好气息渗透进了这户贫穷家庭的灵魂深处；他们立刻感受到了一种痛苦——因为他们觉得根本不可能拥有这样的幸福。

这永远都属于他们，能够知道如此美丽的景象确实存在，真是令人欣喜若狂。
他们站在那辆破旧的出租马车上，满怀陶醉地凝视着，几乎说不出话来。
“哪怕只有花园中的一小块地方，对我们来说也是财富啊！”母亲叹息道。
“就是那块地方——那儿。”拉马克说。
“可一个人又吃不下整个花园啊。”阿尔贝说道。
乔治则出神地注视着一只昆虫的飞舞。那只昆虫停在阳光下，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然后上下飞动，最后像离弦之箭般消失在阴影中。人们真希望拥有这样一个小小的生物，它虽在万物中占据着微不足道的地位，却拥有大型动物的快乐、本能与智慧。无论如何，它都象征着生活中的种种乐趣：在叶子上休息、移动、在空间中穿梭、探索神秘世界所带来的愉悦。
“啊！”乔治苦恼地想，“就连来看这个，也得有钱才行！”
这个沉重的想法犹如一记重击，击中了男孩那颗敏感的心。很快，这种苦涩的情绪就渗透到了所有人的心中，甚至包括最年幼的孩子。

我将其译为“氧化银”的，实际上原文是“变黑的镍”——这是作品中常见的那些糟糕、怪异且不和谐的表达方式之一。将水这种液体、流动的、半透明的物质与任何金属相提并论，实在是一种奇怪且不恰当的比较。在这段严肃而富有诗意的文字中，使用“变黑的镍”这样的词汇显然会破坏整体的意境。然而，正是这类让耳朵和理智感到不适的表达方式，让那些不幸的年轻人乐此不疲；他们把这些表达视为解放、现实主义和独创性的体现，但实际上，这种用法只不过反映出他们糟糕的审美能力和缺乏判断力罢了。

然而，在整部作品中，尽管存在这些瑕疵，所有与拉马克一家相关的情节都是充满情感且简洁有力的杰作，直至最后一幕——三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正准备点燃小弗朗索瓦从码头经过时从货车上收集来的木炭，那些木炭被存放在那间简陋房间的角落里，以备最后时刻使用。这三个性格迥异却又因种族上的相似性而联系在一起的男孩，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乔治沉思而富有哲理，骄傲又温和，观察力敏锐；阿尔贝则充满怀疑与轻蔑，他坚信既然死亡因他人而夺走了他父亲的性命，那就不存在上帝；最年幼的弗朗索瓦则胆小、富有想象力且极为忠诚，他躲在桌子下面，用关于一个没有贫穷与死亡的孤独仙岛的幻想来缓解饥饿的痛苦。这三个孩子构成了文学作品中关于无辜且无缘无故的苦难的最完美的形象，而描绘他们及其悲伤经历的作家也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小说中的核心人物雅克·富热雷，其重要性已让位于这三个孩子；或许，相比他那不幸却慷慨的资助人达尔热勒，他的吸引力也要逊色一些。人们很想了解，像富热雷这样有才华、有品格的人究竟是如何在巴黎的街头陷入贫困的；同时也想了解他的出身、教育背景以及那些影响他成为如今模样的因素。同样，人们也希望知道拉马克是如何陷入贫困的，他的孩子们又是如何变得如此有教养、如此优雅的，以及为什么整个家族会与那些卑劣的亲戚保持距离。《年轻人》一书的作者们不愿揭示书中人物的背景，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原因有二：其一，这违背了读者自然而合理的好奇心；其二，如果不研究导致一个人成为某种性格的原因，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其心理状态（他们所崇拜的“心理学”）。像吉普这样的作家可以轻松地、仿佛穿过马戏团的高环一般，无需额外解释就能将读者带入人物们的生活中，但对于那些认真研究人性本质的作家来说，这种跳脱的做法实在不合适。那些长达数百页、内容冗长且令人厌烦的关于人物道德与心理状态的描述，完全可以省去，取而代之的是几页清晰明了、能说明人物形成原因的文字。

在书中，人物总是突然出现，仿佛是从暗门里冒出来的。作者不愿提供任何细节，只能依靠读者的想象力来填补这些空白。无论是在书中还是生活中，人们都希望能在了解一个人之前先对其有初步的认识；但新派作家却无视这种期望。

福热雷所描述的某些经历相当乏味，比如他去医院或那些收容畸形人的场所的情景；而那位身为医学生的年轻女子路易丝，则以职业性的冷漠态度看待死亡，她过于完美且自满，让人很难认同福热雷对她的赞赏。福热雷本人则如此谦逊、热心、专注且富有男子气概，他本应找到一个更值得同情、不那么虚伪的伴侣，而不是那个满口陈词滥调、哲学观念冷淡的女医生。被他拒绝的珍妮·达格勒则是书中最不真实、最做作的人物，我们对她毫无兴趣。她身上没有生命的气息；当她自杀时，我们也毫不在意——因为我们知道，在她的世界里女性是不会自杀的，一个骄傲的女人根本无法忍受因为丈夫的秘书不爱她而必须死去的想法。我们还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福热雷很可能会与她产生共鸣，而他内心的诱惑与对达格勒的忠诚与感激之间的挣扎，一定会非常有趣。在她死后，达格勒独自面对她尸体的那一章写得非常好，准确地描绘出了那种复杂的情绪与感受——那些在极度悲伤中出现的琐碎矛盾，以及在那片绝望的深渊中如沼泽灯光般闪烁的怪异幻想。谁会……

我们从未像达格勒那样，从痛苦的心底发出“请原谅，请原谅！”的呼喊，去注视那个在世人眼中并无过错之人的冰冷面容。
罗尼兄弟有着一种令人厌烦的习惯，这种习惯在几乎所有近代法国作家身上都很常见：他们试图故作学究气，用复杂晦涩的方式表达思想，而非以简洁明了的方式；用“épiderme”代替“peau”，用“véridique”代替“vrai”，用“prunelles”代替“yeux”；滥用科学术语以及那些令人反感的外国或专业用语；远离自然、直接、常见且显而易见的事物，却在一堆混乱的文字中营造出所谓的深刻感。这些做作的行为与努力破坏了许多篇章的质素，让最细心的读者也会在许多章节中感到疲惫不堪；此外，他们还总喜欢使用极其怪异、离奇的比喻，比如将枯叶比作动物的毛皮，把心脏的跳动比作“在微风中摇摆的梨子”，还有天空是“粉蓝色的，地平线则如同水族箱一般”，等等。无论这些比喻多么贴切准确，过度使用终究是一种缺陷；而罗尼兄弟所使用的那些荒谬且牵强的比喻，则会扭曲文风，扰乱读者的思维，使其陷入混乱与分心之中。
过于冗长、过于技术化且过于复杂的描述，只会给读者留下零散的印象，根本无法形成完整的形象——那只不过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内容罢了。以对达格勒外貌的描述为例：我们始终不知道达格勒究竟是谁，他如何获得巨额财富，关于他的一切我们其实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个富人，大概是通过继承才变得富有。以下就是对他的描述：
“一张肥胖的脸，神情忧郁、若有所思；脸颊凹陷，松弛无力。额头呈半圆形，有三道深深的皱纹，太阳穴部位发红。眉毛浓密，但表情不明朗，眼睛则显得十分凶狠。嘴唇像野兽的嘴唇；胡子很短，似乎从未长过；头发扁平，仅在眉心后面形成一小块，然后向两侧延伸至耳朵处。整体来看，他的脸就像芬兰人的脸，颜色苍白，皮肤容易出现鳞状变化。鼻子又长又宽。”

其外形极为不规则，介于短鼻与鹰钩鼻之间，鼻端上翘，鼻梁弯曲。几乎没有任何向后的部分；颈部如同凯尔特人的一样，笔直地延伸至头顶。耳朵向后折叠，质地坚硬，属于软骨结构，等等。

这段冗长且令人反感的描述仅仅营造出一种怪物的印象；它与达格尔的性格完全不符——他是个宽宏大量、温柔善良、慷慨且敏感的人，在那些利用他善良心肠的寄生虫们中间，他饱受极度孤独的折磨。具有这样性格的人不会拥有凶狠的眼神或野兽般的嘴唇；而他高尚的情操必定会为他的面容增添几分美感。

至于这部作品的主人公雅克·富热雷，我们却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描述。相反，对于那个住在怪物收容所里的可怕人物的描写则极为详尽，充满了各种技术性的描述，这体现了该流派对恐怖与反常事物的热衷。

从道德层面来看，达格尔始终保持着一致性，值得人们喜爱。从他最初产生的怀疑与不信任——他认为自己新宠只会像其他那些接受他施舍的人一样利用并欺骗他——到最后那次真诚的微笑，尽管他为自己创造的幸福而感到嫉妒，但他仍然说：“得了吧！很明显你也爱我啊。”这个富人只能得到所谓“爱”的一点点象征，但他的慷慨之心已经足够满足于此。罗斯尼一家深刻地认识到，对于那些已经拥有财富的人来说，财富所能带来的安慰其实微不足道，他们说道：“可怜的富人！”达格尔是独一无二的，可惜他在故事中只是处于次要地位。对他身体疾病的描述或许有些夸张；耳聋几乎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心理与精神痛苦；但他最后出现的情景则真实可感，深深触动了读者的心弦。仅凭几句话，他就能让许多人获得幸福，然而为了让自己获得幸福甚至一丝安慰，他的百万家产却毫无用处！这正是许多富有且慷慨的人所经历过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命运的讽刺对那些继承了财富的人而言更为残酷。

财富。然而，富人所承受的痛苦纯粹是情感上的，真正具备高尚品格、能够感受到这种痛苦的人实为寥寥。富人始终享有物质上的舒适，无需为日常琐事而忧心；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前往任何地方、做任何想做的事；如果他们真的懂得享受，就能享受生活；只要别人顺从他们，他们就能让别人服从自己；他们可以周围摆满美丽的物品；他们还可以尽情挥霍金钱，尽管这正是富人们并不热衷的“奢侈”行为——一般来说，富人只会为了在报纸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才慷慨解囊。罗斯尼一家对富人的同情其实毫无道理，因为富人最大的负担其实是无聊，而这种痛苦是由于缺乏真正的同情心所导致的，就如同血液循环不畅会导致手脚冰凉一样。达尔杰勒所说的“自杀在富人中比在穷人中更为普遍”这一观点显然没有事实或统计数据作为依据。此外，富人还有一个极其宝贵的优势：他们不必为那些琐碎的身体问题操心；他们永远不会经历最痛苦的情景——看着自己珍视的人挨饿无家可归；在寒冷的天气里他们能保持温暖，在炎热的天气里则能保持凉爽；生病时他们能得到各种治疗和帮助；只要他们愿意，他们的家就是永恒不变的；只要他们有足够的感知力去欣赏，整个世界都属于他们；他们可能会因消化不良和不满而遭受痛苦，如果他们品格高尚，还可能因人性中的忘恩负义与虚伪而感到恼怒，但将他们的痛苦与穷人的痛苦相提并论实在荒谬——尤其是当那些穷人拥有像罗斯尼一家的福热雷和拉马克那样优秀的性格、敏感的神经以及高雅的智慧时。有必要提醒社会：富人也可能遭受比穷人更严重的灵魂上的痛苦；但把富人描述成经常因这类原因而受苦，则是对事实的夸大。富人通常都是极端自私的人，他们的慈善行为背后往往隐藏着政治目的或社会野心。像达尔杰勒这样的人确实存在，但每千万人才有一个。在小说中，他可以作为角色出现，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极为罕见。《至高无上的善良》一书中探讨了许多社会问题与哲学理论。有些苛刻的评论家可能会说，这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一篇社会与哲学论文。但实际上，它完全符合小说的最高标准，其自然性与可读性也相当出色。

在整部小说中，各类重要人物都为情节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福热雷在支配达尔杰尔的钱财时所采取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展现了种种社会苦难的景象。或许正是为了展现这些景象，作者才写了这本书；不过，作为一部小说，其情节的连贯性与趣味性并未因此而受损。在这些章节中，一切做作与矫饰都从文风中消失了，作者们得以运用简洁有力、充满感染力的语言来表达情感。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所处的时代风气竟让他们陷入繁琐复杂的夸张手法与陈旧的表达方式之中，而他们本可以如此简洁而富有表现力地写作——

“那些珍贵的物品——拉马克夫人的胸针和耳环，还有她的结婚戒指，唉！此外，那些历经艰辛才从火海中抢救出来的瓷器，那件小红木书桌，以及两件通过慈善抽奖获得的塞夫尔花瓶，还有欧仁妮皇后赠送的礼物——全都消失了，全被‘苦难’这个怪物吞噬了。乔治和他的父母一样痛苦；他天生就喜欢珍视那些脆弱的东西，那些带有生命气息的物品。”

“下着小雨；在防御工事的阴影下，灯光在风中摇曳；灯光的倒影映在湿漉漉的草地上，那一刻，草地仿佛和草地上的青草一样新鲜。到处都是孤独——一种充满隐秘人类生活的孤独感，那些封闭的房屋里透出微弱的光亮，似乎暗示着某种神秘的欢乐。不过，除了城墙的开口处之外，外面没有任何生物；草地上有一只像猎狼一样鬼祟的狗。男孩的目光望着天空、望着草地、望着那一排排闪烁的灯光，还有脚下的灰色石路。他的心中涌起了一种美感，但那是一种如同万圣节颂歌般忧郁的美感。”

“在他身旁，他的母亲背着那张已经被卖掉的床垫；他自己则把床垫的一头扛在肩上。”

他们如此行走着，饱经摧残、屈服不堪；孩子心中充满着压抑不住的反抗情绪，而母亲则谦卑顺从，如同圈中的温顺牲畜一般，偶尔会有些愤怒的闪现，但很快又熄灭了。他们彼此间说着几句话，声音低沉而沉重，那不过是他们灵魂深处微弱的回响罢了。“我们得走那条街。这会走到哪儿去呢？——为什么家人不帮忙呢？”在某个拐角处，他们停了下来。在路灯的光照下，乔治看到母亲的脸庞被雨水打湿，顿时对母亲产生了深深的怜悯之情。

他凝视着她，回忆起自己幼年时家里还有两个仆人，母亲是个优雅的女子，会与父亲一起外出散步，而女仆则推着装着小弗朗索瓦的婴儿车。可现在，他的母亲却不得不在深夜里背着床垫，步行于泥泞之中。 “妈妈！妈妈！亲爱的妈妈！”他哭着呼喊着，心中没有丝毫自私的念头，只有对母亲的深切关怀！

当那两个塞夫尔花瓶被卖掉，只换来20法郎时，作者对它们所承受的痛苦同样充满了同情。那些曾经如此优雅、精致、富有贵族气息的物品，在新主人的粗俗装饰中显得格格不入，乔治虽然为它们永远失去而痛苦，却仍为它们的高贵品质而自豪：

“这些脆弱的物品，承载着家庭的灵魂。啊！它们见证了多少个生日的清晨，多少个学习的黄昏，多少个阴雨绵绵的日子和春日里温暖的阳光，多少个关于远行梦想的幻想，还有多少个暴风雨肆虐或大雪纷飞的可怕夜晚！它们一直都在那里，以那永恒的优雅与艺术姿态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记忆中。而现在，它们却永远地消失了，被交到陌生人之手，只换来两天的使用时间而已！”

没有比这一段更感人、更真诚、更有力的表达了。

再来看看那段精彩的开篇——拉马克正是在那场火灾中染病，最终因此丧命。这段文字实在过长，无法在此完整引用，但其描述的力度无与伦比，所蕴含的真理也极为深刻。他同时代的人中无人能写出这样的篇章；其简洁严谨、真实可信，再加上华丽的文笔与令人震撼的描写力，使其成为一部杰作。

它只有一个缺点：会让读者觉得作者在创作时付出了巨大努力。它无法传达出皮埃尔·洛蒂、弗朗索瓦·科佩、阿纳托尔·法朗士等人所拥有的那种创作时的自然灵感与愉悦心情。《至高无上的仁慈》确实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它的伟大必然源于痛苦的思考与不懈的努力。从中看不出任何即兴创作的痕迹，也没有丝毫随意或轻松的灵感，而是深刻观察、复杂疑虑、无私的悲伤以及高尚的利他主义所凝结而成的成熟成果。对于那些能够理解其内涵的读者来说，这部作品定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并提升他们的境界。不过，书中没有笑声，甚至连微笑也没有，唯有伴随怜悯之泪而出现的那种悲伤而神圣的微笑而已。

六
威尔弗里德·斯考恩·布伦特

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哪个人比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人更有趣了。他沐浴在英格兰的清新空气之中，又历经沙漠的烈日考验；思想极为开明，观点独立高尚。冬天，他在尼罗河畔、沙漠边缘度过；夏天，则在肖勒姆山谷与宁静的莫尔河畔之间徘徊。他接触过、也一直都在接触着生活的各种不同面貌。他以深厚的见识描绘了苏塞克斯的绿色森林、野鸡与鸫鸟、橡树与紫杉树，以及“伊芙琳的故乡”；他以满腔热忱书写那个遥远的国度——

“我们可以与大自然达成和解，暂时让灵魂沉睡于草地上，赤脚、光头，在那永恒的夏日微风中嬉戏。”

他的私人生活同样引人关注：他是拜伦孙女的丈夫，内维尔·莱顿的岳父，欧文·梅雷迪思的青年好友，也是阿拉伯人的朋友、沉默者们的捍卫者，更是所有失落事业的象征。很少有哪个人能拥有如此多与众不同的特质。他在朋友选择和命运方面往往十分幸运，或许正因为如此，作为他朋友的编辑才未能让他如愿以偿地如此幸运。挑选他诗作的人排除了许多作品，这自然会让人感到不满与反感——亨利先生总是用过于居高临下的批评态度来刺激读者的情绪。被排除的许多诗作都是政治题材的，而恰恰是这些作品，让我们这些厌恶现实政府的人觉得布伦特最为迷人。

我希望这些诗能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不必附上亨利先生所写的那些道歉式的序言。它们并不需要如此含糊不清的引言。它们显然不可能流行起来——不会有人在轻快的鼓声中朗诵它们，也不会用它们来筹集资金购买羊毛袜或巧克力。那些喜欢充满暴力与激情的民谣、以及那些像汽笛般刺耳的战争颂歌的人，同样不会欣赏这些诗。它们更适合在郁金香盛开、黑帽鸟歌唱的宁静之地阅读；或者在山影笼罩下的平静湖面旁，又或者是在安静的书房里，让夏风将落下的玫瑰叶吹过门槛。

亨利先生将弥尔顿视为伟大诗歌的标杆，而在他看来，其他作品都算不上伟大。我不知道他将雪莱置于何等位置，但弥尔顿除了在《利西达斯》中之外，还有哪部作品真正触动了人们的心灵？谁会关心那些被逐出伊甸园的人呢？

我觉得亨利先生没必要说布兰特并非约翰·弥尔顿——反正也没人会认为他是弥尔顿。不过，在我看来，他既不是亨利先生认为的拜伦或伯恩斯，也不是亨利先生将他比作的欧文·梅雷迪思。在我看来，他只是威尔弗里德·斯考恩·布兰特而已；在他的诗歌中他是独一无二的，就像他在观点与政治立场上的独特性一样。我不喜欢在评论中使用比较的方式——通过宣称某人不是什么来定义其价值，实在是一种肤浅的做法。我既不喜欢为了抬高死者而贬低在世之人，也不喜欢为了贬低死者而赞扬在世之人。认为拜伦“追随了某人”，这既不算机智，也算不上智慧。他究竟追随了谁？谁是他的先驱？是谁向他展示了那种无与伦比的双韵技巧？在他之前，又有谁创作出如此精彩的诗篇？又有谁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展现出如此高的成就、如此出色的文笔以及如此浪漫的生活态度？在拜伦出现之前，还有谁与他相似呢？

那些并非伟大诗人、也不追求成为伟大诗人的诗人，依然能够触动人们的记忆，引发泪水，让逝去的爱人重现笑容，让过去的时光再度流淌——他们只需用一句话、一首诗或一个暗示即可做到这一点。欧文·梅雷迪思在他的诗中做到了这一点，他的朋友和同僚也是如此。他的诗作中有一种强烈的男性气概：既不柔弱，也不 feminine；其中的思想始终属于……

那个曾感受过沙漠之马蹄扬起的沙尘，见过盘旋在蓝天中的秃鹫群，听过“上帝在何烈山上的雷声”的人；曾在死海之滨阅读奥古斯丁与克里索斯托姆的著作，也在苏塞克斯郡短而柔软的草地上读过贺拉斯与赫里克的诗篇；熟知肯特郡那些小路上生长着野百里香的地点，曾在拉文纳的大理石街道上与但丁、拜伦的幽灵同行，也在那里森林中即将枯死的松树下漫步；曾在巴黎虚伪的激情与嘲弄的欢笑中恋爱过、笑过，也曾居住在那些以闪米特人为主的部落的帐篷林立、背靠东方的荒凉之地的人。

亨利先生以他那略带专断的态度认为，一个人能为后人所铭记的程度，取决于他能否展现自己所处时代的种种风貌与情感。但我们谁也无法预料后人会做什么、会说什么。恐怕他们只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而无暇顾及过去的一切。或者，也许根本不会有后人，只有被那个自大的“科学”人物摧毁后的地球，散落在宇宙各处。但按照亨利先生的观点，既然他的意思是应该以一个英国人关于英格兰的写作来评判他，那这种说法真的正确吗？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胡安与帕里西娜》、《卡吕冬的阿纳克托里亚与阿塔兰忒》、《琴奇与阿多奈伊斯》、《露西尔与克吕泰涅斯特拉》这些作品又该归到哪里去呢？斯科特会比雪莱更伟大，考珀会比柯勒律治更出色。这个理论站不住脚。莎士比亚的剧作中，哪部更出色——《约翰王》还是《暴风雨》？《亨利五世》还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理查三世》还是《哈姆雷特》？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史诗——弥尔顿和但丁的作品——并非存在于我们这个狭小世界中的任何地方，而是存在于天上或地狱的世界里，除了灵魂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到达那里。“祖国”对于那些拥有超越常人视野的人而言，只不过是一个有限的界限而已。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他的故乡就是一切美好事物值得被珍视、一切悲伤的事物需要得到慰藉的地方。

就我个人而言，这些诗作唯一让我遗憾的是，其作者在押韵方面太过粗心大意。许多押韵之处听起来很刺耳，像“sun”和“stone”这样的词更是破坏了诗歌的韵律感，其实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押韵；此外，还有一些词语，比如“Revenue”，完全不适合用于诗歌之中。他认为自己没有必要遵守这些规则。

他虽自谦称自己不是诗人，因而不愿展现诗歌的优美韵律，但实际上他确实是个诗人；他的情感极为丰富，实在没有理由不在风格上更加用心。因为风格就好比歌手吹奏音乐的乐器，他应当确保所用的乐器品质优良、制作精良，这样演奏出的音符才会如同画眉鸟的鸣声般清脆动听。尽管他的许多作品显得粗糙且未经雕琢，但在合适的氛围中阅读时，它们依然会令人喜爱，会在读者心中萦绕，就像秋夜里传来的荒野之歌的旋律一般。这些作品中蕴含着人的情感，它们源自一个经历过苦难之人的内心。这些作品水平参差不齐，极其糟糕；诗人只是随心所欲地从森林中采集各种植物——草、兰花、石南花、甜美的野花以及大麦——只要它们出现在他的面前即可；有时是些普通的植物，或者对于那些看不到阳光照耀、看不到露水在其上闪烁的人来说，它们看起来也并无特别之处。这些作品并非经过精心构思而成，我绝不认为它们经过了反复推敲与修改。它们太过自然，似乎也不值得深入思考，不过是热爱森林的人自然而然创作出的作品罢了。在阅读它们时，你会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印象：它们仿佛是内心深处发出的叹息，或是欢快的心声，只不过叹息的次数多于歌唱的次数。他非常热爱乡村的一切。他曾这样写道：

“你无法想象，在那些没有报春花盛开的荒凉城市里，生活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珍贵。人们的脚步声盖过了街道上的所有其他声响，而你们根本看不到自己正踩着的坟墓。而在我们这里，那些可怜的死者依然存在。因为我们就生活在他们安息之地附近，所以他们在不在，我们都照样在这片土地上耕作。”

还有：

“这座山脊距离伦敦桥只有三十英里。当北风刮起时，伦敦的烟雾就会飘到我们这里，灰色的乌鸦也会发出叫声——因为那座巨大的城市仿佛用它黑暗的‘双臂’将一切笼罩起来，扼住它们的喉咙。时间或许会证明他们是对的。那些荒野可能会被砍伐殆尽，大自然的美丽也会被人类践踏得面目全非，因为人类的计划里根本容不下美丽。”

“鸽子为我提供了翅膀，让我得以逃离那个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我的喧嚣世界。哦，当五月的少女将她那野性的外衣披在石南树上时，我便轻快地离开了。我离开了尘土飞扬的公路，沿着美丽的草地前行，那里到处都是灌木丛；画眉鸟从每一处树丛中鸣唱着动听的歌声；温顺的牛群静静地看着我，我就那样躺在草地上，从正午一直待到傍晚。野兔们不知不觉地从我身边经过，而鸟儿们则继续歌唱……”

他的诗作与欧文·梅雷迪思的诗有些相似，这是因为他们从年轻时起就是朋友兼伙伴，而且威尔弗里德·布兰特对这位朋友怀有极为深厚且真挚的感情，那种感情之强烈与真诚几乎带有宗教般的色彩。下面这首十四行诗很可能出自《漫游者》一诗，而我猜这里所说的帕加尼宫，就是《漫游者》中所描述的、为“夏娃与五月”的恋人们提供庇护所的贝洛斯瓜尔多别墅。

“这就是二十年前他们度过春夏时光的房子。这扇紧闭的大门……”

它会引领你来到露台，再往下，
便是那早已荒废的玫瑰园。他们曾在这里生活。我曾多少次坐在橄榄树间，直到黄昏降临，等待着听到他们马蹄踩在碎石上的声音，等待着微风带来他们的谈话声。即便如此，他们笑声的回音仍会在那些荒芜的露台上回荡。看啊，就在我说话的时候，有只手从栏杆上伸出来，有人把头顶上的窗户推开了。迷迭香的气息真是甜美啊，这恐怕是我即将流下的最后一滴眼泪了。’
此处明显能感受到欧文·梅雷迪思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源于共鸣而非模仿。不过，威尔弗里德·布兰特与欧文·梅雷迪思截然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怜悯之心——这是他最主要的本能，而在欧文·梅雷迪思的作品中则很少能见到这种情感。欧文·梅雷迪思的作品充满个人色彩，而威尔弗里德·布兰特的作品则极为超脱个人情感。对前者而言，人类尤其是某个特定人的悲伤就是一切的焦点；而对后者来说，所有生灵的苦难都沉重地压在他的心灵之上。对于威尔弗里德·布兰特而言，那只折翼的鸟儿就像《流浪者》一文的作者笔下那些幸福被毁的人类恋人一样令人同情；而被锁在铁笼中的鹰，也如同他自身渴望摆脱感官束缚与死亡枷锁的灵魂一样，是如此可怜的囚徒。他在利他主义方面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而且这种利他主义极为纯粹。
这种怜悯之情也体现在他描写那只受伤的鹿的诗句中：——
‘那只受伤的鹿逃离了围栏，为了珍视的生命，它已耗尽了勇气，最终在湖边死去。’
‘金色的鳟鱼跃出水面，沼泽鸟拍打着翅膀飞走了。’

燕子飞过时轻轻擦过了他。
“他凝视着那辉煌的太阳，
鲜血缓缓滴落在石面上，
他如此珍视自己即将获得的生命……”
“然后他就死了。乌鸦们发现了一具躺在地上的尸体，
它们说这是他们的神所造成的伤害。”
“永恒的天父平静地翻开了生命之书中的一页——上面只有寥寥数语，没人愿意去阅读它。”
“然而，那些被轻易夺走生命的生命真是悲惨，
他们盲目地热爱着上帝所赐予的一切；有人说，爱情甚至能够征服天堂。”
威尔弗里德·布伦特比其他英国诗人更深刻地感受到了那种悲剧性、那种价值，以及那些在壮年时期就被贪婪无厌的人类所摧毁的森林与荒野中生命的无限悲伤。正是这种情感激发了他创作出那首名为《被宽恕的撒旦》的诗篇。
《被宽恕的撒旦》并非在亨利先生编辑早期诗集时创作的，我想这一定让亨利先生感到恐惧和不满。我并不确定这一点，也没有询问过，但我认为《被宽恕的撒旦》肯定会让亨利先生极为不适。
简而言之，《被宽恕的撒旦》的主题就是撒旦对人类以及作为人类创造者与统治者的上帝的控诉。在许多人听来，这似乎是亵渎神明的话，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撒旦的论点其实有着令人痛心的依据。正是在英国人沉醉于杀戮与征服的欲望之时，作者才怀着无比的勇气创作了这首诗。伟大的思想家赫伯特·斯宾塞为这首诗题写了献词，而伟大的画家沃茨则为它绘制了封面插图。

这是一首会让许多人反感、恐惧的诗，对很多人而言无疑堪称亵渎之作；但它所描绘的人类对地球上其他种族犯下的罪行，以及那些有文化、有教养的人对原始而无助的人类的虚伪、残暴与贪婪，却是完全真实的。这是一声发自内心的呼喊，源于充满愤慨、轻蔑与痛苦的心，面对着空洞的教条、傲慢的祈祷与赞美，以及侵略与好战欲望的丑恶行径。

“难道你没有听到他们的吟唱吗？不，你根本听不见；否则你就会像闪电般出手，击碎他们那淫秽的嘴唇！”

与所有以撒旦为主角的诗歌一样，这位堕落天使比神明更为强大。叛逆者而非主宰才是正义的一方，这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这里，撒旦正是正义的天平的掌控者，他是地球上无数种族的捍卫者——这些种族从出生到死亡，从崛起至衰落，无论在每一个清晨还是夜晚，都在诅咒着那个无情的主人——人类。

“大地已沦为废墟，人类的居所满是苦难，这一切都是因其邪恶的意志所造成的。我们再也无法挣扎，邪恶已经占据上风。没有任何灵魂能够逃脱他的贪婪。我们终日以泪洗面，哀悼着这个世界在岁月长河中失去的美丽。所有的怜悯都已消失。曾经一切美好的事物——无论它们是靠脚步还是翅膀在美丽的地球上移动，无论它们多么强大、设计多么精妙，无论它们的外表多么华丽，无论它们拥有多么丰富的生命，无论它们曾经多么高贵、多么有价值，无论它们如何抵御世间的种种灾难——从远古时代起，那些还处于低等状态的人类，用四足行走，在荒凉的山丘间发出愤怒的吼叫，那时他们还未能被归类为世间的一切罪恶之一。它们全都注定要灭亡。从深邃的中央海洋到白色的极地，人类都是无情的统治者。”

他每日都在杀戮。他将巨大的鲸鱼驱赶到北方冰层之下，任由它们在剧痛中死去，无人能得救。他将北极熊逼到冰封的海面上，以杀戮为乐。那些怀有幼崽的聪明海豹，以及那些跪着却无法逃脱其怒火的海象幼崽，都被他活活撕碎，只剩下无法呼吸的残骸，如同被连根拔起的树枝一般。他在一切地方都在杀戮。他制造出了各种致命的武器，无论是森林深处还是阳光照耀的平原，这些武器都能从远处伤害人类，无论胆小者还是勇士，他都在发动这场虚假的战争，而他自己却隐藏不见。主啊，请怜悯吧！看看那些被他据为己有的荒凉之地吧。主啊，你的那些壮丽的野牛群、雪白的天使般的动物们，还有成群结队的羚羊、草原上的斑马们，现在都在哪里呢？他们的白骨散落在人类留下的痕迹之中。主啊，你的象群又在何处？长久以来，你一直赋予它们强大的体格，让它们的皮毛成为无坚不摧的盾牌，没有任何荆棘或尖牙能够刺穿它；它们的长牙是有力的工具，灵活的鼻子则是武器。你让它们的头脑更加聪明，让它们懂得何时该行动，何时该保持沉默，行事谨慎、从容，明白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力量。它们曾是你在人间意志的象征，是永恒的和平之象，不会被恐惧所打破。长久以来，它们一直生活在你的森林里，只受爱的驱使。主啊，它们现在都在哪里呢？那些可怜的动物们早已筋疲力尽，成了那些卑鄙之徒的猎物，他们以射箭为乐，破坏了你创造的一切，这些动物的唯一作用就是让那些可悲的小丑们嘲笑。不，主啊，我们为你哭泣，为你的尊严遭到破坏而流泪。看吧，主啊，我们带来了什么——这是我们手中最后的证据，是他们从你美丽的热带土地上抢来的最可怕的战利品，那就是地球上所有的鸟儿，它们已经失去了飞翔的能力，只能用来装饰人们的头颅。

看那些品行不端的女子吧：她们的肌肤红得仿佛连夕阳都无法比拟，紫色更是连王座之上也见不到的色彩，就连上帝的容颜也难以与之相比；她们的肌肤有如大海般湛蓝，又有如春天里橡树上即将绽放的嫩芽那般的翠绿；她们的美貌则如同只有在你们的天空中，月弧才能为疲惫的夜眼展现的珍珠一般。看啊，美丽之主、令人敬畏之主、慈悲之主，您总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您不会为了让自己的名声更响亮而让世界变得不那么美好。请看看那些因这些卑鄙女人的任性而陷入痛苦与耻辱的鸟儿吧！请起来吧，否则就停止担任生者与死者的审判者吧！这些无助的鸟儿正在向您呼喊：“请起来，为主报仇吧！”

对许多读者来说，六音步的亚历山大体诗形似乎是一种陌生且不受欢迎的形式。还有人认为，这段文字在用词上不够严谨，有些地方思想重复，词语也反复出现，比如“plain”这个词在七行中就出现了三次。但即便经过过度批评之后，这部作品依然是一份公正而有力的控诉；它充满勇气，语言富有力量，为那些无法为自己发声的人发声。人类会因这样的谴责而不悦，因为总有人不断提醒他们与“那些下流的、光着屁股的猿猴”有着相似之处，称他们为“毫无羞耻心的可怜生物”，还称他们为——“阴郁的存在，潜伏在众人之中，没有一个人拥有您所拥有的智慧，他们蜷缩在树下，背叛着每一个人。”

还有那些来自荒凉之地的红色皮肤的人种，他们出于对黄金的渴望，带领着一群卑劣的军队进攻罗马。一波又一波的敌人——哥特人、高卢人、汪达尔人、伦巴第人、匈奴人——从寒冷的北方涌来，试图在美丽的南方土地上建立新的统治，而饥荒则紧随其后。

他们驾驶着货车四处掠夺，全副武装，手持武器。
“那个苏格兰人被称作‘最凶残的狼’，
他是英诺曼人，通过陆地与海洋发动侵略，
就像他的祖先们那样以海盗身份行事；
死亡与火焰尽在他手中。”
在当今这个自以为荣耀的英国，还有谁会宽恕这种行为呢？——

“那些匪帮的首领，
他们指挥着其他人，传达主子的命令，
他们是这些人的思想领袖、政治上的统治者；
无论是智者、国王、诗人还是祭司，他们内心都是一体的，
尽管他们每天都在太阳之下宣称信仰、口头上表示虔诚，
但是，那些自诩为神职人员的人，那些自认为最有神圣地位的人，
根本不相信你是他们世界的主人，不相信你有权力让他们服从，必要时还可以惩罚他们；
他们也不相信你那真正的律法，不相信你有能力维护和平，
不相信你是世界上一切事务的最终裁决者。他们在地上无视你。他们把你当作‘上帝’，却只把天国视为人类无法涉足的领域，视为无人之地，
他们把自己视为忠诚而虔诚的人，把天国交给你来处置，任由你随心所欲地使用它，
让阳光和风在虚空中肆意飘荡。
主啊，他们不知道你是否真实存在，也不在乎；
他们只是称你为‘上帝’，然后向你献上毫无意义的祈祷，
把你当作一个无所作为的君主，一个靠赏金生活的统治者，
一个已经脱离了信仰束缚、想要独自行事的君主。”

对于他那一代人来说，这些话无疑是非常刺耳的——那些公然声称宗教只适用于安息日，而不适用于工作与战争的人；那些无论是去教堂还是小礼拜堂的人，都支持血腥与掠夺的行为的人；那些谈论奴隶制、将异教徒视为低等生物的人。

比有史以来所有的奴隶还要恶劣；他们从自己的经文中寻找借口，为无休止的杀戮、为奴役所有比自己弱小的人辩护；他们用所谓的“文明”话语和陈腐的口号，将灾难与瘟疫带到世界各地。对于那些意识到自己外表的丑陋、健康的缺陷、美德的污点以及宗教信仰中的血腥欲望的人来说，撒旦这些尖锐的言辞所描绘的人类形象无疑会让他们极为反感。唯有敢于描绘出这种形象的人，才值得尊敬！或许很容易就能证明这种指责的谬误，也能证实这样一个事实：在地球上，一直以来都是通过消灭其他生物来维持生存的；蟒蛇和眼镜蛇，甚至老虎与鹰，都会像人类一样为了娱乐而非仅仅为了食物而杀戮；在深不可测的海洋中、在蔚蓝的天空里、在原始森林的绿意之中，残酷之神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大象与犀牛的搏斗中，在敏捷的猎豹扑向温顺的豹子时，在鳄鱼张开大嘴捕食嬉戏的羚羊之前，人类的武器和铅弹就已经开始杀害它们了。但即便如此，这也并不能否定撒旦的指控——人类出于贪婪、野蛮的享乐或纯粹的肆意行为而破坏地球、屠杀生灵，这是此星球上以往或现今任何其他生物都未曾做过、也从未想过要做的。用懦弱的炸药摧毁无害而庞大的鲸鱼；剥下活海豹的皮毛，将其柔软的身体逼到它根本无法穿越的尖石之上；给狮子做绝育手术，用烧红的铁器撕裂它的肉体，只为让愚人取乐；饲养数以百万计的胆小的野鸡，让它们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贵族们射杀；闯入原始森林，深入清澈的溪流，抓走巢中的苍鹭，毒害栖息地的鸣鸟，夺走极乐鸟的金色羽毛以及火烈鸟的红色翅膀，只为了让商业繁荣、让女性能够得到装饰——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类似的行为，都是发生在各个地方、各个时刻的罪行，都是人类的罪恶，而且仅仅是人类的罪恶而已；这些罪行充分证明了撒旦关于人类是地球上最残忍的杀手的指控是正确的。

在他所谓的“文明”这部喜剧中，依然存在着那种破坏的本性——就像他最初在洞穴和湖边住所里磨砺石器、然后出去杀戮时一样。正因如此，《被宽恕的撒旦》才既有其勇气，也有其价值。这绝不是一首完美的诗；倘若能经过更多深思与润色，若能修改掉那些类似“旧世界的家具”、“天国中久未清洗的亚麻布”之类怪诞的描写，再者，若能阐明撒旦的命运与使命，至少对我来说，那将会更加容易理解。不过，即便已对这首诗提出了所有可能的批评，它依然是一次崇高的尝试，试图宣扬一种至高真理——正如所有伟大的真理一样，这种真理会逐渐在人类心中显现出来，那就是生命的团结。单是这本书的序言就足以让每个人都去获取并珍视它。这一次，作者是亲自撰写了序言，而非由亨利先生代笔。可以说，这篇序言与整部作品一样，都配得上那位在喧嚣的民族虚荣与胜利之声中，仍敢于谴责奥姆杜尔曼的暴行与非人行为的英国人。不可忘记的是，这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散文家，他的散文清晰、简洁且有力。他写给伦敦各大报刊的文章，以及关于印度现状与伊斯兰教未来发展的著作，都展现出雄辩的思想与无畏的表达风格。作为苏塞克斯郡的地主，他拥有足以让他完全独立的财富，因此他既不属于任何政党，也不受任何偏见的束缚。他的性格本质上是反叛的；他拥有极为罕见的独立判断力，拒绝透过他人戴着的、无论是烟色还是玫瑰色的眼镜来看事物。他多次勇敢地反对那些与他私交甚好的大臣们的政策。他反对格莱斯顿先生和格兰维尔勋爵在埃及推行的政策，认为这些政策既不公正又不明智；他向议会和全体民众呼吁反对这些政策，虽然毫无效果，但却展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他当时所展现出的雄辩才能，必将永远铭刻在许多人的记忆中。他同样反对索尔兹伯里内阁在苏丹发动的战争，以及基奇纳所命令并为之辩护的残酷屠杀行为。在印度，他也……

每隔几年，他就会成为两位总督的座上客，但他从未同意过任何一人的观点，尽管他与这两人都保持着深厚的个人友谊与敬意。他认为——至今依然如此——英国在印度的整个治理体系都是一个残酷、昂贵且极其危险的错误。

“我相信，”他说，“当地人完全有能力比我们更好地管理自己，而且所需成本仅为我们的十分之一。我发现存在着严重的经济混乱，这部分是由于英国政府的自私商业政策造成的，另一部分则源于英国官员阶层同样自私的开支行为。我发现印度的一些地区的农民穷得快要饿死，负债累累，且没有改善自身状况的手段；财富都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和少数富人手中，而公共收入则大量用于国外，由那些不驻当地的政府来支配。我无法相信，如今的印度不会比一百年前我们开始管理其财政时更加贫穷。我和所有印度经济学家一样认为，印度现行的财政体系是不健全的，从土地中征收的税收实在过高，而这种高税收水平只是通过消耗该国的‘资本’——也就是农业人口的物质福利，或许还有土地的生产力——才得以维持的。我还发现公共债务庞大，预计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财政困难。”

“此外，我发现传统的社会结构已被打破，各阶层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也被破坏，东方简单的习惯法被从西方引进的复杂法律体系所取代，追讨债务的权力被大幅强化，这就导致了诉讼和高利贷现象的增加。同时，权力高度集中于那些越来越像机器般运转、对自己所管理的地区越来越缺乏兴趣的官员手中。总而言之，新的制度在很多方面取代了旧制度，但后者显然更具优势。我并不是说这些举措毫无益处，但它们并非印度本土应有的制度，而且成本高昂，带来的好处远远不及其代价。在我看来，印度的情况就是这样。”

“那是一片广阔的领地，曾有一系列苏格兰执法官在那里进行过种种试验，而他们全都因此变得富可敌国。”

他在另一处也以同样的直率态度写道：“在我看来，印度的治理状况与其他亚洲国家并无二致。那里同样存在着沉重的税收、由外国官员掌权的政府，以及资金浪费的问题，这些都与土耳其的情况类似。结果也是一样的；我觉得让饥饿的印度人为加尔各答的大教堂买单，与向保加利亚人征税用来建造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宫殿，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应该打破所有这些拥有中央集权政府的庞大帝国。”

他进一步写道：“他们所谓的‘当地人’，其实是一群奴隶——胆小、不幸且极其瘦弱。他们对埃及式的奴役状态感到震惊，而我对英国制度的信任也受到了严重打击……我始终无法理解：政府为何要为了自己所欠的债务而向民众征税，毕竟那些债务是政府而非民众欠下的。即便在实行自治的国家里，公共债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诚实的表现，但在像印度这样的专制国家里，那简直就是欺诈行为。”他在自己那篇过于简短的著作中还指出：“根据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我认为目前印度境内的英国人与当地民族之间的矛盾，如果不能通过更宽容的态度来缓解，那么几年之后，英印两国之间就再也无法保持联系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将会彻底破裂，这对双方来说都是难以估量的灾难，甚至可能会引发前所未有的暴力冲突。当地人民已经开始觉醒，开始怨恨那些代表英国在印度肆意侮辱他们的人。除非英国国内的民众也能意识到自己冷漠态度所带来的危险，否则种族仇恨带来的不可挽回的后果将会出现。不过需要记住的是，印度是一片幅员辽阔的大陆，那里的居民数量是我们这里的十倍，所以一旦发生动荡，其规模将会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这种状况越持续，就越令人担忧。只要印度人能够团结起来，共同憎恨一切与英国有关的事物，那么我们对印度的统治就会立刻结束。一旦印度人对英国的正义制度彻底失去信心，英国的武力也将无法再将其控制住。印度这个象征着庞大力量的国家，其实是一头温顺的野兽，连孩子都能骑在它背上。它通情达理、温顺易养，但不会永远忍受虐待；一旦真正被激怒，其庞大的身躯本身就会带来危险，就连最强壮的人也无力驾驭它。

所有关心英格兰与印度未来的人都应该阅读这本书。虽然它是里彭勋爵担任总督时期所写，但其蕴含的道理与警示对于如今的印度而言更为重要——印度正遭受饥荒、干旱和瘟疫的三重折磨，而英国政府却忙于在南非发动侵略性的战争，无暇救助自己的印度帝国，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和数百万动物在死亡与绝望中挣扎。

七
约瑟夫·张伯伦

几年前，当张伯伦离开自由党后，反而受到自称为保守党的政党的追捧时，有天晚上，在贝尔格雷夫广场的一家知名餐厅用完晚餐后，我观察了他。他站在那里，周围环绕着那些最美丽、最时髦的社交名媛，她们向他表达着敬意，这想必让他十分愉悦。那场面虽有趣，却也有些滑稽；我想，尽管张伯伦没有表现出来，但他其实非常享受这一刻，甚至暗自偷笑。从他的面相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并无出众之处，但却充满活力、智慧与决心；那是一副商人而非政治家的面相，是一个极其敏锐、固执且残忍的人的面相，但绝非知识分子。他总是戴着眼镜，以此掩饰面部可能流露出的表情；而他又短又翘的鼻子则让他的面容显得粗俗，要不是有这个缺陷，他的面容本可以相当端正。这些年来，他衰老的速度或许超出了年龄应有的程度，据说他还患有神经痛和痛风。他总是穿着考究——那位前总督那天晚上对我抱怨说“穿得太讲究了”；而且众所周知，他的纽扣孔里总会插着一朵兰花，这些兰花都是从海布里的那些著名兰花园中采摘的。在他转变立场之前，那些保守党女士们曾极度渴望烧毁那些兰花园，因为在那时，张伯伦被视为可憎、该受诅咒的人，几乎就是反基督者！而那些日子其实并没有那么遥远，以一个国家的历史尺度来看而已。

在他转变立场的当时，人们总认为他是出于对格莱斯顿更强大影响力的嫉妒，以及格莱斯顿对他所有同僚所具有的吸引力，才离开激进党。此外，自由党内还有当时正处于事业巅峰期的罗斯贝里勋爵，还有当时口才极佳、深受众人喜爱的弗农·哈考特；在地方自治党中，则有那位被誉为天才的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张伯伦觉得自己在他面前毫无优势可言。如果真是出于这些原因，那现在他应该已经心满意足了，因为……

在现任内阁中，他无人可敌，没人敢反对他；实际上，尽管尚未正式获得头衔，但他已是现政府的实际领袖。在此之前，也有过许多杰出人物担任过殖民地事务大臣这一职位，比如已故的卡纳冯勋爵以及第一任莱顿勋爵；但没有人能像张伯伦那样将这个部门变成自己掌权的工具。那么，这种成功的篡权行为究竟是出于谁的过错，或是何种原因呢？让我们试着弄清楚吧，因为这个问题很有趣；其中最奇怪的现象莫过于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塞西尔竟然落到了伯明翰的一位螺丝制造商手中。在整个保守党中，张伯伦没有任何人能够与他抗衡，无论是在性格坚强、洞察力敏锐方面，还是在行事时毫无原则可言这一点上都是如此。党内唯一有可能凭借智慧优势压制他的人就是索尔兹伯里勋爵；但由于他自己精力充沛，或者因为其上司缺乏魄力，他便能够完全掌控哈特菲尔德的那位大人，就像他能够掌控唐宁街内阁中的其他所有人一样。我的一位朋友曾跟我谈起他非常熟悉的索尔兹伯里勋爵，他说：“他就像一门威力巨大的大炮，但却无法发射出去；我怀疑它永远也发不出了。”很可能张伯伦也有同样的看法，因此才决定亲自操纵这门“大炮”并让它发射。无论如何，他让激进党人与他们的对手结盟，这对他自己来说无疑是明智之举。如果后人指责他、称他为叛徒，我想他对后人的评价根本毫不在意。用一句恰当但常见的话说，他就是“铁石心肠”之人；他愤世嫉俗且自私至极；对于这样的政客而言，历史上的名声根本无关紧要；在他看来，名声不过是一场狂欢节上的假面舞会，不过是有人用锡制小号发出的嘈杂声音罢了。拿破仑在埃及战役之后曾经说过：“如果我明天就死了，我在通用词典里也只会占半页篇幅而已。”而我觉得，对张伯伦来说，有半页篇幅甚至整页篇幅都无关紧要。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在有生之年内能够支配和领导他人。人们认为他野心勃勃，但他的野心其实是非常务实的，并非……

他真是理想人物。他只想要面包和鱼；对于他而言，月桂冠毫无用处，除非它能为他带来实实在在的财富。如果他早出生半个世纪，他能成功吗？我表示怀疑。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人们所欣赏的统治者具备的素质与他所拥有的截然不同。而他的那些素质，恰恰是能在当下创造财富、掌控局势的关键；不过我这么说并非是在夸奖他或他所处的时代。在一个比现在更勇敢、更诚实、更有教养的时代，一个自称为保守党的政党，一定会以轻蔑的态度拒绝任何伪装成联盟党人的叛变激进分子。然而，这个政党却热情地接纳了他，甚至极度谦卑地崇拜他；事实上，若非张伯伦允许，1895年的所谓保守党在选举中获胜是不可能的；而他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他确信自己能够进入索尔兹伯里内阁并占据重要地位。无论遇到什么机会，他总能充分利用自己的能力；无论是与他合作的人还是反对他的人，他们的水平都很平庸，而他则拥有极大的能力去影响前者、威慑后者。此外，英国人在宗教方面的偏见也比过去少了，因为早些时候他们肯定会厌恶看到一位一神论者进入政府。但他最大的幸运在于，就在他打算投靠保守党之际，地方自治问题出现了——如果没有这个合适的理由，他的背叛行为只会被视为可耻的行径。如果没有地方自治这一跳板，他很可能会摔断脖子；无论如何，他也无法确保能得到新盟友的欢迎与奖赏，也无法获得比在激进党时期更为显赫的地位。他的幸运之星还让他得到了另一个奇妙的机遇：去年索尔兹伯里勋爵的配偶去世，这让首相极为沮丧，几乎完全不再处理政务，于是殖民地事务大臣的权力也越来越大。

在1899年的那些后期月份，以及此后的时间里，我一直认为，君主本应命令索尔兹伯里勋爵要么让张伯伦辞职，要么自己卸任；因为既然张伯伦实际上被允许掌管国家大权，那他理应承担起引导国家前行的责任。张伯伦常常宣称自己没有任何改变，不是机会主义者；还说保守党主动来找他，满足了他的所有愿望，接受了他的所有政策。他的这些说法虽然并非完全属实，但也有一定道理。正如两个否定可以构成一个肯定一样，也许两次背弃也能体现忠诚！可以肯定的是，保守党已经彻底抛弃了其原有的路线，就像张伯伦抛弃了自己的原则一样——事实上可能还要严重得多，因为那些所谓的保守党内阁的所作所为中根本不存在任何保守主义色彩，而张伯伦的政策中则仍带有大量激进主义甚至社会主义色彩，只不过这些与一种混合的、人为的保守主义结合在了一起。前几天，一位著名的保守党人、上议院议员向我保证，他真心认为张伯伦从未做过任何会妨碍他日后光荣地成为激进党领袖的事情。如果这一点被承认的话，那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那个只能依靠这样一个始终如一的激进分子作为领袖的保守党呢？要么是这个始终如一的激进分子，要么就是这个反复无常的保守党，他们都在以最赤裸裸的方式背叛了自己的信念；只有极少数独立思考者敢于指出这一点。因为张伯伦极其聪明地让自己被公众视为爱国者，因此反对他的人就会被指责缺乏爱国心。这实在荒谬至极，但对张伯伦来说却极为有用；他知道他所“亲自领导”的这个民族并不具备逻辑思维和批判能力，所以他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他们的特点。毫无疑问，“帝国主义”这一新的狂热信条因为“伯明翰乔”立场的转变而得到了推动，而地方自治则无疑因此而衰落。不过，那个贵族政党就像一匹马一样被套在了新联合主义者的胜利战车上，从那以后就一直处于这种被束缚的状态。在英国政治史上，这些事件将会成为一段无法给后代读者带来启示的篇章——尤其是如果……

其高潮，几乎可以肯定，将是张伯伦的荣耀时刻——那是在他以及他所操控的黄色媒体策划并发动的一系列侵略与征服行动之后。正是他导致了在南非的战争；他或许会自豪地称其为“我的战争”，就如同欧仁妮皇后将与德国的战争称为“ma guerre à moi”一样。倘若他从未晋升过伯明翰市长之职，德兰士瓦的农民们依然能够平静地耕种他们的土地。这场战争是殖民地事务大臣所策划并强加给他的同僚们的，整个过程既没有征求议会的意见，也没有得到议会的批准。他否认这一点，但他在海布里发表的著名演讲以及那些充满挑衅性的电报内容都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而直到战争已经无法停止时，首相才在市政厅的演讲中承担起了责任。索尔兹伯里勋爵在那次演讲中当然也否认了法国商会会长关于战争动因的指控；但是，任何仔细关注过张伯伦在詹姆森突袭事件前后的一举一动以及他在塞西尔·罗德斯相关调查中的表现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位殖民地事务大臣与罗得西亚及特许公司的创始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1897年调查委员会结束之际，张伯伦与其他签署人一起声明罗德斯有罪，可几天后他在下议院却宣称罗德斯是个品行端正的人！这一事实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说明英国政治已经堕落到何种地步。在皮尔或格莱斯顿领导的早期政府时代，一个有如此行为的人肯定会失去职位和议会席位。而生活在道德标准较为宽松时代的张伯伦，甚至没有失去一个支持者。 “约瑟夫·张伯伦把商人那种思维方式与评判标准带入了英国政治，”一位著名的英国人最近这样对我说，“而且还是那种毫无顾忌的商人思维方式。”当然，商人或许拥有出色的素质、卓越的智慧和强烈的进取心，但他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终究还是商人的那种。

那种绅士或政治家该有的风度。张伯伦曾公开宣称自己属于“绅士党”；但如今，没有哪个绅士会如此表达自己。商人不可避免地会将自己经商时的那些手段带进公共生活之中，而这些手段的目的永远都是欺骗他人。公共生活本应超越单纯的投机行为，其目标也应高于仅仅想欺骗对手、操纵股价的欲望。的确，当今的政治手段主要是“掠夺土地”以及通过税收来限制民主发展。但这仍然与商人和制造商的行事方式有所不同。当张伯伦试图以外交家的姿态出现时，他的表现就显得愚蠢至极：前几天，有个显然很天真的家伙写信问他是否真的一直打算对布尔人发动战争，他则回复说：“恐怕总会有些人把我归结为心怀最恶劣动机的人。丁尼生说过，每个人都会把能驱使自己的动机强加在别人身上”——仅此而已！我想他觉得自己这个回答相当巧妙且得体。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无疑很老练、机智，但他的狡黠并未披上政治家应有的温和优雅的面具。他缺乏政治家最必需的才能——那就是运用那些看似能揭示一切却又什么都没透露的巧妙言辞。他的声音虽柔和动听，演讲也很有感染力，但他的言论往往充满无耻的愤世嫉俗，很容易看出他看不起他人，而且毫不犹豫地利用、虐待和欺骗他们。尽管他装作坦诚，但实际上从不对人坦率相待；他的行为常常近乎残忍，容易发怒；从他脸上的表情和肢体的动作可以看出，他缺乏那种属于有教养的人所具备的自我控制能力和冷静态度。然而，尽管有这些缺陷和缺点，他依然征服了社会和同僚们，像阿瑟·贝尔福这样的学者型人物也被他迷得神魂颠倒、无力反抗。他把治理伯明翰市议员时的那些手段带到了唐宁街，而在那里，这些手段同样奏效。“我们都非常害怕他，”他的一位同僚前几天对我朋友说，大概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

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品行恶劣、脾气暴躁，既令人不悦又充满危险性。在德比、帕默斯顿、墨尔本执政的那些年代，威斯敏斯特根本不会容忍他发表任何演讲；在那个时代，那些引用希腊或拉丁诗歌的演说家总能被两院听众理解，古典典故也容易被领会，辩论中准确性与一致性被视为不可或缺的品质，而现任殖民地大臣的演讲根本不可能被接受。但是，由格雷勋爵、坎宁、西德尼·赫伯特以及格莱斯顿政治生涯早期所代表的那个大不列颠已经消逝了；迪斯雷利则走过了那座他亲手挖掘的坟墓。迪斯雷利及其影响力渗透到了英国政治和社会的各个高层领域，就像一种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一个威尼斯犹太人能够牵着整个英国贵族阶层的鼻子走，这真是奇怪的现象。要探究究竟是哪些原因让这样一个在血统、举止、外貌以及观点上都与英国人截然不同的人能够如此彻底地掌控这个国家，恐怕需要好几卷书才能讲清楚——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更奇特，也没有任何事情是由如此多相互关联的因素共同作用而成的。没有比迪斯雷利在遭到所有人嘲笑之后仍能获得如此大的权力更不可思议的事情了，而且这种权力在他去世多年后依然存在。我认为，他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奉承。他运用自己那令人钦佩的雄辩技巧和巧妙的说辞，来奉承君主、自己的政党以及整个国家。他那著名的“光荣的和平”宣言正是他风格的典型体现：那种和平其实很脆弱，荣誉也值得怀疑，但他呈现这些概念的方式如此华丽，以至于人们竟将其视为上天赐予的礼物。有一位出色的作家说过，英国人缺乏观察力，我觉得这话没错。他们在决定支持某种主张或理念之前不会进行仔细的分析；他们很容易被那些符合他们民族性格的夸张观念所影响。迪斯雷利就利用了这一弱点。他自己就热衷于宣传、华丽的装饰以及炫目的外表；他的所有演讲和小说都因此而变得糟糕不堪，而他则成功地将这种风格灌输给了原本与之为敌的英国人。

这个国家开始出现这种变化的第一个迹象，就是它允许迪斯雷利称英国女王为印度女皇，从而将一个古老的君主制国家变成了一个靠金钱崛起的帝国。一旦迈出了这第一步，后续的变化便接踵而至；那种追求扩张的狂热已经掌控了整个国家的命运，使得一个原本高贵而伟大的民族变成了一个自夸不已的群体，不断吹嘘自己的财富、力量以及优势。然而，虚荣心在国家和个人身上其实并无区别，哪有什么值得钦佩的呢？英国人态度的这种变化，主要是迪斯雷利以及那些新贵族（以商人阶层为主，且多为犹太人）所造成的，他们为张伯伦的帝国主义政策铺平了道路——这种政策更为粗野、更为贪婪，完全没有了迪斯雷利为其理念所加上的那层理想主义的外衣。在迪斯雷利执政时期，英国人的态度仍深受旧贵族的影响，保留着绅士们的传统观念与偏见；而现在，金融家们和投机者们则能随心所欲地操控旧贵族，而财富则成了他们唯一追求的目标。英国的每一个内阁在卸任后，都会留下一些因金钱或为政党出钱而获得贵族头衔的商人。这样一来，那些所谓的保守党领袖们就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支持者队伍，他们的财富使他们在国内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力，几乎可以随意任命自己想要的人进入威斯敏斯特。这些富豪们认为约瑟夫·张伯伦比索尔兹伯里勋爵更合他们的口味——因为后者太过学究气、喜欢讽刺，而且是个过于高尚的绅士。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他很少发言，偶尔的讲话中流露出的冷嘲热讽足以像鞭子一样击打那些新贵们。像索尔兹伯里勋爵那样品格高尚、头脑敏锐的人，不可能再继续充当其殖民事务大臣的附庸。种种迹象都表明，等他退休后，张伯伦就会出任首相。几个月来，那些支持帝国主义的媒体，尤其是那个由报业巨头拥有的杂志，一直在暗示：只有张伯伦才有能力胜任先进的帝国主义政策所要求的标准。而那个仍自称为保守党的政党，也肯定会附和这些观点——他们竟敢以如此大胆的态度来行事。

张伯伦延续了迪斯雷利的政策，但他以通俗化且极端残酷的方式加以实施。在他的影响下，英国人性格中最优秀的品质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极端的自我崇拜。他们的道德感变得迟钝；他们的领袖们对殖民地事务大臣的任何借口都予以接受；几周前就有议员在下议院提议应将这位大臣提审，而这种提议反而得到了赞扬。议会以及整个国家都默许了对信件和电报的封锁、对新闻审查权的滥用、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与中断，以及在那些对大臣们不利的时候强行结束辩论——这些都是过去英国人绝不会容忍的行为。张伯伦使他们抛弃了所有古老的美德。如果他还能继续活下去并很快成为英国首相，那他必将给大不列颠乃至全世界带来巨大的伤害。

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期间，战争接连不断；其中几乎没有一场是必要或不可避免的。但这些战争并非任何一场都是为了保卫本国；英国的公民和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从未经历过战争的恐怖；他们从未见过战乱带来的破坏与苦难，从未见过自己的孩子被炮火击毙，家园被炸弹烧毁，儿子们挨饿，田地被毁，城镇被围攻。他们从未见过战斗、围城，也从未见过满是尸体的战壕；因此，当他们出于傲慢、轻率以及虚荣心，将战争的恶魔释放到遥远的民族和土地上时，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正在造成多么可怕的痛苦。这正是大部分英国人支持当前战争的借口；但同时，这也是对那些将战争视为神圣信仰、利用人们最野蛮的本能、利用人们的无知来引导他们犯下罪行的人的最严厉的谴责。如今所取得的胜利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因为这些胜利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狂热，必然会让约瑟夫·张伯伦掌握最高权力，而那时将没有人有勇气去约束他。贝洛娜至今一直为他效力，将来她仍会继续作为他的得力助手。[9]

八
不成文的文学准则

曾有人提议在英格兰建立一所类似法国艺术学院的机构，但那绝不可能是同一类型的组织，也不具备同样的权威性。英国人的性格并不适合从事学术工作，皇家艺术学院便是明证。此外，英国人对自己语言的正确使用与滥用毫不在意，而艺术学院的首要职责便是维护国家语言的纯洁、清晰与优雅。如今，纯正的英语已变得污浊不堪，那些满口英式或美式俚语的人，在自称为评论家的人眼中，其作品就如同马修·阿诺德或约翰·莫利所写的作品一样受重视。由于缺乏文学学院以及愿意为之努力的作家，伦敦才有了所谓的“作家协会”，该协会本应类似于巴黎的“文学家协会”，但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用于大量出版低劣作品的团体，其在文学领域的权威性几乎为零。除此之外，还有些人自称是文学经纪人，但他们显然具有反智倾向，很可能正是他们导致了各种垃圾作品的泛滥，而这些作品正在严重损害英国的文学声誉。

目前，英国出版社每年出版的书籍数量多得惊人。仅有一家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数量就足以相当于整个行业的总量。为什么这些通常毫无价值的书籍还会被出版呢？为什么流通图书馆会接收它们？谁会去阅读它们？谁会购买它们？为什么在伦敦的二手书清单上，会看到那些原本售价为六先令、八先令、十先令、十二先令的书籍，现在却以两先令、十八便士、一先令，甚至六便士这样低廉的价格出售？其中偶尔也会有一些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作品，看到它们被如此浪费实在令人痛心，但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因为如今在伦敦很少有这样的作品问世。这一切究竟会走向何方？又会由谁来终结这一切呢？

问题出在哪里呢？想必，这种过度生产的荒谬做法一定会让某些人获利，但我实在想不出会是谁。有一位知名出版商告诉我，他必须以这种方式出版书籍，否则就会倒闭。他虽然不会面临物质上的饥饿，但公众却会因这种制度而陷入精神上的匮乏。

当三卷本小说被废除时——其实这是我早先就极力倡导的——许多人对此寄予厚望。我本人也希望伦敦能采用巴黎的做法，以低价出版小说及其他作品，且使用纸质封面；不是那种华而不实、丑陋不堪的带插图的纸质封面，而是那种容易获得的、颜色为浅灰或乳白色的纸张，书名则清晰地印在封面上。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某种与过去强制要求三卷本出版的规定一样专横的规则，规定伦敦出版的小说必须始终以六先令的价格、精装形式出售；这无疑是最愚蠢的价格——既太高而无法供个人购买，又太低而无法推出高质量的版本。每到新书季，报纸上就会出现“十部新的六先令小说”或“一打新的六先令小说”之类的广告，这不仅极其可笑，也令人痛心，它把小说交易变成了一种极具危害性且可悲的现象。

此外，六先令一本的小说刚上市一年，出版商就又以2先令6便士的价格推出同样的书。他为何要自毁前程呢？这对我来说同样难以理解，就像为什么伦敦的布料商会在二月份以每码六先令的价格出售布料，而等到六月则以2先令6便士的价格进行清仓处理。要么二月份的价格对买家来说是不公平的，要么六月的价格对卖家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在我看来，没有别的解释了。

六先令一本的书和布料的情况是一样的。如果最初的价格是合理的，那为何一年后又要改成另一个价格呢？如果第二个价格已经足以覆盖生产成本，那为何不从一开始就按这个价格出售呢？

此外，布料商还比出版商有优势。如果我想在某样新奇物品还未被店员或女仆们使用过时就能拥有它，就不得不在二月份以高价购买；但若我想在小说价格最高时阅读它，只需从图书馆借阅即可，等上一年后再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当然，我很可能不会这么做。那么，为什么不能在伦敦从头到尾都采用那种适合皮埃尔·洛蒂、吉普、阿纳托尔·法朗士以及才华横溢的玛格丽特兄弟等人使用的小说形式呢？为什么呢？我想是因为那些图书馆馆长不愿意这样做，或者还有其他某种无形的规则像铅块一样压在伦敦出版商的灵魂之上。我自己很少为了娱乐而阅读英文书籍，更喜欢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但看到大量毫无价值的冗长文字从伦敦的街道上涌出，实在令人痛心——毕竟过去那些印刷厂可是为艾迪生、戈德史密斯、萨克雷和亚瑟·赫尔普斯等人工作的。如果不停止这种伪文学的泛滥，它将会淹没所有真正的英国文学作品，就像流动的沼泽吞噬群畜、牧场、小屋以及乡村住宅一样。我曾询问过几家伦敦出版商，为何允许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他们的回答含糊其辞且自相矛盾。他们声称，大多数出版的书籍都是作者自己出资的；他们自己也必须出版些东西，否则就无法继续经营下去；而且公众根本分不清好书与坏书，所以出版什么并不重要。然而，对他们来说，就像对布料商一样，这种看似荒谬的制度肯定能带来利润，否则他们也不会坚持下去吧？前几天，伦敦的报纸上出现了一篇关于所谓“小说之死”的滑稽哀叹——并非我所预料的那种因冗长无意义的文字而逐渐消亡的死亡，而是小说因自身规模缩小而自我毁灭的死亡。文章愤怒地质问，为什么现在的小说不像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那样长，为什么现在的小说家们写的短篇故事在那个时代根本卖不出去，甚至连出版的基本条件都满足不了。

我们当然还记得那些名为《壁炉上的蟋蟀》和《钟声》的短篇故事，还有讲述大霍加蒂·戴蒙德以及巴里·林顿冒险经历的其他故事吧？至于如今小说的篇幅，我于1897年出版的《马萨雷内斯》与《埃斯蒙德》的字数完全相同；我认为马尔洛克先生的小说以及汉弗莱·沃德夫人的作品篇幅也应差不多。而霍尔·凯恩先生那些精彩的叙事则仿佛“从命运之轮上绕下的时间之线”一般长无止境。那些为现代小说篇幅过短而懊恼的评论家们认为，萨克雷和狄更斯之所以写得那么长，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填满每月的出版量！但在我看来，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像所有真正有才华的作家一样，深爱着自己的角色，出于对作品的喜爱而细致地描绘许多不必要的细节和对话；而且必须承认，他们两人都天生具有冗长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其实更适合经过删减。但如果真存在某种不成文的规定，会根据公众的喜好来决定小说的篇幅长短，那无疑是对小说创作最有害的东西了。每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都有其自然的篇幅，不能随意拉长或缩短而不造成损害。雕塑家知道，他所创造的作品有着符合自然规律的固有比例与对称性，他必须遵守这些规律。画家也明白，根据主题的性质以及他想要表达的效果，他必须选择合适的画布大小——无论是小画板还是大画布；如果强行改变其尺寸，无论是过度压缩还是过度拉伸，他的作品都会失败。为什么作家就不受同样的艺术准则约束呢？从艺术角度而言，他们当然受此约束；从智力层面来看，他们同样如此。许多英国作家不断违背这些准则，这只能说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根本算不上真正的艺术家。文学作品的篇幅长短与它的美妙或卓越程度毫无关系。如果一部作品是美的、卓越的，那么它的比例必然是由其主题自然决定的；而作为艺术家的作家，会像画家一样明白，自己无法改变那些规定作品比例的不可违背的法则。篇幅的长短与卓越或美丽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什么赋予了作品卓越与美丽呢？

美，是一种无法用出版商统计的文字数量或印刷工计算的页数来衡量的品质。莫泊桑几页的短篇作品，其价值就足以媲美乔治·奥内特的所有作品；《普罗透斯十四行诗》中的其中一首，其价值也足以超越所有关于七大洋的描述。不幸的是，英国文学中似乎存在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廉价必然意味着低劣。在英格兰，廉价的书被视为低质且无价值的作品。但事实并非如此，并非到处都是如此。我现在手头有一本由佛罗伦萨的Bemporad出版社出版的庞佩奥·莫尔门蒂所著的书，它的价格是2法郎25生丁，换算成你们的货币还不到1便士。这本书采用厚厚的奶油色纸张装订，书名为《布雷西亚的莫雷托》，内容是对那位伟大艺术家的生平与作品的简短介绍——布雷西亚城到处都是这位艺术家纯美而高贵的作品。由于这本书是由威尼斯艺术学院院长所撰写，其学术质量无疑极为出色，具有极高的批判性与鉴赏价值。字体较大，纸张优良，插图（为影印版）极为精致美观，充分展现了莫雷托作品的魅力；该书的尺寸为帝国8开本。请问在伦敦，哪里能找到价格与之相当的书呢？你们的书都缝制得很差，稍一触碰就会散架。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你们的字体也通常很难看；所有外国读者都抱怨这种字体的笨拙以及给眼睛带来的不适感。比较一下3.5法郎的巴黎书籍的一页与6先令的英国小说的一页吧，前者显然要优秀得多。而你们那些廉价的插图书的情况则更糟糕。我手头有一本价格为4.6便士的书，这一价格是《布雷西亚的莫雷托》的两倍多。那是一本儿童读物，其中的插图是从其他作品中复制的，而且这些插图甚至并非全部采用相同的绘制方式或尺寸：有些是用旧木刻版印刷的，有些则是照片；有的插图中孩子的大小如同苍蝇一般，而有的插图中狗的体型则比人还要大；看来，只要对孩子们来说合适，什么都可以用。英国的儿童读物插图中完全缺乏艺术美感。

没有什么比在同一本书中看到质量参差不齐的插图更令人恼火的了。就连一些带插图的期刊也会在新刊中重复使用旧版的版画，这种做法实在可耻且毫无价值。当插图还是崭新的时候，设计师往往不会试图让它们与文字内容相协调——绅士被画得像流氓，纽芬兰犬被画成贵宾犬，罗马涅地区的农民则被画成肖尔迪奇地区的懒汉，诸如此类，完全不顾及准确性。

毫无疑问，还有一条普遍遵守的不成文法则，它已经变得和成文法一样具有约束力。我的意思是：一旦小说、故事或诗歌被出版，就不得再对其进行修改。对于那些在作品售出后还重新绘制插图，或是砍掉雕像的手臂并换上另一只手的艺术家，我们该作何评价呢？这些作品或许存在诸多缺陷，但一旦离开创作室，就必须保持原样。这是艺术的基本道德准则，文学也应遵循同样的原则。

然而，近来有些作家自以为有权在作品已被读者熟知后更改结局。他们大概会声称自己有权随心所欲地处理自己的作品。但一旦作品公之于众，它就不再属于作者所有了，就如同你的女儿结婚后不再属于你，而成为她丈夫家庭的一员。此外，作者在对待公众时也应秉持一种默默的诚信，不应给他们提供不完整的东西，至少不应提供那些无法做到完美和谐的作品。每一部虚构作品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构思与思考，在动笔之前就要在脑海中清晰呈现出来；它应该像欧几里得的定理一样不可更改。对作者而言，也对故事的读者而言，这一切都应该是绝对真实的；故事中的角色也应当显得真实无比。读者所感受到的真实感，取决于作者所创造的那种真实感的强度。

但在读者阅读小说时，总会有这样的幻想存在，否则小说就对任何人都没有吸引力了。那些在作品发表后再对其内容进行修改的作家，实际上是在破坏这种幻想，他们等于在告诉读者：“你们真愚蠢，竟把我当真！”此外，他们还在侮辱读者，因为他们声称自己给读者呈现的只是未完成、不成熟的作品，而自己已经完全改变了主意。这就好比一个厨师因为想改变菜肴的味道而把刚端上桌的菜又拿下来一样。像韦特尔或索耶这样的人是不会这么做的：如果他犯了错，他会坚持原来的决定，即便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在文学或艺术生涯中，或者在任何失去隐私保障的生活中，人们都会遇到许多严重的错误，但这些错误却无法通过诉讼来解决，也没有其他类似的仲裁机构；比如，就没有类似德国军队中的荣誉法庭那样的机构。

例如，有些编辑有这样的习惯：他们会寻求某位知名作家对某些政治或公共问题的意见，将其刊登出来，而在发表之前先把草稿给另一位作家看，以便为下一期准备一篇观点相反的文章。在我看来，这完全是背信弃义的行为。首先，文章的草稿必然取决于编辑的诚信度。按照惯例，除了编辑之外，其他人都不应该看到草稿，直到它被公之于众为止。人们从未认为有必要明确规定这一点。在文章发表之前就将其给第三方看，以便获得反驳或嘲讽的内容，我觉得这是极其错误且不公平的行为。然而，这种做法却越来越普遍，而作家们却无法对此采取任何补救措施。显然，这不属于可以通过法庭解决的过错，但它确实是一种真实且令人烦恼的伤害。我认为，那些名气较高的作家应当得到某种保护，免受此类伤害。

此外，作家在职业生涯中还会遭受无数次的剽窃行为，那他们又该如何获得补偿呢？我怀疑我们当中是否有人真正了解这些剽窃行为的严重程度。

我们遭到了那些并非来自博彩业、但却与博彩业中的不法之徒一样无耻的赌注经纪人的掠夺。几年前，我在伦敦一家顶级期刊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其实那不过是把我那部著名小说《帕克》中关于德比郡的部分内容照搬过来而已——也就是本·戴尔与他那毫无价值的妹妹阿妮丝之间的爱情故事。这早已不仅仅是抄袭，而是极其恶劣的窃取行为。文章的末尾还署上了某位女士的名字，当作作者；我当然立刻写信给编辑，期望能得到道歉和赔偿，尽管之前已有过类似经历。但我错了——那位编辑回信时表现得极为冷漠，称那个犯下这种无耻剽窃行为的女士根本没读过《帕克》。当我引用尤利安皇帝的话“只要能否认，谁还能被定罪呢？”来反驳，并指出擅自使用小说中的整段内容显然就是故意的盗窃行为时，这位“模范编辑”却根本不予回应。或许我本应该起诉出版商，虽然他很可能并无过错，但那样做的话，我很可能依然得不到任何道歉或补偿。提起诉讼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而这类侵权行为又屡见不鲜，尽管没有哪次像这次这么厚颜无耻；如果真的要追究这些人的责任，人的一生和全部财产都可能耗在法庭上。此外，如果原告住在英格兰以外，还必须在提起诉讼的英格兰法院缴纳一笔巨额的费用，这实际上等于预先判定原告没有胜诉的可能，我觉得这对原告极为不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忍受这种伤害，让剽窃行为逍遥法外，而罪犯则可以毫发无损地逃脱惩罚。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别人表达意见——无论那些意见多么敌对或粗鲁——就去起诉对方，就像惠斯勒起诉罗斯金那样。因为新闻自由比个人的烦恼重要得多。

不过，对于文学作品中的欺诈行为，还是需要一些保护措施的；而目前却没有任何这样的措施。至于诽谤行为，更是几乎没有任何保护手段。几年前，我收到了三篇针对我的、极其恶劣且具有诽谤性质的英国报纸文章，于是我把它们寄给了那位总是乐于为我提供建议的法律界要人，询问他是否认为我有必要起诉他们。他给我的回信是：“这三篇文章都是严重的诽谤内容，但或许只有其中一篇属于法律管辖范围；针对那一篇，你肯定能够获得赔偿，不过起诉会带来巨大的费用、麻烦、忧虑以及耻辱，因此我总是会对我的朋友说我现在对你说的话：不要去做你完全有权利做的事情。”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因为既然向自己尊敬的人寻求意见，就应该服从其建议；但事实仍然是，对于那些最恶劣的社会诽谤行为，无论在法律上还是社会层面，都不存在任何值得优秀律师向朋友推荐的补救办法。对于这类问题，为何不能设立一个独立于其他法庭之外的特别法庭呢？这样的法庭应具备荣誉法庭的特质，同时避免普通法庭那种令人厌恶的公开审判程序。就目前的法律而言，面对哪怕是最恶劣的诽谤行为，人们还能做什么呢？难道就只能默默忍受吗？高昂的初期成本、极高的不确定性与烦恼、不可避免的公开羞辱、各种议论和质问、辩护方律师的傲慢与嘲笑——这些都是加诸原告身上的惩罚。即便他有可能获得一千英镑的赔偿金，但实际上更有可能只得到一文不名，还得自己承担所有费用，这又有什么安慰可言呢？无论哪种结果，这样的做法真的值得吗？这样的伤害真的能减轻吗？从各方面来看，这场“斗争”都是极不公正且不对等的，与其说是斗争，不如说简直就是强盗的行径。除了依靠那些不成文的意见法则之外，我们还能指望什么补救措施呢？但以当今的社会状况来看，人们实在太喜欢这些垃圾内容了，根本不会去指责那些制造它们的人。猪也不会去撕咬那个搬运污物的人。在亲王写给当时还是普鲁士王储的长女的一封信中，他让她把一部分钱留出来……

为了应对那些必然会加诸在她身上的勒索行为，她不得不提前做好准备。这种勒索行为会针对一切形式的成功以及王室成员。那该怎么办呢？屈服于这种勒索违背了人的正义感；而反抗它，即便理由充分，也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培养一种更美好、更公正、更高尚的公共意识；但在当前这个世界上，这种意识又怎么可能出现呢？我个人始终强烈反对新闻界的匿名性。每个人都应该有勇气坦诚地在自己的观点后署名。可惜的是，由于匿名性，新闻界获得了极大的影响力（其实是虚假的影响力），因此要想通过法律来规范这一现象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些文章是由普通人撰写的，那么它们对公众的影响很快就会消失——正如马修·阿诺德所说，这些人只是根据在街头或郊区巴士上听到的消息来形成自己的观点的。对于一个将决斗视为刑事犯罪的国家来说，支持匿名言论、匿名观点、匿名炫耀和匿名侮辱或许还情有可原，但这显然无益于国家的品格提升。在过去的这一年里，以及前一年，英国媒体中有数百名匿名记者和专栏作家，他们用极其恶劣的语言试图挑起英法两国之间的战争。如果这些作者必须为自己的文章署名，他们恐怕就不会再轻易使用如此恶毒的言辞了吧？我常常被指责用语过于激烈，但无论如何，我都会在发表意见时署名，否则我会感到羞愧。匿名新闻界拥有危险的特权：正如面具能为化装舞会带来伪装效果一样，匿名性也让新闻界获得本不应有的尊严与重要性。这是一种不公平且有害的现象——它纵容夸大其词、奉承讨好以及诽谤行为，但由于其对太多人来说太过有用，所以才得以存在。它总能比有署名的新闻媒体更好地为金融界服务，也能更有效地响应那些大金融家的指令。不过，匿名新闻界本质上是懦弱的，只要它愿意，就可以轻易地选择不诚实。

或许会有人反对说，新闻界的匿名性只是表面现象而已；伦敦报界那些优秀的作家至少都是以其写作风格而被人们所认可的，或者为业内人士所熟知。但这种认知仅限于几百人之中，根本无法为普通大众所知晓，而正是普通大众才是匿名新闻报道最主要的受众群体。那么，我们该向谁或什么寻求力量，来迫使文学界保持诚实呢？是公众舆论吗？如果公众舆论真的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的话，我们当然可以、也应该这么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且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如此。人们的道德水准和行为规范日益恶化，而唯有这些才能维护那些极为必要的不成文准则。归根结底，正是因为整个社会缺乏道德与荣誉感，才使得违反这些准则的行为不仅不会受到谴责，反而常常让作恶者获利。举两个例子：出售在世者或已故者的私人信件；以及那些从事戏剧改编的人窃取小说的情节与人物设定。后者虽然属于较轻微的违法行为，但却既无耻又不诚实，会给原作者带来极大的伤害，他们的名字会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与盗用者一同被公之于众，这往往会让原作者极为愤怒——因为他们的创意被窃取，人物形象被扭曲，整个作品也被贬低和庸俗化。如果公众遵循着尊重他人隐私的不成文法则，那么每晚的剧院里还会坐满观众来看这类偷来的作品吗？另一种违法行为——出售信件——则更为恶劣。将小说改写成戏剧固然难以掩饰，但出售信件的行为却很容易被隐瞒；再加上出售亲笔信的行为，就更不用说会被完全放任不管了。我认为，其实有法律（成文法）规定信件属于其作者的所有物，但这条法律早已形同虚设，就像都铎王朝或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许多法律一样毫无效力。我觉得信件应该属于收件人，但那应是一种不可转让的财产，收件人无法像出售封地那样出售它。写一封信，哪怕只是一封简短的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信任的表现。我们在写信时，都期望信中的内容不会被用来损害我们或嘲笑我们。如果一段对话被视为机密的话……

一封书信，无论亲密程度如何，都相当于被交到收件人手中的“人质”。我们有理由期望，信中所表达的任何情感、观点或意见都不会超出其原本的接收者范围。为了所有写信人的利益，这无疑是应该的，我想没人会反对这种做法的。那么，那些在销售目录中不断出现的在世者或刚刚去世之人的信件又该如何解释呢？如果这确实是非法的，为何还允许公开出售？如果并非违法，为何公众的愤怒不能阻止这种行为呢？我曾多次在名流们的亲笔信集里看到过一些由著名作家所写的极为私密的信件；这些信显然是出于真挚的友谊而写的，却被放在客厅或书房的桌子上，任由任何人翻阅并嘲笑或惊叹。

“请不要碰它！我可是花了二十路易才买来的！”我听到一位女士这样喊道。她的收藏中有一封特别不适合被放入此类集子中的信，因为它的作者是一位仍在世的大人物。就算给二十路易，甚至两万路易，也绝不该有人买下它。是哪个叛徒卖掉了它？又是哪个仆人偷走了它？它究竟是如何流入市场的呢？是通过背叛、死亡、意外还是贪婪？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肯定不是通过友谊。当然，也应该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来约束讽刺作品的创作。因为某个人物具有某种地位或名声，就允许每一个会画画的人随意将这个人物描绘得丑陋可笑，这实在不公平。

“你不喜欢它吗？”有一次，我问一位地位显赫的人。那周，他正是英国一家广为流传的讽刺政治杂志上某幅“肖像画”的主题人物。

“不，我不喜欢。”他回答道。“当然，如果这只是在我自己的家里用来逗乐人的钢笔素描，我倒不会反对。但一旦知道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看到它，而他们永远不可能见到本人，那就很烦人了。”

所有遭受这种诋毁的人都必须认同他的观点，即便他们认为装作无所谓、一笑置之才是明智之举。那些被指责的人回应说，这是“因出类拔萃而付出的代价”。但为何出类拔萃的人就要像成功的赛跑者一样承受惩罚呢？我认为，整个世界都是这种迫害的受害者；因为人们厌恶那种针对一切杰出人物的庸俗嘲讽，所以那些本可以为社会带来荣誉的人，由于性格中的羞怯、骄傲以及敏感，便选择远离公共舞台。还应该有某种不成文的规定，来杜绝那些心机深沉、总能逃避法律制裁的人所散布的恶意言论。这又是加在获胜者身上的另一种惩罚；而正是这类惩罚，才需要通过新闻界以及社会中的不成文法则来保护那些在生活中取得成就的人。基于共同荣誉的不成文法则，应该让那些关于俾斯麦的书籍无法出版，因为那些有能力撰写此类书籍的人，根本不会受到诱惑去这么做。我们或许会有强烈的冲动，想要把我们所知道的关于那些杰出人物的真相说出来，但我怀疑即便因此自己的声誉受损，我们也应该抵制这种冲动。然而，那些从事诽谤活动的人可没有这样的借口；他们不过是些仆人，一边伺候主人，一边竖着耳朵听消息，等主人无力惩罚时，就拿自己记得的或编造的内容来出售。即便这些内容并不构成诽谤，但如今新闻界那种对私人生活的恶意侵扰，对于任何有教养、有分寸的人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冒犯。有些奉承话和侵扰行为，比起批评来反而更令人愉快，甚至比诽谤还要好受。在过去五十年里最伟大的人物——那个用铁腕手段统一国家的人，一旦去世，就会遭到这样的书籍的侮辱，实在令人悲哀。那只曾将各个部分凝聚成一个国家的钢铁之手，如今却无力保护它的主人免受背叛和虚假证词的伤害。世俗世界那无尽的好奇心，造就了那些编造死后事迹的叛徒，给他们提供机会、给予支持，甚至还奖赏他们。如果没有这种好奇心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叛徒出现了。

没有需求。整个世界都贪得无厌，热衷于吞噬那些“病态”的东西；就像用嘴巴吞食腐烂的猎物、变质的牡蛎以及被折磨致死的鹅的肿胀肝脏一样，它也乐于用自己那“泡沫般的头脑”去吞噬那些贬低、嘲笑、羞辱或背叛那些在思想、意志、力量、名声方面都高于它的人——那些为数极少的人！当那位伟人死去时，他们会对他的仆人们喊道：“来吧，来吧！你们曾在他最落魄的时候见过他，快告诉我们，有哪些事情能让他变得更像我们这样的人！告诉我们要他患的精索静脉曲张，告诉他他有消化不良的问题，告诉他他的任性之处，告诉他他的情绪变化，告诉他当他的狗奄奄一息时的情景——你们是通过钥匙孔看到这一切的——再告诉我们他那些草率的言语、他那些小气的缺点，以及他作为凡人的种种弱点——你们对他了解得如此之多，因为你们曾在他身后伺候他，为他装烟草——来吧，来吧，安慰我们吧！他的巨大阴影似乎仍笼罩着大地，让我们这些渺小的昆虫仿佛被他靴子踩在脚下——来吧，来吧，安慰我们吧！请告诉我们，让我们通过贬低他而获得快乐；让我们这些心怀嫉妒、软弱又卑鄙的人也能高兴起来，因为你们这些为他清洁靴子、握着他赤脚的人，可以告诉我们：那个能够创造皇帝和国家的伟人，那个强大无比的人，也有阿喀琉斯之踵！”因为有一种不成文的法律，不是文学上的法则，而是生活本身的法则，它规定：弱小之人对强大之人的嫉妒会如同命运一般残酷且永恒。[10]

九
奥伯龙·赫伯特

这本小巧的方形书，颜色如同草地上的勿忘我，极为朴素简单，因此在这样一个不太欣赏细腻情感与简洁表达的时代里，很容易被忽视。这本书中的诗句更类似于意大利歌曲中的短歌，与英国文学中此前的任何诗体都不同，唯有罗伯特·莱顿那些最早、最简短的诗歌在韵律与主题上与之有几分相似。奥伯龙·赫伯特作为一位大胆而富有创意的思想家、生活在自己时代三百年前的社会学家，以及一位无畏地倡导新自由与理想信仰的人而闻名于世；而在这本蓝色的小书中，他同样也是一位诗人——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位歌唱者。这些诗句源自他内心的深处，呼唤着那些与他一样经历过爱与痛苦、发现唯有自然之美才能带来慰藉的人。

“西方有金色的光辉，
伟大的国王正在安息；
东方则被紫色笼罩，
山丘从山脚到山顶皆为紫色。”

“我站在那里，惊叹不已，
心仿佛被撕裂成两半——
一半为那辉煌的景象所动，
另一半则为那痛苦所煎熬。”

就像意大利的卡农歌谣一样，这些简短如夏日微风、短暂地拂动草叶的歌词，需要用心去聆听。若仅用理性来评判，它们就会像采集来的野罂粟一样，毫无生气、黯淡无光。它们是心灵的呼喊，就如同南方情人在月光下对着哭泣的琉特琴唱出的那些短诗。那些在世俗压力下扼杀了自己心灵的人，将会明白……

其中并无什么特别之处。那些沉浸在世俗利益所带来的冷漠之中的人，不会去关注它们，就如同他们不会去注意云雀或麻雀的歌声一样——因为这些作品其实与鸟儿的歌声并无二致。它们并非在书房中创作而成，也不是用修枝刀精心雕琢出来的；它们诞生于海边、林间阴凉处、乡村篱笆旁的野花小径上，在桃树与梨树盛开的雨中，在橄榄树上的星光之下。它们是孤独海岸与繁花似锦的牧场所孕育出的“孩子”；它们从未见过街道上的煤气灯，也从未见过客厅里的电灯。它们就像紫罗兰一样甜美而纯净。

对于那些了解并尊重作者那充满力量且独具匠心的哲学思想的人来说，这些柔美的诗篇更显迷人，因为它们源自同样的智慧——那种倡导个人主义、批判社会与政治迷信的智慧。它们不过是些简短的歌谣，就像云雀喉咙里发出的音乐涟漪一般短暂；如果说有什么价值的话，那也不过如同溪边鼠耳草上的蓝色星星，或是岸边的狗蔷薇罢了。可以说，这些诗篇太过简单，所表达的情感过于寻常，悲伤太过常见，景象也太过熟悉，其语言甚至连最愚钝的人也能理解。没错，它们确实就像野花、像林间的鸟儿一样，只愿做这样的存在而已；它们并非像华兹华斯在雷达尔山脚下为创作颂歌而苦苦挣扎，或像柯勒律治在“普通的草丛”中努力克服诗歌创作中的种种困难那样被刻意创造出来的。它们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情感，就像柳树和桤木掩映下的溪流中水波荡漾一样自然。人们很容易以冷漠的态度忽视它们，或以过度的批评来贬低它们；而那些喜欢现代诗歌中那些刻意为之的晦涩表达方式的人，肯定也不会从这些诗篇中发现任何魅力，就如同那些沉醉于韦尔兰和马拉美作品的美学爱好者们，不会从清晨吹过干草地的海风中找到任何乐趣一样。这些诗篇中没有刻意为之的矫揉造作，没有刻意追求的深奥表达，也没有夸张的狂喜或悲观情绪；其中蕴含的是一种自然的情感，无论是喜悦还是悲伤，都是直接从坚强而敏感的灵魂中流露出来的。而这些情感则以坦率、纯真的方式表达出来，既有孩童般的真诚，又有成年人的自我克制，两者完美地融合在简单的文字之中。他们的创造者所遵循的唯一准则就是：“审视自己的内心，然后写作。”

他们心中最强烈的眷恋之情，便是对大海的眷恋。无论是从克赖斯特彻奇的沙滩延伸至弗雷什沃特岛的岩石间的那些灰暗而忧郁的潮水，还是从安提贝斯的海角一直蔓延到波尔托菲诺花园的蔚蓝海面，对奥伯龙·赫伯特而言都拥有与阿尔杰农·斯温伯恩所感受到的同样的魔力——那种魅力更为宁静平和，但强度却不减。他的许多小诗都是专门歌颂大海的；这些诗中充满了一种幸福的回归感与认同感，这种感觉正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在离开大海后又重新踏上其湿润的盐沙、感受到白色浪花拍打在脸颊上时所体会到的。斯温伯恩是海洋的伟大歌者，他那强大的琴声回荡着海上的风暴声，呼应着海浪撞击岩岸时的轰鸣声，以及从一极涌向另一极的巨浪声。而奥伯龙·赫伯特的诗歌，则如同在海浪尖端飞翔的海燕发出的归巢之鸣。

他将这些充满渴望的诗句称为“回到大海母亲身边”：

“最慈爱的母亲啊，我曾远离你，
如今疲惫不堪地再次回到你身边，
吟唱着那古老的波浪之歌；
请再为我唱吧！

“随着时间的临近，我愈发疲惫，
请用那轻柔的波浪之歌让我入睡；
请洗去我所有的忧虑与纷争，
以及生活中所有那些痛苦。

“我愿躺在你身旁休息；
渐渐地，我的感官正在消失；
心中的激情与渴望也已平息，
我的灵魂轻轻飘向远方。”

还有这样一首诗：

“你啊，强大而广阔的大海，沉浸在梦境之中，
云朵在海上来回穿梭，
星星透过你那蔚蓝的海洋闪耀，
我只能如此爱你！”

“你占据了我的心，让我的生命重新焕发生机；我如同尘埃中的一粒微小存在，只是你身上的一小部分罢了。”

“风暴啊，你的声音遥远而微弱，当你掠过大海时；我们需要你的气息来驱除种种污秽，让我们变得纯净自由。”

“但当你乘着强大的翅膀而来时，请温柔对待森林与树木，因为我的心为那些美好的事物而悲伤——它们明天就将不复存在。”

“是的！我会离开，而你将继续沉睡，沐浴在淡蓝色的天空之下；在那环绕着你的山丘之下，银色的时光缓缓流逝。”

“当别人来索取你的爱时，你依旧如此，那片淡蓝色的海洋啊，哦，你还会像曾经对我那样对待他们吗？”

“他们也会用和我一样温柔真挚的目光注视着你，爱上你脸上每一道变幻的光芒吗？”

我不喜欢将一种艺术形式中的表达方式转换到另一种艺术形式中，否则我就会称这些诗句为印象主义作品。它们具有快速捕捉到的形态、脆弱易逝的色彩以及无尽的暗示性，这些都是绘画中最高级印象主义风格的特征。请看这八行诗：—

“太阳已静止——因为风暴已经过去；它刚刚被夜色轻轻触碰。”

一道阴影缓缓蔓延至岸边，
随即在银光中闪烁——

“宛如一支歌声在飞行途中突然停止，
垂落在地面；
接着颤抖着从那种状态中醒来，
化作充满激情与辉煌的音符。”
这描述何其精准地描绘出了平静无波的水面如何变得充满动感与光芒；那突如其来的闪光，就如同无数支长矛，当海水被太阳之剑击中时，便奋起迎接清晨的挑战。而如此强烈的效果，竟是用如此简单寻常的词语表达出来的！

或者这样：

“只是一处被陆地环绕的小海湾，
另一侧则是一张令人难忘的面容；
然而大海同样可以阻隔去路，
我们的生活彼此相距如此遥远。”

“你有时开玩笑，有时祈祷，
走着一条我无法走上的道路；
世界日复一日地与你同在，
而我却不敢去揣测你的全部。”

又或者这样：

“年轻人满怀青春的荣耀离去，
心中充满自豪；
他喊道：‘他们应当屈服于这传达的信息，
以及那充满力量的话语。’”

“漫长的岁月过去，一个疲惫的人
回到了故乡的门口：
‘我已经说出了自己的话，却无人倾听，
这个世界依旧如往常般运转着。’”

“向前看，一切皆被镀上金色，
那景象如此美丽而动人。
向后看，蓝色的雾气笼罩一切，
将曾经的烦恼掩藏起来。”

“啊！若是心灵能成为编织者，
用爱之故事来欺骗时光，
用紫色的丝线将我们紧紧相连……”

或者这样：

“啊！爱情如此甜蜜、耐心又深情，
我远离了你的视线，
以为外面的世界是个充满欢乐的花园。
日复一日，新的景象浮现，
让我的心变得骄傲，我轻视那些宁静而平凡的生活。
因为年轻人总是轻率，而我从未学会区分真假，
我的脚步总是被那些奇异而迷人的光芒所吸引。
如今，心中的痛苦实在难以忍受，
曾经的愚蠢与骄傲都已消失；
我从那些虚度的岁月里保存下仅有的东西，
再次站在你身边。”

可见，歌者的词汇量十分有限，他的色彩调色板也很单调，他的琉特琴也只有几根弦。正因如此，他才与意大利民谣歌手相似——他们同样只能依靠农民有限的词汇来表达人类最深沉的情感。这些英文诗篇，就像那些意大利民谣一样，可能是由那些拥有有限知识的人创作出来的。

那些文化瑰宝便是那些被封存起来的书籍。它们以最简洁的表达形式呈现出来，没有任何一种形式不适合在暮色中、在乡村炉火旁轻声吟唱的民谣旋律。它们本身就能引发音乐感，若试图大声诵读，很难不遵循其行文所蕴含的节奏韵律。从他的散文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奥伯龙·赫伯特是个语言功底深厚且学识渊博的人；因此他诗作中的这种简洁风格并非源于语言资源的匮乏，而是源于他准确的直觉。这些诗歌就像孩子傍晚时在母亲膝边所做的祈祷一样纯真；倘若它们变得华丽复杂，就再也无法保持如今那种真诚而自然的灵魂表达，也就不再像麻雀或云雀的歌声那样自然了。那些喜爱纯粹、简单、未经雕琢且源自内心的事物的人，不妨去取来那本蓝色的小书，亲自阅读它——不要在喧闹的火车上、城市图书馆里或充满时尚气息的乡间别墅中，而应在某个宁静的乡村之地，在那条无名小溪旁，那里柳叶轻触着蓝色的溪水，蜜蜂在盛开的百里香间飞舞。当夕阳西下我们将它带回家时，就把它放在乔治·赫伯特的颂歌与那些署名为欧文·梅雷迪思的早期情歌之间吧，它会在那里找到合适的伙伴。

X 现代生活的丑陋

皮埃尔·洛蒂最近在施韦宁根为慈善目的出版的画册中写下了以下文字，这些内容对大多数英国读者来说应是全新的：——

“四月底是万物更迭的季节，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犹大树纷纷绽放花朵。在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能像这里一样拥有如此众多的犹大树——亚洲与欧洲的两端在此交汇。到处都是紫色的花丛与紫色小道；那浓烈的紫色如此独特，以至于让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而紫藤则用无数花簇装点着老房子的屋檐，从那些俯瞰水面的灰色木结构房屋上垂下淡紫色的花环。博斯普鲁斯海峡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大河，却蕴含着大海般的生机与魅力。两岸的山丘上遍布宫殿、清真寺、小屋和坟墓，它们都被花园环绕着。四月的这里，天空仍被北方的云层笼罩着，显得柔和朦胧，此时这里的草木与花朵极为繁茂，尤以犹大树的紫色为主调，与幽暗如鬼魅的柏树林交相辉映。

地球上还有其他更为壮丽、或许也更美丽的风景；但无疑，没有哪处能比这里更具诱惑力。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这般景象，让所有到访者都无法忘怀，这得益于笼罩其上的东方神秘气息；它源自那些上层建筑悬于波涛之上的巨大封闭后宫，源自我们在花园阴影中看到的蒙面女子，以及那些穿行而过的纤细小船。可惜，这种土耳其式的魔幻氛围正在逐渐消失！一年又一年，那些有着格子窗、墙壁伸入水中、人们可从其中进入的古老而难以穿透的建筑们，正越来越多地出现破败之处。”

就像威尼斯那样，到处都是水；还有那些纤细的独木舟、各种服饰以及女人们的面纱。
从去年春天开始，特拉皮亚似乎就不再存在了——它被一座巨大而丑陋的旅店所遮掩；那座精美的阿纳托利·希萨尔城堡也被一座丑陋至极的美国学院给毁坏了，那座建筑以一种愚蠢的姿态矗立在古堡之上，仿佛想要彰显自己的统治地位。
无论是在亚洲的海岸还是欧洲的海岸，情况都是一样的：可怕的新建建筑充斥着大地，工厂的烟囱与宣礼塔并列，成为对宣礼塔的拙劣模仿。那些美丽的朱达树仍在绽放着花朵，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也即将被那些愚蠢的投机者毁掉。而土耳其人，我亲爱的朋友们，他们却懒惰或听天由命，任由这样的破坏每天在他们眼前发生！

洛蒂拥有诗人的心灵，他的散文犹如金色的琴声；在翻译他的文字时，我觉得他对朱达树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哀叹，其实只是对整个世界之衰败的象征。地球的美正在消逝，就像一个胸中长满癌症的生物一样逐渐死去。
《信仰的基石》一书的作者认为，地球是为人类而创造的；如果这种自大的观念真的有某种依据的话，那么接受这份馈赠的人该是多么忘恩负义啊，简直就是洛蒂所说的那种愚蠢之人！
人们普遍认为，世界美貌的丧失只是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人的感性抱怨而已；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种丧失会给人类的思想和品格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它比其他任何损失都更易引发冷漠、绝望和愤世嫉俗的态度，而这些正是现代人典型的特征。
人们被教导认为，所有的动物都可以被随意折磨和杀害；身体上的疾病是最需要恐惧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避免；而利润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

在商业领域中，古老、美丽与优雅就如同野花一般，不过是些需要用机械除草机清除的杂草罢了。这种性格无法造就高尚的品格，也无法培养出慷慨而敏感的心灵。它只会让人积累财富，并为保护这些财富而轻易投入战争；但这种性格完全缺乏任何超越个人的同情心，也毫无创造美的能力。

总体而言，艺术家拥有所有人群中最善良的本性以及最愉悦的性情。为何如此？因为他们的头脑总是更容易受到各种美的影响——无论是线条之美、色彩之美、比例之美，还是意境之美；无论是近处的美还是远处的美。他们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自己的理想来营造这样的美好环境。然而，即便在艺术家身上，现代生活也会扭曲这些理想。在任何一场现代绘画展上，一百幅作品中会有九十九幅显得丑陋不堪：它们或许拥有出色的技巧、对细节的完美掌控、精美的笔触，或是无可挑剔的构图，但这些特质的结合只会让观赏者感受到丑陋。

除非像丁尼生和克劳森那样，天才们选择隐居在乡村或海边，否则他们就无法完全摆脱现代生活中那些丑陋因素的影响。对于画家和诗人来说，若要继续创作，就不可能住在摄政公园或维利尔斯大道、克伦威尔路或国家大道上，或是英国或欧洲大陆城市中的新城区里——因为如果他们的审美直觉已被周围的环境所削弱，那么在现代城市的生存环境之下，他们将无法长久忍受。正是这种自然本能的扭曲，使得用怪异和奇特来取代美的现象频繁出现。他们的评论家也受到同样的影响，现代艺术评论，就像罗伯特·德·拉·西泽兰对英国绘画的研究一样，表现为完全无法欣赏美的特质，也对现代艺术中缺乏美这一事实毫无察觉。

在雕塑领域，这种情况与绘画领域一样明显，而且更为令人担忧和痛苦，因为现实主义与怪异风格的丑陋程度更为严重。

那些用大理石雕刻而成的、充满亵渎意味的雕像，其丑陋程度远远超过色彩上的缺陷。倘若世界上还存在着那种将美与畸形区分开来的基本审美观念，那么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建造的那些纪念碑，还有哪一座会被允许破坏欧洲城市的容貌呢？卡诺穿着长外套，躺在据称代表法国的妇女怀中，靴子则朝观众方向伸出；维克托·埃马努埃尔戴着高顶帽，身体则像一个膨胀的膀胱一样固定在两根木柱上；皮博迪坐在扶手椅上，仿佛在等待牙医；普鲁士的威廉则被放大成儿童玩具兵的模样，而那些比他更伟大的人物则被塑造成矮小的军事模型；还有那些用黑色金属制成的加里波第、戈登、拿破仑和麦克马洪的雕像；克劳德·伯纳德则被描绘成正在伤害一只活狗的人——在每个首都的每条街道、每个广场，甚至每个较大的城镇里，到处都是这种令人作呕的雕像，它们向全世界宣告着曾经纯粹而高尚的艺术已经沦落，现代人的审美标准极其低劣且庸俗。当这类东西摆放在人们面前时，试图教育各国人民又有什么意义呢？在最近的一次皇家艺术学院宴会上，一位英国大主教表示，他希望不久的将来，英格兰的每个孩子都能学会绘画。然而，强迫孩子学习他们天生并不具备天赋的东西，不仅毫无意义，而且还会造就出无数平庸的绘图者，从而对世界造成损害。在这样一个艺术与自然都持续遭到践踏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又怎么可能具备真正的艺术感知力呢？既然现代生活的种种趋势都在违背所有的艺术规则，让人们在日常行走中就能感受到艺术的缺失，那么再增设艺术学校、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学会绘画，也是毫无意义的。即便在最有文化的人群中，真正懂得审美的人也寥寥无几。在繁忙的社会生活中，几乎没有人会停下来去欣赏大自然中的美；至于艺术，人们只是因为觉得那样做很时髦才稍加关注而已。对于那些女人将为她们而猎杀的热带鸟类的羽毛戴在头上或裙子上，男人则把杀死驯养的动物并让鲜血溅满冬季森林里的白色植物当作乐趣的人而言，他们根本不可能拥有真正的艺术素养。

美越来越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那些繁琐而刻板的规则不断压制着那种由自由的生活、户外的娱乐活动以及各种市集所营造出的美好氛围。警察无处不在，街头生活毫无乐趣可言，也缺乏色彩。即便在穷人的家中，日常用品也失去了昔日的魅力：丑陋的缝纫机取代了纺车，炉灶替代了宽敞的壁炉，人造的贴面家具取代了坚固的木制箱柜，半便士的报纸则取代了传统的家庭圣经。而在户外，男孩女孩不得唱歌跳舞，狗不得玩耍吠叫，椅子不得摆放在人行道上，钟声也不得响起；只有骑自行车或开车的人才能为所欲为地疾驰而过，留下他人受伤的后果。

如果人类心中对优雅与美的感受没有在当下被彻底扼杀，那么像骑自行车这样的出行方式根本不可能被接受；任何有丝毫审美意识的人都不会愿意采取那种荒谬的姿势。同样，带着石油气味的汽车也不可能被允许在道路上行驶。如果现代人还保留着对和谐、协调以及色彩的真正理解，他们也不会忍受现代服饰。就连那些盛大的天主教庆典，也会因为那些衣着单调、外表邋遢的城里人的涌入而失去光彩，他们就像一股浑浊的潮水，淹没了庆典的美丽氛围。即便我们看到米兰的狂欢节、布鲁塞尔的宗教节日、慕尼黑的学生节，或是其他任何大陆上的盛大游行，我们也无法想象，当不仅游行队伍本身，而且街道上的所有人，包括所有的游客乃至乞丐，都充满色彩且与核心人物和谐相融时，这些庆典该有多么美丽。

如今，无论是民间庆典、军事游行还是宗教仪式，那些华丽的场面都会被整个城市里普遍存在的单调色调以及怪异的头饰所掩盖。无论其试图展现怎样的美感，都终究会被这股强大的力量所压倒，就如同蝴蝶在倾盆的雨水中无法飞翔一样。

在意大利，有一种现代习俗，充分体现了贪婪、漠视以及商业利益相互勾结所造成的破坏。这种令人震惊的习俗就是将所有常绿树的叶子全部摘下，然后卖给药剂师、镀金匠、染工，以及那些负责处理丧葬事务的人。就连木兰树也难逃一劫，这些美丽的树木在全国各地的花园和公园里都光秃秃地矗立着。如今，每个城镇都有专门从事这些树叶买卖的机构；摘叶并出售、购买后再出口，已经变成一种成熟的产业。从9月到4月，每年都有数百吨的树叶从意大利被运往德国、奥地利和俄罗斯。这些树木因此遭受的伤害自然是不可估量的。经过几个季节后，它们就会变得虚弱、干枯，最终慢慢死亡。而那些曾经由月桂树、桃金娘树、黄杨树、月季树、石楠树和木兰树构成的美丽花园，其景象也必然会发生彻底改变，变得一片荒芜。除非国家能颁布法令立即制止这种行为，否则再过一代人，那些自凯撒时代以来就一直是意大利宫殿和别墅荣耀之地的常绿树林荫道就将不复存在。

只要追溯任何一座城市的建筑历史，就会发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那里一直存在着令人痛心的破坏记录。那些宏伟的花园总是首先遭到破坏——它们被毁掉，取而代之的是用砖石砌成的建筑，人们对此表现得极为漠不关心。即使是新建的漂亮房屋，比如巴黎的拿破仑亲王故居，也会因为投机心理而被拆毁，以便建造别的东西，或者开辟出一条毫无特色、单调乏味的笔直街道，就像测量员桌上那把黄杨木制量角器一样毫无美感。19世纪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就是以卫生为名，实际上是为了让承包商、市政官员以及各种投机者获利，迫使人们离开他们居住已久的家园。这一做法始于奥斯曼，从他之后，巴黎以及其他地方也以极快的速度继续着这种行为，就像小偷拖着白发老人走向死亡一样。那些自以为是的市政官员们，连同他们身边那些贪得无厌的走狗们，根本无法理解，甚至不愿去考虑那些普通民众被迫离开充满回忆的家园时的痛苦心情。

历代人都钟爱这样的景象。走进任何一座古老城市的旧街，你几乎必定能发现种种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拱门与尖顶、门楣与窗框、蜿蜒的楼梯与倾斜的屋檐；长在台阶上的野花、在石缝间生长的辣椒、滴水嘴兽下的燕子巢穴，以及窗台上的罗勒与米尼奥内特花盆。然而，那些单调乏味的现代街道，那些空旷而高耸的空间，那些连种子都无法扎根、鸟儿也无法筑巢的平坦地面，又能给人的眼睛和心灵带来什么？你会看到这种单调乏味的景象在眼前一英里长的范围内反复出现，从而心生厌恶。

生活在这些建筑中的人们自然会渴望酒饮、各种恶习，渴望妓院、鸦片馆、廉价餐馆和赌场——只要能让他们逃离这种单调的生活，让他们不再感到生活的乐趣，就像被关在生理学家实验笼中的兔子，只能吃浸过杜松子酒的谷物一样。任何一个真正具备审美意识的人，都不可能住在工业城市里，或者任何现代城镇中。对于那些懂得生活真正魅力的人，或是那些理解“家”这一词含义的人来说，“公寓”——无论是在“一流豪宅”里，还是在工人的“住宅楼”里——都比荒岛还要难以忍受。这个词存在于所有语言中，尽管英国人并不这么认为，但它却是所有语言中最美好、最富有表现力的词汇之一。美国人以他们的“摩天大楼”为傲，因为这些大楼如此先进，以至于马匹和马车都可以通过电梯被送到最顶层，而那些母马如果不会因此头晕的话，还能鸟瞰整个城市。但即便建筑师和工程师取得了如此了不起的成就，也无法让那些与众多其他建筑相同的立方体结构拥有那种魅力、独特性、意义与灵魂——那种存在于那些由热爱生活的人独自居住的小屋中的魅力，那里的烛光如同星星一般照亮归来的旅人，而低矮的屋顶上则承载着美好的回忆。

根据现代城市的统计，大量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人士每两三年就会更换住所；三年甚至已算是相当长的居住时间了。这样频繁更换住处的人，又怎可能了解“家”的真正含义呢？

正是那种让这些阶层频繁更换居所的焦躁与不满，也促使较富有的阶层以另一种方式不断迁徙——从一个大洲到另一个大洲，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从一个娱乐场所到另一个娱乐场所，从一场家庭聚会到另一场聚会，从游艇上到夜总会，从浴场到床边，从家乡的森林到地球的另一端。他们陷入这种无休止的循环之中，却几乎得不到任何乐趣，但他们仍认为这如同热汤中的辣椒粉一样不可或缺。我认为，他们所居住的城镇中的单调与乏味，会严重影响到那些不得不在街头辛勤奔波的人们的心理，使他们感到疲惫、压抑和忧郁；学者与诗人能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痛苦，而普通人则是在不知不觉中承受着这些痛苦。随着周围美景的消逝，一个民族的欢乐也会随之消失。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影响了自己，但依然会受到其影响，就如同小孩子会被黑暗伤害，尽管他们并不明白黑暗与光明的含义。诚然，中世纪的穷人居住条件很差：房屋照明不足、排水不畅，污水溅到门槛上，相邻房屋的屋檐过于靠近，以至于阳光无法照进街道。不过，当时城镇中有大约三分之二是花园和田野，周围的街道上到处都是彩绘的神龛、金属灯饰、滴水嘴兽、尖顶建筑、手工锻造的铁制或石制阳台、坚固的门扉、青铜大门以及色彩绚丽的壁画。居民们的眼睛和心灵有足够的东西来享受美好，更不用说那些不断经过的、穿着五彩缤纷服饰的人们以及各种庆典和游行了。此外，还有雕像点缀在壁龛中，神龛位于街角，河上则建有精美的雕刻桥梁，里亚尔托桥和韦基奥桥至今仍保留着这样的遗迹。还有挂着彩绘帆布的船只，以及外观华丽的游船。到处都是塔楼、尖顶、带雉堞的城墙，以及房屋、教堂和修道院上精美的雕塑。此外，附近还有郁郁葱葱的树林和草地，以及清新纯净的乡村风光。试想一下那意味着什么：无需穿越数英里长的荒凉郊区，没有那些令人讨厌的现代别墅，没有地下火车站和地铁，没有蒸汽的嘶鸣，也没有嘈杂的声音。

没有刺耳的缆车声；没有工厂里弥漫的浓烟，也没有那些简陋的木结构和灰泥建筑；没有那些刻意设计的几何形状花坛，只有大自然的景色，宛如一个满载鲜花的快乐孩子，一直延伸到城镇的墙边。那些坐在自家门口工作的人，能够目睹中世纪城市里丰富多彩的生活景象，他们与现代的机械师截然不同——现代机械师不过是成百上千人中的一员，被关在工厂里，周围是齿轮和活塞发出的震耳噪音。从实际角度来看，中世纪的行会组织也远比现代工会更为完善，能为人们的身心健康提供更多帮助。那时，人们在劳动时还能保持个性与创造力，而如今他们只不过是巨大旋转齿轮上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而已。中世纪的房屋或许仅仅是为了遮风避雨而存在的，但周围的一切却充满无限的变化；街道和巷子里的生活色彩斑斓，就连斗殴场面也是刀光剑影、破烂的羽毛以及五颜六色的外套和绣花徽章交织而成的景象，这些绚丽的色彩足以让画家欣喜若狂。室内则有纺车、铜制器皿、胡桃木压榨机，还有温暖炉火旁的安乐椅，楼梯上还有女人们用鲜花装饰的圣坛。河面上满是彩绘的船身和帆布；桥上则是教堂或行会的队伍，就像慢慢展开的刺绣带子一般。工人们的生活虽然忙碌，甚至充满危险，但依然有闲暇时光；而水手们关于遥远未知之地的故事，则为生活增添了神秘与敬畏的色彩，这种感觉对于无所不知且愤世嫉俗的现代人来说，不过是些幼稚可笑的东西罢了。试着想象一下乔叟在切普街行走时的情景，亨利·德·瓦卢瓦进入威尼斯时的场景，菲利普·勒·贝尔在文森斯的橡树林中骑马时的情景，彼特拉克在罗马加冕时的情景，以及威廉·莎士比亚在报春花盛开的季节漫步于沃里克郡小巷时的情景。阅读米什莱对佛兰德斯市民的描述，再将其与现代城镇中店主的生活相比；阅读弗洛德对伊丽莎白时代商船的描述，再将其与现代轮船的船长相比。你立刻就会明白，那时的生活是多么丰富多彩。

前者的生活还具备个性；而后者的生活则如此乏味、毫无魅力，且完全缺乏主动性。现代生活失去了自由、兴趣与美感，于是便将其中积压的狂热情绪发泄在各种商业赌博上——从股票交易到彩票，从外债借贷到郊区赛马，整个生活简直就是一场巨大的彩票游戏。即便人们去享受休闲时光时，也会购买一张价值一便士的保险票，以便在发生意外时获得一百英镑的赔偿！这样的群体始终被对死亡的恐惧所困扰，又怎可能真正享受生活呢？

出于微不足道的动机、以冷漠的态度犯下的冷血凶杀案日益增多，这正是这种人生观的必然结果。那些不尊重自己生命的人，自然也不会尊重他人的生命。当一个人将自己的存在视为只需用一百英镑就能买到的东西时，他自然就不会认为别人的生命值得二十先令。现代科学甚至还将死亡本身变得荒谬可笑：炸弹爆炸后飞向空中的断臂、断腿以及无头躯干，已失去了尸体本应拥有的那种庄严感，看上去不过是些破布或木块罢了。更令人担忧的是，科学为快速大规模屠杀所提供的便利，可能会逐渐让公众对谋杀行为更加漠视，甚至使其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不会再对此表示反对。

各国许多判决都显示出法律对谋杀行为的宽容程度正在上升。尤其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即使是冷血谋杀也只会受到轻微的惩罚，而因一时冲动而犯下的谋杀则几乎肯定不会受到任何处罚或仅被处以极轻的刑罚。即使在英国，陪审团对于那些虽需承认有罪的杀人犯也往往表现出异常的宽容。几周前在英格兰的切斯特，四名年轻矿工用石头将另一个人打死并将其尸体抛入运河，劳伦斯法官仅判处其中三人四个月监禁，首犯则被判九个月监禁，仅此而已。

许多性情暴躁的人会认为，用这么低的代价就能摆脱敌人或竞争对手，实在是非常划算的。那些矿工的借口是……

大家都在喝酒。在当今这个有文化、有义务教育的社会里，这其实是个很常见的借口。有人会说这与国家生活中是否存在美无关，但实际上，它与国家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冷漠、麻木和自私心理密切相关；而现代社会中那些丑陋的周边环境以及艺术设计上的贫乏，正是导致这种糟糕状况的主要因素。幸福以及与之相伴的善意与同情心，会因美好、富有艺术性且色彩绚丽、设计精巧的事物而得到提升。甚至人的外貌也会受到其所处环境的影响——那位法国妇女真是一位明智的母亲，她在怀孕期间还会去欣赏卢浮宫里的精美艺术品。相反，如果父母在怀孕期间处于肮脏、沉闷且毫无美感的环境中，那么胎儿很可能会因此受到不良影响。我认为，毫无疑问，人类的外在美正在迅速衰退，就连贵族子女身上也频繁出现瘰疬性口腔疾病，这对人类的未来实在令人担忧。在工人阶级中，他们的后代必然会因现代商业环境中那些有害的物质、令人作呕的废气以及恶劣的工作条件而受到严重影响。就连乡村地区也遭到了化学物质的污染，到处都是硫酸盐、磷酸盐以及人类排泄物的气味。农业也逐渐变成了一种普通的制造业，周围充斥着机器的轰鸣声、蒸汽的烟雾以及车轮的噪音。美是最可靠的激励力量，是最有效的滋补品，也是最宝贵的灵感来源——首先是自然之美，其次是艺术之美，它们就像阿芙罗狄忒的两位侍女一般。但那些心灵上盲人的人，与身体上盲人的人一样，无法领悟这一点；而如今，这种心灵上的盲目与这一代人学校里普遍存在的近视现象一样普遍。每年，所有的城市，甚至是所有的城镇，都越来越远离乡村；每年，用于电报传输的电线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电话；有轨电车和铁路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些交通方式所发出的令人作呕的噪音充斥着空气。而那种似乎与所有现代发明相伴而生的丑陋景象，则愈发普遍。在自认为受过教育的时代里，芝加哥和厄尔斯科特那些可怕的建筑竟能成为人们消遣的对象，这足以证明，现代人身上那种对美感的追求以及对于畸形事物的厌恶之情已经彻底消失了。

随着蒸汽使用的日益增加，天空的美感也逐年减弱、变得愈发朦胧。如果不知道这其实是事实的话，那么一个自称有教养、有审美能力的民族能够在这种天空下安居乐业，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那些离开巴黎数季后再返回的人会发现，由于工厂、铁路等设施的增加导致大气污染，再加上城市不断侵占原本美丽的森林、果园和花园，巴黎的活力也每十年都会减弱一些。如今，各地的日常生活都变得越来越单调、缺乏美感，人们也越来越满足于生活在一片烟雾笼罩之中。

英国战争部竟然允许将新森林中的绿地和牧场用作军事演习场所，这实在是一种暴行。但即便这种行为本身就很恶劣，是对历史和自然的亵渎，会扰乱野生动物的生活，还会伤害当地居民的感情以及艺术家的情怀，这些理由却不足以让现代人放弃这个念头。仅仅因为把军队和炮兵部队派往那里是一种破坏行为，会给那些注重美学的人带来痛苦，新森林里的军事演习便立刻成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推进的计划。现在，同样的暴行也在石阵身上发生。

现代人不会尊重、不会欣赏、也不会热爱，他们只会憎恨；他们的仇恨表现为到处造成的破坏，无论是烧毁安特卫普的汉萨同盟古老建筑，拆毁迪耶普的供水塔，在拉特兰教堂前建造临时建筑，将火车开到穆伦，还是用其他方式破坏一切。

那些穿着破旧鞋子的少年士兵们，还有康奎尔森林里的百里香与蕨类植物，以及德鲁伊教徒曾经踩过的草地。现代人的心态就如同维克多·雨果小说中的那些孩子——他们独自面对那些美丽而古老的文物时，觉得最有趣的事莫过于将书中的精美插图全部撕毁，每毁掉一件美好的东西就会拍手欢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有谁来从这些破坏者手中拯救这些文物，挽救它们仅存的美好。相反，种种迹象都表明，未来那种粗野、冷漠且残忍的思维方式将会更加盛行，这种思维方式以破坏和创新为乐，还以轻蔑的态度看待那些因这种破坏行为而感到痛苦的人。他们对那些所谓的“低等动物”所表现出的怜悯与同情，也以同样的轻蔑态度对待。兰格代尔山丘正在被炸毁，用来建造铁厂和石板矿场；南锡附近的拉海大森林也在被军事设施、铁厂和工厂摧毁。默兹河与摩泽尔河流域也被工厂的烟尘和爆炸产生的粉尘所污染。阿马尔菲湾和波西利波海岸则被炮厂弄得脏乱不堪。威尼斯的圣赫勒拿岛也被毁坏，用来建造铁路工厂。整个阿登地区都被烧毁、污染，弥漫着烟雾和令人作呕的炉渣气味。峰区与德文特河谷也在为修建铁路、矿山和工厂而遭到破坏。曾经被誉为北方威尼斯的阿姆斯特丹，如今也变成了毫无意义的、丑陋的现代建筑群；而南方威尼斯所遭受的破坏实在太过恶劣，甚至足以让弗拉里教堂里的大理石雕像下的提香醒来，让维罗内塞从坟墓中起身。在伦敦摧毁三一医院并在其原址上建造啤酒厂，对现代城市人来说是一种快乐与荣耀。加莱的德桑酒店曾是劳伦斯·斯特恩的故居，那里有漂亮的拱形入口和宽敞的庭院，建筑环绕在庭院四周，还有各种藤蔓和绿植，拱门上方……

小小的天窗。其背后是广阔美丽的花园，再往外则是酒店所属的剧院。近年来，那座剧院被用作镇上的博物馆，因而得以完好保存；如今它已被拆毁，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巨大的商业学校。缆车正在破坏整个瑞士阿尔卑斯山地区；少数投机者的贪婪与众多人的无知愚行共同破坏着这些壮丽的山脉，让成群的游客聚集在山顶，对他们而言，格莱奇阿尔卑斯山的庄严或少女峰的纯净之美根本无关紧要。

曾经是上阿尔卑斯山地区最后的原始之地泽马特，如今已变成一个供游客观光的地方，每年夏天都有六万名游客涌入这里，他们像骆驼一样排成一列列，发出嘈杂的声音，用那些毫无意义的歌声打破山的宁静，他们那可笑又愚蠢的行为玷污了清澈的天空，甚至不愿保持沉默、感到羞愧。纳克索斯岛，这个名字本身就让人联想到无数美好而辉煌的古典记忆，如今却被采石工们拆解，用来开采铝矿。

苏格兰最美丽的急流也即将被改道，用于铝矿生产。那条河流的美丽将不再为人所知，只是为了让一些工程师和制造商获利，让那些拥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推动者和股东们更加富有而已。将文明——一个意味着文化的词——与这种行为相提并论，实在荒谬至极。

当这些铝矿厂全面投入运营后，它们会释放出氢氟酸气体，从而摧毁尼斯湖方圆数英里内的所有植被。然而，现代人如此冷漠且缺乏良知，以至于福耶尔斯瀑布的毁灭几乎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愤慨。

没有比现在这种热衷于干预水资源的狂热更危险的了；没有比不断干扰湖泊、溪流和急流所带来的破坏更明显且不可逆转的了。

马焦雷湖、科莫湖和加尔达湖都遭到了工厂与蒸汽机的破坏；就连德·沃盖这样的作家也心安理得地期待着有朝一日这些设施会毁掉罗讷河两岸的风景。莱芒湖的岛屿也被用于商业和公共用途。瑟尔米尔湖与卡特里娜湖也已遭到破坏，其他所有的英格兰和苏格兰湖泊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富奇纳湖因投机行为而干涸，特拉西梅内湖也岌岌可危。罗讷河早已被筑坝、开采，其丰富的冲积层也全部流失到了普罗旺斯的土地上。要一一列举那些在近几年中被毁坏的地点与景象，简直可以用无数页纸来记录。想要为保护这些事物筹集资金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一旦出现破坏计划，数百万的资金就会像流水般被挥霍掉。在这个过分夸耀教育成就的时代，一切关于审美、情感联系以及美学规则的准则都被肆意践踏，而人们却还以野蛮的欢呼声来庆祝这种破坏行为。在哈德良陵墓旁，人们建造了用木板与石膏搭建的“剧场”；而在拉斐尔的宫殿曾经矗立过的那片长满夜来香树的树林中，那些可怜的猴子们仍在互相撕扯尾巴。弗雷德里克·哈里森在其关于巴黎的精彩研究中，无法向自己或读者隐瞒：城市经过奥斯曼式的改造后给艺术与历史带来的损失，公社时期所造成的破坏，以及当前共和国的野蛮行径所带来的进一步破坏。自意大利人占领罗马以来，这座城市的毁灭程度甚至比遭受围攻时还要严重得多，因为那种破坏更为低俗；炮弹确实能摧毁一切，但却不会导致如此愚蠢且无耻的重建行为。同样的悲惨命运，即便尚未降临，也正等待着欧洲的每一座城市，唉！甚至亚洲的城市也是如此。烟雾弥漫着耶路撒冷，机器的轰鸣声把野鸽从棕榈树和石榴树上的巢穴中吓跑。橄榄山也已……

“有事情要做。”那个满头大汗、面带笑容的家伙继续驾驶着车辆，穿过大马士革的玫瑰丛。在孟买和伯明翰，工厂的烟囱密密麻麻地耸立着，黑色的污浊烟雾在印度河与恒河上空飘荡；不久之后，这些污染物就会蔓延到幼发拉底河。我认为，一艘大型轮船或工厂的烟囱排放的烟雾，在空气中可以扩散45英里之远。试想一下，每年有成千上万艘这样的轮船在海上来来往往，再加上所谓文明世界各处不断冒出的大量烟雾，会对大气造成怎样的破坏。仅从英国向印度出口用于建造工厂的机器及其他设备，每月的金额就高达7万英镑！我们不妨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它会给印度带来多大的破坏——那些雪白的寺庙大理石、象牙制成的门、银色的大门、粉红色的云朵、长满莲花的湖水、金色的黎明、木兰林、山茶花丛，以及竹林中的鸟群，全都将会消失，只为了让那些靠污染为生的商人发财致富。亚洲的“光明”被迫变得污秽、黑暗且病态，其灿烂的阳光也被有害的雾气所遮蔽，这样英国人就能获得200%的利润，还能心满意足地双手抱腹而坐。这样的代价值得吗？现代商业真的就是降临人间的神明，以至于大地、空气、天空和水域的一切美好都必须为其需求而牺牲吗？我们总是听到关于现代生活、所谓文明的种种好处，但难道就没有人去计算它的损失吗？或许应该这么做，这或许能纠正那种既毫无根据又极其令人反感的自我崇拜现象。也许其他时代也曾以类似的方式崇拜自己，但历史上并没有相关的记载。每个时代的先知、英雄、智者，要么是欣赏这种自我崇拜，要么……

人们厌恶战争；但我认为，没有哪个时代像当今这个时代这样自我崇拜——它的原型就是那个站在两块沙洲之间、自以为比亚历山大大帝更伟大的德国人，只因他的工程师们为他挖出了比平常更长的壕沟。如今，现代世界被两种破坏一切美的力量所统治：商业与军国主义。前者未能摧毁的东西，后者便会将其踩在脚下。在过去的时代，战争虽然总是残酷的，但却因其野蛮而显得美丽，就像它的女神贝洛娜一样。战争的营地、军队、旗帜以及各种装备都充满了色彩与华丽气息。即便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战争的恐怖之中仍蕴含着美感。而现在，军队的行进就像一列列满载羊毛或鱼类的肮脏货运列车，它们那可怕的“巨口”会吞噬一切美好事物以及途中的所有生命；那些可怕的钢铁武器则会给一切美好与幸福的事物带来死亡。这种状况既缺乏华丽的装饰，也毫无礼貌可言。贝洛娜已不再是女神，而成了一个老巫婆。

掌握着世界未来的社会主义很可能无法消除战争，而且肯定不会关心美或试图保护它。社会主义所设想的社会重建模式，不会是一个能够珍视自然与艺术价值的社会。集体主义必然缺乏色彩；平等也无法带来那种构成生活与风景之魅力的层次感与明暗对比。当所有的可耕地都变成一块巨大的土地时，科罗这样的画家将找不到任何绘画题材，甚至连梦境中也不会有，因为他的梦境也将因空虚而变得毫无生气。

我认为，这种美的丧失只会逐年加剧，根本不可能有所好转。现代人的性格中存在着一种日益强烈的倾向，那就是以冷嘲热讽的态度对待美与自然，即便有所反应，也只会表现为傲慢无礼的行为——就像那位芝加哥市民把城市的木板路称为“我们城市的重新绿化”那样。这种态度不仅残忍，而且还带着一种比残忍更令人反感的恶意。

动物与鸟类为大地带来的美丽，注定会逐渐减少甚至消失。自动车辆的出现将使马匹变得无用。

人们会认为它成本过高、速度过慢，甚至不值得当作娱乐玩具来饲养。在一个无法欣赏如此纯粹的真诚与忠诚之心的世界里，这样的狗将没有容身之地。当羊毛、角、皮革以及肉类被各种化学制品取代后，牛羊所受到的待遇就会如同美国境内的野水牛一样糟糕。在亚洲和非洲，那些现在被视为珍稀动物的物种也将被消灭；而在欧洲，人们则认为，正是人们乐于猎杀它们这一乐趣，才使得鹿、狐狸和野禽能够在人工保护下继续生存繁衍。那些拥有“皮毛与羽毛”的动物为大地带来的所有美好，都将永远消失——因为一旦某种生物被消灭，就再也无法恢复。所谓科学的每一次发明，都在将人类越推越远离自然，使其越来越陷入人造的、非自然的、依赖他人的状态。仿佛能听到歌德笔下梅菲斯特在蒸汽的嘶鸣声背后的笑声；在电铃的叮当声中，也隐约可见那个诱惑者看到人类把他的致命礼物当作恩赐与胜利而欢笑的身影。一个人如果得到了整个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灵魂，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当这个世界变成一片石头的荒漠、充满街道的荒原、没有树木的废墟、没有歌声的城市，当人类摧毁了除自己之外的所有生命，只能从铁制活塞的跳动声中听到自己心跳的回响时，那么为这个世界穿上“腰带”又有什么用呢？那些在山体中被挖掘出来的机器，那些耸立在污染的天空下的钢铁建筑，那些产生电力与气体的巨大圆柱体，那些贯穿在受污染空气中的电线网络，那些像坏血病一样蔓延、像蝗虫一样吞噬一切绿色植物的城市——这一切都是现代文明带给世界的“礼物”。它可以用化学方法模仿各种食物与饮料，可以人为制造各种疾病与痛苦，可以将死亡通过针头传递，可以将毁灭通过气味传播，可以在五天内跨越海洋，可以将人的声音封存在盒子里，可以让死人通过纸筒发声，可以通过电线传输思想，只需转动把手就能释放能量。

它能够轻易地制造出无数致命的武器，就如同孩童能轻松地用风琴演奏曲调一般；它还能将死亡与恐怖装进那些原本用来装沙丁鱼或腌鲱鱼的小罐子里，然后把它们放在窗台上——如此一来，高楼便会倒塌，宫殿也会崩解，火焰会冲向天空，活人则会变成焦黑的尸体。它能做到这一切，甚至还有更多。但它却无法让大地或灵魂重新获得“清晨那令人愉悦的清新气息”。即便我们谈论它那些了不起的发明以及其中的奇妙与神秘之处，这些难道比毛毛虫蜕变为蝴蝶的过程、微小的橡子长成参天大树的过程，或是燕子与夜莺飞越海洋与大陆的景象更令人惊叹或更神秘吗？

人类为自身创造了比尼禄或卡利古拉更为残暴的暴君——那就是铁制机器。那么，作为铁制机器的产物，作为这个时代最典型、最引人注目的创造物，又是什么呢？那就是成百上千、数以百万计地从各个城市和城镇中涌现出来的“卡德”们。现代社会最典型的产物就是“卡德”；他完全是现代工业的产物，可以说，希腊最贫穷的奴隶、埃及最卑微的农夫、亚洲最可怜的贱民，在他面前都算得上贵族。所谓“文化时代”的全部缩影，就是“卡德”——他在赛场上疯狂地叫喊着，追逐着那些骑着双人自行车比赛的对手。亲爱的读者，请诚实地问自己：在地球上的所有历史时期中，是否有过比他更卑劣、更可憎的生物？希腊的奴隶、罗马的角斗士、中世纪欧洲的武士，甚至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瓦卢阿王朝时期的法国以及贝拉斯克斯笔下的西班牙的那些人，与20世纪初出现的“卡德”相比，都还算是有尊严、有纯洁心、有勇气的人。而“卡德”则带着刺耳的笑声，不断击倒弱小的女人和年幼的孩子，仅凭他那令人难以忍受的愚蠢与野蛮行为，就让生命、死亡以及整个永恒都显得荒谬可笑。

十一、仁慈的品格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罗斯金先生对其所处时代的艺术与批判方面的影响，我们都不得不以钦佩与敬畏的态度来看待他的诸多道德教诲。在他的著作中，有无数充满智慧的言辞，这些言辞若能以金色字体印制出来，放在人们聚集、年轻人接受教育的场所里，定会大有裨益。其中有一句话，尤其值得反复呈现在那些冷漠、自私且愤世嫉俗的世代面前，那就是：“凡不主动行善者，便是残忍之人。”这是一条绝对的真理，但却很少有人加以重视。

在此，我并不想谈论战争、体育竞赛以及科学实验这三种已被明确视为残酷行为的形态。我只想谈谈科学家们所称的“日常型”残酷行为——其实质就是人类因冷漠、自私和刻薄而虐待所有非人类的有情生物。罗斯金先生在前面引用的那句话中指的正是这种残酷行为。

过去，残酷行为的主要根源在于暴力；而现代社会的残酷行为则主要源于懦弱与自私。虽然残酷行为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但其普遍性依然存在，而且其动机更为卑劣。现代人认为将犯人绑在柱子上示众是野蛮行为，却允许铁路信号员连续18小时坚守岗位，却认为这并无不妥。无疑，过去的人类更为粗鲁，但同时也更为慷慨；在某些方面更为暴力，但同时也更为宽宏大量。请回想那个著名的故事：有个罗马人救下了躲在他怀中的鸽子，使其免于被猛禽捕食，结果却被自己的同胞用石头砸死。在现代社会，对于这样的行为根本不会有人感到愤怒；从赫林汉姆到蒙特卡洛的射击场里，人们看着受伤的鸟儿被掐断脖子，却丝毫不会心生怜悯，也不会试图加以谴责。

不久前，我与一位来自上流社会的年轻漂亮的英国女子谈论过这个话题。她回答说：“没错，试图让他们对动物产生同情心是毫无用处的。你可以让他们为人类做事，因为他们认为那样做对自己有利，能够避免革命，还有助于开展宣传工作。但对于残忍行为，他们根本毫不在意。”她说话很直白，并没有讽刺的意图，但她所说的话实在是最真实的陈述，也是最尖锐的讽刺。

当然也有例外，但这类人数量太少，不足以改变那些冷漠又自私的大多数人的态度。动物几乎找不到朋友。唉！它们连投票权都没有！

或许，比世人的冷漠更令人作呕的，就是他们的自我吹嘘；他们对自己所做的善事津津乐道，而这些善事与他们奢侈的享乐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当我们想到那些本可以做出很多努力来让自己家庭变得公正和充满温情的人却几乎什么都不做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民众会对那些来自上层社会的呼吁毫无反应——因为那些人更愿意宣扬这些美德，而非真正去践行它们。

去年在英格兰，有一户贵族家中，一名仆人用烧红的铁棍打一只跑进办公室的小狗，还把燃烧的炭块堆在它身上，直到它痛苦不堪地死去。我写信询问那位贵族是否已经解雇了这个恶徒，因为那个仆人只被法院处以轻微的罚款而已。而那位贵族的回复含糊其辞，不难看出他仍然让那个仆人继续为他服务。这名仆人的行为无疑是极其残忍的，但他的雇主却选择宽恕他，这其实不过是主人冷漠态度的典型表现，实际上就是一种纵容行为。

人们把马匹交给马车夫照料，把狗交给看管人照顾；就连那些被当作宠物的动物也常常遭受仆人或孩子的虐待，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负、忽视或戏弄这些动物。在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城市街道上，警察抓狗的丑陋场面屡见不鲜，而人们却从未对此表现出任何愤怒的情绪。

人道的情感与基本的道德准则本应促使人们采取行动。如果这类场景在普通民众心中引发的厌恶感，仅有真正有文明素养的人所感受到的万分之一，那么这样的场面就不可能存在于任何一个半球，更不可能让那些品味更高、心怀更多人道情感的人感到震惊。

确实存在一些致力于保护鸟类的组织，但它们的目标与现代人的观念相差甚远，因此只能获得微不足道的支持。在这些组织的名单上，很少有知名人士或贵族的名字；而在其公开会议上，由于主席本身就是一位热衷于体育活动的人，他会立即禁止任何与体育相关的内容，从而导致这些组织的计划无法实施。

伦敦有一家自称“迷失狗狗收容所”的机构，它以这个动人的名义筹集资金，似乎完全是出于对狗狗的关爱以及希望保护它们、延长它们生命的愿望。但实际上，这家机构每年都会杀害一五到两万只狗——这些狗都是被警察抓走、强行从主人手中夺走的。它实际上是一个为警察提供便利的屠宰场，根本不配使用政府的资金来维持。只有公众极度冷漠，才会允许这样的屠宰场伪装成“收容所”并申请慈善资助。“收容所”这个词意味着安宁与安全，绝不应被用来指代一个合法存在的屠宰场所。

试想，对于马来说，仅仅是将马嚼子塞进它的嘴里、把头套戴在它的耳朵上，就已经是多么令人厌恶的事情了。更不用说马刺带来的痛苦、鞭子抽打带来的伤痛，以及骑马用的马所承受的巨大背负，还有拉车用的马所面临的肺部和肩部上的沉重负担了。再想想马们不得不一直生活在那种束缚与痛苦之中，试问，出于同情或正义的考虑，我们难道不应该尽可能地减轻它们的痛苦、让它们的生活更加轻松吗？然而，百万马主中，又有谁会花时间去了解自己马厩的管理状况呢？又有谁会在马匹年老或体力衰退时，出于感激之情继续照顾它们呢？

如今许多关于野兽的表演，其实与罗马的角斗游戏一样残忍，而且远没有那种行为所体现出的“男子气概”。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为那些在世界各地的集市和节日中表演的、实则是对动物进行折磨的团体提供许可。所谓“驯服野兽”的行为，是最残忍、最令人反感、最卑劣的行为；其手段的恶劣程度众所周知，而它所激发的公众欲望则极其低俗。然而，却没有人愿意努力去制止这种行为。

那些让野生动物陷入恐惧与痛苦之中，强迫它们模仿人类愚蠢的动作和滑稽行为的表演，其实完全是公众——也就是整个社会——在纵容。如果各个国家真的具备文明素养的话，我再说一次，这类娱乐活动是他们绝对无法接受的。无论是会跳舞的狗、会跳舞的熊、会表演的狼，还是被奴役的大象，从马戏团里被自行车折磨的狮子，到街上敲鼓的小豚鼠，对于真正文明的公众来说，都是极其痛苦且令人作呕的景象，那些靠动物的痛苦为生的人根本不敢再继续这样的行为。

不久前，英国的媒体上出现了一篇颇为荒谬的文章，讨论的是香水对圈养中的沙漠动物的影响，以及这些气味会给它们带来怎样的兴奋与愉悦。那些自以为聪明的记者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香水无疑会让那些可怜的囚禁中的动物想起自己所在丛林和热带森林里的花香。所有动物都对气味极为敏感，因为它们的嗅觉神经能够以一种我们迟钝的嗅觉完全无法感知的方式将信息传递给大脑。

当一个社会的法律无法保护所有的“野生”动物，允许人们以任何残忍的方式对待它们时，它还怎么自称是人道的社会呢？当丛林中的居民面临要么杀死野兽要么被野兽杀死的抉择时，我们可以理解他们会选择前者。但这并不能成为城市里的人把捕获的狮子拖出来供人取乐的借口，那些狮子最终只会因为关节疾病、无法实现的愿望以及强烈的思乡之苦而悲惨地死去。

在一个存在如此状况的世界里，谈论其文明实在毫无意义。仅从卫生角度而言，那些被关在肮脏笼子里的可怜生物，日夜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听着彼此凄厉的叫声，没有任何需求或本能能够得到满足，饥寒交迫、疾病缠身、生活悲惨，还饱受寄生虫的侵害——这样的地方无疑是最不卫生的传染源之一。此刻，有一只北极熊正被装在马车上带到欧洲展出；它被关在无法活动的笼子里，仅有两英寸深的水池和几盎司的面包作为食物！

没有哪种动物不会因为人们对它的善待与公正对待而心生感激。罗莎·邦厄尔饲养的那头狮子，在她远行期间被转移到植物园后，因悲伤而日渐衰弱。当她回来时，发现那只狮子已经奄奄一息；它听到她的声音后，用微弱的吼声表达喜悦，然后把巨大的头靠在她的膝盖上死去。任何通过长期经验了解人性的人，都不可能认为利益能够确保人的忠诚，情感能够保证人的真诚；但当人们对那些濒临死亡的动物展现善意与关怀时，它们总会以十倍的方式回报我们。

让我在这里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如果马修·阿诺德还在世，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告诉他，因为他肯定会表示同情。我母亲养了一只马耳他品种的小狗，她去世后，这只小狗悲痛欲绝。三周时间里它拒绝进食，只能依靠人工喂食才得以存活。它日复一日地坐在母亲的床前以及她最喜欢的椅子旁哀求，最终因过度疲惫而倒下。我能给它的东西它一样不缺，它的日常生活习惯也没有改变，但它依然很不幸。每当门打开时，它都以为母亲回来了，便会跑过去查看每个陌生人的脸。它记得所有属于母亲的东西。悲伤损害了它的健康，心脏变得虚弱，最终在六岁时死于心脏麻痹。

人类的感情，又有什么能比这更忠诚、更真挚呢？

“那颗充满爱的心，那颗耐心的灵魂，
如果它们真的无法继续前行、无法达成目标、也无法向人类传达它们的教诲，那又该如何呢？”

我认为，不仅这些生物的慈爱之心被低估了，它们的智慧也同样被严重低估。人类只拥有自己所理解的智慧标准，因此不愿去理解那种不同形式、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智慧。我之前曾写道：虽然人类的智力远远超过动物和鸟类的智力，但至少在某些方面，比如视觉、嗅觉和听觉方面，动物的能力却远超人类。

再考虑到这些生物完全孤立无援，从未得到过人类的帮助，反而总是受到人类的阻碍、反对与迫害，那么相对于它们所面临的条件而言，它们的成就实在令人惊叹。那些对人类构成巨大威胁的自然力量，对它们来说同样是致命的威胁；它们不得不面对风暴、飓风、洪水等种种灾难，还要忍受孤独海岸上的饥饿之苦。此外，它们还面临着比人类更残忍的敌人——人类无情的仇恨。如果我们认真思考这一事实，就不得不承认：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并不比那些小小的燕子更伟大。

然而几乎没人会去思考这些奇迹；最多也就百万分之一的人，或者每一代人中才有一个人会这么做。对几乎所有人来说，世界上那些奇妙而美丽的生物，那些与人类共同生活的生物，存在的意义仅仅在于为杀戮、商业利益或赌博带来乐趣而已。因为对大多数男女而言，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生物都仿佛不存在一般。

对于这些与人类共同生活却又被人类完全忽视的有趣而神秘的生物，人们毫无同情之心，除非它们遭到人类的迫害。织布鸟的巢穴，其精巧程度绝不亚于圣彼得大教堂或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海狸的社会结构以及蜜蜂的群体组织，其复杂程度也与法国共和国的宪法相当。

英国的君主制在组织结构上明显优于这两种制度。白蚁群穿越丛林、跨越大陆的行进，其团结、技巧与秩序之高，与人类前往奇特拉尔的行军不相上下；而鹳鸟、大雁以及野鸭的年度迁徙，则展现了服从指挥、坚韧不拔、观察力敏锐以及智慧等品质，这些品质是任何人类北极或澳大利亚探险队都无法超越的。那些自以为拥有理性垄断权的人，是无法被那些以公正、客观的态度来研究动物的人所接受的——他们是在自然的自由与宁静环境中进行研究的，而非在实验室那种非自然的环境中。斯坦利或南森的任何技能，都比不上猎犬梅达在追踪沃尔特·斯科特时的能力；伯顿或斯皮克的任何旅程，也远不及燕子或夜莺的迁徙之旅那么令人惊叹。我以前就说过这一点，而且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因为没有什么比人类的虚荣心更残酷的了，也没有什么比他们对那些与自己形态不同的物种的盲目蔑视更妨碍他们真正进步的了。英国媒体上关于给狗戴口套的种种讨论，充满了愚蠢、无知与残忍，尤其是那种令人作呕的自私心理；有一家非常受欢迎的报纸的编辑甚至毫不羞愧地写道：只要能挽救一条人命……等等，却完全忽视了当时有很多人正因痢疾和热病而死去，而人们这么做只是为了去库马西砍棉花树；此外，在英国城市里，因饥饿而死亡的情况极为普遍，但这些报道几乎不会引发人们丝毫的同情或惋惜。当狮子杀死狱卒，或者有人认为是一只狗导致了狱卒的死亡时，记者们会表现出对人类生命的敬畏之情，但这在那些为了谋取利益而鼓动发动军事行动或海上示威、企图用刀剑、炮火摧毁远方地区的记者们身上显得十分可笑。对于婆罗门来说，所有生命形式都是神圣的，他们的态度是可理解的、值得尊敬的，也是连贯一致的；而那些野蛮的征服者则……

对于那些认为成千上万的死人与成千上万的死兽并无区别、把它们都视为同样的腐肉的人来说，这种观念虽然看似合理，实则十分残忍。记者和县议员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们既缺乏逻辑，也毫无常识，既不可敬也不合理，只有可鄙之处。

如果说还有什么比战争中的杀戮更令人厌恶的，那就是紧随其后的红十字会。但现代社会意识到战争中的屠杀与自身的审美标准及宗教信仰相悖，于是便通过让救护车与军车一同行进的方式来安抚自己的良知。即便拥有更为坚强、更为诚实的品格的人，也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最不残酷的战争往往也是最具破坏性的战争；杀死伤员其实比现代的手术与护理方式更为“仁慈”，因为后者只是挽救那些已经受损的身体，让他们继续过着痛苦且被人为延长的生命。

然而，当“人类生命的神圣性”这一理念与对人类及其他一切生命的漠视相结合时，普通人的心灵却会从中感受到某种安慰与愉悦。虔诚的基督徒总喜欢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认为其他种族都是上帝赐予他用来随意支配的。他们喜欢想象上帝和身边的警察都在守护着自己，既关心他们的灵魂，也关心他们的衣着。那些认为宇宙法则都是为自己而存在的基督徒，或是自以为有权对创世的奥秘发表权威见解的科学家，其极度虚荣的心态使得这种态度并不奇怪。但在哲学家或诗人看来，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对哲学家而言，人类与其他种族之间的差异并不大；而对诗人来说，所有有感知能力的生命之间的团结则是不容置疑的。那位我至今仍为之哀伤的朋友、学者兼诗人，即便已经去世，他也不会拒绝迎接兄弟的灵魂……

“凡物皆有泪意”，
因为这些诗句是马修·阿诺德为“一只狗”而写的。
我们并非通过愚蠢地试图将动物变成我们的囚徒或傀儡，强迫它们计数、跳跃或玩牌，才能了解它们的天性与心智。真正的理解源于对它们的爱与尊重，就如同他对盖斯特与凯的那样。我特意使用“尊重”这个词，因为那些不能像对待人类朋友那样充分尊重动物的自由、偏好及独特性的，永远无法真正理解它们。

有位作家曾写道：“人们谈论自然法则，但谁真正感受到了它呢？在世俗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感受。”那些愿意为了观赏海面或荒野上渐沉的夕阳而推迟用餐，或者不愿看那份食物清单，只为欣赏草地上被晨露染成银色球体的细丝的人实在少得可怜，几乎可以说不复存在——当然，偶尔也有诗人或艺术家例外。只有那些与大地、空气和天空有着深厚联系的人，才能建立起与非人类生物之间的亲缘感，从而抵御人工生活、人类之间的琐事、欺诈与虚荣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特纳临终时说：“太阳就是上帝。”可惜，他只能透过伦敦的迷雾看到那轮太阳。然而，即便生活在阳光最灿烂的地方，又有多少人真正能看到太阳呢？在太阳照耀的漫长白昼里，又有多少人会想起它？人们把光视为理所当然，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却从未对此心存感激。

同样地，人们也缺乏与空中飞行的生灵以及地面上的四足动物之间的亲缘感。我们给予它们的，几乎只有虐待。有时，我们那种无可言喻的愚昧会形成一道屏障，将我们与它们隔开。那些利用并虐待它们的人，根本不会感激它们的陪伴、帮助、耐心以及种种美德，就如同他们不会感激玫瑰的美丽或紫罗兰的芬芳一样。

“三月的微风为世界带来美丽”，每一处草地与灌木丛都开满了鲜花，然而在人们日常的漫步中，却无人留意这些美景；同样地，人们也忽视了地球上其他种族所拥有的那些难以言喻的迷人魅力与美好品质。如果忍心的话，可以把一只可怜的林鸟关在笼子里，让它生活在开满花的金银花或石楠树旁，观察它那充满思念的痛苦、满怀希望的喜悦，以及试图挣脱束缚的拼命努力。可是那些该死的铁丝将它与熟悉的鲜花、与蓝天隔开；不久之后它就会意识到自己是个囚徒，心中的喜悦与活力随之消失，羽毛变得凌乱而黯淡，双眼也失去光彩，它只能坐着一动不动，心碎不已。春天的微风从它身边吹过，却再也不会带着它飞向远方。在伦敦的贫民区，成千上万的野生鸣禽以半便士一只的价格被出售，还有更多鸟在抵达街头之前就死了——实际上，死亡的数量是这个数字的三倍，因为它们被紧紧地塞在篮子与箱子里。然而，当有代表团要求英国内政大臣制止这种恶劣的贸易行为时，他竟表示应尽量减少立法干预！因为那些总是急于制定残酷强制性法律的立法者，更愿意用他们所谓的“逐步教育民众”的方式来取代人道主义的法律。但这种“逐步教育”进展极其缓慢，几乎难以察觉；甚至可以合理地怀疑它其实是一种倒退。至于通过榜样进行的教育，更是会受到所谓“有教养阶层”的阻碍，而非帮助。就在我们这个时代，只要允许斗牛，它就会立刻受到欢迎，无论男女都是如此。我敢肯定，如果把古罗马的角斗表演引入奥林匹亚，伦敦的民众大多会为之欢欣，而伦敦的女性们也会热情地鼓掌支持。

为什么不行呢？他们去水晶宫和水族馆观看走钢丝和杂技表演；而这些表演唯一的“看点”就是表演者有朝一日会丧命的可能性；除此之外，这些表演实在毫无趣味可言。如果当局允许举办角斗表演，那么贝尔格莱维亚和梅费尔地区的贵妇人们一定会对这种表演趋之若鹜，再也不会喜欢其他任何不那么刺激的娱乐活动了，而牛津和剑桥的体育赛事则会被视为毫无吸引力而被抛弃。

对刺激的渴望是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特征，也是最危险的“疾病”；凡是能带来刺激的事物都会受到欢迎；尽管人们不断寻求消遣，却依然感到无聊，因此任何能够驱散无聊的东西都会被热切接受。毕竟，那些去看障碍赛的人却假装自己过于胆小而不敢呼喊“Habet”，这未免荒谬至极！如果奥林匹亚的经营者能获得举办角斗比赛的许可（反正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我保证，从四月到八月，所有时髦人士都会蜂拥而至观看这场“运动”。如果还能让女士们像尼禄那样进入竞技场，触摸那些垂死的身体，看着他们微弱的生命迹象逐渐消失，那效果将会更加显著；尼禄不过是个原始人，他只有烧红的铁棒，而我的女士们则可以由她们的宠儿——科学家们提供更为痛苦的电刑手段。想象一下，那些精致的小型珠宝制刑工具，可以戴在手镯上或藏在戒指里，将会充斥着邦德街和皮卡迪利的商店。那些上流社会的女士们会说着“我们要用电刑了！”她们不会再关心自行车、汽车，甚至也不再讨论女演员的新礼服了。她们的密友会在罗滕洛的栏杆旁俯身，一边抽着拐杖，一边问：“昨晚你杀了多少人？”

这听起来是否有些夸张且具有诽谤性？好吧，让我们看看伦敦那些时尚与政治界的领袖们在选举期间到波普拉或肖迪奇去散播“美好与光明”的例子吧。

她的帽子上当然戴着一只鱼鹰制成的装饰物；她知道那是从活生生的动物身上取下来的，但那件事发生在遥远的亚洲或美洲的某个小溪或森林里，所以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她的瑞典皮手套与她的皮肤极为贴合——那些手套其实是小羊的皮制成的，很可能是从活羊身上剥下来的，因为这样才能让皮革更加柔软。她臂弯里夹着的夹克内衬着阿斯特拉罕毛皮，而这些毛皮则是从尚未出生的小羊身上取来的，这样才能让毛皮呈现出她所喜欢的卷曲形态；这些毛皮是从小羊被剖开的母体中取出的。她的马们站在街角等待着她，它们的头高高昂起，脖子上的肌肉因缰绳的束缚而僵硬不动。她的日本巴哥犬则跟在她身后，不停地摇晃着那只被勒得变形的鼻子。她的口袋里有一封电报，这封电报让她有些烦恼：她把她的黑貂猎犬送去了布鲁塞尔的宠物展览，可能是因为兴奋、拥挤、缺水或其他原因，那只可怜又神经质的狗患上了热病，电报上说它已经死了。她真是运气不佳，因为她在爱丁堡举办的鸟类展览上，她的爪哇麻雀也死了——因为随行的仆人忘了在途中给它们补水；很多人在送鸟参加展览时都不派人照顾它们，所以她觉得自己根本没有任何过错。“为什么要参加展览呢？”她的丈夫问道，他因为奥西恩的事而心烦意乱，“你既不想获胜，也不想把鸟卖掉。” “哦，大家都这么做啊，”她回答道。他则回到书房里，用一种新型的捕兽装置来安慰自己；而她则完成巡访任务后，立刻上楼去查看自己为五月的舞会准备的礼服。那件礼服的设计相当新颖，上面绣着天然颜色的兰花，边缘则镶有绿色小鹦鹉的羽毛——这种可爱的小鸟在新几内亚的丛林中被大量毒杀，才得以用来装饰这件礼服的边缘。如果有人告诉她，她比那个毒杀鹦鹉的贫穷印第安捕兽人的妻子还要野蛮，她一定会同样感到震惊和愤怒。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她的邻居吧：他是个非常富有的人，几乎从不拒绝捐款，他认为私人慈善行为有害且会导致穷人增多，他会定期去教堂做礼拜，还会在议会中投票。

他支持射鸽以及各种荒谬的体育活动。如果有人问他是否“喜欢动物”，他会开心地回答：“哦，当然了。那些可怜的生物，为什么不呢？”但他并不在乎那辆用来送他去城里的马车的马背上满是伤口，嘴里还流着血和泡沫；他也没有注意到那些从坎农街被带到史密斯菲尔德的牛群处于过度劳累且半饥饿的状态，只是因为它们挡住了交通而狠狠地咒骂它们。他会吃山鸡，骑着去势的马，依靠那些通过无数人和动物的苦难换来的煤炭来取暖；在厨房里，他会把鱼烫死，把龙虾煮死，享受从活龟身上割下的绿色脂肪，满意地阅读管家关于他庄园里最后两只猫头鹰已被成功捕获的报告，还命令管家为秋季狩猎再准备两千只小野鸡，让代理人把自家农场里的小牛去势，还会买一个用活烤龟壳制成的名片夹作为礼物送给女儿们——毕竟，为什么不可以呢？他最喜欢的牧师和受欢迎的科学家都向他保证，所有低等物种都是应该为人类服务的。显然，根本不可能让这样的人意识到自己很残忍：他只考虑自己的便利，而且还有所谓的“神圣权威”和“科学依据”来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完全正确的。无论在现世还是来世，他都能过得非常舒适。要改变贫民区的盗贼或山区的强盗，都比改变这个自满又固执的统治阶级成员要容易得多。我们不要误会：他本人并非残忍之人；除了那些他认为合法的娱乐活动以及那些被称作值得赞扬的科学研究之外，他不会主动伤害任何事物。他性格友善、脾气好，或许还有点仁慈，但他被各种习惯、习俗、现实以及自我主义和专制观念所束缚，而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好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对他的来说，马就像他的马车，狗就像他的雨伞架，牛则像是能带来财富的资产，就像木材或小麦一样。他会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使用它们，就像使用帽子和手套一样。在他看来，消灭这些动物与丢弃其他物品并无二致，都不会有什么不妥之处。

他穿着破旧的靴子，还制定出种种极其残忍的法规来折磨动物，就像愉快地签署自己名下的支票一样。他的耳朵被偏见所蒙蔽，眼睛被刻板规则所遮住，性格则充满自我主义；我再说一次，试图改变西西里强盗或伦敦偷蛋贼的观点和看法，就如同试图用伊特鲁里亚语去与语言学家交流一样毫无意义。他的大多数朋友也和他一样，过着短暂、喧嚣、浮华且往往毫无意义的生活，对于除自身利益之外的任何事物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他们几乎从不考虑除自己以及那些竞争、野心或嫉妒心之外的任何事情。但在他们的娱乐活动中，残忍行为是被接受的——那不过是沉睡在他们内心的野蛮本性的一种发泄方式罢了；鲜血的景象能让他们那缓慢流动的血液变得活跃起来。在他们与那些折断兔子脊背的恶徒之间，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满足杀戮欲望的能力大小而已。唉！用剃刀去切割花岗岩都比触动这类人的情感容易得多，因为他们的虚荣心或是盲目模仿他人的习惯已经让他们失去了理智。公主们佩戴鱼鹰的羽毛和凤头鹦鹉的翅膀，社会上也纷纷效仿，却根本不在乎这些羽毛是通过怎样的暴力与邪恶手段获得的；那些参加国家音乐会的贵妇人们，在乡间别墅里时，也不会因为兔子在绞杀装置中惨叫、猎鹰在树林中的陷阱中挣扎而影响睡眠，她们在蕨类植物或石南花丛中用餐时依然食欲如初，因为周围到处都是半死的猎物，或者因为有雄鹿就那样死在他们眼前。那么，他们又何必在乎，在遥远的土地上，那些像花朵一样美丽、如同露水和蜂蜜般纯洁的飞禽，因为庸俗而堕落的品味而成千上万地被杀害呢？对他们来说，由于他们的需求，天堂鸟已经变得极为稀有，除非采取严厉的措施，否则……

难道它很快就会彻底灭绝，其华丽的羽毛再也无法在热带的阳光下闪耀吗？对于她们来说，各种鹭类、鱼鹰、白鹭、鹤、鹮等鸟类如今在美洲的南部和中部地区已极为罕见，即便出现了，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成群结队地生活，而是独自且惊恐地筑巢——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所有的鹭类栖息地都已无人居住。这些鸟儿因为它们的羽毛而被捕杀，”一位居住在特拉华河谷的医生写道。“半个世纪前还随处可见的鸟类，现在已极为少见。生存竞争异常激烈，鹭类遭到了最严重的打击。几乎听不到任何抗议的声音，而且也没有任何有效的抗议。”上流社会的女性们知道这一点，或者至少已经听过无数次；但这并没有给她们留下任何印象。只要市场上还有鱼鹰羽毛装饰品，她们就会继续使用；她们觉得蜂鸟戴在头发上非常漂亮。还有什么是重要的呢？中产阶级的女性模仿她们的做法，用燕子或莺来装饰自己；而女仆和工厂女工则用染色的麻雀和雀类来装饰——这些也都无法让她们产生任何反应；如果有人向她们指出这一点，她们只会说普通人向来都是愚蠢的。她们会在邦德街停下马车，购买用猫头鹰制成的挡风板，或是挂在毛绒火烈鸟嘴上的电灯。她们究竟何必在乎呢？那些带着枪出行的人，即便不为自己争取一个适合打猎的场所，也依然如此；那些把儿子们培养成将残忍的狩猎视为青春的乐趣与特权的人，看到美丽的秋日森林被变成屠宰场时却无动于衷……人们不禁会想，如果女性的心智和性格有所不同，这个世界将会多么不同啊！如果她们不是以微笑和自满的态度来认可这种残忍行为，而是对之表示蔑视和厌恶，那该有多好。她们呼吁争取选举权，却任由这一巨大的影响力领域无人涉足、无人开发！她们几乎不采取任何措施来软化那些爱她们的男人的心肠、提升他们的感情，也不努力让孩子们学会同情动物。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运动在他们中间变得很流行，今年冬天在尚蒂伊的灌木丛中表现出色的人就是一名女性。运动装、短裤和护腿套，现已成为时尚女性服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并不认同那种认为追求体育活动就无法与对动物的喜爱共存的观点，因为我认识许多热爱体育和狩猎的人，他们其实真心地关爱着某些动物。然而，体育活动不可避免地会让人变得冷漠无情；那些对痛苦敏感的人是无法从中获得乐趣的。因此，女性从事这类活动实在令人遗憾，因为女性在追求目标时往往更为激烈且鲁莽；而且，作为运动员的女性根本无法像拉马丁的母亲那样，对其子女产生能让他们心生怜悯的影响，直到他们去世为止。

在女性的生命中，有两个时期她们几乎拥有无上的权力，可以带来好处或坏处：其一是当男人爱上她们的时候；其二是当她们的孩子还小，完全由她们以及她们挑选出来的人来照顾的时候。可是，一万个女人当中，有多少人会利用这种无上的权力，为那些暂时处于她们掌控之下的人的心灵注入怜悯之情呢？她们会挤进演讲台前，为与自己毫无关系的辩论鼓掌；会不顾他人意愿，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村里的普通人或城市里的街坊邻居；还会登上舞台演唱滑稽的歌曲，或是重复一些关于节制的陈词滥调，自以为自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道德力量。她们这么做只是因为这能带来乐趣，让她们觉得自己很重要。但改变自己的生活、放弃自己所钟爱的残忍行为、冒着被社会嘲笑的风险，或者引导自己的孩子去热爱自然、学会同情——这些事情她们永远都不会去做。她们心中没有怜悯，也没有谦逊与同情心。

书面文字真的能触动读者的内心吗？恐怕不能。

即便是用心血书写、充满真挚情感的文字，又能对多少人产生持久的影响呢？最雄辩的声音，不也注定只能在荒野中无声呼喊吗？而还有比人类冷漠与自私构成的荒野更荒芜的地方吗？

只有那些本身就值得同情的人，才会被唤起怜悯之心。我们无法在花岗岩上播种芥菜种子。这个时代的整体趋势就是……

愤世嫉俗、冷漠无情、只顾自我。小孩子们露出笑容的次数远少于露出讥讽表情的次数。从普鲁塔克到伏尔泰，从塞卢斯到阿瑟·赫尔普斯爵士，那些最杰出、最理性的人士都曾为反对残酷行为而发声。但世界并未倾听；大多数男女既不公正也不慷慨，既不高尚也不理性。再过几代人，地球上可能就再也没有为动物留出生存的空间：人们不需要它们，也不会容忍它们。那样的话，巨大的痛苦固然会消失，但世界上年轻人最后的笑容也会随之消逝。因为未来的人类将不再对那些弱小或年老的同类心存怜悯，而是会把所有令其厌烦、阻碍其发展或不断烦扰它的人送进死亡之室；因为仁慈这一品质将会日益受到嘲笑，越来越不被视为人类的道德品质之一。

十二
拉丁民族的衰落

我怀着对作者的敬意，认真阅读了塞尔吉教授关于拉丁民族衰落的文章。仔细思考后，我觉得这位尊敬的学者将一切细微的变化都冠以“进步”这一常被使用却又被滥用的名称，并将单纯的变化视为无可争议的进步。他还认为，除非拉丁民族以非拉丁民族的为榜样、遵循他们的模式，也就是说，除非他们模仿那些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东西，否则就无法在现代条件下生存下去。显然，他毫不怀疑非拉丁民族远远优于拉丁民族，因此指责后者固步自封；不过奇怪的是，由于法国的商业十分发达，他并未对其加以批评，而只将自己的国家与西班牙列入批判之列。至于西班牙，由于我对它了解不足，便不再赘述；事实上，塞尔吉教授本人也对西班牙提及甚少。至于意大利，我认为他的批评并无道理——如果意大利真的该受批评，那又是为何呢？

这两个问题都很有趣。像当今许多作家一样，塞尔吉教授也将“单纯的创新、单纯的改变就必然意味着进步与改善”视为不容置疑的事实。基于这一根深蒂固的信念，他将英国和美国视为现代生活的典范与理想。正因如此，他试图迫使意大利彻底抛弃自身的传统、本能以及天赋，转而盲目模仿那些与意大利有相似审美的两个外来民族。遗憾的是，他并未说明自己究竟希望这种改变达到何种程度，以及他所建议的巨大变革是涉及政治制度层面，还是仅限于社会与思想层面。他虽然用大写字母写下了劝告拉丁民族走新道路的主要意见，但却没有解释所谓“新道路”具体指的是新的宪法、新的代表制度，还是其他什么。

关于政府的理论与实践；他甚至没有说明自己是否认为教会是拉丁民族国家进步的最大敌人。我们很想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认为教会与国家这两种对立力量都在阻碍进步——对于任何冷静的思考者来说，它们都是进步道路上の障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却刻意避免明确表达这一观点。由于他在这方面提供的信息极少，只是给出了一些较为笼统的建议，要求人们走新的道路，因此我们可以试着自行判断他的建议到底有多实际：意大利是否真的因其保守态度而值得他鄙视？非拉丁民族是否真的配得上他对其优越性的赞扬？意大利民族并非一成不变：无论好坏，它都会像其伟大的儿子伽利略所说的地球那样不断运动。真正的问题与危险在于别处：恐怕意大利人会因为过度模仿外国民族，或是仅仅因为新事物就是新事物就盲目崇拜它们，而失去自己最优秀的本能和最美好的特质。这些正是许多现代意大利人的理想追求。古列尔莫·费雷罗花了数百页的篇幅来颂扬这些特质。我认为这种崇拜其实建立在幻想之上，因为对蒸汽机厂的幻想和对中世纪圣人的幻想其实没什么区别。让我们抛开英国的帝国主义姿态，只看事实本身，来审视英国的实际情况。英国人自己也承认，如果欧洲的海军联盟成功阻止了来自美洲及殖民地的粮食运抵英国，那么不出两周，这个国家就会面临粮食短缺的问题。这算是理想的状态吗？还是说这是一种安全的处境呢？在海上战争中，英国舰队能否取胜其实并不确定，因为没人能预知金属战舰在危急情况下的表现如何；各种战术也未能为这个问题提供太多答案，而且许多大型军舰在实际战斗中的作用仍然未知。同样不确定的还有，如果英国在任何一场大战中战败，印度民众会作何反应——因为印度大部分民众都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才忍受英国的统治的。

在爱尔兰，存在着一种无法消除的种族仇恨，它只等待合适的时机便会出现。加拿大随时可能将英国与美国卷入冲突；西印度群岛、内布拉斯加和尼加拉瓜的问题也同样可能引发争端；纽芬兰也可能与法国发生冲突，而东非或西非则可能与德国发生矛盾。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大不列颠都面临着各种征服、殖民地、阴谋、敌人以及各种明暗不明的问题。它的贪欲极大，牵涉到的纷争更是数不胜数。其防御体系也存在许多弱点。为履行自己的义务，它不得不动用大量亚洲人或非洲人，或者从遥远的殖民地招募雇佣兵，又或者派被征服国家的士兵去帮助征服另一个国家。罗马帝国就是如此，最终也因此走向衰落。无疑，大不列颠虽然富有、强大、强大且骄傲自大，但同样也会如此。罗马如此，西班牙也是如此。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大不列颠也会因其自身带来的巨大负担以及众多敌人的压力而崩溃。

在国内，英格兰也已今非昔比。旧的贵族阶层被完全依靠金钱崛起的新贵族阶层所取代。每个内阁卸任后都会造就一批新的有钱有势的人，他们因提供政治或经济上的支持而被提升为贵族。如今，财富已成为英国社会生活的主导因素；而那种毫无道德约束的商业活动，则成了那个由约瑟夫·张伯伦所代表的庸俗而喧嚣的帝国的唯一存在方式。

这一切究竟有什么值得钦佩或模仿的呢？

我们再次看到，自从美国放弃其明智的不干涉外交政策之后，其国家生活也变得像英国一样：虚荣、傲慢、虚伪、残酷且好战。对利益的渴望正在吞噬这个国家。没有哪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如此可怕；也没有哪个国家会以如此冷漠和傲慢的态度来对待数百万人。许多地区存在着极其恐怖的私刑现象，而腐败行为则蔓延到最高层，毒害着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古列尔莫·费雷罗面对这一切只能惊愕不已。

无数家报社，据他说，每天消耗的纸张量足以绕地球一周！但他忘记了，或者故意忽视了，这些报纸的文学质量通常极为低下且粗俗，其版面大部分都被广告占据。他对美国人所谓的“摩天大楼”也极为着迷，认为那体现了人们对巨大、昂贵、奇特事物的狂热追求，这种狂热堪称一种非凡的才华；他甚至毫不犹豫地将之与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人的才华相提并论！实际上，世上再没有比这两种创造方式更截然不同的了：一种完全缺乏灵魂，另一种则充满高尚的灵魂力量。意大利大师们的才华是崇高而慷慨的，既谦逊又伟大，他们从不追求个人利益，始终致力于艺术与祖国；而美国建筑师们的目标仅仅是赚钱、吸引人们的目光、打造巨大、夸张、奢华的建筑，他们唯一崇拜的“神明”就是市场上那些唯利是图的力量。在这些被极力颂扬的新城市里，高耸入云的建筑遮住了被烟雾笼罩的天空，到处都是电线、高架铁路以及相互交叉的有轨电车，却丝毫看不到那种被称为“自由”的神圣光芒。美国人虽吹嘘自己的自由，但那只是口头上的东西，除了华丽的辞藻之外，根本不存在真正的自由。古老的清教主义依然以宗教偏见和迫害的形式存在；官职可以买卖，正义取决于金钱；私人生活则受到种种惯例和社会压迫的困扰；政治和地方选举不过是少数人的把戏罢了。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他的邻居都会知道并评判；就连婚姻也要由医生来决定是否允许；整个新闻界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审判所”，用笔进行迫害，最终则用枪械处决人。这就是美国的“自由”。意大利能从这样的“典范”中学到什么吗？在当今已知的心理疾病中，有一种被称为“宏大狂”。在我看来，不仅是个体，就连整个社会……

各国都深受其害。这是一种危险且具有传染性的现象。意大利早已被它的“病毒”所感染。
到处都存在着一种致命的倾向，那就是向各种外国集团以及那些在市场上推销股票或发起投资项目的外国势力敞开意大利的大门。在意大利，拥有土地和房产的犹太人数量极为庞大；大多数意大利城市和城镇也都为犹太人所拥有；而该国各类产业大多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比如计划在厄尔巴岛开发的矿业项目。如果这些矿场真的值得开采，那为什么意大利不自己来开发并获取全部利润呢？
这些现象并非源于某种不可改变的现状，而是由于人们过于轻易地选择追随外国的道路。意大利人就像易受诱惑的浮士德，极易被外国的梅菲斯特所引诱。
另一方面，意大利人也有着强烈的倾向，愿意采用现代形式的合作与共产主义制度。这种倾向并非源于过去的影响，而是源于嫉妒、憎恨富人、厌恶劳动以及鄙视简朴生活方式等情绪——这些情绪在当今的意大利与其他地方一样普遍，它们其实就是对“面包与娱乐”这一古老要求的现代体现。塞尔吉教授是想引导意大利走向这种已经流行的共产主义制度吗？实际上，这个方向早已被选定，无需他的推动。在如今的意大利，最确定无疑的一点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更倾向于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而对这些理念的迫害反而让它们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国家以一种荒谬的方式，承认并满足了最为过分且无理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要求，即没收罗马周边地区以及西西里岛等地的大片私人土地；这样一来，要么会导致极其专横和不公正的掠夺行为，要么会在不久的将来引发农业领域的内战。
此外，现代社会最可怕的病症——腐败——并非源自意大利或其他任何地方的过去；只要有人类存在，腐败就必然存在。在法国或美国这样的共和国里，腐败同样普遍存在。

俄罗斯或波斯的专制统治。意大利在厄立特里亚遭遇的失败，更多是由于腐败而非无能所致。当骡子以每头100里拉的价格在那不勒斯被买下，然后又以每头500里拉的价格卖给国家时，阿巴-加里马战役——英国人称之为阿多瓦战役——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塞尔吉教授将阿巴-加里马战役的失败视为意大利民族衰落的证据，但这种推断实在不公平。正如不能因为英国在当前南非战争初期屡战屡败就认为他们是胆小鬼一样。意大利军队在阿比西尼亚以及国内所存在的种种缺陷，显然并非源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也不是因为对传统的过度拘泥。真正的意大利军队并不尊重过去的军队，因为它与那些军队截然不同——它既不像公国时期的军队，也不像共和国时期的军队，更不像佛罗伦萨的军队、伦巴第的武装队伍、那不勒斯波旁王朝的征兵部队，或是瓦鲁斯的军团。它唯一效仿的对象，就是其指挥官们所崇拜的德国军队，它的一切都受到德国军队的影响，呈现出德国式军事体制特有的刻板与严苛。虽然这一切或许都是不可避免的，但现代军国主义并不适合意大利人的性格，它会损害人们的天赋、性情以及身心健康。

不幸的是，军国主义是所有现代影响中最明显且最顽固的一种。海牙会议失败后不久南非便爆发了侵略战争，这一事实无情地证明了各国根本不可能摆脱军国主义的束缚。

无论是在民事制度还是军事方面，现代社会的风格似乎都不太适合意大利人的特性。所谓“政府”体制中已经存在着军国主义最恶劣的种种表现：意大利的法律法规总是将各种规章混同于法律本身；这种体制令人烦躁、不安，充满干涉意味，而且傲慢无礼，不断给民众的生活带来困扰；它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渗透到人们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断干预父子之间、主人与仆人之间、母亲与孩子之间、买家与卖家之间的关系……

在婚姻与独身之间、在散步的人与随行的狗之间进行自由选择，这些都会不断引发烦恼，成为一种持续存在的威胁，从早到晚笼罩着人们的生活，就连夜晚也难得有片刻安宁。[13]

在所有现代国家中，这种情况都较为普遍，但在意大利尤其令人厌恶，因为它与意大利人天性中的礼貌、欢乐以及温馨的亲情观念截然相反，从而在快乐与痛苦的时刻都给人们带来持续的困扰与矛盾。[14]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去鼓动意大利人崇拜外国的产品和发明——这种热情已经太过普遍且过于盲目，至少在那些受学校、媒体和大学影响的意大利人当中是这样。电动机器的崇拜者远远多于乔托设计的钟楼，而“Bon Marché”商场的橱窗则比总督宫更受青睐。如今这种愤世嫉俗、肤浅、贪婪、庸俗的现代心态，就像霜疫侵蚀葡萄叶一样，严重影响了意大利人的心灵，使他们丧失了感受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意大利那些辉煌的城市因无端的破坏而毁坏；古老的小镇则因电灯和蒸汽有轨电车而变得荒谬可笑；农民们原本实用又美观的服饰也被用英国制造商生产的劣质布料制成的丑陋不堪的现代服装所取代。这种缺乏理智、缺乏审美品位、缺乏对形式与色彩的真正感知的能力，其实是一种道德与心理上的疾病，它是外国文化影响带来的恶果，这种影响已经毒害了意大利，正如它也毒害了日本、印度、非洲和亚洲一样。

因此，任何劝告意大利人追随现代潮流的建议都是有害的。他们本来就很容易这么做，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就能获得财富。此外，在当前形势下，劝告意大利人奋起变革、走新道路，似乎只是一种残酷的嘲弄——因为提出这种建议的人肯定明白，这个国家根本无法自由地做任何事情或做出任何改变。他们甚至没有发言的权利。任何公共集会若没有警察的干预就无法举行。媒体如果发表政府不认可的见解，其刊物就会被没收，编辑也可能被监禁。

作家与印刷工。那么，究竟还能在何处开辟新的领域，让思想的种子得以扎根、开花结果呢？检察官的手会在这些种子尚无法伸展哪怕一根枝条之前就将它们拔除。

再以那个对整个国家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未统一意大利的问题为例。在没有“权威”介入并压制发言者声音的情况下，又能在哪里公开讨论这个问题呢？塞尔吉教授要么忘记了，要么故意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意大利，开展“新式运动”的基本条件根本不存在；公民自由缺失，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也受到禁止。当每条道路的尽头都被障碍物堵住时，谁还敢走出家门呢？无论是人还是狗，都因所谓的公共安全而被强制戴上口套，而这种强制措施会摧毁一切健康。

我们这个时代的意大利人太容易受到恐吓，也太容易忘记；本应佩戴黑纱以表达哀悼之情，他们却反而将玫瑰花别在纽扣孔上；在对自己希望与朋友的坟墓前，他们也表现得过于冷漠。要塑造出坚强的人格，没有比行使政治与公民自由更好的教育方式了；然而这种教育在任何地方都很少得到重视，在蒙特罗萨山与埃特纳山之间更是完全不存在。意大利人天生就容易为琐事过度焦虑和忧心忡忡；他们过分关注那些微不足道的困难与眼前的小麻烦；他们很容易气馁，很快就会陷入绝望，对自己未来的前景缺乏信心，也没有高卢人那种坚韧不拔的特质。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那种令人痛苦的公共监管以及持续不断的骚扰更糟糕的了——无论他们多么无辜，总是被视为有罪或可能犯罪。如果一个国家的成长环境及其所受的种种束缚都在摧毁其人的男子气概，同时禁止一切思想、言论和行动上的独立性，那么因为该国家缺乏坚强的人格而谴责它，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举个例子吧：某个不起眼的商人，他是某个意大利城镇的本地人兼居民。对于与他的小店铺相关的一切小事，比如更换或重新粉刷店招，他都必须获得市政当局的许可。如果他未经许可就擅自清理或翻新店招，他将会收到传票，并被处以罚款。同样的折磨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也会出现。

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被夸大成罪行，因而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样一来，忧心忡忡的民众自然会变得胆小、紧张，要么害怕，要么无法独立判断或行事。你不能让一个人一直生活在婴儿般的保护之下，还期望他能挺直腰板地行走。我认识佛罗伦萨的一位店主和裁缝，他剪断了市政捕狗人用来勒死他狗的绳子，仅此而已；但他还是立刻被逮捕，关进监狱，数月之久都没有接受审判；最终他被判四个月监禁并处以巨额罚款。

赫伯特·斯宾塞说过：“尽可能少地对我进行管制”，也就是说，让我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生活——这显然是每个非罪犯都应拥有的权利。然而，意大利人却处于被过度管制的状态，被无数琐碎的法规和令人厌烦的禁令所束缚。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像肺结核患者需要健康一样，意大利人也可以被认为缺乏独立精神；但这并非塞尔吉教授批评的真正含义。塞尔吉教授以及他的许多老师和前辈们，都希望把意大利人引向一条已经让他们付出巨大代价的道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意大利人热衷于模仿他人，究竟造成了多少损失啊！该国各乡村社区背负着超过十亿的债务，而这些债务几乎都是因为那种盲目追求破坏、追求新奇、进行不必要的改造和模仿的行为所导致的。这些行为毫无用处，却是政府所提倡或推荐的，各社区和省级议会也争相采纳，因为这些议会的成员都希望从这些项目中分得一杯羹。所有这些巨额开支都来自庞大的地方税和中央税，它们被分配给承包商、工程师、市镇和县议会的成员、律师、中间人，以及那些像奶酪里的螨虫一样在各个社区中泛滥的无数中间商。与此同时，贫穷的农民因为几颗鸡蛋或一捆草就要缴纳税款，而那些送洗衣服的穷苦妇女则会被搜查人员翻遍全身，以确保她们没有藏匿任何可以出售或征税的东西。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新的手段，但它们却是通往毁灭与饥荒的道路。

如果真如塞尔吉教授所认为的那样，意大利永远无法像北方和西方的国家那样扩大其领土与商业版图，那么它就更有必要依靠自身独特的文化与天赋来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一个国家，就如同一个人一样，应当保持本真；模仿他人意味着缺乏自信，也会在各种困难面前失去平衡。我再说一次，现代教育的僵化与难以理解的特点并不适合意大利人的性格——他们天性活泼、敏感却易激动、易受影响却又缺乏抵抗力；一旦被束缚在所谓“高等教育”的框架中，他们的优势就会大打折扣。即便是在意大利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原本就显得优雅迷人的民族风俗，也在外来文化以及现代不良习惯的影响下失去了那份柔和、从容与高雅。良好的品味会随着良好的礼仪一同消失；射鸽、卧铺列车、汽车、自行车以及有轨电车所带来的都是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而那些现代建筑、现代广场、现代住宅、涂在古老墙壁上的白色涂料、横跨古典水域的铸铁桥梁、笔直无特色且尘土飞扬的街道，以及行驶在古老大理石路面上的电动有轨车，都会让曾经高尚的东西变得卑劣，让一切伟大的事物变得渺小。这一切并非因为人们过度崇拜那无与伦比的艺术或辉煌的历史，而是更糟糕的现象——那是对历史与艺术的遗忘，是忘恩负义、不值得且具有破坏性的行为。许多人说意大利人不适合享有自由，因为他们从未经历过自由的考验。无论其政府被称为什么，自由在它的统治下都是不存在的。年复一年，世纪复世纪，所有意大利地区，无论其治理方式如何，都处于某种形式的专制统治之下。除了少数英雄人物之外，整体上人们的意志力不可避免地被削弱了。性情温和、喜欢享乐的人便以娱乐来安慰自己；严肃的人则寻求通过学习或科学来获得慰藉；所有人都只能接受无所作为的命运。政治上的黑帮势力掌控着国家的运转，民众则只能退到一旁，保持沉默，只希望不要被其碾压。塞尔吉教授肯定很清楚这一残酷的现实，那他为何还要把意大利当作一个自由的国家来谈论呢？

当他见到她时，心中充满渴望与活力，可她却无法摆脱血液中存在的财政与宪法方面的弊病。他何不把灵缇犬锁起来，让它去追逐野兔；剪掉云雀的翅膀，让它飞上云端呢？

十三
威尼斯之魂

“我们的城市正在迅速失去其最宝贵的特质，”庞培奥·莫尔门蒂在蒙泰奇托里奥议会发表演讲时说道。这又是他那些雄辩的演说之一——议会经常能听到他的演讲，可惜却始终无人理会。毫无疑问，许多英国读者都知晓他的名字，不过他的优秀著作在意大利半岛以外的地区并未得到应有的广泛阅读。作为威尼斯学院的院长，他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或许因此而被忽视了其作为历史与艺术研究专家所拥有的卓越才能与广博学识；甚至维泽瓦还指责他将威尼斯视为自己唯一的世界。然而，对于一个从幼年时期就深受威尼斯之美及其辉煌历史的熏陶的人来说，威尼斯实在足够广阔、足够伟大，足以成为他的整个世界。在他童年时，他就亲眼目睹了前辈们将威尼斯与意大利北部及中部统一起来的壮举，那次统一带来了如此高的期望与美好的梦想。

正如我所说，他的作品在英格兰几乎无人知晓，至少没有达到其作为学者应有的经典水准；而意大利议会的辩论内容也在英文媒体上得不到恰当的报道，否则萨洛这位议员的精彩演说早就能在英国引起反响了。伟大的意大利人通常具备多方面的才华，政治、文学、历史都是他们的兴趣所在，而艺术则是他们最钟爱的领域。他言辞犀利、无所畏惧且善于讽刺，无论是谴责现代社会的可耻行为，还是嘲讽那些自大的人——比如那位让但丁的诗句被刻在阿西西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石碑上、从而掩盖了自己姓名与头衔的国务秘书——他的言辞都如箭一般锐利，如鞭子一般有力。

我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痛苦的事：一个拥有高雅品味与高尚文化素养的人，出生并成长在威尼斯这样的城市，珍视着那里水面上的每一道倒影、城墙上的每一片苔藓，却不得不日复一日地眼睁睁看着现代野蛮主义的泥浪席卷而来，摧毁一切美好。

从自己别墅的大理石厅中，他目睹了霍诺留斯时代的一些罗马贵族们望着金色的地平线——随着太阳逐渐西沉，那些无知的部落正越来越接近，他们来此是为了掠夺、屠杀、强奸、亵渎一切。庞培奥·莫尔门蒂大声呼喊：“谁能将威尼斯从这可怕的威胁中拯救出来，那将是多么伟大而崇高的事业啊！”但他心里明白，根本没人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如今威尼斯的艺术珍宝已落在外商和投机者手中，对他们而言，威尼斯昔日的辉煌毫无价值。

他一生都在与威尼斯的艺术及其艺术家们共度时光；他亲眼看着那些破坏者肆意毁坏着这里的珍宝，如同一个看到母亲蒙受耻辱的儿子一样，他为威尼斯所遭受的屈辱与不公而心痛不已。威尼斯与其姐妹城市命运相同，同样的重担也压在它们身上；从蒙特罗萨山到埃特纳山，半岛上的每一座城市都遭到了侮辱、玷污与破坏，就像威尼斯本身一样。但威尼斯面临的威胁更为严重——它面临着彻底毁灭的危机。现在，一些投机者正在策划着让威尼斯像一艘渔船在暴风雨之夜被海水吞没一样彻底消失，连船体、木料以及船员都会一并消失。

几周前，莫尔门蒂独自投票反对进一步破坏卡莱地区，也反对在卡内莱佐运河上开通夜间渡轮服务。这一票虽无人支持，却成了他最高的荣誉，同时也成了他同时代人及同胞的耻辱。但他试图对抗贪婪与愚昧的力量，却是徒劳无功。无论是在威尼斯的议会大厅里，还是在蒙泰奇托里奥的议会中，他都在努力抵抗那些由伪文明所带来的破坏性力量，但终究无济于事。

他所称的“湖泊的埋葬”行为每天都在发生：大量的黏土、沙子与石头被倾倒入那片曾经平静的湖水中。那里曾经倒映着长满马齿苋、金钱草以及常春藤叶的墙壁，还有历经岁月依然洁白的雕像、闪亮的金合欢树叶、无花果树与月桂树的枝条，以及那些雕刻精美的壁龛。

那些曾经灯火通明的神殿，如今已沦为废墟；碎石与垃圾被扔进那些注定要被填平的渠道中。墙壁被刮毁，金合欢树、无花果树和月桂树也被砍伐殆尽。那些用于运送水果的船只、香木船以及婚庆用的贡多拉船，都被装满砖块的船只挤到一边。曾经有大理石装饰的桥梁，现在则被铸铁浮桥取代，再往高处还有电话线；脚下则是铺好的道路或碎石路。马可·波罗如今已找不到自己的房子了——那房子依然存在，但周围的一切都已面目全非，被破坏得不成样子。

几年前，纳尔尼宫与天堂之桥共同构成了世界上最美丽的景观之一。如今再去看看那个地方吧，简直足以让卡多雷的老人从坟墓中惊醒。在两座建筑之间，仍然可以看到14世纪时建造的精美尖顶，上面雕刻着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她张开双臂，迎接跪在她面前的人们。然而那座美丽的桥梁已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有着沥青路面和涂漆金属栏杆的丑陋建筑。同样，托伦蒂诺的圣尼科洛地区的三座桥梁那优雅而雄伟的拱门，如今也只存在于画家的画作之中了。曾经由那些优美的拱门连接起来的马尔泰战场附近的三个区域，现在则被三座由灰泥和铸铁构成的建筑粗陋地连接在一起。

莫尔门蒂在他的最新著作中写道：“在圣玛尔塔的阿尔泽雷地区，这里曾经是绿意盎然、阳光明媚的地方，虽然算不上富裕的街区，但其风俗与传统却极为有趣。如今，那里却被一家棉纺厂给占据，显得极其丑陋。在公共花园与利多海滩之间，原本应该是圣赫勒拿岛那样风景如画的绿地，但现在却是一片泥泞与焦渣构成的荒地，而且这一片区域还在不断扩张，有可能侵占掉将这里与花园以及圣彼得罗·迪·卡斯泰洛隔开的水域。在这片由焦炭和泥土构成的荒地上，最近建起了各种办公室、仓库、烟囱和机器设备，而那座美丽的15世纪教堂则仍隐匿其中，仿佛因羞愧而不愿露面。不过，这种破坏终究毫无意义，那些投机行为也以失败告终。艺术与历史为这座湖泊中最美丽的瑰宝被如此愚蠢且毫无意义地毁掉而悲叹不已。”圣赫勒拿岛的毁灭、圣乔治的景色以及圣利奥的桥梁，都因此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只是那些丑陋的新建筑。

帕尔·蒂埃波洛宫那漂亮的棕色大理石上又加盖了新的建筑；面对卡多罗宫的，是那丑陋的铁制仓库；帕尔·萨格雷多宫则被涂上了白色涂料；皮耶特罗·隆巴尔多设计的杰作帕尔·科内尔-斯皮内利宫也遭到了不当的改建与扩建；福斯卡里宫则被涂上了红色颜料——那种类似赤铁矿或红赭石的颜色。这些都是有品味的旅行者、有文化的艺术家们能够看到、数得出来并加以谴责的罪行。然而，还有无数其他损失，为世人所不知，那些15年前还不了解威尼斯的人更是无法想象：由于市政议员们的破坏行为，那些狭窄的小巷、阿泽雷区以及各种中世纪的桥梁——包括我上面提到的那些桥梁——还有无数具有历史意义且美丽的角落，诸如古老的井、喷泉、神龛，精美的雕塑和壁画碎片，庄严的修道院墙壁，优雅的教堂尖顶和修道院钟楼，栏杆、拱门、门廊，以及通往手工锻造的铁制阳台的螺旋楼梯，还有那些如同蕾丝般精美的金属灯具，所有这些都被毁掉了，要么被拆除，要么被覆盖，要么被出售。最糟糕的是，那些美丽的绿色空间也被毁掉了，它们被称为“il Campo”或“il Campiello”，也就是“田野”或“小田野”。过去，威尼斯人就是在这些地方放羊的。那些被古老房屋、修道院、塔楼、码头和桥梁环绕着的草地，每处中央都有一口雕刻精美的井，附近还有划船的声音。

几乎所有这些地方都遭遇了与圣玛格丽塔广场上那座美丽住宅相同的命运。莫尔门蒂对那座住宅感到尤为惋惜——它的威尼斯风格建筑、雕刻精美的走廊、攀爬的藤蔓、青铜栏杆，以及喷水装置都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黄色的现代建筑。而那座曾经深受所有艺术家喜爱的圣母像浮雕，则被卖给了一个画商。

“真的只有瞎子才看不出本世纪后半叶威尼斯的糟糕治理状况，”莫尔门蒂写道，“那些还年轻的人应该还记得，曾经的威尼斯是多么富有诗意、风景如画，充满了迷人的魅力。而现在，它却因为一种愚蠢而野蛮的新奇追求而被毁掉了。”

究竟哪种语言才能足以谴责如此邪恶而愚蠢的行为呢？他引用了菲利普·德·科米纳斯关于“他所见过的最辉煌的城市”、“世界上最美丽的街道”（大运河）的描述；他还补充说：“如今走进这条街道的陌生人，只会发现自己身处一条由商贩们构成的巨大通道之中。”的确，正如他所说，大运河现在只不过是一个满是商人和古董商的巨大市场，各种彩色海报上贴满了数百条广告，宣传着那些在古老宫殿里出售的商品。目前正在威尼斯成立的外国商人联盟，只会让这座城市更加衰败。意大利的政客和地方政府常常被指责没有充分鼓励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商人和制造商在意大利投资，同时还对在意大利经营的外国企业征收过高的税收；事实上，如果能够更有效地阻止这些外国企业的进入，那当然更好。人们主张它们能为该国带来资本，它们确实可以这么做，但只是为了把资本拿走谋取私利，而意大利的劳动者则只能辛苦劳作，只为让伊顿广场或第五大道上的那些百万富翁们更加富有，与此同时，那些在自家土地上从事商业活动的意大利商人，却要面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低价竞争。我并不完全同意莫尔门蒂的许多观点（比如他对英国前拉斐尔派艺术的推崇），但在关于威尼斯的地位以及正在摧毁它的种种行为的问题上，我完全赞同他的看法。我也完全同意他对所谓“现代那种低级而琐碎的艺术”的严厉批评，以及他对那种导致现代人无法欣赏色彩与比例的和谐、也让现代建筑师无法在古老建筑旁建造新建筑而不破坏其美感的状况的批判。乔托能够在帕多瓦的罗马圆形剧场废墟上建造教堂，尽管两者风格截然不同，但却能做到完美融合。

当现代人拥有足够的直觉，能够欣赏到其他时代的艺术作品时，他们认为最能表达这种欣赏之情的办法，就是想要拆毁周围的房屋，让那件艺术品暴露在空气中。莫尔门蒂说得非常对：“对于那些能够感受艺术之美并尊重艺术的人而言，他们的神圣职责就是对抗时代中那些具有破坏性和不敬行为的趋势。”然而，唉！这无异于西西弗斯的徒劳劳动。目前有一项计划，打算在梅斯特雷与威尼斯之间修建一条高架轨道，与现有铁路线平行。很难理解那些希望将这座美丽的水上城市变成普通陆地城市的人的动机与想法；其实很容易就能看出，这些动机才是他们想法的根源——因为只有那些贪婪的特许经营商和承包商才会想出这样的计划。这些特许经营商和承包商，其实就是古代传说中的食尸鬼与吸血鬼的现代代表。对他们来说，就像奥芬巴赫笔下的那个刽子手一样，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他们完全被对利润的渴望所驱使，为了利益，他们愿意牺牲一切其他因素；事实上，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其他任何考虑。多年来，他们一直把目光投向意大利，现在则把目标转向了阿比西尼亚。威尼斯本质上是一座水上城市；在现行的制度下，如果像对待陆地城市那样对待它，它不仅会像那些陆地城市一样被破坏得面目全非，还会被洪水冲走，从此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阴暗、肮脏、充满商业气息的港口，有仓库、工厂、码头、粮仓、发电厂，以及各种污染严重、拥挤不堪、色彩斑驳、单调恐怖的场景——就像你现在在美国的任何海岸线上所能看到的那样。詹贝利尼和维罗内塞笔下的威尼斯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小小的海上匹兹堡。目前，莫尔门蒂已经成功阻止了这项梅斯特雷计划，但是，关于在卡纳莱佐河上建造夜间蒸汽船以及在南泽诺岛下建造浮桥的恶劣计划，虽然已被威尼斯议会四次一致否决，但在第五次提出时却还是被接受了（因为有不可告人的势力在背后操纵）。

对于所有热爱威尼斯的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威尼斯根本不值得让他们感到如此焦虑。那些投机者就如同X射线一般，总能找到办法穿透紧闭的门窗以及各种障碍。铁依然能够阻挡X射线，而像安东尼奥·多纳·德拉·罗萨伯爵这样的人，也会成为投机者的阻碍。他以轻蔑的态度拒绝了用两百万金币购买其威尼斯宫殿里那些历史悠久的挂毯的提议。

如果每个意大利省份都能有五十个像多纳伯爵这样的人，他们或许就能遏制住那种破坏的狂潮。但如今，像多纳伯爵这样的人物已经极为罕见，而且每过十年就会更加稀少。那些卑鄙的买家通常会遇到同样卑鄙的卖家，他们用诱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行为或许能让个人致富，但却无法提升一个民族的境界；而且通过卑劣的交易、在证券交易所或俱乐部里的赌博，往往无法长久地保持财富，因为那些不义之财很快就会消失殆尽。那些对这两种赌博方式都毫无兴趣的人，大多会回避行动和公共生活。很少有人能像莫尔门蒂那样勇敢，他不顾可能招致的敌意，依然投身于斗争之中，而且往往也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试图做些无望的事其实毫无意义。在没有任何人响应你的呼吁的情况下，任何公共事业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而在意大利，那些暗自表示支持的人的声音也被压制住了；人们不敢发声，害怕被指责为缺乏活力、反对进步（天哪！所谓的“进步”不过是把神庙换成酒馆罢了！）；他们还害怕被贴上保守、浪漫、不爱国之类的标签。在市政管理以及其他政府机构中，一切事务都由那些操纵权柄、贪图金钱的人以及投机者来决定。

胆小的民众们聚在一起，沉默、顺从且充满恐惧，就像一群被剥去毛皮的羊，却不敢抱怨。那些敢于抱怨的人要么被忽视，要么一旦制造麻烦就会被镇压。威尼斯的贡多拉船夫们多次反抗那些“黑色恶魔”——即蒸汽船——对他们生计的破坏，但总是立刻有力量介入，将他们残酷地镇压下去，关进监狱，剥夺他们的……

他们的生计就依赖于这份工作。由于这门职业看起来如此美好，划桨的动作也似乎很简单，因此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根本无法想象贡多拉船夫所面临的艰辛。在夏季，如果威尼斯的游客众多，那倒还不错，他们也能获得不错的报酬，尽管不会很高；但在其他季节，他们则要持续面对各种艰难与疲劳。在寒冷的天气里——尤其是在冬至期间，威尼斯的寒冷程度极为严重——在渡船上长时间值守实在是一件极其痛苦且艰难的事，尤其是那些漫长的寒夜。当来自阿尔卑斯山或亚得里亚海的冰冷风刮来时，贡多拉船夫不得不直面这些狂风，而他们所搭载的乘客则可以待在温暖的遮蔽处。贡多拉船夫通常体格强健、动作灵活，相貌也多很英俊，而且几乎都聪明过人，熟悉传说与诗歌，同时举止礼貌、有教养。他们本应得到统治者们的重视，然而令人痛心的是，从来没有人真正尊重过他们，他们的权益也从未得到保障，所受的伤害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没有哪个群体比威尼斯的贡多拉船夫更值得关注，也更值得被尊重；可他们却被当作无足轻重的存在对待。他们长期享有的权利得不到重视，所受的伤害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如果能够公正地举行投票的话，那么大运河上就绝不会允许蒸汽船通行；同样，如果佛罗伦萨的民众能够公正地表达意见，那么佛罗伦萨的中心区域至今仍会保持原样，不会被改变。据那些有判断力的人所说，那些在冬季风暴中保护威尼斯免受海浪侵袭的巨大防波堤，正在因为恶劣天气中的高潮冲击而逐渐受损，急需进行昂贵的维修工作。然而，向罗马的政府提出这一迫切需求也是徒劳的——政府既不亲自承担这项工作，也不允许威尼斯人来做。对于那些愚蠢且毫无必要的工程，比如在公爵宫内安装电灯之类的，威尼斯人……

尽管人们不断抗议，但政府却总是乐于浪费数百万的资金。而对于那些确实至关重要的工程，比如加固海堤，政府却连一分钱都不愿意投入。威尼斯的建筑如同石竹花或海底的珍宝般脆弱而美丽；它的城墙、扶壁和地基都深陷在含盐的泥沙之中；其基桩上长满了绿色、棕色和紫色的杂草；那些雪白的大理石与红褐色的石头则倒映在波光粼粼或停滞不动的水面上；它们会在那些该死的明轮船的震动下颤抖，也会在引擎的轰鸣与齿轮的转动中像活物一样摇晃。由于内部受到蒸汽与野蛮势力的侵袭，如果海堤在冬季海水的压力下崩溃，这座城市无疑将无法抵御汹涌的潮水；不幸的是，在异常高的潮汐与猛烈的风暴来临时，这些巨大的海堤很可能会倒塌，整个城市也将被亚得里亚海的水淹没。谁会在意这是否就是它的命运呢？承包商、投机者、官僚窃贼以及外国投机分子将会享受到在梅斯特雷东北部建造一座崭新城市的乐趣与利益；所有与圣马可之狮有关的记忆都将随那些青铜马一起沉入海底。如果威尼斯仅仅成为埋藏在海藻与沙子中的过去回忆，许多政客们或许会过得更轻松些。因为没有什么比弱小的现在对伟大过去的敌意更恶劣、更令人不安的了。正是这种恶意与嫉妒，再加上对利益的贪婪以及低劣的审美观念，导致了意大利那些伟大城市的毁灭，而且将来还会继续如此。如果我们不是处处都能看到这一现实，恐怕很难相信，在这个时代，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罗马这样的城市竟然会为了那些操纵权柄之人的卑鄙利益而被牺牲掉。这些城市原本拥有独特的美丽、丰富的文化传统以及英雄般的特质，足以保护自己。

过去，每一座建筑都凝聚了最杰出的人们的辛勤劳动，那里的氛围与风景为人类建造的建筑增添了超凡的美感。然而如今，它们全都已沦为废墟，被洗劫一空、毁坏殆尽，仿佛有一群野蛮人闯入其中并将其摧毁一般。没有任何语言足以形容它们所遭受的破坏之严重。

在弗拉维安圆形剧场的墙壁上，生长着无数在其他地方绝无仅有的植物；这些植物原本来自那些已被毁灭的森林世界，属于那些早已消亡的植物王国，它们的种子或许是在军团从帕尔米拉或巴比伦而来时附着在士兵的鞋子上而带到这里的。众所周知，这些大自然馈赠的珍贵遗产在意大利人占领罗马的最初几年里就被无情地毁掉了。

用刀子或酸液来毁掉斗兽场里那些独特的植物，其实只是过去十五年来人类不断破坏、侵蚀、摧毁人类智慧结晶的种种行为的一个缩影罢了。如今，意大利城市所遭受的破坏，甚至没有那些考古学家为摧毁那些植物而找的借口。将古典而富有艺术价值的城市贬低到布卢瓦约或克朗代克那样的水平，只会带来损失，毫无益处可言。

在罗马，人们决定拆毁威尼斯宫和托隆尼亚宫，只为了能让那尊尚未筹齐资金的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雕像从科索大街上清晰可见——这种做法既愚蠢又幼稚。为了安置那尊雕像，坎皮多利欧山的美丽景观早已被毁，难道这还不够吗？拆掉阿马德伊塔楼，然后在原址上建餐厅或酒吧，真是愚蠢至极的行为，其对历史与艺术的伤害之大，简直因这种愚蠢行为而被忽视了。为了拓宽道路而砍掉大主教宫殿的一部分，为了修建简陋的街道而毁掉奥里切拉里花园的一半，还在佛罗伦萨的钟楼、洗礼堂和主教堂下方的石板路上铺设有轨电车的轨道，这些都是对所有受过教育的人的极大侮辱。

整个世界以及五个世纪的历史。为了在原址上建造铸铁浮桥而摧毁帕拉迪索桥，这种行为实在令人发指；只有那些被酒冲昏头脑的小丑才会想到这么做。而为了满足一家甚至可能破产的造车公司的利益，将美丽的圣赫勒拿岛变成一堆灰烬，这种做法既毫无商业头脑，也毫无益处，更是一种不敬的行为。

在过去十年里，为羞辱和破坏意大利的城镇而采取的种种措施，既缺乏常识，也毫无道德可言。破坏的过程其实早就开始了，但在过去十年里，其速度从缓慢的步伐加快到了飞快的节奏。那些争相率先进行破坏、毁坏和掠夺的人，就像在跳圣维特之舞一般；他们每个人都急于获得那些掌控着这些伟大城市命运的官员们的认可与赞许。

外国读者应当记住：意大利并没有艺术部长。只有教育部长、公共工程部长和农业部长，所有与艺术和建筑相关的问题都由这三人负责处理，并需与各地方政府协商决定。他们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危害实在难以估量，因为他们在被选中时往往并不考虑其审美素养。事实上，如果有人像维拉里那样展现出相应的学术能力与工作才能，那他掌权的时间也会非常短暂。据说，有一位现任农业部长在参观布雷西亚附近种满橄榄树的山谷时，竟然感叹道：“多漂亮的柳树啊！”

对于教育部长和公共工程部长来说，他们在各自负责领域内也表现出类似的无知。如果设有艺术部长的话，那他肯定会是从律师、制造商、科学家或乡村居民中选出的。

另一位农业部长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则对其负责领域的知识有着极为扎实的了解。他自己就是个农业专家，还拥有大量土地，因此很清楚该怎么做。

他知道该如何行事；凭借自己的精力，成功阻止了根瘤蚜病的蔓延，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但在农业领域之外，他的影响力就不那么显著了，因为他不幸地总是插手那些与农业无关、也超出他知识范围的事务；比如他下令摧毁皮斯托亚这座古老军事城市的四分之一区域，还浪费了大量资金来建造新的储蓄银行。如今，皮斯托亚的民众为这座建筑的设计方案而激烈争执，而他们许多最精美、最宏伟的宫殿却只能空置着逐渐腐朽！

一个极其正直、一心想要做公正明智之事的人，往往难以抵挡周围人的压力、权贵们的游说以及那些贪图利益之人的纠缠。就像皮斯托亚发生的那种令人震惊的浪费行为一样，它会让每个城市变得贫穷，让城市被丑陋的砖石建筑和怪异的金属纪念碑所破坏。在那些地方，一个可怜的女人要想把一品脱牛奶卖出去，就得向守卫缴纳4分钱的税；而一个拥有少量山羊的人，每年也要缴纳200法郎的税，才能让这些山羊到街上为病患和儿童提供一点食物。如果现在正在审议中的法律得以通过，由国家来偿还各市镇的债务，并且今后国家还大量向各市镇提供贷款，那么这些开支将会增加十倍，随之而来的腐败现象也会相应加剧。

在这件事上，各个统治阶层都没有无辜之人；内阁成员、参议员、众议员、省长、市长、市议会、省议会，所有人都在犯同样的错误，他们竞相提出并实施那些令这个世纪末蒙羞的恶劣计划。在当今的市政管理中，一切都是以次要的利益为代价来牺牲重要的利益；自满、平庸、投机取巧、腐败的人总是被优先考虑；那些在事务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人，都是忙碌、精明、敏锐，但却毫无同情心，他们只追求世俗的繁荣，哪怕这种繁荣再丑陋。向这些人谈论古代城市建造者所怀有的那种崇高理想，无异于用一种他们听不懂的语言在说话。

一派胡言。目前，他们才是世界的统治者，而构成他们的，不过是同样的泥土罢了——无论他们是以皇帝还是承包商的身份出现，是国王还是仆从，是大臣还是教士。此刻，整个地球都掌握在他们手中。
威泽瓦将这种贪得无厌的破坏欲望视为现代性这一普遍弊病的特征，这无疑没错；但他似乎并未将其根源归结为真正的罪魁祸首——对利益的贪婪。
那些工程师、建筑师、承包商、市政议员、银行家、高利贷者、投机商、公司董事长、股东以及董事们，根本无法从那些美丽城市的古老荣耀与美好之中获得任何价值；市长们也得不到任何回报来补偿他们所有的卑躬屈膝与奉承讨好；议员们更找不到任何有用的财富来让那些投票支持他们的人致富；至于那些追求利益的人，他们同样无法从对过去之美的尊重中得到任何好处。
杰弗罗伊在坟墓中大声抗议的，正是那种对罗马的无耻亵渎行为，其动机难道不是贪婪吗？佛罗伦萨的整个中心地带——那些历史悠久的塔楼、教堂和宫殿——被肆意摧毁，取而代之的是丑陋的酒店、怪异的商店以及荒谬的纪念碑，这同样是出于贪婪的动机，这是对历史与艺术权利最可悲、最不可原谅的伤害。
威尼斯在过去十五年的城市管理期间也遭到了肆意的破坏，而这种破坏仍在继续，目的无非是为了让那些贪婪的英国和美国商人、犹太投机商、德国骗子以及那些制造泡沫公司的国际资本家们获利。
所有这些破坏行为的动机始终如一，而且都是最卑劣的那种：利益。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会从中获利，或者希望获利。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动机或想法。这就像欧洲当前的外交手段一样，全是一场掠夺游戏；而大部分利益则落入了那些将赌博称为“健康行为”的人的手中。

以健康问题作为借口，其实是用来为佛罗伦萨市中心以及威尼斯的那些街道和广场被毁的行为找理由的谎言罢了。那些这么辩解的人和我一样清楚：问题并不在于居住环境，而在于人们的生活习惯。他们从不接触水；即便在农民阶层中，束紧腰腹也是女性的习惯；农妇们也像公爵夫人穿着缎面胸衣一样，被皮制束带紧紧束缚着身体。当地人喜爱的食物会引发寄生虫病、痢疾和皮肤病；他们的饮料则被掺杂了有毒物质；他们的整体生活习惯极其不健康，危害极大。他们之所以还能存活下来，只是因为空气还算纯净——而那些口口声声谈论卫生的当局，却竭力用酸性气体、化学污染物以及各种有害物质的异味来污染空气。

那些谈论卫生问题的人也和我一样了解这些事实；我再说一次，问题在于生活习惯，而非居住环境。但这种惯用的谎言却能蒙混过关，达到其目的：它让房东能够出售房产，让律师赚取费用，让承包商获利，也让所有中间商从拆除古老建筑、用劣质建筑取而代之的过程中牟利。

随着美好事物的被毁，审美意识也已消亡：统治阶级中如此，更糟糕的是，普通民众中也如此；作家、画家和雕塑家们也是如此，或者说几乎如此。如果这些艺术家们还拥有对美好事物的强烈、真实且敏锐的感知力，那么莫尔门蒂就不会在威尼斯议会中孤立无援；科西尼亲王也不会独自抵抗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毁灭；邓南遮也不会重复已故的外国人杰弗罗伊和格雷戈罗维乌斯对古罗马和中世纪罗马遭到破坏的谴责。如果这些艺术家真是具有艺术天赋的人，他们的声音将会非常有力，以至于任何政府或市政当局都不敢忽视他们。

但大多数现代艺术家都害怕得罪他们的受众、赞助人、市议会、市长及地方官员，或是那些他们希望从中获得工作机会的教育部长或公共工程部长。他们有着对荣誉的渴望，而这正是欧洲大陆最严重的弊病之一；而荣誉只能来自上层权力机构。

在那些掌权者心中，根本没有任何品味或情感可言，只有对那遥远而不可企及的过去的嫉妒。因此，那些真正感到愤慨的人也选择沉默不语；而那些投机者、偷工减料的建筑商、狡猾的律师与地产中介，以及成群结队的贪婪之徒，则为所欲为，无人制止。就罗马而言，那种最残酷、最丑陋的激情——宗教仇恨——正是导致普拉蒂·德尔·卡斯特洛地区、特拉斯泰维雷地区遭到毁灭性破坏的罪魁祸首；也是导致四辆有轨电车在圣彼得大教堂前肆意行驶、拉特兰城墙下出现那些丑陋的建筑、街道上的神龛与纪念小教堂被毁，以及所谓“新罗马”区域得以建立的根源。不过，宗教仇恨并不能成为那些对古典建筑进行野蛮破坏的行为的原因，也无法解释诺门塔纳大道和皮亚门为何会遭到破坏，更无法解释卢多维西别墅和法尔内西纳别墅这样的美丽建筑为何会被毁掉。无论罗马的市政官员叫什么名字，是鲁斯波利、圭乔利、托尔洛尼亚还是科隆纳，无论政府的首脑是鲁迪尼还是焦利蒂、克里斯皮还是佩卢，那把镐头始终都在不停地挥动，锤子和斧头的声音也在街道、花园、被亵渎的祭坛以及被毁坏的树林中不断响起。在各个城市和乡村里，那些古老的宗教建筑被如此粗暴地拆毁，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从减少教会基金和资产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毫无意义可言。废除修道院和 convent的行为，既出于对利益的追求，也出于争论中的怨恨，更是因为新兴王国渴望得到那些修道院的财富、丰厚的捐赠以及可出售的财产。这种行为毫无诚意可言——在一个几乎全是天主教国家的背景下，根本不可能有诚意。而这种虚伪性，从国家对于允许这些建筑和修道院重新建立时的冷漠态度中就可以看出来。最近，那些极端偏执的赤脚加尔默罗会修士在米兰又新建了一座教堂和修道院。

那些机构拥有三百万的资金，由大主教主持隆重地为它们举行开幕仪式。类似的机构正在各地重新出现，它们继承了那些被取缔的机构的种种弊端，却没有了它们的艺术美感，也几乎失去了那份真诚与慷慨的善心。那些年纪尚轻、尚未明白自己所做之事意义的富有的美丽少女们继续戴上面纱，而教会则因她们的嫁妆而变得愈发富有；至于僧侣们，他们对思想自由的危害同样不小——因为当他们离开修道院几小时时，所穿的不过是与周边城镇的世俗人相同的衣服罢了。

古老的修道院和女修道院至少还能给人们带来视觉上的启迪：谁能每天看到帕维亚或瓦尔·德马地区的修道院，而不受到视觉体验与艺术直觉的熏陶呢？那些旧有修道制度的复兴所带来的，不过是迷信与妥协的卑劣结合罢了。事实上，国家迫使神父们变得卑劣，将此作为允许他们存在的条件。如果他们不在所有事情上屈从于国家（哪怕是那些违背他们良知的事情），就会失去生存的许可；扎纳尔代利在最近几天里甚至试图在不遵循以往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剥夺他们的这种许可。意大利最大的不幸之一就在于，无论是激进派、保守派，还是政治生活中的其他任何团体，都不存在丝毫尊重个人自由的意识；无论是行动自由还是言论自由，都无法从国家的任何政党那里得到公正的对待。

的确，不只是在意大利，对称与和谐的感觉正在逐渐从人类世界中消失。对于那些被现代主义狂热所扰乱的现代人来说，美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其重要性也越来越不被重视。对于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男女而言，自然之美与艺术之美已完全无法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没有时间去欣赏美，也没有能够感受美的性情；美对他们来说毫无必要，既不会留在他们的视网膜上，也不会留在他们的记忆中。他们的生活就像一幅不断变化、迅速消逝的画卷，他们根本无法对其中的任何场景或主题留下清晰的印象。每年，现代人的生活习惯都变得更加丑陋，他们的感知能力也愈发迟钝。在当今时代，要保留那些本身具有美感的事物已经变得极为困难。

几乎总是遭到嘲笑，除非它能带来某种利益或实用价值。当前最普遍的欲望就是贪婪——对财富的渴望、对获取物品的欲望，以及炫耀的癖好。商业已如一只覆盖整个世界的章鱼；对利益的渴求笼罩着所有阶层；对于这种心态的人来说，美若不能带来利益，那就是无用的，甚至比无用还要糟糕：它被视为障碍与负担。

甚至，能够感知美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早已从各国的众多人口中消失了。倘若人们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变得色盲、丧失了审美感，现代城市就不可能变成如今这个样子。如果那些雇佣他们并让他们致富的世代没有艺术感，现代建筑师和工程师也就无法有工作可做。许多流行的时尚对于那些具有敏锐或精准审美能力的人来说实在难以忍受，如果这类审美能力普遍存在的话，这些时尚就不可能流行起来。即便人们的身体有缺陷，现代人也并不会因此而反感；否则，自行车就永远不可能受到欢迎。

这种对美的魅力的盲目与麻木在各个国家都存在，即便在遥远的东方，一旦欧洲和美国的现代生活方式影响到当地人，这种情况也会出现。日本正迅速成为与芝加哥一样庸俗且丑陋的国家。

毫无疑问，所谓“文明”所带来的低级审美水平、冷漠麻木的心态是普遍且不可避免的，无论是在寒冷还是温暖的地区，只要蒸汽机在运转、劣质服装被穿着，这种现象随处可见。现代人的心态甚至比缺乏艺术感更为恶劣：他们对自然之美或建筑之美都抱有残酷而充满敌意的态度，会不择手段地破坏、毁坏它们。对于现代大多数人的冷漠、刻薄、嘲讽的态度而言，美无论以何种形式呈现，都是令人反感且恼人的东西。

夏日里，那些枝叶繁茂的树木或古老的塔楼显得格外庄严美丽；而到了傍晚，它们则变成褐色和灰色。砍倒树木、拆毁塔楼，这是现代人最初的本能反应——这是一种狂暴、野蛮且永不满足的本能，源于无能与浅薄，源于对破坏的渴望，以及隐秘而卑劣的嫉妒心。我认为，毫无疑问，现代教育正在培养并加剧这种麻木感。倘若没有现代教育，现代城市就不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也不会做出现在的行为。唯一能够抵抗这种麻木感的，只有社会阶层的两个极端——农民和贵族，也就是那些最不受普遍教育影响的人。如今，只有那些完全未受过教育的人，以及那些接受过个性化、高水准教育的人，才还具备欣赏自然之美或艺术之美的能力。有一位法国作家，他对那些喜爱茶具和瓷器的人毫无怜悯之心，他最近表示，他很高兴能看到整个中国被工厂和矿山覆盖，就像草地上长满草一样。大多数现代人都没有比他更高的理想了。费雷罗也用类似的话表达了观点——我经常引用他的政治著作，并十分钦佩他的才华，但我无法认同他狭隘的社会主义观念。他甚至声称，伦巴第平原本来就是为建造工厂烟囱而存在的！即便在偏远的山区小镇、被遗忘的小城，或是位于孤寂湖泊边、栗树林中或冬青林里的地方，同样的破坏行为也在蔓延，玷污着一切。那些俗气的别墅和劣质的房屋，在宏伟的宫殿或高贵的塔楼旁显得格外不堪入目。淡绿色的油漆让到处都变得丑陋不堪，它被涂在木制的百叶窗上，再加上那些低劣的彩绘门和灰泥装饰，更显得糟糕至极。现代城市则毫不羞愧地在那些历经数个世纪沧桑的广场上展示着自己粉刷一新、刻满文字的立面。泰瑞尼海或亚得里亚海那些宁静而美丽的海湾，本应如雪莱的诗篇般美好，却被19世纪末那些粗制滥造的住宅所破坏，那些住宅看起来愚蠢至极，让人真想揍他们的脸。当然，酒馆、自行车俱乐部以及射击俱乐部也纷纷出现。

他们就站在那里，任由他们的顾客和常客破坏这美好的傍晚时光，玷污这宁静的夜晚。更奇怪的是，随着这片古老土地上城镇与风景的世俗化，人类的容貌也失去了原有的古典美与优雅，变得笨重、粗糙、低俗、平凡，甚至完全改变了其形态与色调：鹰钩鼻被钝鼻所取代，像丘比特之弓般的嘴唇被患了瘰疬的嘴巴所替代；眼睛变小且失去光泽；脸颊与下巴原本美丽的椭圆形轮廓则变成了牛犬般的下颌和浮肿的脸颊；原本清澈纯净的肌肤也变成了那种阴沉、苍白、不健康的肤色。这并非夸张之言——只要愿意花点时间观察那些聚集在城市里二流或三流咖啡馆、餐厅里的意大利年轻人，再前往偏远的乡村，去看看那些仍保持着原始风貌的意大利人，比如阿布鲁佐或亚平宁山脉中的古老村落、萨宾山或卡拉拉山区的森林深处、威尼托地区的海滨村庄、巴西利卡塔地区长满橡树的草原上的游牧羊群聚居地，或是那些坐落在高山怀抱中、宁静而庄严、尚未被机器噪音所干扰的古老城墙城镇，就能亲眼看到这种变化。在那里，还不存在洛蒂在其最新著作中所描述的那种“丑陋、黑暗、喧闹、愚蠢又急功近利的东西——那种快速掠过、震撼大地、用汽笛声和金属碰撞声打破宁静的东西，那就是铁路！铁路比时间还要具有破坏性，它传播着工业生产的低劣产品，每天带来无数庸俗与愚蠢的事物。”在乡村，他仍然可以找到成千上万个拥有卢卡·西格诺雷利式的青春面貌、乔尔乔内与卡尔帕乔笔下的骑士形象、保罗·维罗内塞笔下的年轻神灵、提香笔下的高贵长者、米开朗基罗笔下的端庄女性、拉斐尔与科雷焦笔下迷人的儿童。但在城市里，以及那些受到城市道德与物质污染的乡村里，他只能看到那些堕落的现代人：他们带着自负的嘲笑、愤世嫉俗的笑容、罪犯般的面容、皮肤上的疹子、呆滞而无礼的眼神、发育不良的身体，还有因现代学校、现代科学家以及现代酒馆所造成的充满尼古丁和化学物质的恶臭气息。

商业，原本应是带来益处的力量，却迅速变成了祸害。它占据着一切空间与资源，让所有更高的目标都无从存在；军队和海军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保护它；有一位英国首相在市长宴会上毫不羞愧地宣称，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开拓新的贸易领域，并为商人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提供保护。最近，他的殖民地事务大臣与财政大臣也重复着这种极其卑劣的观点，将此视为一个国家应有的责任，以及士兵和水手应尽的义务。

殖民地事务大臣甚至表现得异常热情，声称大不列颠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其商业。毫无疑问这可能是事实，但那并非值得称颂的特质；相反，它正是各种罪恶的根源，也是崇高理想的敌人。以商业的名义，谋杀、盗窃和折磨都被合法化，最野蛮的利己主义则被奉为神圣。如此这般，大不列颠所拥有的不过是物质上的强大罢了。

仅以一个国家的商业状况来衡量其美德，就如同仅以一个人的收入多少来评判其品德一样。这种评价方式在世界上很常见，但绝不能被视为高标准的衡量标准。然而，对于大不列颠而言，可以以商业的优先性为借口而牺牲其他一切利益，但意大利除了北部的一些地区外，却无法以同样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在意大利的六分之五地区，需要得到保护的其实是小型商业——那些个人从事的手艺、工艺和行业。这些行业在过去曾繁荣发展，若非受到直接和间接的残酷税收压迫，依然能够平静安稳地生存下去。它们既不会破坏那些美丽而古老的城镇风貌，也不会对其造成任何损害：铁匠在伦巴第式拱门下工作，药剂师将药膏和药材置于古老的陶制容器中，理发店的标志则立在文艺复兴风格的圣坛旁，卖布的人将货物堆放在17世纪风格墙壁的雕塑旁，种子的包装袋上则展示着那些在 medieval式窗户的铁制装饰后面闪闪发光的果实。真正破坏他们家乡的，不是这些行业，而是英国的财团、犹太人的财团、德国的货币兑换商、美国的电车承包商、外国的电力公司以及外国的连锁商店老板们。

他们只追求自己的利益，还引诱那些掌握着这些历史悠久且曾经繁荣的地区的命运的人做出可耻的行为。费雷罗在这一点上写过一段真挚而感人的文字，这段文字远比他关于伦巴第和工厂的观点更有价值。他在一篇题为《意大利的贫穷与富裕》的精彩文章中写道：

“新型商业活动在其大规模的商业运作中，往往只会将资金和商业活动集中在意大利的少数城市里，其他城市则满足于自己微小的贸易规模；一旦他们那微薄的财富受到威胁或耗尽，他们就会陷入恐慌。许多这样的城市在过去曾是富庶的，至今仍保留着它们辉煌过去的痕迹——华丽的宫殿、宽阔的广场、宏伟的教堂；它们身上洋溢着一种对往昔的敬重与宁静的气息。然而，在这些城墙之内，却常常上演着悲惨而残酷的悲剧：在文艺复兴时期建造的宏伟宫殿以及中世纪伦巴第地区美丽的教堂之下，人们正慢慢因饥饿而死去。那些古老的中小型产业被北方那些强大的商人所压制，逐渐消失。这些小型产业以及个体手工业的衰落始于几十年前，但那时的痛苦程度远没有现在这么严重，而如今它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反抗。对于这种反抗，政府只是用刺刀镇压，再加上粮食税，这简直就是犯罪行为。”

作为政治经济学家，费雷罗认为不应采取任何手段来人为维持传统的生产与贸易方式，但他也正确地指出，国家若人为地削弱这些传统产业，那便是极其恶劣的行为。用各种苛刻的法令来消磨人们的耐心；让那些靠诚实劳动过日子、安于现状的人陷入绝望；通过人为抬高食品价格以及各种税收来让他们挨饿，从而摧毁小商贩、普通家庭以及农村卖货人的生活；通过过高的税收使得小型产业无法生存；甚至向最贫困的劳动者征收所得税——这些都是当前以及以往所有意大利政府所犯下的可怕错误和不可原谅的暴行。如果局势已经动荡不安，谁还会感到惊讶呢？粮仓由军队把守，而数百万人却在挨饿。

那些精美的雕刻作品正在我们眼前被拆毁、粉碎，却无人在意。
我熟知一片广阔的平原，那里有众多溪流，始终沐浴在西方的阳光下；从八月到十月，这些溪流中会开满数以百万计的白色睡莲。
没有比这更美的景象了——无数被雪色花朵覆盖的溪流，唯有水鸟、芦苇以及一些水生植物能与清澈而缓缓荡漾的溪水为伴。它们与《岩石上的圣女》故事中圣女与她的兄弟们以及克劳迪奥所乘的河流极为相似。然而，农民们却肆无忌惮地驾驶着黑色平底船冲进这些如银杯般的花朵间，残忍地撞碎它们，然后将它们堆在船上，再扔到岸上任其腐烂，用作肥料。这些船夫的粗野无知正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其实，那些睡莲完全可以不用当作肥料……

它们得以享受美好的生命，直到变得枯黄凋零才会被采收；而那些采摘它们的人却不愿等待它们自然衰败的时机，他们会在花朵盛开时就将它们毁掉，就如同在田野和树丛中捕杀鸟儿一般。它们的命运与那种在日落时分呈现玫瑰红色的百合花相似——那种百合花曾静静地生长在梅斯特雷与穆拉诺之间的水面上，却被一群外国商人和本地商人粗暴地拔除、毁坏，只为了让他们能发财致富。无疑，如今威尼斯的命运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在全世界范围内，资本家与社会主义者都跨越彼此的分歧，联手摧毁一切美好、优雅、和谐且值得尊敬的事物。但在意大利，这种破坏行为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可悲和可耻，这得益于意大利辉煌的过去，也因为这片曾经如同灯塔般照亮大地的土地，如今正日益陷入黑暗之中——那是现代世界带来的可怕黑暗，源于污染的水源与空气、被毒害的肺脏所呼出的气息，以及饥饿人群所带来的压力。最卑劣的腐败与最极端的贪婪，如同魔鬼鱼的触须一般紧紧缠绕着意大利，每时每刻都在吞噬着它。

[1] 《两界评论》，1895年1月1日。
[2] 我猜应该是风铃草、斑点兰或毛地黄吧。他总是渴望知晓“无法捉摸的秘密”，却不愿费心去了解眼前花朵的名字，这正是他的特点。
[3] 他在这里指的是《快乐》一书中的安德烈亚·斯佩雷利。
[4] 这是我在1897年写的；英格兰很快便证明了其中的真实性。
[5] 有一部名为《科莱昂》的小说再现了唐·奥尔西诺的形象，但它是在这些文字发表之后才出版的。这部小说很受欢迎，可惜的是，唐·奥尔西诺在书中被描绘成了一个单纯的浪漫情人，而在现实生活中他绝不可能变成那样的人。

[6] 此文写成之后，J·卢博克爵士已被封为贵族；而我们亲爱的梅斯特尔·谢尔布利耶则已经离世。
[7] 《无上的仁慈》，J·H·罗斯尼著。
[8] “wild”应该是“white”的误写吧？斗篷不可能是“野生的”，它也不适合作为石南树的形容词。
[9] 虽然希望渺茫，但中国境内的种种复杂状况（任何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应能预见并提前做好应对措施）或许能让英国人意识到，他们最终将为张伯伦内阁的奢侈行为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
[10] 此文写成之后，拉斯金和罗塞蒂的信件被公之于众——对逝者而言，没有比这更恶劣的冒犯行为了。
[11] 要知道这种事有多可能发生，只需看看1900年春天开普地区的那些时髦女性：她们穿着华丽的服饰，戴着漂亮的假发，帽子上装饰着鸟饰，还经常去野餐、用餐，欢声笑语不断。正如著名外科医生特雷维斯先生所说：“让我们去看看那些伤员吧！”
[12] 查尔斯·康拉德·阿博特，医学博士。
[13] 前几天，在墨西拿的一家剧院里，一位年轻绅士公开表达了对演出的不满；旁边有人让他闭嘴；那名年轻人以拳头回击了这种无礼行为；那人立刻掏出手铐给他戴上了——原来他是一名便衣侦探！无论身份如何，意大利人永远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正被人监视着。这种恐惧感会毁掉最无辜之人的生活。
[14] 今年四月，巴勒莫颁布法令规定：由于女性的裙子若扫到那些结核病患者排出的污物，且这些污物已在阳光下干涸，这有损卫生，因此所有在巴勒莫行走的女性都必须缩短裙长！法令还强调，健康比时尚更为重要！
[15] 农民们饮用从酒桶残渣中提炼出的酒；而其他人则饮用那些在酒馆里出售的化学饮料——这类饮料在街道上随处可见，农民们也常常饮用它们。
[16] 现在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卢多维西花园的存在，因为新罗马世界的各种时髦潮流都涌向了位于皮翁比诺区的美国领事馆。
[17] 几个月前，当时的首相鲁迪尼侯爵出席了在那不勒斯举行的一位年轻女亲属的戴面纱仪式。
[18] 前几天，我从火车上看到了一座古老的伦巴第式塔楼，它被涂成了亮粉色！

科尔斯顿与科伊有限公司，印刷商，爱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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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于那些尚未满足捐款要求的州，我们不会主动寻求捐款，但据我们所知，并没有规定禁止接受这些州内的捐赠者主动提供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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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关于古腾堡计划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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